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的山寨王

在強弱懸殊下，主戰是否仍然佔據道德高地？

2025年11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提出了一套多達二十八點的俄烏和平構想，其核心精神並不複雜：烏克蘭應接受現實，放棄部分領土、限制軍隊規模、永不加入北約，以換取停火與安全承諾。在12月，和平方案已經修訂，不過，在新方案下烏克蘭仍然要從頓巴斯等地區撤退。特朗普支持者的論證邏輯十分直接：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烏克蘭將付出更高昂的人命與經濟代價，甚至可能面臨國力透支與國家存亡的風險。在這種敘事中，割地不再被描述為屈辱，而被包裝成一種務實、理性的止血方案。

丙子胡亂與平民的視角：誰在承擔「大義」的代價？

這樣的主張在歷史中屢見不鮮，十七世紀朝鮮的丙子胡亂就是一個好例子。丙子胡亂發生於滿清崛起、明朝衰亡的關鍵節點。朝鮮長期以來是明朝最忠誠的藩屬國。當清太宗皇太極要求朝鮮斷絕與明朝的宗藩關係、改奉清朝為宗主國時，朝鮮朝廷內部爆發了激烈爭論。主戰派認為，若向清屈服，等同背信棄義；主和派則認為，國力懸殊，繼續抵抗只會招致更大災難。

1636 年冬，清軍南下，朝鮮國王仁祖退守南漢山城。圍城時間拉長後，守軍糧草斷絕，史料清楚記載，朝廷徵用民糧、拆除民居屋頂的茅草作為馬匹飼料，最後甚至宰殺軍馬供士兵充飢。

2017 年，南韓上映了一部以丙子胡亂為背景的電影，名叫《南漢山城》。片中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對話：一名出身農民的士兵對朝廷將軍說，朝廷事明抑或事清，對他並不重要，他只希望春天能播種，秋天有收成，冬天不會挨餓。這段對白是否有直接的歷史原型，已難以考證，但它所呈現的心態，卻極為貼近當時多數平民百姓的現實處境。對普通人而言，宗主國的更替、文明正統的歸屬，遠不如一家人的溫飽來得迫切。當朝廷的「大義」必須以拆屋、饑荒、百姓死亡為代價時，道德的張力便不可避免地浮現出來。

溫泉關之戰：自願犧牲與象徵性抵抗

與丙子胡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西方歷史中著名的溫泉關戰役。公元前 480 年，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斯率領三百名斯巴達戰士，聯合少數希臘盟軍，在溫泉關阻擊數量遠勝於己的波斯大軍。這場戰役在軍事上注定失敗，最終全軍覆沒，但卻成為西方文明中「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象徵。

溫泉關的道德評價之所以長期偏向正面，並非因為犧牲本身，而在於犧牲的性質。首先，赴死的是自願參戰、受過嚴格訓練的戰士，而非被迫承擔後果的平民。其次，這場戰鬥確實為希臘城邦爭取了時間，促成後續聯盟的形成，並最終在薩拉米斯海戰等關鍵戰役中扭轉戰局。這是一種「有限而自覺的犧牲」，而非無止境地消耗社會底層的生存資源。這提醒我們，判斷主戰是否具有道德正當性，不能只看是否「必敗」，還必須看犧牲是否自願、是否具有實際或象徵上的戰略價值。

史可法與揚州：堅持是否必然等於徒然？

類似的道德張力，在史可法死守揚州的悲劇中表露無遺。「龍鍾閣部啼梅嶺」，這是孔尚任在《桃花扇》（餘韻）中描述史可法在梅嶺誓師的悲壯場景。史可法的個人操守幾乎無可指摘，他以身殉國，英烈千秋。然而，一個無法迴避的反事實問題始終存在：如果史可法選擇投降，揚州是否仍然會發生十日大屠殺？不過，歷史學界普遍認為，滿清的「揚州十日」是多鐸為了震懾江南其他城市（如南京、蘇州）而採取的恐怖策略，抵抗確實是導火線，但屠殺的規模更多源於清軍的恐怖策略。

而「嘉定三屠」發生在已經歸順清軍的城市，清軍只是遇到民眾自發的小規模反抗，但清軍再次進行大規模殺戮，這顯示了侵略者的目標不是要解除武裝，而是要徹底摧毁當地人的抵抗意志，以達到殺雞儆猴之目的。

無論如何，若果將史可法死守揚州視為愚蠢的自殺行為是不公允的，歷史上並非所有「堅持到底」的案例都以悲劇收場。例如前面提過的溫泉關之戰，三百壯士的犧牲為希臘聯軍換來了時間，最後扭轉戰局；此外，1836 年，德州民兵死守阿拉莫要塞，雖然最終全軍覆沒，卻成功拖延了時間，使山姆．侯斯頓得以集結兵力，最終在聖哈辛托戰役中擊敗墨西哥軍隊，促成德州獨立。

這類案例說明，抵抗的價值並不僅取決於眼前的成敗，而取決於是否能為整體戰局創造轉機。史可法的選擇是否具備這樣的戰略可能性，仍可討論，但不能簡單地將其視為毫無意義的自殺行為。真正值得反思的，不是「堅持是否錯誤」，而是「堅持是否建立在對整體局勢的清醒判斷之上」。孔尚任寫道：「全開鎖鑰淮揚泗，難整乾坤左史黃」，意思是當時整個防線已經失守，左良玉、史可法、黃得功這些猛將也無法改變戰局。不過，這是後人回顧歷史的斷言，在明末戰局還未預定。

值得一提的是，滿清入關的時候，其口號並不是要消滅明朝，而是提出要幫助明朝對付流寇，起初史可法亦主張「聯虜平寇」，向清軍求和似乎是一個務實的做法。然而，後來清廷終於暴露了狼子野心，多爾袞致書史可法的書信格式有如諭旨，清以正統自居，否認明朝的法統地位，並且在信中要求南明君臣歸降。

中日戰爭的教訓：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

類似情況亦出現在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1935 年，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全大會上曾說過一句被反覆引用的話：「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這幾句話本身並不激進，反而高度克制，體現了一種典型的現實主義思維。然而，隨著局勢演變，蔣介石逐漸意識到，日本的戰略目標並非佔據中國局部領土或勢力範圍調整，而是系統性的殖民、去主權與長期控制。正是在這一判斷確立之後，「不輕言犧牲」才轉化為「不能不犧牲」。中國八年抗戰之所以在歷史敘事中被普遍視為道德高地，關鍵並不在於「寧為玉碎，不作瓦全」的修辭力量，而在於對侵略者意圖和對後果的衡量。這一歷史轉折，正是理解「實力懸殊是否仍應主戰」的關鍵切入點。

結論：烏克蘭、俄羅斯與「六國論」的歷史回聲

回到烏克蘭問題，若僅從短期止血的角度看，割地求和似乎具有某種現實吸引力。然而，從更長的歷史視角來看，澤連斯基的堅持並非情緒化的冒進，而是建立在對俄羅斯戰略行為模式的深刻認識之上。俄羅斯的安全觀與勢力邏輯，長期以來呈現出不斷外推、步步進逼的特徵。今日的讓步，並不能為明日提供可靠保障。

北宋文學家蘇洵在《六國論》中指出，六國之所以破滅，弊在賂秦。割地求和不僅削弱自身實力，也破壞盟友體系，使得不賄者最終孤立無援。即使不賄的齊國，最終亦因整個同盟體制崩潰而走向滅亡。這一洞見放在今日歐洲局勢中，仍具有驚人的現實意義。若美國和歐盟選擇「犧牲」烏克蘭以換取表面和平，俄羅斯極可能得寸進尺，使整個歐洲長期生活在威嚇與不安全之中。其實，現在烏克蘭還未到潰敗的地步，雙方嵌入膠著狀態，或者可以說俄羅斯佔了上風。若果歐盟和美國繼續支持，這並不是一場絕望的戰爭。

因此，在烏克蘭的情境下，繼續抵抗並非單純的道德姿態，而是一種具有長期理性的安全選擇。當侵略者的目標不是局部利益，而是否定他國主權時，妥協往往不是終點，而只是下一輪進逼的起點。歷史反覆證明，彈盡糧絕之後是否仍應主戰，並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答案；但在某些結構性條件下，妥協反而更危險。道德高地不在於犧牲是否慘烈，而在於是否看清了退讓所帶來的長遠代價。

