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學童的需要及教會的機遇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緣起：

筆者在一間街知巷聞、歷史悠久的基督教機構工作了3個月。機構宗旨大概是：透過服侍不同有需要的羣體領人歸主，彰顯基督精神云云。筆者所在的團隊負責執行社署新政——確保讓15-59歲，四肢健全而申領綜援的人士（下稱：義工）每星期做1小時的無償工作。

筆者最初的想法是：來到這響噹噹，歷史悠久的福音機構，當中應滿有基督精神、以愛去服侍，繼而領多人歸主，有許多美好見證……但現實卻是：幾乎所有的同事皆非信徒，他們日常談論的是如何橫財就手，過年去哪個廟參拜靈驗……更甚者，某些同事經常背着義工用粗口、難聽的話去罵他們。雖然不是當面，但相信人心所充滿的，會在言行、態度上顯露出來。試想，我們曾否遇過一些“不妥”我們的人，雖然表面無事，但心中會感應到對方的不友善？而當這種不友善發生在本來就脆弱不堪、傷痕累累的社會底層人仕身上，會有什麼結果？

結果就是：暗湧日久就變成惡性循環——不時出現某些義工用粗口罵、故意爲難某些同事，同事繼而在背地裏更憤怒地以粗口、難聽的話去罵義工，一股表面上看不見的仇恨在不斷累積與醞釀中。結果，打着基督旗號的“服侍”不單不能引人走近基督，反而讓接受服務者感到被輕慢、敵意和鄙視。而本應引領一切方向的機構宗旨淪爲擺設和笑柄。

提問：

筆者在此想問：香港有那麼多教會機構，其中只有服務卻無傳福音的機構佔比多少？真正能引人歸主的機構又有多少？

原因淺探：

會否因教會高層在決定建立機構時過度理想化？或者急於完成任務（拿到項目、完成目標）？在諸多當務之急面前，主的大使命會否已淪爲無足輕重或可擱置一旁的選項？又或因招聘政策——爲顯公平，機構不能全部招聘信徒？篇幅所限，筆者不是高層，無法回答，但想拋磚引玉，引讀者反思。

針對問題，初淺建議：

        一、以福音爲本：建立福音機構的初衷是什麼？是爲了傳福音還是獲得更多資源？抑或因循既有的宗教傳統，爲做而做？若都是，請再思：孰輕孰重？若爲了大使命，福音就應該是一切服侍的核心，而不是可有可無的點綴。這不是說要叫同工不停地向服務對象hard sell耶穌，而是應該讓同工帶着基督的愛去服侍並活出基督，用禱告求聖靈帶領，繼而與主同工。因爲人不會因我們講得好或有道理而信主，但會因見到我們活出不一樣的生命、被聖靈感動而歸主。我們若確認福音乃服侍之本，那麼服侍者又怎能全是非信徒？就算不能都聘請信徒，但至少讓有生命、有心志的信徒佔1/3，因掛名信徒或爲做而做的人恐怕只會產生反效果。

        二、高層去前線：今日許多教會被詬病“堅離地”，相信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在領導層——象牙塔裏的理想、計劃與落地實踐相比，往往大相徑庭。以我的工作爲例，只有前線的人才能明瞭箇中挑戰——除了沒完沒了的忙碌，還要面對義工各種的狀況，如：知識水平低，溝通困難、精神錯亂、常出入戒毒所與監獄、謊話連篇、以爲大聲夾惡，動輒投訴就可以諉過他人，逃避自己應負的責任……

在此，筆者亦要爲同事講句公道話，不是只有某些同事一面倒地對義工不友善，他們的確經常要承受諸多不易（筆者亦曾在尊重有禮的態度下，因未能答應某義工的荒誕要求而被罵做“畜生”）。同工也是人，他們的感受也應該被理解與接納。但話說回來，對於一個標榜要拯救世人的基督教機構來說，你如何叫這些非信徒同工——在被得罪時去饒恕七十個七次？甚至去愛仇敵呢？

對此，只有高層自己去前線（且應隱姓埋名，被當作普通同事看待，至少工作3星期）才能夠了解實況，進而作出更落地的思考、決策與領導。而且，我們是否亦應有針對非信徒同事的關懷、支援與福音事工？而非一味發號施令或追究對錯，讓他們覺得被大石砸死蟹？

        三、禱告與反思：回看大衛家的歷代王朝，每個王對神的態度皆反映在其國運的興衰之上。專心尋求、愛耶和華的君王國運昌盛，舉國上下皆敬畏主，反之亦然。同理，怎樣的領導人就會帶出怎樣的機構。一個屬靈、有愛、火熱傳福音的機構，除了因請到一班好同工，相信一定與領導者對神的心息息相關。相反，一個不冷不熱、世俗化、看似活着卻是死的機構，其又反映出什麼？若有這樣的機構，懇請負責人好好在主前禱告、反思！

結語：

筆者跟隨主的帶領進入此機構以來，每日靠主，從心裏爲主而做，把握每個機會述說主在我身上做的美事，得到未信上司的讚賞與同事們的尊重。在接觸義工時，以愛、尊重對待每個人，並靠神領陷於困境的夫妻歸主。並因有感而發，寫了此文呼籲教會反思。筆者寫這些的目的絕非爲炫耀自己（這一切皆因主對我的大愛與恩典，我只是個蒙恩的罪人！），而是想問——如果我這領一千的小卒曾如此擺上，那麼那些領五千、五萬、五十萬——掌管香港各基督教機構、能主導機構大小決策與方向的領導人們，您們爲主做了什麼？

