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戲中的品格觀察

如書名所表達，這本書主要講述日本少女的歷史與現今一些動漫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書名同時寫著「哲學筆記」，甚至其中是以「流行文化研究」的方式來書寫，但其實也可以以閱讀歷史書的角度來看少女歷史，其中亦非常有趣。

「少女」一詞，乍看之下就是與年齡有關，即會聯想到可能在12-18歲之間的女孩子就名為少女。但其實「少女」是日本的產物，而她們並不以年齡來區分，乃是以求學階段來區分。因為在早期的日本社會中，女性由出生已被命定需要成為「女人」，而「女人」則需要遵從父權社會中的規範，畢業後便有被安排的婚姻。而求學階段中的「少女」，則是有數年的時間不需要思考有關自己未來如何被剝削，在有限的時間中，盡享「自由身」。因此，這一群的「少女」在其仍然自由的時間中，在明治時期便發展了許多「少女文學」，也得知這班「少女」在求學期間對於活在當下的嚮往以及未來畢業要進入傳統體系的悲傷與不捨。

在作為「少女」這個像是與世隔絕的時空當中的經歷，也造就了現時動漫中所展示的女孩子。一般在動漫中描畫正在求學的少女時，校園生活總是非常充實美好，甚少描繪畢業後的狀況，「畢業」彷彿就是少女「死亡」的時間，特別少女歷史中的女子學校。這樣顯得少女的校園生活尤其重要，甚至發展出不少同性之間的愛與情誼，也可以看見環境或朋輩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成長與性格塑造。

當然，歷史時期有其價值觀的取向，以了解歷史的角度來看，書中亦有提及大量與「少女」相關的日本歷史資源，例如關於早期日本的婚姻文化、羞恥文化等等，相信能夠使讀者對於日本「少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就香煙的影響，相信不少人都會認為，最令人討厭的便是常常在路上無意中吸入「火車頭」的二手煙。而可惜的是，一直以來，香港政府從來未為「火車頭」一事提出相關控煙措施，而只是在避重就輕地控煙，就如早前「控煙十招」中，除了禁止輪候時的吸煙行為以及擴大禁煙區至一些公眾場所外，其他招數似乎難以看得出會有甚麼實際成效。其實有關「火車頭」的控訴已經有著很長的一段時間，而現任醫務衛生局副秘書長李力綱在兩年前竟指出因為無法定義「步行」，故此無法規管「火車頭」，相信不少市民對此感到非常失望。

港大在半年前的一項調查中指出，幾乎九成受訪者支持擴大吸煙區以及支持禁止火車頭，禁止火車頭的受訪者當中更有六成受訪者為煙民，其實亦代表著市民仍然長期受到「火車頭」的影響。就此，早前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建議將煙草稅提高至75%，然後再按年增加5%，他們認為提高煙草稅有效降低香港整體吸煙率。

雖然在數字上，吸煙率由2021年至2023年間降低了0.4%，但卻不能完全代表是與煙草稅有關。而唯一確定一定相關的就是，大部份市民仍然受到二手煙的影響，一些相關措施與條例竟仍優先解決吸煙率的數字以及煙草稅是否被私煙所影響的問題。有議員在討論煙草條例時，更指出可能影響其他人到訪香港的意欲，可見議員與相關部門似乎看重庫房多於大部份市民關注的即時能夠減少吸入二手煙的問題。其實有關如何控煙，海外已有非常多既不需全面禁煙，又可減少普遍市民受到二手煙的影響的可行措施可以仿效，更是老生常談。這一系列的控煙「招數」只會顯示政府不是以民為本。

參考資料：

〈港大調查指九成人支持禁「火車頭」 包括六成煙民〉。《明報》。2026年1月14日。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繼早前推介過《倦怠社會》後，這次繼續推介哲學家韓炳哲的另一著作《透明社會》，這本書能精準描述今天我們面對的網絡世界以及社交媒體之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如書本的名字所述，今天我們處於一個「透明社會」，這種「透明」不是說政府運用資源或選舉是否公開透明，而是我們都活在一個所有人都自願地暴露自己的社會。我們從不同的社交媒體都可以看見，有人暴露自己的樣貌、身體、生活大小事、喜怒哀樂。而Meta旗下的社交媒體Threads近來發展得非常火速，因為它的演算法是基於「興趣」而不是「社交關係」，因此不同於其他社交媒體，即使是一個無名小卒都能忽然讓一則貼文流量火速上升，嘗到這種滋味固然促使「表演慾」蠢蠢欲動了，可見大寶冰室肉餅飯潮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與自己沒有切身關係的事上，我們都能看見別人的私隱隨時被他人強制性暴露，例如近日網絡KOL霍哥與雪兒之間的事，只需一人將他們的相片放上網站，便可以將他們的私事暴露無遺。從網絡公審的事件可見，人們似乎無法接受一些「不透明」的事，亦即是自己不理解的事。只要看見一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的時候，便會自動套進自己的想法，亦視之為真理。

韓炳哲指，「後私隱」以追求「透明」為由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私人空間。而諷刺的是，一個人好像對外清晰透明，但實際上人們對自己來說都並不透明（即不認識自己）。人一旦過於透明，「他者性」便隨之消失。有時候承認自己不了解，承認有些事情不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反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氣量。

