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電子遊戲進入教會

許多人心裡都渴望完美，甚至終其一生追求完美，但現實是世界從不完美，而人為了追求完美往往犧牲了一些本來也很美的事物、或者間接地傷害了他人（特別是自己所愛的人）。正如父母愛子女是十分自然的事，但當父母想為子女打造完美的未來時，卻為他們帶來很大的壓力。而一些夫婦認為有子女才能令人生和婚姻關係完美，不惜使用一些倫理上有爭議、自私的人為方法，例如買精買卵借肚代孕等，罔顧了被當成貨物或寵物的嬰兒將來會對身份感迷惘、以及被人為剝奪在親生父母照顧下成長的基本人權，將自己的完美建築在他人的困苦之上。

做父母的當然想將最好的、最完美的給予子女，但期望愈大壓力愈大，近年香港學童的自殺、抑鬱和不想上學的情況令人關注，與父母的完美夢想背道而馳。其實，有時做父母根本毋須刻意做一些事去影響子女，因為每個人在潛移默化之中就受著原生家庭的影響，這樣說不是要做父母的掉以輕心，而是期望父母知道，要引領子女，就要以身作則，用榜樣而不是外力去催逼子女，讓他們知道怎樣走當行的路，比起甚麼贏在起跑線更重要。

最後，傳統教會對牧者、長執和信徒都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大家全然委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神，卻容易忽略了當事人和其家人的需要，變成對家庭不友善，將愛神與愛家人對立起來，將優先次序當成不可並存的選擇題，這是十分可惜的，有時所謂完美不是追求單一事件的極致，而是學會兩全其美，不要本末倒置而已，所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禮記．大學》）

傳統上去評估傳道牧者是否忠心和委身事奉，往往是看他／她是否終日忙於事奉、廢寢忘餐、隨傳隨到，不會計較薪酬、時間和福利，甚至願意「拋妻棄子」，為了事奉而將妻兒（或夫女）暫擱一旁。更重要的不只弟兄姊妹對牧者有此期望，不少牧者亦不覺得這類期望有問題、甚至以此為榮。倘若這些牧者是獨身的還好，起碼不會冷落妻兒，可以像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一樣了無牽掛，全心事奉。但既然不少傳道牧者選擇結婚，並且生兒育女，若果因為疏於照顧家人而令配偶和子女經常埋怨、甚至討厭教會，這恐怕並非教會之福，反而有失見證。

當然，今時今日有些教會又抱怨有些同工過份著重薪酬福利、工作時間及假期，並且斤斤計較，莫說有急事時不會隨傳隨到，亦不願意額外做一些與原定職務無關的事，似乎鐘擺有時又由一個極端擺去另一個極端，牧職好像變成了一份工作而不是一個需要高度委身的召命。

為了推動教會，令教會與家庭之間能夠有更好的協調，做到榮神益人，讓人看到教會不單在口頭上重視家庭，而在許多安排上亦身體力行，令教會的同工和所有事奉者不會顧此失彼，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研究及週年研討會，特意探討教會的家庭友善政策這課題，調查對象包括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和一般信徒。結果顯示大部份受訪者（約七成）認同所屬堂會是家庭友善教會，在為「所屬堂會了解家庭友善措施的重要」表達評量同意程度時，在1分（最低）至7分（最高）之中，大部份受訪者給予5分或以上。同時，大部份受訪者普遍高度認同促進家庭關係和諧是基督教核心信仰和價值觀，而且教會有責任推廣家庭價值。受訪者亦認同教會有責任維繫家庭生活，以及認同教會應致力為同工提供家庭友善的環境，但所屬堂會對此的重視程度、資源投放、以及措施力度均有改善空間。

在分析推動家庭友善政策的困難時，受訪者認為堂會未能推行家庭友善措施的原因，以教會財政、同工數目、行政體系、以及堂會所持的神學觀念這四個因素為主。另外，研究結果亦顯示，長執（僱主）比教牧同工（僱員）對於執行家庭友善政策，持有更開放態度，令人欣慰。不過，近年在移民潮、退休潮和年青人離開堂會現象的影響下，不少堂會的奉獻都下跌，若果堂會需要交租或仍然要供樓，面對的情況會更加嚴峻，對改善同工待遇可能有心無力。其實，若果堂會和機構本身資源有限，作為同工的當然要諒解；若果有能力，那麼給予同工合理、足以應付現時一般生活水平家庭開支的薪酬是應該的，不應因為同工是參與全職事奉就理所當然地壓低其薪津，教會與家庭從不對立，應該共創雙贏。而大家在考慮堂會和機構的家庭友善政策的時候，不要只將重點放在金錢上，更重要的是信念，當大家真正擁抱家庭友善的時候，許多方法就自然出現。

其實許多家庭友善政策的重點，不一定是金錢而是同理心，要主動為同工的不同需要多走一步。例如考慮同工不同的家庭崗位而採取彈性的上班時間，如方便同工送年幼子女上學、照顧家中的長者、晚上為家人預備晚餐等等，只要不會妨礙一些必須的工作，同工早一點或晚一點上班下班又有甚麼問題呢？當同工因為子女考試、陪家人覆診或處理一些私人事務，讓他們彈性地請半天甚或一兩小時的假又何妨呢？很多同工都想儲些假期陪伴家人或去旅遊，毋須動輒請一天假對他們來說是一種方便，而行政上亦不見得十分繁複，何樂而不為？此外，疫情期間大家已習慣在家工作和網上會議，若同工有特別需要，又不影響必要的工作，每星期有部份時間在家工作，有些會議不用專程回堂會或機構開，只需網上討論，就可以令一些同工節省不少交通時間。

一些堂會很多時星期六、日都要求同工當值，希望他們可以有更多機會接觸弟兄姊妹，但現實上卻未必有弟兄姊妹踴躍出現，而同工卻少了參與家庭活動的機會。其實星期六上午堂會一般沒有活動，何不讓同工放假呢？而星期六、日下午雖然活動及會議較多，但若多於一名同工有需要，可以讓他們輪流放假陪伴家人（特別是年幼子女），就算只有一名同工，每個月起碼讓他／她有一兩個星期六或日下午休息陪伴家人，也是會眾應該接納和體諒的。

其實不只同工，長執或熱心服侍的弟兄姊妹也可能因為事奉而「拋妻棄子」，堂會在安排活動的時候，應多考慮讓他們全家人可以一起參與，以及避免在星期六、日召開一些冗長的會議，很多安排最重要的是多考慮參與者的需要，作更多彈性（或人性化）的安排，而不是將堂會的事工放在最高的位置，堂會是為人而設，不應令堂會的活動成為扭曲人性、破壞家庭的罪魁禍首。家庭友善不是一句口號、也不是一些規條，而是鼓勵大家由心出發，將維護和提升家人之間的關係，常常放在心間，成為我們作出任何決定時的重要考慮因素，只要大家真心重視家庭，友善的政策自然就會出現。

香港現今的健身文化可謂非常蓬勃，雖然自1986年開始營業的大型健身中心舒適堡（PHYSICAL）在去年結業，但健身氣氛仍未見減退，甚至某些健身中心分店愈開愈多，不少香港人也都擁有健身中心的會籍。不過，以筆者的經驗和觀察，願意花時間健身的人，並不全然為了追求健康，更多的是基於其他實在的原因，而健身亦與其他運動有著重大的分別，其特點引人反思。

健身運動的興起

其實香港的健身文化早已開展，其起始點在上世紀80、90年代，當時不同地區已出現一些大型健身中心，分店亦遍佈中環、銅鑼灣、尖沙咀等地區。而健身中心為要招攬會員，不少健身教練亦開始在街頭推銷各類型健身計劃。[1] 正因為街頭推銷的出現，健身業予人的印象漸漸變得負面。雖然健身文化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著，但健身從業員使用的推銷方式讓人聯想到「傳銷」，就是萬一被健身中心纏上，便「萬劫不復」。舒適堡便曾一度實行硬銷的手段，有媒體稱，舒適堡過去要承擔分店的租金、人手以至水電煤的龐大開支，維持營運的成本自然就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當中的健身教練需要跑單，久不久便有會員「被說服」為幾百堂健身課付費，類似的「劏客」新聞並不罕見。[2]

不少關於健身教練硬銷的投訴出現，有些更跑到報章上，「健身」的負面形象與「傳銷」、「保險」等行業的不良銷售手法幾乎畫上等號。但儘管如此，香港健身場地的規模和會員的人數在2000年代或以後仍不跌反升。[3] 單看如此的社會現象，腦袋不禁會冒起了數百個問號，亦即是代表有其他更重要的元素使得人們在「行頭複雜」的健身文化下，仍然選擇健身。

