同運議程LGBT+ Agenda (2026年1月)

為甚麼《給阿嬤的情書》可以在香港，甚至在其他地方上映？或許這樣問，為甚麼《給阿嬤的情書》可以在內地上映這麼久？作為一部成本僅1500萬人民幣的低成本製作，只起用素人演員，沒有明星效應。相信導演及製作團隊一開始便沒有打算把這電影打出甚麼名堂，甚或只想過，只要有影院肯上映，能賺回成本已經不錯。但黑天鵝總會不時出現，《給阿嬤的情書》在內地播放了兩個多月，靠的是觀眾的回饋及口碑，以至各大影院甚至出現過緊湊排片的情況。

一部好的電影自然離不開好的故事，但沒有好的導演及演員演繹，一切都是枉然。坦白說，《給阿嬤的情書》算不上是一部高潮迭起的劇情片，沒有煽情的對白，沒有那種商業電影預先設計好的激情畫面，只是以平實的手法表達人間的情與義。或許，這個世界愈來愈複雜，人與人之間愈來愈多計算，因此當有一部描述「舊時代」那種人與人之間的愛情、親情及友情的電影出現時，人們不禁動容，感動於這種身而為人便應該擁有的胸懷和感情。

反觀現今愛情，在同一天空下可以愛得如膠似漆的戀人或夫婦，但當理念有衝突、事業發展不同步、愛侶分隔兩地，又有多少對還可以繼續走到天荒地老？在以男人為主導的潮州文化，有多少女性可以忠於自己的愛情及人生，不願將就，不想為了結婚而結婚？又有多少女性可以做到愛屋及烏，為所傾慕之人的愛侶說了足足十八年的謊言，只為了不忍讓她心碎，讓她懷著盼望靜待歲月？

有不少人說《給阿嬤的情書》是電影界中的黑馬，因為它沒有閃耀的明星、沒有亮麗的宣傳，甚至連語言也是：全片都是說著潮州不同地區的方言，連生活在潮州的大多數人都表示需要依靠字幕，才能明白劇中人在說甚麼。這匹黑馬跑出來，無非是告訴大家，與人「談情」不需要呼天搶地，也不需要商業公式或龐大資源，只要你能認真地談情，與你同樣認真對待感情的人，就一定有回應。

參考資料：

〈給阿嬤的情書｜香港6.18上映　內地電影狂收15億票房豆瓣高分9.2 〉，《 香港01》，最後更新日期：2026年6月8日。

人所擁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剝奪，唯獨最後的自由無法被拿走 —— 在任何境遇裡，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

~ Viktor E. Frankl

或許人們天生或多或少都帶有自卑感，但低自尊多數是後天造成的。[1] 「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創始人阿爾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提出，「每個人都有自卑感。但自卑感不是疾病，它是對健康、正常的奮鬥與發展的刺激。只有當不足感壓倒個人，不但無法刺激有益的活動，反而使人沮喪、無法成長時，才會成為病態的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2] 換言之，根據阿德勒，自卑感是「感到和理想的自己所產生的距離」。[3] 覺得「自己不夠好」的感受，其實可以成為一股力量，推動人設立人生目標，並以屬於自己的方式追求成就與優越感；[4] 而自卑情結則是指，當人面對困難時，不願意想著「我要努力克服」，反而陷入「因為我太差太笨太沒用，所以我不可能成功」的負面思想。[5]

自卑情結的常見表現包括：低自尊、自我價值感低落；刻意疏遠、迴避他人；社交場合不願主動表達和參與；習慣自我批判、充滿自我懷疑；難以訂立目標、實現理想；容易陷入焦慮與抑鬱情緒；難以接受他人批評，也無法坦然接受讚美；不信任自己的判斷力。有時候，自卑情結在行為表現上，會與優越情結極為相似：「因過度補償內在的自卑感，而對自身能力與成就產生誇大的自我評價。」優越情結的症狀包括：過度高估自我；自以為權威、覺得自己高人一等、不願傾聽他人意見；為彌補自認的缺點，在單一領域過度努力、極力補償；情緒起伏大，被他人反駁時容易動怒；競爭心過強、具有攻擊性等。無論是有自卑情結或從其衍生出來的優越情結，都會對個人的生理機能、心理健康、學習、事業與人際社交能力等，帶來負面影響。[6]

人們或許天生或多或少都有自卑感，然而，個人在家中的排行、童年受屈辱的經歷、先天身體狀況或生理缺陷，或是天生缺乏對他人和社會關懷的素養等，都會影響自卑感的高低。[7]

話雖如此，不過，即使先天體質未必完美，受限於家庭環境，又或是成長過程中被塑造成低自尊，仍可以活出獨立自信，成為幸福的人。阿德勒，以及意義治療法與存在主義分析的創辦人維克多·法蘭克(Viktor E. Frankl)，都拒絕以「過去的經驗來決定自己的人生」。阿德勒認為，一個人即使「童年缺乏父母關愛」，只要懷著人生目標，清楚自己想要成為甚麼樣的人，就能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8] 至於法蘭克，經歷過集中營的囚禁磨難後提出：人所擁有的一切，都可以被剝奪，唯獨最後的自由無法被拿走 —— 在任何境遇裡，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

以下是肥仔(化名)與KK(化名)的分享，他們的經歷正好說明，人生不會盡如人意，無論天生的外形或家庭背景，都是自己無法選擇的，但正如法蘭克所言：「在任何境遇中選擇自己態度的自由」。

肥仔從小到大身形都如綽號一樣——肥。他並非普通的胖，他曾在乘坐交通公具時，只因他身形龐大，無故遭到一位陌生長者無禮對待，他卻心胸豁達，對整件事一笑置之。不難想像，身形特殊的他，大有可能被他人取笑，然而在他身上，非但沒有發現自卑感，反而滿是不同的人生成就。他頗具音樂才華，也樂於在人前表演，學業成績更不用說。擁有博士銜頭的他，卻沒有困在學術的象牙塔裡。他熱愛探索世界，對所有新鮮好玩的事物都充滿熱忱、全心投入，包括攝影、曾前往塞爾維亞等特色國家自助旅行、收藏各式特色巴士與船隻模型等。

肥仔從未被身形限制發展與生活，在校內更是活躍份子，積極參與校內活動，曾加入童軍，也考取過拯溺資格，做到許多旁人以為他的身形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有健全的心態，懂得肯定自我能力，不會執著於自身不完美之處。他認為，除了體胖，自己各方面都很正常，肥胖從未限制他的生活：游泳、跳舞、爬山，想讀的書、想彈的琴，對他而言都沒有阻礙。

或許有人會覺得，肥仔天資聰敏，出身小康之家，父母管教得宜又滿是疼愛，除了身形，想達成任何目標都理所當然。然而，肥仔卻不這麼認為，他坦言身邊不乏聰明絕頂的人，同樣也有不擅長的領域。他之所以能活得自在成功，是因為他清楚自己的長處所在：例如求學選科時，理科很自然成為男生的首選，但他既不喜歡理科，成績也不出色，於是選了自己喜歡的文科。他不會因此覺得自己有局限，只是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一方面，也為到自己還有文科可以選擇而感到開心。

從幼稚園到博士班，肥仔一直以樂觀心態面對人生。不過，工作後的世界比較複雜，熟悉的環境也變得不太熟悉，接二連三的挫敗讓他感到心灰意冷，但他始終相信，在神的眼中，他是一個既有趣、好玩、又認真的人。在肥仔眼中，神有天父的威嚴，也是他的好朋友、同伴，更是生命的同行者。曾有一次，肥仔心情極度低落，便藉著行山紓緩心情，出發時天朗氣清，漸漸卻濃霧籠罩，前路一片迷茫，只能原地靜待四小時才能順利下山。這四小時雖然難熬，他卻沒有慌亂失措，心裡領受到神給他的一個詞 ——endurance（忍耐）。或許神想要提醒他，遇到挫敗，可以忍耐等候，心裡的霧霾終會散去，心情終會再度放晴。

肥仔沒有為到個人的身形感到自卑，他也鼓勵其他人：「每個人都有他的價值，你可能覺得自己不夠好，只是還沒找到你人生的終極價值。你就努力去尋找，永遠都不遲。說得直白一點，有些人離世後，世人才發現他永恆的價值，例如梵高。即使你這一輩子沒被人看見，也不代表你本身沒有價值。」

肥仔在健康的家庭長大，容易看見自己的價值，但不是每個人都必然在健康的家庭長大，但這並不表示，過去的陰影必然造福慘淡的人生。人的一生何等漫長，只要不放棄，總有一天會發現自己的價值。

如今的KK覺得自己十分幸福、每一天都為所擁有的一切滿心感恩。沒人會想到，從前的KK時常有輕生念頭，就讀幼稚園時，便已有結束生命的想法。小朋友本該天真漫爛，她卻想尋死，無非與家庭背景有關。從小因父母離異，寄養在親友家，除了未有妥善照顧，更經常備受責打，親友只要當日生活不暢順，她便慘遭對方拿來出氣，因此每天都生活在驚恐中。曾因太多籐條痕，小小年紀便想出方法，貼上膠布掩飾，以免被同學取笑。成長經歷雖然讓她比一般年紀的孩子堅忍，但卻更讓她害怕出錯、經常心懷恐懼、害怕成為焦點，所以形成被動、內向的性格。在朋輩的相處中，也因體胖、常被同學取笑及杯葛，學習上又因被動及不敢提問的個性，遇上功課不明白便放棄，久而久之便跟不上課程。因著不時被同學杯葛、成績平庸被老師嫌棄，加上長輩不問緣由的責打，讓她懷疑生存的意義，更認為自己一無事處，不配有愛，是一個永遠不會成功的人。

雖然信的童年坎坷，卻訓練出極強的獨立處事和解難能力。如果校園是一處讓她感到自卑與挫敗的地方，職場反倒成為她發揮才能的舞台。心理學中有「自我實現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一說，簡單來說：一個人的信念與期望，會影響事情的結果。一開始，成績不佳的她也受制於這項預言，母親從小只灌輸不用太高學歷，找一份酒樓收銀員便可，小時也誤以為以她的家庭背景與學業成績，只能做這類職業而已。幸好，她沒有被困於自我所設立的框架裡，也沒有執著於無助的過去。在職場中，KK遇上一位女上司肯定她的工作能力，並給予她出席各式場合的機會，讓她眼界大開，見識漸廣，慢慢開始發現自己天生具備組織力、執行力與理解力，性格開始變得有自信。加上婚後KK真切體會到被人疼愛的滋味；也為到自己能堅持信念，言行一致地教養孩子、與孩子建立親密美好關係、無條件接納孩子等理念真確能實踐，發現原來自己可以有目標、有信念，更可以實現而感自豪，這些經歷都讓她內心的傷口慢慢被醫治。

許多深陷自卑的人，都想藉著金錢及物質來自我肯定。因著KK的丈夫做些小生意生活漸趨富裕，結識了新的朋友，那時開始，誤以為只要有錢，人便有價值，但當時不明白那些自尊、價值只建基於金錢，自卑感其實從沒除去，直到生意失敗信主之後才醒覺，以金錢來建立自尊，原來是很虛無，依靠外在物質撐起的自信與價值，並非源自內在本質；物質改變不了內在生命，一旦失去物質，內心便一無所有 —— 沒有內涵、沒有能力、也沒有人生方向。惟有家庭的溫暖與職場的成就，才能讓KK找到真正的自我價值。

在面對經濟困境下，神奇妙地為KK開路，讓她在一間基督教機構事奉。剛入職時，身邊盡是一班高學歷的同工，學歷不高的她再度湧現自卑感。不過，她沒有選擇逃避，而是默默做好本份、盡心盡力做事。日子久了，獲得機構肯定，也因著這份努力，機構樂意特意栽培，令她真正能發揮所長，除去由童年積下的自卑，被神使用。

KK想對童年孤獨自卑的自己說：「再熬幾十年就好了，撐過去就沒事了。時間一定會往前走，你要撐住、別放棄，長大之後一切都會變好。我現在過得很好、家人安好相伴，我真的很幸福，也想跟從前的妳說一聲謝謝。」

忍耐及等待從來都不容易，但只要不輕言放棄，不受限於過去痛苦的經歷，在神的陪伴及同行下，終必尋回自我價值，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