一般而言，一個人之所以會說出某些話，必然有其置身的處境（context）、思考模式以及世界觀（world view），然而我們容易抽離這些元素來批評他人說這些話的原意與字面意思，這當中很可能牽涉到對某些人的偏見（bias），所謂斷章取義或者稻草人謬誤就是這樣出現。

大埔宏福苑火災發生後，一些網上新聞報道貼文指當時火勢已受控，貼文中也有不少的留言表達：「感謝主！」，相信留言的人是因為形勢好轉而發出這句說話。不過，正因這句「感謝主！」，便惹起一些人的憤怒，甚至在社交媒體Threads中發出貼文指責留言者不但未有感謝努力了一整晚的消防員，反而感謝那位「全能」、且有能力阻止災害卻袖手旁觀的「主」，發文者更揚言如果有這樣的「主」，寧願跟隨撒旦下到地獄去。

在香港的文化處境下，基督教容易遭受抗拒，除了主張一神論（被視為不包容），更會因為聯想到「這是神的考驗！」而嘲笑基督徒，當然這是基督徒值得反思的地方，但如果當下根本沒有人說過這話，卻在想像中加入這句說話，這顯然是一種對香港基督教的偏見。

事實上，這句說話並不是不能對自己說，但如果是公開為自己的行為或世界的災難作解釋，這顯然是錯誤的。不少輔導學告訴我們，「為何這次災難會出現？」等問題，其核心不在於「問」，而是對於無情的災難作出的控訴，不需強行提出解釋，否則不但未能安慰他人，更有機會激發他人的憤怒。

「感謝主」（Thank God）在歐美文化中實在為一句普通不過的感恩句子，卻在偏見之下被曲解為「只感謝神，沒有感謝其他人」的不負責任說話。從這位申訴者貼文中的留言可以看見，其實不少人也認為因火災的情況好轉而發自內心感謝主，並無不妥。

雖然筆者認為，在這個關鍵時刻仍刻意為無傷大雅的小事來挑起其他人的情緒實在不智（為何一些教會迅速的應對和開放場地，卻沒有人提起？），但這樣也讓基督徒反思。如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提醒我們，不要去強迫他人接受他未曾問過的問題的答案。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認為，基督徒的回應應該要如同基督一樣，參與現世的苦難，以「負責任」的行動作出回應，行動勝於任何說話。

今年暑假尾至開學初，有兩個星期，筆者長時間留在「基督教關懷無家者協會」作交流（全職工作時間），可謂是深入「協會」，從中了解他們的服侍工作。因為想在這段時間體驗最多的事工，我幾乎每天都塞滿行程，協會不少同工都不約而同地問：「這麼多事工要參與，有時更要在凌晨探訪露宿者，你不感到辛苦嗎？」而分配工作給我的同工更說：「這樣安排會不會對你太嚴苛？」每次筆者總是笑著回答：「是辛苦的，但這些辛苦會有完結的一天。來這裡體驗就像去旅行，將行程塞滿才充實。」雖然這兩星期的確有些疲倦，但收穫卻是非常多，這些服侍無家者的經驗，對於筆者來說，更是十分寶貴。

耶穌親自觸摸痲瘋病人

協會整體的服侍氛圍，給筆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更讓我回想起《聖經》中，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那個故事：在馬可福音第一章，耶穌親自觸摸那些在當時「不可被觸摸的人」，這些人被社會所撇棄、被視為不潔，故此不會有人主動接觸他們，更何況是觸摸。協會的工作，就如仿效耶穌去接觸痲瘋病人一樣，接觸那些被社會定義為無用之人、一群被撇棄的人，並且親手觸摸他們。

筆者記得第一天到協會服侍的那個晚上，隨同工去探訪「惡劣居所」，即是那些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居住空間。以往在教會和其他機構做服務時，我也曾經探訪過「劏房」戶，以為自己都大概知道是什麼狀況，但這晚的探訪，卻是超出我所想像的。若要具體形容，可說是日本膠囊旅館式的板間房，每個人只有一張床的空間，由於沒有任何可儲物的地方，所以所有佔據空間的物品，只能往上發展。這些居住環境，比起「劏房」或「板間房」更加惡劣。當我看到眼前這些所謂「房間」時，心中頓時感到憤怒：「這根本就是結構性的惡！」

我們此行其中一個目的，是要替住客維修電視機，期間需要爬入其中一個衛生環境欠佳，甚至有著不少「味道」的「膠囊」去檢查電視天線、電源等有否接駁不良。只見同工二話不說，直接「捐」進去了，這一刻，耶穌遇見痲瘋病人的故事就在筆者腦海浮現出來。當同工表示，無法得知電視為何損壞時，筆者也鼓起勇氣嘗試前往查看原因，這對我來說，實在是一個寶貴的學習。

被記住的人

除了探訪惡劣居所，筆者亦曾隨同工參與探訪露宿者，以及協會所建立的無牆教會。當中深刻的是，同工們會以各種方式記住每一位老友記的名字與背景，因為老友記需要「被記得」，才願意和探訪者建立關係，同工才有機會把他們帶到神的跟前。

