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泣的力量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我每天飲咖啡的生活是50歲後才出現，當時候的工作地點是在一所位於大學的神學院，身邊的同工對咖啡都有一定的要求。我這個新丁就是這樣被影響了。

在初階段，我是用研究的心態作為飲用的起始點。首先，有研究表明，定期適量飲用咖啡可將阿茲海默症的風險顯著降低，^[1] 咖啡亦可以預防帕金森氏症。^[2] 此外，在日常生活中，我發現飲用咖啡後的經驗與其他人類行為的研究結果相當吻合，例如：咖啡的香氣能夠對我帶來正向的情緒。一項針對環境心理學的研究指出，環境中咖啡的香氣能提升個體的親社會行為與人際友善度。研究團隊於購物商場進行實地實驗，透過在空間中散佈咖啡與餅乾的環境香味，藉此觀察該變項對大眾行為的可能影響。實證觀察結果顯示，處於此嗅覺環境下的個體，其利他行為有增加的傾向。具體的行為指標包括：個體傾向主動協助撿拾他人掉落的物品（如筆）、櫃檯收銀員在面對顧客提出的請求（如兌換零錢）時，表現出較高的順從性與協助意願。此研究結論證實，愉悅的食物氣味（如咖啡豆香氣）具備調節社會互動、促進個體展現善意行為的心理效用。^[3] 適量飲用咖啡對我們的身體和社交生活帶來益處。

除此之外，咖啡還有其他益處嗎？靈修學家傅士德表示：在早上靈修的時候，他會有一杯溫暖的咖啡相伴，慢慢地喝完咖啡，他認為這就是他與上主對話的時間；他放下杯子後，調整好思緒，就將注意力轉移到當天的工作和任務。[4]

傅士德把咖啡變為連結個人靈修和一天工作的一個介面，但我們不能夠簡單地說：咖啡幫助我們更有活力地工作。請大家細心閱讀傅士德的咖啡禱文：「不知何故，主耶穌！我喜歡手裡拿著一杯咖啡祈禱。我想杯子的溫暖讓我安定下來，訴說著你愛中的溫暖。我把杯子放在臉頰上，靜靜地聽著趕急與寂靜。我向著咖啡吹了一口，喝下去。聖靈啊！請吹過我小小的生命，讓我暢飲祢宏大的生命。」[5] 大家不難看見，除「喝」咖啡這個動作，他沉浸的整個過程中還有其他的動作，最明顯的是「把杯子放在臉頰上」感受溫暖，喝咖啡之前會「吹一口」。這些動作，其實它們可以被視為「儀式」。

甚麼是「儀式」(Ritual)？儀式可以被定義為一系列具有固定、順序、重複的象徵性行為，當中行為和功能不一定帶有直接的關係。簡單來說，儀式與日常行為（如刷牙）可以表面上是一模一樣，但背後的意義可以完全不同。儀式重點不在於「完成某件事的實際效果」（例如口腔清潔），而在於行為背後賦予的象徵意義與心理感受（例如刷牙代表「一天的開始/結束」）。

西班牙網球巨星拿度(Rafael Nadal)表示，在比賽中，他最努力做到的，是讓腦子裡的聲音安靜下來。他在球場上的習慣，在許多球迷眼中是相當有趣的，例如：水壺在椅子前對齊排好、發球前確認頭髮是他要的樣子等等。[6] 拿度在做的是「補償控制」(compensatory control)的過程。[7] 他在實體環境中，特別是在一些小任務或小事上創造秩序，藉此創造他需要的內心秩序。[8]

這種透過整理環境中的小任務來緩解心中的煩惱，不限於個人表現的場域，而是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套用。日本散文家松浦彌太郎在他心情低落的時候，會在家中執拾物件，其實他就是透過在日常生活環境中創造小秩序，來調節自身的情緒。[9]

拿度和松浦彌太郎都在自己的環境自製小任務，把它們轉化為一種儀式。傅士德的靈修咖啡，從儀式（動作)創造出小秩序，他把每一個動作賦予意義。透過「吹」和「飲」的簡單動作，他相信的聖靈就與他的生命連結起來，這個連結成為他當天工作的起始點。

回到文章題目，飲咖啡別忘記加入的是儀式。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在現代社會，比起有錢人，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驟耳聽來似乎顛覆了不少人的認知，畢竟一直以來，人們總認為既然沒錢「開飯」，自不然會變得「皮黃骨瘦」，哪有「不瘦反胖」的道理？若在數十年前有人說：「貧窮人較易胖」，這番話不一定對，因為當時物資匱乏，人們往往需要勒緊褲帶度日；然而，同樣的話放在今天，卻不一定錯。因為當速食、加工食品，以及垃圾食物這些超加工食品在人類的生活中充斥時，它們也許只是有錢人的「零食」，但卻成了貧窮人的「主食」。

2012年，哈佛大學研究發現，在美國，有三分之一的流浪漢過胖。^[1] 2024年，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發佈了一份有關「學齡兒童健康行為」(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的研究報告，研究員分析了44個國家的數據，發現社會經濟地位與不健康飲食習慣之間存在著令人擔憂的關聯，那些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不僅無法每天食用新鮮的水果和蔬菜，反而攝入更多含糖飲料、糖果及朱古力。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兒童和青少年健康護理品質團隊負責人兼項目經理Martin Weber博士提到：「低收入家庭往往難以負擔健康食品，也較難獲得充足的食品，導致他們更加依賴加工食品和含糖食品，這對青少年的健康造成了危害。」 ^[2]

無論是高收入或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一旦過度進食加工食品，身體自然會出現不少問題，最明顯的莫過於過重及肥胖。在資源豐富家庭中成長的小孩，固然可能受不住加工食品的誘惑而超重；但研究指出，與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相比，來自低收入家庭的青少年更容易超重或肥胖（低收入組：27% 對比高收入組：18%）。^[3] 同年，台灣大學一群學者發佈的研究報告，探討了家庭收入對學齡前兒童超重和肥胖風險的影響，該研究指出「低收入家庭與學齡前兒童患超重或肥胖的風險增加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在眾多原因中，研究亦提到「低收入家庭在低營養價值食品上的消費比例較高。」^[4]

「貧窮人較易肥胖」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香港。世界宣明會及香港社區營養師協會在2024年6月至2025年1月期間，透過電話訪問520個家庭（當中包括589個2至11歲兒童），調查發現受訪家庭基於居住環境受限、工作繁忙或經濟拮据，即食麵及罐頭等可長期存放且方便烹調的食品成為家中的主糧，更有不少家庭把兒童養成「零食當正餐」的習慣，讓孩子進食加工肉類、辣條、素毛肚、手撕素牛排等食物，以致有76.2%兒童無法達到衛生署建議的每日蔬菜攝取量。營養不足自然會影響孩子發育，而經常進食高鹽高糖的加工食品，導致孩子營養不良的同時，更會增加其肥胖和罹患慢性疾病的風險。^[5]

當大家同情這一班低收入家庭的兒童時，先不要急於怪責家長，因為他們也身陷困境。居住環境欠佳、工作忙碌及收入有限，這三大因素足以讓家長難以為孩子烹調出新鮮的食物。此外，有些基層家長本身缺乏營養知識，並不知道僅僅餵飽孩子是不足夠的。^[6]

家長與孩子一樣，同樣食用一些營養欠奉的便宜速食或加工食物，社經階層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因為普遍來說，新鮮及健康的食物更為昂貴，^[7] 更需要花時間及心思去處理。基層人士可能缺乏營養知識，但這並不意味著在選購食物方面，高收入人士便一定穩妥，如果對超加工食物的危害欠缺認知，同樣可能吃出一個肥胖、疾病纏繞的身體。

