負傷者得醫治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回看2025

2025年耳聞由地緣政治引發的全球局勢緊張，以及目睹在香港發生的重大事故，加上切身所感受到的經濟不景，更讓明光社的同工知道，面對人心虛怯，時局變幻、充斥著謊言的世代，我們更要堅守立場，一如既往，說應說的話、做該做的事，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燈臺。

回顧2025年，我們的工作充滿不少挑戰，在一直關注的議題中有兩項重大事件需要回應。首先，在2025年初財政預算案公佈時，政府以打擊非法賭博活動為由，邀請賽馬會就規範籃球博彩提交建議，實際上是與馬會聯手推動籃球賭博合法化。有見及此，雖然在現時的社會環境要喚起各界反對政府的政策殊不容易，但本著我們關心香港社會風氣的初衷，明光社仍然積極回應，推動「一人一信反對籃球賭博合法化」，並連繫友好召開記者會及透過網絡上的文宣，反對政府帶頭鼓勵賭博，罔顧對年輕人及家庭的禍害，可惜一如所料，籃球賭博合法化在現時立法會根本無力監察政府的情況下順利通過。

此外，就終審法院要求政府需於2025年10月前，要為同性伴侶提供猶如婚姻福利和權利的替代框架，明光社致函政府反對以民事結合方式處理有關問題，並建議政府考慮以「緊密關係授權」或修訂「持久授權書」協助同性伴侶在私人範疇可以按個人的心意處理相關的事務。同時，我們呼籲公眾提交反對《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的意見書，並促請立法會議員投票反對。在多個關注團體共同發聲下，最終《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條例草案》被大比數否決。

2025年明光社另一重點的工作是服侍家庭，因穩定的家庭關係對孩子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元素。我們從2016年起獲基金資助開展為離婚或再婚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這些家庭及其子女在面對婚姻家庭轉變時能順利過渡，但2024年計劃完結後沒有再獲資助。雖然面對沉重的經濟壓力，我們仍堅持繼續以相宜的收費提供婚姻、離婚、再婚輔導服務給基層家庭，令他們不會因收費太高而無法接受輔導，過去一年仍然能夠為56個家庭提供輔導服務，幫助他們從失敗及沮喪中重新站立起來，挽救婚姻並修復關係。亦增設了「愛的真諦」專欄，幫助夫婦反思如何持守誓盟。此外，2025年生命及倫理研究中研究題目「香港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研究」，就研討會主題「家多一點——家庭友善在教會」探討教會如何幫助同工及會眾在事奉與家庭責任之間尋求合理平衡，鞏固家庭關係，成為美好的見證。

感恩過去一年在不同的場合感受到有不少的同路人，以及與不同的機構、戰友合作，彼此配搭服侍，讓人振奮。在明光社開放日有約一百位教牧同工、弟兄姊妹出席，為我們打氣；網上祈禱會與友好同心為社會禱告守望；而基督教性倫理峰會2025，我們一直都是合辦機構之一，第六屆主題是「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繼續以體驗的方式，讓年青人透過使用虛擬交友Apps了解當中所隱藏的謊言，服侍面對充滿挑戰世代的年青人。我們亦與友好機構合作舉辦暑期褪網2025 - 親子無手機晚餐，推動家庭專注彼此的互動與溝通，共同營造溫馨的家庭氛圍；明光社又第一次參與Oneness Conference 3.0，透過一起商討當日的程序和擺設攤位，與不同的教會、神學院、機構交流，尋求彼此協作的契機。感恩在不同的事工中，都能遇上同路人，讓我們更有理由堅守主所託付的使命，因為在這社關路上我們從不孤單！

展望2026

如何將明光社的異象與使命傳承下去是我們未來三年的重要工作，因為董事會與我已有共識，我將不遲於2028年12月退下來。因此，加強對同工的培訓，讓所有同工在本身負責的範疇可以獨當一面，並與其他範疇的同工及友好機構協作，是我們努力的方向。過去幾年，我們透過與基督教機構協會不同的成員機構交流合作、在暑假期間派同工往友好機構作兩星期的交流學習，以及更多參與研討會和課程，擴闊了眾同工的視野。未來這仍然是我們努力實踐的方向，期望在不同的社關項目能與不同的機構及個人合作。此外，明光社近年擔任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秘書處，亦是希望為眾機構和堂會的加強合作盡一分力。

當然，我們的初心不變，會繼續在中小學推動性教育、傳媒教育和生命教育，目標是突破2025年的四百多場，讓更多年青人有機會在這個資訊氾濫成災、真假難辨的世代，可以有機會聽到與主流價值不同的聲音，為他們可以明辨是非、敢於與別不同打下基礎。

此外，為面對離婚再婚挑戰的家庭提供輔導及再思婚姻的意義，以及繼續關心我們在疫情期間開始接觸的基層家庭，仍然是我們的負擔。在香港和世界充滿異常、價值混亂、倫理道德備受衝擊的年代，我們但願能夠努力活出信仰的真諦，按上帝給我們的良知和感動，在時代的洪流之中做個敢於正常說話的正常人，希望大家能繼續與我們同行。

這本關於斷捨離的書讀起來讓人感到清新平靜，推薦給喜歡靜下來自我對話的人。書中除了分享斷捨離的心路歷程外，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對於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人而言，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

如果你也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方法，或想以新的姿態來迎接新的一年，不妨捨棄多餘的物品，放慢腳步。經過整理後的家能像一個溫暖的擁抱，為我們找回平靜與力量。

在2025年的今天，香港人面對的壓力似乎從未減輕。在不同社會、生活處境中，層層疊加的挑戰，負面情緒如未能自我覺察及疏導，可能會引致焦慮或抑鬱。在網上有不少年輕人亦會於社交平台分享自己「崩潰邊緣」的日常：失眠、易怒、自我懷疑。如曾被這些「情緒怪物」困擾或關心自己情緒的朋友，香港心理學會輔導心理學部今年再版，並曾獲2021香港出版雙年獎心理勵志類「出版獎」的好書： 《做自己的情緒管理師：20個負面情緒管理法》（增訂版）。讀者不單可以使用這本書作為「自療手冊」，用以覺察、分辨、自測、調整，亦可用作「抗逆『情』書」，幫助大家了解各種「逆」情（負面及消極的情緒和感受），多了解自己的情緒，主動成為自己的 「情緒管理師」，可以在適當的時候「放負」，排解負面情緒。