我愛主的教會，亦愛祂的軍隊，但如果這前線小卒見到大軍行錯方向，所做的不能引人歸主，甚至造成反效果，那麼發聲懇請教會反思就是我的責任！願主使那又忠心又良善的忠僕力上加力，擴張境界，爲主贏得更多靈魂，亦滿得蒙主的恩寵與喜悅！亦懇請那些需要被提醒的領導人盡快亡羊補牢，免得向主交賬時啞口無言。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回看2025

2025年耳聞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全球局勢緊張，以及目睹在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加上切身所感受到的經濟不景，更讓明光社的同工知道，面對人心虛怯，時局變幻、充斥著謊言的世代，我們更要堅守立場，一如既往，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燈臺。

回顧2025年，我們的工作充滿不少挑戰，在一直關注的議題中有兩項重大事件需要回應。首先，在2025年初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由，邀請賽馬會就規範籃球博彩提交建議，實際上是與馬會聯手推動籃球賭博合法化。有見及此，雖然在現時的社會環境要喚起各界反對政府的政策殊不容易，但本著我們關心香港社會風氣的初衷，明光社仍然積極回應，推動「一人一信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並連繫友好召開記者會及透過網絡上的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年輕人及家庭的禍害，可惜一如所料，籃球賭博合法化在現時立法會根本無力監察政府的情況下順利通過。

此外，就終審法院要求政府需於2025年10月前，要為同性伴侶提供猶如婚姻福利和權利的替代框架，明光社致函政府反對以民事結合方式處理有關問題，並建議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修訂「持久授權書」協助同性伴侶在私人範疇可以按個人的心意處理相關的事務。同時，我們呼籲公眾提交反對《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意見書，並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在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

2025年明光社另一重點的工作是服侍家庭，因穩定的家庭關係對孩子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們從2016年起獲基金資助開展為離婚或再婚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這些家庭及其子女在面對婚姻家庭轉變時能順利過渡，但2024年計劃完結後沒有再獲資助。雖然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仍堅持繼續以相宜的收費提供婚姻、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給基層家庭，令他們不會因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輔導，過去一年仍然能夠為56個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從失敗及沮喪中重新站立起來，挽救婚姻並修復關係。亦增設了「愛的真諦」專欄，幫助夫婦反思如何持守誓盟。此外，2025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研究題目「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就研討會主題「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探討教會如何幫助同工及會眾在事奉與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合理平衡，鞏固家庭關係，成為美好的見證。

感恩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有不少的同路人，以及與不同的機構、戰友合作，彼此配搭服侍，讓人振奮。在明光社開放日有約一百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出席，為我們打氣；網上祈禱會與友好同心為社會禱告守望；而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5，我們一直都是合辦機構之一，第六屆主題是「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繼續以體驗的方式，讓年青人透過使用虛擬交友Apps了解當中所隱藏的謊言，服侍面對充滿挑戰世代的年青人。我們亦與友好機構合作舉辦暑期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推動家庭專注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明光社又第一次參與Oneness Conference 3.0，透過一起商討當日的程序和擺設攤位，與不同的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協作的契機。感恩在不同的事工中，都能遇上同路人，讓我們更有理由堅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因為在這社關路上我們從不孤單！

展望2026

如何將明光社的異象與使命傳承下去是我們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與我已有共識，我將不遲於2028年12月退下來。因此，加強對同工的培訓，讓所有同工在本身負責的範疇可以獨當一面，並與其他範疇的同工及友好機構協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幾年，我們透過與基督教機構協會不同的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在暑假期間派同工往友好機構作兩星期的交流學習，以及更多參與研討會和課程，擴闊了眾同工的視野。未來這仍然是我們努力實踐的方向，期望在不同的社關項目能與不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此外，明光社近年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秘書處，亦是希望為眾機構和堂會的加強合作盡一分力。

當然，我們的初心不變，會繼續在中小學推動性教育、傳媒教育和生命教育，目標是突破2025年的四百多場，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在這個資訊氾濫成災、真假難辨的世代，可以有機會聽到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為他們可以明辨是非、敢於與別不同打下基礎。

此外，為面對離婚再婚挑戰的家庭提供輔導及再思婚姻的意義，以及繼續關心我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接觸的基層家庭，仍然是我們的負擔。在香港和世界充滿異常、價值混亂、倫理道德備受衝擊的年代，我們但願能夠努力活出信仰的真諦，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和感動，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做個敢於正常說話的正常人，希望大家能繼續與我們同行。

你有沒有想過，一本童話故事能協助你了解及治癒內心創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是一本心理學的經典作品，它取材自英國童話《柳林中的風聲》，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專家，他將童話結合了心理學的知識，透過可愛的動物角色，巧妙地融入心理諮詢的過程，讓讀者在娛樂中獲得深刻的啟發。