在人類的飲食文化歷史上，加工食品佔有一個很重要的席位，例如天然風乾的火腿、發酵麵包、風乾芝士等傳統食品，一直深受世界各地人士的歡迎。然而，隨著在19世紀各式各樣的人工香料和化學添加劑誕生，這些風味食品漸漸演變為超加工食品(ultra-processed food, UPF)。「超加工食品」一詞雖見於20世紀80年代的著作之中，但直到2009年，巴西流行病學家Carlos Monteiro團隊把食品分為四個級別(Nova food classification)後，超加工食品才廣為人知。^[8] 根據Nova的分類，超加工食品屬於第四類，除普遍高鹽、高油、高糖外，更含有人造香精、防腐劑、甜味劑、色素等多種化學添加劑，與第一類的未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物(Unprocessed or minimally processed foods)是截然不同的。^[9] 市面上常見的超加工食品包括：工廠大量生產的麵包、 餅乾、早餐麥片、碳酸飲品、薯片、薯條、朱古力、即食麵、午餐肉、急凍薄餅等。^[10]

已有大量的研究顯示，經常食用超加工食物確實有損健康。2024年Melissa M. Lane等專業人士回顧了45份流行病學綜合分析（涵蓋近1000萬名參與者），發現「令人信服」的證據，便是高度攝入超加工食品的飲食會使心血管疾病死亡風險率增加50%、焦慮風險增加48%。該研究還發現具「高度提示性」的證據，顯示過多攝入這些食品將會導致心臟病相關死亡風險增加66%、肥胖風險增加55%、睡眠障礙風險增加41%、二型糖尿病風險增加40%、全因早逝風險增加21%，以及抑鬱風險增加20%。^[11] 

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進食超加工食品對身體無益，但在現實中，卻是難以避免接觸到這些食品。以最常吃到的麵包為例，相較於西方麵包，在亞洲麵包店購買到的麵包，大部份都加入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劑，如防腐劑、穩定劑、增味劑、色素、乳化劑、品質改良劑、麥芽糊精等，^[12] 難怪有台灣人笑稱麵包是「狠活」，意指使用大量化學劑來模仿天然食材的劣質食品。^[13] 除了麵包店，人們經常光顧的超市或便利店，貨架上也擺滿了琳琅滿目的超加工食品。根據市場調查公司Technavio的報告，只要在推廣超加工食品時善用人工智能，預計在2025 年至 2029 年間，全球超加工食品市場規模將增長 8,566 億美元，^[14]在可見的未來，只會有更多超加工食品在市場湧現。

人們喜歡超加工食品，因為它非常方便。這類食品大多是即食或方便烹調的食物，省時省電省力，無論家庭經濟狀況如何，對於只求快速解決全家一餐的繁忙人士來說，都極具吸引力。此外，超加工食品之所以流行，在於食物變化多端而且更加「美味」。現今的食材大多失去原來食物的味道，食品製造商為了彌補其缺陷，讓產品在市場更有競爭力，往往對食材進行改造，添加大量的化學物質，以留住顧客。很多人已經忘記了食物原有的味道，轉而追求他們期望嚐到的味道，^[15] 以上提及的麵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其他如BBQ味的薯片、海苔味薄脆餅乾等，不勝枚舉，食品製造商十分樂於研究人造「美味」與口感，甚至鑽研食物在咀嚼時產生的特定音效，致力生產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偽美食」，這些容易使人上癮的食物，實則是肥胖的元凶。^[16]

正常人都不願意進食黑心食物，以及充滿科技和「狠活」的食品，大家都有意識防範這些有害健康的食物，但最讓人防不勝防的，可能是一些聲稱符合食品添加劑法例標準的超加工食品，人們一旦認為它們是合標準的，便會不假思索地將其放入口中，最終是招來肥胖及疾病。其實制定成份及營養標籤的目的，不單是讓人控制卡路里，也是讓人知道自己實際上吃了甚麼，當人們謹慎提防科技和「狠活」食品時，也請對超加工食品保持同樣的態度。

當親人或朋友離世，其遺體不可見或者無法見，喪親者所承受的失落和痛苦，往往會比一般情況更加複雜且深重。這不僅關乎對死亡的接受，還因為無法完成告別儀式而產生了心理創傷，以及對死者無法好好道別的遺憾。最近宏福苑火災，有些遇難者曾經失聯，有些身體被燒成灰燼，對他們的親友來說，都會造成難以化解的精神困境。

沒有遺體的創傷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副總監、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醫生稱：「上帝為人類設計生、離、死、別，當中的哀傷是總有平復的一天。完整的告別儀式能幫助人們疏導情緒，接受現實。沒有遺體的失落之所以難以接受，是因為它奪取了人們進行完整告別儀式的機會。」然而，喪親者在這種失落之下，有些人會責怪自己或他人。廖醫生舉例稱，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當初曾勸親友搬來自己家住，對方卻不願意，結果在火災中離世，甚至燒成灰燼，這會為喪親者帶來無法解開的愧疚；有些選擇了不看親人遺體，但之後卻因此而內疚自責，這類個案反而更難撫平傷痛。類似的故事可能用上十年時間也原諒不了死者或自己，這就是心理學的持續性悲傷障礙 (Prolonged Grief Disorder)。這種內疚感的破壞力極大，因為有些喪親者視領取完整遺體十分重要，如果剝奪其中的過程，情緒便無法得到疏導，可能影響生活、人際關係和精神健康。沒有遺體的失落更容易導致一系列心理健康問題，如睡眠困擾、無法集中精力進行日常活動、影響工作與學習；在極端情況下，更可能出現自殺念頭和沉溺行為，包括濫用藥物、酒精或毒品。喪親者亦可能會作出自我社交隔離，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或會有思想偏差，選擇追隨死者而去。

療癒．持續的關心

要療癒這種失落，我們應協助他們尋求心靈的安慰和疏解情緒，廖醫生建議，旁人可嘗試提供心靈上的慰藉讓他們過渡，並慢慢接受事實。在這個過程中，某些個案的復元時間較長，而時間的長短要視乎當事人的性格和情況。他舉例，不少士兵是因為戰死沙場而找不到屍體，這在戰爭時期是十分平常的事；亦有一些人是因為害怕而自己選擇不看親友遺體的，這些個案一般的復元時間會較短。要疏導這種的失落，加速其復元時間，我們要引導死者親人明白，見不見遺體未必是重要的事，我們並需要給予持續的關心。

療癒．及時、主動、專業的幫助

以今次火災為例，求助的個案很多，但真正有需要及高危人士往往都是被動的，要靠有經驗的社工、輔導員和醫療人員主動地尋找及跟進，這些因失去親友而崩潰的家屬可能會躲避或藉故不參加集體活動，甚至可能會自殺，追隨死者而去。故此廖醫生建議應該提前去尋找這班沉默的需要者，這些人更加需要被發現和支持，給予他們時間、空間、陪伴、安慰和鼓勵。這類個案的複雜性未必是一位社工便能應付，廖醫生強調專業人士之間也需要不斷的求助，一個社工若自評不能應付，必須要報告上司，讓更多受訓的心理學家、社工來幫忙；如果一位初級醫生不懂處理，便要找一個更高級的醫生，甚至找一些更專業的人士早點去幫助，不應等到出了事才處理，也不要輕視任何自殺警號。

療癒．三個T：Tear Time Talk

要讓失去親友者紓發情緒，最重要的是鼓勵他們表達，留意並保持聯繫，在療癒的過程中，有三個關鍵的T：

Tear讓他們哭泣：沒有遺體，意味著在告別儀式中存在欠缺，情緒可能因此被壓抑或無處安放，我們接納這些眼淚，讓他們把無形的哀傷化為行動，創造「儀式性」的釋放，以填補當中的失去。

Talk 表達情緒：鼓勵他們用言語或其他方式表達內心感受，通過表達，讓內心的混亂、傷痛，慢慢被修整、梳理，希望盡早釋懷。

Time 給予足夠的空間與時間去接受：不用催促、不用評論，默默地陪伴他們渡過這段時間。沒有遺體，可能讓「接受事實」的過程變得艱難，通過時間讓家人學習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紀念這位親人。