輔導心理學部成立於2006年，著重預防主導（Preventive Work）、身心和諧模式（Wellness Model）。而此書為他們出版的頭炮，由多名專業心理學家聯手撰寫，將20種常見負面情緒分為四個「情緒家族」，提供實戰指南：焦慮家族（焦慮、恐懼、強迫、羞怯、緊張、沒有安全感）、抑鬱家族（抑鬱、沮喪、悲傷、孤寂感、麻木）、憤怒家族（憤怒、憎恨、矛盾、內疚），以及困惑家族（沒有希望感、失望、無助、悶/無聊、空虛）。每種情緒都配有「自測表」，讓讀者快速篩查自身狀況，接著更提供應對方法、出現這情緒的原因，與如何預防及注意的建議；並且會於家庭層面、學校層面及職場層面給予不少應用例子。對於支援家庭成員情緒需要和維繫關係、關注在學青年情緒及在職人士面對不同的壓力情境等，都很有幫助。

《人生四千個禮拜》自2021年出版以來，廣受好評，被譽為一本跳脫傳統框架的時間管理書籍。該書雖非基督教著作，但其核心理念與基督教教義亦有共通點，例如詩篇九十篇12節所言：「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或傳道書對時間虛無的反思。

作者 Burkeman承認生命的有限性，以「人生約四千週」（相當於80歲）為喻，直指人類生命的短暫與有限。他主張，這並非悲觀，而是現實——唯有正視生命的有限，才能從無止境的追逐中解脫，轉而專注於真正重要的事物。這種態度與聖經中「數算日子」的教導相呼應，提醒我們面對死亡不是為了恐懼，而是為了激勵自己活出意義。

Burkeman挑戰傳統生產力思維。傳統時間管理往往強調「完成所有事」，彷彿能掌控一切。然而他指出，這是一個迷思：我們永遠無法清空待辦清單，因為新的事項總會不斷出現。他主張，與其追求虛幻的「全部搞定」，不如學會有策略地「放棄」，選擇忽略次要的任務，並設定固定的任務量，接受「無法做完一切」的事實。這種觀點也呼應聖經中「不要為明天憂慮」的智慧，鼓勵人專注於當下，信靠上帝的供應，而非陷入完美主義與無盡規劃。

作者亦認為要擁抱謙卑與現實，試圖完全掌控時間只會帶來壓力，真正的平靜來自於接受自己的渺小與世界的不確定性。他提倡「安頓」於某些選擇，放棄部分機會以換取深度體驗，並強調休息的重要性（如安息日的概念）。這種態度與基督教的謙卑精神相契合，提醒人們避免將工作偶像化，應為靈修和人際關係保留空間。

本書可能會被人視作「生產力書籍中的異類」，因為它不教人如何擠出更多時間、如何有「智慧」地安排時間做更多的事，而是主張改變心態：接受「事情永遠做不完」的事實，透過選擇與專注，深度投入少數重要的事。這種方式不僅減輕壓力，也帶來真正的自由。

此書不僅是一本關於時間管理的書，更是一本引導讀者重新思考人生價值與意義的指南，鼓勵人們在有限的光陰中，活出專注、謙卑與深度的人生。

有不少家長說小孩子難教，也難以與他們互動溝通。筆者猜想家長如果多點聆聽及與小孩子討論，少點說教，也許可以有所幫助。有時當家長們與小孩子或青少年說:「你應該... 如何如何如何... 不可以那樣、那樣、那樣... 」聽多了孩子一來會膩，二來世事發生就不會一定是那個規定模式，當遇上另一個處境，又是否要一樣的回應？

就如，台北「博愛座」（香港也有「關愛座」）事件，於網絡話題性十足。或許這就可以成為家庭晚餐放下手機，一起討論的話題：如還有很多空位，你覺得是否一定要讓座與長者？面對別人無禮對待或欺凌，應該如何面對？又有甚麼方式去面對或處理自己一時的怒火？如換作是你（問問孩子），你會如何處理？為甚麼？...

家長本身可能已有一套道德禮教，應該不應該，但也可以聽聽孩子的看法及背後的原因、價值觀，之後又互相再分享自己的看法、自身經歷，與及可能的後果等。家長真的不要急於一時要孩子必須要認同或跟自己的那一套，但起碼孩子們會知道還可以有其他的想法與考慮點，擴闊其世界及可能性就好。

每天有那麼多本地及世界新聞，與孩子溝通實在有無窮盡的話題呢。

參考資料：

〈「優先席」資格戰：為何華人地區常爆發讓座衝突？〉。《BBC NEWS 中文》。2025年10月3日。

《怎麼活怎麼死：死不了的時代，我們有權利決定如何離開》是日本學者村上陽一郎的著作，他以哲學與醫學的視角，探討在當代日本高齡化社會裡，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能夠「自然死亡」，而是經常要在醫院的機器「幫忙」下苟延殘喘，忍受一個死也死不了的狀態，受盡病痛折磨。這現象引發作者透過本書討論尊嚴死與安樂死這個核心議題。

在日本，「尊嚴死」是指對於喪失意識或沒有康復希望的末期病人，醫生依據其生前預囑或家屬請求，不作延長生命的積極治療，讓病患順其自然離世。這與「安樂死」不同，安樂死涉及主動介入，如透過注射藥物令病人死亡。雖然作者是少數有基督信仰的日本人，但他卻說自己是個不遵守戒律的信徒。他支持尊嚴死，視之為維護生命尊嚴的選擇，他甚至不完全反對安樂死。他認為在一個「死也死不了」的時代，人類有權決定如何離開，以避免無謂的痛苦，而這痛苦可以是現在經歷的，或預計未來會出現的。

安樂死在全球仍有倫理、宗教和法律上的爭議，村上並非鼓吹輕率結束生命，而是強調「向死而生」，如何在有限生命中活出意義，重病時又該如何渡過餘生。他認為安寧緩和醫療，可以緩解末期病人的痛苦，值得探討和考慮。

筆者雖然反對安樂死，但此書卻令人正視到照顧長期病患時要考慮的問題。跟日本社會相似，香港也是高齡化地區，人口老化帶來了挑戰。病患與家人應及早商討醫療安排，訂立預設醫療指示，這既可減輕家屬的負擔，也能幫助病患正面而非恐懼地看待死亡，這個決定可以讓他們有尊嚴及優雅地在人生旅程中「畢業」。

《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是一本充滿溫暖與實務指引的書，作者孫岩以自己的院牧經驗為基礎，結合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將有關內容結集成書，以為晚期病患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持，實現全人關顧，讓讀者有機會學習善終、善別、善生。

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公佈全港無酬照顧者高達16.4萬人，他們因長期投入照顧家人，常忽略自身的身心健康，不少人面臨情緒和壓力問題，甚至弄出家庭悲劇。因此這書不僅關注病患需求，也強調照顧者的自我關懷，特別在香港社會的現況下，這方面的內容顯得尤為重要。書中載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驗方法，讓照顧者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亦為負荷指數高的照顧者提供一些紓壓的方法。