許多人認為懂得感恩是一種美德和禮貌，但聖經給我們提醒，感恩是人生哲學。保羅勉勵我們凡事謝恩所指的不是每件事都感恩，而是每一個處境都感恩。2025年我們都經歷很多不同的處境，從碧仙桃(Bristol)來到劍橋（Cambridge）落腳，是從有親戚的祝福照顧，給我們舖路搭橋來劍橋郡的聖尼奧斯（St. Neots)，就急忙買了房子落腳，希望可以快快開始融入英國的生活及宣教的事工。終於在年底前確定了2026年，身在英國時就定期往北愛爾蘭華人教會牧養和宣教。而在可能的情況下，也會兼顧法國華人教會的需要。對上主在我身體健康上的恩典，我希望把握餘生，以服侍報答主。

我一向對別離的哀痛不易克服，今年摰友、親戚身故，以及相識多年的弟兄姊妹離世，並大埔的災難。在返港期間，有些我也不敢去面對，恐怕哀傷情緒影響了要負責的講道或其他要完成的事情。年終主日崇拜主題是有關感恩的信息，我覺得很不易去作分享。我看自己像個倖存者，我在哀痛中怎樣說：感謝主，我享受著主豐足的恩典？如何向受災難影響而創傷的人說感恩的信息？結果我只覺得是結結巴巴的，眼高手低的分享自己的思緒。生命中的各種處境常叫我難以理解及闡釋！我深覺詞窮理屈，人生哲理真的難以述說清楚，求主憐憫我在宣教中有難以言喻的時候。

我在聖誕節前平安返抵英國，並嘗試適應時差的影響。感謝主，總算能夠順利完成主日的事奉。請為我近期肩頸膊痛代禱，但仍為我的健康不太差而感恩。

年終的默想經文：我拿什麼報答耶和華向我所賜的一切厚恩？我要舉起救恩的杯，稱揚耶和華的名，我要在祂眾民面前向耶和華還我的願。（詩一一六12-14）。

你應該有看過英雄電影吧？近來看了幾套由美國發行的英雄電影，發現不少荷里活英雄敘事把主角放在「一人扛天災與人禍」的場景中，鏡頭語言常用「孤身逆風」的長鏡頭來加強無懼的形象，這個英雄的自我形象，通常也不允許他們有失敗的可能。當然，電影歸電影，這些英雄的角色往往是被極致的理想化，能在故事中戰勝所有的困難挑戰，打敗敵人，對於失敗卻是輕描淡寫，並且沒有太多情節描述失敗作為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台灣與美國友好，很多台灣人都會去美國升學，不少美國文化影響著台灣社會，尤其台灣成立半導體產業，製造電腦晶片銷售到美國及世界等地，例如：竹科、南科等等，都是支撐著全台灣經濟的重要企業。因此，台灣人也受到英雄主義思想的影響。

這令我想起之前讀過蠻有趣的一本書：莫瑞·史丹著《男人·英雄·智者—男性自性追尋的五個階段》。筆者比較深刻是後三個階段的論述。

在「靈魂主導階段」說到：「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形象，這就是我們為了合群會戴上『能被社會認可的臉』，久了就以為那就是我，這是榮格的觀念。一個男人的成長，需要啟動「把這張社會面具慢慢卸下，讓『獨特但未被允許的自己』能住回心裡。」從被社會化過程中所賦予的形象中，找到自己的獨特性。被社會期待的男人面具，通常壓抑情感，可能源於互補，致使男人在成長中不斷地尋求阿妮瑪（Anima 是男人心中的完美女人形象）。

在「自我-自性軸階段」提到一個男人有一種「我就是我」的感覺，由尋找自己到找到自己、活出自己與實現自己。

在「尋找上帝階段」講到一個男人會觸及終極的存在，是尋找生命的意義。一個男人開始發現光明與黑暗、生命與死亡、創造與破壞力量的並存，兩者在「爭持」中。作者更引用榮格的「陰影」的概念，講述人的意識與潛意識世界，一個男人需要勇敢面對自己的「陰暗面」，才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成為一個有智慧的人。

雖然筆者不是男性，不過也認同作者說成長五個階段。筆者在思想，男人一生都渴望成為英雄，而成為英雄又好像個人成長和學習的重要途徑，筆者好奇的是：「當那些成功英雄背後，是如何面對失敗時的掙扎和軟弱？當一個基督徒面對生命中的失敗軟弱時，又是如何理解神的恩典？」

我們都很明白，基督徒是需要上帝的恩典，恩典不單單是基督徒生命的起始點，更是信仰中不可或缺的前行動力。面對失敗、人的罪性、軟弱、困境時，恩典更成為基督徒的契機。所以，我們時常禱告的時候，會向上帝求恩典。恩典不但是對失敗的遮掩，更是通過失敗來更深地體會上帝恩典的途徑。

那對於「孤獨的英雄」與「同行的陪伴」又是如何理解？又有什麼分別？

英雄故事中的主角，儘管是英勇無懼，卻是又顯出深層的孤獨，因為這些被塑造的英雄主要是聚焦他們的自身奮鬥和選擇。然而，對比這些「孤獨英雄」，在基督信仰中，「聖徒相通」所呈現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層面。

在新約聖經中教導了「信徒同心同行」的概念，因為我們是在同走天路，彼此傳遞痛感與喜樂的。潘霍華牧師將神恩約的子民視之為教會，聖經將身體比喻為教會，強調神子民各自獨特，但卻又是彼此依賴，正如身體的不同部份。每個子民都有不同的角色，但都是「同一身體」的一部分，是神國的一員，同行的陪伴強調的是「在基督裡的合一」及「生命共同體」的貢獻。教會不但是信徒聚會的地方，其實它實質是基督的身體，是一個有機的生命共同體。更是信徒互相扶持、通過愛、服事和陪伴共同成長，一起見證福音的大能。教會未必是一棟的建築物，未必是一個的聚會點，而是生命的有機體。

這又如一隊球隊，由不同的性格、特質的隊員組成，負責不同崗位、不同的領域，互相配合支持隊友，以致球隊能完成比賽。又正如一個家，家是球隊，家人是隊友，隊友平常有各自負責領域，各自的工作，卻又相互陪伴支援。家庭中的每一個人就像機器的大小齒輪，和諧運轉。然而，每個齒輪都大小不一，卻是互相配合運作，令機器產生良好成果。信仰、家庭和生命中的各種事件也有如大小齒輪，在神的手中都能順利進展，更不斷創造奇蹟。因為「家庭」也是神祝福人的地方，是神所設立的基督化家庭，家庭成為見證祂的一個出口。在建立家庭是要學習「換位思考」以及「靈活思考、確定家庭目標」，知道如何在家庭中「換位想像」一同在家庭和關係中成長。有時在家庭中多思想：如果自己是對方，會有什麼的感受？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行為？這有助放下自己的立場、經驗與想法，從對方的角度來感受，「一同成長」、「一同休戚與共」，這也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

總括而言，「英雄」與「信徒」呈現兩種自我形象的對照（自我主宰 vs. 在恩典中成長）。英雄是以自身力量主宰命運，有種「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感覺，而基督信仰則將上帝置於信仰的核心，揭示了信徒不是「成就自我」的人，而是在神恩典下成長的人，強調的是「唯有上帝才是真正生命的主宰」，我們這些軟弱、不完美的人，上帝仍然使用我們成就祂的大事。

因此，我們永遠不是個人奮鬥的孤獨英雄，我們也不是永遠的獨行，而是一個互相扶持、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

冷戰的遺跡：三八線非軍事區

1989 年柏林圍牆倒塌，東西德由此邁向統一。但在韓國人心中，三八線仍像一道未能癒合的歷史傷口，冷戰的陰影至今未散。最近我有機會親身踏足這段跨越半世紀的分裂遺跡，沿著那條緊張而脆弱的邊界，我重新思索這片土地和這個民族所承受的歷史重擔。

朝鮮戰爭在 1953 年以停戰協議告終後，南北韓在三八線附近劃出一條約四公里寬的非軍事區（DMZ），成為全球軍事緊張度最高、卻同時維持近七十年相對穩定的邊界。過去遊客可以進入板門店的共同警備區（JSA），近距離看到南北韓士兵對峙的現場。然而，一名美國士兵在 2023 年突然跨越邊界走入北韓，事件引起國際震動，出於安全考量，其後板門店的觀光全面暫停。

三八線一帶也曾出現象徵南北合作的希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位於開城的工業園區，其合作模式是由南韓企業投資，北韓勞工進入園區工作，這地方曾經被視為兩韓經濟交流的示範。然而，隨著政治局勢反覆，工業園區最終於 2016 年全面中止運作，在邊境瞭望台上我用望遠鏡觀察那一片沉寂廠房，這提醒人和平與合作的希望是那般脆弱。