療癒．先處理生活所需

廖醫生提醒我們，在這些情況下，我們不需要急忙去傳福音，而應該專注於實際的生活需要，如提供食物、教育、工作機會、住房等。就今次火災而言，失去親人者面臨的往往不僅是心理創傷，還包括多重的實質性失落，因為事件可能涉及多方面的損失，如失去親人、失去遺體、失去房屋、失去經濟支柱等。因此，社工或教會對於這些家庭要特別關注，因為他們的復元過程可能需要較長的時間，亦預計會有很多問題。他們當中，或許有人是打算結婚、移民、開公司或升學，這些計劃可能都被打亂了。要讓他們感到實質的幫助，要先處理他們當前的難題，先幫助他們安頓生活的需要。對於沒有遺體的失落，療癒的目標是在不可改變的遺憾中找到一種能共存的方式，以填補這份失落。沒有遺體的失落所帶來的創傷不會在短時間內消退，但透過及時的專業幫助、教會的陪伴、政府的透明、公義的政策，失去親人者終能找到療癒之路。

這本關於斷捨離的書讀起來讓人感到清新平靜，推薦給喜歡靜下來自我對話的人。書中除了分享斷捨離的心路歷程外，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對於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人而言，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

如果你也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方法，或想以新的姿態來迎接新的一年，不妨捨棄多餘的物品，放慢腳步。經過整理後的家能像一個溫暖的擁抱，為我們找回平靜與力量。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參考德國真人秀Deutschlands Superhirn而製作的內地綜藝節目《最強大腦》，主打腦力競賽，參加者都以爭奪「腦王」美譽為目標。自2014年播放至今，能進入12強的參賽選手，已是千挑萬選的聰敏人士，而歷年誕生的「腦王」，更是在不同的範疇，例如心算力、記憶力、推理力、觀察力、空間感……或是綜合能力，皆有十分超卓的表現。我們作為觀眾，有時連遊戲規則都聽不明白，但看見參賽者很多時只靠腦袋去定位及繪圖來完成賽事，也不禁讚嘆人類的大腦竟然可以如此神奇，潛能無限。

人腦確實非常神奇，結構異常複雜。雖然人的大腦平均重量只有一公斤多，當中六成為脂肪，但卻擁有近千億個神經元、與超過100萬億條神經有所連結，[1] 控制著我們的思維、記憶、情感、觸覺、視覺、呼吸、體溫、飢餓感，以及一切調節身體的生理進程。大腦與其延伸而出的脊髓共同構成了中樞神經系統（Central Nervous System, CNS）。[2] 至於人類的小腦，主要是調節運動功能與控制平衡，包括協調步態、維持姿勢、調節肌張力，[3]並控制自主肌肉活動。腦幹則在小腦下方，協助身體的非自主動作。[4]

人類作為哺乳類動物，跑不過獵豹、牙齒不及獅子銳利、沒有如鷹般的銳目、入水雖然能游，卻只是習泳的成果，即使是獲得28枚奧運獎牌的「飛魚」Michael Phelps，若要他與旗魚來一場比賽，相信也無法取勝。不過，人類卻能征服地上的生物，因為人類擁有其他生物所沒有的東西——超強大腦。人類天生的技能敵不過其他生物，但只要腦袋比牠們優勝，便能操縱牠們。一直以來，人們都是地球的王者，運用其智慧發掘及使用地上的資源。然而，人類的腦袋當前正受到挑戰。

工業革命之前，動物是人類最佳的助手，狗能守門、貓能捉鼠、雞能準時啼叫，但後來，人類需要更多助手幫助發展經濟，於是，人類發明了機械，也漸漸遠離大自然，並投入城市建設及工廠生產。不過，聰明的人類又豈會只停留於「只按本子辦事」的機械發明，人類需要更多可以靈活變通的工具協助完成工作，因此，便研究出電腦來，它大大提升了人類的工作量及管理能力。然而，人類還是希望有更聰明、最好有像人類一樣可以思考的工具出現。最終，在大量科研人才嘔心瀝血研發之下，人類迎來了工業革命4.0。在〈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及〈誰搶走我們的天賦？〉這兩篇文章中，筆者先後從不同的面向提到AI及機械人搶去人類的天賦及工作，[5] 筆者想在本文強調的是，協助人類工作的AI工具，尤其是大型語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 LLMs)：ChatGPT、Claude、Gemini、Grok、DeepSeek，及Perplexity等，正在慢慢改變下一代人的大腦、學習態度，並衍生出其他問題。

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提前發佈了一項新的研究報告，該研究將54名來自波士頓地區的18至39歲受試者分為三組，要求他們分別使用ChatGPT、Google，以及完全不借助任何工具撰寫多篇SAT應試作文。研究人員通過腦電圖儀記錄他們32個腦區的活動情況，發現在三組受試者中，ChatGPT使用者的大腦活躍度最低，且在「神經認知、語言表達和行為表現三個層面持續表現不佳」。在持續數月的實驗期間，ChatGPT使用者隨著寫作次數增加變得愈發懈怠，到研究後期，甚至經常直接複製貼上生成內容，該組受試者的執行控制能力與注意力投入水準普遍較低。另外，使用ChatGPT的小組提交的作文高度雷同，充斥著重複的表達方式和觀點，嚴重缺乏獨立思考，他們的作品被審閱的老師評為「缺乏靈魂」。[6]

研究的主要作者Nataliya Kosmyna指出，使用大型語言模型可能會實際損害學習效果，對年輕用戶的影響尤為顯著，她認為，亟需發佈這些發現以引起社會警惕，就是當人們為追求高效便捷而日益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時，可能會付上犧牲大腦長期發展的代價。由於Kosmyna為到研究結果感到憂慮，因此她在這項研究尚未經過同行評審，且樣本規模相對有限的情況之下，仍然選擇提前發佈研究結果。她擔心在等待研究評核的6至8個月期間，有政策制定者突然決定在幼稚園推廣GPT教學，那就絕對危險且有害，她強調「發育中的大腦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7]

事實上，也難怪Kosmyna擔心大型語言模型會阻礙大腦的成長，因為與使用大型語言模型的組別相比，使用Google搜尋的受試者，表現出較高的滿意度和活躍的腦功能；至於僅靠大腦思考的小組，更顯示出最高的神經連接度，特別是與創意構思、記憶負荷及語義處理密切相關的alpha、theta和delta腦波波段。研究人員發現該組受試者專注度更高、求知慾更強，他們對自身作品表現出更強的主控意識與滿意度。[8]

雖然Kosmyna的研究還未通過正式的審核，但精神科醫生Zishan Khan博士從診斷兒童與青少年患者的臨床經驗證明了Kosmyna的研究。他指出，從精神病學角度觀察，過度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可能引發意想不到的心理和認知後果，這對大腦仍處於發育階段的青少年尤為明顯，當孩子過度依賴人工智慧完成課業，那些幫助人獲取資訊和記憶事實，以及保持思維韌性的神經連接都會逐漸弱化。這正正應對了研究所提及：「你愈多使用人工智能，你實際的智力會愈差」。[9] 不單智力下降，亦有研究顯示，人工智能使用增加，認知能力及批判性思考能力有可能被削弱 。[10]

雖然大型語言模型這一類生成式人工智慧的確可以提升人們的工作及生產效率，但卻削弱了其內在驅動力。[11] 不單如此，它還會奪去人們的工作成就感。麻省理工學院進行了一項研究，在美國一家大型研發實驗室內引用AI工具，科學家在新產品創造上提升了17%，但卻有82%的使用者表達失去工作成就感，甚至有人感到自己累積了多年的專業知識已經無用。研究亦揭示，AI的「創意自動化」讓科學家花更多時間評估AI所提供的想法，而非去思考原創性的作品。[12]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的葦草」——這一句名言出自17世紀的法國哲學家Blaise Pascal，原句的上下文是：「人只不過是一根葦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東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葦草……因而我們全部的尊嚴就在於思想……」[13] 他的意思顯然易見，如筆者上文提到，人與其他生物的分別，在於人類有一顆會思考的腦袋，如果人們習慣依賴大型語言模型所提供的便利及好處，不想運用自己的腦袋，那麼，如Pascal所言，人類的尊嚴何在？

這裡並非反對使用AI等工具，只是作為人類，尤其是新一代，在使用AI的時候，要留心AI對我們的決斷力、分析力、批判力或會帶來的負面影響，人類若不想被AI操控，便得好好訓練自己的大腦。當人願意用腦，學習新的東西，便能改變神經的連結，並且藉由生成新的神經元來重塑大腦，改善認知能力。[14]

