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賦的禮物》(Gifted)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The Intelligence Trap: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

作者︰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

譯者︰姚怡平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業周刊

出版年份︰2020年

一般人都以為，只有蠢人才會做蠢事，但誠如書名所言，做蠢事的不一定是蠢才，聰明人也會做蠢事。聰明人之所以做蠢事，最大的原因，莫過於「聰明人自以為聰明，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犯錯後，「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其「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作者指出聰明人更會有「偏見盲點」(bias blind spot)，難以察覺自己的邏輯有問題。

很多人以為，智商高的人必然大有成就，美國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便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優生學，也設計出測試IQ的「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修訂版(Stanford-Binet Revision)，其後奠定了美國以智力來篩選學生及員工的基礎。不過，作者卻指出，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智力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太過相信那些測量能代表某人的總智力潛能」。因為除了智商，還有情緒智商、實用智力、分析智力和創意智力等。實用智力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難以測度的；至於創造力，也不是高智商的人必然擁有的能力，換言之，如果缺乏實用智力及創造力，聰明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為。

很多人又以為，打造「聰明人」的團隊，公司便能有傑出的成就，作者卻以體壇中常出現的「明星隊」為例打破此幻象。作者並非完全否定「群眾智慧」，只是指出實際上，有很多失敗的團體便是由聰明人組成的，或許，這是「團體迷思」所致，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由於其顧問團太怕質疑彼此的判斷力，急於達成共識，草率下了入侵古巴的決定，結果僅三天，由美國培植的古巴流亡軍便被敵軍殲滅。另一阻力如上文提到，聰明人往往堅持己見，一個由聰明人組成的團隊，尤其是人人都處於高地位時，難免人人自以為是主角，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

那麼，聰明人如何避免做蠢事？作者提到謙虛的重要性，因為謙虛能夠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偏見盲點」。對作者來說，承認自己無知並非老生常談，反而是一個智者的應有表現，例如集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及外交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當他需要做出重大決定時，他都會「以謹慎又開放的思維為標準」，他從不急於判斷，而是「設法謹慎權衡各項利弊」，也嘗試避免慣性思維。對作者來說，反省也不可被忽略，與一般人理解的反省略有不同，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反省」，其實指到人除了學習頭腦上的知識，也要學習解讀寶貴的信號——情緒及直覺。當然，作者並非要人過度信任直覺，但他卻點出過度理性的人，很多時無法「經由有自覺的深思……提醒自己在無意間忽略的哪些細節。」

其實，做了蠢事不用怕，因為可能剛巧你是一個聰明人；不過，一個聰明人可以變得更聰明一點，便是學習謙虛及自省，在錯誤中不斷修正。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書中每一個主題，都有著面對現代科技世界的處世智慧，讓人在煩囂的世界中停止內耗。它看似是一本需要短時間內追看的書，但其實當中的內容卻是每個主題一頁起兩頁止，可以方便一些難以集中看書數小時的人，嚴格來說，每天看一兩個主題也是可以的，因為當中沒有故事和行文脈絡的連貫性。它雖然像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又不是純粹安慰自己且令人過目即忘的心靈日誌，而是附帶行動且讓人感到深刻，並有明顯心理學支持的生活智慧（可能作者無意有心理學的推演）。

不少青少年經常以「秒回」作為對方是否真正在意自己，又或自己是否在意對方的準則；又以自己是否得知社交圈子發生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令個人開始變得「敏感」。書中指出，我們不需要過於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給自己施加壓力，也需要懂得分辨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社交媒體的內容是否只是八卦，別人的負面情緒也不必照單全收。如此，省下來的能量能夠去愛真正值得愛的人，例如父母等等。

其中一個主題教導我們去分辨「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以及「自己能控制的事」，就如傳道書一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覺得「虛空」，就是因為經常想要抓緊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而著名的「尼布爾禱文」（Serenity Prayer）亦有著這種智慧。故此，分辨到後，能否接受有些事情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就是一生需要努力的功課了。

最後一個大主題，就是要學懂資訊的斷捨離，簡單來說就是懂得安靜獨處。因為現代人手機不離身，來自社交媒體的刺激源源不絕，「無所事事」便顯得可貴，書中教導我們，找些時間放下手機、不看新聞、不回訊息，其實就是讓大腦休息恢復平靜的保養方式。例如嘗試讓自己「無所事事」，多做「自我覺察」等等，人的確需要安靜讓自己有與神獨處的時間。