不少人會說，健身不就是與其他運動一樣，就是一項能夠提供多巴胺，且有益身心的運動，如同有人選擇跑步，有人選擇踩單車一樣，健身運動就只是其中一種選擇；而實際上似乎不是如此，至少從表面來看，健身比起其他運動更快更容易看到成效，只要願意在剛開始的肌肉敏感期投放時間，不出數個月便能看見肌肉的線條浮現。[4]

面對塵世中的變幻

人渴望永恆不變，卻活在時間的流變當中，不論生活環境還是人際關係，總有可能出現變化，而面對變化卻會令人無所適從，因為無法把握所有的變化。而當有人想在塵世中抓緊永恆不變的事物時，便容易因著抓不住而感到失落，就如傳道書所述，都是虛空、捕風。人抓不住充滿變幻的世界，抓不住人際關係，人最常遇見的，其實就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與家人、朋友、伴侶等關係的問題，難怪心理學家阿德勒會認為，幾乎所有的人生問題，都是人際關係的問題。而健身運動似乎讓人更容易掌握當中的變化，更能讓人從失落中恢復過來。

或許從與伴侶分離的情景開始談人際關係的問題，會更容易理解關係轉變對人的影響。早在2017年的時間，香港樂隊C AllStar的成員陳建安推出了一首名為《煉獄健身室》的歌曲，其主題是講述一個失戀的人，透過地獄式健身訓練，從失戀的痛苦中獲得釋放，當中的歌詞這樣寫到：「毛巾濕，淚水先乾透，自信方可再生」、「太多怨恨，何妨來煉獄洩憤，用身心虛脱，來換暴漲青筋，記起你便回來除掉戀愛癮」、「日子將有功，等每塊肉捱夠痛苦，就免疫你的可惡」、「情感偏像虧本生意，被騙子都帶走，因此我慢慢練出寬肩虎背，別人難偷，只有這套肉身的盔甲，才是我真擁有。」[5]

歌詞中所帶出的主軸訊息，就是人需要利用健身訓練所給予的痛苦來掩蓋心靈的創傷，看見肌肉的變化，從而慢慢重新建立自信。而將時間投資在健身訓練上，比起投資在人身上更有回報，強壯的身軀才是人在變幻的世界中能夠真正擁有的東西，無怪乎會有人說出「人會背叛你，但肌肉卻不會」這一類的話。那種耕耘與收穫不對等的失落隨著音符在空氣中飄散，其實不少情歌也有這樣的表達，如曹格的《背叛》其中一句歌詞：「儘管我細心灌溉，你說不愛就不愛」，就表達到關係的不對等，以及不是努力就能夠成功維繫彼此感情的遺憾。

一項調查指出，在1,700位在過去五年曾經歷分手的受訪者中，有82%在分手不久以後花更多時間健身，當中多數人會長期維持這種生活方式。[6] 某程度上，「失戀」可能就是通往健康的其中一種路徑。一些健身網紅就製作了相關的迷因（meme），展示出分手前和分手後身形的分別。[7] 前述的調查又指，只在分手後首個月增加了健身時間的受訪者中，當中有31%的動機是「想要在前度面前炫耀自己的改變」，而神奇的是，這些人的健身時間隨後又會回到原先的狀況，[8] 反映了如果健身只為了報復前度，而不是為自己而進行，當事人的動力反而會減退，無法持之以恆。

相信健身運動能夠短時間內提升人一定的自信，助人重建自尊，故此對於人際關係的挫敗，有著一定的療癒效果。正因為健身運動能夠令人對身體變化有著某程度的掌握，訓練重量的提升與肌肉帶來的成就感，能提升人的自尊感，[9] 比起人際關係的莫測變幻，更容易掌控，符合人性的渴望，就如《煉獄健身室》的歌詞中所提及，情感關係會被奪去，惟有肌肉才不會被他人所奪去，對於一些選擇去健身的人來說，操練身體是最好的情感出口，也是將混沌的思緒重回秩序的方法。

ViuTV時有出品一些內容貼地、有深度的電視劇集，今年5月中開始在電視播出的15集《哪一天我們會紅》（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劇集是其中一部。該劇以香港年輕人希望在網絡上成名的故事為主線，聚焦經營YouTube頻道背後的追夢、友情、競爭與網絡世界的挑戰。故事圍繞三位電影系學生Michelle、Gthan和Jacky創辦的YouTube頻道「無景深」，與另一頻道「層層疊」的競爭。通過幽默、諷刺和寫實的敘事手法，該劇深入探討了YouTube生態的改變、觀眾心態與網絡欺凌等議題，反映青年人於數碼時代的夢想追逐與所付的代價，劇集以兩條頻道的對壘，呈現了YouTuber之間的競爭、網絡瞬間轉向的殘酷實況與人性的掙扎。

劇集的英文名稱Where is My Fifteen Minutes源自於藝術家Andy Warhol的名言「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1] 的確有不少青少年很想成為YouTuber，透過影片呈現自己，想被看見、認同及關注。然而，短暫贏到like（讚），與能夠獲得subscribers（訂閱者）及長期維持view數（觀看次數）則是兩回事，如果頻道想要在YouTube裡「生存」甚至獲利（即有廣告收入），有可能就會連最基本的人性、初心都會漸漸被磨掉及遺忘。

金句譜寫實況

該劇第一集的主題：「Follower（追縱者）就係你嘅價值！Subscriber就係你嘅戰鬥力！」，反映了現時網絡常見的情況，而製片的YouTuber堅持的往往不是影片的質素和深度，而是以胸部及臀部作為賣點吸引觀眾（Gthan 的想法）。如他們亦認同劇中金句「YouTuber 精神：view數越大，責任越大，責任就係服侍觀眾！」的話（「無景深」Anna 的理念），製片者會失去了把關的功能，會為了追求觀眾流量，而把質量降低，以討好大多數只想被娛樂的觀眾。

另外，對於一些想追求藝術感、拍攝有質素內容的製片者來說，他們可能要面對的就是低流量，少人關注及沒有話語權的情況。YouTuber想要有腰骨，堅持自己的理念，生存便會變得困難，可能要打工兼職才能支持頻道的運作。

虛假的人設與關係

如果單靠訂閱者及廣告收入來維持營運的話，為了迎合觀眾口味、滿足其好奇心、吸引廣告商落廣告，YouTuber少不免要有一套人設（人物設定）。就如劇中的Yannis 由「無景深」過檔到「層層疊」，老闆況哥為她創作了一個新的人設，待她再離開「層層疊」時，她就需要放棄建立多時、廣為人認識的形象，其收入、公眾支持度都會被影響，要放棄或放下就需要勇氣。相對來說，另一人物Bobby於YouTube 中多年來謊稱自己有多重人格，他以此形象做直播，一直小心翼翼不讓人設「解離」崩壞，以防頻道消失及追縱者數目下滑。但當他向公眾坦承他是專業演員兼沒有精神分裂時，網民及haters（惡意攻擊者）在留言中表達出對他的不信任、質疑及謾罵令他陷入瘋狂，究竟他應繼續做戲挽回支持，或是選擇被人遺忘？既想做回真正的自己，又得面對廣大網民，實在不易。

此劇更講述到情侶相互利用的情況。士多甩與格拉底為了營運頻道表面恩愛，但實在男方因受不了女方的橫蠻無理而出軌，女方就算知道也啞忍。「層層疊」的況哥與Kimchi這對情侶在分手後，於網上直播公開數落對方的不是，有人甚至為了自保形象而抹黑前度患有精神病，哪怕會讓對方聲譽受損，更引發網絡欺凌。

為求生存而忘記初心

此劇還有很多諷刺的小故事，如粉絲死心、虐貓事件、廣告費爭議等，可以讓觀眾了解到YouTube業界中，KOL 與粉絲、與同業或同業老大哥之間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當中往往牽扯到利益。劇集也揭示到在此業界中，爭到流量就可以得到話語權，這裡沒有永遠的支持者，因為網上風向飄忽不定，萬一捉錯風向或得罪網民，頻道就會陷入危機之中。

特別要一提凌老闆的出現，他只在劇中出現過一次，他與況哥對談，指出以往「內容為王」（Content is King）的快餐世代已過時（相比拍劇集、電影，YouTube短片其實已是速食快餐），現在的觀眾不是想吃快餐，而是想要娛樂，追求驅動多巴胺的「垃圾」。凌老闆提出若一條「舔廁板」的10秒直播片能獲得的流量比花100小時製作的高質量短片高，那為甚麼仍要浪費時間創作。況哥則比喻「垃圾」內容如同毒品（實在是指現在不少人正沉迷的短視頻），侵蝕觀眾的思考能力和耐心，影響創作者放棄深度創作。這一觀點不僅諷刺了網民的品味，也揭示了現實中YouTuber在流量壓力下的創作困境。