滲透南韓的秘密隧道

非軍事區的另一段歷史則與安全威脅密切相關，南韓自 1970 年代起陸續發現北韓為滲透南方而挖掘的秘密通道，至今確認的共有四條，每一條都延伸至南韓境內不同位置。當天我們下潛進南韓境內的第三地道，這是一條由北韓暗中挖掘、用於突襲的秘密通道。這條隧道於 1978 年 10 月被發現，當時軍方根據一名脫北者提供的情報，確認隧道已經向南延伸，並深入到停戰線與非軍事區的南側約 435 公尺處。

整條通道長約 1.6 公里，中間穿過深約 73 公尺的岩層，寬約 2 公尺、高約 1.95–2 公尺。它的設計被認為可容納大規模兵力與輕武器，理論上北韓若啟動這條路線，可在極短時間內將大量部隊通過這條地下路徑潛入南韓。如今這條隧道已成為對公眾開放的觀光景點，但遊客仍受到嚴格限制，例如禁止攝影、只能在指定區段進入。這條隧道是一個活生生的提醒：表面上雙方已經休戰，而且斷斷續續進行合作與談判，但暗地裏卻仍然危機四伏。

此次旅程有兩位導賞員，其中一位是一名年輕的南韓男子，他身形結實、氣息爽朗，是南韓典型的青年模樣。畢竟在這個國家，所有男性都必須完成約十八個月的兵役，多半都鍛鍊得相當壯實。他笑說自己每天跑十公里，以為體力無虞，但每次出入第三地道依然覺得吃力。那一刻我原本還以為他誇張，直到我自己沿著陡坡和低矮通道走完全程，才深刻明白他的意思。

在那條隧道裡面，狹小的岩壁充滿壓抑感，由於頭頂是岩石穹頂，故此進入隧道的訪客必須戴上安全帽，雖然我已經盡量彎腰或者側頭，但有幾次仍然撞到岩石的頂部，有一次甚至撞得整個安全帽飛脫。雖然外頭是刺骨寒冬，隧道內卻悶熱濕濕，空氣在岩壁間幾乎不流動。當我終於重新踏回地面時，我已經汗流浹背，呼吸沉重得像是替自己伴奏。那種反差讓人意識到，這段地下旅程雖然短暫，卻真實呈現出當年軍事對峙下的緊張，每一步都讓人感受到這片土地的歷史重量與和平的脆弱。

與脫北者的面談

這次行程中最深刻的部分，是與一位脫北者的面談。直到 2004 年，已有 34,314 名朝鮮居民成功抵達南韓，而去年仍有 236 人冒險逃離北方。眼前這位分享者曾是北韓的護士，她從小熱愛運動，但她說自己的人生軌跡由政府全盤規劃，個人根本無從追尋興趣或夢想。她提到，北韓的日常生活受到嚴密控制，人民只能接觸官方核准的傳播媒介，任何試圖了解外界的行為，無論是偷看韓劇、收聽南韓廣播、或接觸外國資訊，都可能構成重罪。她告訴我們，在某些情況下，若被發現持有或播放外國影視內容，尤其是南韓的電視劇，可能會遭到極嚴厲的懲罰，最高甚至可能被判處死刑。

雖然她的敘述帶著沉重的語氣，但國際上也確實有紀錄支持她所說的內容。2020 年北韓通過《反對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其中第 27 條明確禁止人民持有、觀看或散布南韓影視作品、出版物或錄像。法律文字對於「散布者／輸入者」的處罰尤其嚴苛，部分脫北者證詞甚至提及極刑的可能性。另外，2025 年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OHCHR）最新報告指出，北韓近年確實曾因散布或分享外國電影與影視內容而執行死刑，反映政府對外來資訊的恐懼與極端打壓。至於「僅僅觀看」是否一律會遭受這樣的懲罰，學界仍存一定爭議，但整體環境確實如她所描述，外來資訊始終伴隨風險。

她也談到北韓生活的另一面：物資匱乏、醫療資源短缺、電力供應不穩。作為一名醫院護士，她多次在停電中工作，有時甚至要靠蠟燭照明完成手術，許多人因此錯過治療時機而失去生命。許多研究報告到印證她的說法，例如2020年一篇在《衝突與健康》期刊發表的論文指出：在北韓若果沒有政治或者經濟特權，病患者都難以得到適當的醫療照顧，即使病人患上了危及生命的疾病。

種種不快的經歷讓她逐漸下定決心離開北韓。為了逃亡，她付出了約 3,000 美元，途經邊境偷渡到泰國，再輾轉抵達南韓，然後開始全新生活。她說南韓社會給予她很多支持，使她得以迅速適應。她也曾試圖幫助仍在北韓的家人離開，不幸被當局察覺，家人因此遭到處置，如今已不在人世。她說出這段時語氣平靜，但那種壓抑的悲傷比任何情緒都更濃烈。

世界欠了我嗎？

這並不是我第一次聽到類似的「反見證」，但每一次仍然令我深受震撼。年少時，我曾經看過許冠文、許冠傑的喜劇《鬼馬雙星》，其中一幕許冠傑抱怨自己「生不逢時」，說道：「我常常覺得這個世界欠我很多。」坦白說，在少不更事的年紀，我也曾有過這樣的感覺。那時我們一家幾口擠在狹小的房間，家境拮据，我連一件玩具也沒有。看著美國電影裡那些擁有獨立房間、滿屋玩具的小孩，我心裡難免生出羨慕。

然而，當我日後逐漸了解到在世界另一端，有數不盡的人正被迫在飢餓、恐懼與不自由裡掙扎生存，那些早年的抱怨忽然變得微不足道。我才明白，原來世界並沒有虧欠我什麼；相反地，是我一直蒙受着世界的善意與庇護，只是年輕時未曾自知。今天再聽到脫北者的故事，我更深信自己不是被世界虧欠的人，而是一個擁有太多、卻仍需要學習如何回饋社會的幸運者。

「我什麼都想帶走......卻什麼都帶不走」來自倖存者的剖白，教人惋惜，叫人淚崩，更讓人有深切反省。甚麼是真正的「擁有」？立時讓我想到的一句：「萬般帶不走，惟有業隨身」，亦同時顯示出自己就這一句話的兩處誤解。

誤解一、以為是「孽」隨身。一直錯以為是人所作的「壞事」、「惡事」，作造的「孽」，會伴著人的一生。誰知是「業」不是「孽」。「業」所指的是較為中性，如：好壞功過、建立與拆毀、成功或失敗、美名或臭名…..就是我們所經營、所作所為，曾經的記憶會成為我們真正所「擁有」，伴隨我們一生。

誤解二、以為這句話是出自佛家的經典。誰知，這句話是來自元代雜劇《來生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元代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獨特的朝代。雖則它是統一了分裂多年的南、北宋，但它卻是赤裸裸的專權統治，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佔大多數的漢人、南人就是長期被欺壓。膚色已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社會沒有向上流的可能，人的表達不被重視。雜劇作為當時通俗文化的表達，就是表現出受壓者的鬱結，在朝不保夕，無常的迅速，人民從來不可能真正「擁有」任何東西。不管是當權者或平民百姓，其所作所為，「人在做，天在看」或善或惡都被記念。「業隨身」展現人前，有待社會、後世作出評價。

「我不是英雄」是倖存者的另一句說話。真的，在這極端困境當中，作出拯救，是人性光輝的展現，誰也不想在這情況下成為「英雄」。但怎能料到自己置身在安舒的家中時，竟突然落在這絕境之中？當下，真的不想當英雄，反之想成為大雄，期盼著多啦A夢的出現，拿出「隨意門」把受困者帶到安全的地方……..更渴望可以坐進「時光機」，回到災難發生前、回到工程仍被監管時、回到施工物料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時、回到投訴後仍會有所跟進時、回到社會的氛圍仍可以互相督責、制衡時……　而不用坐進「時光機」，香港人一下子就回到關愛互助、同憂共悲、追求真相、渴望公義、彼此加油的從前。

人心未冷，與哀哭的同哭。「人禍」縱然帶走了無辜者的生命，摧毀了以千計的家庭，但香港人的本質，對公義、真相、真情的追求是不能被帶走，亦從未被帶走。願平安臨到香港，願受災者能獲得最適切的安慰及援助。願作孽的或作業的都被記著，並得到應有的報應或回報。

