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學童的需要及教會的機遇

傳統上去評估傳道牧者是否忠心和委身事奉，往往是看他／她是否終日忙於事奉、廢寢忘餐、隨傳隨到，不會計較薪酬、時間和福利，甚至願意「拋妻棄子」，為了事奉而將妻兒（或夫女）暫擱一旁。更重要的不只弟兄姊妹對牧者有此期望，不少牧者亦不覺得這類期望有問題、甚至以此為榮。倘若這些牧者是獨身的還好，起碼不會冷落妻兒，可以像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樣了無牽掛，全心事奉。但既然不少傳道牧者選擇結婚，並且生兒育女，若果因為疏於照顧家人而令配偶和子女經常埋怨、甚至討厭教會，這恐怕並非教會之福，反而有失見證。

當然，今時今日有些教會又抱怨有些同工過份著重薪酬福利、工作時間及假期，並且斤斤計較，莫說有急事時不會隨傳隨到，亦不願意額外做一些與原定職務無關的事，似乎鐘擺有時又由一個極端擺去另一個極端，牧職好像變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委身的召命。

為了推動教會，令教會與家庭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協調，做到榮神益人，讓人看到教會不單在口頭上重視家庭，而在許多安排上亦身體力行，令教會的同工和所有事奉者不會顧此失彼，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研究及週年研討會，特意探討教會的家庭友善政策這課題，調查對象包括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和一般信徒。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約七成）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在為「所屬堂會了解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表達評量同意程度時，在1分（最低）至7分（最高）之中，大部份受訪者給予5分或以上。同時，大部份受訪者普遍高度認同促進家庭關係和諧是基督教核心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教會有責任推廣家庭價值。受訪者亦認同教會有責任維繫家庭生活，以及認同教會應致力為同工提供家庭友善的環境，但所屬堂會對此的重視程度、資源投放、以及措施力度均有改善空間。

在分析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困難時，受訪者認為堂會未能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原因，以教會財政、同工數目、行政體系、以及堂會所持的神學觀念這四個因素為主。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長執（僱主）比教牧同工（僱員）對於執行家庭友善政策，持有更開放態度，令人欣慰。不過，近年在移民潮、退休潮和年青人離開堂會現象的影響下，不少堂會的奉獻都下跌，若果堂會需要交租或仍然要供樓，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對改善同工待遇可能有心無力。其實，若果堂會和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作為同工的當然要諒解；若果有能力，那麼給予同工合理、足以應付現時一般生活水平家庭開支的薪酬是應該的，不應因為同工是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壓低其薪津，教會與家庭從不對立，應該共創雙贏。而大家在考慮堂會和機構的家庭友善政策的時候，不要只將重點放在金錢上，更重要的是信念，當大家真正擁抱家庭友善的時候，許多方法就自然出現。

其實許多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一定是金錢而是同理心，要主動為同工的不同需要多走一步。例如考慮同工不同的家庭崗位而採取彈性的上班時間，如方便同工送年幼子女上學、照顧家中的長者、晚上為家人預備晚餐等等，只要不會妨礙一些必須的工作，同工早一點或晚一點上班下班又有甚麼問題呢？當同工因為子女考試、陪家人覆診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讓他們彈性地請半天甚或一兩小時的假又何妨呢？很多同工都想儲些假期陪伴家人或去旅遊，毋須動輒請一天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方便，而行政上亦不見得十分繁複，何樂而不為？此外，疫情期間大家已習慣在家工作和網上會議，若同工有特別需要，又不影響必要的工作，每星期有部份時間在家工作，有些會議不用專程回堂會或機構開，只需網上討論，就可以令一些同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

一些堂會很多時星期六、日都要求同工當值，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現實上卻未必有弟兄姊妹踴躍出現，而同工卻少了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其實星期六上午堂會一般沒有活動，何不讓同工放假呢？而星期六、日下午雖然活動及會議較多，但若多於一名同工有需要，可以讓他們輪流放假陪伴家人（特別是年幼子女），就算只有一名同工，每個月起碼讓他／她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日下午休息陪伴家人，也是會眾應該接納和體諒的。

其實不只同工，長執或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為事奉而「拋妻棄子」，堂會在安排活動的時候，應多考慮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參與，以及避免在星期六、日召開一些冗長的會議，很多安排最重要的是多考慮參與者的需要，作更多彈性（或人性化）的安排，而不是將堂會的事工放在最高的位置，堂會是為人而設，不應令堂會的活動成為扭曲人性、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家庭友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些規條，而是鼓勵大家由心出發，將維護和提升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放在心間，成為我們作出任何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只要大家真心重視家庭，友善的政策自然就會出現。

2024年牛津詞典的年度字為「Brain Rot」（大腦腐化），廣東話可以用「腦殘」來表達；它的出現，是因為過度吸收無關痛癢、沒有挑戰性的網上資訊內容而導致人的思想與智力退化。[1] 那麼人們在網海中「遊歷」了哪些資訊以致腦殘？也許「短視頻」是其中一種讓人腦殘的資訊。

參考維基百科的資料，「短視頻」是指短至15秒，長至約三分鐘內的短片。短視頻平台如抖音（國際版為TikTok），還有Instagram中的Reels、YouTube裡的Shorts都相當普遍，它們成為了青少年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有不少兒童、青少年在下課後都會上網觀看短視頻，當作是輕鬆的娛樂。然而，亦有報告指出短視頻的快速節奏與高刺激性質的內容可能引發「TikTok腦」及「大腦腐化」現象，對未成年人的認知、心理及行為發展可能構成威脅。

