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焦慮世代

或許有不少人聽過人本主義精神分析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所著的《愛的藝術》，但它只是「藝術三部曲」中的其中一本，除此之外還有《聆聽的藝術》以及這次會介紹的《存在的藝術》。

進入《存在的藝術》內容前，筆者認為由台灣諮商心理師蘇俊濠為本書撰寫的導讀，能讓人有充份準備才進入本書的主要內容。他能精準地分析現今世代的常態，從而引入佛洛姆的思想對當今世代的反思。蘇俊濠指出，在現代社會中的性經濟、性解放、性自由等，其實是人們在不知不覺中被自戀和商業化所奴役，將自身「物化」再加以性化的產物，人們還會用一句「為何不可？」（Why not?）來合理化這樣的行徑和現象。而在網絡上，現今所掀起的風潮，就是人們都被影像催眠而變得自戀。另外，一些怪誕、無聊、低俗等等的內容，讓人沉醉於「幼兒式的滿足」，同時這也是利用性、攻擊、犯法等的流量密碼換取金錢的荒誕現實。

佛洛姆在《存在的藝術》中所帶出的主軸，就是「重存在還是擁有？」的問題。當一個人注重「擁有」，著眼點便會放在「我擁有了甚麼」而不是存在的本身。人們容易被商業化的社會所影響，不斷量化自己的一切，例如以網絡上的點擊率和「like」的數目來決定自己的價值，或成為著重感官刺激的肉體，他們同時對「我是誰？」的問題怕得要命，他們不敢回答，也不懂得回答。

而著重「存在」的人會思考自己的人生目標為何、如何貢獻他人，不斷尋求學習以及了解自己。至於如何邁向重視「存在」的心境，佛洛姆強調一個人要進行「自我覺察」，在寧靜的空間，感應自己的內心世界。書中亦有提及一些操練，某些操練涉及其他宗教，讀者當然不必試著做，只是認識一下別的宗教內容，亦無傷大雅。書中提及的操練重點，主要是將人導向重「意志」而不是「感官」的思考模式。

「重存在還是擁有？」的問題，現代人難以回答，但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自己是可以選擇的。如果想要感受「存在的藝術」，便要試著擺脫一切商業世界所賦予的假象，如「自戀」、「流量」、「性自由」等，這樣或許可以幫助你活在當下。

過去的4月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贊助下，明光社推出了「『愛．童行』：畫出彩虹」計劃，在剛過去的4月，此計劃推出了兩場繪本故事書工作坊，當中共有17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參與。

由本社策劃推出的繪本故事書《總有出路》即將出版，故事由資深教育工作者李碧如女士創作，本地插畫師徐羨曾先生（阿徐）繪畫，故事圍繞三位小主角參加了歷奇活動，但途中各自遇到不同困難和考驗，當中帶出了逆境中要心存希望的訊息。繪本日後將免費派發到不同學校作教育用途。在製作繪本的同時，本社辦了兩場工作坊，讓有繪畫天賦的小朋友參與創作當中的一些插畫，發揮所長。

在工作坊中，阿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演繹《總有出路》的故事，讓參加者投入情節，想像幾位小主角在遇到困難時的感受和掙扎，然後將它們繪畫出來。例如面對前路的未知，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想像？當同伴身陷險境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置之不理？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該如何抉擇？參加者透過聯想和創作，體會到成長路上有不同的可能，也明白到建立抗逆力的重要，而面對逆境時，他們也可以懷著勇氣和希望向前行。參加者既是這繪本的第一批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他們所畫的插畫，將啟發往後的讀者。

有參加活動的小朋友當發現原來喜歡畫畫也可以帶出正面訊息和幫助別人時，覺得很驚訝和滿足。也有參加者表示，活動令他有機會認識自己，覺得很有意義。其實孩子各有天賦，需要被建立和提升，如果能以正面思維指引他們，便能讓他們踏前一步，除了有助他們發揮所長、提升自信心，更可以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2025年3月29日是明光社的開放日，當日的活動分為五個時段舉行，由本社董事和總幹事分享我們關注的各項議題和介紹我們的工作，全日約有100人次出席活動。

子女嚷著要手機，父母怎麼辦？

第一個時段由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擔任講員，她表示子女打機的問題往往令不少父母掛心，但她認為父母不用將打機視為錯誤，而是要教導子女自律。父母需與子女一同制定使用智能手機的時間表；而限制使用手機的規則，除了子女，父母也要一同遵守。