雖然這本書是以一些佛學智慧來講述處世之道，但其中的道理和智慧在我們的基督信仰中亦能有著不少的反思，甚至能夠言說一些聖經中的真理。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劉千石是香港工人運動的代表性人物，他少年時偷渡來港，學歷雖然不高，但幹勁十足，頭腦轉得快，加入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可說如魚得水，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造就了劉千石，也是劉千石令基督教工業委員會街知巷聞，將教會帶入了社會。由於他在工運上的策略和熱誠，取得了工人的信任，以及在政府和不同的界別建立了關係，令他順理成章成為了立法局/會的勞工界代表，他在政治上的取態和決定雖然有不少爭議，不過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他的從政之路，而是他在工運上的經歷，以及他與工運路上不同的戰友的情誼，讓大家可以看到許多在工運上有心人的身影，例如陸漢思牧師、李卓人、陳錦康和葉錫恩等。

本書的後半部份第七章講述了1976年，他仍年青時患上腸癌住院七個月、做了十二次手術，由110磅跌至96磅的經歷，以及在大病之中信仰對他的幫助和他對生命的強烈渴望，深信「神按名呼召我」。第八章筆鋒一轉，講述了劉千石較少為人知的一面，就是他對粵劇的熱愛，以及他與一些粵劇名伶如白雪仙的相遇，並在2003年開始參與成立兒童粵劇團體，落力推廣粵劇的經歷，他說：「真的是神揀你叫你去的，你要做的是什麼呢？就是盡心盡性盡意，如果你肯就擺條命去，如果我唔擺條命去就浪費了。」

本書可以讓教會和信徒擴闊有關宣教的思考，除了直接傳福音之外，我們在其他領域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做到最好，也可以是美好的見證，讓人對福音產生興趣，或者起碼對基督教產生好感，本書一如其名，是透過劉千石的故事細說教會與香港的工運，以及了解神如何呼召一個人為祂開展殊不容易的工作。

不知不覺又到了預備復活節的大齋期，又名預苦期，大齋期從週三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開始，到復活節前夕結束（不包括主日，共40天）。本週介紹《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同行40天》一書，正適合在大齋期閱讀。此書原作者是美國的靈修學教授大衛．邁思勤（J. David Muyskens），書中介紹歸心禱告 (Centering Prayer) 以幫助讀者從忙碌的生活中返回內心，並與上帝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正配合大齋期的目的，要信徒反省信仰、更新和強化屬靈生命。

書中每天都有讀經指示，以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即運用經文來祈禱的方法，去領受上帝的一個字或一個片語，透過思考它對自己的意義，安歇在上帝的裡面。在默觀中，聖經的字句會深深沉澱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對人的態度、言行產生潛移默化。此書強調歸心祈禱不是用很多言語表達自己，而是進入靜默，專注與上帝的同在，歸心祈禱注重被動的聆聽與交託，讓上帝在靜默中說話。全書的40天操練，不單可在大齋期使用，也可用於平日靈修。書的前部分介紹歸心祈禱的內容、實際做法及操練建議，後部分則帶讀者進入更深刻的屬靈洞見與應用。讓我們一同在大齋期省察生命並默想耶穌受苦與復活的恩典。

當今社會，性別、婚姻與愛情的議題常常被世俗價值觀扭曲，導致許多人迷失在混亂的關係，教會與社會都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如何理解自己的身體？性別僅僅是社會建構，還是帶有更深層的神聖意義？已逝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提出的「身體神學」可為我們提供一些指引。

瑪麗．希利（Mary Healy）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一系列有關「身體神學」的講道內容彙集成書，以簡單易明的文字解釋若望保祿二世的「身體神學」，並由陳滿鴻神父翻譯為中文。

這套神學不是抽象的哲學論述，而是從聖經的伊甸園故事出發，回到起初探討人被造為男人和女人的「原初經驗」：孤獨、合一、赤裸，提醒我們在墮落前，人類的身體是純潔的禮物，能夠完全表達愛的語言，而人的身體有其婚姻意義，男與女性別特徵的差異是為了「互補」，藉著「自我交付」的愛，在結合中彼此成為給予對方的禮物，藉此學習到愛與被愛，正如上帝的愛一樣，也反映上帝三位一體的愛。

而人犯罪墮落使人與上帝、人與人、甚至人的心靈與肉身之間出現決裂，讓人出現羞恥、懼怕、衝突、工作與死亡的後果。但耶穌基督的救贖恢復人們原初的純潔，讓婚姻成為基督與教會愛的象徵。