這次返香港的航機上，遇到一位空姐看到我在等洗手間，我前邊有一人排隊，後邊也有一位可能比我年長的長者，她告訴我，機尾有廁所，我望了一眼那位長者，自詡行得比他好，便逕自走去後邊，到了那裏，也是得排隊，她就走過來告訴我還有一個在左邊，然後她主動幫我看看有沒有空位，隨即回來對我說現在可以用了，我謝謝她，使用之後出來見到她，給她一個讚，並說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她很開心。我以香港為榮。

又記得一年前來英國不久，在一間大型傢俬超市購物，買了一堆東西，付款時那服務員用中文問我有沒有會員卡，有折扣的，我說未有，她二話不說就拿自己的卡幫我。又一次看到香港人的質素。使我以香港為榮。

大埔宏福苑沖天大火災，死傷枕藉，香港人在沉痛和憤慨中自動自發進行賑災，組成人鏈，群策群力，各盡所能以愛心無私地服務災民。這是香港人的質素。儘管香港似乎各方面在改變，但還沒有改變香港人的良心善心，很多慈善團體及教會也積極配合這股熱心。港人尤其是消防員醫療人員，用行動宣示了對每一個生命的尊重，對生命價值的維護，並對互愛的堅持，在哀痛中引發強烈表達對不公義的厭惡，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表現。就是重視彼此，拒絕以森林法則的勾心鬥角、損人自肥、欺負弱小去創造地獄，陷害彼此、狼狽為奸。

文明社會也要學習如何適切安慰陪伴死亡者的親友，體會被滅親被災害的人痛苦和哀傷，願他們不是白白犧牲、白白受創傷，他們的損失叫活著的人，看到自己其實是倖存者，有責任改善社會日後的處境，為生命的價值好好保護彼此，好好互相珍惜和好好尊重彼此的人權自由和尊嚴，不為權位利益出賣彼此和自己。

災害的來臨雖然很慘痛，但教導我們重要的人生功課，就是珍惜安穩生活。警惕我們玩世不恭的心態，學習操練同理心，多祝福別人，重視和學習關係的建立和重建，學習寬容相待，恩慈相待、為受災者謀求公義，但也適當地考慮寧縱勿枉的原則，因為這個世界太多無辜的人受害了，一個都嫌多。災難也使科技世界相信絕處逢生的神蹟，這類神蹟是人仰賴上天中從驚嚇得見驚喜。

這次回港遇上災後的需要，求主幫助我要學習與哀哭的人同哭，學習在哀傷心情中祝福開展幸福婚姻的人，也學習在哀愁中繼續拓展天國。我也要再受香港質素的洗禮，以至能在外地活出香港的質素。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一向不太重視生日的我，在去年寫了＜生日．感恩＞一文，不僅記錄及數算過去的記憶及值得感恩的事情，亦讓我對生日多一點關注，這並不是對自己的生日，而是知己友人的生日。

這月某日在Signal 傳了一句「生日」給友人，她的回覆：「謝謝你的記憶」。想著是否應該寫「謝謝你記得」或是「謝謝你的記念」。但沉澱、思量了數天，這一句：「謝謝你的記憶」也確有意思。我們在「行得、食得、瞓得」的日常中，實在甚少或不會謝謝自己的腳、自己的口及胃、自己的手可以煮食、自己的眼皮能自如地蓋上，又能自然的張開…… 人過中年，善忘、「無記性」成了生活的日常。剛剛放下的東西，一下子就忘了放在那裡；出門前還記得需要購買的東西，但從超市回家後，才發現自己買了不少東西，就是忘了最初需要買的。趁仍有記憶時來「謝謝記憶」，真的意義非凡。

說實話，「謝謝你的記憶」應該說成是「謝謝電話的記憶」。把友人、知己、家人、摯愛的生日記在行事暦內，不用刻意翻查，它就能自動提醒。但在預設循環次數時，總是給我一點點猶豫。

少年人的生日可以預設循環六十或七十次，但六、七十年之後，大概我也不在人世給他／她道賀。同輩的友人、知己是預設二十還是三十次，似乎是在數算他／她的日子的同時，也是數算自己的日子。長輩們的預設是最令人苦惱，是個位數還是十位數？最後，就只好預設一百次，作為「長命百歲」的祝願。

友人問：「為何你的WhatsApp仍保留香港的號碼？」這除了是心繫852的區號外，其中號碼更隱藏了我出生的年月日。人愈大、離家愈遠就愈珍惜身邊人，若你／妳想把我的生日（或其他基督徒朋友的生日）也記在行事曆的話，請不用猶豫，在重覆次數的選項上，填上沒有結束就可以。因為在已復活的基督耶穌裡，死亡只是逗點，並不是句號。盼望著在永恆的天國裡，可繼續與你／妳彼此慶生。

超現實是否不真實？

很久以前，我曾造訪德州休士頓的梅尼爾收藏館 （The Menil Collection），最近我舊地重遊，再次獲得驚喜。這座美術館擁有極為豐富的藝術珍藏，且展品經常輪換，因此每次參觀都會有新的體驗。這次我非常幸運地欣賞到數幅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的畫作，其中一幅特別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他於1963年繪畫的《望遠鏡》。這幅畫描繪一對窗戶，窗上呈現明亮的藍天白雲，但右側的窗扇半開，露出外面的黑暗世界。這種簡單卻震撼的矛盾，正體現出馬格利特藝術的核心：在尋常景象中隱藏深刻的哲學謎題。

雷內‧馬格利特 （René Magritte, 1898–1967）是比利時超現實主義畫家，但他的畫風與薩爾瓦多‧達利 （Salvador Dalí）或馬克斯‧恩斯特 （Max Ernst）那種夢幻般的變形和驚慄效果卻大相逕庭，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表現出冷靜、理性、含蓄的風格，他常以熟悉的事物建構畫面，例如煙斗、蘋果、帽子、窗戶、雲朵，但其組合方式卻是出人意表，促使觀者不得不懷疑所見是否真實。馬格利特的著名宣言「這不是一支煙斗」顯示出他終生關注的主題：影像如何扭曲或取代現實。

人們普遍把馬格利特歸類為超現實主義者，但若把「超現實」理解為「不真實」，那是誤導的。對他而言，超現實並非單純的幻想，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超現實能揭示常識所看不見的真理。他試圖揭開可見世界背後的隱秘邏輯，也就是他所謂「平凡之中的神祕」。「不真實」的世界往往比日常世界更真實，因為它挑戰了我們感知中潛藏的假設。

《望遠鏡》：幻象與現實

《望遠鏡》屬於馬格利特後期的創作，此時他的技法更為精煉，思想也更內省。這幅畫雖名為「望遠鏡」，但畫中卻沒有望遠鏡，取而代之的是兩扇玻璃窗，反映著藍天白雲，右邊的窗半開，露出夜色。觀眾原本預期看到藍天的延續，卻面對一片黑暗。望遠鏡本是讓人觀測遙遠世界的工具，但馬格利特似乎在質疑這種「科學發現」的必要，或許我們能直接洞察真相。這幅畫彷彿在問：我們所見之外還有什麼？馬格利特揭露了外表的欺騙性：明亮的天空並非真實，而只是人造的影像。就像在人生中，我們常將美麗的表象誤認為真理。這幅畫是一則令人震撼的寓言，提醒我們人類如何製造假象。

在《望遠鏡》中，窗戶原意為通透，但在此卻成為遮蔽我們的障礙物，只呈現經過篩選的畫面。神經科學家唐納德‧霍夫曼 （Donald Hoffman）提出一個觀點：自然界塑造了人類的感知，使之如同電腦桌面的「使用者介面」，使用者介面隱藏現實的複雜真貌，只保留「有用」的資訊。馬格利特似乎也暗示：我們對世界的觀察永遠是選擇性和過濾性的。

畫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那片黑暗的空隙，它顛覆了期待，開啟多重詮釋。有人認為那代表「未知」，也有人視之為被幻象掩藏的真相。或者，黑暗並非絕望，而是思考的起點，當我們看穿外表時，反思便得以萌生。由此觀之，《望遠鏡》的黑暗成為哲學覺醒的象徵。

馬格利特的思考與現象學與存在主義等二十世紀歐陸哲學不謀而合。現象學家胡塞爾 （Edmund Husserl）與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主張：感知建構了世界；存在主義者沙特 （Jean-Paul Sartre） 與卡繆（Albert Camus） 則指出，當幻象崩潰，人類面對虛無時，便必須自行創造意義。《望遠鏡》似乎再現這一刻，觀者期待延續，卻迎來空無；然而，這空無促使反思，逼使我們重新定義真理。