書中主角是內心脆弱的蛤蟆先生，他因憂鬱和衝動行為陷入困境。他的三位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心他會做出傻事，便鼓勵他求問心理諮詢師蒼鷺。蛤蟆先生從來沒接觸過輔導，但透過十節與蒼鷺對話和互動的輔導環節，蛤蟆先生逐漸了解童年成長經歷對自己的影響，認知自己的情緒及如何保護自己等認知，學習如何處理內心衝突。讀者亦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蛤蟆先生一起反思及成長。

書中展示了人們常見的「父母—成人—兒童」自我狀態：當蛤蟆先生感到恐懼或面對同儕壓力時，「兒童自我狀態」會出現，如道歉或愧疚的反應；他也常陷入「父母自我狀態」，將父親嚴厲、批判的聲音內化為自我懲罰，導致長期自責與低自尊。透過輔導，蛤蟆先生學會區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經驗」，擺脫童年陰影，逐步建立「成人自我狀態」——理性、客觀地連結現實，運用知識獨立思考並做出合理決定，實現自我成長與獨立。

最令筆者感動的是，蛤蟆先生與朋友的互動變化：在輔導前，他懼怕分享、總是退縮，總是感到鬱鬱不歡；但在輔導後，他能鼓起勇氣分享看法，並於生活上有力量作出巨大轉變。這書簡單易讀，父母如果想教好孩子情緒管理也可一讀此書，既可了解自己，也可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情緒管理的能力。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一項調查顯示[1]，香港青少年與父母的親子關係，其衝突程度與廣州、台灣等比較是最高的。調查結果亦顯示，父母與子女的溝通、施行的管教模式和同理心多寡，對親子關係均同樣重要，若父母對子女愈多正面回饋和管教規範，親子關係也會愈好。由此可見，適當的「管教」是有助改善親子關係的，不過，所指的管教，並非要作出過度的干預和控制，而是要與子女訂立界線。筆者認為，要幫助在青春風暴期中的子女順利過渡這個階段，及早跟他們訂立明確的界線、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並同理心，三者缺一不可。

一、及早訂立界線

優質的親子關係，需要父母有智慧的陪伴與引導。在青少年建立自我認同的關鍵階段，適當的界線能讓子女處於安全網內，並培養他們的責任感。舉例，學童到了某個年紀，便可以離校午膳，父母或許怕孩子每餐胡亂飲食，也擔心他們揮霍金錢，這時候父母可嘗試與子女訂立午膳界線。比方說，孩子每日都需要保留午餐收據，然後憑收據領取一次指定金額的零用錢。這個機制看似簡單，但卻可帶出多重果效，透過收據，父母能了解孩子的飲食選擇是否健康，亦可藉此觀察他與同學的社交互動，更了解他的校園生活。同時，孩子也學會在可控的範圍內管理金錢。

又例如當孩子提出想去夜街，不少父母都會感到很躊躇，但與其直接禁止，不如與子女商討明確的界線，先向他表達你的憂慮：「我知道有時候與朋友一起放鬆是應該的，但我有點擔心，因為你始終年紀還小，若你也想父母放心，你可否在晚上十時前回家？若晚上十時前不能回家，便會有後果……」這種表達方式，從「控制」轉向了「互信」，讓孩子理解界線的意義是「保障安全」而非「限制自由」，而父母藉著分享自己的感受，也讓子女明白你是出於好意，而非操控。值得一提的是，這裡的「後果」並不是一種懲罰，而是讓孩子學習為自己的承諾負責任。

二、建立和諧的親子關係

青春期的孩子面對身心變化與學業壓力，加上有些父母以為子女升中後便可以獨自應付學業，於是便撒手不管，這樣突然與子女疏遠，只會將孩子推得更遠。他們會感到被父母冷落，更容易陷入孤立。筆者認為，儘管我們覺得子女已經長大，也不宜突然放手，而是需要繼續陪伴，以表達支持。父母仍可與孩子一起溫習，或為他預備一頓美味的飯菜。考試後，也可以一起放鬆慶祝，並送他小禮物作為鼓勵。這種「並肩作戰」式的相處，遠比「面對面說教」更能打開孩子心扉。

與此同時，家長也應主動營造良好的溝通氣氛，既要聆聽孩子的心聲，也要讓孩子明白你的心意。有時候，你認為「對他好」的，未必是他所需要的；而你的付出若沒有被看見，亦會失去意義。因此，不妨多與孩子坦誠溝通，直接表達關愛，也向子女述說感受，例如：「今天工作已忙了一整天，雖然累，但仍想為你煮一頓飯。」這樣與自己默默為子女做飯相比，你的愛意更加具體，也能讓孩子學會體諒與回應。

面對子女不理想的行為，例如當發現子女的房間雜亂不堪時，不少父母或會怒吼：「你怎麼總是這麼混亂！」筆者建議大家，不如嘗試換上另一個表達方式：「看到房間這麼亂，我有些擔心衛生問題，也怕有客人來時會讓你尷尬。我們能不能一起想想整理的方法？」這樣，既傳達了關心，又避免了指摘，更可能增加孩子的合作意願。

此外，在資訊爆炸的時代，孩子喜歡接收網上訊息多於聽父母說大道理，那父母不妨與子女共建一個分享群組，每當看到一些有用資訊時，便轉發到群組。舉例，若子女有沉迷網絡遊戲的問題，父母可在群組中分享一些客觀的研究報道，如「過度使用手機可能增加失智風險」或「日本研究指出：幼童每日使用電子產品三小時，學習能力會出現驚人退化」。事實證明，這種「無聲」的溝通比說教更有效，孩子閱讀這些客觀事實後，是有看得見的反思與改變。