神創造人有神的形象，昔日亞當在地上的生物中找不到配得上自己的幫手；今天人類也不要輕易把決策權交在AI手中，以免它們完成你的工作，代你思考、剝奪了那些原本可以提升你腦袋能力的機會。腦袋用得多，才會愈用愈有腦。

《大腦逆齡指南：頂尖神經科學家教你改變生活習慣，修復再生大腦細胞，長保健康活力、思緒清晰，遠離失智威脅！》

(Biohack Your Brain: How to Boost Cognitive Health, Performance & Power)

作者︰克莉絲汀．威勒米爾(Kristen Willeumier)

譯者︰陳錦慧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周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腦部也需要保養，就如房屋一樣。同樣是30年樓齡的房屋，有保養和沒有保養，質素可以相差很遠，腦部亦如是。很多人都以為，人年老之後，記憶力衰退、認知力下降是常態，畢竟，每天都有腦細胞死去，再優秀的腦袋也難免出現問題，但本身是神經科學家的作者卻為我們帶來好消息。是的，人平均每天會喪失幾千個腦細胞，但原來，腦細胞也可隨著年齡持續增長，即使人到了八十多歲，只要透過運動、飲食、壓力調節、睡眠、營養補充，以及學習新事物，亦可刺激腦細胞新生。

再好的房屋，也不可能入住30年後才開始保養，腦部亦一樣。很多人自恃年輕，沒有看重自己的生活習慣，作者指出，有神經科學者認為，人的腦部是由出生一直發展到三十多歲才成熟，這意味著，期間的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都會影響腦部發展。簡言之，三十多歲前固然要通過飲食、睡眠及運動方式等為腦部打好根基，但三十多歲後，也要持之以恆，藉著上述活動保養腦袋。

房屋出現問題可以維修，腦部出現問題，又是否有修復的餘地？作者以她的臨床經驗告訴大家，答案是肯定的。美國有些職業欖球員，在比賽時因為腦震盪而導致腦部受損，作者喜見當中有球員願意配合她的醫療方案，一段時間後腦部有所改善。即使是作者患有柏金遜症的父親，在其悉心治療下，在臨終前，仍可擁有一定的生活自理能力。這些經驗，使作者更有信心，有些腦部問題是可以藉著生活習慣得以修復。

如何「保養」或「維修」腦部健康？作者提出有效方案，成本也不高，對大部份人來說，只要願意，都可以做到的。具體來說，可以嘗試走不同的路回家、用非慣性的手寫字、以原型食物代替超加工食品、適當地飲水、學習新的生字，即使是每天一個也可以。作者開出的「藥方」，除關乎腦部需要的營養要素，也與增生神經元相關，她提醒大家，人類的腦袋需要新鮮的刺激才能愈發增生更多神經元。因此，向來拉小提琴的人，若想提升腦部能力，轉學相類近的中提琴，作用或不大，可能需要學習長笛才有效；至於運動，也不是所有運動都對腦部有益的，文中提及的欖球，便是其中一個有損的例子，所以在選擇運動時，要考慮其對腦部會否造成衝擊。

適當的運動，有助腦部維持健康，這是由於運動可以促進血液循環，供應大腦所需；不過，不愛運動或不適合運動的人士也不用擔心，作者提到有研究顯示，年長婦女每星期走路幾次，每次30至50分鐘，三個月內腦部的血流量也能增加15%。如果在大自然走路更好，這會有助減輕腦部的壓力。除了不良的生活習慣，壓力也會損害腦部健康，故為了我們的腦袋，學習減輕壓力是需要的。

很喜歡英國作家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雙城記》的開場白：「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充滿智慧的時代，也是最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或是黑暗的季節；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這段說話，實在適用於任何一個大時代，尤其在今年9月之後。

今年9月10日，美國保守派青年領袖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美國猶他谷大學出席校園活動時，被一位不滿其言論的青年人槍殺。筆者不是要大家表態支持或反對柯克的立場。事實上，有人欣賞柯克帶領新一代美國人回歸基督教精神，他在大學校園設置其標誌性的「請證明我是錯的」（Prove Me Wrong）攤位，與同學進行辯論，其辯才出眾，知識淵博，尤其是敢說真話，獲得不少人支持；但反對他的人，則認為柯克帶有鮮明的政治、宗教、倫理立場，更幫助特朗普總統重返白宮，是不可原諒，而且他到左派思想當道的大學辦活動，是「挑機」在先……

筆者在大學教書，每年為一年級生教的第一門「大學入門」課，就是討論「何謂大學」和「為何要有大學」。大學本來就是給不同學問、甚或對立的學者哲人，互相切磋、辯論砥礪、彼此激發、完善知識，甚至創新啟發的地方，這個由雅典學院起始的「相聚」，就是拉丁文大學Universitas一字的意思。[1]

柯克正正就在大學裡，實行求真辯論時被殺，叫人唏噓。道理本來就很簡單：請用真理與辯論說服我，或就由我說服你。若是大家仍有爭議，那就讓真理愈辯愈明。誰知，今日世界竟退步至當人們無法用思想和語言戰勝別人時，就用子彈幹掉他，當中還竟然有人幸災樂禍！不禁要問，為何今日社會，會變成這樣？

以惡小而為之？

為什麼以暴力對待言論，會被視為理所當然？有人認為，是當今意識形態當道（不論激進左派或右派都是帶有暴力主義的），也有指出，是近代社會踏入後現代主義，加上互聯網和社交媒體興起，促使我們的生活、文化、思想產生極大轉變所致。

誠然，今日社會，要說服人、感動人心，要的不是一個大道理，而是說好一個「故事」，敍述和分享成為了最有力和最感染人的溝通方式，亦由於感人的故事只著重個人感受、見解，不需要理性和客觀的討論，最終招致這個世代「真正的客觀」欠奉。法國社會學家福柯（Foucault） 甚至提出了「權力」、「真理」的概念：即你有權力，你就有真理。[2]

另一方面，在互聯網文化下，以往不容於主流思想的人和事，現在都可以在不同的群落或媒體中聚集，造成「團爐取暖」的效果。而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又加劇這種現象的傳播。久而久之，很多原本在主流社會中「見不得人」的鬼主意或惡搞意念，很快就會因其「另類」而火紅起來，人人模仿。與此同時，互聯網又很喜歡將大家的意念「標籤化」，人們的意識和思想，好像要被強加分類歸邊，如是者，大家都在不停標籤人與被標籤之中無限流轉。

與標籤化同樣具威力的，就是把不喜歡的人和事「非人化」（Dehumanization）[3] 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 [4]：將一個人的人性去除，標籤為叫人討厭的物種，然後取花名、污名化，這樣，對之一切的攻擊，甚至惡行就會變得合理化很多。這些標籤、污名、煽情故事，看似隨機，其實很多都是KOL、FB、YT大神和 Influencer的精心傑作，是刻意對正演算法的 貼文。發生槍殺柯克事件的猶他州州長就曾表示，在過去五、六年，社交媒體在每一宗暗殺事件或企圖暗殺事件中都扮演着直接參與的角色。[5]

我們從小就學習「勿以惡小而為之」。邪惡的事，最初可能只是星星之火，大家不參與，就無法助燃，很快會冷卻熄滅。偏偏這個世代喜歡推崇「另類」，更在網上「圍爐」壯膽，鼓吹「做咗先講」，以為「以惡小而為之」，殊不知最終卻演變成「大惡」。

勿以善小而不為

想起了另一位剛離世、被視為靈長類動物行為學先驅的珍古德博士（Dame Jane Goodall），她以長期研究野生黑猩猩的社會與家庭行為而聞名。珍古德原先是一位秘書，沒有大學文憑，但自小已熱愛野生動物，這是由於童年時，父親給她送贈一隻名叫「Jubilee」的玩具黑猩猩，亦有家犬伴隨成長，因而啟發出研究動物的興趣。後來，在因緣際會下，珍古德到了非洲坦桑尼亞研究黑猩猩，且取得驚人突破，繼而讓劍橋大學直接收錄她攻讀博士，並畢生致力保育和研究工作。