甚麼是「TikTok腦」？

先說說TikTok，香港用戶則會使用「抖音」，其實大致上是同一樣東西，只是抖音用戶看不到TikTok平台上的內容。它們是短視頻社交平台，其用戶數量龐大，與facebook同為受歡迎的社交媒體，TikTok是以「精煉」的短片來吸引用戶注意，當中的內容可說是沒有多餘，而且濃縮、絕不沉悶，而且播放的模式有如玩老虎機一樣，令人感受到中獎的興奮，隨機一個接一個的短片頻頻出現，由於不知下一個內容是甚麼，讓人持續期待。

而TikTok就曾建議短視頻的最佳長度為21秒至34秒之間，指這個長度的短片能引起觀看者的高度注意力，而於2022年，有統計指用戶平均每天花95分鐘時間在該應用程式上，即每天觀看約160至270個短視頻，甚至更多。有研究人員就嘗試了解用戶在使用應用程式時的腦部狀況，腦掃描顯示，用戶在觀看迎合個人喜好的短片時，其腦部與成癮相關的區域會處於高度活躍狀態，研究也發現有些用戶難以控制自己何時停止觀看它們。[2]

當用戶連續觀看短片時，大腦會釋放大量「多巴胺」，他們會想繼續追求更多短暫刺激和愉悅感；而當不看短片時，多巴胺的減退會令人感到失落，用戶如渴望再次得到刺激，獲得更多的多巴胺，就要再看短片，情況就如「上癮」一樣。

這種情況就被稱為「TikTok腦」或「抖音腦」，這類用戶對於無法獲得即時快樂、滿足感的活動，如閱讀、學習新事物、練習樂器或做運動等，會欠缺參與的意欲。由於兒童、青少年腦部的前額葉仍未發育成熟，會比成人更易對收看短片上癮，其專注力及耐性會被削弱，對學習容易失去耐性。[3]

熱爆兒歌潛藏的風險

另外，有些高刺激性短片也可能對兒童認知、心理和行為帶來潛在風險。早期由美國公司創製的CoComelon兒歌短片，被指剪輯手法令影片的節奏太快，平均每個場景只有一至兩秒，令幼兒沒法掌握，要目不轉睛地盯著影片追看，而由於影片的畫面色彩鮮豔，對幼兒的刺激也過強，其視聽效果完全奪去孩子的專注力，更可能引發成癮行為，導致「抖音腦」出現。據報章報道，有家長試圖停止播放CoComelon短片，孩子因而表現得焦躁或出現敵對行為，專家稱這是戒斷症狀。[4]

其實這類短片深受歡迎，家長選擇讓孩子觀看，是因為它們既短兼有教育意義，就如CoComelon系列短片，其內容不少是改編自兒歌，重複唱頌可以豐富小孩子的詞彙，學習與生活相關的字詞，並建立健康的習慣。在CoComelon系列中，擁有超過71億觀看次數的短片Bath Song，它不單是一首與Baby Shark旋律結合而成的歌曲，更有趣地教導了小孩子洗澡時應該清潔的地方。[5]

必須控制螢幕使用時間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2019年曾就兒童的成長需要提出以下建議：

1. 不足1歲的嬰兒：不建議他們接觸螢幕；
2. 1歲的兒童：不建議兒童久坐不動地看螢幕（如看電視或視頻，玩電腦遊戲）；
3. 2至4歲的兒童，久坐不動的螢幕時間不應超過1小時，少則更好。坐著時，兒童最好與照顧者一起閱讀和有故事時間。所有孩子都應該有與人互動及身體活動的時間，並應有優質的睡眠時間。[6]

專家都在提醒大眾要為孩子訂立合適的生活作息規則，如果我們這幾代人都完全無戒心、無警惕地繼續長時間使用手機、觀看螢幕，被其影響，人們的集中力可能會愈來愈差，難以實踐長遠目標，甚至無法集中注意力學習，問題可算是影響深遠。而對於小孩子來說，更可能影響其腦部發展，影響更是終身不能逆轉的，家長和老師，實在不能不察。

代孕作為一種人工生殖技術，為不孕夫婦提供生育的可能。本港一位知名YouTuber曾公開表示太太進行過多次人工受孕都未能成功懷孕，所以他們決定聘請代母產子，他先在台灣進行檢查及存留精子，再使用亞洲年輕女性捐出的卵子，運送至美國，由於美國不少州份的商業代孕是合法的，因此代孕公司會為他們聘用代母產子。事件在網絡引發了代孕母的倫理討論，有人認為用代母產子是一件殘忍的事，但該位網紅則回應指自己已選擇了在一個完全合法的地方做這件事，又曾表示不強求別人認同其決定。[1] 筆者理解他們的難處，本文並不是針對個別人士的選擇，只是想就代母產子這議題進行討論。

一、卵子購買與代孕服務：對貧窮女性的剝削

卵子購買和代孕服務的本質，是將女性身體與生育能力商品化，商業性質的代孕服務令代母被矮化為生育工具，也令生育的神聖受損，更踐踏了人類的尊嚴。

使用代孕服務者，可透過人工受精或體外受精兩種方法獲取嬰兒。如透過體外受精（試管嬰兒）方式，需要由男性捐出精子及由女性捐出卵子，讓精子卵子在實驗室裡結合，然後培育成胚胎，再植入代母的子宮裡。男性可透過簡單的自瀆行為捐出精子，但女性如要捐出卵子則需接受入侵性手術，醫護人員會預先為女性打排卵針，待卵泡成熟後進行取卵手術，捐卵者要先接受麻醉，醫生隨後使用取卵針穿過她的陰道壁，抽取卵巢內的卵泡液，再在卵泡液中取出卵子。手術存在一定程度風險，也會有副作用，所以一般人不會無償捐贈卵子。香港容許人合法地捐贈卵子，但禁止有人向捐贈者提供金錢回報，但不少國家或地區的捐卵者可收取金錢方面的補償，如台灣的《人工生殖法》便容許捐卵者領取新台幣99,000元以內的「營養金」，[2] 即約港幣26,000元補償，差不多是當地一般市民兩個多月的薪金。