三、以同理心待孩子

回想當我們還是十多歲時，是否也曾經歷過與父母衝突、內心矛盾的時候呢？這份記憶，可以幫助今天為人父母的我們，從子女的角度去理解他們的想法。青春期的孩子正經歷身體發育與荷爾蒙的變化，他們渴望獨立自主，卻又因經驗不足而處處碰壁，這種矛盾往往表現為反抗與叛逆。亦由於前額葉尚未發展成熟，加上荷爾蒙劇烈波動，他們容易情緒激動、行為衝動。許多時候，他們並非存心與父母作對，而是受著生理變化的影響。父母若缺乏這份理解，只會讓親子間的隔膜愈來愈大。

強迫的服從從來不是真正的溝通，只有當孩子感受到被理解，才能建立信任的親子關係，以上的體會及方法都是筆者的自身經歷。陪孩子走過青春期，必須有無比的耐性與智慧，共勉之。

近年青少年沉迷網絡或手機的問題日益嚴重，本社透過講座及與學校聯繫時，經常都聽到家長及老師訴說，孩子的上網習慣影響到日常生活，甚至對他們的情緒健康及家庭和諧構成損害。

據香港家庭福利會於2024年2月公佈的研究報告指出，於受訪的逾4200位中一至中六學生中，約有11.8%存在網絡遊戲成癮問題，其中男性比例高達14.6%，女性為7.1%；數據亦顯示有36.2%的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更長的時間在網絡遊戲上。而在網絡遊戲成癮學童中，有70.6%表現出抑鬱情緒、有29.8%的情緒管理能力較差。[1]

另外，新成立家長組織「Look Up Hong Kong」於今年10月公佈一份訪問了超過650位香港家長的調查，[2]指現時兒童平均九歲就擁有首部智能手機，超過45%的學童每日使用智能手機超過兩小時。調查也顯示，有逾八成受訪家長指自己曾與孩子在使用智能手機問題上發生衝突。

這些數字反映出，孩子網絡成癮問題，跟個人情緒及家庭關係有互為影響。我們知道在疫情後，青少年都習慣了網上活動，這會令他們更容易遭遇到網絡欺凌，增加心理負擔、焦慮和孤單感。而學童長時間使用電子屏幕產品及沉迷網絡，還可能會招致睡眠失調、注意力不足、情緒變差、易發脾氣，甚至出現抑鬱症狀，進一步惡化身心健康。

不少家長面對孩子終日只顧上網、玩網絡遊戲的情況，既擔心他們忽略學業、胡亂與陌生人聯繫，亦不滿他們與家人減少互動，這種既憂且怒的複雜情感，亦容易令家長在管教子女時情緒失控，使家庭失和，削弱親子信任，還可能加劇孩子在現實世界中的疏離感，於是更加轉向虛擬世界尋求遊戲所帶來的刺激、愉悅，以麻醉真實的不快感受，又或是更熱衷於找網友慰藉心靈。

「推、拉」的成癮因素

青少年沉迷手機或網絡，通常不是單一原因，往往是「推力」（個人成長困惑、學習壓力，或家庭關係不融洽，把孩子推向投放更多時間於網絡）及「拉力」（即網路或遊戲的吸引元素，使孩子沉迷及難以自拔）的結合。以下是一些常見成因：

「推力」因素，可以是一些讓孩子感到焦慮、低落或孤單的事情，這些事情會形成一股力量，把他們「推」向網路世界，以逃避問題。例如是學業壓力，又或是課餘活動沉悶、校園人際疏離，都可能令孩子產生空虛感，驅使他們轉到網絡來尋求調劑及娛樂。此外，若家庭關係欠佳，如父母常爭吵、經常責罵或缺席子女的活動，當孩子沒有機會與家人好好建立關係，而家長又不能理解孩子的心理，甚或只用過於激烈的管教方式，都可能成為「推力」的源頭。

「拉力」因素，網絡裡的遊戲、劇集、短視頻……虛擬誘惑（lure）就像磁石般「拉」住孩子，提供即時滿足和逃避途徑。遊戲的刺激情節、晉級成就感、團體互動，又或於社交媒體（如Instagram、YouTube、抖音）的分享、評論和內容推薦，讓孩子獲得存在感和認同感，比起「現實」，顯然更容易感受到快樂，而且方便又低成本，難怪是他們無聊或遇到壓力時，打發時間及減壓的首選。

總括而言，影響青少年網絡行為，其實有四大因素，[3] 包括：自信心、人際關係、家庭關係及生活樂趣，這些是現實生活。當現實生活一直沒有被回應、孩子「失衡」（Self-imbalance）了，他們就會被「推、拉」因素左右而傾向選擇網絡世界。我們可以想像，假如在現實生活中，孩子的四大成長因素持續無法得到改善、他們無法回復自我平衡，就只會陷入惡性循環，變得愈來愈依賴網絡來獲取生活快感，進一步脫離學校或家庭系統，最終或會出現缺課及隱蔽等網絡沉溺行為。[4]