(Late Bloomers: the power of patience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early achievement)

作者︰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

譯者︰林力敏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先覺出版

出版年份︰2020年

少年天才總是讓人讚嘆不已，身為他們的父母更是倍感自豪。正因如此，很多父母不願等待孩子在學業上慢慢成長，早早便為孩子報讀一個又一個課程，只希望孩子在年幼時就能「贏得」名牌學校的學位。大家或許以為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亞洲地區。然而作者告訴我們，美國其實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並同樣深受其害。

當社會推崇的價值只著重出色的成績，以及日後耀眼的收入與功成名就，孩子只會過著被揠苗助長的生活，不被鼓勵走上探索的道路。於是，現今的孩子雖然有更多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卻也「更疲憊、更脆弱、更害怕失敗、更害怕打分數」。過去20年間，美國青少年患上憂鬱症與焦慮症的比率增加70%、自殺率更是持續攀升。諷刺的是，這些數字甚至高於經歷饑荒、經濟大蕭條與戰爭時期。只因社會比以往更重視考試與成績，學生的自由玩樂時間大幅減少，放學後不是補習，便是接受訓練和評分。

雖然有些學生十分精通這些學習的「遊戲規則」，遊刃有餘，但對於無法適應單一考試標準的人來說，是否便一定難成大器？作者一方面指出，推崇年少天才帶來社會整體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反對用學術成績來定義一個人的成就。他認為，每個人的學習並非簡單的事，而是「涉及神經、生理和情緒發展的累積過程」。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同，意味著每個人的吸收、整合與應用知識的節奏也各不一樣。有人接觸基本原理後便能馬上應用，有人則需要融會貫通，才能實際應用。

大器晚成者，往往需要釐清整體脈絡，才能發揮出他人一開始難以察覺的天賦，因而發揮潛能的時間比預期更晚。也正因如此，單一考試標準對大器晚成者並不友好，因為這類考試方式會持續影響學生的排名和表現，讓他們初期的表現不符合外界的預期。作者坦言自己也是大器晚成者，親自經歷過差一點被教育制度扼殺，也深知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中，個人的天賦與潛能如何被遏抑。

大器可以晚成，因為每個人都擁有流質智力和晶體智力。流質智力主要與邏輯推理相關，通常在年輕時會達到顛峰；而晶體智力則是運用實際經驗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智力在人到中年後仍會上升。作者認為，社會不必執著於聘用年輕員工，因為就不同的工作內容，有些的確需要年長員工的晶體智力。

作者鼓勵起步較晚的大器晚成者，不要被他人定義自己的價值。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土壤，無法在某間公司開花結果，未必是自己的問題，也可能是公司文化或制度窒礙了個人成長。堅持及忍耐固然是美德，但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放手，尋找屬於自己的土壤，才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英國

4月16日有報導指，威爾斯聖公會（The Church in Wales）的最高管理機構通過一項法案，將同性婚姻祝福儀式正式定為永久制度。此前，2021年推出的臨時措施已允許同性伴侶在教堂儀式中接受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的祝福。該機構143名成員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將祝福儀式永久化；個別神職人員仍可選擇不為同性伴侶提供祝福。這意味著，這項於2021年首次引入的祝福措辭將被納入《公禱書》——其中包含了威爾斯聖公會標準形式的公共祈禱與祝福。[1]

負責監管英國女童軍組織的機構表示，跨性別成員必須在9月6日前離開該組織。此前，女童軍組織（Girlguiding）已於2025年12月宣佈，不再允許自認為女孩的生理男性加入。該組織表示，此舉是為了回應2025年英國最高法院的一項裁決，該裁決認定在平等法例中，「性別」一詞是指生理性別。[2]

美國

司法部持續根據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初期頒佈的一項行政令，推行按出生時指定性別對囚犯進行隔離的政策。然而，當政府開始在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區內轉移跨性別囚犯時，隨即於2025年引發法律挑戰。美國地區法官羅伊斯·蘭伯斯（Royce Lamberth）於2025年2月簽發初步禁令，勒令停止任何轉移行動。至2026年4月17日，華盛頓特區聯邦上訴法院推翻了這項下級法院的裁決，判定18名原告囚犯未能證明此類轉移本身構成「殘酷且非常規的懲罰」。[3]

4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拒絕受理麻薩諸塞州部分家長提出的上訴，家長們認為該學區的做法侵犯了其依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正當法律程序條款所保障、指導子女成長的基本權利。此前，最高法院已於2025年12月駁回一起涉及威斯康辛州學區的類似案件。[4]

4月6日，美國教育部宣佈終止與五個學區及一所學院之間旨在保障跨性別學生的協議。這些協議原本要求學校尊重學生偏好的姓名與代名詞，並允許其使用符合性別認同的洗手間。受影響的包括賓州德拉瓦谷學區（該學區已投票撤銷對跨性別學生的保護）、加州沙加緬度聯合學區（仍表示支持LGBTQ+師生），以及其他三個學區與一所學院。

特朗普政府與拜登政府對《第九條》的解釋存在分歧︰後者認為該條款禁止教育中的性別歧視，範疇涵蓋對跨性別及同性戀學生的保護；而前者則持相反立場。教育部官員稱，此舉是為了移除前政府強加的「激進跨性別議程」。倡導組織則批評，撤銷協議是保護弱勢學生方面的倒退。[5]

4月13日，「村落保護組織」與一眾原告達成法院強制執行的和解協議，要求國家公園管理局於石牆國家紀念碑恢復懸掛驕傲旗。該紀念碑為美國首個紀念LGBTQ+權利與歷史的國家遺址，惟聯邦政府今年初拆除旗幟。原告方於事發八天後提起訴訟，指控政府非法針對LGBTQ+群體。根據協議，政府須於七日內重新懸掛驕傲旗並永久維護，聯邦法院亦保留執行管轄權。村落保護組織曾推動將石牆列入國家歷史名錄、紐約市地標及國家紀念碑，長期致力保存LGBTQ+歷史。[6]

3月10日，維珍尼亞州的美國第四巡迴上訴法院——一個由共和黨人組成、且大部份法官由特朗普任命的聯邦上訴法院，一致裁定維持西維珍吉尼亞州禁止醫療補助（Medicaid）為跨性別的成年人支付性別肯定手術費用的禁令。此項裁決推翻了一名法官此前的判決，該法官曾認定這項法令違反了兩項聯邦法律規定的反歧視保護條款，以及美國憲法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承諾。主持此次上訴的三名合議庭法官表示，目前這項法律旨在針對「特定醫療程序」，與尋求這些程序的個人身份無關。

判辭中提到：「立法機構拒絕為可能產生相反效果的實驗性療程提供資金，以此鼓勵公民接納自己的生理性別、不輕視自己的生理性別，這並非不合理。」合議庭稱，該法律針對特定醫療程序而非特定人群，不構成對跨性別者的非法歧視。此次裁決使該法院成為首個支持此類禁令的聯邦上訴法院，其依據是美國最高法院去年駁回對田納西州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禁令的挑戰；最高法院此前還要求該法院重新審理此案及北卡羅來納州相關案件。西維吉尼亞州總檢察長稱，州政府不應補貼「未經證實、非必要」的手術，認為相關資金應用於治療癌症等疾病。

目前美國已有十多個州限制或禁止醫療補助覆蓋此類護理，至少七個州因此面臨訴訟。[7]

3月19日，俄勒岡州一名聯邦法官Mustafa Kasubhai裁定，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Robert F. Kennedy Jr.公開貶低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並指責提供此類服務的醫療專業人員的行為屬於越權。Kasubhai認為，Kennedy Jr.在2025年12月發佈一份文件的行為違反了既定程序，該文件宣稱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既不安全也無效」，且提供此類服務者正威脅「性別焦慮症兒童的健康與安全」。此次裁決源於加州、紐約州等18個州對Kennedy Jr.及特朗普政府提起的訴訟，這些州認為該聲明超出了Kennedy Jr的法定權力，並且不當地威脅了提供性別相關醫療服務機構的聯邦資金。[8]

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決定不再重審華盛頓州一宗跨性別權益相關案件，其核心裁決明確保護跨性別者進入性別隔離場所的權利，但法官Lawrence VanDyke提交的異議意見，成為該裁決的討論焦點。該案件源於華盛頓州一家傳統韓裔裸體水療中心——奧林匹斯水療中心，其網站標注「僅限生理女性」准入，而法院裁決要求其刪除該限制，保障跨性別女性的進入權。VanDyke對此提出強烈異議，他指出強迫一家韓國水療中心從其網站上刪除「入場資格限制為『生理女性』」的表述，是違憲的。

他提到︰「奧林匹亞水療中心是一家傳統的韓國女性專用裸體水療中心，其基督徒東主不希望在他們的水療中心看到『那些東西」（男性生殖器官），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女性員工和女性顧客也不希望水療中心出現『那些東西」。但華盛頓州堅持要求他們接受，如今第九巡迴上訴法院也持同樣要求。」

VanDyke接著抨擊法院的自由派多數，稱他們是「覺醒派法官」，已經「集體喪失了理智」，如今正試圖將「弗蘭肯斯坦式(Frankenstein)的社會實驗……強加給真實的女性與年輕女孩」。（法庭記錄顯示，該水療中心也允許接受過陰道成形術的跨性別女性入內，但禁止未進行該手術、仍保有男性生殖器的跨性別者進入。）[9]

美國愛達荷州立法者正審議一項爭議法案，該法案擬將跨性別者使用與其性別認同相符的衛生間列為犯罪行為，且這一規定同樣適用於私營企業場所。據悉，包括愛達荷州在內，美國至少已有19個州通過立法，禁止跨性別者在學校及部份公共場所使用與自身性別認同一致的衛生間和更衣室。據LGBTQ+倡議組織「Movement Advancement Project」的資料顯示，另外三個州——佛羅里達州、堪薩斯州與猶他州——已規定在特定情況下，違反浴室使用相關法律屬刑事犯罪。

若愛達荷州該法案獲得通過，相關懲罰將極為嚴厲：任何人進入指定為異性使用的衛生間、更衣室等公共設施，初犯將構成輕罪，最高可判處一年監禁；再犯則屬重罪，最高刑罰可達五年監禁。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懲罰力度已超過該州對首次醉酒駕駛定罪、或公共場合展示淫穢物品等違法行為的處罰。[10]

2月26日，堪薩斯州新法正式生效，約1,700名跨性別居民的駕駛執照遭宣告無效。堪薩斯州是全美五個禁止跨性別者更改駕照性別標識的州之一，更是首個法律具追溯力，撤銷已完成變更證件的州。該法同時宣告所有已更新性別標識的出生證明無效。[11]

3月26日，國際奧委會已批准一項關於保護奧林匹克運動中女子（女性）組別的新政策，並為各國際單項體育聯會和體育管理機構提供指導性考量。這項政策由國際奧委會執行委員會批准，將從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起適用，不具追溯效力。該政策僅適用於國際奧委會賽事，不影響基層或大眾體育運動。

新政策明確規定只有生理女性可參加女子組比賽，並將通過基因檢測驗證參賽者的生理性別。新政策規定，奧運會及國際奧委會其他各類賽事（含個人與團體項目）的女子項目參賽資格，僅限於生理女性，判定依據為一次性SRY基因篩查。

該政策由專家參與制定、基於證據支撐，核心目的是保障女子組比賽的公平性、安全性與完整性。基因檢測可通過唾液、頰拭子或血液樣本完成，操作便捷且高效。

國際奧委會表示，此項決定是與專家組協商後作出的，旨在為女性運動員提供平等的體育參與機會。聲明指出，單獨設立女子組項目，是確保男女均可平等參與頂級體育賽事的關鍵基礎，同時也契合國際奧委會在平等、提升奧林匹克價值、增強女性運動員可見度及激勵全球女性的現代目標。

3月27日，法國對該政策提出反對，稱其是一種「倒退」。法國體育部長Marina Ferrari表示，該檢測專門針對女性，破壞平等原則，且在法國法律中被禁止。她還指出，國際奧委會曾於1999年因科學界質疑其有效性而廢除類似檢測，並認為政策對女性性別的定義未考慮雙性人群的生理特殊性，處理方式簡化且帶有污名化之嫌。