同工在每次探訪前，都會先預備平面圖，當中寫下了每個單位/房間住戶的姓名，那到達時便能說出他們的名字；探訪露宿者時，同工亦會記住老友記們的名字，當遇見新的老友記時，又會寫下他們的名字和出現地點。一個人如何感受到被記住，不是對方能認得出自己的樣貌，而是自己的名字被呼叫，自己的事情也被記住。

協會的地舖「有家」是老友記們的聚會點，經常有不少老友記會來到這裡，他們被認識、被聆聽、有一個分享的空間，這是作為人應有的尊嚴。筆者雖然非常「I」（Introversion,內向），心裡有千萬個不願意主動發起談話，但這個地方，卻令我願意嘗試了解別人，看似我去了解他們，其實也是筆者學習怎樣去作主動的難得機會。事實上，不少老友記亦很願意分享自己的人生，只有進入一個人的故事，才能真正了解一個人。

信仰的連結

筆者觀察到，協會許多探訪活動，都由敬拜開始，所有事工的最終目標，都在於引領老友記歸主並重投社會。我深深感受到，同工們的內心，有著從神而來的火熱，委實少一點熱忱，也難以維持這些服侍。而每次探訪結束後，同工們都會檢討和祈禱，這種對信仰的認真態度，很值得我學習和嚮往。

雖然仍有很多服侍體驗想分享，例如陪診丶維修班、書法班、查經班、崇拜、糖水會等，但礙於篇幅有限，難以一一盡錄。但總的來說，這兩個星期「試工」，讓我認識了許多人和事。最驚訝的是，原本以為投身這類服侍的同工，都是「E」人（Extraversion,外向），卻沒想過，原來很多同工都是「I」人，我相信，如果背後沒有上帝，實在難以成事！

利申︰筆者已加入成為協會週六敬拜隊樂手！

《章魚嗶的原罪》（下稱《章魚》）是日本近期數一數二關於嚴肅話題的動畫，由雜誌《少年Jump+》出版，其第一集在全球最大影視評價網站IMDb中獲得9.7/10的分數。若然沒有看過動畫內容，《章魚》的封面以及片頭曲表面看來都是充滿可愛和溫馨的風格，就像是小朋友友好的動漫一樣，但內容並非如此童話式的展現，而是既寫實又沉重，當中牽涉的議題包括：自殺、虐待兒童、欺凌、原生家庭、婚外情等。由於其沉重程度連成人觀看後也會感到窒息，故此並不推薦未成年人觀看。若然是家長，也請不要被其外觀所誤導，讓小朋友觀看。筆者其實並不是一個喜歡看這類「暗黑」類型的動漫，因為它們通常展示出讓人感覺毫無盼望的現實。雖然如此沉重，但劇情的寫實，卻能讓人作出深刻的反思。

好人總是自以為是

故事的開端講述一個就讀小四的主角小靜遇上了來自「Happy星球」的章魚型外星人「章魚嗶」。章魚嗶來地球的目的是為了將快樂傳遍宇宙，之後他拿出各樣法寶希望幫助小靜解除煩惱。不過，所謂的法寶不但不能幫忙，反而讓事情更災難化，因此故事被形容為「暗黑版多啦A夢」。

章魚嗶無法理解人類情感的複雜性，人不只有開心與幸福，同時有傷心與痛苦，而且痛苦對人類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必要。章魚嗶初期遇上小靜時，給她能飛上天空的道具，以為這樣小靜便會快樂。小靜卻用暗淡的眼神看著章魚嗶說：即使懂得飛，卻甚麼東西也改變不到。小靜面對校園欺凌、破碎家庭、人際關係的瓦解，幾乎到了絕望的邊緣，而章魚嗶卻無法理解何謂傷害與痛苦，甚至認為身體攻擊的傷害，只是朋友間「過度用力」的觸碰。

無法解讀他人悲傷，又以「自以為」的好來幫助他人解決問題，乃是災難的來源。當小靜說自己沒有爸爸時，章魚嗶以為人類女性可以單性繁殖，但其實是爸爸早因婚外情離開這個家；無法與同班同學茉莉奈和好，章魚嗶以為小靜沒有好好和同學溝通，而不知道她們是無法互相理解。後來章魚嗶把「和好緞帶」給予小靜，讓她可以使用在同學身上。小靜卻在遭受欺凌後，因過份悲痛而用了這條和好緞帶來結束生命。章魚嗶無法理解自殺的行為，為何人類會有絕望，它以為的「好」卻反而讓小靜選擇自殺。

就此看來，我們或許慢慢理解到《章魚》中的「原罪」到底是甚麼了。原罪（original sin）在基督教中的普遍理解，就是當亞當、夏娃忤逆神的吩咐，聽從蛇的引誘吃掉了「分別善惡樹」的果子後，罪便從此進入了世界。[1]人以為自己懂得分別善惡，想自己如神一樣。章魚嗶亦以為自己知道何謂善，結果將這樣的善強加於他人身上，「自以為」對他人好。

回到現實世界，我們身處的世界與社會中，身邊都不乏一些人，他們把自以為的「善」強加在別人身上。這些人往往是「好心做壞事」，例如一些家長安排子女參加大量的興趣班，希望子女將來擁有更多的技能或在升學時可以加分；在課餘的時間報讀密集式的補習班，期望讓子女成績會更好。學童本應能夠從愉快的上課中學習，但這些以為的「好」，卻令學童愈上學愈失落，飽受學業壓力。最近新聞報道一些學童自殺事件，已向社會發出警號。