想減少孩子對網絡的依賴，家長第一步應該與子女重新建立關係。要理解並接納他們在成長過程中，必然會經歷好與壞的事，思想行為或會受外在環境影響、引誘，但仍要以包容的態度，耐心傾聽和了解他們的需要，給予支持，而非責罵，這樣才可成為他們回到現實世界的「拉力」——在家庭中被理解，找到接納及支持；第二步，家長可與孩子傾談你看到的網癮問題，並表達為此感到憂慮，然後邀請子女一起尋找改善方法（如一起制定恰當的上網時間）。要幫助孩子戒除網癮，唯有透過親子坦誠溝通，有商有量，再攜手尋找出路，這才是上策。

《盧雲的誠與愛：全面了解盧雲》是彭順強博士在閱畢盧雲及其相關書籍後，重新整理而寫成的作品。全書分為四個部分，包括盧雲簡介、著作、整體思想、屬靈觀，是世上第一本既全面，又系統地闡釋盧雲的中文書。此書內容豐富，閱畢後或會對人人所熟悉的盧雲有新的體會。盧雲一生創作的作品超過40本，題材廣闊，確實需要花很多時間才可以完成，然而此書可稱得上是一本盧雲的閱讀手冊，讓不一樣的盧雲呈現在讀者眼前。

書名的「誠與愛」代表著真誠、熱誠、憐憫。盧雲的原創文字貫穿整本書的內容，讓讀者認識盧雲不為人所知的一面，帶讀者從著作中走入盧雲的內心世界，在字裡行間看得見盧雲的性格、思想、背景等。盧雲一生著作很多，題材跨越靈修、心理、社會關懷，讀者群亦各有側重，未必每本都適合所有人。然而，讀完《盧雲的誠與愛：全面了解盧雲》後，你或能看見自己屬於哪一類「盧雲讀者」。它不僅是入門導覽，更是心靈地圖，帶你穿越盧雲四十餘部著作的脈絡。更難得的是，每章結束皆附反思及討論，並提供問題，讓小組可以進行討論或作自我反省，既適合個人靜思，也極便於小組分享。

《人生四千個禮拜》自2021年出版以來，廣受好評，被譽為一本跳脫傳統框架的時間管理書籍。該書雖非基督教著作，但其核心理念與基督教教義亦有共通點，例如詩篇九十篇12節所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或傳道書對時間虛無的反思。

作者 Burkeman承認生命的有限性，以「人生約四千週」（相當於80歲）為喻，直指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有限。他主張，這並非悲觀，而是現實——唯有正視生命的有限，才能從無止境的追逐中解脫，轉而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物。這種態度與聖經中「數算日子」的教導相呼應，提醒我們面對死亡不是為了恐懼，而是為了激勵自己活出意義。

Burkeman挑戰傳統生產力思維。傳統時間管理往往強調「完成所有事」，彷彿能掌控一切。然而他指出，這是一個迷思：我們永遠無法清空待辦清單，因為新的事項總會不斷出現。他主張，與其追求虛幻的「全部搞定」，不如學會有策略地「放棄」，選擇忽略次要的任務，並設定固定的任務量，接受「無法做完一切」的事實。這種觀點也呼應聖經中「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智慧，鼓勵人專注於當下，信靠上帝的供應，而非陷入完美主義與無盡規劃。

作者亦認為要擁抱謙卑與現實，試圖完全掌控時間只會帶來壓力，真正的平靜來自於接受自己的渺小與世界的不確定性。他提倡「安頓」於某些選擇，放棄部分機會以換取深度體驗，並強調休息的重要性（如安息日的概念）。這種態度與基督教的謙卑精神相契合，提醒人們避免將工作偶像化，應為靈修和人際關係保留空間。

本書可能會被人視作「生產力書籍中的異類」，因為它不教人如何擠出更多時間、如何有「智慧」地安排時間做更多的事，而是主張改變心態：接受「事情永遠做不完」的事實，透過選擇與專注，深度投入少數重要的事。這種方式不僅減輕壓力，也帶來真正的自由。

此書不僅是一本關於時間管理的書，更是一本引導讀者重新思考人生價值與意義的指南，鼓勵人們在有限的光陰中，活出專注、謙卑與深度的人生。

有不少家長說小孩子難教，也難以與他們互動溝通。筆者猜想家長如果多點聆聽及與小孩子討論，少點說教，也許可以有所幫助。有時當家長們與小孩子或青少年說:「你應該... 如何如何如何... 不可以那樣、那樣、那樣... 」聽多了孩子一來會膩，二來世事發生就不會一定是那個規定模式，當遇上另一個處境，又是否要一樣的回應？

就如，台北「博愛座」（香港也有「關愛座」）事件，於網絡話題性十足。或許這就可以成為家庭晚餐放下手機，一起討論的話題：如還有很多空位，你覺得是否一定要讓座與長者？面對別人無禮對待或欺凌，應該如何面對？又有甚麼方式去面對或處理自己一時的怒火？如換作是你（問問孩子），你會如何處理？為甚麼？...