國際奧委會稱，對未從睾酮中獲益的性發育差異運動員可能有「罕見例外」，主席Kirsty Coventry表示，禁止性別檢測國家的運動員需前往他國接受檢測。田徑運動去年已率先引入此類檢測，法國田徑聯會主席Jean Gracia也透露，已通過安排運動員在境外完成檢測的方式應對該政策。

其他國家則對該政策表示歡迎，紐西蘭奧委會首席執行官Nicki Nicol便明確表達了支持態度。她表示：「我們認識到，為制定這項政策所進行的廣泛磋商和專家意見徵詢，包括聽取運動員的聲音，旨在為奧運會級別女子組的參賽資格帶來更清晰的界定、更高的一致性及更強的公平性。」 Nicol進一步補充：「作為紐西蘭奧委會，我們現在的重點是全面理解這項政策，並與我們的各體育項目、運動員委員會以及高績效運動網路審慎合作，確保在清晰理解、尊重和關懷的前提下推進後續工作。」[12]

塞內加爾

3月11日，位於西非洲的塞內加爾國民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法案，將同性性行為的最高刑期提高一倍至10年，並將任何宣揚同性戀的行為定為刑事犯罪。該法案以135票贊成、0票反對、3票棄權獲得通過，兌現了2024年總統Bassirou Diomaye Faye和總理Ousmane Sonko領導的政府在競選時所作出的承諾。該法案目前正等待總統簽署。

據報導，有一群將同性戀視為公共衛生威脅的美國遊說者，曾向塞內加爾官員提供建議，指導如何推動上述的反LGBTQ+法例。[13]

（資料截至2026年4月26日）

在公園肆無忌憚地大放音樂，穿著統一制服列隊做「佳操」的暴走團，由內地來到香港。這群被認為是破壞寧靜，打擾他人的暴走團，核心成員由內地的「大媽」組成。大媽一詞原是中國北方方言，用以稱呼大伯的妻子，或對年長已婚女性的尊稱，本意並無任何貶義。2013年，有說法指《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兵在微博將當時瘋狂搶購黃金的中年婦女稱為「大媽」，其後，媒體與網絡相繼出現「中國大媽」、「搶金大媽」、「廣場舞大媽」等說法。現今，「大媽」早已不再是尊稱，反而變成一個貶詞。當中，尤其是「暴走團大媽」與「廣場舞大媽」，成為了內地，尤其是上班族與學生詬病的群體。有內地網友甚至認為，在反對暴走大媽擾民一事上，內地人的看法與香港人是一致的。

並非年長的女士便一定是「大媽」，要成為「大媽」，通常具備以下特質：1. 缺乏公德心、習慣插隊佔位、在公共場合喧嘩、製造噪音、隨地吐痰、亂丟垃圾；2. 格局狹小、貪小便宜、瘋狂搶購特價品、斤斤計較；3. 過度八卦、愛管閒事、議論別人隱私、愛用長輩的身份說教；4. 說話粗魯、情緒外放、容易吵架、態度橫蠻無理；5. 為人自私、忽略他人感受等。

這樣說來，「大媽」是否一無是處？「大媽」的行為的確惹人討厭，但她們也有良善的一面。大媽普遍性格率直坦誠、集體觀念強、同儕之間彼此扶持，她們亦十分重視家庭與兒孫，願意花大量心力為下一代照顧孫輩與打理家務。

一般人只知青少年有反叛期，卻忽略成年人，尤其是中年女性，也會「反叛」，變得行事任性，甚至罔顧社會規則。為甚麼特別是中年女性？以心理層面來看，正所謂壓抑愈大，反彈愈大，相比男性，在舊式社會中成長的女性，一味被要求要順從丈夫及其家庭、長期被要求做好妻子、母親及照顧者等角色，根本無法跟從自己的意願而行，實現自我。有心理學觀點認為長期承受不對等壓抑的女性，到了中年會迎來心理「醒覺」，當她們步入中年，不必再為生活愁煩，過去數十年被壓抑的獨立、果敢的特質，會在此時爆發，心態轉為只想為自己而活，表現出來便是做事任性、不再妥協配合、甚至顯得自私與無理。

除此之外，現今社會的「大媽」，當她們年輕少艾時，得到正規教育的機會有限，成長於環境物質匱乏的年代，在她們最愛美的年齡，市面服裝款式單調，遠不如現今千變萬化；更年長的「大媽」，在她們的青春年代，更是長年只能穿軍綠、深藍、灰等單調如制服的衣物。如今生活條件變好，自然想彌補年輕時的遺憾，努力地打扮自己，讓自己光彩奪目，被人看見。

或許，當社會大眾指責「大媽」的同時，也可以獻出良計，引導她們回到正軌，就如幫助反叛期的青少年人一樣。讓她們既能彌補年少時失去的美好時光，也能學懂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活出真正的自我。

參考資料:

〈內地「暴走團」殺入將軍澳？公園大播音樂落力揈 網民狠批擾民：極度自戀自私〉。《星島頭條》。2026年4月26日。

~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顯神的作為。(約九3《新譯本》)

昔日，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渡過約旦河來到迦南，攻打一座又一座城池，收服迦南美地，那時他們都聽命於約書亞。可惜，當約書亞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死後，興起的以色列人「不認識耶和華，也不知道耶和華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士二10下)，[1] 於是他們「行了耶和華看為惡的事，去事奉眾巴力」(士二11)。神藉著周遭民族欺壓他們，每當他們呼求耶和華，神便興起一位士師拯救他們。繼俄陀聶之後，以笏拯救以色列人脫離摩押王伊磯倫十八年的轄制。以笏有一個特點，便是他天生是左撇子(士三15)。

今天，不少人認為左撇子比較聰明、較有創意，人們有此印象並非毫無根據。2007年，《印度應用心理學會期刊》發佈的一項研究，在 150 名參與智力測試的受試者中，左撇子的表現明顯比右撇子優秀，完成測試所需的時間也較短。2019年，《大腦》期刊的另一項研究顯示，左撇子與右撇子之間存在基因差異。科學家分析約 40 萬人的資料後發現，左撇子大腦左右半球在語言相關區域的連接更緊密、協調性更強。這意味左撇子的語言能力可能更出色。[2]

即使現今的人們不認為左撇子比右撇子聰明，至少大部分右撇子不會歧視左撇子，但在近東社會卻不同。在百分之九十慣用右手的人組成的社會裡，人們視站在某人右邊為一種特權，右手用於吃飯與禮儀，左撇子則被視為受到神明責罰。古埃及人甚至強烈反對左撇子，經常將敵人描繪成左撇子，而自己則是正義的右撇子。[3] 舊約的以色列人也有類似以右手為尊的世界觀：在祭司的授職典禮中，禮儀所用的部分都是右邊。「摩西宰殺了羊，取了一些羊血，抹在亞倫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腳的大拇趾上。又把亞倫的兒子帶來，摩西也把血抹在他們的右耳垂上和右手的大拇指上，以及右腳的大拇趾上；其餘的血則潑在祭壇的四周。」(利八22-33)在禮儀上，耶和華要求祭司塗抹自己的右邊；在拯救上，耶和華也提到自己會用公義的右手扶持以色列人(賽四十一10)。以色列人知道神的右手施行拯救，因此在讚頌神的拯救時，也強調了右手：「耶和華的右手高高舉起；耶和華的右手行了大能的事。」(詩一一八16)。 

在重「右」輕「左」的世界裡，以笏只是「一個用左手的人」(士三15)。《聖經》的中文翻譯道出以笏是左撇子這一事實，但按照《聖經》原文直譯，應是他的「右手有限制」。[4] 這種直白的描述，既反映當時以右為尊，以右為聖潔的文化，也突顯了以笏的「缺陷」。耶和華興起一位左撇子來救贖祂的子民，在現代人眼中不會覺得有何特別，但對當時的以色列人，甚至以笏本人來說，都十分出乎意料，畢竟他是右手受限的左撇子。神或許視右邊為尊貴，卻沒有輕看以笏的左手，反而使用他，因為在拯救以色列人的行動中，正正是因為以笏這項「缺陷」，才能讓摩押王伊磯倫防不勝防，死於以笏用左手從右腿上拔出的劍下(士三16、21)。這次刺殺行動影響深遠，讓以色列人足足享受了八十年的太平(士三30)。

以笏成為以色列人的士師，成功拯救了以色列人。這位右手受限的人是便雅憫人(士三15)。除了以笏，便雅憫人中另有七百位「右手有限制」的精兵，他們個個都能用「機弦拋石，毫髮不差」(士二十16)。這是否表示，在便雅憫支派中，其實左撇子很正常，因此以笏本是在人們正常的眼光下長大？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七百左撇子精兵被點算的同時，便雅憫人另有二萬六千人拿刀作戰。與二萬六千人相比，七百人只是極小數目，不足百分之三。況且，「便雅憫」的原意本來是「右手之子」或「有福的兒子」，可見，左撇子在便雅憫中非但不佔多數，更可能不符合成為「右手之子」或「有福的兒子」的基本期待。以笏成為士師，不排除一個可能：這位曾被人「嫌棄」的「左手之子」，決心幫助其他「左手之子」成為出色的戰士。在十二支派中，唯有便雅憫支派有左撇子精兵，或可以說，只有便雅憫願意訓練左撇子成為精兵。

根據昔日的以色列文化，以笏是身體上有缺憾的人；路得則是身份上有缺憾的人。路得是一位喪夫的外邦女子。寡婦的身份不足以讓人輕看她，但她摩押人身份，必定讓以色列人對她「另眼相看」。摩押人的始祖是羅得與其長女所生的後代(創十九37)。以色列與摩押本為世仇，摩押王曾請巴蘭咒罵以色列人(民二十二1-6)；當以色列人罪大惡極時，神也曾興起摩押王伊磯倫轄制他們(士三12)，也就是上文提到被以笏刺殺的那位王。

路得是位地道的摩押女子，隨著婆婆拿俄米回到伯利恆，日後成為大衛王的曾祖母。雖然她嫁入屬於猶大支派的以色列人家多年，她摩押人的身份沒有被人淡忘。路得幾次出場，「摩押人」這三個字都如影隨形跟著她(路一22，二2、6，21，四5、10)。然而，儘管摩押女子路得並非名門之後，又是寡婦，甚至並非正統的「以色列人」，卻讓波阿斯怦然心動(路二5-16)。以色列人非常重視婚姻及後裔，男女一般較早成家立室。與路得相遇之時，波阿斯已經不再年輕(路三10)，無人能確定他當時是鰥夫還是遲遲未婚。但無論如何，這位富有的以色列人樂意接受路得的提議(路三9)，負起「近親救贖」的責任，迎娶路得，日後成為大衛王的曾祖父(路四22)。

現今不少信徒認為，「摩押人」是羅得與其長女淫亂所生，因此將摩押人視為淫亂的民族。事實上，這只是帶著現代人的眼光作出的詮釋。「摩押」的希伯來文是「父親之子」的意思，本身只是事實陳述，並無任何價值判斷。另一位羅得與小女兒所生的兒子——亞捫人的始祖便．亞米，希伯來文直譯分別為「我百姓的兒子」及「部落」的意思，同樣只是事實陳述。事件發生之時，神尚未向以色列人頒佈不可亂倫的規條；換言之，源自吾珥的以色列人祖先，當時並沒有「亂倫」的概念。亞伯拉罕的兄弟拿鶴便娶了另一兄弟的女兒密迦(創十一29)，亞伯拉罕也娶了自己同父異母的妹妹撒拉(創二十12)。

由於摩押是羅得的後代，同樣得到神的賜福。神曾明確對以色列人說：「你不可敵視摩押人，也不可與他們爭戰；他們的地我不賜給你作產業，因為我已經把亞珥賜給了羅得的子孫作產業。」(申二9)。神不讓亞捫人或摩押人永遠不能進入耶和華的會，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拿食物和水迎接出埃及的以免列人，還想雇用巴蘭攻擊及咒詛以色列人(申二十三3-5)。摩押最後滅亡，並非敗於「淫亂」，而是敗於驕傲、「向耶和華妄自尊大」(賽四十八26、42)。