作者指出身體神學不是保守的教條，而是解放的福音，「貞潔」不是壓抑慾望，而是自由地選擇愛的形式，它邀請我們以上帝的眼光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身體，從而活出更豐盛的生命。

書中每一篇章後都附有研讀資料，列出相關的聖經經文、教會的訓導、關鍵觀念的解說、反省和討論題目，可供個人和小組研讀使用。

《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 作者: 周倩儀

這是一本帶領我們自我探索、學習如何與內在共處的溫暖之作，誠意推薦給每一位想要更認識自己的讀者。書中的主角「熊熊」尋找「幸福寶石」的旅程，我們彷彿也看見了自己的生命故事——經歷朋友的離開所帶來的傷心、被人取笑和不被理解的痛苦、為過去的經歷感到難受、對將來的自我產生懷疑，這些普遍的生命經驗，讓讀者能自然地檢視自己內心的各種感受。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書中充滿著智慧的「自在大師」，引導熊熊觀察自己的人生，給予自己更多的接納和包容，最終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

《活在當下，是幸福的開始》以ACT（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來建構故事情節，將六個原則以簡單易明的故事顯明——活在當下、認知脫鉤、覺察的自我、接納、價值觀及承諾行動。熊熊的種種經歷和尋找幸福的盼望，深深觸動著現代人的心靈。作者鼓勵讀者在遇到困境或感到痛苦時，學習接納這是生命的一部份。在繁忙的生活裡，盼望我們都抽出時間，學習和自己好好相處，重新審視自己真正珍視的東西，在每一個當下發現自己的幸福。

如書名所表達，這本書主要講述日本少女的歷史與現今一些動漫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書名同時寫著「哲學筆記」，甚至其中是以「流行文化研究」的方式來書寫，但其實也可以以閱讀歷史書的角度來看少女歷史，其中亦非常有趣。

「少女」一詞，乍看之下就是與年齡有關，即會聯想到可能在12-18歲之間的女孩子就名為少女。但其實「少女」是日本的產物，而她們並不以年齡來區分，乃是以求學階段來區分。因為在早期的日本社會中，女性由出生已被命定需要成為「女人」，而「女人」則需要遵從父權社會中的規範，畢業後便有被安排的婚姻。而求學階段中的「少女」，則是有數年的時間不需要思考有關自己未來如何被剝削，在有限的時間中，盡享「自由身」。因此，這一群的「少女」在其仍然自由的時間中，在明治時期便發展了許多「少女文學」，也得知這班「少女」在求學期間對於活在當下的嚮往以及未來畢業要進入傳統體系的悲傷與不捨。

在作為「少女」這個像是與世隔絕的時空當中的經歷，也造就了現時動漫中所展示的女孩子。一般在動漫中描畫正在求學的少女時，校園生活總是非常充實美好，甚少描繪畢業後的狀況，「畢業」彷彿就是少女「死亡」的時間，特別少女歷史中的女子學校。這樣顯得少女的校園生活尤其重要，甚至發展出不少同性之間的愛與情誼，也可以看見環境或朋輩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成長與性格塑造。

當然，歷史時期有其價值觀的取向，以了解歷史的角度來看，書中亦有提及大量與「少女」相關的日本歷史資源，例如關於早期日本的婚姻文化、羞恥文化等等，相信能夠使讀者對於日本「少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不知道現在的你是怎樣看待自己的生命，你喜歡自己嗎？你欣賞自己嗎？你滿足現在的生活嗎？

《其實，你不用很完美！》出自於台北夏凱納靈糧堂的主任牧師劉群茂。他分享自己的經歷，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四個哥哥都比他優秀，因此他常常被忽略。長大後，他成為了牧師，他一直以為自己待人接物態度不錯。但每當妻子說他的不是時，他都會有很大反應，他才意識到自己有自我形象低落的問題。他害怕自己的缺點被曝露，害怕因此而不配有牧師的身份。其實從來沒有人要求過他完美，但他卻會不由自主地鞭策自己。

自我形象低落會成為成長的束縛，書中提及到一位姊妹被挑選為飾演《天鵝湖》的主角，但演出時有小朋友不斷對她喊說：「肥天鵝」，因此她大受打擊而不再跳舞。自我形象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認知和理解，你如何看自己將會深深影響你的話語、行為和人生走向。曾經被貶抑、被嫌棄、被比較的你可能導致了有奴僕心態，心靈上的貧乏會認為自己不值得擁有好的待遇，甚至會害怕和質疑。但上帝看我們受造奇妙可畏，我們是尊貴、蒙愛的。