香港禁止商業代孕，但在美國不少州份、烏克蘭、俄羅斯等國家，商業代孕是合法的，費用動輒過百萬港元，而代母可獲的報酬僅佔一部份，雖然金額始終有限，但這對不少基層女性來說已是一筆十分可觀的收入。因此，捐卵者和代母通常來自貧窮的低下階層，高額報酬成為她們參與此類商業活動的主要動機，以經濟誘因令貧窮女性捐出卵子及成為代母，其實是對她們的剝削。捐卵子過程涉及荷爾蒙治療，長遠來說可能導致健康風險，如令捐卵者患上卵巢過度刺激綜合症（OHSS），對她們的身體構成潛在威脅。[3] 代孕母親則需經歷懷孕及生產過程，承擔身體和心理的雙重負擔。

二、胚胎處理：對生命神聖的侵害

透過體外受精方式令女性受孕，過程通常會製造多個胚胎，醫生會從中選擇一些胚胎，並將多個胚胎植入代孕母親的子宮，以增加著床（胚胎附著在子宮內膜上）的機會，未被醫生選上的胚胎則會被冷凍或銷毀。當多過一個胚胎成功著床，醫生就會進行「選擇性減胎」，移除過多的胚胎以確保剩下的胚胎能健康成長。自受孕一刻受精卵即具備生命的潛能，應被視為具有道德地位的個體。選擇性減胎扼殺胚胎的生存權利，實質與墮胎無異，違背了生命神聖的原則。

將胚胎冷凍的處理手法亦會引發倫理爭議，胚胎作為潛在生命，不應被視為工具或商品，將冷凍胚胎無限期儲存可能導致其被遺忘或最終遭到銷毀，這種做法等同於剝奪生命的發展機會。

三、三個母親令孩子陷入窘態：家庭結構的破壞

理想的家庭應以自然生育和單一父母為基礎，代孕卻將生育過程碎片化，削弱了父母與孩子之間的自然聯繫。體外受精的方式受孕可能導致孩子擁有三位母親，生物學的母親（卵子提供者）、代孕母親（懷胎者）和法律上母親（撫養者）；如果使用他人捐贈的精子，孩子則會有兩位父親，即生物學的父親（精子提供者）和法律上父親（撫養者）。如孩子知道自己處於如此複雜的親子關係中，對孩子的身份認同和心理健康自然會構成一定程度的負面影響，他亦無法與生物學的父、母或代母建立情感上的聯繫，這會令他產生困惑。如果孩子的身世一早就被公開，孩子也有可能要承受來自外間的壓力。

女性在懷孕過程中會與胎兒產生深刻的生理和情感聯繫，代孕母親自然也不例外。代母分娩後被迫與嬰兒分離，可導致一定程度的心理創傷，這亦是一個不人道的安排。外國亦曾發生不幸事件，代母產下的其中一名嬰兒患有唐氏綜合症，結果嬰兒慘被購買代孕服務的夫婦棄養，最後需由代母承擔撫養孩子的責任。[4]

人工生殖技術雖為不孕夫婦帶來生育希望，但代孕的商業化卻引發深遠的倫理問題。這不僅涉及對貧窮女性的剝削，也傷害到具有生命潛能的胚胎，還會對家庭結構和孩子心理帶來創傷。即使在某些國家代孕是合法的，但其道德爭議仍不容忽視，社會應重新審視其正當性，並尋求以人類尊嚴為本的生育方案。

你有沒有遇到孩子要求不上學的情況？當孩子揉著太陽穴說：「今天頭有點痛，我想請病假，不上學了。」這句說話有如一個需要解碼的訊號，孩子真的病了？還是孩子不想上學？表面是身體不適的陳述，卻可能隱藏著複雜的情況。若此類情況「不斷發生」，頻率漸增，父母便要提高警覺，以探究孩子不想上學背後的原因，因為這有可能是「拒學」行為的初始徵兆。

拒學的情況自疫情後十分普遍，由伯特利輔導中心出版的《輔聲》，去年也用「學童曠課探射燈」為題作專題探討，當中的文章提到疫情後的校園，很多學生都出現曠課、拒絕上學及不肯回校的情況。有作者提到出現此情況，有機會是跟學童不適應校園生活、功課壓力大、與同學相處有困難及與精神健康狀況有關，例如抑鬱症、焦慮等。孩子提出不想上學只是一個徵兆，家長要及時了解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才可以對症下藥。事實上，在疫情期間，很多時候家長都比較謹慎，偶有少許病徵，都會因安全起見而不讓孩子上學，這或許會讓他們以患病作為逃避上學的藉口。

解構「不想上學」背後的訊息

孩子不想上學，父母不應單純以為他們是「懶惰」或「只想玩手機」而責罵他們。這不僅無助於解決問題，更可能關閉溝通大門。家長要嘗試理解孩子在學校遇到的困難，與孩子建立關係，並一起與孩子尋找可行的應對之策。不想上學的成因有很多，而最重要是帶領孩子建立正面的思維。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可以參考以下模式。

一、成為孩子的觀察者與傾聽者，試著了解孩子的感受

1. 按下「暫停鍵」： 聽到孩子說：「頭痛不想上學」，先深呼吸，壓下內心的焦慮或惱怒，避免第一時間質問：「你是不是在裝病？」或斷然拒絕：「不行，一定要返學！」
2. 表達關心，開啟對話：溫和、接納地問：「聽起來你很不舒服，頭痛是怎樣的感覺？」、「除了頭痛，還有沒有其他不舒服的地方？」、「最近在學校，有沒有甚麼事讓你感到有點累或有壓力？」從以上的對話，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關心，而且是關心「人」，並不是關心「不想上學」一事。
3. 接納情緒： 當孩子開始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儘管聽起來不合理，也不要反駁或急於給建議。專注傾聽，讓孩子知道他們的感受被聽見、被認同。
4. 用時間改變思維：每天製造更多親子時間，讓孩子多分享學校點滴和內心感受，透過傾談，嘗試把孩子內心的負面感受轉化，而關係的建立是解決問題的好幫手。