珍古德不單透過用心觀察，理解到黑猩猩是一種有社會行為的動物，還近距離接近牠們，以致能辨認出每張臉，並為每隻黑猩猩取名字（以往科研者通常只用編號稱呼）。她的發現，更顛覆了人類對黑猩猩的認知：原來黑猩猩的智力很高，懂得製造工具來獵食；母子間有很親密的溝通；群落中會進行原始戰爭、獵殺同伴等。

這位「黑猩猩」之母，把童年已有的好奇、渴望與熱情，化成一生的目標——勿以善小而不為。正如珍古德數年前在香港大學分享時（其實她每次講座都會提及）所言，她和她的 Mr. H（她的猩猩吉祥物公仔）是「為大自然保育永不言倦的倡導者」（Tireless Advocate for Nature）。[6]

今天你又在堅持甚麼呢？勿以善小而不為，願你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興旺！

2009年5月，研究中心首屆研討會的主題為「家庭友善政策初探」，當年的討論主要集中於社會政策。時隔十多年，研究中心再度探討家庭友善政策，而今次的焦點是教會。2025年6月27日，我們與約100位來自不同教會的教牧同工、執事、機構主管及信徒領袖等進行了美好的交流，共同探索教會及機構中有關家庭友善政策的課題。

首先，香港樹仁大學商業、經濟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樹甘教授為大家發佈「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報告。是次研究於2025年4月1日至2025年5月31日期間進行，共收回有效問卷403份。是次研究目的旨在：1. 探討香港教會家庭友善措施現況； 2. 分析其措施在教會推行的可行性；以及3. 探討家庭友善教會的元素。受訪者中，教牧同工佔三成，長執不足一成，近兩成半為導師/組長，其餘為信徒。調查發現，約七成受訪信徒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但未達「非常友善」的程度。整體而言，來自大型教會的受訪者較滿意其家庭友善狀況，對實施相關措施持更開放樂觀的態度（相信是由於資源和人數充足）。教牧與導師組長普遍對家庭責任議題認同更高，一般會友對「實際支援」(如照顧與指引支持)的滿意度，比起長執、教牧同工、導師組長的滿意度高，其中長執給予的評分最低，這可能與前線群體在觀感上存在落差。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陳永浩博士回應研究報告時提到，勞工處在推行家庭友善僱傭措施上頗有創意，他引用《好僱主約章》中的例子，提到「讓員工在其父母的生日放取敬孝假與家人慶祝，以表孝心」，認為這都值得教會參考，或許教會界也可考慮推行《好教會約章》。他指出，教會容許教牧同工彈性上班、斜槓或半職，可能對教會及同工來說都是好事。最重要的是，教會若能實踐家庭友善，可以成為教牧同工熱心事奉的一大誘因。原因很簡單：當同工發現教會能妥善照顧孩子時，便能更安心、無後顧之憂地為教會擺上。同工的家庭被照顧好，他們也會心存感激，不會斤斤計較補假。說到底，家庭友善措施政策對雙方均有益處。

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實踐科）陳傳華博士，在〈聖經角度看家庭友善：從召命說起〉的主題演講中提到，探討「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具有深遠意義。陳博士首先強調呼召是事奉的基礎，繼而闡釋呼召的本質與深度。他指出呼召不限於聖工，也包括職業或家庭角色，更涵蓋整個生命的召命——它是人生目的與使命。唯有出於使命作出行動，人生才有意義。正因呼召不限於聖工，信徒便需細察神的計劃及旨意，不一定要做牧師才是回應神的呼召；即使為人父母，也是一份艱辛的天職。因此，教牧同工面對持續的疲憊，也需謹記呼召不限於聖工，需要平衡事工和照顧家人的時間，除非特殊情況，學習設下界線，明確規劃出與家人共聚的時間，好好與神與人建立關係。至於教會制定政策，亦要將成就教牧同工的召命視為己任，協助同工委身事工的同時，亦能維持他們健康的生活節奏；教牧同工若有需要，教會應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今年週年研討會破天荒開放論壇時段，由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雷競業教授主持，誠邀與會者發言交流。在〈一人一句論壇：教會家庭友善政策再思〉環節中，大家暢所欲言，坦誠分享，有參加者表示，教會若能解決托兒問題，相信對同工及會友的家庭是好事，甚至有助於鼓勵會友生養下一代；教會或許缺乏資金，但只要有地方，其實可以申請基金解決問題。另有參加者指出，當會友感受到教會原來是歡迎及愛惜特殊孩子，而非僅以律法規管會友不可墮胎時，母親即使懷上特殊孩子，也不會輕易終止懷孕。談到孩子，教會一般會安排婚前輔導，也可以考慮提供產前及產後輔導，幫助父母育養下一代。

除了孩子，工時也是大家所關注的。有參加者反映教牧的工作性質比較特別，一來牧者帶著使命，也不一定要在辦公室上班；教會應多信任教牧同工，避免以商界的規矩框限他們，有需要時容許彈性上班，甚至可以在家工作撰寫講章。另有參加者建議，若牧者有足夠的成熟度及有責任感，自然能贏得信任；但剛入職的傳道同工，或需向教會多加交代，待雙方建立互信後才享有較大的彈性。也有參加者提到，教會常常佔用信徒領袖的公眾假期，雙方可以加強溝通，免得原來雙方都不想在假期推行活動。雷教授指出，家庭友善政策本質涉及價值取向，例如給予母親產假，其意義在於養育下一代是具有價值。雷教授亦提到，當我們談論整全家庭時，亦需顧念世上有不同形式的家庭，我們慶祝整全家庭，同時要擁抱多元的家庭模式。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司徒永富博士，在〈職場家庭友善政策〉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展示了一個基督徒管理者如何將基督信仰的信念融入職場友善，實踐信仰中以人為本的核心價值，讓員工在職場中既能發揮獨特的才能，亦能在當中找到幸福感及安全感。司徒博士分享，在眾多的因素中，薪金並非留住人才的最主要因素。僱主不必太在意短期成效，當僱主真心關心員工，看見他們的付出及努力時，員工也會關心公司所重視的。司徒博士強調自己僱用的是有神形象的整個人，而非一件工具。既然基督信仰以人為重，相信每一個人都有獨特的價值，基督徒主管的責任便是「充分發揮人的長處, 而不是改造人。」看似日常的管理工作，其實可以很神聖，只要企業真心關懷人、尊重及成全員工、配合友善的家庭制度，以及公平薪資與獎金制度，員工感受到公司的用心，結果便是公司「留得住人心，也留住人才」。員工需要愛與尊重，這是任何期望建立友善文化的機構不可忽略的要素。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家庭友善文化實踐之路〉的主題演講環節中，同樣強調以人為本，重視同工個人和其家庭的需要。他指出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成文的規定，而在於信念；只要有堅定信念，即使很困難也能落實。家庭友善政策談的也不一定是金錢，而是看有沒有「心」。蔡總幹事接著談到，雖然聖經教導信徒要愛神勝於一切，上一代的華人牧者亦因而毫不計較地投身事奉，但他提醒不要把優先次序誤認作為只能二選一的是非題。忽略家庭的教牧，或會面臨婚姻問題，又或子女對教會反感等狀況。教牧同工可以好好休息、享受神所賜的美物，因為神創造人的心意便是要人快樂並且有果效地影響世界。至於作為基督教機構的領導人，他認為機構若有能力，應為同工爭取合理的福利和權益。除了薪酬，若同工需要照顧家人，只要不影響事先安排的必要工作，應容許彈性上班，調動工作時間或請假。蔡總幹事總結，家庭友善文化能在機構實踐，主要在於：「作為領袖應主動考慮同工的需要；工人應得工價，領袖應主動為同工爭取；作為同工不需為自己而斤斤計較；同工的犧牲是因為需要而不是制度……。」

最後，特別向各位不辭勞苦，在百忙中抽空預備研討會及撰寫文章的講員致謝。另外，感謝旺角浸信會借出場地，其同工提供音響等支援；亦感謝當日蒞臨的參加者，以及為研討會致開場辭的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諮議小組成員洪子雲博士。