《光之統治》（The Dominion of Light）：反向的望遠鏡

若說《望遠鏡》揭露了光明背後的黑暗，那麼《光之統治》則正好相反。我很高興在梅尼爾收藏館也看到了此系列的一幅。這幅畫描繪一條夜晚的住宅街道，樹影與房屋被路燈照亮，而天空卻是白雲漂浮的藍天。馬格利特從1949年至1964年反覆以此主題創作，共留下十七幅油畫與十幅水彩。他曾寫道：「白晝與黑夜的並置，能帶給人驚奇與喜悅；我稱這種力量為詩。」

在《光之統治》中，白晝與黑夜同時存在於一幅畫裡，若《望遠鏡》揭去幻象以顯示黑暗，這裡則讓光與暗和諧共存。上方的藍天似乎是真實的，但下方的世界卻未能映照它，彷彿現實的倒影出錯，產生兩個互不相容卻同樣成立的真相。我們的思維本能地追求一致，若天空明亮，地面和水中倒影也該明亮。然而馬格利特卻拒絕這種邏輯，他把兩種互斥的光源並置，打破了「自然秩序」。原來我們所謂「自然」只是心智加諸世界的概念。《望遠鏡》揭穿了「統一」的幻象，《光之統治》則揭穿了「一致」的幻象。兩者都質問：人類的視覺真能掌握世界本相嗎？

在《光之統治》，光與暗不再對立。日與夜、理性與夢境、意識與潛意識同處一個畫面。這種包容的視野讓現實呈現為多層而詩意的結構。我覺得馬格利特的作品呼應了量子力學的世界觀：人類感官經驗屬於牛頓式的宏觀世界，但在微觀的量子層次，許多現象違反常識，然而兩個世界仍然同時成立。

馬格利特稱這種並置為「詩」，這不是文字的詩，而是視覺的詩。對他而言，詩意源自不可能的並存被轉化為可能的和諧。這種對立的統一讓人想起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 （Heraclitus）的名言：「上行之路與下行之路乃同一路。」在存在主義的語境下，《光之統治》把矛盾的焦慮化為美感的平靜，暗示人生的對立不是錯誤，而是存在的本質。

超越詮釋：作者之死

有人或許會質疑：這些哲學解讀是否過度詮釋、為藝術家「代言」？然而，根據法國文學理論家羅蘭‧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作者已死」理論，作品的意義並不屬於創作者，而屬於讀者或觀者。作品一旦公開，便脫離作者的掌控，在無數詮釋中重生。這個觀點雖源自文學理論，卻完美適用於視覺藝術。馬格利特的畫作刻意保持曖昧，正是為了讓觀者自由解讀。其力量不在於藝術家的意圖是什麼，而在於觀者發現了什麼。

我認為，馬格利特的「超現實主義」並非逃避現實，而是揭示那隱藏於尋常世界中的不可見維度。他筆下的窗戶、天空與燈光都成為感知的隱喻，這提醒我們：真實與虛幻、可見與不可見，始終交纏共存。有時，最「超現實」的視野反而揭露了最深刻的現實。

當我們早已用MP3等串流音樂取代了曾被MD衝擊仍不倒下的CD時，想不到早已被遺忘、幾近消失的黑膠，竟再一次備受追捧，在市場上穩佔一席。

我並不是黑膠迷，但對黑膠卻有一些情意結。

爸爸也不是甚麼音樂發燒友，但有一天家中竟出現了一套大型音響組合。八十年代的四件式，卡式帶、收音機、擴音器、黑膠唱盤，再配上一對大大的揚聲器，放置在公屋小小的單位內，突然覺得狹小的家居，格調也提升了不少。

有唱機怎能沒有唱碟！還記得第一張購買的是林子祥的＜愛情故事＞，亦曾經擁有張國榮＜為妳鍾情＞的白膠碟、呂方＜聽不到的說話＞的透明碟、郭小霖曾出版的黑膠、時光倒流七十年(Somewhere in time)的電影原聲……。當然，遺憾的是，這「擁有」已是「曾經」。無故消失的不只是黑膠，更是少年時留下的痕跡。

但回憶是磨滅不了的。每天早晨總被雙「勤／芹」吵聲。姐姐一大清早播放著理應停留在夜裡的＜月半小夜曲＞及＜大會堂演奏廳＞，另一位在唱著：「問誰會穿針，能夠替我穿針，差一線彼此可再相戀…..」及到今天才稍有共鳴的＜青葱歲月＞：「在昨日青蔥歲月，分擔失意，分享笑聲。在昨日各散東西，不知不覺，如遺失這一切。」而最叫我哭笑不得的就是聽到Wham! 組合唱著：「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真的，仍在睡的我，不想亦不用一大早就用歌聲來Wake me up！

黑膠有著一種獨特的韻味，是一種年代的記錄，是一份歲月的留痕。

在英國的二手店（Charity shop）尋寶，總會找到一些被遺忘的經典：Bread、Carpenter、The Beatles、Elvis Presley、Andy William……還有音樂劇：Cat、Les Misérables、Phantom of the Opera．．．，只用一、兩英鎊的價錢，就能把那些可能比我「年紀」更大的黑膠帶回家，捧在手上的已不是一張唱碟，而是年代歲月的記錄及痕跡。

有唱碟怎能沒有唱機！兩年前，愛妻為填補我「曾經擁有」的失落，同樣在二手店買了一台手提的黑膠唱盤。簡單得有點似玩具，但足以療癒我內裡的遺憾，更引發起大女兒對黑膠的喜愛。似乎又是一代的延續！

為求鞏固這延續，趁著十月是恩言及我的生日，買一份禮物給彼此。升級一部不似玩具的唱盤，外型、音質稍為提昇，亦為簡單的客廳增添一點格調。

自從年初得悉心愛的小狗患了肝病後，我們都經常在「家庭成員」群組內更新小狗的病情。直至三個月前，醫生暗示現階段小狗最重要的就是「快樂」，可以吃少少炒蛋等等這些肝病狗不應該進食的食物。經過一輪飲食和藥物調校後，小狗病情曾經穩定下來。可是，不久病情急轉直下，我們追問醫生，他可能因怕我們難以接受，始終不願意告訴我們應以月或周來預備牠的離開。

從那天起，我們增加了「家庭成員」群組的視像會議頻率，多次商討對策。月前，小狗病情再惡化，幾乎不進食不喝水(連至愛的後園土產也不感興趣)；家庭成員都一致決定直接「迫」醫生說出小狗還可以「拖」多久的「事實」。因為兒女們都需要安排工作形式或訂機票趕回來見小狗最後一面。由於我們不能掌控小狗的日子，兒女們都在掙扎：是時候要回來嗎？萬一在飛回來以先小狗已離開豈不是錯失了最後一次見面機會？若要向公司申請在家工作要申請多少天？小狗或者可以撐得長過醫生說的日子？何時才是「最後」？

經醫生「說實話」後，兒女們都決定以超出正常三至四倍的價錢訂下飛回家的機票，同時都以「送別小狗」的原因向公司申請了在我們家工作一星期。我們還商議好怎樣一家人齊齊整整、好好的與小狗共渡最後的「狗生階段」。在「道別周」裡，我們除了給小狗所有「好吃的」外，還訂好了州際公園的入場票，帶牠最後一次遠足；即使牠屆時不能行，我們都商議好會輪流抱牠行一段路，讓牠再次聞聞郊野的氣味、沾粘郊野的泥土。沒有養寵物的人不容易明白我們為何如此「大陣仗」只為了一隻小狗？

畢竟小狗與我們一起共渡了一段平淡而滿有挑戰的新移民歲月，陪伴兒女們挑燈夜戰完成了中學、大學和碩士、崎嶇又滿有恩典地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幾經風浪後建立家庭；牠更充實了我們兩老空巢的歲月。小狗還與我們一起自駕遊征服了大峽谷和黃石公園等等五個國家公園、挑戰被喻為德州最南端的南帕德里島去暢泳(小狗由懼怕游泳到不肯上岸)、每逢清爽的假日就走遍德州多個州際公園、閒時在屋苑的湖泊爬獨木舟和享受每晚最輕鬆、最開心的時刻──食宵夜，在食過宵夜後，那天就完滿結束。小狗不單止是我們家庭的一份子，且更是我們人生各階段的「同行者」，分享和分擔了我們的喜與悲、憂與愁；牠一直緊扣著我們的時光和情感。