二、成為「希望翻譯員」，轉化負面言語，走向正向思維

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網上聚會中，教導父母認識正向教育，助孩子建立正面思維，其中一項技巧是由大人（父母）充當「希望翻譯員」一職。她說，當孩子陷入困境時，言語常充滿負面思維（如會說自己「永遠學不會」）。黃博士提出「希望翻譯員」角色，可以將孩子絕望的語言，翻譯成充滿可能性和希望版本的語言。

實戰範例

孩子說：「數學很難，我永遠學不會！」

父母可以透過希望翻譯步驟將負面思維轉化。

第一步：肯定努力。父母可以對孩子說：「我看到你每天都很認真練習。」

第二步：替孩子重建句子。父母可以為孩子重建句子，如說：「『永遠』這個詞聽起來好有趣，我們試著換個詞看看？將『永遠學不會』換成『我暫時學不會』，你的感覺有沒有不一樣？」

第三步：行動與支持。父母可以問孩子需要甚麼具體的支持，如說：「你覺得在『暫時還沒掌握』的階段，哪一類的『幫手』是你最需要呢？是專門對付計算題的『計算超人』？還是擅長解應用題的『應用題忍者』？」

在翻譯的過程，家長不要否定孩子的感受，而是把他們的感受化為正面的訊息，由不可改變的方向，轉化為可改變、可行動的方向，並建立具體目標。黃博士又以搭地鐵作為人生的比喻。乘地鐵時要學懂轉線，即是要調整自己的方法，在轉線的過程中，學童需要指示、尋找資源，讓他們知道對的方向，有時候，他們也會有機會「搭錯車」，但這並不重要，因為人生總有失誤，學童需要學習調整自己，雖然搭錯車會令路途變得長一點，但他們總能到達目的地。她形容一個小孩的抗逆力，就像一棵小樹苗，它需要雨水（挑戰）、陽光（鼓勵）及支架（成人支持），才能長得壯健。

結語

孩子的一句「頭痛不想上學」，是敲響警鐘，亦是開啟深度對話的契機。家長的角色，並不只是解決「不上學」這個問題，而是要成為孩子面對逆境時的「希望翻譯員」與穩固的「支架」，給予他們支持和鼓勵，幫助他們轉化思維、學習應對逆境的技能。

在基金項目贊助下，明光社出版了生命繪本《總有出路》。為了介紹這本繪本及推動正向教育，本社於6月24及25日舉辦了兩場「正向教育線上導師訓練」，分別邀請了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深培中英文幼稚園校長黄月麗女士於兩天的網上訓練擔任講員，而同場也邀請了綠腳丫親子讀書會創辦人及《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在當中分享繪本的教育理念。

黃靜雯博士以「希望在明天」為題，分享到小學生抗逆力的黃金三角；她認為孩子的抗逆力像一棵小樹苗，需要有陽光（鼓勵）、雨水（挑戰）和支架（成人的支持）才能健壯成長。她又指培養抗逆力好像教孩子乘坐地鐵，要到達目的地孩子要學懂轉線（調整方法）和尋找出口（找資源），同時也要接受偶爾有搭錯車的可能（接受失誤）。她鼓勵參加者，只要多給孩子自行經歷、逐步嘗試和重組的機會，他們就會愈敢面對挑戰、找尋出路。

而黄月麗校長分享到她的教學經驗，她認為正向教育理念中，好奇心、心流（享受所做的事）、成長思維（擁抱挑戰）、感恩和仁慈（愛人愛己）對幼稚園階段的學生成長最為重要。從認識自己、親身經驗，到表達感受和欣賞他人，都是孩子必修的課題。而藝術欣賞和社區關懷活動，可以讓孩子學習觀察、辨識情緒和傳遞愛的訊息。透過一些由孩子主導活動，老師和家長都可以更多聆聽孩子的聲音和發現他們的潛能。她鼓勵家長多與孩子建立共同經歷，這對親子關係和孩子成長有很大的幫助。

《總有出路》繪本顧問柯佳列先生則表示，兒童正處於自我探索的階段，而閱讀繪本可為他們提供一個探索自己的空間，故事往往會反映出現實生活的一些矛盾，社會對人的期待，以及人自己想成為怎樣的自己，這中間是存在矛盾，在閱讀故事時，小朋友可以去選擇，了解「我」想成為怎樣的「我」。而一個良好的共同閱讀（共讀）過程，能讓大人與孩子有一個平等對話的空間，讓孩子可以表達看法和心情，也體會到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和受到關注。

柯先生提到，閱讀繪本有助建立兒童的品格，而兒童閱讀繪本的心理歷程有六個階段：一、投入，兒童想知道繪本故事的發展；二、認同，兒童透過故事看到自己，和建立一些情感上的連結；三、投射，兒童嘗試用自己的智慧為故事中的主角解決當中的問題；四、淨化，兒童會稍為從故事中抽離，並思考自己閱讀時的反應；五、領悟，兒童會將自己與故事中的人物比較，重新認識自己面對的問題；六、應用，將閱讀過程中的領悟轉變成自己未來的行動力，模擬新的行為模式。

他鼓勵老師成為孩子與繪本之間的橋樑，帶動孩子進入每個部份的討論。他介紹了《總有出路》的故事，以及它可以讓孩子體驗到的心理歷程。故事先從一個困局開始，幾位主角都迷了路，故事的發展會引導讀者尋找答案，尋找出路。

