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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最近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位參加者問我，在當今政治兩極化的情勢下，美國是否可能逐步滑向內戰。我回答說，雖然緊張局勢持續升溫確實是可能的，但美國歷史同時也展現出一種反覆出現的模式：制度韌性、協商解決，以及長線和解。當我提到美國歷史時，讀者或許會預期我將討論圍繞奴隸制度而爆發的美國南北戰爭（1861–1865）。然而，在這篇文章中我想探討另一場較少被提及，卻同樣重要的衝突：19世紀中後期，美國聯邦政府與猶他州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摩門教徒）之間的對峙。
摩門教徒的迫害和西遷
在19世紀，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簡稱摩門教）的成員在美國中西部各州遭受到強烈的迫害。1844年， 教會創辦人約瑟‧斯密（Joseph Smith）在伊利諾州卡西奇（Carthage）監獄中被暴民殺害。他的死亡加劇了信徒的恐懼，他們認為在既有州份中，和平共存已不再可行。
在楊百翰（Brigham Young）的領導下，摩門教社群於1846年開始大規模西遷，穿越大平原前往鹽湖谷。當他們於1847年抵達鹽湖谷時，該地仍屬墨西哥領土；直到美墨戰爭（1848年）後才成為美國的一部份。1850年，楊百翰被總統米勒德‧菲爾莫（Millard Fillmore）正式任命為領地總督，然而，他同時兼任宗教領袖與領地總督的雙重身份，使宗教與政治權力高度集中於其一身。
為了重申聯邦政府在猶他的主權，1857年總統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派遣聯邦軍隊前往猶他，以安插新任總督。這事件被稱為猶他戰爭（1857–1858），雖然它並未升級為大規模戰鬥，但這反映了華盛頓與摩門教徒之間深刻的不信任。摩門教徒擔心再次遭受迫害；而聯邦官員則擔憂神權政治帶來了地方分離主義。
猶他戰爭與山地草原大屠殺
在這樣的緊張氣氛下，美國發生了西部歷史上最黑暗的事件之一：山地草原大屠殺（Mountain Meadows Massacre）。1857年9月，由約翰‧李（John Lee）領導的摩門民兵，聯同部分南派尤特族（Southern Paiute）盟友，襲擊了一支途經猶他南部、前往加州的貝克–芬徹（Baker-Fancher）移民車隊。在五天圍困後，民兵領袖提出虛假的停戰協議。當對方交出武器後，摩門教民兵殺害了約120名男子、婦女與較年長的兒童，僅有17名幼童倖存。
無論依據十九世紀或現代標準，這場屠殺在道德上都無可辯護。這些移民並未對猶他構成有組織的軍事威脅。以欺騙手段誘使對方投降後再加以殺害，不僅違反當時的戰爭準則，也違反基本的人類倫理。
1859年，聯邦政府派人前往現場調查，證實了元兇是摩門教。然而，由於多重因素，故此起訴極為困難，這些因素包括了地方居民的抵制、聯邦在領地內能力有限、證人受恐嚇，以及當時整體政治局勢的不穩定。1861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後，聯邦政府的政治與軍事重心轉移，摩門教得到喘息的機會。直到數十年後，約翰‧李於1877年受審並被處決，這是遲來的公義，但公義不會缺席。
南北戰爭期間疏離的「忠誠」
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時，猶他領地並未脫離聯邦，且在形式上保持對聯邦的忠誠。楊百翰宣稱猶他「堅定支持憲法與法律」。然而，這種忠誠是謹慎而複雜的。許多摩門教徒私下將南北戰爭視為上帝對美國的審判。
猶他並未派兵參與蓋茨堡（Gettysburg）或安提坦（Antietam）等東部重大戰役。林肯總統授權楊百翰組建了史密斯騎兵隊（Lot Smith Cavalry），負責保護電報線與陸上郵件路線，以避免這些重要設施受原住民攻擊，這使聯邦軍能將人力集中於其他戰場。
儘管猶他在形式上忠於聯邦政府，但政府仍然不信任摩門教。1862年，派翠克‧康納上校（Patrick Edward Connor）率領加州志願軍進駐鹽湖城，並在城外高地建立道格拉斯堡（Fort Douglas），確保猶他州處於監視之下。
漫長的和解過程
南北戰爭結束後，聯邦政府愈發專注於1856年共和黨政綱中所稱的「野蠻雙重遺物」（Twin Relics of Barbarism）：奴隸制與多妻制。隨著奴隸制度被廢除，聯邦政府的焦點全面轉向猶他領地的多妻婚姻。聯邦政府通過了反重婚法律，並且加強執行，國會將多妻制定為刑事犯罪，剝奪許多摩門教徒的投票權，又解散了教會的法人地位，並沒收教會財產，數百名男子因違反法例而入獄。
到了1880年代末期，摩門教在強大壓力下面臨存續危機。1890年，教會會長威爾福德‧伍德拉夫（Wilford Woodruff）正式勸告信徒停止締結違反聯邦法律的婚姻。儘管多妻婚姻並未立即消失，但這宣言標誌著一項決定性的制度轉向，移除了取得州資格的主要法律障礙。1896年1月4日，猶他正式成為美國第45州。雖然這並未抹去過往的敵對歷史，但象徵猶他正式整合進入聯邦體制。若從1857年猶他戰爭算起，到取得州資格為止，和解過程約歷時三至四十年。這既非立即完成，也非簡單順利，但最終避免了領地與聯邦政府之間的大規模內戰流血。
和解的另一個里程碑發生在21世紀，2007年，亦即是山地草原大屠殺150週年之際，摩門教領袖公開對事件表達深切悔意，表示真相「令我們深感悲痛」，並重申耶穌基督的福音不容許這樣的殺戮，這項承認代表著面對歷史錯誤的真誠努力。
對今日的啟示
儘管人類的歷史染滿鮮血，但最黑暗的雲層後往往仍有一線光明。在許多全球衝突中，勝者全取（The winner takes all），敗者則遭到摧毀。然而，美國在南北戰爭（1861–1865）後的經驗，卻提供了一條不同、儘管並不完美的道路。南北戰爭之後北方聯邦政府並未對南方邦聯領袖進行大規模處決，而是積極地重建南方。儘管南方出現沒收財產、政治剝奪、公民權爭議與暴力動盪，卻沒有發生過針對前邦聯菁英的系統性大規模報復。像羅伯特‧李（Robert Lee）這樣的南方將領，最終得以回歸平民生活。儘管重建時期充滿爭議且並不完美，但它仍然反映出國家選擇和平共存，而非追求徹底毀滅對方。
同樣地，在聯邦與猶他的衝突中，政府傾向於依賴法律與政治壓力，而非持續軍事鎮壓。摩門教社群亦做出重大讓步：放棄曾被視為神聖啟示的多妻婚姻制度。在一個高度兩極化的時代，這場十九世紀的衝突提醒我們：憲政爭議可以升級，但也可以降溫。制度性的自我修復極少一蹴可幾。它需要克制、漸進調整與痛苦妥協。和解並不抹除不義，也不意味道德等同；它反映的是一種面對歷史真相和錯誤的勇氣，一種高瞻遠矚的選擇：共建與共享未來，而非無止境的報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