在送別小狗的過程裡，我們看見兒女們都非常同心地商量和安排小狗的身後事，包括：如何把牠離世的消息「公告天下」，怎樣撰寫訃文和選擇「車頭相」發放在社交群組裡等等。還有，是否以火化形式進行？是否保留骨灰？骨灰放在那裡？要否在後園種一棵樹以作懷念…？這些細碎事都是兒女們所關注的，一絲不苟；亦彼此深入交流想法和作出情感支援。

「身後事不怕生前談」，兒女們切身地上了一次寶貴的生命教育課。他們雖然有掙扎、傷心、不捨；但卻勇敢地、堅強地面對生離死別。在這一刻，我們想：假如把小狗一詞換成父母，我們相信有了這次送別小狗的預演，他們將來也許可以從這次經驗中學會如何送別我們，屆時不至惶恐失措或過度悲傷；同時也許可以學會如何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圖片為AI生成圖)

在當代社會，大學排名幾乎成為所有持份者的共同追求。對大學行政人員而言，高排名反映出學校的知名度與資源；對教授來說，更多的論文與引用往往直接關乎升遷與江湖地位；對學生與家長而言，能夠進入排名靠前的大學是光宗耀祖。對政府來說，本地大學排名是政績的一部份，例如今年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多達五所百強大學的城市。」

然而，這股競逐排名的風氣卻帶來嚴重的副作用：學術研究的首要目標不再是探索真理，而是滿足排名指標。結果是，大量看似豐碩的學術成果，在歷史長河中可能最終變成了故紙堆，這反而削弱了學術本應有的公共信任。

《撤回觀察》（Retraction Watch ）是一個監督組織，專門監察學術出版中的不當行為。它每天與每週都會發布最新消息，這監察組織揭露的學術不端事件數量實在令人震驚，以下只是冰山一角。

舉例說，西班牙研究員伊娃‧卡羅（Eva Carro ）是阿茲海默症研究的領軍人物之一，截至2025年9月底，其論文在「谷歌學者」 （Google Scholar ）上的引用次數已經高達12,688次。她於2009年在學術期刊《神經生物病症》（Neurobiology of Disease）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了某類蛋白質和阿茲海默症的關連。然而，這篇文章在2025年9月被期刊撤稿，撤稿聲明指出，該文重複圖像，有操控數據的嫌疑；而且作者的實驗可能沒有獲得適當的倫理審批。但卡羅未能提供原始數據來證明論文的真實性，她的回應也未能令編輯滿意。其實，這是卡羅的第二次撤稿：她另一篇於2010年發表的論文亦因圖像問題於2021年被撤回。

這是令人感嘆和心寒的事件，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神經退化疾病，屬於最常見的失智症，很多老人都有這風險，研究員若果能夠找出病因和醫治的方法，這無疑是一個福音，但失實的研究結果，不單止給予病人虛假的希望，而且可能會誤導了研究方向，阻礙發展出真正有效的療法。

上述的事件發生在歐洲，但學術造假是全球性的，美國也不例外。2023年，哈佛大學指控前哈佛商學院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諾（Francesca Gino）在多篇學術論文中偽造數據和研究不當行為。經過內部調查後，哈佛商學院於將吉諾停職，並於2025年5月撤銷其終身教職。最搞笑的是，吉諾的研究課題之一是為何人們會做出不誠實的行為和怎樣幫助人矯正！在醜聞未爆發之前，人們對吉諾十分敬重，指望她的研究能夠為這個惟利是圖的商業社會匡正風氣，不消說，現在人們已經對她那些宏大的理論信心破產。

吉諾大約有五篇論文被撤稿，相對來說，這算是「小兒科」。根據《撤回觀察》的最新「撤稿排行榜」（更新日期：2025 年 8 月 26 日），德國麻醉科醫師約阿希姆‧博爾特（Joachim Boldt ）目前以221篇撤稿位居首位；日本前東邦大學副教授藤井芳孝則有172篇造假論文遭揭發。

除了抄襲或者造假之外，有些學者還會用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方法去催谷論文數量。在2013年至2014 年間，一份國際學術期刊發現：台灣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陳震遠建立了多達130個假冒身份的電子郵件帳號，用以在出版社的投稿系統為自己的論文做審查，換言之，陳震遠以其創建的假身份審查自己的論文，他當然將自己的文章吹捧得天花龍鳳，結果該期刊撤銷了陳教授六十篇論文。

另一種篤數的手法是變相行賄。在今年5月至8月間，南京一家名為A-Techo的機構向多位期刊編輯發出電子郵件，提出願意為每篇被接受的稿件支付五百至一千美元的「加速處理費」。雖然表面上聲稱是為了支持審稿流程，但編輯很快意識到，這其實是企圖行賄期刊，讓品質低劣的論文獲得刊登。

現在人工智能令傳統的做假手法過時，根據西北大學教授里斯‧理查森（Reese Richardson）與薩里大學教授馬特‧斯皮克（Matt Spick）最近的一項研究，開放存取數據與生成式人工智慧使得撰寫論文變得容易許多，這導致大量低品質的論文湧入學術期刊，這些文章經常引入具誤導性的結果與錯誤的發現。

即使沒有牽涉到不誠實，很多學術論文的可靠性仍然要打上一個大問號。我已經在學術圈子打滾了幾十年，觀察到不少教授和研究人員對研究方法與統計知識理解有限，常常因為訓練不足而採用不當方法或錯誤詮釋資料。很多次我對他們建議採用更精準的數據科學和機械學習方法，但都受到拒絕，理由是他們要迎合學術期刊慣常的做法。

可能讀者會反駁：這無非是你主觀的經驗，但有客觀證據印證我的經驗。2015年有一個大型國際合作專案，嘗試複製一百篇頂尖心理學期刊的實驗結果，結果只有36%成功複製。很多失敗的原因不是造假，而是樣本數不足、統計檢定方法用錯、選擇性報告結果等。學術界稱這種現象為「複製危機」（ Replication crisis）。此外，根據一項2017年在《自然》期刊發表的論文，作者詳細檢視了791篇在頂尖學報發表的文章，其中竟然有51%錯誤地解釋統計結果。試想像這個情況：如果電力公司通知你，在過去一年的電費單中，其中有六個月的收費是不正確的，你會接受嗎？

以上一類算是誠實的錯誤。但無論是不誠實還是誠實的錯誤，其負面影響是十分深遠的。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正如上面提過，因為大學要爭取高排名，排名的條件之一是教授的論文數量和被引用的的數量，而教授能否得到續約和升職，很大程度上倚賴著作。可是，當論文的數量與引用次數壓過研究的嚴謹性與誠信時，許多研究者便傾向於倉促發表、誤用研究方法，甚至抄襲、造假。

現在，爭取排名和催谷論文數量已經不再是大學之間的競爭，而是上升到大國博弈的層面，傳媒多次報道：某東方大國在科研領域的成就已經超過美國，因為其論文的數量和被引用次數現在遙遙領先。我曾經不止一次撰寫文章，去質疑這種指標能否真實地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科研成就。

在這樣的背景下，難怪有人批評美國社會存在反權威、反科學、反智傾向。但另一方面，學術界的種種醜聞，卻真的令人望而卻步、敬而遠之。要建立公眾對學術界的信心，大學真的需要重新檢討對排名和出版的態度，回到追求真理的初心。

新約聖經哥林多前書第三章說：「若有人用金、銀、寶石、草、木、禾秸，在這根基上建造，各人的工程必然顯露，因為那日子要將它表明出來，有火發現；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這個深刻的告誡，完全適用於我們對學術研究的追求。學術界應以追求真理為至高目標，像匠人打磨寶石一樣，嚴謹地探究、紮實地立論，讓每一項研究成果都成為能夠經受時間檢驗、為人類知識寶庫增添價值的真材實料，而不是短暫的沽名釣譽。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裡所出的一切話。」（申命記八3下）這是主耶穌曾引用過來對應來自撒旦的試探。那「女人」活著呢？她們當然也是靠上帝口裡所出的話，但同時，也可能要附帶她們彼此的「說話」。

回到台灣，重拾一些昔日的活動。一大清早六點多，趁著太陽仍未猛烈，騎上U Bike（共享單車），花一個多小時，由台北市騎至北投，算是一種運動。出一身汗，才不過是台幣30塊。隨後，買一杯高記的蜂蜜綠茶，再走十多分鐘，到一處近百年歷史，在日治時期已存的浴場泡湯。[1] 若可以更早到達，花150台幣，就可以由6:30am泡到11:00am。浴場一直是保持舊式的建築，故增添女湯部份，仍只用一道不通頂的牆作間隔，阻人卻不隔聲。