此劇恍如當前網絡文化的一面鏡子，具娛樂性之餘，也帶領觀眾思考真我與人設之間的價值衝突，在面對網絡謠言時自己是否能持守重要的同理心及人性？隨著現實與虛擬世界的界限愈見模糊，網絡成名的背後往往要付巨大代價。網絡的未來，會否如凌老闆所指，本來已沒甚麼養份的快餐短片，將會進一步變成零養份的即食餐，新一代網民的專注力會否變得短暫，甚至喪失耐性？值得我們反思及警惕。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閱畢《為青少年立界線：何時該說好，要如何說不》，深感共鳴，因為家中也有一位年青人，隨著年紀的增長，年青人的性格也不斷地轉變，由從前的順從，到現在如書中所說：「很多問題種子在發芽」，若果處理不好，這些問題將會慢慢成長。此書針對家長的需要，列舉一些例子及方法，最重要是要為青少年立界線，只要願意，甚麼時候開始都不算晚。

《為青少年立界線》引述現今父母所遇到的難題，作者一方面教導家長一旦與孩子陷入拉鋸戰時，要學習在當中認識自己，然後才知進退。另一方面，父母須幫助青少年學習何謂界線，這樣才可以讓他們安然度過人生的風暴期。作者又會帶領父母重返自己的青春期，讓他們更明白孩子的想法，然後再與孩子定清界線，父母在當中要學習建立分離的能力，誠實地與孩子溝通，並且對設立界線一事堅持到底。無論孩子如何挑戰自己的決定，家長也要守著界線。守界線並非無情的，父母仍可以與子女建立美好的結連，明白青少年的想法與自己的不一樣。在界線中，父母要給予孩子更多的愛及時間，因為有時間才可以聆聽青少年的聲音，並與他們保持連結，不要讓他們感到世界比家庭更重要。

書中亦介紹了設立界線的四個錨（原則），第一是愛，因為愛可以幫助青少年接受那嚴格無情的界線。第二是真理，要有界線青少年才會知道甚麼是真理，是不可以跨越的。第三是自由，作者認為讓青少年擁有自由去做出不好的選擇，是做出正確選擇的必經之路。第四是現實，是一個平衡原則，亦即選擇所帶來的後果。

整本書都在說界線，但這界線需要不同的因素去互相配合。作者用他過去數十年的輔導經驗及以家長的角度出發，為一班同樣在迷惘當中的父母找出路，幫助孩子走向正確的人生。

適逢母校中國神學研究院50週年院慶，有機會聽一些老師校友分享對剛實行了幾年新課程的感受，自己沒有機會親身體會「反思協作」的教學模式，於是認真地細讀了一遍中神在2021年出版的《反思．協作：神學教育新想像》，感受最深的是不少已臨近退休或剛建立自己教學模式的不同年代學者，都願意為了回應時代的轉變，一起投身一個充滿挑戰、摸著石頭過河、範式轉移的改革。反思協作強調的就是對話和夥伴，作為老師的不能再只逗留在自己熟悉的領域作世外高人，而是要多聆聽同學和不同專長老師的聲音，透過對話、承認一己的不足，願意和其他人一起思想如何回應不同的處境。而新課程在2018年推出不久，便遇上2019年的社會運動和自2020年開始的三年新冠疫情，為改革帶來更大的挑戰。

本書由中神全體有份參與改革的教職員執筆，從不同角度去思考反思協作的問題，當中最令人感動的是他們為了要為香港教會培養更適切時代的牧者、教會領袖、輔導人才而願意放下身段，即使這在旁人看來可能是自尋煩惱的事情，但仍然願意試著作出改變。誠如有份推動此改革的前副院長張略牧師所說：「這課程所用的範式是『反思協作者』（Reflective Collaborators），這範式能恰當地反映這個時代神國僕人所需的素質——接受幾年神學訓練不代表達到目的，而是要終身學習，以聖經、神學為基礎，透過我們的處境，不斷作出反思。這年代的服侍，不可能再是英雄主義式的單打獨鬥，而是要連結肢體，彼此協作。」

中神的課程改革是否成功言之尚早，但必須承認的是面對時代的丕變，改革不一定會立竿見影，但不改革恐怕只會是死路一條。神學院如是、堂會如是、機構如是，老本總有吃完的一天，不要等到被迫上絕路時才反思，恐怕屆時已無法協作，而是需要找仵作。

「死亡」這個議題並不簡單，從自己面對成長、身體的變化與衰殘；面對親人或友伴的老去與死亡、於生育中的流產胎、寵物因病或意外的離開；再到新聞中聽到的青年自殺、長期病患者的臨終照顧需要、壽終殯葬的各種儀式 … … 這許多議題有關於我與自己、我與他人、我與世界、我與信仰等許多的關係與對死的看法，多元且接近。

「死亡」帶有神秘感，亦有許多民間傳說和禁忌，有許多人會不想亦不敢提及，生怕說了就會發生。為甚麼死亡有如此的禁忌？為何我們會恐懼去接觸？就連說個「死」字也不能？這些正正是值得大家去問的地方。作為基督徒，因相信耶穌已跨過、勝過死亡，我們也不必懼怕，可以多作了解這每人在世上正在邁向，亦必需要前往的「轉車站」及其間的過程。

此書分為四大章節，第一章「眾觀生死」，從哲學、法醫、人類學、社會學、公共衛生及不同宗教去看生死，擴闊讀者的眼界去看生與死。第二章「生死相安」，帶出了醫社合作如何幫助長者醫療需要、對於臨終者及喪親者的不同支援及輔導方式與服務，亦有對於生死工作人士心理的關注。第三章「生死熱話」內容觸及靈界與信仰、DNA、安樂死、遺體捐贈、動物離逝、流產與青年自殺等議題，內容雖不是很詳盡，但也足夠讓讀者作出反思，與及平日也應多作關注。而最後一章「生死之旅」，是不同學院的大學生、碩士生及講師在經歷過到台灣的生死教育學習團之後的得著分享，對歷史、死亡體驗，作為年輕人、父母的得著等回顧。

這書多角度的點出多個有關「死亡」值得我們探討之處，作為接觸這議題的開始，並不沉重，也可以作為與青少年一起傾談這議題的一本指南。及早與青少年談生論死，可以建立他們的人生觀及價值觀，反思人生的意義及方向，過無悔人生。

社會變，教會亦變，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的疫情，在社會撕裂和移民潮的夾擊之下，《202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的結果一如所料，幾乎所有指標齊齊向下滑。過去五年華語堂會數目雖然比2019年同類調查輕微增加至1,318間，但崇拜出席人數卻大幅下跌26%，只得約19.8萬人，比起2019年少了7萬多人，而比2014年更少了超過10萬人，堂會規模愈大，流失愈嚴重，而堂會15至44歲的年輕信徒人數顯著減少，比率少於會眾的三成，而堂會人口老化的情況亦嚴重，65歲以上會眾比率更高於全港同齡人口比率，每四名會眾就有一名是長者，反映堂會的斷層情況嚴重。面對移民潮和退休潮，中產信徒流失，有接近55%的堂會奉獻收入減少，有些更出現不敷。不少堂會因此減少、甚至完全沒有對外奉獻，不過，亦有部份堂會增加了差傳經費，出現兩極化的趨勢。

面對奉獻收入減少、再加上經濟環境轉差，堂會為求自保而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的奉獻看似合情合理，但這種心態其實是建基於錯誤的教會觀，當教牧和會眾想到教會的時候，若只想起自己的堂會、將奉獻給堂會、在堂會事奉、關心堂會的弟兄姊妹，就等如關心教會，建立基督的身體，恐怕只會將堂會變成了「自己友俱樂部」！基督教機構被稱為翼鋒教會，最重要的是想讓弟兄姊妹明白機構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不是與堂會無關的第三者。

堂會和機構本來就是相輔相成，甚至相依為命的，機構其實是堂會的延伸，很多堂會較少接觸或接觸不到的群眾，例如新移民、傷健群體、少數族裔和基層家庭等等，正是機構服侍的對象。而對許多中小型堂會來說，很多時堂會沒有的專才和訓練，例如差傳、釋經、音樂、影音、社關和制服團隊等等，正是機構的強項，惟有堂會加強與機構合作，才能共創雙贏。若果堂會因為會友流失、奉獻減少而只求自保，將堂會與外界接觸的空間收窄，只會加速堂會的萎縮；猶如聖經所說，有僕人將主人交託的銀子埋在地裡，結果那位沒有忠心回應主人吩咐的僕人連本來有的銀子也失去了。當堂會願意奉獻給機構、與機構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使用機構的服務、出版、製作和訓練，透過機構去接觸和服侍有需要的群眾，才有機會引領更多人信主和作門徒，否則堂會的人口只會持續老化和流失。