結語

只理解善而不理解痛苦，並不能拯救任何人，人類的成長，是需要與創傷同行。人生於世上，必然會遇見形形式式的傷痛，就如哲學家海德格所述的，他認為人具備拋擲性（Thrownness），意指我們無法決定自己出生在怎樣的家庭和生活環境[2]，每個人在童年所經歷的並不相同，無論在家庭或人際關係，我們基本上無法離開傷痛。受到創傷的人，只能由懂得並理解傷痛的人來醫治和同行，牧者潘霍華在《獄中書簡》中如此說：「唯有受苦的上帝能夠幫助」[3]意即只有感受過痛苦的上帝才能真正明白我們。

精神分析心理學家佛洛姆在其《健全的社會》中指出：「一個越不健全的社會，各種人性需求將以越扭曲的方式來得到滿足。」 人類社會存在著歸屬感、親密關係、尊嚴、價值觀，當這一些都集體失能時，人會利用破壞形式來得到滿足，《章魚》中的欺凌事件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到最後，何謂好與壞、善與惡都變得模糊，如潘霍華所述：唯有尋求上帝旨意才能得知真正的善。[4]

香港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已經響起了警鐘。在2023年公佈的「香港青少年精神健康調查」顯示，影響年輕人精神健康的三個主要因素，分別是學業成績（95.1%）、家人期望（93.7%）與家庭關係（92.2%）。[1] 這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無數深夜書桌前疲倦身影的真實寫照，亦令親子關係處於巨大的張力之下。

「贏在起跑線」的觀念深植於香港教育土壤。大學熱門科目的學額僧多粥少，不同學科畢業生的社經地位與薪酬懸殊，驅使許多家長將學業成績視為家庭的核心投資，爭入名校、密集補習，讓大小興趣班填滿日程，都成為了家長的具體行動。當補習進修成為風氣，「不進則退」的焦慮亦隨之出現。部份家長半推半就地捲入競爭漩渦，深恐片刻鬆懈便導致孩子成績下滑，前程大受影響，層層疊加的壓力掉落在父母、孩子的肩膊上。

壓垮人的完美主義

父母愛惜孩子，為了孩子的將來未雨綢繆、出錢出力，而孩子亦渴望回應父母的期待，令雙方常不自覺地背上了完美主義的枷鎖。有學者列出了三種完美主義的面貌，它們分別是自我導向、他人導向及社會期許完美主義。[2]

如果孩子背負自我導向完美主義的枷鎖，他們會將極高的標準內化，嚴苛審視自身。一些深夜苦讀至崩潰仍自責「未夠好」的中學生，或因一次測驗失手便全盤否定自己的高小生，便是典型的例子。他們的內心總是迴盪著「我必須滿分」，當不能達到這極高標準時，就自覺羞恥，甚至厭惡自己。背負他人導向完美主義枷鎖的父母，會將不切實際的期望投射於孩子身上，例如孩子數學考試得了92分，父母仍會死盯著8分失分，給孩子傳遞出「你達不到要求」的訊息，直接影響親子的情感依附關係。至於受困於社會期許完美主義枷鎖的父母，盲目地相信「社會只接納完美的人」，他們認定「非band 1學校不可」，或強迫孩子參加毫無興趣的STEM（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課程，只因他們深信「人人都在上這些課程」，其背後邏輯是「不完美會立即被淘汰」，他們盡全力迎合社會的期望，以換取認同。

消失了的遊戲時間

為追求成績，部份家長以過量補習擠壓孩子，令他們喪失了自由遊戲時間。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委員會建議，兒童每日應享有多於一小時的自由遊戲時間。然而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的一項調查發現，在約1,000名受訪小學學童中，僅不足半數學童達標，每日有多於一小時自由遊戲時間，24%學童每日遊戲少於一小時，9%更完全沒有遊戲時間。[3] 「自主」是自由遊戲的重要元素，遊戲由孩子主導內容及人數，亦毋須追求特定成果；[4] 這與目標導向的興趣班，本質上截然不同。上述調查更發現功課時數是影響兒童社交能力的其中一項生活元素，而功課時數愈少，愈能對學童社交能力造成正面影響。如此看來，學習時數與遊戲時間確實需要取得平衡，讓孩子有充足的機會在遊戲中掌握社交技巧及減輕生活壓力。

追求進步跟高標準、完美主義存在關鍵差異，追求進步鼓勵成長，完美主義卻帶來窒息和壓迫。家長需敏銳辨別，孩子的努力源於熱愛與好奇，抑或出於恐懼或焦慮？當孩子呈上成績單時，父母的反應是關懷的擁抱，抑或是永不滿足的挑剔及有保留的讚賞？

是旦主義的三重智慧

完美主義或帶來短期成效，卻侵蝕身心健康，更令親子關係備受分數戰的衝擊。難道這些真是家長所期待的嗎？當家長感到迷失之時，「是旦主義」（Sidanism）以三重智慧提供了轉念之路，以「接納真實」（acceptance）、「跳過執念」（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幫助人調整一下想法。