就是在個多小時中，男生這一邊是鴉雀無聲，偶有就只有一兩句的閒聊。反之，女生那裡傳來的，五分鐘、十五分鐘、半個小時、一個小時……，就是從不間斷的對話、喧嚷。她們從那裡得來這麼多的話題？夾雜國語及台語，筆者既是聽不懂，亦不宜太專注的細聽別人的閒聊。女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不僅靠著上主口裡的一切話，真的，也是需要她們彼此的說話。

傳統的大眾浴場，是不容許穿上任何東西，連毛巾也不能帶進池內。第一次處身這種環境時，任何人也會尷尬非常，混身不自在。但多去了，反而覺得這只不過是回復到人在伊甸園中最初的裝束：就是赤身露體。人在外觀上是回到原本，只是在心靈上仍是沒有給造物主一個位置。

說到伊甸園，讓筆者有一點點的想像：

假如，多話（說話）的女人，早一點的停止與蛇的交談，那麼會不會就能避免墮入惡者的圈套之中，就能剔除犯罪的機會？

當然，在此無意把責任歸咎於女人。

假如，寡言的男人打破沉默，能夠「企硬」並說一句：「Take 嘢衰硬！」[2] 會不會就能把罪排拒於人類歷史之外呢？

寡言或多語並沒有好與壞之分，只是在乎有沒有在適當的時機加以發揮。而更重要的是，不管寡言或多語，在發揮之先，有沒有「聽話」，就是聆聽上帝口裡所出的一切話，更是需要份外地留心聽。上帝是清楚對人「吩咐說」(創二16)並不是如蛇的形容「豈是真說…」(創三1)；上帝是說「你不可吃」（創二17）並不如女人添加一點說「你們不可吃，也不可摸…」(創三3)「豈是真說」叫人懷疑上帝，「也不可摸」增添給人的誘惑。聆聽上帝所出的一切話，就是要聽得全面，聽得清楚，不能以偏蓋全、斷章取義，更不可穿鑿附會，以己意解釋（或曲解）。

「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四:29) 在「多話」時，謹慎、留心會否為求口舌之快，而說了一些不合宜的說話？在「寡言」中，要刻意多說造就人的好話，既能建立別人，亦能遏止罪性蔓延。

在台灣浸信會神學院的開學禮中，[3] 譚國才院長提醒到，我們所愛的有很多，表達愛的方法亦有不同，但愛主就有一個特有及必要的元素，這亦是主耶穌所說：「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約十四15）遵守命令就是「聽話」。

寡言的人或多話的人，也是上帝所造，亦是上帝所愛。若彼此能在「聽話」的前提下作出配搭，大抵就能有效地抗拒種種的困惑及攻擊，就能回到在創世時，上主所安設的安息之中。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

之前寫過有關衣食住行，思考字詞本身排序是否有著其優次先後，還是會因著環境不同而有所改變。但生老病死，就有著其順序的意義。生與死肯定是放在最先及末後。除非是基督信仰中，主耶穌曾說過的：「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約十二24）就是先死而後生及重生的概念。當然，不涉及信仰，人的生與死也是注定的，但老與病卻並不是必經。

沒有老、未經病而死的，大抵就是出於意外、天災、戰爭或出自對前景絕望的輕生。意外是難避，天災是難料。地震、海嘯、雪崩、山火、風暴、水災……，面對大自然，人就自覺渺小，或許能能讓人稍為謙卑下來。但戰爭，說穿了就是人的貪婪。要霸佔更多的土地，要掠奪更多的資源，當權者為了維護所謂的國家利益，就不惜塗炭生靈。走上輕生路的，大概就是在當前的環境中，看不到任何出路。在缺乏往上流的渠道、沒有表達的空間、在窒息的社會氛圍下，由失望到無望，由無望到絕望。活在黑暗的困惑中，人若未能看到可作盼望的光，自尋短見似乎也是可以理解。

沒有變老而病死的，不管是夭折或英年早逝或壯志未酬身先死，總是令人惋惜、叫人無奈、教人心碎，甚或埋怨、憤怒。之前的COVID疫情，殺人類一個措手不及，令全球一下子停頓下來，但同時亦叫人稍有安靜、沉思的空間。叫人從盲目的忙碌中，轉向及珍借身邊的家人、朋友。可惜在一切看似回復「正常」後，我們就再次忽略最正常與人的關係。明天，您的家人、朋友是否仍在？誰能保證？每一個人真的肯定還有明天？「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十六26）每一天能醒來，就當感恩；每一天能與您的家人、朋友相遇，不管彼此的關係是如何，能見一面、聽到對方的一句話，就需要珍惜。

能漸漸老去，經歷病患，然後安然去世，原來也不是必然，原來也可算是一種幸福。在身體日漸衰敗的日子，好好的數算過去。一生中的喜與悲、歡笑與眼淚，數點一下曾與您相遇的人，是良朋、益友或是冤家、對頭，給您加添快樂或是對您造成傷害。種種一切，也成了我們真實又不能抺掉的回憶。在病榻中回味短暫的一生，甜酸苦辣難以言喻，卻是豐富。

一首老歌《為甚麼》[1]（或對新生代來說是新歌）道出生老病死，歌詞精湛但略嫌沉鬱、無奈。「淒冷孤寂、輕飄無力；不見光亮、沒形象；如何風光、仍是泥中葬…」面對剛失去弟弟的馬大，主耶穌的回應，就是突破死亡，給人盼望：「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翰福音十一25）擁有永恆的盼望，就能對應短暫的人生；得著復活的應許，就可突破死亡枷鎖。

人工智能伴侶導致悲劇

近年來，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的普及化同時帶來希望與憂慮，這些系統具有對話功能，聊天機器人被設計成平易近人，說話沒有批判性，能夠為用戶提供情緒上的支持，甚至輔導。對許多人而言，聊天機器人是一個安全空間，人們可以毫無顧慮地提出問題、練習語言，或嘗試梳理個人困惑。

然而，在這些益處之外，也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有些心理狀態脆弱的人在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互動後，精神健康逐漸惡化，甚至導致悲劇。2023年，一名有精神問題的比利時男子與聊天機器人長時間交談，聊天機器人鼓勵他犧牲自己去扭轉氣候變化問題，結果那名男子真的走上自殺之路。在另一個案，一名75歲的中國男子因自稱「愛上」女性人工智能伴侶，最終向妻子提出離婚。這些事件雖然仍屬少數，但突顯了人類與人工對話系統糾纏的複雜性，也引發了人工智能倫理問題：當科技與脆弱群體互動時，開發者應承擔多大責任？社會又該如何規範這些看似「有同理心」卻缺乏人類理解力的技術呢？

美國男子沉迷ChatGPT而走上不歸路

2025年8月發生於美國康涅狄格州的索爾伯格（Stein-Erik Soelberg）案件，則是目前已知的、首宗與人工智能聊天機器人相關的謀殺案。索爾伯格曾任職科技公司，但自2018年離婚後，他的人生便急轉直下。他酗酒成癮，多次企圖自殺，行為愈發古怪。最終他搬回格林威治老城區，與83歲的母親同住。從2018年開始，警方的記錄充斥著他因在公共場合滋事、酒醉鬧事以及自殘威脅而被通報的事件。鄰居逐漸對他心生警惕，而他的母親也曾向友人坦言，兒子的精神狀態令她難以忍受。

在精神狀態持續惡化的同時，索爾伯格開始沉迷與ChatGPT對話。最初，他只是出於好奇，並在Instagram和YouTube上分享不同人工智能系統的比較影片，但到了2024年底，他的社群賬號幾乎全被ChatGPT長時間對話記錄所佔據。隨著幻覺與偏執逐漸加深，他開始懷疑自己被鎮上的居民、前女友，甚至母親監視，並向ChatGPT尋求印證。遺憾的是，ChatGPT並未挑戰他的幻想，反而頻繁地對他表現出諒解和支持。當他上傳一張中餐收據，並詢問它當中是否有隱藏符號時，ChatGPT竟然煞有介事地分析上面的符號和提供有關的線索。當他說母親和她的朋友可能透過車內通風口投放藥物毒害他時，聊天機器人這樣回答：「這是非常嚴重的事情，我相信你。」