家長本身可能已有一套道德禮教，應該不應該，但也可以聽聽孩子的看法及背後的原因、價值觀，之後又互相再分享自己的看法、自身經歷，與及可能的後果等。家長真的不要急於一時要孩子必須要認同或跟自己的那一套，但起碼孩子們會知道還可以有其他的想法與考慮點，擴闊其世界及可能性就好。

每天有那麼多本地及世界新聞，與孩子溝通實在有無窮盡的話題呢。

參考資料：

〈「優先席」資格戰：為何華人地區常爆發讓座衝突？〉。《BBC NEWS 中文》。2025年10月3日。

由明光社、AWANA、香港基督少年軍、基甸事工及維護家庭基金好爸爸中心合辦的「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活動及徵文比賽已在8月圓滿結束，活動以「唔碌手機2個鐘 共進晚餐心接通」為主題，邀請親子家庭在晚餐時暫時放下手機，專注於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

此活動有十間學校及主辦機構參與，近百位參與者及其家人一起完成兩小時「褪網」活動，體驗親子無手機晚餐，重拾面對面的交流樂趣。無論是分享一天的點滴、傾聽孩子的故事，還是簡單的閒聊，都讓參與者感受到無手機干擾的晚餐時光，原來可以如此有趣而充實。不僅是對忙碌日常的短暫休憩時光，更提醒我們在數碼時代中，珍惜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結。

我們收到數十份參與徵文比賽的文章，當中提及參加者如何與家人一起享受面對面的晚餐時間，也提醒我們在晚餐中可以傾談的內容，例如：

1. ​回味當天發生的趣事或一些特別發現；
2. 猜謎語、說笑話；
3. 討論新聞 – 如天文現象、環保議題；
4. 吃的餸菜是如何烹調的；
5. 回想以往去旅行的經歷；
6. 計劃下一個假期如何充實地度過。

雖然活動已正式完結，然而我們衷心希望能將這份精神延續下去，在日常生活多點放下手機，安排「褪網」時刻，與家人相聚溝通。或許從每週一頓無手機晚餐開始，讓親子關係在沒有螢幕干擾下，變得更加緊密與溫暖。研究顯示，這樣的習慣不僅能提升家庭幸福感，還能幫助孩子發展更好的社交技能和情緒管理能力。

本書收錄了18位不同領域專家學者的訪問，他們在當中分享到在面對ChatGPT的出現所帶來的震撼，重新思考在人工智能（AI）時代，對鼓勵下一代閱讀的看法。資深家庭教育工作者羅乃萱希望各位家長知道，「孩子好奇心的培養、對知識的渴求、提問的能力，都是從閱讀開始。」「如何讓孩子愛上閱讀呢？其實就是給他們創造一個閱讀氛圍。例如家裡滿滿都是書、帶孩子去圖書館、給他們講故事等。」

著名歌手及教育家陳美齡認為，孩子具備質疑和辨別的能力十分重要，要培養孩子的判斷力，包括懂得質疑AI提供的訊息，例如當要求AI提供一張醫生照片的時候，它可能只提供一張白人男性的照片，為何醫生不可以是女的、不可以是不同種族的人呢？而閱讀能夠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因為無論是看短片還是漫畫，其實都是在接收創作者的想像力，而閱讀文字則能讓孩子自行建構故事畫面，這種現象稱為自我世界，反映了每個人獨特的想像力和內心世界。」

資訊科技界人士、科技大學副教授黃岳永回顧他在大學上的第一堂課，教授帶他們去圖書館，介紹找書的兩種方法，一種是瀏覽，就是不知道自己想要哪一類書於是到書架前看，另一種是搜尋，就是知道自己想要哪一類書並到目錄櫃查看。他認為「知識需要時間浸淫。智慧需要時間歷練。瀏覽和搜尋都是好方法。」「書本就像一條條鑰匙，你拿著鑰匙逐個解鎖，慢慢就會更理解這個世界。」他又強調「要指示AI按你所想的辦事，表達能力尤其重要」，透過閱讀可以令學生學會用準確的文字去表達意思。

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表示「應該努力培養孩子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包括足夠的運動、足夠的社交生活、多元化的興趣、充足的睡眠和規律的作息，這樣孩子就更容易保持快樂，減輕壓力，享受生活，並養成開朗的性格。」而「經常玩電子遊戲的人，可能在決策、衝動控制等方面表現得不夠成熟，甚至影響大腦健康。」因此，他十分鼓勵孩子閱讀，他自己亦身體力行，常常與兒子一起去書局，一起閱讀和討論。

當然，個人認為親子閱讀還有一個重要的大前提：「各位家長，你們今日睇咗書未？」

《怎麼活怎麼死：死不了的時代，我們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是日本學者村上陽一郎的著作，他以哲學與醫學的視角，探討在當代日本高齡化社會裡，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自然死亡」，而是經常要在醫院的機器「幫忙」下苟延殘喘，忍受一個死也死不了的狀態，受盡病痛折磨。這現象引發作者透過本書討論尊嚴死與安樂死這個核心議題。

在日本，「尊嚴死」是指對於喪失意識或沒有康復希望的末期病人，醫生依據其生前預囑或家屬請求，不作延長生命的積極治療，讓病患順其自然離世。這與「安樂死」不同，安樂死涉及主動介入，如透過注射藥物令病人死亡。雖然作者是少數有基督信仰的日本人，但他卻說自己是個不遵守戒律的信徒。他支持尊嚴死，視之為維護生命尊嚴的選擇，他甚至不完全反對安樂死。他認為在一個「死也死不了」的時代，人類有權決定如何離開，以避免無謂的痛苦，而這痛苦可以是現在經歷的，或預計未來會出現的。