父母可以怎樣應用是旦主義？父母得「接納」孩子是獨立個體，有其優勢與局限，也要接納自己並非超人，無法掌控所有變數。如果孩子的數學邏輯思維薄弱卻有豐富藝術天份，作為父母，與其努力改變現狀，強求孩子成為「全能」學生，不如是旦地接納孩子的天賦特質。「跳過執念」的智慧是指假如難題如山攔路，像孩子遇上難以學懂的方程式，與其死纏令父母跟孩子都身心俱疲，不如戰略性繞道而行，稍作休息，這非放棄，而是相信人們擁有的心理調節力，在共享雪糕、漫步公園之際，答案或於放鬆時自然浮現。最後是「活在當下」的智慧，父母需掙脫「未來成功學」的單一劇本，珍惜與孩子相處的時光。週末拋開功課進度表，是旦地躺於草地上觀賞白雲；晚餐時餐桌上不談成績分數，輕鬆地聊聊今日發生的無聊趣事。[5] 成功不必狹隘地與名校光環、獎牌數目畫上等號，從容地享用一碗熱粥、共創一幅充滿童真的塗鴉，皆是當下值得欣賞的小美善，其實父母跟孩子何需科科滿分才能展現笑顏？

給孩子最珍貴的裝備

面對人工智能（AI）浪潮，今日所謂的熱門工種或成他朝的夕陽產業。父母能給予孩子最珍貴的裝備，絕非成績分數或獎牌數目，而是堅實的親子關係所帶來的情感支持，培養孩子有穩定情緒與善待自己的智慧，並且能夠明白即使生命有起伏，仍可豁達面對。這些珍貴特質正是AI無法複製的核心競爭力。親愛的家長，讓我們鬆開完美主義的枷鎖，我們養育的是孩子，而非一張成績單，守護孩子的內在光芒，遠比執著分數更能為其照亮前路。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近年來，有不少教師涉嫌與學生有超越師生關係的交往或身體接觸個案出現，由2020年至2024年，案件已有129宗，另外也有一些老師涉嫌觸犯窺淫罪等不當行為的案件。關於教育工作者的專業失當行為，似乎不禁讓人思考：師生戀有違道德嗎？為何這幾年來特別多相關案件？只要不傷害他人，是否便可以接受一段關係？也有一些師生戀能夠修成正果，不就代表師生戀是可能的嗎？

在《教師專業操守指引》中也有指出「師生戀」是不被允許的，而個人道德操守方面，其中兩項為「以身作則」、「廉潔公正」，即有良好品格修養、以正直無私、不偏不倚的態度執行職務，不因私利忽略其正職，能成為學生模範，不負社會和學校對教師專業的信任。在後現代的社會，肯定也會有人這樣問：「所謂良好的品格修養就不能談戀愛嗎？專業的同時也可以談戀愛啊！」

其實師生戀的發生，正正會被人聯想到老師利用其職位，不當地使用權力來追求學生。一般女性容易仰慕有能力的男性，對於老師的追求，作為學生未必懂得分辨是純粹的仰慕還是愛情；老師亦能透過其職務，創造更多見面和追求的機會，例如留堂或私人補習等等，也就是說，即使是學生主動追求，也有機會是老師利用權力所操縱的結果。

部份師生戀個案，也涉及教師與學生發生性關係，而不少中學生根本仍未成年。其實這也與性文化的滲透有關，師生身體界線的模糊，將愛情的浪漫遠遠凌駕於道德操守之上，只要故事夠「可歌可泣」，便能夠為所欲為，甚至歌頌那些罕有的「成功例子」。家長將子女送進教育場所，期望子女能夠得到保護和學習的機會，難道會有家長期望自己的子女戀上學校老師，甚至和老師發生性關係？這些事情正正辜負了家長、學校和社會對老師的信任。

參考資料：

〈教局：去年36教師涉師生戀或不當接觸  10宗個案被「釘牌」〉。星島網。2025年5月6日。網站：https://std.stheadline.com/education/article/2067440/。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去年出版的《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引起了多國家長們的關注，因為當中的內容與他們的孩子有密切關係，特別是在社交媒體中成長的Z世代。不少家長都以為要保護孩子，最好就不要讓他們到戶外地方，因為這樣他們便有機會遇上壞人，也可能會在外受傷，所以，讓孩子、青少年在家中上網就是比較安全了。但本書作者Jonathan Haidt卻正正指出，沒界限地讓他們在網上瀏覽任何內容，接觸不同的價值觀，讓他們在社交媒體中營運著自己的賬戶，獨自面對著網民的評頭品足及承受著壓力與欺凌，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裡，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

Haidt指出，家長在實體世界對孩子的過份保護造成了孩子成長的第一類「體驗阻斷器」，所有都安全至上的措施會阻礙了他們自由地透過玩耍來學習及成長，令他們錯失了社交機會，無法學習克服焦慮、管控風險等，這會令孩子停留在脆弱階段。而另一類「體驗阻斷器」就是智能手機，作者認為手機一旦進入兒童的生活，就會令他們排擠或減少所有其他非手機形態的活動，而這些經歷是青少年處於成長期的大腦最需要的活動。因為兒童花了大量時間在線（online），令他們無法達成許多的里程碑，大腦接收的東西，是來自沒有年齡分級或限制的無差別資訊洪流，而它們每日都在刺激大腦。這亦是其中一個原因，作者稱網絡及手機正在rewiring，即重塑著孩子的大腦，影響著Z世代及之後的青少年腦部，令患上了焦慮等情緒問題的青少年數量急速上升。