與躺平一代尋夢想

第二個時段由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擔任講員，他指出這世代的青少年最需要的是盼望。而人們常常將夢想與職業掛鈎，但他指出夢想其實不是指向職業，而是指向人的性格、能力和價值觀。如青少年夢想是做巴士司機，背後可能是渴求操作大型機械，家長和老師可把握機會與青少年傾談，鼓勵他們建立自己的能力，實踐夢想。

現今香港教會的社關路

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教授（神學科）雷競業博士在第三個時段指出，行公義好憐憫是上主的作為，教會作為基督的身體，當中的信徒群體應關心自身的世界和社會。雖然社會關懷不等於傳福音，但傳福音卻不能與社會關懷分割。今天香港說話的空間好像少了，但在信徒自身的崗位，無論是在家庭、學校、教會、工作場所也需要行公義好憐憫，讓自己成為他人的祝福。

跨性別運動對社會的影響

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在第四個時段指出跨性別運動的三大趨勢：性別主觀化，以主觀心理性別取代客觀的生理性別；變性低齡化，鼓勵未成年孩子變性；提出「反歧視」訴訟，以法律懲罰反對跨性別運動人士。他認為教會必須正視性別議題帶來的挑戰，也要作出信仰反思，持守信仰之餘，也要關懷變性人和跨性別人士。

離婚的法律考慮

私人執業律師丘志強先生在第五個時段分享了家事調解的工作，當夫婦的婚姻出現問題或考慮離婚，需要旁人協助，除了循法律途徑，也可透過家事調解來解決問題，此方法能減少對雙方的傷害。調解員會以中立的立場，找出雙方的爭議點，探求和擬定解決方案，促進溝通助爭議，助夫婦達成協議，以和諧方式解決問題和衝突。

筆者年幼時說話發音不準，會將「哥哥」說成「多多」，在小學二年級時經學校轉介到當時教育署的言語治療服務接受評估，重新學習發音。多得言語治療師的幫助，讓昔日口齒不清的我，長大後成為一個「靠把口搵食」的人。

《愛在不言中——言語障礙孩子教曉我的事》的作者高展鵬先生（高sir）是一位資深言語治療師，有近20年幫助言語障礙小朋友的臨床經驗，他將言語治療的專業理論和實踐方式，以及言語障礙小朋友和其家人生活上面對的挑戰和困難，化為一部簡單易明的小說。

此書讓讀者了解到一句簡單的語言表達，背後涉及多種語前技巧和複雜的口肌功能，「牙牙學語」其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筆者年幼時發音不準，原來只是口肌功能出現小問題，經過短時間的訓練問題已有所改善。但一些有言語障礙的小朋友，尤其是自閉症患者，他們對這世界的理解與其他小朋友不同，而身體的一些特殊狀況，也會令這類小朋友遲遲未能說話。書中也有大量對言語障礙小朋友家庭的描述，當中的情節雖然是虛構，但卻能反映不少面對言語障礙患者的苦況。他們經歷自責、悲傷、無助，需要社會大眾以及親友的體諒和支持。

多謝高sir的分享，令言語障礙患群體被更多人看見，希望社會大眾對他們有更多的理解，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更多的支援。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團契生活》（Gemeinsames Leben）是德國神學家潘霍華的作品，此書在1938年出版，以聖經的觀點記載基督徒的群體生活。此書回溯1935年，潘霍華在Finkenwald與25位郊區牧師在臨時搭建的房屋中的共同生活，這段日子也確立了團契生活的模型。透過閱讀此書，讀者會對團契生活有更深的認識，實在值得推薦。

潘霍華在書中替「團契」給了特別的解釋。首先，在他的筆下，團契是恩典、禮物。在基督的家庭裡，基督徒擁有千千萬萬的弟兄姊妹，這是一種恩典，是上帝給人的禮物。信徒被允許與同為基督徒的弟兄一同生活於團契中，是出於恩典，唯獨恩典。第二，團契是互相支持、鼓勵。信徒要有緊密的團契生活，正如我們的天父上帝和祂兒子耶穌基督也是緊密團契一樣。團契生活反映信徒是一家人，若信徒有緊密的團契生活，人們便看出這是有生命的教會。