書中亦關注晚期病患的身體情況，當生命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的身體會日漸衰竭，而家屬往往希望醫護人員盡一切努力作出挽救，但作者提醒讀者心肺復甦法和導管餵食等醫療安排對臨終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讓病人不得安寧。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方法拯救病者的生命當然是好事，但病者日後的生活質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其實在合適的時間放手也是一個孝順的表現，這可以讓臨終者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當親人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喪親者的哀痛之路便開始，作者亦關心喪親者情況，提供了幫助他們處理哀傷的資訊。

陪伴病患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的旅程，這書不僅是照顧者的實用指南，也是一本讓人重新思考生命價值的著作，值得每一位正在或將會面對生命終點議題的人細讀。

「你是牧者，星期六要去青少年團契，星期日亦要回教會，暑假教會辦夏令營，你又要入營陪伴他們。其實我也是青少年，平日你要牧會，我已經無人陪伴，連暑假想去旅行，你亦分身不暇，無法陪伴……」、「為何教會開會要開到晚上12時？又為何年初一一定要安排崇拜？」以上也許是一些教牧同工家人的心底話。相信沒有信徒會反對，教牧同工雖然是教會弟兄姊妹的大牧人，但他們也需要照顧自己的家庭，相信有不少教會樂意推行家庭友善措施，讓牧者可以同時兼顧事奉及家庭，可惜在現實中，教牧同工想要好好休息，想要與自己的親人共聚美好的時光，很多時都困難重重，到底問題出現在哪裡，有沒有一些建議，可以讓牧者既能事奉有時，休息有時，與弟兄姊妹暢談有時，又能與家中成員歡聚有時呢？曾是全職傳道人，現時是義務同工的家輝（化名），以及在教會事奉的神學生陳同學，與我們坦誠地分享他們的經歷及看法。

身份是壓力的來源

家輝在服侍的路上，與其他熱心事奉的信徒一樣，被父母埋怨過，說他只照顧教會，因為他在教會已經度過了無數的節日，特別是如果年初一至三碰巧是星期六及日，他一定沒有空在家吃團年飯或與父母出外拜年。即使他的家人抱恙，若正值他要負責教會某些活動，惟有懇請親友陪同家人去看醫生，自己則留在教會繼續服侍。

家輝並無忽略父母之心，身為傳道人，假日工作本是職責所在，但讓家輝倍感掙扎的是，在照顧家人與牧養教會群體之間要作出取捨。儘管家庭友善政策有助牧者平衡職場與家庭，然而，制度是制度，若教會未能將此價值深化為文化，或會眾缺乏認同，牧者的需求仍可能遭到漠視。有些會眾甚至期望，在任何情況之下牧者的職責便是服侍他們，他們的需要應該先於教牧同工的家庭。會眾的期望為牧者帶來不少壓力，讓牧者在作出決定時有諸多顧慮，有時會在取捨之下，事奉不一定是「甘心樂意」。

家輝在他的服侍生涯中，雖然知道神才是服侍的焦點，但他坦言，某些決定是在群眾壓力下作出的妥協。不單是他，他也分享了一位同是牧者的朋友的故事，當中有不為人所知的掙扎。故事發生在某一天的零晨時份，他的朋友已上床就寢，但突然接到一通來電，原來有位會友的親人已走到人生的盡頭，極渴望他的朋友可以到醫院一趟，為親人作一次祈禱，在無法說不的情況之下，他的朋友只有拖著疲憊的身軀趕去醫院。對於朋友的處境，家輝感同身受，坦言說若是他，也會有所掙扎，即使他未曾見過會友的親人，與病榻上的人沒有任何感情，最後還是會直奔醫院，因為他知道若然缺席，必定會失去會友的信任，後果是日後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才能與會友重修關係，這絕對是他難以承受的。

會眾的壓力不一定來自類似的特殊情況，簡單如教牧同工在星期一休假，當日是否要馬上回覆一些訊息，也可能讓教牧同工感困擾，如果教會整體文化又或是教牧本身明白休息的重要性，教牧同工才能休息得心安理得。在教會事奉的神學生陳同學便提到，他們這一代的年青同工，大多比較重視個人空間，以及相信生活與工作之間應該取得平衡，除非有緊急事件需要處理，否則他們放假便是真的放假，毋須掙扎便能放下教會的工作。

至於過往大多認為傳道同工應該為主燃燒，鞠躬盡瘁這種觀念，現今大多的年青同工則持有不同的看法，陳同學分享到若然工作量太多，他們這一輩的傳道人會與上級溝通討論，當然，有些人會體諒他們的情況，有些人卻認為上一代的教牧都是這樣走過來的，為甚麼年青牧者便不能承擔？其實，承受多少工作量與年青與否並不一定有直接的關係，而是每個人承受工作量及壓力都不盡同。家輝分享到他曾被人批評過「錫身」及「不夠瞓身」，曾接受過輔導訓練的他明白人始終是人，有軟弱、有情緒低落，有陰暗面的時候，不能因為他的一些狀況便否定他的價值，並且否定他仍是神所愛的一位，同時身陷低潮的人也要接受自己有這類狀態。當然，面對批評時，他會回到神面前反思自己，分辨他人的指責是否正確，若然是，自己便作出調整，若然不是，便會明白是對方的要求過高，既然自己沒辦法或能力滿足對方的要求，只好繼續專心處理面前的事務。

身為教牧的配偶也不容易

教會不單只對教牧同工寄予厚望，對教牧同工的配偶也會有相當要求。陳同學表示她的丈夫並不是傳道人，當她打算入神學院時，教會便問及她的丈夫會否上一些課程，以好好裝備自己來配合妻子的呼召，這無疑是給了她先生不少壓力。相信教會希望成為家庭友善的地方，但在現實中，當會眾對傳道的夫婦寄予厚望時，只會帶給他們壓力。陳同學感到夫婦二人一起服侍，自然會成為一台戲，當中沒有私隱可言，即使二人發生微不足道的磨擦，不經意的微表情，很快便被會友評論為黑面，她有時會反問自己，自己想要做一個真實的人來牧養會眾，還是要在會友面前與丈夫化身為一對模範夫妻。