每年我都會到很多不同的堂會講道，有部份堂會的會眾人口明顯老化，雖然有一批忠心的會友，數十年如一日參與聚會，但畢竟年事愈來愈高，就算未返天家亦可能因為病痛及行動不便而少了出席聚會，有些堂會在年邁的牧者退休之後，根本沒有能力聘請新的同工，只能由老牧者繼續當顧問、或者由長執兼任，若不用捱貴租還可以支撐較長的時間，否則恐怕只會光榮／黯然結業。

在三年的疫情裡，許多機構和堂會仍願意在艱難中繼續努力尋找服侍的群體和機遇，她們看似耗用了許多資源，但實情是她們得到的支持和奉獻是更多。在社會愈困難的時候，信仰能發揮的力量愈大，當人心惶惶的時候，正是信徒未信的親朋戚友觀察基督徒與他們有何不同的時刻。雖然很不幸過去幾年教牧和信徒的移民情況比未信主的群體更嚴重，不少信徒內心的不安並不比沒有信仰的人少，不過，當未信的市民轉眼看到仍然留在香港的教牧和信徒願意憑信心逆流而上，更積極事奉、奉獻、傳福音和關心社會，而不是只求自保、對其他人的需要視而不見的話，正是打開他們緊閉的心去思想人生的大好機會，最壞的時刻，往往亦是最好的機遇。

明光社在疫情期間由於看到基層的需要，開始學習服侍一些劏房戶，申請基金替他們改善家居的環境和應付生活需要，此外，我們亦關心他們心靈上的需要，在徵得當事人同意後會轉介他們到住所附近的堂會，有部份聚會亦借用合適的堂會舉行，協助這些劏房戶與堂會建立關係，結果在我們接觸的200個家庭之中，最後有近80人決志。後來我們覺得更好的方法是與一些有心的堂會合作，不單在堂會內舉行活動，更邀請同工和會友作義工，處理跟進工作，有堂會表示本來已幾乎沒有兒童出席聚會，但和我們合辦活動之後，多了許多兒童和他們的家長到來，為堂會帶來突破。

瑪拉基書三章10節提到：「萬軍之耶和華說：你們要將當納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倉庫，使我家有糧，以此試試我，是否為你們敞開天上的窗戶，傾福與你們，甚至無處可容。」惟有信徒願意憑信心付出，才能看到神奇妙的作為。同時請記著，神的家遠遠大過我們本身的堂會。

現代人的互動正在悄悄改變，智能手機作為「24小時隨身連結工具」，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相處、與世界連繫的方式。餐廳裡常見到同桌家人一起吃飯卻各自滑手機的畫面，這種「人在心不在」的狀態，反映出親子關係面對的難題——當孩子開口要手機時，家長不僅要決定是否給予工具，更要深思如何協助孩子在虛實世界間取得平衡。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在明光社舉辦的一個聚會中分享了一些實用建議。

科技是一把雙刃劍

手機確實是打開新世界的鑰匙，黃博士指出教育應用程式能將知識變成遊戲、通訊軟體可培養團隊合作、日程管理能訓練時間規劃。然而智能手機若使用失當，可能導致孩子沉迷網絡遊戲、錯失透過現實世界的互動培養同理心的機會。家長擔心孩子走進螢幕世界後，可能因為沉迷網絡遊戲，失去重要人生體驗，而同理心、耐性、說話能力都是需要透過面對面的互動才能建立的，而在科技浪潮中，孩子正逐漸失去這些特質。

親子會因為手機起衝突，而這些衝突常源於兩代在經驗上的差異，父母眼中「埋頭打機」是逃避現實，對孩子而言是社交日常，家長憂慮社交媒體易令人沉迷，青少年卻視它們為建立友誼與紓壓的渠道。黃博士提醒家長，衝突若處理不當可能形成惡性循環：孩子現實受挫就更投入網絡即時回饋，家長焦慮失控就加強對孩子的監控，最終破壞親子關係。她指出破解兩者分歧的關鍵在於培養「數位智慧」，而非完全隔絕科技。

建立手機的使用規範

黃博士提出的「管教五步曲」，包括了解孩子、情感溝通、訂立協議、執行協議和自律，家長與孩子共同制定使用手機的規則時，重點在展現尊重與理解。例如餐桌禁用手機是守護面對面交流的機會，睡前禁用手機是幫助孩子建立生活界線與自我控制能力，這些規範都在平衡科技使用與親子連結，讓孩子體會「離線時刻」的價值。

智能手機帶來「永遠在線」的方便，卻讓用戶失去獨處的能力。其實人際連結與獨處，對成長是同等重要，青少年特別需要空白時間來探索自我、需要思考價值觀、學習同理心、管理並表達自己的感受。[1] 黃博士建議家長可透過定期安排家庭活動與興趣培養的項目，來創造實體互動的滿足感，這有助減少孩子對手機的依賴。

在應用程式管理層面，黃博士重視預防多於監控。家長定期檢視孩子手機內安裝的應用程式，不是要分秒監控他們，而是要培養其自律意識。家長需要評估應用程式內容的適齡性，同時也要教導孩子掌握網絡安全觀念，例如懂得保護個人資料，辨識網絡陷阱，理解某些網站為何要求用戶提供電話與住址，如情況不明便拒絕提供敏感資料。日常教導和練習能幫助孩子建立正確的數位安全意識，並逐步發展自我保護能力。

沉溺行為背後的心結

網絡時代人們既追求自由又需要歸屬感，寧可與其他人保持聯絡，但就不願意彼此有深入的交通。[2] 上網打機恰好提供了抽離現實卻保持連結的空間，參與者可在其中紓緩內心的焦慮。黃博士指出，當孩子突然沉迷網絡遊戲，往往反映出孩子正經歷人際困境或學業壓力，例如朋友離別、失戀、被排擠或成績退步等。此時家長應成為守護者和引導者，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疏導情緒。透過細心觀察與情感支持，能幫助孩子建立自我價值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並理解到孩子行為背後的動機，家長可以這種方式回應孩子沉迷網絡的情況，而不是立即禁止他們使用電子產品或責備他們。

黃博士指出在決定是否給孩子智能手機時應考慮其年齡、成熟度和需求。家長應評估孩子的責任感和自律能力，並與孩子討論使用手機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家長保持開放的態度，樂意與孩子溝通，逐步引導他們正確使用科技產品，並避免沉迷網絡世界。

以身教展現數位素養

我們不必否定或抗拒科技發展，但應讓它在合適的位置發揮其真正價值。當家長擔心智能手機會削弱孩子的專注力，或減低對建立友誼的興趣時，便更應該透過身教來教導孩子同理心和關注真實事物的重要。家長可以從非常簡單的事情著手，多展現對其他人的重視和尊重，在吃飯時、在遊樂場、車上或與人見面時不要用手機，並且主動在網絡世界保護自己的隱私。這些事情其實是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往來真實與虛擬世界時持守著平衡，[3] 幫助孩子學會使用科技但不至於迷失其中。

所謂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人生有如棋局，有時下錯了一步棋，就算不會立即輸，但亦隨時會令自己身陷困境、損失慘重，因此，小心思量每一步，是人生的重要功課，在教養孩童的時候更當如此，因為三歲定八十，有些事若一早烙印在兒童的心中，恐怕日後要花一倍、甚至好幾倍的功夫才能改變過來，就如原生家庭的教養方式在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影響著我們對下一代的教養方法。而在當前科技高速發展的環境下，我們的日常生活已離不開電子產品，無論通訊、娛樂、查詢、購物、以至出入屋苑和乘車，沒有手機有時寸步難行，但正因如此，不少父母都以手機作為電子奶嘴，讓幼童消遣以及讓自己有更多休息的空間，但電子奶嘴的遺害卻絕對不能忽視。

不單在家庭，在教會和社會，有時當遇到嚴峻的挑戰時，亦可能會以錯誤的行動回應，例如當堂會奉獻收入減少，一些堂會很自然會首先考慮削減對其他基督教機構或差傳事工的奉獻，誰不知堂會愈退縮卻可能愈萎縮。當政府因為財困便考慮以最方便快捷的方法，增設運動賭博的項目（如籃球）以增加稅收，後果卻是令更多市民（特別是青少年）成為問題或病態賭徒。賭博對貪慾的刺激，有時和復仇心態差不多，會令人愈陷愈深，最後不能自已。

當然，這樣說不是要否定一切，而是要大家在一些會對自己和其他人有深遠影響的事情上三思而後行，就像下棋一樣，有時有危才有機，正如人工智能（AI）在高速發展，甚至可以作曲、拍片、出報紙，這是危、也是機；一子對，也許會化腐朽為神奇，一子錯，卻教人追悔莫及。