由於團契的重要，故此潘霍華認為每一個人都要加入教會，人才能透過家人的陪伴過基督徒的生活。他認為一個人信主後，他不只得著個人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和別人有關係的。而潘霍華在《團契生活》說：「弱者不可論斷強者，強者不可輕視弱者。弱者必須提防驕傲，強者必須避免冷漠……如果強者墮落了，那麼弱者必須警惕他的心不可因為他的墮落而惡毒地喜悅。如果弱者墮落了，那麼強者必須以一切的善意助他重新站起。」正如聖經傳道書四章10節下所講：「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

第二，團契中信徒可以以聖言作鼓勵，在弟兄姊妹的口裡尋找和發現祂活的聖言。當信徒有不安及沮喪時，他需要弟兄姐妹在旁作為神聖的拯救話語之擔當者與宣告者。信徒要在基督的身體裡合一，成為一個身體，因為信徒就是基督的身體。

第三，信徒要在團契中學習和睦，人與人之間常有爭執，信徒亦未必喜歡所有的人，但作為基督徒，惟有通過耶穌基督才得以來到他人面前。人與人之間一定存在衝突，而基督成為信徒的中保，令人與上帝相合，人與人相合。

第四、在團契學習感恩，口出恩言。在團契中，信徒只要願意為小事而感恩，會收到更大的贈予。除了要學習感恩外，在團契當中也要學習止言的服侍，拒絕邪惡思想的最有效方式是絕對不允許它們被表達於言語之中。而在一個基督徒團契中，一切都有賴於每個人是否都是同一鏈條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任何基督徒的團契都必須認識到弱者需要強者，而強者的存在亦不能離開弱者。

《被討厭的勇氣：自我啟發之父「阿德勒」的教導》由兩位日本人所著，而書中的內容是根據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的思想所寫成。此書有趣的地方是，作者的寫作方式並不像一般的學術書籍，以論點的形式來書寫，而是透過一位哲學家與一位少年的對話來呈現阿德勒的思想，因此讀者不會因為基礎知識不足而看不懂書中的內容。另外，坊間不少人爭論著《被討厭的勇氣》是否一本心理學書籍，或基於阿德勒否定童年創傷，有些人就認為這本書根本不值得一看等等。但筆者認為，它到底是不是一本心理學的書籍，又或是阿德勒有沒有否定童年創傷，兩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讓我們對於「人」有多些的了解。

佛洛依德與阿德勒的心理學進路不同的地方在於，前者是因果論，後者是目的論。例如就因果論而言，我們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他人對自己做了某些傷害或觸及我們界線的事情；目的論則指人，人之所以感到憤怒，是因為他人做了一些觸及我們界線的事情後，我們製造了憤怒的情緒，而這樣做的目的是要控制和震懾對方，簡單來說，情緒只是達到目的的「藉口」。以目的論的角度看，面對有過童年創傷而患有社交恐懼的人，便可以將他們理解成這類人為了不再受傷（目的），而創造了一個社交恐懼的病徵，正如書中所提倡：「人並非受制於過去的原因而行動，而是朝向自己決定好的目的而行動。」因此人人都可以透過不同角度理解事件，從而邁向幸福的人生。雖然有人對阿德勒冠上了否定心理創傷的罪名，不過目的論的確給予了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了解人。

另一方面，書中提及到「課題分離」這個要點。阿德勒認為，人際關係的紛爭是源自於干涉他人的課題。而該「課題」到底屬於誰人，區分的方法是：事情到底應由誰做決定。而干涉他人的課題，就是指強迫他人跟從自己的選擇；例如在家長管教孩子一事上，「學習」本來就是孩子的課題，人生如何、成績如何就是孩子自己的選擇，但家長強迫孩子學習，便是干涉孩子的課題。不過，這也不代表不需要理會孩子的學習狀況，而是家長需要作適當的引導，至於該如何選擇，就是孩子的課題了。又例如，一個人的表白被拒絕，如何處理被拒絕，就是被拒絕者的課題，而不是拒絕他的人去處理。「課題分離」是一個很好的面向，讓人懂得拿捏與他人的界線，而一個人如何選擇，旁人難以干涉，只有他自己能承擔所選擇的後果。