與陳同學一樣感到壓力的還有家輝，雖然他服侍的教會沒有抱著「買一送一」的心態，即是傳道同工的配偶不需要自動成為義務同工，但他知道有一些教會，會眾的一聲「師母」或「師丈」，意味著他們對教牧同工的配偶有所期待。會眾對傳道人的配偶「另眼相看」本不是壞事，但家輝提到，這也要視乎當事人本身的個性如何，有些人天生外向，喜歡廣結朋友，跟著配偶來到教會，與弟兄姊妹相交，自然其樂融融，但有些人個性內向，得力真的在乎平靜安穩，要他們工餘時間與弟兄姊妹作海量相交，自然倍感疲憊及吃不消。家輝的太太正好是內向型，因此崇拜過後，她會先行離開教會，不會留下來與弟兄姊妹飯聚，他們可能會以為她是冷漠的人，但她只想留一點安靜的時間給自己。每逢教會舉行活動，家輝不想給太太壓力，他每每運用智慧為太太擋下熱情的邀請，自己亦不會要求她參與，因為他知道太太出於愛，會遷就他的要求，但同樣基於愛及尊重，家輝會先一步考慮到太太的需要，而不想她疲憊不堪。家輝示範了，尊重配偶的個性與需求，這也是家庭友善的起點。

為事奉得力設立界線

在忙碌的事奉或學業中，家輝與陳同學能夠同時兼顧自己的身心靈及家庭，除了得到配偶的體諒及支持，亦在於他們了解自己的強處及限制。家輝與陳同學都是內向形，需要界線及空間，以及需要好好休息才能事奉得力。以前全職事奉的家輝，現在寧願以「平信徒」的身份活躍於教會的事奉，作此決定是因為他認為沒有了受薪同工這身份，可以免除了他人甚或自己給予自己不必要的期望或壓力。另外，不受薪代表可以拒絕一些自己不想接受的安排，事奉內容可以更自主及更有彈性。無獨有偶，陳同學亦希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之下，將來可以找一份正職，然後在教會成為一名義務傳道人。一方面，她看見教會有很多需要，但資源卻有限，這樣可以為教會減省開支，另一方面，她本身需要空間及較多時間休息，所以不想與群眾過於親近。還有，她看過不少恩賜與事奉崗位不一致的情況出現，有些教牧對某些事奉有負擔，礙於繁重的工作又或配合教會的需要，而沒有機會回應這些負擔，她坦言自己不想成為一個齒輪，存在的目的只是確保一部「機械」運作正常，她相信惟有不是受薪同工的時候，才能按恩賜服侍。

家輝及陳同學都著重空間及休息，極為認同應該按神給予的恩賜去服侍教會。他們另一共通之處，在於大家都從以人為本這一角度去思考事奉及牧者的角色。家輝提到因應時代的需要和會眾的需要，教會產生了很多事工，需要同工負責，但事工增多，並不等於牧者的人數增多，同工的精力並一定足以應付不斷增加的項目，他希望當教會開拓新事工的同時，可以與教牧同工一起討論，檢視一下教會目前的狀況是否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開展新的工作，若然沒有，是否可以暫緩一下，而不是只由上層決定，然後直接命令下屬執行，免得下面的同工應接不暇。陳同學亦眼見有些教牧同工只是一味工作，她對此有一些提議，她認為教會中若有一些不懂得休息的教牧，為了服侍的質素，以及同工的健康及生命，決策者可以主動減少他們的工作量，好讓牧者有更多空間及休息時間，她認為體系要有彈性，才可以按著情況去完善整個制度。

家庭友善先從自己做起

若然教會有家庭友善的政策，會眾卻體諒不到牧者的需要，牧者是難以真的安心照顧自己及家庭的需要，不過，縱使教會由上而下都明白牧者的需要，牧者卻不肯放過自己，不敢「懶惰」，仍然選擇日夜操勞，那麼，也不見得教會的家庭友善措施能夠落實生效。家庭友善是需要教會、會眾及牧者本人三方面一起努力的。

經歷過他人期望而來的掙扎，家輝體會到要成為一個好牧者，當然是要盡己力服侍神，但亦不必要加給自己過多壓力，認為自己有責任要回應到每一位會眾的需要，做到為人無可詬病。反而，他認為一位好牧者，某程度上是可以讓會眾看見自己有想躺平的時候，有低沉的時候、有乏力的時候，但重要的是，不會因此埋怨神，而是靠著神接受自己有限制，相信神仍是會愛自己的，靠著神經歷每一個幽谷，對他來說，這一種生命的道更能夠牧養會眾，讓他們得到安慰。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香港人愈來愈不開心。和富社會企業旗下的平台「香港開心D」10年來持續追蹤港人的開心指數，10分為滿分，2024年，香港整體的開心指數為5.63分，較2023年下跌了0.25分，而與2021年的6.44分相比，則下跌了0.81分。至於受訪者對生活的滿意度，2024年的評分為5.64分，較2021年的6.4分下跌了0.76分。而被問及「活在世上很有價值」時，2024年受訪者對此問題的評分為5.83分，較2021年的6.55分下跌了0.72分。[1] 求職平台CTgoodjobs進行了「2024年香港上班族工作快樂指數問卷調查」，同是10分為滿分，結果發現受訪者平均工作快樂指數為5.3分，最不快樂的年齡層是31至40歲的人士，而受訪的上班族工作壓力指數高達6.68分。[2]

香港心理衛生會在2024年2月1日亦發佈了「全港抑鬱指數調查2023」，對比2012、2014、2016、2018和2020年舉行的同類調查，機構發現港人的抑鬱指數再創新高，年齡介乎18至24歲的受訪者，有近四成四受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比例遠超其他年齡組群。另外，男性受訪者的抑鬱程度較女性高，男性的中度、中重度及重度的抑鬱指數比率，分別比女性高出1.1、1.04及0.21個百分點。[3]

香港人不快樂，原因錯綜複雜，樓市暴跌讓業主不快樂，租金暴升會讓租客不快樂。工時過長、工作壓力大固然讓打工仔不快樂；但工作清閒，公司瀕臨倒閉，僱員面臨失業，又不見得他們會快樂。31至40歲的人士壓力來自工作及家庭，18至24歲的青年，壓力則來自學業。[4]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各人也有各自的難處。

從上述的調查可見，大部份香港人都不快樂。身處周遭充滿壓力的環境，身為信徒，可以置身事外嗎？根據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HKPES）在2023年進行的「在職信徒的靈性、精神健康、工作價值調查」，37%的受訪信徒表示他們對目前的工作感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在工作中感到「有壓力／非常有壓力」的百分比，女性受訪信徒為41%，男性受訪信徒為29%。有42%受訪信徒同意或非常同意「近年的移民潮」增加了工作壓力。另外，有半數受訪信徒同意或非常同意「經濟下滑及前路不穩」增加了工作壓力；所謂的「經濟下滑及前路不穩」，有可能是指失業風險、工作量或薪金水平方面的影響。[5]