Netflix英國劇集《混沌少年時》被英國《衛報》的劇評人稱之為「幾十年來最接近完美的電視劇」，該劇共有四集，故事以13歲少年Jamie涉嫌以刀殺害同學的事件作為開端，透過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呈現英國校園朋輩間的相處、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自我形象及對女性看法等），與及親子關係疏離等情況如何令悲劇釀成。

一鏡到底的拍攝手法

劇集採用極具挑戰性的一鏡到底方式來拍攝，每集約60分鐘不間斷的鏡頭移動，展現了導演Philip Barantini的功力，而此種運用鏡頭的手法要求演員們及拍攝團隊有非常高的合作性。這種連續不間斷的拍攝也讓觀眾彷彿置身於劇中人身邊，體驗他們的惶恐、掙扎與情感。這種技巧時有運用於電影裡，如《1917》和《飛鳥俠》，以營造出令人窒息的真實感。

劇集選擇這種拍攝手法，能讓觀眾從一小時的細心觀察中有所反思，如在校園裡、人物傾談中，可以細察到孩子的心理變化與想法，透過鏡頭直接呈現出青少年所面對的世界。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拍攝手法也捕捉了時間的流逝，就像現實生活同樣沒有被剪接的機會。

編劇在說故事時所使用的藝術表達手法，沒有刻意為觀眾提供簡單的答案，而是透過多重視角拼湊事件全貌。喧鬧的校園、青少年與心理學家對話時流露的心靈需要，以及家庭成員對話時呈現的緊張感等，都在連續鏡頭下，被拍攝下來無所遁形，這種藝術手法迫使身為家長的觀眾正視一個狀況，青少年的困境，從來不是單一因素造成，也無法用簡化標籤理解。

社交媒體的隱形殺傷力

劇集亦反映了在現實生活中，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影響。英國天空新聞台的網站刊出了一個調查，當中指出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可能對男孩心智構成的「毒害」，40%的14至17歲受訪的青少年，每天至少上網六小時。[1] 《混沌少年時》的編劇Jack Thorne曾在一篇文章裡提到，與他自己少年時不同，現代青少年在網絡上接觸到的可能是極端思想，而他少年時只是閱讀書籍，這正是劇中主角Jamie與他的關鍵差異。[2]

劇集也反映了一些現實狀況，成人們無從得知孩子於社交平台接觸到甚麼群體，也不知道網絡文化或「暗語」可能會令青少年扭曲地看這個世界，而這些群體和資訊也影響到孩子如何看自己。如劇中提及的「非自願單身族群」（incel）、男女關係的「80/20法則」及「男權之圈」（manosphere）的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心智未成熟的13歲少年，影響Jamie的自信心、自我形象與觀感，甚至影響到他對異性作出的行為。

就如劇中提到，網絡上的男權之圈是一群反女權主義的擁護者，這圈子的人貶低女性，推崇男性主義，將權力與控制連結在一起。在社交平台形成的「迴聲廊」，令用戶只接收到類似的資訊，導致Jamie相信此種極端想法及行為是正常。在面對女同學Katie對自己的拒絕和人身攻擊時，Jamie惱羞成怒，就直接以暴力方式來回應。

在現實生活中，家長很多時都教導孩子要有規有矩，但卻容易放手讓子女於青少年時期任意上網，令他們透過社交平台的「窗口」窺探世界，也就是沒有年齡差別的去面對成人世界。有些孩子上網時，甚至為了取得網友的關注而以言論、圖像來討好別人，這些不經意的忽略令孩子可能會陷入被欺凌或暴露私隱的危險。身兼演員和編劇工作的Stephen Graham，在劇中飾演Jamie的父親Eddie，他為了工作早出晚歸，或許會和孩子去打球，但父子沒有深入傾談，這位父親不知道兒子在網上被人欺凌，並且在內心對自己及男女關係感到焦慮。

在場的缺席令隔閡形成

此劇具有警世的意義，Jamie的父母雖然充滿愛心，卻對兒子的數位足跡一無所知。這種「愛的不對稱」正是當代教養的致命盲點——人們關心孩子吃甚麼、何時就寢，卻對已經成為他們精神食糧的網絡世界一無所知或者視而不見。劇集提醒了家長必須跨越科技上的鴻溝，理解「數位原住民」的生活環境，而非將智能設備簡單視為電子保母。

Eddie也代表了傳統教養面對的困境，他愛兒子卻不懂如何表達，重視家庭卻與孩子缺乏情感交流。這種「在場的缺席」隨著Jamie被捕而徹底崩解。劇集第三集的心理治療場景揭示了殘酷真相——Jamie的失控並非偶發事件，而是長期孤獨和掙扎帶來的結果。但劇集也留下了希望的伏線，當Eddie最終崩潰地躺在兒子床上，象徵著權威父親形象的瓦解，他卻有著重生的可能，願意繼續以愛守護孩子。這呼應了Graham在訪談中的觀點：「養育孩子需要整個村子的力量」（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3] 家長需要意識到，在數位時代，教養已不能僅依賴直覺與經驗，而必須建立全新的、與孩子溝通的能力，並建立支援系統，了解孩子在網絡中研究、討論甚麼，及他們面對著甚麼事情。

《混沌少年時》最珍貴之處，在於它拒絕將悲劇歸因於一個原因。每個環節失去一點的功能——父母的不察、學校的疏忽、群體的冷漠，以及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共同構成了一個吞噬少年的系統。而這面鏡子反映的不是單一事件，是整個Z世代，社會及家長們必須共同面對的教育現實。與其急著尋找「誰該負責」，不如思考「我能改變甚麼」，這或許是劇集留給家長最寶貴的功課。

[1] Tamara Cohen, “Teenagers exposed to ‘horrific’ content online - and this survey reveals the scale of the problem,” Sky News, last modified March 19, 2025, https://news.sky.com/story/teenagers-exposed-to-horrific-content-online-and-this-survey-reveals-the-scale-of-the-problem-13331556.

十年磨一劍，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在慶祝一百週年的時候出版了《香港教會人物傳》（第一冊），十年後出版了第二冊，能夠在書中榜上有名，首先第一個條件是已經跑完當跑的路，回到天父的懷裡。第一冊所記述的主要是與聯會息息相關的華人教牧和在不同領域有貢獻的信徒領袖。而第二冊則添上許多與香港早期教會發展有深厚淵源的傳教士，包括大家較為熟識的何明華、劉福群、汪長仁、戴紹曾……不少名字聽起來還以為是中國人，那一代的宣教士對中國和香港的感情十分深厚，有些甚至退休後亦沒有離開，死於香港。

另一方面，第二冊記述了許多大家更為熟識，不少更是大家聽過他們親身教導的華人教牧和信徒領袖，如金新宇、李非吾、麥希真、陳喜謙、張慕皚、沈宣仁、費明儀、聶錦勳……對於一些他們曾經牧養或教導過的弟兄姊妹來說，相信不少片段仍歷歷在目。

讀人物傳記的最大得著是溫故知新，每個年代也有每個年代的難處，但每個難關都有神忠心的僕人繼續在牧養和帶領祂的羊，我們所遭遇的並不是甚麼空前絕後，令人痛不欲生的世紀大災難，先賢無論在任何環境，都繼續忠心服侍、至死方休的精神，讓我們看到神奇妙的帶領和作為。香港的信徒有時目光太窄，只看到眼前的難處，只看到自己的堂會，而缺乏了歷史感和國度的視野，將自己的問題放得太大，忘記了我們其實是與歷代的教會和聖徒相通的。

由於本書收錄的名單很長，書中很多人物的生平事蹟都只能簡單概述，就像一些小品文章一樣，不過，正好方便讀者可以在不同的時候偶讀幾篇，從不同人物寶貴的人生經歷中刺激我們好好反思自己的人生和事奉的態度。「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十二1）。

政府統計處在2024年發佈的有關互聯網普及程度的調查，指出曾使用互聯網的10歲及以上人士，由2014年79.9%增至2023年96%，最貼身方便的手機是最主要的上網工具，在10至14歲群組中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為87.6%，而15至24歲擁有智能手機的比率則高達99.8%。[1] 而香港家庭福利會在2024年公佈的研究亦發現，受訪學童中有11.8%有網絡遊戲成癮的問題，當中有70.6%更出現抑鬱情緒，近30%情緒管理能力較差，遇到困難會容易選擇逃避，另有36.2%學童每天花三小時或以上玩網絡遊戲，導致他們忽略學業及運動或其他興趣。[2] 類似的調查或許還有更多，都顯示青少年的上網時間過長會引發情緒問題，上網時間與他們的成長有著密切關係。