上帝在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後，祂看着所做的一切說：「都甚好！」上帝也希望你從祂的眼光來愛自己、尊重自己和珍惜自己，因為這才是上帝眼中的你！人通常按着過去的經歷來看自己，因此需要學習上帝的眼光。上帝從來不是挑選最完美的人，就像當初呼召彼得一樣。祂知道你的缺點，但仍然視你為無價之寶，這才是最重要！

上帝可以看到未來，所以衪不會錯看你。認罪悔改、依靠上帝來改變自己，這才是上帝希望我們面對過錯的方式，所以「忘記」背後，努力面前。不要只專注自己的過錯，學習去欣賞自己，從這一刻重塑健康的自我形象！

《你的大腦決定你是誰：從腦科學、行為經濟學、心理學，了解影響與說服他人的關鍵因素》

(The Influential Mind: What the Brain Reveals About Our Power to Change Others)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劉復苓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經濟新潮社

出版年份︰2018年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當時共和黨總統提名參選人之一的特朗普，曾在2015年其中一場辯論大會上，就著「疫苗與兒童自閉症的關係」這課題，舌戰另一位本身是兒童神經外科醫生的共和黨參選人，這位佔盡上風，具備學術研究背景的醫生指出︰「有非常完整的證據顯示自閉症和疫苗毫無關係。」不過，在電視機前的本書作者塔莉․沙羅特，看到台上這位只懂得引用研究結果的醫生，便預料到他必定會錯失說服他人的機會，包括難以說服身為認知神經科學家的她。

反觀特朗普，雖然他是「只靠觀察個案和直覺就妄下定論的商人」，但他述說故事的力量實在強大，即使對手拋出再多的研究報告，也不及特朗普講到他下屬的孩子，接受疫苗後發高燒，最後成為自閉兒的這個畫面震撼。身為母親的作者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成功地抓住了她那「渴望控制、害怕失去控制的人性需求。」因為勾起了害怕的情緒，以致作者更容易接受他的觀點，她發現，與其試圖用一大堆嚴謹的資料來說服父母接受小孩疫苗是安全的，倒不如抓住他們的需求、渴望、動機和情緒，就如特朗普一樣。作者強調，自己不是一個反數據的人，她相信數據有它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知識上的認知並不能讓人改變。影響別人的阻力或助力，在於先念（先前的信念）、情緒、動機、授權、好奇心等。

作者認為，其實在很多情況下，恐懼都不能讓人改變習慣並採取新行動，反而提供「胡蘿蔔」（獎勵）或給予希望，才能讓人願意嘗試新的制度或政策。就如全美國的醫護人員，只有38.7%會依照規定洗手，即使張貼標語提醒員工洗手，又或是出動監視攝錄機及監察員，都並不見效；最有效的方法，卻是在每間病房放置一個電子看板，只要員工洗手，看板上的數字便會增加，並且加上即時的稱讚，例如「你表現得很棒」等，洗手人數竟驟升至90%。作者解釋，這是由於大部份人都喜歡「胡蘿蔔」而不喜歡「棒子」（警告），因此，單純告訴醫護人員不洗手會帶來甚麼疾病，又或是監察他們有否洗手，都是「棒子」，無助改善問題。

大部份人除喜歡「胡蘿蔔」，也喜歡自主及有選擇權，正如討厭交稅的人，只要他們有權討論如何運用稅款，也會變得快樂一點。所以，想要改變對方的信念或是行動，最好的方法並非要去控制他，因為當人察覺到自己的權利被奪走，就會產生抗拒。想要改變他人，必須先克制自己的控制本能，考慮對方有被授權的需要，當對方察覺到授權被擴大，才會欣然接受改變，覺得這個經歷是值得的。

讀畢此書，不一定能讓你成為影響他人的高手，但至少可以讓你明白，自己為何堅持己見，又或者，是如何被他人說服的。

《何解要做打工狗?》是一本看似是吐槽職場，實際卻充滿智慧和療癒的好書。書名一聽就很吸睛，甚至帶點自嘲的幽默，讓讀者一開始以為這是本抱怨「打工狗」生活的書。閱讀過後，筆者卻有另一番體會。