身為信徒，在工作中也會感受到有壓力或非常有壓力，但與非信徒不同的是，HKPES也有提到受訪信徒「『與神關係』與精神健康之間存在顯著的關聯」，「與神的關係良好時，精神健康狀態會較好」，而「精神健康狀態較差時，會感受到更大的工作壓力」。這是否意味著，與非信徒相比，面對極大的工作壓力，感到不快樂甚至出現抑鬱情況時，信徒會多一條出路？若然能夠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信徒就能紓緩工作上的壓力，並且可以快樂起來？[6]

信徒想要與神建立良好的關係，除了參加崇拜、讀經、靈修及祈禱外，還可以做甚麼來增進彼此之間的感情？信徒與神相處的模式，取決於對神的認知，如果一直想像神為一位嚴厲的判官或父親，面對生活上種種問題，則可能不敢向神表達自己真實的感受，又或是一味自責，把問題的源頭歸咎於自己，覺得自己不夠好，不夠努力，就如害怕父親的孩子一樣，最終只想與神保持距離。[7] 不過，只要我們能夠較全面去體會神的不同屬性，便會發現祂原來有一些特質，是超越我們所認知或所想像的，這會令我們可以自然地對神敞開心懷，願意親近祂，多花時間與祂一起。

神是一位豐富的神，祂有公平公正的一面，也有憐憫及恩典的一面，不過，除了這些為人熟悉的屬性，神還有其他屬性是信徒較少談論，但卻是非常吸引人的，便是祂喜樂、愛玩的屬性。神創造世界後，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連連稱好（創一4、10、12、18、21、25）。創世之前，神的智慧已經存在，作為工匠，在整個創世的過程中祂充滿了雀躍，每天都充滿喜樂，快樂地歡笑（箴八22-31）。可以想像，神並非在愁眉苦臉的情況之下完成一項名為「創世」的大項目，而是樂在其中，懷著雀躍的心情創造出群山峻嶺、珍禽異獸、奼紫嫣紅，以及擁有祂形象的人類。

神不單自己愛玩，也邀請祂的受造物與好友、家人等一同玩樂，[8] 從而與祂建立出「一起遊戲、喜樂和歡笑的關係」。[9] 這或許與一些人的想法相抵觸，因為不少人認為「勤有功、戲無益」，對於一些願意委身於神的信徒來說，人活在世上，便得抓緊每分每秒去服侍主。的確，書要讀、工作及事奉都要認真對待，但神並不希望人活著，一生只忙碌於工作或事奉。神精心創造出美好的世界，原是希望人們可以快樂地享受。傳道書的作者充份明白這一點，透過對「勞碌」與「虛空」的反思，作者體會到即使人們努力發展自己的事業，建立萬眾矚目的豐功偉績，但在人活著的世界中，這些勞勞碌碌所得來的，都是虛空及捕風（傳二4-11）。他「認為既善又美的，就是人在神所賜給他一生有限的年日中吃喝，享受他在日光之下勞碌所得的一切，因為這是他的分。蒙神賜予財富與資產的人，神都使他能夠享用，並取自己的分，在勞碌中自得其樂，這是神的恩賜。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因為神使喜樂充滿他的心。」（傳五18-20《新譯本》）。人之所以能夠享受他勞碌得來的份，在於神的賞賜，人要努力工作，但神亦願意人在勞碌之餘，滿心歡喜地吃喝快樂。簡言之，人把神當得的奉獻給祂之後，便可以與家人，在神面前吃喝歡樂（參申十四26）。

不過，儘管神希望人在勞碌中吃喝快樂，並透過玩樂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但人生無常，當人遭遇極大的困難時，又如何能持續與神一起玩耍？那些時候大概只能覺得自己被神戲弄。1944年，潘霍華在監獄中寫下了以下一段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有誰能夠以坦然的心享受音樂、友誼、遊戲或快樂？當然不是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而是只有基督徒能辦到」。[10] 為甚麼潘霍華認為只有基督徒才可以在困境中，仍能快樂地繼續遊戲？他大抵相信「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在神的愛裡面，並被保抱在基督懷中」。[11] 在他看來，遊戲、音樂和友誼，「這些美好的事物是與神建立關係所帶出來的結果」。[12] 不過，我們也可以如此理解，人藉著享受音樂及遊戲等認識神，與神建立關係。當人與神建立出良好的關係，對神有足夠的信任後，即使世事不如人意，人仍能繼續享受遊戲、音樂和友誼。

神是有憐憫的神，憐憫的希伯來文racham，此字的字根跟「子宮」一詞是相同的；耶和華神除了是天父，祂亦恍如母親一樣孕育及保護祂的子民。耶和華曾對祂的子民說：「婦人怎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憫她親生的兒子呢？即使她們可能忘記，我也不會忘記你。」（賽四十九15《新譯本》），耶穌亦曾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把奉派到你那裡的人打死。我多次想招聚你的兒女，好像母雞招聚小雞到翅膀底下，只是你們不願意。」（路十三34《新譯本》）。當一個母親懷孕時，她的情緒可以影響胎兒。[13] 神創造人之時，原是為人類準備了一個既讓人興奮又令人快樂的環境。雖然人墮落之後，出生時未能感受到創世時的那份喜樂，但當人藉著信靠耶穌與神和好以後，靠著耶穌，即使在苦難中仍能常存喜樂（參腓四4）。

神是一位喜樂的神，祂不僅獨自喜樂，也渴望與我們一同歡樂，讓我們重新反思及認識神是一位愛玩的神，在祂快樂的同在中，學習對抗壓力，重拾快樂。

「喜樂的心就是良藥」箴言17:22上《環球聖經譯本》

當提及學校的教育，不少人指出應包括「五育」──德、智、體、群、美。許多學校很著重培養學科知識、理性、批判思考及解難探究精神的「智育」，這是學生升學及畢業過程中被視為必要的能力；然而其他「四育」所引申出來有關生命教育的關鍵點，對於生命成長卻具有長久不變的重要性。

生命教育包括很多內容，如將人作為核心，了解生命除了以生物學、文學和歷史之外，還要體會生命的多變和無常、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如何接納自己、欣賞他人、尊重他人、體驗生命、施與受、觀察和認識不同環境、時間管理……這許多的內容，學校課程可能未必觸及很多。不過，這種種有關生命本質、天我關係、人我關係、物我關係、我我關係等不能忽略。明白學生承受著沉重的學習壓力，不想給他們添加壓力的話，遊戲是不錯的方法，讓他們輕鬆地從玩樂中感受、體會及領悟一些生命應重視的地方。

遊戲特質

「遊戲」有一些值得我們留意的特質：一、有特定目標要玩家達到或完成；二、要有挑戰性才好玩：按「心流理論」指出，好玩的遊戲要達到的目標不能太易或太難，否則玩家會感到無聊或認為無可能做到而不享受或放棄；三、要遵守規則，否則參與者任意破壞規則會失去遊戲的挑戰性；四、內容有虛實：模擬的情境讓玩家投入，放下現實身份，但當中可以連繫到現實的處境和真實的情感；五、有時限性：投入的處境會完結，擔當角色有結束的時候。