家長不單需要細心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在實體世界的社交生活，更加要留意他們於網上虛擬世界所接觸的內容，兩方面都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兩個「世界」都不斷地影響及「重塑」孩子的大腦，當孩子的大腦在青少年階段被「塑造」完成後，家長想做任何事情去挽救都已經相當困難，一切都為時已晚。

有關大腦的「重塑」

《失控的焦慮世代》一書指出，孩童充滿可能性的大腦，在成長的時期會忙著建立新的連結並淘汰舊的連結，透過累積經驗和練習不同的技能，他們不常使用的神經元和突觸會逐漸退化消失，經常使用的連結就會變得牢固和加速神經的傳遞速度。[3] 而以下三個強大動機，可以令成長中的孩子學習得更好，它們分別是：一、自由自在地玩；二、調整節奏與他人同步；三、進行社會學習。

可以想像手機的出現，當中的遊戲、社交媒體易令孩子成癮，也將他們帶到虛擬世界，他們不能再在真實的世界去以這三個動機去強化學習、與社會連結、與人同步活動、輪流做動作，甚至連處理衝突和發展身心的機會都失去了。相比之下，社交媒體的活動大多屬表演性質，例如讓用戶上載自己的照片和影片，這些活動也鮮有與人同步，它們會阻礙協調和同步的練習，重度的使用者最多只會渴望建立社交連結，但這類交流也會缺少了面對面的學習，用戶不能觀察其他人的面部表情與肢體動作，因此無法學習這方面的溝通方式。

社會學習重要時期

9至15歲是社會學習的重要時期，它是孩子學習文化的一個關鍵敏感時期，孩子在這段時期獲得的經驗會影響他們的身份認同，並會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這個時期也剛好是父母讓孩子擁有智能手機的時期，容許他們上網瀏覽，甚至管理自己的社交平台，他們的社交生活也會由實體世界慢慢轉移到虛擬世界。

有好些家長對孩子在實體世界的管束甚為嚴格，很多事情都不容讓他們去體驗，深怕他們會「受傷」，一點風險也不想他們承受。然而過度保護會令孩子失去探索世界的機會，當他們面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時，由於欠缺解難經驗和修復人際關係的經驗，孩子會顯得欠缺安全感和脆弱。《失控的焦慮世代》的作者Haidt指出，家長不讓孩子有適當的冒險機會，這種安全至上主義是孩子第一種「體驗阻斷器」，妨礙了他們學習和成長。

第二種「體驗阻斷器」是智能手機。手機和一些數碼裝置為孩子提供了很多娛樂和體驗，不少家長會覺得他們乖乖地留在房內看著螢幕、玩著遊戲也不錯，但漸漸孩子對螢幕以外的東西興趣大減，這不單阻礙他們探索真實的世界，也會令他們陷入其他風險。家長放手讓孩子在網絡瀏覽，和陌生人交流，會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網上色情內容，或跌入情騙的陷阱。

睡眠時間與注意力均被剝奪

除了真實的社交活動因為過度使用手機而受限，未能與人建立深厚情誼之外，青少年成長應有的睡眠時間亦會縮短，他們的注意力會變得碎片化，而網絡成癮等情況都會影響著青少年腦部及心理的成長。當注意力長期被手機訊息打斷，會干擾他們執行功能的發展，因著學習常常分心，未能專注做出選擇，青少年可能會陷入「困惑、茫然、思緒散亂的狀態」，[4] 在學習中未能獲得成就感，而因滑手機所產生的多巴胺，就可能仍舊佔據他們的心神，令他們繼續依戀著手機螢幕。

為預防孩子繼續被智能手機、網絡多重剝奪，請各家長們先撤走第一種「體驗阻斷器」，讓孩子在實體世界有多點自由空間去體驗和探索，不要親手把孩子推向網絡世界而不管，任由他們於網海孤身作戰，把他們餵養成孤單、脆弱、失去方向的一代。

今年3月香港文化界的「大事」，自不然就是位於北角的粵劇「殿堂」新光戲院，經歷50多年的歲月後，業主決定易手售予一間地區教會，將劇院改作教會之用。新光戲院營運者縱然多番與教會商討，希望能在改建後的教會演出粵劇，但如作出這樣的安排便要容許劇團對傳統信仰的華光先師致祭，教會與劇團對此存在不能解決的分歧，雙方暫時未能達成共識。[1]

不少人認為，新光戲院結業，不只是個別物業交易，或是某一私人機構的事宜，因新光戲院是香港現存最後一間以商業模式營運的粵劇劇院，與一般只設有電影銀幕的「戲院」（cinema）不同；新光是正式的「劇院」（theatre），不只有銀幕，更有給樂隊作現場伴奏的樂池（不說不知，新光雖然是一個粵劇劇院，但樂池設計是比照西方劇院，比一般傳統粵劇戲院有著更好的設計），又因是私營性質，粵劇和放映的節目比在政府劇院場地放映的更有彈性和話題性（如劇中人物為一連串政治人物，甚至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也榜上有名，成為了現代粵劇的主角）；所以新光戲院易手，就變成是戲劇文化傳承的問題，營運者曾經期望政府有部門能夠介入，藉以保留這個香港寶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和集體回憶，但當局未曾介入（或根本是沒有理由介入一宗正常的商業買賣），最終新光戲院在上演其最後的摩登粵劇《小平你好》後，由劇中飾演「鄧小平」的粵劇老倌龍貫天，與劇院營運者等人主持「熄燈拉閘」儀式，之後正式結業，這與鄧小平當年就香港情況講出「馬照跑、舞照跳」的一句話，作了活生生的反諷，叫人不勝唏噓。

平心而論，單以港島東區而言，教會收購戲院建築改作堂會用途已非新事。就在新光戲院附近的國際神召會，或是香港中央圖書館旁的播道會同福堂等，都是收購已結業的戲院並改建而成的。事實上，戲院與堂會在建築結構上的確相當「匹配」，尤其原有的音響效果，座位設計，與高樓底建築更是不可多得，只要進行適當改建就能使用。加上電影業發展在最近10多年（其實已不只是近年的情況）不太景氣，與其將戲院丟空，或是拆毀重建，將之改建成教會是善用資源的方法。

另一方面，保育粵劇雖然在香港社會已有共識，但不可否認的是，粵劇本身除了是藝術表演，同時也帶有濃厚的民間信仰色彩，在大戲開鑼前戲班成員會拜祭專屬的神明華光先師，更有不少戲班會參與地方酬神、打醮等宗教活動，並會演出「神功戲」。而新光戲院結業前的營運者，他不只是一位熱愛粵劇的劇作家，亦是一位著名的風水玄學家，他營運新光戲院的12年間，經常將自己製作的一系列「大迷信」電影搬到新光戲院上映，此做法也令風水迷信與粵劇傳統捆綁在一起。有教會購入新光戲院，對於信徒來說，是頗有潔淨原來民間信仰的意味，若為了讓粵劇回到劇院表演，而再次在原有地點舉行拜神等儀式，也實在是難為了教會。

購入新光戲院的教會，該會的主任牧師曾指：「我們期待與當地社群合作，同時尊重其文化遺產。」[2] 究竟如何能夠做到？筆者忽發奇想，想到同區現時其實也有另一藝術殿堂——北角皇都戲院——正在進行重建和活化工程，主理的發展商曾表示為戲院一些部份啟動保育計劃，承諾會復修、保留和重塑戲院古蹟的歷史面貌。[3] 說不定日後皇都戲院真的可以重新成為北角區的文娛藝術表演場地，甚至能讓以往在新光戲院演出的粵劇再次上映，重現昔日的光華，那就相得益彰了。

近年很多人提到「文化遺產」，其實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於2003年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公約中的非物質文化遺產（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涵蓋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展現形式、知識、技能，以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而它們是被各社區、群體或個人視為文化遺產的一部份。[4] 有別於一般「有形」的文化遺產（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非物質文化遺產固然也可帶有物質性，甚至座落於一建築物之上，但非遺概念更著重世代相傳，以及在適應周圍環境、與自然和歷史的互動中，它們被不斷地重塑、創造，為有關社區和群體提供認同感和持續感，從而增強文化多樣性，並對人類創造力賦予尊重。其中粵劇於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中，並於2009年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

說到此處，筆者有點不吐不快：一提到文化遺產，總會令人聯想到一些地道小店結業了，或是一些傳統手藝失傳等，難免傷感，就像昔日金曲《信》（《阿信的故事》的主題曲），當中一句歌詞：「誰會珍惜當你還擁有」，看著一些店舖消失或手藝流逝，人們才懂得回味。其實heritage 一詞，其重點在於「傳承」，而不是講事物已成過去、遺留下來的東西，也不是爭產時各方關注的「遺產」，將它譯作「傳承」其實更為恰當。粵劇的情況正是如此：其實要讓其傳承下去，需要的除了是場地，還需要「人」——年青的一代加入，行業得到肯定和尊重，營運的收入使參與者可以養得起家——這些其實比硬件和場地更重要。香港的藝術政策，一向比較偏重西方藝術發展，近年雖有西九文化區戲曲中心的落成，以及油麻地戲院第二期工程的展開，但對於傳統中樂，粵劇等的資源投放仍見不足，尤其在培育新進方面更見不足，無人後繼傳承下去的話，粵劇就真的會成為「遺產」了。