書中用了許多不同的面向討論人生的課題，作者的意見不是走主流的路線，但也是值得學習，也可以擴闊讀者的視野，當中或許有你想知道的事，讓你用全新的角度了解人生。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我這樣找到人生的答案：「駱駝—獅子—小孩」三階段讀得不一樣人生》的作者高明煥以「閱讀」與「思考」為核心，帶領讀者展開一場自我覺醒的旅程。不少人都希望進步，但卻不知該做甚麼。作者就提出「閱讀是為了思考，思考是為了進步。而閱讀之所以能引發思考，正是因為書籍不斷向我們提出問題。」他鼓勵讀者帶著人生遇到的問題去閱讀不同的書，總會在書中尋到答案。而這本有關人生的書提出「努力 X 幸運 = 結果」，作者認為其實每個人的幸運和機會是同等的，付出的努力卻因人而異，而努力的重點就是要閱讀。書中巧妙地套用了尼采「精神三變」的哲學框架，將閱讀成長過程劃分為三個鮮明的階段：駱駝、獅子和小孩。

在駱駝階段，重點在於培養閱讀習慣與興趣，這是一個吸收與累積的過程，享受閱讀帶來的樂趣。進入獅子階段後，讀者會疑惑為甚麼老是看別人挑過的書，並開始展現自主性，主動想著找出自己想看的書，這是一個專注自我發展的時期，將書中智慧內化為個人養份。最終是小孩階段，即是自由地閱讀並研究所讀到知識，然後將所學到的結合人生經驗，融會貫通，領會到生活的方向和目標，更會真誠地向朋友分享所擁有的，幫助他人對小孩來說不再是負擔，甚至是幸福的源泉。書末附錄特別設計了三階段的推薦書單，為讀者提供從基礎到進階的完整閱讀指引，幫助他們尋找屬於自己的人生答案，並享受閱讀的樂趣與收穫。

古倫神父是一位很有生命力的作家，他的書可讀性高、感染力強。他的著作《領導就是喚醒生命：靈性化的生命力領導》強調管理中要融入信仰與靈命，而每一個人都會同時是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角色。作者清楚說明領袖應有的條件，就是要喚醒被領導者的生命，喚醒他們的新能力，新活力和新想像力，並從中教育他們。生命領導者人格十分重要，他們要有豐富的經驗，人格的成熟，簡樸的生活，因為生命最後還是在於上帝，生命不是只有成功，成就，獲利和收入而已。領導者不可讓弟兄難過，不該傷害任何人，甚至包括對他當面提出無理要求的人，因為領導者必須在每個人身上看見耶穌基督，挖掘出每個人良善的本質。那麼領導者其實可以透過他們性格的弱點與黑暗面，看到他們良善的本質。若有人犯錯，也不能傷害當事人，使他氣餒，可把事情在當事人面前，讓他能夠自然地穿進去。領導者亦不可散佈悲傷的情緒，而是要傳遞寧靜與和平，以及生活中的喜悅與樂趣。若公司散佈恐懼的氣氛，或許短期內可以提升工作績效，長期卻會消秏經營的成果，照顧員工的心靈需求是十分重要。

古倫神父在書中提出與人相處的原則是謙卑與分寸。謙卑就是有面對自己人性面的勇氣，這個概念會讓我們以敬畏，和善和態度去面對他人。言語可以傷害人，醫治人，也可以殺人，亦可以使人充滿活力，所以領袖要謹慎使用言語，更要尊重同工，不惹人生氣，要鼓舞人的心靈，從而使人的生命有增長，此外，人永遠比經濟成果更重要。如果領袖是尋求上帝公義的國度，那麼應正確處理經濟事務，上帝必定會將其他一切都加給他。敬畏上帝的人，必會謹慎看重與人的相處，以人為本，願意付出愛，因為愛使人有活力，而恐懼會使人癱瘓。最後，作者總結稱，領袖要經常為心靈補給，才會有生命力。唯一的補給方法是經常在上帝當中，在默觀的時候，在寂靜的空間，上帝會把泉源湧現。有生命力的領導就是要創造一個充滿靈性的企業文化，創造聖地，可以鼓舞人的生命，獲利不是最重要，人才是企業的優先考慮。

警務處於去年2月至11月訪問了約2000名12至16歲的中學生，共獲得1950份有效答案。調查數據顯示超過60%的受訪學童曾遭遇網絡性誘騙，有8.7%受訪學生曾收到成年人向其發出有關性的照片或影片，3.3%曾發送自己涉及性內容的照片或影片；3.7%曾在與網友見面時發生了性接觸。警方呼籲家長及教育工作者攜手合作，培養孩子勇於拒絕危險，為下一代締造安全成長環境。