玩家要面對失敗：對於有目標要達成或完成，無論對一人遊戲或多人合作的遊戲來說，從這個角度來看，即玩家有機會未能完成或失敗，但因為是「遊戲一場」，可以讓玩家於非真實的情境下學習接受自己或團隊有機會失敗；從另一角度來看，就是策略上、與人合作的技巧上或時間控制等不同方面都有機會改善。

互相尊重與接納：不同的遊戲有不同的目標和合適的參與年齡，與能力相符的人玩遊戲使人玩得有樂趣。面對不同的群體，遊戲可有其「創新」方法來讓不同能力的人都可以參與，如增加或減少完成時間、數量，流程或道具；把規則、男女、方向、角度、場地、動作逆轉或替換等都可以增加遊戲趣味。只要參與者一起同意哪些規則可改變，就不是任意破壞規則。這種關注到每位參加者的能力而作出的接納及調節做法，也是一種對不同個體的尊重和接納。

複雜性與吸引力：具有吸引力的遊戲可加入獎懲制度，增加參與者的認真程度、推動力及成就感；有技巧練習、級數、排行榜等讓人進入心流去繼續挑戰；另外還有競爭、戰略選擇、靈活性、幸運、意外等，頗接近現實生活。有說，遊戲的Fun其實很玄妙，不要預先告訴玩家要學懂甚麼，因為越想控制、越想預告，就會容易破壞玩家的玩樂心態，失去吸引力，更不要說要在當中深切體會了。

超越性及同理心

有些遊戲，不論是劇本殺、桌遊或網上遊戲都會使玩家進入非真實的情境，如兇案現場、瘟疫、戰爭，甚至是喪屍出沒之地；而參加者要作角色扮演，如警探、兇手、革命軍、病毒感染者、病患家人……有人可能會質疑這些設定有甚麼益處？筆者認為，這些場境只是讓參加者放下現有身份，進入不同的處境去了解那個困境；因著玩家不同的身份、能力、擁有的物資等，去完成應要達成的任務。遊戲進行中，玩家的想像力會啟動，就著任務而使用策略來互相競爭或互相合作及幫助。

當遊戲完結，它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會開展，當中曾發生的事件、使用的道具、玩家之間曾作出的策略，自己曾有的反應，都可讓我們投射於生活中；反思之後，可以應用於生活或了解自己更多。很有趣，雖然是遊戲一場，但越投入越認真的玩家最後的得著及感受會越深刻。

此外，有一樣很重要的體會，就是當參與者投入處境中，以另一身份去處事及回應，玩的同時實在也是在練習同理心：從「他」的處境去感受那些困難、矛盾，以「他」的身份及能力去思考策略；那個「他」既是角色，也是玩家自己，如演員一樣去感受那角色，但又反映玩家本身。所以，如能在遊戲結束後互相分享感受，大家就可以回顧自己對別人及自己的觀察，與及這場「戲」應對生活、現實有何相似或不一樣的地方。

遊戲人生與人生遊戲

我們可以套用美國教育學家柯柏（David A. Kolb）的經驗學習模型的四個階段來解釋遊戲與生命教育的學習關係。親身參與的活動處境，縱是虛構，當中有不同的情境與人物，有陌生及危險的事情，參與者都會得到「具體經驗」（第一階段）；在經過他們的「反省觀察」（第二階段），即從回憶裡去觀察，在整理回憶的東西中反省；參與者如能憑著過去及遊戲中的經驗去尋找一些通則或道理，就會做到「建構概念」（第三階段）；當他們能再嘗試或於日常生活中「主動嘗試」（第四階段），將總結的類化通則應用，就能迎接未來一個新的經驗。學習是一個過程，人生不必每次學習都要在實際的環境中進行，在遊戲的虛擬場境中學習就更安全及充滿樂趣。

《神．經．遊戲》(2010)一書提及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曾於Theology of Play(1972)一書中提醒信徒：整個創造就是神的遊戲，這是神以不可思議與不需理據的智慧來玩的遊戲。作者鍾樹森牧師也提到，遊戲是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在遊戲中歡笑、享受刺激、體驗失敗是「第一手經驗著神創造的韻律」。人生遊戲亦是一個第一身的屬靈經驗學習，要有第一手信仰，就好好地經驗成為人生玩家去經歷遊玩、規則與勝負；既重視結果，也重視生命的歷程。

當人生遊戲時間終結時，筆者希望在回望自己的經歷時，這一生是充滿玩樂(Playfulness)與歡笑。我們既然已被神「邀請」進去祂創造的萬物世界裡遊玩，與三一神一起玩著同過信仰生活，就讓我們變得更勇敢、更輕鬆去享受生命的每分每秒。

在電影《破．地獄》中，有不少「金句」，其中一句是：「人一出世就在倒數」。對於較為年長的朋友來說，在年月的流逝中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在經歷轉變，人不會一直的年輕，總會有一天由壯健慢慢的衰老、身邊的親友慢慢地離開……歲月在教導人慢慢地去接受及面對老、病、死，如能自我反思、與人討論、或找方法去了解，這會是接受「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但青少年呢？他們仍在成長階段，身邊的同學、環境都是充滿朝氣，仍有很多時間可以追夢，甚至揮霍，「死亡」彷彿離他們很遠。

然而，了解「死亡」對於青少年來說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不少人了解到生命有限期，才會珍惜光陰，找人生目標及方向，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到老、病。當「朝見口晚見面」的同學或老師，甚至是至親的家人突然因意外、急病或輕生等原因離世，面對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對青少年來說，他們會感到很突然，亦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表達感受和消化事件。而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這題目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視之為忌諱，青少年心中即使帶著很多疑問、恐懼，哀傷的情緒，亦可能不懂抒發。

香港學校的課程涉及眾多課題，能給予「生命教育」的空間不多，亦沒有完整的框架及內容要求，要找尋機會與學生探討「死亡」更是不容易。在教育局網站中有一份名為「推行生命教育初探」的教材，[1] 當中提到「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這些都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以助學生尋找到做人的方向。教材中的生命教育內容，是從積極人生的方向中去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等。雖然教材中有提及「生死教育」，並將它列舉於生命教育相關價值的範疇中，但之後並未有提供應用、內容、相關價值觀及它對學生的幫助。

2024年9月，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發佈《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2] 當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因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而感到無奈，亦有受訪同學指有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報告又依據受訪學生對死亡態度的總平均分指出，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傾向接受，受訪學生中有人表示對死亡產生較強烈恐懼和擔憂，亦有部份學生逃避去想死亡。報告指出「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觀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3]