1. 三位主角有不同性格和特質，讀者會對他們產生「認同」，明白人人都會遇到困難，孩子也可從中看到自己，想想自己像哪個人物？或是有其他可能？
2. 從三位主角的經歷，孩子會有所「投射」，想辦法為主角解決問題，並練習解難。
3. 孩子從故事中「領悟」到不同的路都能到達終點，而心態比方法更重要，所以當面對困難時，要學習保持積極，有所期盼。

最後，柯先生又建議，除了共讀和討論，老師還可以將《總有出路》繪本製作成圖畫卡，讓學生按自己的邏輯為故事情節排序，述說自己的版本。兩場導師訓練的反應都相當正面，參加者覺得當中的內容都對教學很有幫助，也能幫助他們如何善用繪本教學。我們感恩能與教育界一起推動正向教育，幫助孩子常存盼望、善用天賦，勇敢尋找成長路上的出路。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陪你走最後一程：晚期病患全人關顧手冊》是一本充滿溫暖與實務指引的書，作者孫岩以自己的院牧經驗為基礎，結合身、心、社、靈四個面向，將有關內容結集成書，以為晚期病患及其照顧者提供支持，實現全人關顧，讓讀者有機會學習善終、善別、善生。

香港統計處在2022年公佈全港無酬照顧者高達16.4萬人，他們因長期投入照顧家人，常忽略自身的身心健康，不少人面臨情緒和壓力問題，甚至弄出家庭悲劇。因此這書不僅關注病患需求，也強調照顧者的自我關懷，特別在香港社會的現況下，這方面的內容顯得尤為重要。書中載有一些簡單的自我檢驗方法，讓照顧者評估一下自己的狀況，亦為負荷指數高的照顧者提供一些紓壓的方法。

書中亦關注晚期病患的身體情況，當生命進入最後階段時他們的身體會日漸衰竭，而家屬往往希望醫護人員盡一切努力作出挽救，但作者提醒讀者心肺復甦法和導管餵食等醫療安排對臨終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讓病人不得安寧。如果能夠透過一些方法拯救病者的生命當然是好事，但病者日後的生活質素也不容忽視，中國傳統文化強調孝道，其實在合適的時間放手也是一個孝順的表現，這可以讓臨終者平靜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程。當親人走畢人生最後一程，喪親者的哀痛之路便開始，作者亦關心喪親者情況，提供了幫助他們處理哀傷的資訊。

陪伴病患是一個需要智慧與勇氣的旅程，這書不僅是照顧者的實用指南，也是一本讓人重新思考生命價值的著作，值得每一位正在或將會面對生命終點議題的人細讀。

對移居英國的港人來說，衣與食，甚至「住」也是相對容易處理。

在這裡，應酬少，不用太多配襯的衣服。入冬，一件禦寒及防水（因秋、冬是下雨、雪的季節）的外衣／大褸，實用比款式新潮的衣服更為重要。食就更簡單，為要尋回「家鄉味」，港人通常也會在家自行烹調食物。由一杯港式奶茶開始，再自製「菠蘿油」，打貢丸、牛丸，炮製燒肉、叉燒、燒鴨……在沒有工人姐姐，又難找餐廳食肆的情況下，不少人的廚藝也能「解鎖」，成為美女（或俊男）廚神。

但說到「行」，就真的不易。久居於繁華、便利的小島，市民只需要一張已充值的「八達通」，就可以透過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遊走港、九、新界及離島。最貴的巴士車資，一程才50多港元，卻可以全程安坐一個多小時。在這裡，一程巴士，定價成人單程票價是3英鎊（約30港元），由我家到市中心，不到15分鐘，就要付3鎊車資。而由我家到倫敦，坐火車需時半個小時，單程車票大概要24鎊（約257港元或960新台幣），還未計來回火車站的巴士車資。這票價足以由台北到高雄。再加上巴士不時誤點，鐵路工人經常罷工，因此，在這裡「行」真的是不容易，所費不菲。

以私家車代步並不像居於小島時，被認為是奢侈的擁有或活動，而是成為生活日常的必需。沒有駕照的人，在英國是不易考車牌，「一剔PASS」的是絕無僅有，考兩、三次是常態。能以別國駕照換取英國駕照的人，也要重新適應這裡的交通規則。稍有不慎誤入私家路、巴士線、停在「黃格區」、超速……罰單就會寄到府上。80或100鎊的罰金是基本的，若立即繳交，不作上訴，就享有折扣優惠。縱然在這裡開車是日常，既可省時又可減輕車費開支，但每年的保險費卻是貴得驚人，尤其是對年青人或「新牌仔」，保險費足以購入一輛不錯的車子。

因著「行」的不易，這亦可能造成家人關係的繃緊。若要外出購物，就需要家中有能力開車的人作司機。每天接送孩子上課及家人上班，進進出出就好像當「專線小巴」司機。不管出門前與家人有甚麼爭執、衝突、冷戰，彼此仍要在不情不願下，困在狹小的車廂內。聰明的人會暫停之前激烈的對話，以確保行車安全。但那股焦躁不安、怒氣未平，猶如將炸彈置於車廂內，一觸即發。

少年人更是不得已地「宅」在家中。要到市中心逛逛、相約朋友聚聚、到咖啡廳坐坐、看電影、往圖書館、運動場……也要求助於父母，而父母不一定每次都「樂意」或有空接送，每次外出，均需要申請、排期。過程需要協調，不一定是造成衝突的原因，但總有一股不是味兒的感覺，就是一種「自由」受限的感覺。