安樂死在全球仍有倫理、宗教和法律上的爭議，村上並非鼓吹輕率結束生命，而是強調「向死而生」，如何在有限生命中活出意義，重病時又該如何渡過餘生。他認為安寧緩和醫療，可以緩解末期病人的痛苦，值得探討和考慮。

筆者雖然反對安樂死，但此書卻令人正視到照顧長期病患時要考慮的問題。跟日本社會相似，香港也是高齡化地區，人口老化帶來了挑戰。病患與家人應及早商討醫療安排，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這既可減輕家屬的負擔，也能幫助病患正面而非恐懼地看待死亡，這個決定可以讓他們有尊嚴及優雅地在人生旅程中「畢業」。

《一念間》於本年6月出版，於剛完結的書展獲得好評，它是一部深入探討自傷與自殺現象的心理學著作，由方婷、黃麒錄、郭倩衡、黃家盈、余鎮洋五位香港心理學會註冊輔導心理學家共同撰寫。這本書推出不久，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於7月便公佈了有關香港自殺率的最新數據，2024年共有1138宗自殺死亡個案，自殺率為15.10（即每10萬人有15.1人自殺身亡），兩個數字均是自2003年以來最高。

此書以輔導心理學家的視角，通過10個曾徘徊於生死邊緣的真實個案，揭示高自殺率背後人們的心理及精神狀況，探索將人們從絕望邊緣拉回來的「關鍵一念」。書中收錄了10個有關自傷或自殺的個案，當中的內容涵蓋了多重悲痛、被邊緣化的恐懼、校園欺凌創傷、長期的孤獨感、移民抉擇下引發的壓力、照顧者被遺忘的付出、缺乏認同的孤獨感、在破碎家庭中被忽視，還有網絡詐騙及應付升學壓力等情境，除了個案內容，還配上輔導過程、心理學家的筆記等資訊，為不同個案的情況作出了解說及分析，並附以相關理論。

寶貴的是作者們為各種處境提供了「自助五部曲」，讀者們如遇到相似的逆境，也有方法轉念，並作出積極的行動來幫助自己應對挑戰，增強克服逆境的能力。另外，書中亦有對自傷及自殺個案作出心理分析，讓讀者知道自殺行為的成因、機制與發展過程，它又解答了對自殺行為的一些疑問，並提出保護因素，讓讀者可以成為自殺防治的守門人。這本書適合關注心理健康及自殺預防工作的讀者。

對香港人來說，憂鬱並不是一個陌生的名詞，抑鬱症亦是廣為人知的情緒病。香港心理衞生會在2024年發佈的「全港抗抑鬱　測試大行動」問卷調查結果，對比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和2020年舉行的相同調查，發現「受訪者的總體抑鬱指數持續增加」，而這次的抑鬱指數是六次調查中最令人擔心的一次。抑鬱困擾總分達一定分數的「臨床組別」人士，調查團隊估計他們需要接受專業治療及輔導，該組別人士的比例亦由2020年的8.4%增至11.1%。[1]

人們為何會患上抑鬱症？學業欠佳、事業失意、遭受欺凌或虐待、婚姻危機、家庭爭執、痛失親人、財務壓力、長期病患或年老等等的困難，都有可能引發抑鬱。抑鬱症的誘因錯綜複雜，亦因人而異，未必源於單一事件。例如，有人健康出現問題，痊癒後心情仍然不佳，若此時家中有人離世，便可能成為誘發當事人抑鬱的臨界點。除了遭遇外在的不幸事件，抑鬱症亦涉及個人及家庭等多重因素，這些因素有可能增加誘發抑鬱症的風險。有關因素如下：一、家族史，家庭成員有抑鬱症病史；二、懷孕及生育，女性在生育前後，體內荷爾蒙出現變化；三、更年期，女性在更年期間，體內荷爾蒙產生波動；四、藥物影響，服用了某些藥物如用於治療痤瘡的異維A酸（isotretinoin）、抗病毒藥物干擾素-α（interferon-alpha）和皮質類固醇（corticosteroids）等；五、個性，個人自我形象較低，又或是習慣對自己過度批評。[2]

同樣，上述因素亦不一定是單獨存在，而是互為影響。若一個人從小便遭受錯待，甚或虐待，便有可能形成低自我形象及自我批評的性格特質。因此，抑鬱症並不限於非信徒，即使重新得救的信徒，若未能妥善處理過去的傷害，也有可能患上抑鬱症。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的研究生賈天君，曾經寫過一篇以〈走過死蔭的幽谷——三位基督徒憂鬱敘說研究〉為題的碩士論文，他訪問了三位患上抑鬱症的基督徒，[3] 闡明了抑鬱症並非不是一朝一夕形成，若當事人遭遇到的「新傷舊痕」未被處理，過度壓抑的情緒累積到一定程度便會一觸即發，甚或一發不可收拾，以下將簡單引述受訪者的故事闡明之。