那麼「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及「死亡教育」又有甚麼不同，青少年可以如何學習及理解呢？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梁梓敦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少學者或機構對於「生命教育」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如透過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並從中體會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培養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情懷；或教導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活、豐富人生；或引導人們從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脈絡去理解生命意義及生命現象，及找尋多元化的方式來展現生命意義。[4]

有部份生命教育工作者會採用的教育模式是將人作為核心，探討人與他人、環境、自己及宇宙／信仰的關係，有關死亡的課題就會放在人與宇宙的範疇中，當中會包括靈性超越之途徑、尋找永恆價值、生命歸宿等內容。[5] 而「生死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主題——死亡是生命裡的一個階段，但它不等於整個生命教育。梁梓敦就指出「死亡教育」是教導學生認識和探討死亡，從死看死；但「生死教育」是教導學生先了解死亡，然後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死看生才是生死教育的最終方向。他認為生死教育是一種方式，讓人透過了解死亡，經討論及反思後，而達到「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為目的。[6]

如果暫時校園未有空間觸及這題目，就由家庭或教會開始，與青少年談論「死亡」而毋須忌諱，透過不同的材料，如名人離世、災難或自殺新聞、歷史事件、家居環境生態、電影、文學作品、歌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題材來展開對話，來讓他們表達感受，說說他們學校或同學的故事，師長亦可以趁機了解他們對死亡的想法，並把自己的經驗與他們交流，回應他們的疑問，與他們一起反思。

過去的6至7月，在基金的贊助下，明光社舉辦了五場繪畫工作坊，幫助基層兒童透過繪畫創作，認識情緒及紓緩壓力。本社邀請了曾修讀心理學及表達藝術課程的本地藝術家Sally和Sophia，帶領兒童認識藝術和探索內心。她們為小孩子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創作活動，包括將音樂中的節奏和音符畫成圖畫的體驗、藝術作品欣賞、學習不同情緒和各樣顏料的運用等。最後，孩子們以「______的怪獸」為題，繪畫一幅圖畫，表達內心世界，而透過與導師傾談、分享，孩子都經歷到被聆聽和被明白。

五場繪畫工作坊共有50位兒童報名參與，當中以小學生為主，部分為南亞裔兒童。他們在導師的引導下，都能逐漸打開心扉，分享心中的想法和感受，孩子又以顏料和不同材料，來創作他們的畫作。活動後不少孩子都面露笑容，多了一份輕鬆和滿足感。

兒童面對著成長中各樣的難題，例如人際關係、自我形象、家庭問題等，他們未必懂得如何表達自己的情感。因此，如果兒童可以透過藝術創作，來抒發情緒，實在是一件好事。當感受難以言喻時，色彩和圖像便有助表達，這也是讓孩子認識自己、感受內心的機會。導師Sally表示，類似的工作坊不只適合小孩子，成年人面對生活裡的種種壓力，經常處於壓抑和焦慮的狀態，如能有一個時間好好沉澱感受，並且揮動畫筆，也是不錯的「叉電」方法。

盼望這次繪畫體驗能成為孩子們的祝福，讓他們知道藝術創作有助抒發情緒，也鼓勵他們敢於向信任的人多作分享。

今年聖誕假期間，我將與家人一同前往距離奧克蘭約五小時車程、人口不到60,000的Napier進行短期宣教工作。我們主要會與當地教會合作，進行一系列活動，如探訪老人院、街頭報佳音、音樂佈道、聖誕攤位聯誼和聚餐等，藉由這些聖誕節的活動，與當地居民分享福音。

因為負責人要求每位參與者都要提交生命見證，這讓我有機會靜下來回顧上帝在我生命中的作為。既然見證需要與不同的人分享，我也希望藉此機會與你分享我的故事，希望我的經歷能激勵你都回顧一下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作為。

出生於小康家庭，父親在我幼年時在香港和內地經營工廠，生意遍及東南亞。然而，工作可能給了他很大的滿足感和存在感，因此在我年幼時，他很少回家。又可能工作帶給他成就感和自我肯定，因此他自視甚高，認為自己搵錢養家功勞最大，覺得家人全都是未見過世面的家庭主婦或小朋友，從不會聆聽家人意見和理解我們的感受。而母親可能不太適應獨自照顧一個牙尖嘴利的女兒，一對活躍好動的雙胞胎和一個不解溫柔的丈夫，所以她的脾氣異常暴躁。童年時期，除了受到母親的打罵（最嚴重的一次是用菜刀刀背敲砍我的頭）和看著父親每次回家都被母親歇斯底里地喪罵外，其實我沒有太多的記憶……

也許我和哥哥實在太活躍好動，所以母親實在不想讓我們留在家裡太久。自從升上中學後，母親開始給我零用錢，讓我放學後出去走走，晚上才回家。可惜零用錢實在不夠，我和大哥週末也只能「冒著生命危險」留在家中。感謝主，上帝當時應該不太想這麼快就接我和哥哥「回家」，祂真有方法，竟然先帶我家姐回教會，之後她問母親可否帶我和哥哥參加初中生團契。坦白說，我當時對返教會興趣不大，但母親實在太想我「信耶穌」，所以重金加我零用錢200元，條件是週末跟家姐返教會，結果一返就返了30年。

起初返教會，只抱著玩玩的態度，對信仰沒有認真的追求。加上成長背景，我其實不太會、也不太敢表達自己。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當年團契導師對我的關心，甚至比父母對我更甚。由於「不好意思」，我在「不太好意思」的情況下答應決志信主。自此，我在教會有很多機會事奉，也慢慢在教會建立起自己的圈子。

然而，信主後我其實沒有祈禱、讀經和靈修的習慣。直至中六，在學校和教會有更加多的事奉機會，但自覺信仰基礎不足，一天晚上，我首次在家禱告，內容大致是求主讓我有動力靈修，由於不知從何入手，如上帝應允禱告，就請祂指示我如何做。禱告後，我便隨手打開聖經，看看有何啟示。不夠一分鐘，家姐突然走入我房間，說剛才見到我在禱告，便給了我一本靈修書，還留下一句：「只係祈禱是不夠的，還要多靈修」，之後她就離開了。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好邪！」但從那時起，我知道信仰不單只是一門學科，更重要的是一份看不到但能感受到的關係。隨後一年，我決定接受洗禮加入教會。

童年經歷其實令我不太懂得跟人建立關係，甚至感情。我明白人的情感與過去的記憶息息相關，特別是看待記憶的方式，決定了我的感受。如果想透過遺忘來免除傷痛，假裝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其實傷痛是不會消失的，反而會在你毫無防備的時候多砍你一刀。