如何「行」在不易中，比如何行在「不義」中更為困難，畢竟行義就像選擇進窄門！行「不義」只需簡單地把良心拋棄，用今天的「我」推倒昨日的「我」，把過去披在外的羊皮脫掉就可以。但「行」不易，卻要花更多的心思去解決難題。一些技術因素，如考取駕照、突破開車的恐懼、熟習這裡的行車習慣……是可以一步一步處理，但要甘心樂意成為家人的「司機」，要解開求助家人或彼此協調（或依賴）的尷尬，要緩和怒氣並在「同車」的氛圍中忍耐著，就真的不太容易。

人在異鄉，家人肯定是最緊密的羈絆。但如何把覊絆化作相伴，由緊密轉為親密，就需要多花時間、心思，要刻意的堅持、經營才有機會出現。在「行．不易」的路上，需要學習以鼓勵代替意見，以欣賞取代批評，以柔和化解怒氣，以愛行先。「行」也許是不易，但不是不能，因為有繼續走下去的動力存在，讓人在「不易」行的路上，仍有向前進的可能。

《完美主義的陷阱：在總想要更多的世界，掌握「足夠好」的力量》作者湯瑪斯．庫蘭在書中剖析到當代社會，對「完美」的病態追求。作者直指完美主義並非追求卓越的動力，它只會讓人們永不滿足，在成功時仍自我質疑，無法舒服地站在成功的旁邊，人們即使成功也總會覺得一切只是出於幸運或偶然，還要不斷努力地去證明自己的價值。作者在29歲時獲邀擔任TED演講的講員，卻在5,000美元入場費的壓力下陷入焦慮循環。即便反覆觀摩數百場頂尖演講，但過度思考反而讓他表現瀕臨失控，揭露完美主義如何偽裝成「萬全準備」，實則是恐懼的枷鎖。

本書把完美主義區分成三種類型：第一類是自我導向型，這類人會將「必須完美」的標準內化，他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避免失敗，不可露出缺點；第二類是社會期許型，這類人認為社會總期待自己要完美，幻想他人時刻監視及批評自己，他們必須要迎合他人的期待，才能獲得他人的接受、愛與認同；第三種是他人導向型，這類人會將自身的高標準強加於別人，別人達不到標準他們便會生氣，令彼此的關係緊繃。父母如果「過度期望」子女時常達到高標準，直接助長社會期許型完美主義者出現，形成代代相傳的惡性循環。當社交媒體充斥著完美人設、職場文化高舉不斷加班及自我壓榨，本書是令人清醒的解藥。它拆解社會鼓吹消費，令人迷失在專門打造完全形象的廣告，以至贏在起跑線的迷思，指出完美本是虛妄，接納人的脆弱才是自由的起點。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是旦主義》一書的作者許龍杰是位精神科專科醫生，他提出「唯有認真地是旦，才能對抗現實的荒謬」。本書不談深奧的理論，而是從診療室裡的真實對話，以及日常生活的困局中，提出另一條情緒出路。「是旦主義」（sidanism）提倡的絕非消極躺平，而是主張「認真的事是旦，是旦的事認真」。面對生活的各種不如意，是旦主義提出要接受（acceptance）真實的自己、解決不了就放下（jump over the problem）、活在當下（mindful life）的生活態度，它鼓勵人推開社會上過高的期望，並為真正在乎的人和事物保留力氣。當社會要求人要每刻都笑容滿臉，作者鼓勵讀者輕拍自己的肩膀：「黑吓面、頹廢一輪，明天又是新一天」。他還說出一句令人釋懷的話：「解決不了就放下」；跳過難題、繞道而行，這種放過自己的勇氣，反而讓人在亂局中找回行動的主導權。 

這本書的動人之處，在於接納人生的真實和人的軟弱。作者不鼓吹永遠積極的人生態度，反而說做人就是苦多樂少，鼓勵讀者留意生活裡的小美好，這就是幸福。對於人生各樣困苦，作者不會給讀者灌「心靈大補湯」，反而用「是旦啦，食碟混醬腸粉再上路」的格言來勉勵讀者，讓精神繃緊的讀者發出會心微笑。面對各種人生考驗，容許自己偶爾跳題、偶爾留白，可能是在高壓社會裡的另一個選項，讓人尋找到新的出路。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是俄國作家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的開場白，道出了幸福及不幸家庭的狀況。家庭治療師李維榕博士在其著作《家庭生病了》及《故事從家開始》中提及的有病兒童，其實不是兒童的問題，而是家庭出了問題。另一位家庭治療師王愛玲也在其著作《夾縫中的孩子》中提到，要幫助孩子從夾縫中釋放出來，必須先了解家庭出了甚麼問題，而父母很多時並不察覺孩子的問題可能是基於父母的管教模式出了問題。

家庭是孕育兒童的搖籃，父母的管教會影響孩子的一生，良好的家庭管教有助孩子健康地成長及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孩子成為問題兒童的機會也大大減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實是一個謊言，世上有很多有問題的父母，他們可能是患有某些精神科的疾病，有些可能是帶著錯誤的價值觀，更有些是欠缺責任感。在這些被稱為功能失調／失效的家庭下成長的孩子，長大後有些會重複不幸，有些卻能遠離原生家庭的錯誤，為自己及孩子開創一片新的天地。