但另一方面，今次新光戲院結業事件，卻又使我們看見「硬件」的重要性。有人或會說，教會不只是四面牆，更看重的是人的關係。但事實卻告訴我們，教會人數一多，便需要地方聚會，舉辦大小活動，除了人多好辦事之餘，還是「有件磚頭在手」穩陣！今次新光戲院結業就說明了，文化遺產雖說著重「傳承」，但如果能有一個物質的「外殼」，用來保存和凝聚大家，肯定有助於發展。今日香港，百業情況不如往日興旺，教會和機構營運都很困難，單單口裡說支持，實在難以維持。患難見真情，由「得把口」（或在社交媒體上）讚好，轉化成「硬貨」的實質支持，對教會和機構更為重要呢。

時勢艱難，經歷了社會運動和三年疫情之後，再遇上經濟不景，過去一年，不單不少連鎖店、酒樓和戲院要結業，一些堂會和機構亦面對愈來愈大的財政壓力，再加上一些過往有心有力的奉獻者（如教師、社工、醫護等專業人士）的退休潮和移民潮仍未完結，雪上加霜，不少機構需要大刀闊斧節流（包括減薪、裁員、搬去較細和租金較便宜的辦公室、以及削減某些事工等等）。我在機構事奉25年，經歷過沙士、雷曼兄弟破產、社會運動和疫情等種種情況，今次的情況看來更為嚴峻，估計對不少堂會和機構來說，仍有一段頗長的時間要面對財政壓力。不過，作為領受異象和使命而創立的團體，只要行在上帝的心意之中，深信上帝會用出人意外的方法供應各堂會和機構所需。

因此，在考慮任何應變方案之先，必須重新思考堂會和機構在當前的社會環境，究竟如何繼續持守成立時的異象和使命是最重要的，因為一些事工在成立的時候可能有特別的需要，當時移勢易，若有關需要已不存在，堂會或機構已完成了歷史的使命，光榮地退下火線並不是值得羞愧或難堪的事，若仍有心志事奉，上帝自會讓大家看到新的召命，按著時代的變遷而更新變化，因為，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作為一個使命團體若只為了維持日常運作，同工卻渾渾噩噩是沒有意思的，也浪費了支持者的奉獻。有些人因為對自己創立或事奉了大半生的堂會或機構有些情意結，就算組織已長期陷入困境仍不想結束是沒有必要的；我們只是管家和僕人，上帝才是老闆，祂在不同的時代會興起不同的人和群體以不同的方法去服侍祂，我們若將堂會或機構當作個人的成就或產業，反而是自高自大，求主給我們能看清時勢，知所進退。

除了結束營運之外，其實共享資源、甚至是合併也是善用緊絀資源的好方法，香港一個彈丸之地，竟然有1,300多間堂會和數以百計的福音機構。當中一些小堂會因為人口老化、沒有新人加入等因素而餘下幾十會友，當中甚至沒有傳道牧者；有些老化的機構平日甚少活動；也有些機構的事工大同小異，卻各自要負擔幾名同工和辦公室的開支，實在吃力不討好。現時是加強堂會和堂會、機構和機構、以及堂會和機構之間合作的大好機會。

一直以來，很多堂會在星期一至五都浪費了大好的地方，重門深鎖，一些機構卻要捱貴租，彼此共用地方（無論是誰租或奉獻給誰），也是雙贏的方案，但就像非到疫情大家不願意主動學習透過網上直播聚會和開會一樣，大家都很少主動求變，也許現在是時候在非自願但不反對情況下認真地考慮一下了。其實加強合作是雙贏的方案，讓堂會和機構彼此找到合作的伙伴，因為很多時堂會缺乏接觸不同對象的網絡，機構則缺少人力和金錢，兩者可以互補不足，香港寸金尺土，若能省下一筆租金及共用辦公室的器材，小數怕長計，亦十分可觀。

對於一些坐擁大量資金的聯會機構或有可觀的購堂或其他儲備的堂會來說，在現時的環境，增加對不同機構的奉獻、設立一些基金讓不同機構申請、甚至短期免息貸款給一些週轉有困難的機構，比起建堂或儲蓄有意義得多。向誰多給就向誰多要，希望各聯會或大堂會的領導層能有更廣闊的國度觀，將所有主內的群體看作肢體，「我們俊美的肢體，自然用不著裝飾；但神配搭這身子，把加倍的體面給那有缺欠的肢體，免得身上分門別類，總要肢體彼此相顧。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林前十二24-26）我們都只是神委託的管家，所有資源都是神交給我們好好運用，它們都不是團體或個人的財產，財主進天國的困難，在於不願將財寶分給有需要的人，無法積聚財寶在天國，也許這也是主耶穌對所有較為富裕的聯會或堂會的提醒。

另一方面，當社會經濟出現困難的時候，一些有穩定收入的弟兄姊妹應該更多留意自己的堂會和不同機構的需要，為了支持自己認同機構的事奉和服侍的群體多走一步。此外，不少弟兄姊妹沒有結婚或沒有子女，若能及早為身後事作規劃，將自己的住宅和其他財產在安息之後，將一部份奉獻給一些自己認同的機構，這些奉獻能對機構的財政起到穩定的作用，而這樣做也是一件美事，可以在自己走完了在世的旅程之後，將祝福延續下去。教會群體就是靠一代一代人的忠心事奉而傳承下去的。教會也好、社會也好，不同的時代都會面對不同的挑戰，比起戰亂、逼迫、洪水、地震、瘟疫或在曠野飄泊來說，我們現在面對的其實又算不得甚麼，只要眾教會和弟兄姊妹都願意跟隨主的教導去事奉、奉獻和對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伸出援手，神自然會透過奇妙的安排，供應眾堂會和機構的需要。

在電影《破．地獄》中，有不少「金句」，其中一句是：「人一出世就在倒數」。對於較為年長的朋友來說，在年月的流逝中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在經歷轉變，人不會一直的年輕，總會有一天由壯健慢慢的衰老、身邊的親友慢慢地離開……歲月在教導人慢慢地去接受及面對老、病、死，如能自我反思、與人討論、或找方法去了解，這會是接受「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但青少年呢？他們仍在成長階段，身邊的同學、環境都是充滿朝氣，仍有很多時間可以追夢，甚至揮霍，「死亡」彷彿離他們很遠。

然而，了解「死亡」對於青少年來說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不少人了解到生命有限期，才會珍惜光陰，找人生目標及方向，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到老、病。當「朝見口晚見面」的同學或老師，甚至是至親的家人突然因意外、急病或輕生等原因離世，面對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對青少年來說，他們會感到很突然，亦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表達感受和消化事件。而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這題目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視之為忌諱，青少年心中即使帶著很多疑問、恐懼，哀傷的情緒，亦可能不懂抒發。

香港學校的課程涉及眾多課題，能給予「生命教育」的空間不多，亦沒有完整的框架及內容要求，要找尋機會與學生探討「死亡」更是不容易。在教育局網站中有一份名為「推行生命教育初探」的教材，[1] 當中提到「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這些都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以助學生尋找到做人的方向。教材中的生命教育內容，是從積極人生的方向中去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等。雖然教材中有提及「生死教育」，並將它列舉於生命教育相關價值的範疇中，但之後並未有提供應用、內容、相關價值觀及它對學生的幫助。

2024年9月，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發佈《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2] 當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因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而感到無奈，亦有受訪同學指有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報告又依據受訪學生對死亡態度的總平均分指出，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傾向接受，受訪學生中有人表示對死亡產生較強烈恐懼和擔憂，亦有部份學生逃避去想死亡。報告指出「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觀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3]

那麼「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及「死亡教育」又有甚麼不同，青少年可以如何學習及理解呢？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梁梓敦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少學者或機構對於「生命教育」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如透過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並從中體會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培養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情懷；或教導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活、豐富人生；或引導人們從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脈絡去理解生命意義及生命現象，及找尋多元化的方式來展現生命意義。[4]