剛過去的暑假，不知大家有沒有趁著假期出行？是「返鄉下」還是到了甚麼地方？現在大家都要「超前部署」，筆者也嘗試避開一些熱門旅遊國家，到了有「歐洲度假天堂」之稱的巴爾幹半島一遊。原以為一個簡簡單單的小假期旅程，結果遊走每個小城中，都發現一點大道理……

對於巴爾幹半島，我們最熟悉的，或許還是停留在九十年代發生的「南斯拉夫內戰」：曾經的「最完善社會主義國家」南斯拉夫，在政治強人鐵托離世後，慢慢走向分裂，當中的「大阿哥」，塞爾維亞的獨裁者米洛舍維奇，為了維持其國家與民族的利益，對鄰國（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波斯尼亞與黑塞哥維那、北馬其頓，以及現在為有爭議的科索沃地區）發起長達多年的戰爭。[1]

但其實只要翻開中學的歷史課本，就會知道這個被稱為「歐洲火藥庫」的巴爾幹半島，歷史從來不平凡。在1914年6月28日，塞爾維亞族學生普林西普於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開槍擊斃了當時的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奧匈帝國為了報復，而向塞爾維亞宣戰，繼而引發連鎖反應，導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要再追尋上去，就要說到希羅文化了。早於公元前四世紀，希臘文化已經延伸到位於意大利對岸的亞德里亞海沿岸。而後來的羅馬帝國更將這地區加以佔領管治，將東部多瑙河沿岸設立帕諾尼亞行省，沿岸則設立了達爾馬齊亞行省，建立城池和商港，實行羅馬殖民統治。在這裡找到最早具規模的古建設，如道路、廣場、競技場、凱旋門、神殿、劇場等，其中最「超前部署」的，可算是劃時代水道工程傑作：儘管看來未必像鬥獸場，神殿那些建築宏偉，但羅馬人工程師設計出巧妙的水道系統，將水源源不絕的引入城市。[2]  而這只是故事的一半：除了引入水源確保飲用安全和環境衛生，周到的羅馬人還同時建設了下水道，用作疏導城市去水。幾千年前，已想到解決水浸問題，不是亡羊補牢地出動「龍吸水」，而是建立下水道，確保渠道暢通，長遠解決問題。

羅馬帝國皇帝戴克里先為這地帶來發展的高峰：他為實行羅馬帝國四帝共治的制度，將亞德里亞海沿岸城市施普利特作為他退位後定居的地方，建有羅馬宮殿。而沿著達爾馬齊亞行省發展，札達爾、普拉、斯本尼克、到最南端的杜布羅夫尼克等相繼設立，成為了繁盛的海港城邦地方。羅馬帝國之後，經歷了西羅馬帝國、查理曼帝國、拜占庭等帝國統治，也備受東方的蒙古人與鄂圖曼帝國入侵，經歷動盪與繁盛的交錯發展。

時間一轉到了十五世紀，這裡迎來另一位統治者與高峰：崛起於意大利的威尼斯，從匈牙利國王手中得到亞德里亞海沿岸的控制權，建立了空前龐大的貿易帝國，當地出產的木材、橄欖油、松露、海鹽成為威尼斯與世界貿易的龐大資源。另一邊廂，由杜布羅夫尼克為基地發展起來的拉古薩共和國，成為當時亞德里亞海中唯一能與威尼斯匹敵的城邦。雙方的競爭持續多個世紀，直到橫掃歐洲的拿破崙將它們一一佔領（而拿破崙帝國也很快崩潰），結果巴爾幹地區輾轉落入了哈布斯堡王朝手中，直到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國才獲得了獨立的機會，之後就是二戰和南斯拉夫的歲月了。

一口氣說了這麼多歷史，其實就是體現在那裡的生活日常。走進那裡的城市海港，隨時在一條街道上，看見由希羅時期的建築、中世紀的城堡，文藝復興時期的教堂、奧匈帝國時期的新藝術建築，最後就是受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影響，類似蘇聯『克魯曉夫樓』風格的簡約公共建築。這樣不同時期的建築看似「共冶一爐」，卻又錯落有致地並存，歷史本來就是錯綜複雜，混成一體，變成了亞德里亞海地區的獨特特色。

而這可不說笑：這裡既有豐富的歷史，經歷了不同時代的霸權統治，同時也經歷了數不清的戰亂、天災人禍（大家最熟悉的南斯拉夫戰爭，是由1990年代開打，斷斷續續到2001年左右才落實停戰），但其實除了幾處刻意留下的戰爭遺蹟之外（如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當年被誤炸的中國大使館），基本上已找不到當年的戰爭痕跡。相反地，在亞德里亞海沿岸，原來的達爾馬齊亞行省所屬的各個城市，自希羅文化以來，歷代的古舊建築，都是好好的保存著——由前述的羅馬皇帝戴克里先皇宮，到古城牆、下水道、競技場、神殿、教堂的，當中不下過千年的歷史建築，到今日仍在使用——皇宮變成了民居，古城依舊，城牆健在，教堂如常有信徒禮拜，競技場不再成為鬥獸場，搖身一變成為演唱會主場。當地人笑說：「你們到羅馬看到的大多是遺跡，我們這裡卻是日常生活；在羅馬你聽到的是『我們曾經…（We were）』，在這裡卻是『我們現在…（We are），其實，我們要比羅馬更羅馬…」

好好地活下來，努力活著，原來就是在亂世之下的超前部署。曾經嘗試去問問當地人對戰爭的看法和影響，得到的答案很有意思：「嗯，大家或許都上了一課，人們愈去高舉的（如當年塞爾維亞高舉的大塞爾維亞民族主義），結果消亡得最快；人們以為會帶來很大影響的（如戰爭的破壞），你看？其實戰爭都已過去三十多年了，大家好好活著，記著自己的歷史故事，知道彼此，和而不同，然後繼續好好生活，其實這就足夠了。」

想起在波斯尼亞首都薩拉熱窩中的一個戰爭遺跡「希望隧道」。在南斯拉夫戰爭期間，塞爾維亞軍隊曾經將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首都薩拉熱窩包圍了足足三年七個月。整個城市被塞軍隔絕，狙擊手在山上瞄準城內居民，只要一有活動就被狙殺（是的，當年鄭秀文的首本名曲《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正是出自這場戰爭），沒有物資可以供應，也沒有一人可以平安地逃出。後來幾經努力，波斯尼亞人花上四個月時間，在機場地底修建了一條800米長的隧道，將城市與聯合國控制的機場外的波斯尼亞自由領土連接起來，這條「希望隧道」，名副其實成了人民賴以維生和逃生的唯一希望。[3]

而這希望隧道，其實是建基於一所尋常平民家庭的房子裡。這家人秘密地、勇敢地承擔了開通秘密通道，由始至終，包圍塞軍雖然知道薩拉熱窩明明不斷得著支援，但直到他們被打敗撤退的一刻，他們仍找不上這條希望隧道。房子今天已改建成隧道博物館，外牆保留著當日炮火的痕跡。活到最後，不只超前，而是超越了。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一文曾提到，幾次工業革命對於人們的生活，特別是工作上的影響，不少人認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之前的工業革命一樣，新的科技在取代原有工作崗位的同時，還是會在市場上為人類帶來不少新興的職位，但事實上是，第四次工業革命在本質上與之前的工業革命截然不同，它對人類社會帶來了天翻地覆的改變。曾在Google及騰訊擔任要職的吳軍博士，在其著作《超級智能時代》中也提到：「與之前三次重大技術革命一樣，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將是巨大的，它會影響到上至國家，中到企業，下至個人的命運。從目前的發展來看，智慧革命對社會的衝擊，甚至有可能超越過去幾次技術革命。」[1]

衝擊有多大？在強勁的人工智能（AI）工具，如ChatGPT、Gemini、Perplexity、Midjourney、DeepSeek活躍於人類舞台之前，富士康前任董事長郭台銘在2013年的股東大會上，已經表示公司當時僱用了百萬人，但他打算在往後的日子建立百萬機械人大軍。[2] 一旦建成了一支機械人大軍，即使仍然需要人類監管及維修機械人，相信只有極少數人類員工可以加入富士康。關於AI革命的時代，吳軍提到，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負面影響，都花了半個世紀以上的時間來消化，至於第三次工業革命，至今還未消化完，而在全球化之下，世界已經沒有多餘的空間來開拓新市場，因此AI革命帶來的衝擊，強度將是過去的兩倍。[3] 另外，他更殘酷地指出AI革命要替代的，是人類最值得自豪的大腦。[4]