這是一本每位家長，甚至有上網的朋友都值得看及深入了解的好書。是時候為孩子及自己打一支「預防針」，在留連在社交媒體之前，先了解它會帶來甚麼深遠的影響。或許，這也是關注青少年的團體及家長一起攜手行動的時候，把孩子帶離網海，於實體世界中開心地與人交流，讓他們更健康地成長。

本書還有一個網站，提供了有關的研究資料及有用資訊：

“Free The Anxious Generation”, https://www.anxiousgeneration.com/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早前有報道指，有非本地學生花費不少金錢買假學歷來港報讀大學，以不誠實方式取得香港專上學府的碩士課程的教育機會，去年就有部份大學揭發有學生持假學歷入讀的事件。另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數據亦指出，2023/24年度在學歷評估過程中，揭發32宗申請人持假學歷的個案，當中有五宗涉及申請教席，涉事申請人想註冊成為香港教師。

在教育界中，造假的事件一直存在，由找人做功課、寫論文，再到提交假成績單、假學位、假信件證明等，都曾經出現，而由於科技的進步，要接觸、得到造假的資料也愈來愈容易，上網就能找到AI、論文代寫服務，甚至有中介公司代勞。有人可能會深究要花費多少金錢才可以買到假學歷證明，但這類涉及造假的事件，關乎個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教育界是極之嚴重的問題。

教育不單是要求學生在學業上有進步，而且還要求學生在品格上要誠實，老師也就是學生的楷模（role model）。教育局在2022年發出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指出了八項教師應有的專業及個人道德與操守：專業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則、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重私隱及維護專業。如以不誠實手段騙得教席成為「失德教師」，「為人師表」會變成「誤人子弟」，不知將有多少學生受害。所以還希望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嚴正對待事件及多加防範。

任何世代中，總有人想用以假亂真，不想付出努力但想獲取成就和利益，而現時科技無論在實體生活或虛擬世界都在「滋養」人們成就這種「便利」心態。除了盡力求真，仔細辨別真偽；其實從另一角度去看，只有真正付出努力後得到的經驗及智慧才能滿足人心，這是偽裝者們不能感受到的。

參考資料：

李穎霖。〈假學歷調查｜香港中介大本營曝光　稱買通國際考場　200萬入港大〉。《香港01》。2024年10月15日。

〈假學歷申教席註冊 評審局截5宗 業者驚訝造假蔓延教界 大型辦團：囑校長更嚴把關〉。明報新聞網。2025年2月17日。

〈評審局上年度截32人持假學歷　當中5宗涉申教席註冊〉。東網。2025年2月17日。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箴言17:22上《環球聖經譯本》

當提及學校的教育，不少人指出應包括「五育」──德、智、體、群、美。許多學校很著重培養學科知識、理性、批判思考及解難探究精神的「智育」，這是學生升學及畢業過程中被視為必要的能力；然而其他「四育」所引申出來有關生命教育的關鍵點，對於生命成長卻具有長久不變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包括很多內容，如將人作為核心，了解生命除了以生物學、文學和歷史之外，還要體會生命的多變和無常、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何接納自己、欣賞他人、尊重他人、體驗生命、施與受、觀察和認識不同環境、時間管理……這許多的內容，學校課程可能未必觸及很多。不過，這種種有關生命本質、天我關係、人我關係、物我關係、我我關係等不能忽略。明白學生承受著沉重的學習壓力，不想給他們添加壓力的話，遊戲是不錯的方法，讓他們輕鬆地從玩樂中感受、體會及領悟一些生命應重視的地方。

遊戲特質

「遊戲」有一些值得我們留意的特質：一、有特定目標要玩家達到或完成；二、要有挑戰性才好玩：按「心流理論」指出，好玩的遊戲要達到的目標不能太易或太難，否則玩家會感到無聊或認為無可能做到而不享受或放棄；三、要遵守規則，否則參與者任意破壞規則會失去遊戲的挑戰性；四、內容有虛實：模擬的情境讓玩家投入，放下現實身份，但當中可以連繫到現實的處境和真實的情感；五、有時限性：投入的處境會完結，擔當角色有結束的時候。

玩家要面對失敗：對於有目標要達成或完成，無論對一人遊戲或多人合作的遊戲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即玩家有機會未能完成或失敗，但因為是「遊戲一場」，可以讓玩家於非真實的情境下學習接受自己或團隊有機會失敗；從另一角度來看，就是策略上、與人合作的技巧上或時間控制等不同方面都有機會改善。

互相尊重與接納：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目標和合適的參與年齡，與能力相符的人玩遊戲使人玩得有樂趣。面對不同的群體，遊戲可有其「創新」方法來讓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參與，如增加或減少完成時間、數量，流程或道具；把規則、男女、方向、角度、場地、動作逆轉或替換等都可以增加遊戲趣味。只要參與者一起同意哪些規則可改變，就不是任意破壞規則。這種關注到每位參加者的能力而作出的接納及調節做法，也是一種對不同個體的尊重和接納。