每個人都渴望被關愛和重視，但真正的關懷不應伴隨著傷害與計算。在網絡時代，「即時關注」雖然能暫時緩解孤獨感，但那些急於索取私密照片、財物的行為，又或者邀約見面的「善意」，往往暗藏危機。我們極需建立年輕一代的批判性思維，教導他們識別「過度熱情」背後的危險信號，比如引導孩子思考：「如果對方真的在乎你，為何要急於突破正常交往的界限？」、「對方取得你的私密照片後，他會說甚麼？」

家長和學校必須給予明確指導：無論線上還是線下，當有人提出涉及身體、個人隱私或金錢的要求時，都必須保持高度警惕並堅決拒絕。同時，要讓孩子清楚地知道「遇到困難時可以信任誰」，為他們列出包括家長、老師和社工在內的可信賴求助對象，讓他們明白尋求幫助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保護自己的勇敢行為。

更重要的是，當孩子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感受到父母和師長的真誠接納，彼此建立起穩固的情感聯結時，就不容易因為情感空虛而輕信網絡上的甜言蜜語。這種安全感能讓孩子在遇到困惑時主動尋求幫助，而不是獨自陷入危險境地。現代社會的教育應該讓孩子深刻理解到，一個人的價值不在於陌生網友的讚美，而在於真實人際關係中的互相珍惜。

參考資料：

〈六成學童曾遭遇網上性誘識 3.7%見面時有性接觸 警方︰不容忽視〉。《am730》。2025年3月26日。

《AI × 人類演化未來報告書：從智人升級為超人類的我們，如何適應人機共生時代的社會與生活？》的作者金相均，是韓國慶熙大學的教授，他相信人類從30萬年前自然演化成今天的智人，而未來人類亦會隨著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的發展再進行人工演化，以嶄新的方式生活。

作者又提出，生物技術和奈米科技可將機械人技術應用到人體上，以強化人類的身體和延緩衰老，而基因工程能為人類提供可移植的器官，未來甚至可以將大腦移置到另一個身體上。人類未來能遠端操控機械人工作，加上元宇宙和腦機介面技術，令人類可以足不出戶便到達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任何地方。AI（人工智能）或會使人類思考能力退化，但卻能擴展人類的智慧，甚至能收集人類精神和記憶，讓人的意識一直存留下去。

這些內容不會令人感到陌生，因為在不少科幻電影的橋段也出現過類似的想像，我也相信人類有能力製造新技術來實現以上想像，但這些發展對人類到底是福還是禍？到時是人類操控科技來改善生活，還是人類只能依賴科技來存活？又或是科技反過來在操控著人類？雖然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經歷到人類的人工演化，但AI和其他技術其實已經在重新塑造著我們的生活，亦帶來很多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昔日的不治之症已成為可治療的疾病，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但社會有沒有資源和配套讓人們安享晚年？現有的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和元宇宙技術，能為人類帶來虛擬世界沉浸式的感官體驗，這會否令人類對真實世界不再感興趣？虛擬世界的商業活動又會否成為推動未來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AI的知識和能力超乎我們的想像，現在的教育系統是否能跟上科技的發展？有甚麼專業技能將會被淘汰？AI運算耗用了大量的水電能源，這對我們的環境會造成甚麼影響？AI又會否加劇社會資源不公的情況？

而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迎接這些轉變？

《當代德語神學：從認信教會到正義和平神學倫理》是一本很有份量的書，作者郭鴻標牧師用了三個安息年來寫這本有30萬字的書，它亦獲頒2024年第十屆金書獎「最佳作品」（學術）。

作者閱讀過很多德國文獻及不同學者的研究，然後把內容整合成四大部份，包括認信教會神學的背景、神學的代表、神學的傳承及從認信教會神學到正義和平神學倫理。書中有很多發人深省的故事，從中可見德國的歷史與宗教是平衡發展的，由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希特勒的冒起，到出現國家社會主義運動基督教化。當時的德國社會出現了一個觀念，認為德國人是上帝揀選，而希特勒是來施行拯救，由那時開始不少人便認為啟示不在聖經，而在歷史，而教堂亦放置了納粹黨旗，教會的牧師變成了公務員，要效忠希特勒，他們開始去猶太化，不單在社會上，在聖經上也是。及後，由潘霍華等代表牧師緊急聯合起草了一份抗議書，雖沒有反對反猶太政策，但他們為了30至50個有猶太血統的牧師發聲。