吳軍的話並非危言聳聽，德勤（Deloitte）的AI業務資深顧問Thomas H. Davenport及編輯兼作家Julia Kirby在他們的著作《下一個工作在這裡！——智慧科技時代，人類互助的5大決勝力》亦提到：「這次可能受害的人不再是銀行櫃員與高建公路收費員，更不會是農民與工廠工人，而是以為自己不會被機械取代的『知識工作者』，也就是本書的作者和讀者。」[5] 多年前，人們看到此番言論，或許會認為這只是吸引人眼球的誇大之詞，但時至今日，眼看各大AI工具，能寫文作詩、能繪圖、能製作工作計劃書、能編輯翻譯，還有許多尚待發展的功能，要與AI工具比記憶、比效率、比產量，人類無疑是立在必敗之地，那麼人類到底需要做甚麼，工作崗位才不致被AI取代？

而那些懂得率先運用新技術的人，是否就能立在不敗之地？假如一位設計師轉而學習開發應用程式，還能設計出新的AI工具，用以製作精美的設計圖，這便能確保自己有生之年都能以設計賴以為生嗎？又或是一名有職業操守的作者，雖然不會運用AI工具生成一篇文章，然後冠上自己的名字將之發佈，但當點子用光時，懂得「參考」一下AI工具建議的寫作大綱，又是否能夠保障自己永遠都有暢銷的作品推出？

正所謂知己知彼，在此可以先了解一下大概甚麼性質的工作，是容易被機械或AI取代。容易被取代的工作具備以下的特性：一、核心職務部份已經由自動化系統執行的工作；二、單純接觸機械的工作；三、工作內容單純的把資料傳輸給其他人或只作簡單的內容分析；四、單純依賴資料來回答問題的工作；五、在虛擬情境中便能模擬或執行的工作；六、重複及要求一致性的工作；七、只是依據正式的規矩辦事的工作等。[6] 從上屬的工作特性來看，不難想像以下的人類工作將有機會漸漸被機械或AI取代：一、有關機器操作的工作如產品處理、測試、包裝等；二、倉務員；三、司機；四、會計；五、研究分析員；六、財務分析和預測員；七、旅遊顧問；八、翻譯員；九、校對員；十、律師助理；十一、平面設計師；十二、電腦程式員；十三、內容寫作員等。[7]

雖然有些工作因其性質而容易令人類被AI取代，但也有一些傳統的工作是AI取代不來的，例如教師、護士、社工、治療師、雜工、維修技工、律師、人力資源專員、作家、藝術家、公司的執行長、宗教領袖及屬靈導師等。[8] 這些不容易被AI取代的工作都有一些特性，是在那些容易被AI替代的工作中找不到的，便是需要與人接觸、溝通及協調，能夠敏銳地感應他人的需要，具備獨特的洞察力及分析能力，又或是需要巧手來處理細微的工序。例如同是寫作，為甚麼內容寫作員的飯碗容易朝不保夕，作家卻難以替代，因為前者寫作的內容比較簡單，有時可以「搬字過紙」，而後者則需要運用創造力、想像力、洞察力，令其作品帶有感染力，又或是影響讀者的能力。當讀者親自體會到作者表達出自己不知如何表達的情感或意見時，自然會忍不住認同叫好，拍案叫絕，就如梁啟超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到：「無論為哀、為樂、為怨、為怒、為戀、為駭、為憂、為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為甚。」對讀者來說，一旦遇上這樣「深知我心」的作家，又怎會捨得放棄他們。

更甚者，人類能在工作中表現出狂熱、情感及愛心，絕對是機械及AI不能做到的。這裡所指的工作不是指一份職業（job），而是如《越工作，越自由》一書的作者Emily所界定的，工作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穿衣服的人為它賦予意義的。[9] 同樣是做售貨員，為甚麼有些人即使未等AI出現便已被淘汰，有些人則在寒冬期仍能業績不斷？很有可能因為後者不僅對工作投入熱情，也能夠靈活變通，懂得投其所好，為客人制定個人化的方案。[10]

的確，發展至今，人們能通過AI分析大數據掌握客人的喜好，並採用「由商品直接推薦商品」系統來推銷，像亞馬遜平台那樣，準確及有效地向客人推薦商品，[11] 但一個懂得察言觀色、能言善道的售貨員所帶來的成果，則是讓人意想不到的。司徒永富博士在《老闆要的不是牛》一書中，說了一個令人會心微笑的小故事。話說一位印度人移民加州之後，到了一間大型百貨公司應徵做售貨員，老闆決定試用他，一天之後，這位售貨員只做了一宗生意，但交易的金額高達101,200美元。售貨員向老闆交代當中的細節，他說自己先賣了一個小魚鈎，再賣一個中魚鈎，然後再賣多一個大魚鈎，接著是魚竿和工具，買了這些東西，顧客自然想去海邊，於是售貨員提議他買一隻艇，當顧客表示其座駕的馬力不足以拉動小艇，售貨員就提議他買一部新車及露營帳篷、零食及啤酒。老闆正驚訝於此人竟然可以說服一個本來只想買魚鈎的客人去買其他東西時，售貨員卻提到，一開始，這位顧客只是隨便逛逛，是他先提議顧客去釣魚。[12] 故事是故事，不需要考究事件在現實中發生的機率如何，講這故事的作者，想要表達的是公司欣賞的不是那些按本子辦事的員工，而是能凡事想多一步的人才。在此提及這故事，則是想引申，AI可以取代運算力極強的大腦，卻難以取代一顆懂得靈活變通，就地取材，敏銳他人還未想到事情的大腦。[13] AI懂運算，人類則懂應用不同的方法與策略。

AI無論如何強大，都只是模擬人類的「作品」，神創造人類有豐富的特質：幽默感、創造力、想像力、自主能力、意志力、反思能力、好奇心及同理心等，這些特質推動人類在不同時代創作出嶄新的事情，這些事情都是只顧「吞」資料的AI難以完成的。

掌握AI的動向，學習使用AI工具迎戰未來固然重要，發現自己的特質，發揮自己所長，善用而不過份依賴AI，則是絕對不容忽視的。

「你是牧者，星期六要去青少年團契，星期日亦要回教會，暑假教會辦夏令營，你又要入營陪伴他們。其實我也是青少年，平日你要牧會，我已經無人陪伴，連暑假想去旅行，你亦分身不暇，無法陪伴……」、「為何教會開會要開到晚上12時？又為何年初一一定要安排崇拜？」以上也許是一些教牧同工家人的心底話。相信沒有信徒會反對，教牧同工雖然是教會弟兄姊妹的大牧人，但他們也需要照顧自己的家庭，相信有不少教會樂意推行家庭友善措施，讓牧者可以同時兼顧事奉及家庭，可惜在現實中，教牧同工想要好好休息，想要與自己的親人共聚美好的時光，很多時都困難重重，到底問題出現在哪裡，有沒有一些建議，可以讓牧者既能事奉有時，休息有時，與弟兄姊妹暢談有時，又能與家中成員歡聚有時呢？曾是全職傳道人，現時是義務同工的家輝（化名），以及在教會事奉的神學生陳同學，與我們坦誠地分享他們的經歷及看法。

身份是壓力的來源

家輝在服侍的路上，與其他熱心事奉的信徒一樣，被父母埋怨過，說他只照顧教會，因為他在教會已經度過了無數的節日，特別是如果年初一至三碰巧是星期六及日，他一定沒有空在家吃團年飯或與父母出外拜年。即使他的家人抱恙，若正值他要負責教會某些活動，惟有懇請親友陪同家人去看醫生，自己則留在教會繼續服侍。