缺陷、不正常……每一代人對此都有不同的定義。不過，縱然是被每一代人都視為缺陷的疾病，神也可以藉著他們祝福身邊的人，讓他們生而無憾。史泰祖醫生坦言，因為他那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女兒丹丹，他成為了更好的人——不輕易發怒，也更崇尚簡約。他對採訪他的記者說：「當年我在教堂問，為何要給我這份『禮物』，現在再去教堂，我只會說，多謝你給我這份禮物。」。[5] 不只史醫生體會到，天生與眾不同的孩子其實是一份禮物，讓人學會謙卑。另一位養育智力不足孩子的母親也提到：「如果沒有麥麥，我的人生一定會更輕鬆，但是並不一定會更快樂，因為他的「不同」，我學會謙卑、學會耐心對待他人、學會無條件的付出，是他讓我變成一個更好的人，是他讓我明白我原來可以這麼有力量。」。[6] 在〈我沒有生下資優兒……我有話說〉一文中，眼科醫生Janice也分享，在育養其發展遲緩的女兒Isla的過程中，自己變得更有耐性、更為謙卑，更能反省何謂「正常」。因為女兒的特別，她從學習做家長，變成幫助他人做家長，成為他人的祝福。[7]

沒有人願意天生有缺憾，但原來在神的國度中，缺陷也可以無憾，成為他人的祝福。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The Intelligence Trap: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

作者︰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

譯者︰姚怡平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業周刊

出版年份︰2020年

一般人都以為，只有蠢人才會做蠢事，但誠如書名所言，做蠢事的不一定是蠢才，聰明人也會做蠢事。聰明人之所以做蠢事，最大的原因，莫過於「聰明人自以為聰明，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犯錯後，「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其「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作者指出聰明人更會有「偏見盲點」(bias blind spot)，難以察覺自己的邏輯有問題。

很多人以為，智商高的人必然大有成就，美國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便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優生學，也設計出測試IQ的「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修訂版(Stanford-Binet Revision)，其後奠定了美國以智力來篩選學生及員工的基礎。不過，作者卻指出，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智力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太過相信那些測量能代表某人的總智力潛能」。因為除了智商，還有情緒智商、實用智力、分析智力和創意智力等。實用智力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難以測度的；至於創造力，也不是高智商的人必然擁有的能力，換言之，如果缺乏實用智力及創造力，聰明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為。

很多人又以為，打造「聰明人」的團隊，公司便能有傑出的成就，作者卻以體壇中常出現的「明星隊」為例打破此幻象。作者並非完全否定「群眾智慧」，只是指出實際上，有很多失敗的團體便是由聰明人組成的，或許，這是「團體迷思」所致，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由於其顧問團太怕質疑彼此的判斷力，急於達成共識，草率下了入侵古巴的決定，結果僅三天，由美國培植的古巴流亡軍便被敵軍殲滅。另一阻力如上文提到，聰明人往往堅持己見，一個由聰明人組成的團隊，尤其是人人都處於高地位時，難免人人自以為是主角，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

那麼，聰明人如何避免做蠢事？作者提到謙虛的重要性，因為謙虛能夠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偏見盲點」。對作者來說，承認自己無知並非老生常談，反而是一個智者的應有表現，例如集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及外交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當他需要做出重大決定時，他都會「以謹慎又開放的思維為標準」，他從不急於判斷，而是「設法謹慎權衡各項利弊」，也嘗試避免慣性思維。對作者來說，反省也不可被忽略，與一般人理解的反省略有不同，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反省」，其實指到人除了學習頭腦上的知識，也要學習解讀寶貴的信號——情緒及直覺。當然，作者並非要人過度信任直覺，但他卻點出過度理性的人，很多時無法「經由有自覺的深思……提醒自己在無意間忽略的哪些細節。」

其實，做了蠢事不用怕，因為可能剛巧你是一個聰明人；不過，一個聰明人可以變得更聰明一點，便是學習謙虛及自省，在錯誤中不斷修正。

相信很多人都有聽過赫赫有名的「棉花糖實驗」。1960至70年代，美國史丹福大學心理學家Walter Mischel博士及其研究團隊，曾展開一項影響深遠的研究。實驗中，研究員在每個4至5歲的小朋友面前放置一顆棉花糖，並告訴他們：若能忍耐15分鐘不吃，便能再獲得一顆作為獎勵。之後，研究員離開房間，留下小孩子獨自等待，時間一到，研究員再進入房間查看結果。其實，這項研究的重點，是多年後的追蹤調查。結果顯示，當年可以延遲享受，忍住不吃第一顆棉花糖的孩子，長大到20至30多歲時，無論在學術及社交能力、藥物使用、精神健康、或是體重問題等方面，整體表現都優於未能延遲滿足的同齡人。於是當時的研究人員解讀：這些孩子可以延遲享受，表示他們有更高的自制力，所以日後容易有較高的成就。基於這項實驗，「延遲享受」及「自制力」一度被棒為成功人士的關鍵素質。

然而隨著時間推移，新的追蹤結果卻帶來不同的結論。當年受不住誘惑，急不及待進食第一顆棉花糖的孩子，到了40多歲時，在財務穩定、教育程度或身體健康方面，表現其實與當年「忍住不食棉花糖」的同齡人相差無幾。往後其他類似研究更顯示，孩子能否「延遲滿足」，其實與家庭的社經地位、成長經驗及同儕的壓力息息相關。來自較富有家庭的孩子、從小承諾多能被兌現的孩子，或是想在同儕面前留下好印象的孩子，通常更願意等待。日本學者Yuko Munakata也曾進行類似實驗。結果十分有趣，孩子對誘惑的忍耐程度，其實與文化有關：能忍住不吃棉花糖的日本小孩，卻難以忍住不拆禮物；可以忍住不拆禮物的美國小孩，卻難以忍住不吃棉花糖。

毫無疑問，自制力一種是珍貴的美德，為了更大的目標或夢想而「延遲享受」，這行為也值得敬佩。但如果自制過度，把享受一直延遲，會不會如《別把你的錢留到死》一書作者所說，這樣的人其實是浪費生命活力，未能將人生的體驗最大化？3月初，日媒emogram報道了日本大提琴家鈴木淳展示了一大疊價值50萬日元的全日空航空的旅遊券，可惜這疊原本盛載著他與妻子的退休夢的旅遊券，早在十年前就已經過期，成了一疊廢紙。沒有留意旅遊券時限固然是失策，但把所有享受或夢想，都一直推延到「以後」、「退休後」、「有空時」才實現，本身是不是另一種遺憾？先不談日元長期貶值，十年前的購買力遠高於現在，即使沒有通貨膨脹等經濟考量，一個人的體力、興趣、心態，甚至想遊歷的地方，都一定與十年前截然不同。同是日本人的72歲退休人士，他擁有8800萬日圓的退休金及積蓄，夫婦二人每月亦有30萬日圓年金，但他卻非常後悔一再拖延旅行與生活樂趣。他本打算退休後去歐洲一趟，可惜體力已不容他圓夢。他惟有慨嘆：「我真希望當初沒工作過……」。

或許日本人的工作文化較為特殊，一投入工作便不敢輕易請長假，錯過了許多該去體驗或見識的機會。幸好，香港的上班一族一般沒有這樣的文化包袱。儲蓄固然重要，但為了應付未來的開支而只顧埋頭苦幹，把所有享受或夢想都留到退休後才實現，會否未能「抓緊」現在的體力和個人條件，錯失實踐夢想的時機？旅遊券會過期，夢想又何嘗不會？簡單如去一趟外地旅遊，在地緣政治動盪、天災連連的今天，誰也無法保證，你想遊歷的地方，下一刻是否依然安全。

參考資料：

聯合新聞網：〈50萬日圓ANA航空旅遊券淪廢紙　日本夫婦計劃多年退休旅行夢碎〉，《香港01》，2026年3月8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7940?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

〈72歲阿北退休存1740萬養老卻後悔 崩潰喊「真希望當初沒工作過」〉，《自由財經》，2026年3月18日。https://ec.ltn.com.tw/article/breakingnews/5374209

Bella Editor, 〈「棉花糖實驗」被推翻！時隔50年重新實驗，孩童的「延遲滿足」竟與家庭經濟有關？〉，Bella, 2023年8月4日。https://www.bella.tw/articles/novelty/41358

Dee Gill, “New Study Disavows Marshmallow Test’s Predictive Powers,” UCLA Anderson, February, 24, 2021. https://anderson-review.ucla.edu/new-study-disavows-marshmallow-tests-pr...

Yuko Munakata, “How Culture affects the ‘Marshmalow Test’,” SCIAM, July 14,2023. https://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how-culture-affects-the-marsh...

資料整理︰吳慧華／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全球

美國

根據《路透社》2月10日的資料，美國政府已移除一面原本在石牆國家紀念碑上空飄揚的大型彩虹驕傲旗。該紀念碑是紐約市發起現代同性戀權利運動的重要地標。負責管理美國國家紀念碑的聯邦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表示，該紀念碑的旗杆由他們管理，此次移除旗幟是為了確保「長期政策」在其所有地點都能一致執行。[1]

美國國務院已指示全球各地的美國使團重新審查所有援助計劃，以確保它們符合嚴格的新規定，這些規定禁止資助從事家庭計劃、多元性(diversity)或特朗普政府所稱的「性別意識形態」(gender ideology)相關工作的團體。該新規定已於2月26日生效，它們將納入任何新的贈款或合作協議中，以及獲得續發資金的現有項目。國務卿Marco Rubio將發出有限的豁免，以確保新規定的實施不會「過度干擾正在進行的救生計劃、災難應對以及其他關鍵優先事項」。

特朗普政府在1月底宣佈擴大所謂的「墨西哥城政策」(Mexico City Policy)，反對者稱之為「全球禁言規則」(global gag rule)。這項政策原是禁止資助推廣墮胎的組織，但現時範疇已進一步擴張，禁止資助從事多元(diversity)、平等(equity)與共融(inclusion)，以及涉及性別認同和跨性別權利工作的團體。受影響的外國援助金額已增至約300億美元，規管對象亦首度包括總部位於美國的組織。[2]

根據司法部說法，當局已向全美參與為兒童提供性別肯定治療(gender-affirming care)的醫生和診所發出了超過20份傳票，該傳票要求取得未成年人的最敏感醫療記錄——包括心理健康治療筆記、處方資訊以及相關個人細節。該傳票是特朗普政府所稱調查的一部份，內容涉及可能違反《聯邦食品、藥品和化妝品法》(Federal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及相關罪行，以調查針對向未成年人推廣或非法配發青春期阻斷劑及荷爾蒙的行為。

六名曾在洛杉磯兒童醫院(Children's Hospital Los Angeles, CHLA)接受上述醫療的兒童父母於2025年11月提起訴訟，試圖撤銷該傳票，他們認為傳票侵犯了患者的憲法私隱權並超出政府法定權限。美國司法部最終在1月23日撤回要求CHLA提供超過3,000名跨性別青少年醫療記錄的傳票，並與患者及其家屬達成和解協議。[3]

美國兒科學會與內分泌學會已對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FTC)提起訴訟，以反對該機構針對兩學會支持跨性別青少年接受性別肯定治療一事展開調查。兩團體聲稱，FTC提出的文件調取要求違憲，且此舉是特朗普政府針對兩學會在該議題上的立場而採取的報復行動。[4]

2026年1月13日，美國最高法院就27個州禁止跨性別女孩參加公立學校女子體育賽事的法案展開聽證。多數保守派大法官傾向於支持該禁令；案件聚焦於公平競爭與跨性別者權利的平衡，引發廣泛關注。

儘管社會對此議題爭論激烈，但大法官們在庭上表現審慎，權衡具體的法律適用問題，而非單純進行立場表態。代表特朗普政府的律師Hashim Mooppan提出了一項可能獲得多數支援的「狹義裁決路徑」。他指出，現行聯邦教育法中反性別歧視條款的實施細則，明確允許學校按「生理性別」分隊。因此，法院可以毋須裁定跨性別運動員是否具有生理優勢，即可直接基於該法規解釋作出裁決。

大法官Neil Gorsuch的態度尤為引人關注。他曾撰寫保護LGBTQ僱員權益的里程碑判例「Bostock案」，但後來也支持了限制未成年人性別肯定治療的判決。在此次聽證中，他似乎是保守派中最可能對州禁令提出異議的一位，突顯了案件在法律邏輯上的複雜性。