有部份生命教育工作者會採用的教育模式是將人作為核心，探討人與他人、環境、自己及宇宙／信仰的關係，有關死亡的課題就會放在人與宇宙的範疇中，當中會包括靈性超越之途徑、尋找永恆價值、生命歸宿等內容。[5] 而「生死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主題——死亡是生命裡的一個階段，但它不等於整個生命教育。梁梓敦就指出「死亡教育」是教導學生認識和探討死亡，從死看死；但「生死教育」是教導學生先了解死亡，然後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死看生才是生死教育的最終方向。他認為生死教育是一種方式，讓人透過了解死亡，經討論及反思後，而達到「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為目的。[6]

如果暫時校園未有空間觸及這題目，就由家庭或教會開始，與青少年談論「死亡」而毋須忌諱，透過不同的材料，如名人離世、災難或自殺新聞、歷史事件、家居環境生態、電影、文學作品、歌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題材來展開對話，來讓他們表達感受，說說他們學校或同學的故事，師長亦可以趁機了解他們對死亡的想法，並把自己的經驗與他們交流，回應他們的疑問，與他們一起反思。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

新興毒品「太空油」依托咪酯在港濫用個案近期急速上升，更被發現蔓延至社區及校園。有青少年受訪者形容吸三口「太空油」已上癮，之後不斷吸食，令自己感到很放鬆。根據警方搗破的製毒工場，毒販還把依托咪酯混入果味甘油，又會在煙彈中加入顏色和氣味，以吸引買家。由於吸食後太空油很快就會「上腦」，藥效約10多分鐘就散去，令它的隱蔽性很高，而它的價格約100至300元一粒，年輕人容易入貨嘗試。

依托咪酯在醫學上是麻醉誘導藥，吸食電子煙與吸食太空油在外觀上無異，旁人只能透過吸食者服用後的反應分辨，吸太空油者會腳步浮浮、手震、眼神飄忽、口齒不清，甚至會失去控制、全身顫抖，之後還會出現嗜睡與頭暈的症狀，亦有個案因精神狀態或行為異常，要轉介精神科評估。如果發現身邊有年輕人有此狀況，師長則要多加留神。

另外，更有人在公眾地方吸食而暈倒在地上或馬路，險象環生，亦有女同學吸食後「斷片」（失去短暫記憶）、失去意識或反抗能力而遭性侵。有精神科專科醫生指太空油「類似酒精或安眠藥」，令人有興奮開心感覺，易致上癮。吸一次的毒性影響會持續約一星期，但長期濫用易令身體產生耐藥性，很難戒癮。而長期使用亦會產生慢性影響，對於未成年人士或兒童的腦部影響嚴重，甚至改變他們的腦部。

而濫用藥物的青少年還可能受到來自同齡人的社交壓力，形成一個濫用毒品的社交圈，從而進一步加深成癮問題；而吸太空油的行為可能會令其他青少年因為好奇而跟風吸食。有社工建議師長可多留意學生，若發現他們吸太空油，不應立即責備，應耐心疏導協助，讓他們知道太空油易令人成癮，開始時，他們會以為吸一口很少，自己可以控制，但之後會愈吸愈多，最終會被它倒過來控制了自己。本來想讓自己減少憂慮，想放鬆，但用錯了方法，輕視其禍害，不單沒減少焦慮，情緒還更易波動，成癮又傷腦，恨錯難返。

參考資料：

戴慧豐、羅敏妍。〈太空油｜17歲仔吸3啖就上癮　指3成同學有吸食　女生斷片被性侵〉。《香港01》。2024年11月8日。網站：https://www.hk01.com/%E7%AA%81%E7%99%BC/1073867。

〈易上癮「試後追住食」 女性長吸可致下陰變形〉。明報新聞網。2024年11月24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41124/s00001/1732386587107/。

劉英健。〈飛向迷幻的代價｜解碼太空油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星島頭條。2024年10月28日。網站：https://www.stheadline.com/columnists/lifestyle/501300181/。

轉眼在機構事奉已經25年，由一個「半途出家」的基督教機構主管，漸漸成為圈內少數的資深總幹事，由於一直很支持及積極參與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的事奉和出席總幹事團契，接觸過很多不同類型的機構和機構負責人，可說百花齊放，各擅勝場。不同性格和專長的人配合不同類型的事奉模式和對象，會產生不同的效應，深感沒有一種管治的方法適合所有機構，因此，本文想探討的不是模式，而是心態。

基督教機構作為翼鋒教會，其實本身就是教會的一部份，而同工之間的關係就像團契裡的弟兄姊妹，不過，它同時也是一間公司、一個機構，因此，基督教機構既是所謂的「屬靈」群體亦需要遵守一些「世俗」的規則。其實基督教機構應該明白自己比起外間的機構有更高的要求，因為我們既是一個「屬靈」的群體，也是一個按照香港法律成立的慈善團體，我們要同時滿足兩套規則，既要對神負責，也要符合法律和公眾人士的期望，需要在教內教外也有好的名聲，好的名聲不代表其他人一定會認同機構的宗旨和路向，但會尊重我們是行事正直、重視操守、有效率和對奉獻者負責任的機構。

作為機構的領導人／總幹事，首先必須是一個有使命感的信徒或牧者，每個機構的成立都必定有其背後的異象和使命、服務的宗旨和對象，作為帶領的必須充份了解和認同機構本身的理念，否則無從感染其他人認同和支持，一個有生命力的人自然就會有感染力，有生命力不代表是工作狂，不代表毋須休息，反而應該是一個懂得平衡事奉與生活、工作與家庭的人。事奉是充滿喜樂、令人興奮的事，事奉的過程難免會有困難和衝擊，但能夠事奉就是恩典，這是我們應有的信念，我們必須讓同工明白，在機構事奉不應該抱有屈就的心態，亦不是因為無法適應外界的競爭或文化才無奈加入機構，而是我們明白人生有些價值比金錢和社會地位更重要，無論在甚麼機構，若終日怨天尤人不如及早離職。

正因為我們明白能夠事奉是神給我們的福份，不是我們「俾面」神而加入機構，而是神「俾機會」我們去體會更豐盛和精彩的人生，因此，在機構事奉的態度絕對不應該敷衍了事，當我們在職場工作也十分嚴謹、著重上司和客戶的評價的時候，在機構工作更應加倍認真，因為我們既做給人看，更是做給神看的。機構的包容文化應該是包容同工因為經驗、能力不足、身體軟弱或家庭需要而有些地方做得未如理想，但絕對不應包容一些同工以得過且過的態度，濫用別人的愛心作為自己不負責任的藉口，基督教機構並非讓同工逃避責任、不思進取的地方，不稱職的同工會被辭退或勸退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得工價是應當的，相信大家不會反對，問題是我們究竟有幾認真去看待？一直以來，不少機構的薪酬都是偏低的，若果是機構的財政未能承擔，大家尚可以理解，但若果明明是有能力，有盈餘和儲備，卻認為同工既然在基督教機構服侍便應該接受偏低的人工是不合理的，變相是以同工對事奉的熱誠作為剝削的藉口，對於一些沒有家庭負擔的同工來說可能仍然能夠應付日常所需，但對於一些要養家、特別是有小朋友的同工來說，會強烈感到對家人有虧欠。因此，在開展事工時，應盡量以外間機構相近職位的薪酬作參考，按機構的能力給予較接近的待遇，每年以適合的方法評估同工的表現，讓表現好的同工有加薪的機會或獎勵。以為在機構事奉只需要向神而毋須向人交賬，恐怕只是一些人敷衍塞責的藉口，這種態度會對其他盡心盡力事奉的同工帶來不公平。

另外，基督教經常高舉家庭的重要性，但我們對待同工時又是否真的家庭友善呢？同工的家人有需要時，同工可以靈活地請假嗎？同工需要經常加班嗎？在安排同工的上班時間和假期方面，會否盡量遷就不同家庭的需要？基督教機構是以人為本的機構，看重人的價值而不是以利益掛帥，這利益不僅是指金錢上的利潤，也包括將人當作生產工具，要將一個人用到盡，基督教機構則不會奉行此道，會考慮員工在身心靈和家庭各方面的需要。因此，同工若經常超時工作其實並不健康，機構想同工有進步及事奉更有力，應給予他們適當的休息和假期，不鼓勵同工加班和樂見同工準時放工是我多年以來抱持的管理態度。

此外，若同工有更多進修、參與研討會和培訓班的機會，他們便可以開眼界，接觸多些不同的機構、人和事，對同工本身和機構都有好處。過去兩年的暑假，我也有安排同工去別的機構交流兩至三個星期，和其他機構的同工一起工作，觀摩和學習，效果十分理想。作為主管，看見同工有成長、讓他們對事奉保持熱誠，以及將其他機構和教會看為肢體，有一個普世教會的胸襟，不將自己的機構看成唯一重要和值得關心的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個人認為，能夠成為一個重視同工、服侍對象的需要和重視成長的主管，才能成為一個以人為本去服侍上帝的機構總幹事，這也是過去25年我追求的目標，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