家輝並無忽略父母之心，身為傳道人，假日工作本是職責所在，但讓家輝倍感掙扎的是，在照顧家人與牧養教會群體之間要作出取捨。儘管家庭友善政策有助牧者平衡職場與家庭，然而，制度是制度，若教會未能將此價值深化為文化，或會眾缺乏認同，牧者的需求仍可能遭到漠視。有些會眾甚至期望，在任何情況之下牧者的職責便是服侍他們，他們的需要應該先於教牧同工的家庭。會眾的期望為牧者帶來不少壓力，讓牧者在作出決定時有諸多顧慮，有時會在取捨之下，事奉不一定是「甘心樂意」。

家輝在他的服侍生涯中，雖然知道神才是服侍的焦點，但他坦言，某些決定是在群眾壓力下作出的妥協。不單是他，他也分享了一位同是牧者的朋友的故事，當中有不為人所知的掙扎。故事發生在某一天的零晨時份，他的朋友已上床就寢，但突然接到一通來電，原來有位會友的親人已走到人生的盡頭，極渴望他的朋友可以到醫院一趟，為親人作一次祈禱，在無法說不的情況之下，他的朋友只有拖著疲憊的身軀趕去醫院。對於朋友的處境，家輝感同身受，坦言說若是他，也會有所掙扎，即使他未曾見過會友的親人，與病榻上的人沒有任何感情，最後還是會直奔醫院，因為他知道若然缺席，必定會失去會友的信任，後果是日後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與會友重修關係，這絕對是他難以承受的。

會眾的壓力不一定來自類似的特殊情況，簡單如教牧同工在星期一休假，當日是否要馬上回覆一些訊息，也可能讓教牧同工感困擾，如果教會整體文化又或是教牧本身明白休息的重要性，教牧同工才能休息得心安理得。在教會事奉的神學生陳同學便提到，他們這一代的年青同工，大多比較重視個人空間，以及相信生活與工作之間應該取得平衡，除非有緊急事件需要處理，否則他們放假便是真的放假，毋須掙扎便能放下教會的工作。

至於過往大多認為傳道同工應該為主燃燒，鞠躬盡瘁這種觀念，現今大多的年青同工則持有不同的看法，陳同學分享到若然工作量太多，他們這一輩的傳道人會與上級溝通討論，當然，有些人會體諒他們的情況，有些人卻認為上一代的教牧都是這樣走過來的，為甚麼年青牧者便不能承擔？其實，承受多少工作量與年青與否並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而是每個人承受工作量及壓力都不盡同。家輝分享到他曾被人批評過「錫身」及「不夠瞓身」，曾接受過輔導訓練的他明白人始終是人，有軟弱、有情緒低落，有陰暗面的時候，不能因為他的一些狀況便否定他的價值，並且否定他仍是神所愛的一位，同時身陷低潮的人也要接受自己有這類狀態。當然，面對批評時，他會回到神面前反思自己，分辨他人的指責是否正確，若然是，自己便作出調整，若然不是，便會明白是對方的要求過高，既然自己沒辦法或能力滿足對方的要求，只好繼續專心處理面前的事務。

身為教牧的配偶也不容易

教會不單只對教牧同工寄予厚望，對教牧同工的配偶也會有相當要求。陳同學表示她的丈夫並不是傳道人，當她打算入神學院時，教會便問及她的丈夫會否上一些課程，以好好裝備自己來配合妻子的呼召，這無疑是給了她先生不少壓力。相信教會希望成為家庭友善的地方，但在現實中，當會眾對傳道的夫婦寄予厚望時，只會帶給他們壓力。陳同學感到夫婦二人一起服侍，自然會成為一台戲，當中沒有私隱可言，即使二人發生微不足道的磨擦，不經意的微表情，很快便被會友評論為黑面，她有時會反問自己，自己想要做一個真實的人來牧養會眾，還是要在會友面前與丈夫化身為一對模範夫妻。

與陳同學一樣感到壓力的還有家輝，雖然他服侍的教會沒有抱著「買一送一」的心態，即是傳道同工的配偶不需要自動成為義務同工，但他知道有一些教會，會眾的一聲「師母」或「師丈」，意味著他們對教牧同工的配偶有所期待。會眾對傳道人的配偶「另眼相看」本不是壞事，但家輝提到，這也要視乎當事人本身的個性如何，有些人天生外向，喜歡廣結朋友，跟著配偶來到教會，與弟兄姊妹相交，自然其樂融融，但有些人個性內向，得力真的在乎平靜安穩，要他們工餘時間與弟兄姊妹作海量相交，自然倍感疲憊及吃不消。家輝的太太正好是內向型，因此崇拜過後，她會先行離開教會，不會留下來與弟兄姊妹飯聚，他們可能會以為她是冷漠的人，但她只想留一點安靜的時間給自己。每逢教會舉行活動，家輝不想給太太壓力，他每每運用智慧為太太擋下熱情的邀請，自己亦不會要求她參與，因為他知道太太出於愛，會遷就他的要求，但同樣基於愛及尊重，家輝會先一步考慮到太太的需要，而不想她疲憊不堪。家輝示範了，尊重配偶的個性與需求，這也是家庭友善的起點。

為事奉得力設立界線

在忙碌的事奉或學業中，家輝與陳同學能夠同時兼顧自己的身心靈及家庭，除了得到配偶的體諒及支持，亦在於他們了解自己的強處及限制。家輝與陳同學都是內向形，需要界線及空間，以及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事奉得力。以前全職事奉的家輝，現在寧願以「平信徒」的身份活躍於教會的事奉，作此決定是因為他認為沒有了受薪同工這身份，可以免除了他人甚或自己給予自己不必要的期望或壓力。另外，不受薪代表可以拒絕一些自己不想接受的安排，事奉內容可以更自主及更有彈性。無獨有偶，陳同學亦希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將來可以找一份正職，然後在教會成為一名義務傳道人。一方面，她看見教會有很多需要，但資源卻有限，這樣可以為教會減省開支，另一方面，她本身需要空間及較多時間休息，所以不想與群眾過於親近。還有，她看過不少恩賜與事奉崗位不一致的情況出現，有些教牧對某些事奉有負擔，礙於繁重的工作又或配合教會的需要，而沒有機會回應這些負擔，她坦言自己不想成為一個齒輪，存在的目的只是確保一部「機械」運作正常，她相信惟有不是受薪同工的時候，才能按恩賜服侍。

家輝及陳同學都著重空間及休息，極為認同應該按神給予的恩賜去服侍教會。他們另一共通之處，在於大家都從以人為本這一角度去思考事奉及牧者的角色。家輝提到因應時代的需要和會眾的需要，教會產生了很多事工，需要同工負責，但事工增多，並不等於牧者的人數增多，同工的精力並一定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項目，他希望當教會開拓新事工的同時，可以與教牧同工一起討論，檢視一下教會目前的狀況是否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開展新的工作，若然沒有，是否可以暫緩一下，而不是只由上層決定，然後直接命令下屬執行，免得下面的同工應接不暇。陳同學亦眼見有些教牧同工只是一味工作，她對此有一些提議，她認為教會中若有一些不懂得休息的教牧，為了服侍的質素，以及同工的健康及生命，決策者可以主動減少他們的工作量，好讓牧者有更多空間及休息時間，她認為體系要有彈性，才可以按著情況去完善整個制度。

家庭友善先從自己做起

若然教會有家庭友善的政策，會眾卻體諒不到牧者的需要，牧者是難以真的安心照顧自己及家庭的需要，不過，縱使教會由上而下都明白牧者的需要，牧者卻不肯放過自己，不敢「懶惰」，仍然選擇日夜操勞，那麼，也不見得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能夠落實生效。家庭友善是需要教會、會眾及牧者本人三方面一起努力的。

經歷過他人期望而來的掙扎，家輝體會到要成為一個好牧者，當然是要盡己力服侍神，但亦不必要加給自己過多壓力，認為自己有責任要回應到每一位會眾的需要，做到為人無可詬病。反而，他認為一位好牧者，某程度上是可以讓會眾看見自己有想躺平的時候，有低沉的時候、有乏力的時候，但重要的是，不會因此埋怨神，而是靠著神接受自己有限制，相信神仍是會愛自己的，靠著神經歷每一個幽谷，對他來說，這一種生命的道更能夠牧養會眾，讓他們得到安慰。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