此案的核心原告之一是男跨女Becky Pepper-Jackson，他為爭取參賽權已歷經多年訴訟。無論結果如何，這項裁決都將對美國跨性別群體的權利界定產生深遠影響。[5]

2026年1月，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以2比1的投票結果，正式撤銷了拜登政府於2024年發佈的職場騷擾指導方針。此次撤銷因跳過30天的公眾意見徵詢期，在程序上引發廣泛質疑。此決定由特朗普任命的主席Andrea Lucas與委員 Brittany Panuccio投下贊成票。

2024年版方針的新增核心內容，是將基於性別認同和性取向的騷擾行為納入界定範圍，並明確禁止故意誤用跨性別者姓名代詞。贊成撤銷的一方認為，生理性別是二元且不可改變的，且最高法院的相關判例僅適用於僱用和解僱環節，不應擴展至其他職場條件。反對者則批評此舉過於激進，全盤否定了方針中的合理內容，且撤銷程序缺乏透明度。

目前，雖然美國聯邦反歧視法律本身並未改變，但企業（尤其是缺乏專業法務支持的小企業）將因失去明確的合規指引而面臨困惑。法律界普遍呼籲EEOC儘快重新發佈涵蓋種族、年齡等無爭議領域的指導方針，並對性別認同相關內容的爭議點予以清晰標注。[6]

2026年2月3日，美國整形外科醫師協會(ASPS)宣佈，將年輕患者的性別轉換手術延遲至患者至少年滿19歲。該協會表示，目前沒有足夠高質素的研究證明手術對青少年的長期益處，而且較新的證據指向「治療併發症和潛在危害」。[7]

ILGA Europe最新報告指出，近四分之一（約25%）的歐盟LGBTQ+公民曾經歷某種形式的「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報告指出，希臘受訪者接受此類治療的比例最高，達38%；法國、意大利及荷蘭則最低，為18%。2026年1月底，歐洲委員會議會大會通過決議，敦促46個成員國立法明確禁止更正治療，並施以刑事制裁，同時建立「受害者」支援、監測機制及相關研究。目前歐盟一半國家已制定LGBTQ+平等戰略，至少8個成員國（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希臘、馬爾他等）已立法禁止更正治療。[8]

2026年米蘭 — 科爾蒂納冬季奧運會已於2月22日閉幕。本屆冬奧將成為最後一屆，採用現行零散且不統一的規則來界定跨性別運動員女子組資格的奧運賽事。國際奧委會(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預計很快會發佈新的統一指引，以保障女子運動的公平性。[9]

IOC在2月7日宣佈，全球體育領袖已就跨性別運動員參賽資格達成統一新標準，共識政策預計今年上半年正式公佈。這是IOC首次與各國際體育聯合會共同制定適用於奧運會及多項世界賽事的統一規則，結束以往各聯合會各自為政的局面。新政策預計將大幅限制那些在完整經歷男性青春期後才進行醫療轉變的跨性別運動員參加女子組別比賽，以保障女子項目的公平性。

在首位女主席Kirsty Coventry領導下，IOC自去年6月起主導改革，並成立「保護女子組別」工作組。發言人Mark Adams表示，政策已進入諮詢階段，體育界已達成廣泛共識，預計很快推出。目前，跨性別運動員參賽仍依各聯合會規定，例如世界水上運動聯合會允許12歲前轉變者參賽，而世界橄欖球則全面禁止。至今只有少數公開身份的跨性別運動員（如紐西蘭舉重選手Laurel Hubbard）曾參加奧運。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已下令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參與美國學校、大學及職業女子賽事，並明確表示不會允許他們參加2028年洛杉磯奧運。[10]

本地

同性伴侶平權議題備受關注，中大性別研究課程委託律師行安理的研究顯示，雖然同性配偶在伴侶死亡及房屋等範疇獲部份承認，但本港法律在21個範疇對非傳統關係者仍有差別對待，涉及財金、利益申報等領域，如新《私隱條例》起底罪中「家人」定義不含同性伴侶。

報告主編葉劍廉指出，法律對非傳統關係的承認零碎且多由訴訟推動，缺乏整體檢討，且同一範疇承認並不一致，如在繼承法中，同性配偶的繼承權與遺產管理順位便存在矛盾。他強調，法律不承認其關係亦會忽視相應義務。中大副教授孫耀東則認為，行政措施難以解決差異，建議政策制定時多考量關係狀況。

對此，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表示，報告列出的差別待遇正反映了該機構當初的憂慮，就是一旦承認同性伴侶享有部份原屬於異性婚姻的權利或福利，就會產生骨牌效應，導致相關團體逐步爭取與異性婚姻在所有不同的範疇都有同等的待遇。他重申，現行香港婚姻制度僅承認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任何其他形式的組合都不是法律上認同的婚姻，不應享有猶如婚姻的權利和福利。

蔡志森強調，若要討論同性伴侶在公共制度和政策上應有甚麼權利和福利，應先討論現行婚姻制度是否不合時宜或不符合社會整體利益而需要作出改變。一日婚姻制度未變，毋須逐項比較同性伴侶與異性婚姻的不同對待，因為兩者本來就是不同，「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硬要將不同的事情一起比較是立論錯誤，由錯誤的前設根本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11]

（資料截至2026年2月28日）

終審法院2023年在「岑子杰案」裁定政府應制定替代框架讓同性伴侶關係獲得法律承認，不過，2025年立法會以71票反對，14票贊成，否決了《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到了年底本來反對議案的管浩鳴議員提議政府以「契約伴侶」代替「同性伴侶」字眼訂立登記機制，容許登記者安排醫療指示、身後事等權利，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他指「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建議設立『契約伴侶』登記制度，涵蓋所有具互託關係的伴侶，舉例『你的伴侶可能是馬姐也行』」。[1]對於管浩鳴的建議，提出司法覆核的岑子杰表示「明光社以前就提議過同樣方案，若他（指管浩鳴）早在草案二讀時有這個建議，便有機會通過，因同志社群只是希望不需要遠赴外國進行婚姻註冊，以及享有伴侶的基本權利，『同志社會聲音從來都冇話一定要用同性字眼。』」[2]

明光社早在2018年已提出用「緊密關係授權」方式處理同志團體提出有關個人權益的訴求，經過多年醞釀，終於愈來愈多社會人士和同志組織表示可以接受我們的建議，這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無論管浩鳴議員或岑子杰都並不完全了解我們的建議，必須加以澄清。首先，對於管浩鳴議員有關宗教團體現時「鬆口一點」，不提「婚姻」兩字都可接受，早前我們和不少教內人士都已經作反駁，其中一個重點必須清楚指出，就是我們反對在法律上給予在海外註冊的同性伴侶任何特別的身份，無論是配偶、伴侶或伙伴等等，以免成為缺口及先例，導致骨牌效應，令同性伴侶最終成為法律上認可猶如婚姻的關係。

此外，明光社提出的「緊密關係授權」與契約伴侶是截然不同的事，因為這並不是為同性伴侶特別設立的制度，正如我們一直強調的是可以適用於所有市民，我們建議所有成年人都可以授權自己信任的人代為處理自己的財產、醫療指示和身後事安排，例如金蘭姊妹、沙煲兄弟、同居人士、以及契爺授權契仔、會友授權牧師等等。更重要的是這種授權是毋須雙向的，並沒有假設二人之間有一種與別不同的法律地位，因此毋須預設要互相授權。

我們當年提出的重點是「政策制訂者有必要把婚姻地位，從各種形式的緊密關係（同性情侶、異性不婚情侶、誼親、緊密友誼、同鄉、非近親關係）中區分（distinct）出來。按『等則等之，不等則不等之』的公平原則，各種緊密的人際關係皆非婚姻關係。政策制定者不須將各種緊密關係強行納入於男女婚制之中……『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授權制度的擴充。現時諸多事務上如醫院探視、醫療決定、財產及生活安排、遺體及骨灰處理、後事安排等，均默認其決定者和安排者為已婚配偶或直系親屬。『緊密關係授權』則讓人可在婚姻和血緣以外選擇自己信任或關係親密的人為上述事務的默認處理人，受到政府機關所承認。」[3]

明光社建議的「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單向的授權關係，是每個人獨立授權自己最信任的人，若對方亦有同樣考慮，必須簽定另一份授權書，這並非一份二人共同簽署的契約，例如契爺授權契仔代為處理自己的財產、醫療和身後事，但契仔的後事可以繼續由自己的太太或家人處理。又例如金蘭姊姊A無親無故所以授權給B代為處理，但B與自己家人感情亦要好，毋須授權A協助自己，同樣，年老會友可以授權給牧師，但牧師若有自己的家人，根本沒有需要另外授權他人。

總的來說，契約往往是雙向的，但授權則是單向的，伴侶是一種客觀的、特殊的身份，但「緊密關係授權」卻是主觀的、個人的決定，若不弄清這些重要的基本分別，討論下去只恐怕會錯意。任何立法的決定，必須要定義清晰，才可以避免日後的爭拗。我們建議的「緊密關係授權」是為了保障所有市民的個人財產及權益，不涉及公共制度，特別是婚姻或猶如婚姻的關係，不會在法律上給予同性伴侶特殊的身份。

有關建議其實類近我們當年建議將《家庭暴力條例》改為《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一樣，一方面我們認為所有人，包括同性伴侶的人身安全都應該受到保障，但不贊成將同性伴侶納入猶如異性婚姻所組成的家庭的定義之中，以免在法律上暗度陳倉，間接承認他們的關係猶如婚姻，因此建議將條例的保障擴闊至同居一室及在生活上互相依賴的人士，包括異性及同性同居者，雙方的關係毋須任何法律或契約的證明，要證明的主要是他們在生活上是否有互相依賴的緊密關係。希望未來所有建議修訂與同性伴侶相關法例的持份者，都能明白我們的基本理念和原則，不要誤會或扭曲了我們的原意。

2026年1月27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會議廳內，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將「末日鐘」（Doomsday Clock）撥快4秒，這意味著距離象徵世界末日的午夜僅剩85秒。甚麼是末日鐘？1947年，參與「曼哈頓計畫」（研發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們創立了末日鐘，其圖案後來成為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封面標識。當時美蘇冷戰剛剛拉開序幕，人類正投身於核武研發的軍備競賽，科學家因而以「時鐘」來象徵人類距離自我毀滅（午夜0時）還有多近。末日鐘最初設定的時間是晚上11時53分，距離午夜尚有7分鐘。

末日鐘的指針並非只會向前撥動。1991年冷戰結束，時任美國總統布殊 (George H. W. Bush)與蘇聯簽署《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後，末日鐘曾被回撥至距離午夜17分鐘的位置，這也是其設立以來與世界末日最遙遠的時間。核武器具備極強的毀滅性，因此當核武危機解除時，末日鐘便能回撥至更安全的時間點。

遺憾的是，2026年核武風險繼續升溫。美、中、俄等擁核大國在地緣政治的衝突不斷加劇，各類軍事演習、軍備現代化升級與核武部署行動，無不讓人擔憂，原子科學家不得不把末日鐘撥快。

末日鐘的設計初衷，本是針對威脅全人類生命的核武。不過，到了今天，儘管推動末日鐘分針奔向午夜的關鍵因素，還是取決於手握核武的大國首領身上，但隨著威脅人類的生存風險愈來愈多，每一個住在地球村的人，都不能完全撇除與末日鐘時間變化的關係。

自2007年起，氣候變遷、AI 等破壞性科技、生物威脅與虛假訊息傳播等問題，先後被科學家納入調整末日鐘的考量範疇，即使我們並非科學家，也不懂AI，但我們的生活及消費模式，以及如何處理虛假訊息的態度等，事實上都影響末日鐘的剩餘時間。這情況，就如舊約耶利米先知傳遞神審判的訊息時，先責備君王，然後是領袖官長，最終延伸至平民百姓。一國之君犯罪固然受到神的責罰，而國民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說：「這是首領的錯，他帶壞了我，與我無關。」

是誰敲響了末日鐘？誠然，是那些到處掠奪世界的霸主最先敲響末日鐘，推動末日鐘時間逼近午夜。但作為普通市民，如果一味貪圖個人享樂，肆無忌憚地浪費地球資源，又何嘗不是在加速末日鐘的倒數時間？

參考資料：

〈「末日鐘」撥快4秒　距世界末日僅85秒　大國侵略升溫、核戰風險、AI威脅等所致〉，《明報》，2026年1月28日。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260128/s00005/...