書中內容把廣為人知的大事都有條理及細緻地用文字記錄下來，而一些為人熟識的神學家，作者會以另一個角度去描寫，例如潘霍華的博士論文《聖徒相通》就是以共融思想來帶出教會應包括猶太基督徒。雖然現代人對潘霍華十分歌頌，但書中卻揭秘稱，原來他的衝動性格是令他失敗的原因之一，書中獨到的見解令讀者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神學家。此外，讀者還可以從巴門宣言反對德意志基督徒錯誤的教導，對宗教歷史有新的認識，如巴特在〈巴門神學宣言〉的角色，以及進一步了解他對認信教會的神學影響力。

教會在政權下的角色，究竟是順從妥協還是堅持發聲？閱畢此書，就如置身在當年的歷史，一起走過德國的宗教與歷史，與一些重視上帝主權的基督徒擦肩。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別讓猴子控制你的情緒大腦：打破焦慮迴圈，找回人生掌控權》的作者珍妮佛．夏農，以「情緒猴子」來比喻常見的焦慮不安等負面情緒，並揭示現代人三大心理陷阱：無法容忍不確定性、完美主義、背負過度責任感，它們正是餵養焦慮猴子的隱形飼料。書中提出突破性的「開闊思維法」，例如當糾結於「必須煮出完美大餐」時，不妨轉念為「為他人做飯時，允許自己出點小錯」，透過鬆動僵化的標準，幫助讀者逐步擺脫焦慮的束縛。

當負面思維如失控的猴群在腦中喧鬧，這些「猴子吱吱叫」的聲音會驅使人們採用各種安全行為（如拖延、逃避、分散注意力）來安撫焦慮情緒，這些行為反而像用香蕉餵養猴子，讓焦慮變本加厲。作者提出有些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接納焦慮情緒的存在，例如當焦慮出現，先「感謝猴子的提醒」建立心理緩衝，之後告訴自己「我已經知道問題，並且有能力處理」，再設立每天10至20分鐘的「專屬擔憂時段」，讓自己安心擁抱這份自然的情緒。這樣的安排，能將焦慮感儀式化，令人既能接納它的存在，又能劃定理性處理的界線，有效打破「越掙扎越焦慮」的惡性循環，幫助讀者找到內心的平靜與力量。

《怎可以一生一世》由資深婚姻輔導員霍玉蓮所撰寫，當中描寫了後現代愛情觀如何墮落，以及指出真實的愛情不是透過花言巧語，而是真實的為對方著想才能建構。愛情所需要的是一些高尚的特質，這些特質告訴我們，唯獨捨棄自我中心，才能進入真真正正的愛情關係。

作者嘗試批判曾經一度流行的「愛情語錄」，指出它們其實只是一堆虛無的愛情符號。例如「不求天長地久，但求曾經擁有」，它否定了愛情的恆久性，並且為這種不負責任的講法增添了浪漫感。有些戀人不敢奢望白頭到老的愛情，所以關係只停留於感官上的刺激，正因渴望著真實的愛情，又不敢祈求，此浪漫氣氛似乎緩解了某種失落感。不過，就此來說，後現代的愛情觀卻將這些「愛情語錄」轉化為情場浪子的免死金牌，就如一個男孩（渣男）有多個伴侶，跟她們有過親密關係，之後不想再與她們有瓜葛，便向她們說：「愛情不需要永恆的，擁有過就夠了。」

後現代的愛情觀，讓人追求感覺多於責任，經歷過這些感情，卻產生了一種名為「愛無能」的疾病。作者引用了《世紀末城市心》一書的一句話：「世紀末城市人最大的病態便是太多的性，太少的愛。」這也符合現在不少人對愛情的想像，只有約炮、一夜情、朋友間的性愛、性愛次數的比拼，卻沒有靈魂之間交談的機會，令愛漸漸變得不可能。

作者指出，性行為可以是生物性衝動，可以成為緊張矛盾及鬱悶的宣洩，但愛的情操卻依仗人內心心靈的富足。只要有留意新聞或網絡熱話，大家對於現代愛與性的混亂都不會感到陌生，有男性網紅懷疑拋棄妻女出軌，也有人結婚三個月便與其他女性發生性行為。後現代愛情的一切弊病，世人都看在眼裡，包括小朋友、青少年、以及對愛情失去希望的人。《怎可以一生一世》提醒了讀者後現代看似便利的愛情觀引發的連串問題，為愛情觀診脈，也為渴望愛情的人提供了一個方向；如果還在尋尋覓覓，不要緊，等待一下沒有問題，最重要是不要往錯誤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