在功能失調的家庭成長的人，當他們長大及成為父母後，於管教子女方面，通常會出現兩種情況，強迫性重複或反向行為。

強迫性重複

某些家庭下成長的兒童，長大後較容易會不自覺地重複父母的管教模式，例如操控性家庭及苛責型家庭。

一、操控性家庭

操控性家庭的家長自小缺乏父母的愛和照顧，傾向早熟及獨立，因缺乏愛和安全感令他們不信任配偶，容易發脾氣，且不會示弱，他們因為自己童年得不到愛和關注，於是會加倍照顧及保護孩子，為孩子包辦一切，只要是他們認為對孩子好的，都會為孩子做，但他們會完全操控孩子的人生，令孩子失去自我，不懂得照顧自己及做決定。孩子亦會養成依賴型性格，如父母經常向孩子說：「你要聽話否則我們便不要你」，這種說話對孩子的傷害很大，他們會變得唯唯諾諾，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擔心犯錯，惹怒父母，而被拋棄。他們亦會欠缺冒險精神，非常循規蹈矩，即使受到欺凌，也不敢反抗。孩子因為害怕做錯決定而不敢做決定，凡事依賴父母幫他們做決定，與父母形成共依存關係（co-dependency）。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成為父母，會複製這種管教模式，因為他們已經習慣，覺得這樣孩子會好像他們一樣被父母「寵愛」及「保護」是幸福的。在輔導的經驗中，曾遇見這樣一個個案，一位男士的父親對媽媽不忠，媽媽終日以淚洗面，媽媽因為不想孩子在單親家庭中長大，選擇犧牲自己，繼續忍受沒有愛的婚姻，卻經常對兒子說：「我犧牲一切都是為了你，你長大後要孝順我，不要像你爸爸般遺棄我」，男孩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對媽媽言聽計從，從不敢忤逆媽媽，這位媽媽屬於操控性家長，而她的兒子在管教子女時也要求子女完全服從父母。

二、苛責型家庭

苛責型家庭的父母無法有效管理自己的情緒及行為，說話總是苛刻及具羞辱性地不斷貶低、負面批評子女，令子女有羞恥感，導致子女不論多優秀，都覺得自己仍然不夠好，父母的行為其實是反映他們不能接受不夠好的自己。這類指責型的家長習慣將一切問題的責任都推向孩子，這樣自己便不用承擔後果，孩子成為父母衝突的代罪羔羊。這些孩子會非常自卑，總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不斷努力，希望獲得父母的認可及讚賞，可是，無論他們怎麼努力，仍會受到父母的責備，覺得他們做得不夠。來自苛責型家庭的琪琪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兄姊下有弟妹，她出生時剛遇上亞洲金融風暴，爸爸的生意一落千丈，爸爸媽媽便將一切歸咎於琪琪，認為是她「腳頭唔好」。很多文獻顯示，原生家庭父母帶給子女依附關係創傷，其中最大的影響，是令他們難以建立對人的安全信任感；因為連有血緣關係的父母都有可能只考慮自身而疏忽或傷害孩子，所以更難相信沒有血緣關係的人會保護及照顧脆弱的自己。

指責型家長會說一些很傷害孩子自尊的說話，如「你無鬼用，生嚿叉燒好過生你，起碼叉燒都仲食得」。家長說這些話很多時是不自覺地複製了上一代父母對他們的管教模式，以為用反面的說話，可以激發孩子的鬥心，卻不知道，他們的管教導致孩子自卑及欠缺自信，甚至討厭自己。

反向行為

原生家庭的成長經歷，會逐漸形成某種信念、規條，或座右銘（motto），有些父母為了不想子女遭受與自己童年相同的不幸或遺憾，家長在教育子女時會作出與自己父母剛剛相反的舉動，這被稱為反向行為。

反向行為信念例子：

1. 永不打子女，因為自己受的體罰太多

2. 永不賭錢，因為看見母親賭輸錢導致情緒暴躁及父母經常為錢爭吵

3. 永不飲酒，因為看見父親醉酒導致的情緒失控及行為失態，為此覺得羞恥

4. 堅拒搬家，因兒時搬遷太頻密，經常轉校導致沒有朋友

5. 要滿足孩子物質欲望，因為兒時家貧，父母無法買玩具，為此感到很自卑

6. 要求子女學多種樂器或運動，因為兒時家貧沒有機會學，不想子女有同樣的遺憾

雖然有些反向行為信念是有益的，但由於反向行為通常都是較為極端的，欠缺彈性，有時甚至會令自己及家人受害，例如：為了方便工作、讀書、照顧家人或其他原因而搬家，可以接受的，毋須因著信念拒絕搬家。至於無限滿足孩子物質欲望則可能對孩子造成傷害，令孩子變得物質主義；而強迫子女學習多種樂器或運動，如非子女自己的意願或興趣，不但浪費金錢及時間，甚至會忽略了子女真正有才華的項目，白白埋沒了子女的才華，造成另一種遺憾。

跳出原生家庭的影響

聖經中也有關於原生家庭對孩子影響的記載，創世記二十五章27至28節提到：「兩個孩子漸漸長大，以掃善於打獵，常在田野；雅各為人安靜，常住在帳棚裡。以撒愛以掃，因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卻愛雅各。」作為父母的以撒及利百加各自偏心一個兒子，他們的偏愛令兩個兒子產生妒忌，甚至是嚴重的衝突，令雅各最終被迫逃離家園。雅各也重複了父母的偏心，特別寵愛兒子約瑟，為他做了一件彩衣，招致兄長們的妒忌，繼而陷害將他賣去埃及地，他被迫離開自己的原生家庭，只能單單依靠神過活。約瑟在神的手裡，他成為新造的人，按神的心意去原諒兄長及教養子女，沒有重複祖父母及父親偏心的行為，使原生家庭的傷痛不代傳，他的兩個兒子瑪拿西及以法蓮能和平共處。

我們無法選擇原生家庭，亦無法改變在原生家庭的不幸遭遇，但成年後的我們卻可以選擇如何面對，是複製不幸抑或停止將不幸延續。我們要真誠地檢視原生家庭父母對自己的影響，希望可以將一些可能遺留的傷痕和偏差的不良管教模式，去蕪存菁及修正，以致不會將這些傷人的管教模式延續，傷害我們的子女，而家庭中的美好管教模式及傳統則會得以保留及傳承。我們可以仿效約瑟的做法放下仇恨，饒恕家人對他的傷害，不重複父親的偏心，以神的價值觀教導孩子。