複雜性與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遊戲可加入獎懲制度，增加參與者的認真程度、推動力及成就感；有技巧練習、級數、排行榜等讓人進入心流去繼續挑戰；另外還有競爭、戰略選擇、靈活性、幸運、意外等，頗接近現實生活。有說，遊戲的Fun其實很玄妙，不要預先告訴玩家要學懂甚麼，因為越想控制、越想預告，就會容易破壞玩家的玩樂心態，失去吸引力，更不要說要在當中深切體會了。

超越性及同理心

有些遊戲，不論是劇本殺、桌遊或網上遊戲都會使玩家進入非真實的情境，如兇案現場、瘟疫、戰爭，甚至是喪屍出沒之地；而參加者要作角色扮演，如警探、兇手、革命軍、病毒感染者、病患家人……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些設定有甚麼益處？筆者認為，這些場境只是讓參加者放下現有身份，進入不同的處境去了解那個困境；因著玩家不同的身份、能力、擁有的物資等，去完成應要達成的任務。遊戲進行中，玩家的想像力會啟動，就著任務而使用策略來互相競爭或互相合作及幫助。

當遊戲完結，它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會開展，當中曾發生的事件、使用的道具、玩家之間曾作出的策略，自己曾有的反應，都可讓我們投射於生活中；反思之後，可以應用於生活或了解自己更多。很有趣，雖然是遊戲一場，但越投入越認真的玩家最後的得著及感受會越深刻。

此外，有一樣很重要的體會，就是當參與者投入處境中，以另一身份去處事及回應，玩的同時實在也是在練習同理心：從「他」的處境去感受那些困難、矛盾，以「他」的身份及能力去思考策略；那個「他」既是角色，也是玩家自己，如演員一樣去感受那角色，但又反映玩家本身。所以，如能在遊戲結束後互相分享感受，大家就可以回顧自己對別人及自己的觀察，與及這場「戲」應對生活、現實有何相似或不一樣的地方。

遊戲人生與人生遊戲

我們可以套用美國教育學家柯柏（David A. Kolb）的經驗學習模型的四個階段來解釋遊戲與生命教育的學習關係。親身參與的活動處境，縱是虛構，當中有不同的情境與人物，有陌生及危險的事情，參與者都會得到「具體經驗」（第一階段）；在經過他們的「反省觀察」（第二階段），即從回憶裡去觀察，在整理回憶的東西中反省；參與者如能憑著過去及遊戲中的經驗去尋找一些通則或道理，就會做到「建構概念」（第三階段）；當他們能再嘗試或於日常生活中「主動嘗試」（第四階段），將總結的類化通則應用，就能迎接未來一個新的經驗。學習是一個過程，人生不必每次學習都要在實際的環境中進行，在遊戲的虛擬場境中學習就更安全及充滿樂趣。

《神．經．遊戲》(2010)一書提及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曾於Theology of Play(1972)一書中提醒信徒：整個創造就是神的遊戲，這是神以不可思議與不需理據的智慧來玩的遊戲。作者鍾樹森牧師也提到，遊戲是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在遊戲中歡笑、享受刺激、體驗失敗是「第一手經驗著神創造的韻律」。人生遊戲亦是一個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要有第一手信仰，就好好地經驗成為人生玩家去經歷遊玩、規則與勝負；既重視結果，也重視生命的歷程。

當人生遊戲時間終結時，筆者希望在回望自己的經歷時，這一生是充滿玩樂(Playfulness)與歡笑。我們既然已被神「邀請」進去祂創造的萬物世界裡遊玩，與三一神一起玩著同過信仰生活，就讓我們變得更勇敢、更輕鬆去享受生命的每分每秒。

《遊戲的神：和父、子、聖靈玩在一起的靈性與生活》（The God Who Plays: A Playful Approach to Theology and Spirituality）由亞斯伯理神學院系統神學榮譽教授艾格恩（Brian Edgar）所撰寫，Edgar認為，「遊戲是我們與神關係的終極核心」。他指出不少人總以順服神、服侍人來描述「現今」的基督徒生活，以種種嚴肅的態度來作為基督徒特徵，但對「未來」神國的描述，卻以喜樂、歌唱、跳舞，甚至遊戲，來描繪一個不一樣的世代，那麼屬神的子民如被上帝呼召在當今世代活出天國樣式，「難道不應該在順服神、服侍人的同時，也展現出更多洋溢著喜樂、玩耍和歡笑的生活樣貌」？

透過「遊戲」的視角，作者認為基督徒可以重新檢視與上帝的關係，體驗信仰中的自由與喜樂。書中提到對信仰的心態，「以遊戲和友誼來理解我們與基督之間成熟的關係」，時常帶著如像投入遊戲的「朝氣蓬勃」的態度是宗教經驗的核心。另外，生活於世界用了遊戲中的「就好像……」「住在神國裡」的感覺，作者覺得如像在玩遊戲，一種似在變換了「處境」的扮演遊戲活在那個當下中，這些「玩法」就似是在遊戲中，把我們的生活變換成活在天國裡一般，因著信心，我們的行為、感覺就可以有所不同。而作者指出能有如孩子一般的玩遊戲，這種「單純相信」的心態和「信心」是無比的寶貴。