〈末日鐘極速撥快 4 秒！四大原因引致人類滅亡只剩 85 秒〉，《DCFever》，2026年2月1日。https://www.dcfever.com/news/readnews.php?id=40767

〈這是人類最接近毀滅的時刻，「末日鐘」又撥快4秒！科學家警告：核武、AI與強權競逐，讓世界末日更逼近〉，《風傳媒》，2026年1月28日。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60qpmjn

受訪者：Janice (眼科醫生)

「我的孩子要贏在起跑線。」這是很多香港父母的意念。孩子還未出生，父母急於籌劃著孩子的將來；孩子還未入讀幼稚園，父母已經張羅幼兒學前預備班，生怕孩子一旦錯過學習時機，便失去與他人競爭的籌碼。這個社會不斷告訴家長：孩子必須成為菁英，因此，即使孩子不是天生的資優兒，父母也希望可以通過大量的培訓，讓孩子不至於落後太多。於是乎，贏在起跑線的孩子在成長路上須時刻保持領先；輸在起跑線的孩子更要奮起直追，在你追我趕的人生賽道，到底有多少孩子可以快樂地成長？他們的獨特之處，真的能被父母看見嗎？那些特殊孩子，又能否彰顯神奇妙可畏的創造？今期我們邀請了眼科醫生Janice，與大家分享她和女兒的故事。Janice的孩子Isla非但不是資優兒，而是一名染色體缺失(22q13.3缺失綜合症，Phelan-McDermid syndrome)的特殊孩子。基因突變的Isla或許整體發展遲緩、或許到九歲十歲仍然不會說話、或許情緒時而不穩定，或許讓與她外出的父母偶爾感到尷尬，但這一切，都無損她的本質——她是神奇妙可畏的創造。

我要稱謝你，因為我的受造奇妙可畏                     ~詩一三九14上[1]

故事始於2016年的冬天，Janice與同是醫生的丈夫Calvin，滿懷喜悅等待著第一個孩子降臨。夫婦二人身體健康，對Janice而言，產檢不過是每個產婦的必經流程，並無太多想法。誰知懷孕五個月時，Janice做完超聲波檢查，竟被告知胎兒的一邊腎有囊腫。此後每次產檢，愈發得知胎兒有更多更嚴重的問題：一邊腎失去功能、心瓣倒流等。羊水不足更導致胎兒發育遲緩。這一切，讓原本滿心期待的Janice，心情變得愈發沉重。

在香港，胎兒若出現嚴重問題，妊娠 24 週內終止懷孕是合法的選擇，但 Janice 並沒有隨波逐流，反而堅定地決定將孩子生下來。她不是沒有過擔憂：她擔心自己無力照顧一個特殊孩子；她擔心將來自己和丈夫老去後，孩子該如何自理；她對神的信心，尚未堅強到能完全無懼前路的難關。只是，她有自己的堅持。

醫生輕描淡寫提出終止懷孕的選項，對Janice來說，卻是一個影響一生的重大決定，她實在難以作出終止懷孕的決定。她和先生都是基督徒，相信生命是神所創造的。Janice對「神的創造奇妙可畏」這句話，更有深刻的體會。面對一個健康正常的嬰兒，人們很容易讚嘆造物的奇妙，但Janice卻在這個被判為「有問題」的胎兒身上，深切領悟到何謂「可畏的創造」——生命本身，就是讓人感到可畏的設計及創造。無論一個人是否符合社會定義的「正常」，都值得被尊重，而非被輕視；因為尊重生命，就是尊重神奇妙可畏的創造。Janice亦從而明白，不要過度放大自身的難處，不要只想著「她」會如何影響自己及家庭。胎兒有「問題」，絕不能用終止生命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夫妻二人商量後，非常確定無論如何，都不會放棄這條小生命。既然如此，他們做了一個常人難以理解的決定——放棄抽羊水檢驗。

下了決定不代表沒有情緒，從懷孕20週開始，Janice便懷著忐忑不安及沉重的心情等待大女兒誕生。等待的日子裡，夫婦二人無從得知神的心意，也無法預料孩子出生後會面臨怎樣的困境，甚至連孩子能否存活，都是未知之數。當時經醫生診斷，嬰兒出生後極有可能需要接受大型心臟手術，甚至其他治療。這段等待的時光，既漫長又煎熬。但Janice能夠感受到胎兒的跳動，每天可以與丈夫，以及未出世的「她」，這位家庭新成員一起祈禱唱詩及「相處」，Janice認為這都是「賺來的」恩典。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一切都必加給你們。                     ~  太六33

Janice尊重奇妙可畏的創造；神也以恩典及神蹟，回應Janice的信心，讓她不斷看見神的保守及供應。Janice的孩子早產，手術室裡，除了為她進行剖腹生產的醫療團隊，手術室外還有一組兒科醫生隨時待命，準備在必要時為嬰兒進行緊急心臟手術或其他治療。然而，奇蹟發生了 —— 嬰兒出生後經過詳細檢查，心臟竟沒有出現醫生預計的結構問題，不需要做手術。Isla 不僅順利存活，還能和母親同一天出院，只是整體發展依然較為緩慢。

比起同齡的孩子，Isla的進步或許顯得微不足道，始終在緩慢卻穩定地成長；與此同時，Janice 的信心也在一天天積累，Janice並非「信心達人」，Isla的狀況時時變化，她的信心也只能應付當日的難處。從尋找合適的傭人、為孩子挑選學校、尋找治療師、到搬遷新居，甚至是生活中瑣碎的小事，每一次面對難題，Janice 都會將自己的需要帶到禱告中，交託給神。而神也垂聽了她大大小小的祈禱，成為她最堅強的安慰與鼓勵。

除了丈夫的支持，Janice的導師也教導她接納自己的情緒——接納那份「失去一個『正常』孩子」的失落感。在一個罕見病的群組中，她還受到一位家長的激勵及啟發，發現原來一個有特殊兒童的家庭，也可以像「正常」家庭一樣，歡喜快樂地一起去「飲茶」，特殊孩子的兄弟姊妹，也會甘心情願地幫忙照顧。Janice徹底明白一個家庭最重要的核心，是愛與關係；這些寶貴的東西，從來不會因為家中有一位特殊孩子而消失。

有愛的關係沒有因為特殊的Isla而消失，Janice和丈夫，Isla和二女兒Elise，經常一起出外遊玩。在愛中成長的Elise不僅愛心、性格大方，還格外細膩敏感，她從不嫌棄姐姐，反而疼愛著姐姐。若有人不理解Isla的行為，覺得她「古怪」，年幼的Elise已經懂得維護姐姐，告訴其他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別需要。」

Isla不僅有疼愛她的父母及妹妹，她所需要的人和物，神都會在適當的時間，把它們帶到Janice面前。例如當Janice尋找特殊學校的時候，她家附近剛好新建了一座幼兒特殊中心；因為該區人口較少，Isla很順利就讀了。後來Janice搬家，考慮到孩子行動不便，需要找治療師，剛巧又讓她認識到一位住鄰近的治療師。Janice從中體會到當人先求神的國和祂的義，一切所需的，神都必會供應。她也常常和丈夫說：「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試驗我，知道我的意念                     ~詩一三九23下

從懷孕到養育Isla這段旅程，不僅讓Janice對神的信心不斷增長，更讓她生命中最軟弱的部分，經歷了神破碎及陶造。Janice 的人生從小到大可謂一帆風順，讀書、工作、婚姻，從未遭遇過太大的波折。這讓她一度以為，自己能夠掌控一切，能夠規劃好人生的每一步，但 Isla 的到來，徹底打破了她的「掌控感」，讓她深深體會到不確定性帶來的焦慮，她這才驚覺，所謂的「掌控」不過是一種假象——即便 Isla 就在她的腹中，與她如此緊密相連，她依然對孩子的處境束手無策。正是在這樣的無力感中，Janice 看見了自己的渺小；也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她學會了放下自己，放下想要操控一切的執念，學會了謙卑，開始與神一同經歷人生的種種未知，並且相信：神比她更懂得如何照顧她的女兒。

曾經的 Janice，是一個缺乏耐心、同理心不足的人。身邊的朋友跟她說，Isla 的來臨，是因為神看得起她，揀選了她來承擔這份使命。Janice認同朋友這番話，對此，她在神面前深深俯伏——她知道，神正是在她最軟弱的地方動了「手術」，讓她得以被徹底改變。從前的她，凡事講求效率，總是急於解決問題，從未想過要為特殊孩子多花時間；如今，身為母親的她，面對來求診的患者和家屬，變得格外有耐心，也更願意傾聽和關心他們的處境。

Isla不僅讓Janice變得更有耐性、更為謙卑，更讓她反思何謂「正常」。她發現，這個世界習慣給人貼上各式標籤，標籤一個人「正常」或「不正常」，標籤一個人「成功」或「失敗」，甚至認為只有安靜坐好的孩子，才算得上「乖學生」。直到後來，她才猛然醒悟：其實在神的眼中，沒有人是完美無缺的，每個人都有不同性質的軟弱與不足；但與此同時，每一個生命又都是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

當Janice領悟到這一點後，她的教育理念也徹底改變了。且不說她的大女兒Isla無法贏在起跑線，就連二女兒 Elise，Janice 也從未要求她必須爭強好勝、領先他人。她和丈夫從來不會為女兒們規劃好人生的每一條路，而是選擇賦予她們一項更重要的能力 —— 不是學術上的成就，而是經營關係的能力，以及處理自身情緒的能力。

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深深知道的。                     ~詩一三九14下

Janice始終相信，父母若能在孩子年幼時，用正確的方式教養引導，孩子各方面的發展必將終身受益。為了從根源上學習科學的育兒方法，她專程修讀了澳洲墨爾本大學的情緒智能（Emotional Intelligence, EQ）課程。這是一套專為家長設計的課程，全課共六堂，每一堂聚焦一種情緒，透過情境模擬與角色扮演，引導家長學習用讚美與鼓勵代替責罵與懲罰，並將課堂所學運用於家庭生活中，幫助孩子學會表達情緒、管理情緒。Janice 不僅自己身體力行，更會教授其他家長這套課程。令人驚喜的是，這套課程不僅改善了親子關係，就連手足關係與夫妻關係，也在實踐後變得更加和諧。

從學習做家長，到幫助他人做家長—— 這是 Janice 從未預料過的人生。而她更未曾想過的是，自己這段充滿艱辛與淚水的親身經歷，竟會成為他人的幫助。Janice 願意與那些同樣懷有特殊胎兒的母親傾談，比起那些說著「想當然」的勸解者，Janice 坦然分享自己的處境與心路歷程，理直氣壯地鼓勵她們：請珍惜孩子的生命。生命影響生命，在神的帶領下，與 Janice 深談過的母親，最終都選擇了生下孩子。Janice 相信，神賜予她這段經歷，必有祂美好的旨意。回望走過的路，她深深明白，這是一份很大的祝福。

我未成形的身體，你的眼睛早已看見                     ~詩一三九16上

按社會的標準，Isla的發展的確比同齡人遲緩，是別人口中的「特殊孩子」，但她其實是神創造的「單純的喜樂」。儘管她迄今還未能說話，她卻會以純真的笑臉，用力的擁抱歡迎Janice及Calvin回家——一個深深的擁抱，便足以一洗Janice及Calvin一天忙碌後的疲累或壞心情。

「媽咪。」相信這一聲「媽咪」，不會只在Janice的夢境出現，終有一天，Janice一定能親耳聽見，健康快樂的Isla，清晰地喊出那聲她期盼已久的「媽咪」。

美國

多元化、公平、包容（DEI）計劃及聯邦撥款

特朗普在1月20日正式就任美國總統，在就職禮舉行的當日，特朗普簽署一連串行政命令，當中有針對「性別意識形態的極端主義」。指美國只承認兩種生理性別——男性與女性，並結束聯邦政府內部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計劃，並稱之為「激進和浪費」。其後，他亦威脅要削減對教育機構涉及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DEI）計劃及跨性別政策等議題的聯邦撥款。[1]