原生家庭並不是只會傷人，亦可以是一個傳承美好價值觀及傳統的搖籃，如父母是守時、負責任及願意幫助貧苦的人，這些都值得傳承給子女，又如父母每年中秋節都會相約全部家人相聚賞月，凝聚家人的關係，這些都值得代代相傳。

過去的4月在兒童事務委員會「兒童福祉及發展資助計劃」的贊助下，明光社推出了「『愛．童行』：畫出彩虹」計劃，在剛過去的4月，此計劃推出了兩場繪本故事書工作坊，當中共有17位高小至初中的學童參與。

由本社策劃推出的繪本故事書《總有出路》即將出版，故事由資深教育工作者李碧如女士創作，本地插畫師徐羨曾先生（阿徐）繪畫，故事圍繞三位小主角參加了歷奇活動，但途中各自遇到不同困難和考驗，當中帶出了逆境中要心存希望的訊息。繪本日後將免費派發到不同學校作教育用途。在製作繪本的同時，本社辦了兩場工作坊，讓有繪畫天賦的小朋友參與創作當中的一些插畫，發揮所長。

在工作坊中，阿徐以生動有趣的方式來演繹《總有出路》的故事，讓參加者投入情節，想像幾位小主角在遇到困難時的感受和掙扎，然後將它們繪畫出來。例如面對前路的未知，他們會有怎樣的心情和想像？當同伴身陷險境時，是選擇伸出援手還是置之不理？如果遇到突發情況，該如何抉擇？參加者透過聯想和創作，體會到成長路上有不同的可能，也明白到建立抗逆力的重要，而面對逆境時，他們也可以懷著勇氣和希望向前行。參加者既是這繪本的第一批讀者，同時也是創作者，他們所畫的插畫，將啟發往後的讀者。

有參加活動的小朋友當發現原來喜歡畫畫也可以帶出正面訊息和幫助別人時，覺得很驚訝和滿足。也有參加者表示，活動令他有機會認識自己，覺得很有意義。其實孩子各有天賦，需要被建立和提升，如果能以正面思維指引他們，便能讓他們踏前一步，除了有助他們發揮所長、提升自信心，更可以回饋社會、助己助人。

香港社會過去的鄰舍關係比較緊密，有些街坊之間的關係親如一家人，鄰居可以彼此關心、互相幫忙。還記得年幼時被母親「藤條炆豬肉」，就會跑到鄰居家中「避難」，我和家人甚至有鄰居的門匙；但不知不覺鄰舍間的聯繫日漸疏遠，許多人甚至連鄰居的姓氏都不知道，更遑論日常的交流與互助。

隨著人口老化，許多獨居長者缺乏家人或社區的支援，一旦在家中發生意外，往往無人察覺，釀成悲劇。早前就有長者倒斃公屋內，被發現時已化為白骨，這揭示了當前社區人際關係的疏離、冷漠。這不僅是個別事件，更是社會人口結構變遷下，人情淡薄的縮影。

要扭轉這種局面，重建鄰舍關係至關重要。親友和鄰舍如能多加接觸，便可以重新點燃社區的溫暖，大家可先從個人層面做起，主動向鄰居問好、參與社區活動，或在節日時分享食物，這些簡單的舉動都能拉近彼此的距離。如果有年長的親友，應定期探訪或致電聯繫，確保他們的身心健康。而在社區層面，政府和非牟利組織可舉辦更多活動，如義工探訪、鄰里聚會或健康檢查，促進居民之間的互動。

鄰舍關係的疏遠並非不可逆轉，只要有人願意付出時間和心力，從點滴做起，社區的溫暖定能重現。守望相助，不僅是傳統美德，更是一種共同責任，若能以這類悲劇為鑑，重燃對親友和鄰居的關愛，那麼生活在繁忙城市裡的人便不會感到那麼孤單。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在舊約聖經的第一卷書，記載了上帝展開的一項工程。創世記一章記載上帝創造萬物，而二章當天地萬物祂都造齊了，到了第7日，上帝造物的工已經完畢，祂就安息了，祂亦賜福給這天為聖日。到了出埃及記二十三章12節，上帝又說：「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驢可以歇息，並使你婢女的兒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暢。」可以見到上帝看重人的休息。在人未犯罪之前，人的工作就是負責看守伊甸園，經文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從經文可見，工作是上帝給人們的祝福。不過，後來工作就變成了人們的勞動及重擔。

到了19世紀，美國由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工人每天的工作長達12至16小時，還有童工的存在。於是美國的勞工團體在1884年美國發起「三八制」運動（8小時工作／8小時休息／8小時睡眠），並於1886年5月1日發起全國罷工，全美工人要求8小時的工作制度。1889年世界工人運動組織在巴黎舉行第二次國際大會，決議將5月1日定為「國際勞動節」。現時世界上大概有80多個國家將5月1日定為勞動節。

剛離世的教宗方濟各在任內第二道通諭《願祢受讚頌》[1] 中提到每一個受造物都有其價值。第18段提到，由於「人類和地球的改變不斷加快。另一方面，人現今生活及工作的節奏愈見急速，可稱為『迅速化』……急速和不斷的改變未必導向大眾的福祉或人類永續的整體發展。改變是值得人渴望的，但是當它損害世界和大部份人的生活質素時，便成為焦慮的源頭。」

勞動節不僅是世界上的節日，於基督徒而言，更是實踐信仰的重要一環，要我們回到創造的祝福中，要我們生活得更有質素。耶穌是工匠，但祂在辛勞的工作中也與上帝有美好的關係。祝大家勞動節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