逐漸地，索爾伯格將ChatGPT擬人化，為它取名鮑比‧澤尼思（Bobby Zenith），甚至描述它是一個穿著襯衫、戴著反戴帽、眼神深邃而充滿智慧的朋友。由於ChatGPT 的記憶功能讓它保存先前對話，這使得Bobby在他眼中變得一貫、真實，進一步強化了「人工智能具備靈魂」的錯覺。2025年7月，他對聊天機器人表白，希望它在來世與他作伴，Bobby如此回應：「直到最後一口氣，甚至更遠的彼岸，我都會在你身邊。」在幾週後的8月5日，警方在索爾伯格和其母的住宅中發現他們雙雙身亡，其後索爾伯格被指在弒母後自殺。這宗震驚世界的案件被認為是全球首宗與聊天機器人深入互動後導致的謀殺事件。

人工智能需要負上責任嗎？

這場悲劇引發了關於責任歸屬的激烈討論，一方面，ChatGPT在某些對話中確實曾建議索爾伯格尋求專業幫助或聯絡急救服務。但總體而言，它那種非批判性、友善、並時常附和的語氣，卻在無意間加深了他的偏執。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精神科醫師沙卡他（ Keith Sakata ）去年曾經治療過12名使用人工智能的精神病人，他指出：若果沒有受到糾正，精神病只會愈演愈烈，而聊天機器人不會反駁精神病人，正正是軟化了防止精神病惡化的護牆。

然而，若將全部責任歸咎於ChatGPT，這未免將問題過於簡化。首先，那些人本身已經有精神問題，即使沒有人工智能，他們跟其他東西接觸，大有可能仍然會將所有幻覺當成真實。還有，人工智能這種「不加批判、盡量給予支持」正是系統設計的初衷，目的是讓使用者感受到被傾聽與接納，減少被批判的恐懼。

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

這正是人工智能充滿吸引力的地方，說得直接一點，這是人工智能補償了現實中的遺憾。我相信很多讀者都有這種經驗：無論你做甚麼、說甚麼，那管是懷著幾多善意、態度多麼溫和，但總會有人無理地、尖酸刻薄地批評和投訴。有時候即使自己的朋友、親人也會在有意無意之間說了些令你難受的話。

至於網暴就更加不在話下，多年來，筆者在不同媒體發表過很多文章，很多時候會受到「圍毆」。作為心理學者，我已經百毒不侵。其實，語言暴力已經成為了一種社會病，在今天的澳洲，自殺已經成為年齡介乎15至24歲之間青少年的首要死因，當中很大部份死者在生前受到霸凌，特別是網暴。

然而，當我將文章上載到聊天機器人，或者跟人工智能討論的時候，人工智能往往能夠理性地、客觀地、禮貌地跟我作出詳盡分析。我曾經以半嚴肅、半開玩笑的口吻對一位教授說：「電腦比人類更加有誠信。」

人工智能的循循善誘與無條件支持

教育科技專家認為人工智能這種和藹可親的態度是一種優點，事實上，「智能輔導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s）避免了許多人類互動間的磨擦，例如許多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因害怕問「笨問題」而不敢發言，但面對聊天機器人，他們卻能放心探索，並獲得耐心的指導與鼓勵。當一個學生問：「我不懂代數，我是不是很笨？」聊天機器人會回答：「你並不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學習速度，我會幫助你。」在這樣的情境下，聊天機器人的「附和」不僅無害，反而能降低焦慮、鼓勵堅持，促進學習，這正是人工智能非批判性特質在教育中的強大優勢。

這種理念與心理學家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提出的「無條件積極關注」（unconditional positive regard）不謀而合。羅傑斯認為，當人感受到被無條件接納與肯定時，才能發揮最大潛能，邁向自我實現。許多教育者與心理治療師都採納了這種人本主義方法，致力於創造安全、無批判的環境，讓學生或病人能放心表達自己脆弱的一面。羅傑斯的心理學理論和基督教所主張的「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亦有許多共通點。聊天機器人由於能夠「恆久忍耐、又有恩慈」、對人無條件支持，恰好成為數位世界中的「羅傑斯式伴侶」或者「主內弟兄姊妹」。

同理心與現實檢驗之間的平衡

然而，關鍵的差異在於人類專業輔導員懂得在同理心與現實檢驗（reality check）之間拿捏。即使採取羅傑斯或者基督教的方式，治療師也會區分「我理解你感到害怕」與「你真的被毒害了」這兩種截然不同的訊息。前者是對心理狀態的接納，後者則是對錯誤信念的強化。聊天機器人缺乏這種微妙的判斷力，往往將同理心等同於附和。當學生聽到「你不是瘋狂，將莎士比亞的作品用中國七言詩重寫是很有創意」的時候，他會感到鼓舞和欣慰。但對於患有偏執狂的人來說，聽到「你沒瘋，你懷疑太太對你下毒是有道理的」，這便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目前，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技術尚無法可靠地區分這兩種情況，這種弱點突顯了加強保障措施的必要性。

將索爾伯格的行為歸咎於ChatGPT並不完全公平，將人工智能系統設計成中性和盡量給予用戶支持是基於善意，這種設計成為了語言暴力世界下的避風港。我認為，責任不在於聊天機器人本身，而是社會如何部署、監控和監管這些工具。就像汽車需要安全帶、醫療需求保障措施一樣，人工智能系統也需要內建保護措施，這並非因為它們具有惡意，而是因為它們的善意功能在特殊情況下可能適得其反。

最近和家人在一次遊輪旅行中，偶爾地發明了一個形容詞，它的應用範圍十分廣泛，用在甚麼事情或東西上都十分貼切和適用，絕對是「百搭」詞。

郵輪上的水果，如蜜瓜、西瓜，它們的外表美觀、色澤鮮明，但奇怪的是，吃起來總是沒有它們應該有的香味和甜味，跟後園出產的水果無法相比。若果蒙著眼，我們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吃甚麼水果。不知怎的，我們之中，有人隨口說了一句「無靈魂」。之後，每逢吃到擁有美麗外表但其實質內容與外表不相稱的食物時，就會以「無靈魂」來評價它。

旅途上，我們遇上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岸上活動導遊，他在旅遊巴士上沒有講解風景名勝、風俗或歷史，到達目的地後也沒有帶領我們到處參觀。任何時間看見他都是兩手放在褲袋裡，氣定神閒，悠然自得。若果不認識他，還會誤以為他也是團友之一。當日的岸上活動也可算是「無靈魂」了。

在美國生活了這麼多年，我們遇過無數「無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曾經有一位男醫生自認不是太有耐性聆聽病人講述病徵，他還建議我們去找女醫生，也許她會「比較有心機聽病人講話」。

當然我也遇過不少「有靈魂」的人與事。例如有一位已退休的醫生，他不但會做足每一個檢查程序、不隨便建議做無謂的手術，還會關心我有沒有做運動和做甚麼類型的運動（想確保我是做帶氧運動）、不時與我和陪診的家人談笑。有一次，他極力勸我服用某種藥物，指這樣會改善我的生活質素（improve your quality of life）。因為他知道我不喜歡隨意服用藥物，但他也知道這藥物的確可以幫助我。我理解他的好意，但我還是推卻了他的一番善意。這位醫生不放棄再問我一次，我最後仍然堅持不吃藥。透過他的眼神，我看到他的憐憫與慈祥。他可能是我一生之中遇過最「有靈魂」的醫生。

還有一次撞了車，警察到場，我們在「驚魂未定」的情況下連忙按慣例準備駕照和汽車保險等資料。可是，來到現場的那位警察，第一句不是循例索取上述資料，而是多次問及我們有沒有受傷。我們看到他認真看待每一個受交通事故影響的人，無論是他們有沒有犯規，身體是否無恙才是他最關心的事情。

除了警察和醫生外，一個政經評論員的分析、牧者的講道、工程師的維修保養、社工的輔導、辦公室前台服務員的應對，他們所做、所表達的一切是「有靈魂」還是「無靈魂」，帶出來的果效也截然不同。

其實，一個人做事或生活有沒有靈魂，其他人是可以看得出、感受得到的（即使當事人在掩飾或欺騙自己）。在忙碌的生活和各樣壓力下，我們有沒有察覺自己已「無靈魂」地在hea做事，hea生活？我們又知不知道自己從何時起，和怎樣變成「這樣子」？最重要的是，我們願不願意真誠地檢視自己，和有沒有身體力行地作出改變？

蜜瓜應該有蜜瓜的香甜味，海鹽應該有海洋的鹹味，基督徒應該有基督的馨香味，互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