這是一本活潑、有趣的書，看了後會讓人蠢蠢欲動，想在信仰不同的層面中「玩樂」一番，如在敬拜中為了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而嘗試尋找新的歌曲風格或藝術元素，或透過遊戲與不同的小組組員建立更深的友誼和信任，或尋找與人與神的緊密互動和各玩各之間的分別。書中還提出了很多有關神學、恩典、愛、救贖、國度等概念與遊戲的關係，也叫讀者反思，當神創造這世界，是邀請人進入祂的世界，而人應該想想自己該用怎樣的態度與祂同行。

韋莉搬到三藩市兩年了，透過努力，她與同學貝兒和姬絲成為了冰球好手。而她的情緒控制台出現了「青春期」警報，之後消極的阿厭、內向又尷尬害羞的阿尷、容易焦慮的阿焦、經常羨慕其他事物的阿羨來到了控制台前。韋莉即將要升上中學，面對著未來的轉變，她很想在冰球訓練營中得到機會並進入心儀的火鷹隊……阿焦為了未來「計劃」，於是把基本的情緒們都困起來，由於「自我意識」被改變，韋莉開始做出與以往不一樣的行為：偷看教練筆記，並與舊隊友的關係變得緊張……

猶記得第一集《玩轉腦朋友》在九年前上映時，看著主角韋莉的幾個情緒在「腦海」中影響著她，有主導的情緒阿樂，亦有被壓抑的阿愁，故事場景十分有趣，如記憶球儲存區、夢工場及舊記憶球堆填區等，而且還讓觀眾學習到人的腦海及基本情緒的神奇運作，當面對環境改變，會容易出現負面情緒，而如果有情緒被壓抑，又會產生出新的問題。明光社當時邀請了拉法基金臨床心理學家葛琳卡博士到來，在電影小組分享壓抑情緒所產生的問題。

於第二集，韋莉適應了三藩市的環境，與兩位很要好的同學一起打冰球。她因為要升學，而再次面對與冰球隊友分開的不安，也因著想追隨明星球手阿V而有了新的想法，希望進入阿V的火鷹隊。阿羨的慾望及阿焦的操控，令韋莉逐步逐步改變。電影使觀眾知道青春期的焦慮會令青少年想得太多及可能引發的風險，愈想就愈不安，焦慮感亦會加深。這也使韋莉收起了以往的自己（情緒及自我），做出一些有違自己價值觀的事情，只為了得到更好的未來。結果，這令她在球場上變得急躁，撞傷了好友，不知所措的她出現了恐慌狀況。

最後是甚麼緩解了韋莉的焦慮（擺脫阿焦的操控）？是阿樂回來與阿焦好好的溝通，使阿焦知道不需要去改變自己，反而應該接納自己、了解自己的過去，如能面對及接納自己的好與不好，了解自己的信念及自我認知，便可以繼續成長，成為一個更好的自己。

兩集的《玩轉腦朋友》都是很好的電影，故事以情緒做主角，並有心理學家任顧問，讓觀眾看過以後，還可以回想、反思，有動機去學習更多。這也使筆者想起兩本書：《點解學校無教過情緒科》及《點解學校仲未教情緒科》，作者崖柏為臨床心理學家，於書中分享了一些有關情緒調節、人際關係、創傷自癒、愛自己等內容，可以為仍在「社會大學」讀書的朋友補補課吧。

許多人每天都在追逐理想，對人生、愛情、自我、未來、社會、信仰……而理想與現實、幻覺與醒覺之間，有時可能只是一線之間。

愛情是浪漫的，但生活是現實的，不懂得為人生作好規劃的情侶，最終恐怕亦無法將愛情當作麵包。當要進入婚姻的時候，對自己或對方若缺乏了解，包括原生家庭的狀況和影響，恐怕只會在日常相處中常常碰壁，小則家嘈屋閉、大則各行各路。對於青少年來說，除了愛情以外，現代社會令他們多了許多不同煩惱，例如性別角色和性別身份，當鼓吹性別自主的狂飆掀起，原本毋庸爭拗的「阿媽係女人」問題，忽然變得莫測高深，究竟性別自主是醒覺還是幻覺？本已煩惱不絕的少年維特，現在有更多莫名其妙的難題！至於生死，就如地獄一樣，對許多人來說更是一個測不透的謎，恐怕不是看完一套電影就可以破解，以為自己已「破了地獄」、懂得生死，難保所看見的不是幻覺。

另一方面，有時學校的校長老師、家長和教會的領袖，本來應比年青人成熟及有經驗，亦不自覺陷入一些迷思之中，例如當校方和家長在處理學生之間的欺凌問題時，便容易因為角色和期望而出現偏差，只看到自己想看或期望看到的事。至於教會群體，有時亦須常常反思，特別當遇到困難時，不要只思考如何繼續下去，更要思考為何繼續下去，有資源而不善用未必值得慶幸，有困難但清楚本身召命，誰又敢說困境不是祝福？說了一大堆，都不是幻覺，而是今期《燭光》的內容，希望能夠為大家帶來一點醒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