信仰讓我明白惟有面對自己的傷痛，才有機會得到醫治。上帝或許知道我在自己的原生家庭不會學習到，而理智遠大於情感的我要單單在聖經找出路也不太容易，感恩的是在中學時期在教會遇上我太太，她正好是我的對立面，家庭成長健康，重視感情，懂得體諒他人，有同理心。她讓我嘗試學習和享受愛與被愛（這二十多年辛苦她了！）。

之後三姊弟各自組織家庭，父母由於關係太差，實無法一起居住，所以哥哥結婚後，爸媽選擇分居，之後亦甚少聯絡。及至2018年中，我們三姊弟分別移居海外，剩下父母在港生活。同年11月，媽媽突然身體不適，情急下打電話給爸爸，他當時立即趕去見她。見面後，爸爸發覺媽媽的情況比想像中差，即時送她入院，又向我們報告。我們三姊弟亦分別趕返香港探望媽媽，而爸爸每天都在病床邊照顧她。

當媽媽躺在病床時，昔日在香港牧養我的牧者前來探望，為她祝福和祈禱，亦向她講福音。感謝主，她清晰回應，亦在爸爸見證下接受水禮（當年一手推我入教會的「始作俑者」終於步我後塵）。之後媽媽情況稍為好轉，能跟我們簡單溝通，有講有笑。留港短短20日，之前應該從未想過跟父母一起相處原來可以這樣平靜。

可惜順風從來都不常作伴，三姊弟離開不足一星期後，媽媽病情急轉直下。幸爸爸一直在旁陪伴。沒想過她跟爸爸說的最後一句話是「多謝你！」相信這三個字足以令他們一生不再有任何遺憾和餘恨。

之後一日，媽媽情況再轉差，醫院打來著家人馬上趕去醫院見最後一面。我們即時通知爸爸和教會牧師。可惜，爸爸趕到前媽媽已經返回天家，但雙眼不能閉上（即老人家最忌諱的死唔眼閉）。當時，爸爸多次嘗試把媽媽雙眼閉上但未能成功。不久，牧師到達醫院，給媽媽祝福祈禱，之後著爸爸在媽媽耳邊多說一句話。爸爸照做，大意是「放心，你三個仔女過得好好，我都會過得好好，你安心離開啦！」說罷，媽媽馬上合上雙眼。

或許場面實在太震撼，爸爸多次嘗試亦未能成功，在人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爸爸隨即要求牧師給他上學道班，他亦於同年聖誕節領洗加入教會。無想過，一個一直自以為聰明，心腸剛硬的人原來最終都會信主。受洗至今差不多六年，感恩即使獨個兒留在香港，他都有恆常參與教會聚會。

信主多年，人生稱不上順風順水，更時有低潮，但與神建立關係以後，這份關係更讓我重新學習與人建立關係，走出昔日關係所帶來的傷痛，更重要是修復曾經傷痛過的關係。

驀然回首，發現恩典滿滿；感恩在生命中遇見祢！

數月前無意中發現斐濟航空大減價，由奧克蘭來回東京機票只需900新西蘭元（折合約4,400港元），於是二話不說便馬上訂了一家人的機票，又難得航空公司容許乘客在斐濟停留，遂決定先在Nadi留一個晚上，之後再乘機前往東京。

臨出發前，我跟同事分享假期計劃，知道斐濟其實是新西蘭人熱門的渡假勝地。當知道我會逗留斐濟時，他們比我更興奮，指我們一定要到當地的渡假區出海浮潛和享受陽光海灘。可惜，家人希望預留最多時間在日本「食買玩」，因此她們只容許在Nadi留一晚。亦因為如此，我沒有安排任何行程前往遠離機場的旅遊區，而住宿安排亦貪方便訂了機場附近的民宿。

話明快閃遊，當然要把握時間。反正三個女兒寧願多睡一會亦不願外出走走，我惟有天一光便一個人由民宿步行30分鐘至Nadi市中心，了解當地市集售賣的東西，又逛逛超市了解新西蘭跟斐濟的物價差距，再從市中心各式各樣的餐廳中了解地道的飲食文化，希望藉此用短短數小時第一身感受在當地的生活，而不是透過其他觀光客的眼目看斐濟。

坦白講，斐濟物價比我想像中兩極，本地出產的肉食和菜蔬比新西蘭平（當然跟新西蘭一樣，肉價普遍比菜價平），但入口貨簡直是天價，在超市買細支裝可樂折合近30港元，而一盒在新西蘭賣30港元的Tip Top家庭裝雪糕，在斐濟竟然賣近80港元。

餐廳收費也如是，到埗第一晚簡簡單單在民宿附近酒店內的餐廳食晚餐，可以看出內裡顧客全是旅客，估計餐廳的收費較新西蘭同級餐廳貴20至30%。次日早上在Nadi市中心覓食，如在當地無冷氣的餐廳食一份普通的早餐，折合15至20港元就有交易。礙於天氣炎熱，我最終揀了一間有冷氣和有少少裝修的Cafe，一份普通西式早餐加上咖啡，盛惠50港元，性價比完勝只做遊客生意的餐廳。

短短數小時的「步兵」體驗，感受最深的莫過於當地人友善的待人態度。即使我們看來屬於另一個世界，但幾乎每一個路過見到我們的當地人，都會主動跟我們打招呼，即使只是在商店或市集攤檔隨便望望，沒有實質意欲消費，但當地人一點也不介意，更會非常友善地跟我們交談。

更甚的是到埗後由機場行路到附近民宿時，剛巧與兩名年輕女生同路，她們看來害怕我們迷路，在短短路程中不斷問有否需要給我們帶路，更想主動幫忙推行李。那種由心而發的善意在她們骨子裡散發出來。

是次快閃斐濟之旅，讓我有機會跟太平洋島國居民簡單地接觸，當地人簡單且友善的舉動又再一次提醒我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其實可以很純粹。

或許受香港功利的文化薰陶太耐，習慣人與人之間有太多計算，即使偶遇好人好事，但身邊大多數的人傾向叫我用功利的角度推斷別人的動機。久而久之，每當跟陌生人，尤其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接觸時，總會有種無形的隔閡。

即使在新西蘭，跟從香港來的老移民交談，他們總會善意地提醒初到此處的香港移民避免到奧克蘭南區，因為那裡是太平洋島國移民的聚居地，品流複雜。久而久之，大家在未有跟島國人接觸過的情況下，總會跟初來的香港移民講同一番說話。

恐懼接觸或許源於我們的不同，但當我們深信世上不同膚色和不同階層的人都是上帝創造和所愛時，在多元文化的國家生活，總不能因為人與人之間的不同而不跟我們不同的人接觸。從來，人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