1月30日，有多個學區的聯盟組織和代表發表聲明，拒絕執行特朗普政府在1月29日發出的行政命令，他們認為有關行政命令將跨性別身份標記為「反美國的意識形態」，甚至威脅要刑事檢控那些支持學生嘗試更改性別標記的教師。有關組織認為該行政命令是歧視跨性別學生，也有學校職員明確表示，不會遵守當中的內容，又稱會繼續致力於保護跨性別學生的權利。[2]

2月5日，特朗普簽署了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女性及女孩參與女子運動項目，並且指示聯邦政府開始執法，對不遵守規定的學校切斷資助。另外，特朗普又表明會指示國土安全部長，如遇到有男性試圖以女性運動員的身份申請來美國的簽證，一律拒絕其申請。[3]

美國政府先後審查不同學枚的撥款： 3月31日，審查了哈佛大學及其附屬機構與聯邦政府之間價值2.556億美元的合約，以及價值87億美元的多年期撥款承諾。[4] 4月11日，美國政府採取行動，教育部宣佈切斷對緬因州公立學校所有聯邦資助，同日，一名聯邦法官發佈了臨時限制令，禁止農業部切斷對緬因州部份項目的聯邦資助。[5] 9月政府致函紐約市的公立學校，要求在最後期限前修改支持跨性別政策，否則將取消資助。[6] 紐約市學校在10月16日起訴聯邦教育官員，因他們決定停止向這些學校提供 4,700 萬美元的承諾撥款。[7]

美國地區法院法官Jon Tigar的裁決，阻止特朗普總統及其政府在發放聯邦撥款資助時加入條款，以實施反對多元化及反對跨性別者的行政命令。Tigar在6月9日表示，聯邦政府不得強迫受資助者停止推動多元化、公平與包容（DEI）計劃，或要求受資助者停止一些肯定跨性別者存在的計劃。他進一步指出，行政部門製定的議程，當中包括了聯邦資助的領域，仍是受憲法約束，並指政府不得將國會撥款武器化，對受保護的群體施加不公平待遇，或壓制政府不認同或視為危險的思想。[8]

荷爾蒙治療及更正治療

1月28日，特朗普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旨在限制19歲以下人士接受與變性相關的醫療服務。該行政命令指，聯邦政府將不會資助、贊助、推廣、協助及支持為兒童提供的性別肯定治療。[9] 他又要求把跨性別女性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及停止為跨性別囚犯提供性別肯定治療，三名跨性別囚犯為此入稟法院，認為該政策違憲，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區域法院法官Lamberth在2月4日頒佈了臨時禁止令，禁止政府將三名男跨女囚犯移送到男子監獄，法官又要求懲教部門職員，必須讓三名囚犯繼續接受跨性別治療。[10] 12月3日，美國地區法官Victoria Marie Calvert裁定，永久命令喬治亞州繼續向已接受治療的囚犯提供荷爾蒙藥物，並允許其他經醫學診斷需要荷爾蒙治療的囚犯開始接受治療。[11]

2月4日，有跨性別兒童的家庭入稟聯邦法院，要求阻止限制兒童接受跨性別治療的行政命令實施。他們希望法院可以盡快頒佈臨時限制令，讓醫院可以盡早恢復提供相關的治療。[12]

2019年，科羅拉多州頒佈了《未成年人轉化治療禁令》，禁止精神健康專家使用試圖改變個人性取向或性別認同的「更正治療」（包括談話療法），違例者將面臨最高5,000美元罰款，並可能被暫停執業資格或吊銷執照。2022年，基督徒輔導員Kaley Chiles因希望與年輕患者就性別焦慮和性取向議題進行對話，於是對州政府提起訴訟。她指控該禁令基於觀點立場和談話內容審查其與患者的交流，侵犯了自身的言論自由權利。Chiles請求法院頒佈命令，禁止科羅拉多州對其執行該禁令。

科羅拉多州在法庭文件中回應，該州尚未對Chiles或任何其他持牌治療師採取違反禁令的紀律處分，並聲稱Chiles擬提供的談話療法並不違法——因她已明確表示不會尋求改變患者的性別認同或性取向。聯邦地區法院允許Chiles繼續進行訴訟，但最終判其敗訴，認為科羅拉多州的法例是要規範心理健康專業人士的「專業執業行為」，而非限制言論自由；法院同時裁定，該州有合法理據保護未成年人免受「有害且無效」的治療。Chiles隨後提出上訴，2025年10月，最高法院維持了地區法院的判決，裁定科羅拉多州的法例僅禁止精神健康專業人士實施「更正治療」，其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屬於附帶性質，且該附帶限制並不違反言論自由原則。[13] 

2025年11月12日，美國天主教主教團投票通過決議，正式禁止天主教醫院為跨性別患者提供性別肯定醫療服務。[14]

護照政策

加州網紅男跨女跨性別者Zaya Perysian在1月底收到郵寄給他的新護照，其護照列出了他的生理性別——男性。他偕同其他六名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在2月7日提出訴訟，指有關政策違憲。政府辯稱，該政策並不構成非法的性別歧視，也沒有限制跨性別者出國旅行，並提到有關的行政命令重要地指出，性別的不明確定義破壞了「長期以來備受珍視的合法權利和價值觀」。6月17日，美國地區法官Julia Kobick作出裁決，允許需要申請或更新護照的跨性別者及非二元性別者，在性別標註中自主選擇「男性」、「女性」或「X」，而不再受限於出生時被指定的性別。9月19日，特朗普政府向要求最高法院提出上訴，請求允許實施原定的護照性別標註政策。[15] 11月6日，美國最高法院批准特朗普政府的緊急申請，允許執行新護照政策：性別標記僅限「男性」或「女性」，並以出生時的性別為準，推翻拜登時代允許選擇「X」或自選性別的政策。[16].

跨性別軍人

1月27日，特朗普簽署了幾項有關軍隊的行政命令，禁止已入伍的跨性別軍人獲得與性別轉換相關的醫療福利。[17] 美國國防部長Pete Hegseth在2月7日發佈備忘錄，有關文件在2月10日公開，文件指軍隊將不再接納跨性別者的入伍申請，並將會關閉涉及轉變性別的醫療設施。[18]

3月，華盛頓州塔科馬的地區法官Benjamin Settle發佈了一項臨時禁令，暫緩軍方執行特朗普總統之前發出的行政命令，禁止跨性別者在軍隊服役。特朗普政府對Settle的裁決提出上訴，並要求美國第九巡迴上訴法院在上訴期間擱置Settle的裁決。3 月 31 日，上訴法院駁回了特朗普政府的要求。[19]

逆向歧視

2015年Obergefell案裁定同性婚姻為憲法權利，全美合法化。肯塔基書記員Kim Davis以宗教信仰拒為同性伴侶Ermold與Moore簽發執照，遭判藐視法庭入獄。Davis其後上訴，2023年第六巡迴法院維持判決，她上訴至最高法院求推翻Obergefell案的裁決。2025年11月10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Davis須付逾36萬美元賠償及律師費。[20]

Charlie Kirk遭殺害

9月10日，美國保守派活動組織「轉折點」聯合創始人Charlie Kirk在猶他谷大學活動中遭槍擊身亡。事發時他正在戶外舉行一場名為「請證明我是錯的」辯論會，邀請學生就其政治與文化觀點進行挑戰，現場聚集了大量聽眾。Kirk生前曾多次公開反對跨性別權利，其組織也曾發起反對跨性別相關醫療服務的集會活動。[21]

其他國家或地區

同性婚姻及人工受孕

泰國的同性婚姻平權法在1月23日生效，成為東南亞第一個將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22]

3月25日，日本大阪高等法院裁定，日本現時不承認同性婚姻是違反了《憲法》第14條第一款中提出，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以及第24條第二款提出，個人尊嚴和兩性本質上平等的條文。此判決是繼札幌、東京、福岡、名古屋等地方的高等法院後，再多一個高等法院作出相同判決。[23]

2018年，兩名波蘭男子在柏林締結同性婚姻，返回波蘭後遭拒絕登記婚姻轉錄，因當地不允許同性婚姻。2025年11月25日，歐盟法院（CJEU）裁定，成員國須承認其他成員國合法締結的同性婚姻，以保障自由遷徙及家庭生活權，但無義務在本國允許同性婚姻。[24]

12月11日，台灣行政院會議通過《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擴大法律適用範圍，把年滿18歲的未婚女性、已完成結婚登記的女同性配偶納入可接受人工生殖技術的對象。目前該修正草案已提交立法院審議。[25

意大利憲法法院在5月22日裁定，女性同性戀伴侶若在海外透過體外受精（IVF）生育子女，二人在意大利均可在法律上獲承認為孩子的母親，即使她們其中一人與孩子並無血緣關係。[26]

LGB國際

9月20日，來自18個國家與地區（包括澳洲、保加利亞、美國和台灣等地）的女同性戀、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組織決定脫離傳統的LGBT運動，宣佈成立「LGB國際」（LGB International）——一個專注於捍衛同性戀者權利的新平台。LGB國際組織主席Frederick Schminke表示，曾經代表同性戀者團體的組織如今「完全致力於性別認同意識形態」，導致同性戀者權利日益被邊緣化。國際男女同性戀協會（ILGA）前領導人對LGB國際組織的成立表示歡迎，稱這是回歸基於生理性別權利保障的必要修正。[27]

逆向歧視

來自英國的Jennifer Melle是一名高級護士，早前拒絕使用女性代名詞來稱呼一位已被定罪的兒童性侵犯者，此人外號是「X先生」，是一名男跨女跨性別者，他因在社群媒體上假扮成少女以引誘男孩與他進行性行為而被判入獄。Melle在當值時以先生稱呼X，對方因而憤怒，並以言語羞辱她，令她受到種族歧視和人身威脅。隨後她更收到醫院的書面警告，並將其轉交給護理和助產士委員會（Nursing and Midwifery Council, NMC）。她被指違反了NMC的行為準則，沒有尊重病人的「首選身份」，也沒有維護「尊重」這項價值觀。Melle表示，她後來被轉到另一個病房工作，實際上是被降級，而她的名字亦從內部系統中被刪除，令她無法申請加班。2025年3月，在基督教法律中心（Christian Legal Centre）支持下，她現在以騷擾、歧視和侵犯人權為理據，向Epsom及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提出法律訴訟。原定12月初在St Helier大學醫院協會接受聽證，但院方通知她聽證會因「不可預見的情況」及一名委員無法出席而無法進行。[28]

運動

2023年，世界田徑總會（World Athletics）投票通過，禁止經歷過男性青春期的跨性別運動員參與女子組賽事，並宣佈成立工作小組進一步研究跨性別者參賽的議題。2025年2月10日，該會的工作小組公佈研究結果，指出僅以運動員「是否經歷過男性青春期」作為制定規範的依據是錯誤的。報告補充說：「有新的證據顯示，在青春期開始前，運動表現已存在顯著的差距。」報告又指，兒童時期或青春期前的表現差距，在跑步項目為3%至5%，而在投擲和跳躍項目中的差距則更大。[29] 3月25日，該會主席Sebastian Coe在表示，女運動員很快將要接受一次性基因測試，符合資格者才能參加女子組賽事。Coe表示將草擬新的法規，並尋找一家有能力的供應商，以協助進行非侵入性的臉頰拭子或乾血斑分析的測試。總會希望透過測試，以判斷運動員的生理性別，以保護女子田徑運動。[30]

英格蘭曲棍球協會（England Hockey）在1月8日宣佈了一項新政策，下個賽季開始，協會將禁止跨性別女性運動員參加女子組比賽。為了解決跨性別和非二元性別人士參賽的問題，該會設立了兩個競賽組別：女性組和公開組，後者歡迎所有人，包括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參與。新政策於9月1日生效。[31]

該會亦在同日宣佈，會更新女性運動項目的參賽規則。相關的性別議題在體壇早已引發不少爭議，外界除了關注跨性別運動員參賽可能引發問題，近年亦開始關注讓性發育障礙（DSD）運動員參賽會否對其他女性運動員引發不公平的情況。田徑運動未來採用的規則，正朝著一個新的方向進發，規則或會要求，出生時為女性但睪酮水平較高的運動員，與出生時為男性其後轉變為女性的跨性別運動員，遵循相同的準則。[32]