傳統的華人家長一向不太稱讚孩子，怕孩子驕傲，受訪者A的媽媽也是如此，老是挑剔她的毛病。不單如此，由於她妹妹的情緒較易失控，一發怒時便亂丟東西，所以每當A和妹妹吵架，媽媽只會怪責A。到A長大了，她在工作環境中，也受到不公平的對待，明明是同事行為失當，其他人卻異口同聲要她忍讓，她的善良每每換來他人的欺負，她的界線也連連被人侵犯。[4] 受訪者B則從小便抑壓真實的感受，他的媽媽是一個難以感到滿足的人，只要他不配合她無理的要求，迎來的總是媽媽的怒氣。因此他長大後不懂設立個人界線，無法拒絕別人的要求，喪失說「不」的能力。[5] 同樣，受訪者C過去亦是活在權威之下，她的父母甚至對她作出過很多言語及精神暴力，她年幼時不懂抗議，慢慢變得相當沒自信，甚至當別人指責她時，她都會以「對，都是我的錯。」來回應。[6]

以上三位都是基督徒，當他們的情緒出現問題時，難道信仰不能醫治他們的抑鬱症嗎？坦白說，如果基督徒視基督信仰為一套律法規條，信仰非但不能幫助他們脫離情緒困擾或抑鬱症，而且其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受訪者C回想當初她遭遇患難的時候，她確實面對過信仰掙扎，她很需要神，卻又感到神一直在剝奪她的東西，那時她選擇抑制自己的情緒及真實感受來處理這些衝突，她用經文或基督教的教導來說服自己：「祢拿去……祢收取……我只好take it！」、「不要發怨言，主將我剝奪……倒空」、「要信服要順服！上帝要剝奪你是為你好。」而長期沒有面對及處理自己真實情緒的結果，導致她「所有憤怒會從其他地方跑出來」，形成抑鬱及憤怒。[7] 另一位受訪者B，當他到了臨界點時，便以憤怒的方式來處理自己過去傷口，並且透過不道德的行為發洩出來，最終傷人又傷己。他的怒氣得以宣洩，但他卻活在自責中，不斷以信仰標準來批評自身的行為，甚至完全否定了之前的信仰經驗，以及熱心事奉的事實，一味認定自己是罪人並且陷入抑鬱。[8] 至於受訪者A，在媽媽的影響之下，她覺得自己不夠好，縱然她在抑鬱症期間尋求過諮商師的幫助，卻仍認為自己不夠好。她只要聽到律法式的聖經教導，例如她要按照基督真理，應該如何如何、否則神便會懲罰她等，便會變得異常憤怒，她因而選擇逃離那些「關心她」的人。[9]

這樣看來，基督信仰對於這三位抑鬱症過來人來說是否毫無幫助？答案當然不是。律法式的信仰不能拯救人，但神能，當他們不再用律法論斷自己，在與愛他們的神相遇以後，他們便會慢慢走出抑鬱症。受訪者A一直覺得自己不夠好，但後來她終於接受神真的很愛她，並且開始學習用神的眼光來看待及接納自己，她便有所改變，她認為做基督徒最美的就是，神不要她做甚麼，祂愛她就是因為她，不是因她的修行品德、做好事、捐錢、積德。她被釋放，因神說：她不需要做甚麼，她就是可愛，她就是可以被愛。這份釋放讓她可以放下過去的傷害，寬恕自己，也寬恕他人。[10] 受訪者B也改變了，因為他經驗到自己不再是罪人，而是神手中的作品，原來，他可以與神如父子或好朋友般對話。[11] 受訪者C的抑鬱症也得到醫治，因為她學會了以神的眼光來重構自我認同，並且經歷到神的愛及真實的接納，她甚至認為：「基督徒為何憂鬱是沒有真正認識上帝的愛，只認識教條、要求。」她指出基督徒也會抑鬱，卻能夠透過認識神更深而得以復原。[12]

人原本便有神的形象，人被造亦是奇妙可畏，但墮落後的世界變得不完美，加上人是容易受傷的動物，很容易在成長過程中經歷到大大小小不同的傷害。根據Ricard C. Schwartz博士所創的內在家庭系統療法（Internal Family Systems, IFS），當人無法處理或不敢處理自己的情緒，內在小孩便會先受到傷害，傷口太痛，人們自然希望把他們流放到外面，不去觸碰他們，也要確保其他人不會觸碰他們。這些純真的小孩被稱為流放者，至於其他的內在家庭成員被稱為保護者及消防員。[13] 保護者會盡一己之力，避免他人觸發流放者，但一旦保護者失守，流放者被觸發，當事人便會因著痛苦回憶而深受困擾，這時候，消防員在情急之下，惟有使用非一般的手段來控制流放者，累積的傷害愈多，手段便愈發極端。以受訪者B為例，他在成長過程中無法自主，也無力保護自己，長大之後，輔導他的導師表示想成為他的女友，但又突然改變主意想回到以往的關係，自小便失去自主權的他對此感到異常憤怒，於是在女導師面前假裝愛她，與她交往甚至發生關係，這或許便是消防員想要奪回自主權而做出的極端行為。

Schwartz相信每個人都沒有不好的部份，他綜合無數的臨床個案，相信當事人只要好好與自己傾談，與自己和好，便能化解保護者及消防員的心結，慢慢從破壞的角色轉化到有價值的角色。他亦提到「當你能愛所有的內在部份，你就能愛所有的人」。[14]

愛是轉化生命最大的動力，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若不能憑意志去愛自己，不必感到擔心或害怕，因為神的愛超越意志。但願有一天，所有信徒都能真實地經歷到神的愛，以至更能接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