英格蘭足球總會（FA）宣佈由6月1日起，跨性別女性（男跨女人士）將不得參與英格蘭女子足球賽事。英國最高法院於4月時裁定，《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性別」是指「生理性別」。基於此判決，英足總的律師建議總會改變政策，不再允許男跨女跨性別者參加女子足球賽事。[33]

英格蘭和威爾斯板球理事會（The England and Wales Cricket Board, ECB）在5月2日表示，因應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作出的裁決，該會已更新了先前的規則，宣佈將徹底禁止男跨女運動員參加在英格蘭和威爾斯舉行，所有級別的女子板球比賽。該會提到：「由即日起，只有生理性別為女性的球員才有資格參加成年女子和女生的板球比賽。跨性別女子和女生可繼續參加公開組和混合組的板球比賽。」[34]

性別二元

2018年，蘇格蘭地方政府計劃在公共委員會中設立女性成員的配額，以提升女性在當中的比例，但政府的法定指引中指出，持有「性別確認證書」（Gender Recognition Certificate）的跨性別女性也應被視為女性。組織「蘇格蘭婦女」不滿相關指引，認為性別是二元及不可改變，故向蘇格蘭法院提訴。蘇格蘭的法院認同地方政府的說法，指性別不限於生理性別，須涵蓋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人士。2024年，組織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2025年4月16日，最高法院裁定，當地《平等法》中的女性是指生理女性，而跨性別女性則不包括其中。判詞提到，《平等法》列明的性別、女性及男性必須是指生理性別，其他演繹既不連貫也不可行，而持有性別確認證書的跨性別女性不符合有關定義，故蘇格蘭政府發出的指引並不正確。[35]

英國最高法院在4月裁定現行《平等法》中的「性別」僅指生物學上的性別後，英國唯一一位公開了跨性別身份的法官Victoria McCloud於上世紀90年代公開了自己的跨性別身份，並於2006年成為了法官。他向歐洲新聞台（Euronews）表示：「作為一名『擁有』女性生殖器官、數十年前就公開了身份的男跨女人士，現在要求我必須使用男性廁所、男性更衣室，並被當作男性對待，生活對於我這種人來說變得不再可能。」在1998年《人權法案》下，英國是受歐洲人權法院的裁決所約束。McCloud對英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提出質疑，已向歐洲人權法院 (ECtHR) 提出申請。[36]

荷爾蒙治療

11月19日，新西蘭宣佈將禁止為跨性別青少年提供青春期阻斷劑的新處方。該禁令已於 12月19日起生效。[37]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

立法會議員何君堯在2月12日舉行的會議上提出「守護本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無約束力議員議案，他促請政府防範和抵制不良文化影響。議案最終以69票支持、0票反對及10票棄權獲得通過。

何君堯質疑終審法院在岑子杰訴律政司司長一案中，要求政府為同性伴侶關係設替代框架會帶來憲制問題，應「取締有關判決」。[1]

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在7月3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出制定「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但只限於已在海外結婚或民事結合的同性伴侶，登記後可參與伴侶的醫療決定及辦理身後事。立法會於 9 月恢復二讀《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最終出席的 87 名議員以大比數否決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李家超指政府將研究依行政措施保障同性伴侶的權利。[2]

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建議政府設立「契約伴侶」登記機制，讓任何兩位願意共同生活、互相託付的成年人（不限性別或關係）可登記，享有醫療指示、身後事安排等權利。對於伴侶領養兒童問題，他認為應由收養機構評估申請人是否適合，並表明不相信性取向可被改變。[3]

明光社相信為了保障香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制度，並顧及不同性傾向人士的需要，可透過「緊密關係授權」的方法，保障同性伴侶在私人領域上的權益。此方法讓每個人都可以授權他最信任的人，在他喪失行為能力或昏迷時，代他作出有關醫療或日常生活的財務決定，即使當事人離世，亦可以替他執行有關身後事的各項安排。至於財產物業的安排，則可以透過訂立遺囑去處理。涉及私人的事務和財物，應該盡量尊重當事人的意願來處理，但婚姻制度涉及整體社會的利益，必須廣泛諮詢市民的意見，在經過討論後才決定是否作出更改。[4]

明光社提出的緊密關係授權與契約伴侶是截然不同的事，總的來說，契約往往是雙向的，但授權則是單向的，緊密關係授權是一種單向的授權關係，是每個人獨立授權自己最信任的人，若對方亦有同樣考慮，必須簽定另一份授權書。[5]

《父母與子女條例》

女同志R和B在南非結婚後，在2020年底接受了「互惠體外受精」，由R提供卵子與男性捐贈者的精子結合成胚胎，再植入B的子宮，由B懷孕並在港誕下嬰兒K。二人欲登記成為嬰兒的父母，但在本港法例下，R並非K的法定父母。二人入稟法院，要求宣告R在法律上是K的父母。高等法院於2023年按《父母與子女條例》，裁定R為嬰兒K的「普通法下的父母」，卻不能成為法定父母。二人早前再度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政府准許R在嬰兒K的出生證明書上被列為父母。

高等法院在6月4至5日聆訊。代表政府一方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指出，「伴侶關係」複雜多變，定義模糊，難以明確界定標準，武斷劃下任何界線會造成不公。倘若法庭接納「伴侶」關係為法定父母的條件，亦會「引發一連串麻煩」。若法庭接納申請，日後則有可能出現「三名家長」的局面（three parent situation），他舉例說明，指出如提供卵子的女方，提供精子的男方，以及懷胎產下嬰兒的志願者均可成為嬰兒的法定父母，嬰兒便會有「三名家長」。他指出，R若照顧K時遇到困難，例如替K報讀學校等情況，可向法庭申請成為K的監護人。申請方多次強調如果R只可以成為K的監護人，會令K感到尷尬，黃繼明回應指，在許多情況下，「對方只會在意你是否有該權利，而不是你如何獲得該權利。」

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於9月裁定，女同志為伴侶提供卵子產嬰，可獲承認為嬰兒法定父母的身份。政府發言人在11月26日回覆《法庭線》指，政府已就判決提出上訴，[6]

《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
一名身份證登記性別為女性的女跨男K，於2017年確診性別認同障礙，其後在威爾斯親王醫院性別認同診所接受治療，並進行「真實生活體驗」（RLE）。為方便治療，醫生向K發出性別認同障礙證明書（簡稱 GID 信），指其正處於 RLE 階段，在社會中應被認定為男性，且使用對應性別的公共設施，是其治療的重要環節。K在進行RLE期間，因尚未完成性別重置手術，無法使用男性公廁，因此提出司法覆核，要求擴大《公廁（行為及舉止）規例》中對「男性」及「女性」的定義範圍。2025年7月23日，法官高浩文裁定K勝訴，裁定規例中食環署公廁男女分隔的條文違憲且無效，但頒令暫緩執行裁決12個月，供政府制訂處理方案。環境及生態局已於 9 月 22 日向上訴庭提出上訴。[7]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上屆立法會否決了政府提出的同性伴侶登記制度，有關在法律上間接承認同性婚姻的憂慮看似暫告一段落，但如何回應同志團體的訴求和社會風氣的發展其實仍有很多問題值得教會群體深思，若果因為終審法院和政府都表示香港沒有憲制責任承認同性婚姻，大家便以為這件事會告一段落的話，便是大錯特錯。我在明光社服侍了二十多年，看著同運在香港的發展，深深感受到同運4C移風易俗的力量（可參閱同運4C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及移風易俗的同性戀運動 | 明光社），只要看看大眾傳媒和年青人（包括年青的基督徒）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便知道我們其實是節節敗退。當同運的進展稍為慢下來的時候，正是我們把握機會做好教育和倡議工作的時機。

不少香港的教會同工和長執因為要應付教會日常眾多的事工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對於同運議題往往是當社會上出現相關的司法或立法的爭議時才會花點時間去關心，過往是參與聯署、集會或約見立法會議員，但其後許多爭議改為向法院尋求司法覆核，大家根本無從置喙，在司法體系之內完全沒有角色或機會表達意見。而在現時紅線處處的社會和政治氣氛之下，如何回應更需要重新思量。其實今次立法會否決了同性伴侶的登記制度，只能換來一些時間和空間讓大家去思考應如何恰當地回應同性議題，而不是有關爭論已塵埃落定。

首先大家要知道，就算沒有登記制度，在海外註冊了的同性伴侶已透過司法覆核而獲得了不少本來只屬於異性婚姻才會擁有的權利，包括公務員配偶福利、合併報稅、聯名申請公屋及居屋，以及無遺囑遺產繼承等，不少主要的配偶福利已透過行政措施而毋須立法或登記而獲得了。但同運團體的訴求是不會就此結束的，不同的司法覆核仍然陸續有來，而最令人憂慮的是有關同性領養的問題，因為當社會上愈來愈多人接受同性伴侶是猶如異性婚姻的夫妻的話，那麼他們必然會問為甚麼其他夫婦可以領養，同性伴侶就不可以？這種差別對待日後在終審法院會否被認為構成歧視？因為按終審法院過往的判決，生育和婚姻根本沒有必然關係，而異性婚姻亦沒有其獨特性，若法官認為作父母最重要的是愛而不是性別角色，以及只從成人的角度而忽略將要出生的嬰兒的角度看權利的時候，同性領養就會水到渠成，再加上現時單身人士亦可以申請領養，縱使沒有登記制度，只要社署在行政措施上配合，市民亦無從反對。

因此，了解外國在同性領養下成長一代的遭遇十分重要，近年已陸續有年青人出來表達被剝奪在父親或母親照顧下成長的失落和傷痛，以及在捐精捐卵下出生，對自我身份和價值的迷惘，並且想知道誰是自己父親或母親的患得患失，都清楚讓我們明白，同性領養其實只偏重一些成年人想有小孩的慾望，卻忽視和嚴重侵害了將要出生的嬰兒的權利（可參閱「兒童比成年人優先：為何我們需要全球兒童權利運動」系列研習組 | 明光社）。維護將要出生的嬰兒不會被一些人當作可以自由買賣的寵物，尊重生命的主權，反對只看成人的所謂權利而踐踏兒童權利的行為，是我們未來必須努力守護的方向，因為同性婚姻涉及的是破壞婚姻和家庭制度，但同性領養更進一步涉及不少兒童一生的幸福，他們無法守護自己的權利，必須由政府和關注兒童福祉的個人或團體代他們發聲，重視家庭價值的教會群體對此責無旁貸。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和年青人對同性戀的接納程度愈來愈高，加上年青人身邊願意和毋懼「出櫃」的朋友愈來愈多，年青人為了保持和朋友的關係，以及避免被人視為「落後」，加上教會有時沒有主動講解／或有意迴避有關如何從信仰的角度看同性戀的問題，將來莫說社會人士，恐怕連信徒對同性戀的行為亦會愈來愈接納。若再加上一些信徒和信徒群體單單以較強硬的態度回應同運而忽略對有同性戀掙扎人士的關心和了解，恐怕會令年青人更難理解和接受教會的立場。

當同性戀議題的爭議暫時平靜下來的時候，眾教會應把握時機做更多教育的工作，讓同工、長執、導師和弟兄姊妹（特別是年青人）深入認識有關同性戀問題的不同範疇，明光社已製作了相關的教材，內容包括同性戀的基本認識、同志釋經(一)、同志釋經(二)、如何與同性戀者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性解放議題、性傾向歧視及性別認同條例以及同性婚姻 -附民事結合及基督教婚姻觀等，（詳情可參閱愛‧牧‧同行──基督徒如何回應同運 教材 | 明光社），歡迎大家上網閱讀或邀請我們的同工主持講座和課程。

我們深信上帝愛世上所有的人，包括所有罪人（即你、我、同性戀者和性小眾…...），教會的門亦是向所有人打開的，讓所有願意認識信仰的人可以學習追尋生命之道，並悔改轉向神。唯有讓大家明白教會願意關心同性戀者和他們的家人，教會與同性戀者的對話才能更有效地展開，我們只是反對同運一些損害家庭價值的訴求，但教會並不拒絕同性戀者，正如教會不會拒絕本來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參與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