書中，作者並沒有抱怨職場的辛苦，反而運用大量生動的故事、歷史、比喻等，帶領讀者重新思考「為什麼要做打工狗」及「如何把打工變得更有意義、更快樂」。書中穿插了聖經故事、歷史典故、名人經歷和經典文學，讀起來一點也不枯燥，反而像在聽作者以風趣幽默的方式講故事，讀者一邊笑著，一邊得到啟發，例如作者借用東漢孔融讓梨的故事，不是單純講孝道，而是引申到職場上「讓」的智慧。又如西楚霸王項羽烏江自刎的悲劇，用來提醒我們職場上不要過度執著。還有莊子逍遙遊裡大鵬展翅的意象，連結到現代管理學的「強項理論」。作者也分享了愛迪生面對上千次失敗仍樂觀以對的心態，教我們如何把失敗轉化為正面能量。此外，作者也在書中坦白地分享曾患上抑鬱症的經歷和如何過渡，以說明提升職場快樂的重要性。他又提及從事銀行轉行賣涼茶的故事，這些個人故事讀來特別有共鳴，讓人感受到作者不是高高在上地說教，而是真正走過低谷、爬起來有血有肉的人。

此外，書中又引用劉備在三國演義中用人唯才的啟示、唐三藏在西遊記裡的領導風格，甚至把經典的龜兔賽跑故事改編以延續不同啟發性的故事，來教導我們職場上的領導技巧與社交策略。閱畢此書，讀者不只學到職場智慧，還認識了很多有趣的知識，感覺像同時讀了好幾本書，收穫良多。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²》，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²》，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出身黑道世家的少年立花喜久雄（吉澤亮飾），父親遇害後被歌舞伎名門花井半二郎（渡邊謙飾）收為門徒，與花井家少爺俊介（橫濱流星飾）一同成長為女形演員。喜久雄與俊介情同手足，但後來卻出現才華與血統的競爭。年老的喜久雄最後在舞台上演出華麗悲劇《鷺娘》，終於體會到藝術所追求的美。

日本電影《國寶》由李相日第三度改編吉田修一同名小說，以近三小時，建構出一個悲愴而華麗的歌舞伎藝者的生命故事，同時也在質疑十分重視「血脈」（世襲）傳承的藝術體制。

電影一開始就說明作為黑幫兒子的喜久雄，未必有亡父的膽量或豪邁氣息去承繼黑道事業。反而，他的女形演藝才華被花井半二郎看上，以致不用流離失所，得以在花井家與少爺俊介一起被栽培成才，兩人初登舞台合演《雙人道成寺》便坐無虛席。

但花井家兩少年的命運，卻因為「血脈」問題而折磨了他們大半生。在日本歌舞伎藝術界，成功與青睞往往仰賴「血脈」傳承；無血統者，多努力都只會被人忽略。喜久雄臨危受命並成功演出《曾根崎心中》，獲師父傳位，也導致俊介傷心離家。惟歌舞伎界對演員的品德要求極高，喜久雄因傳出緋聞令地位不保，事業因此沒落。

血脈既是護佑，也是詛咒。俊介失蹤多年後回來，憑藉血統迅速歸位，並襲承家族的聲望，亦獲得獎項肯定。然而，他也遺傳了家族的糖尿病，最終不幸截肢。但這個病卻又令兩兄弟放下心結，在生命的最後階段於藝術中互諒互讓，喜久雄甘願飾演男角支持俊介演出《曾根崎心中》，以此來彌補俊介過去的遺憾。

喜久雄曾承認，一直很想擁有俊介的「血統」，為了成功，他不惜「與魔鬼交易」，願意犧牲一切，包括不認自己的私生女、與自己不愛的女人一起。喜久雄追求的完美與聲譽最終如願以償，他是否感到幸福？電影沒說。不過，在最後舞至氣絶之際，他終於看到那讓他心動一生的「景色」。

你有沒有想過，一本童話故事能協助你了解及治癒內心創傷？《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師》是一本心理學的經典作品，它取材自英國童話《柳林中的風聲》，作者羅伯．狄保德（Robert de Board）是一位臨床心理學專家，他將童話結合了心理學的知識，透過可愛的動物角色，巧妙地融入心理諮詢的過程，讓讀者在娛樂中獲得深刻的啟發。

書中主角是內心脆弱的蛤蟆先生，他因憂鬱和衝動行為陷入困境。他的三位好友——河鼠、鼴鼠和老獾——擔心他會做出傻事，便鼓勵他求問心理諮詢師蒼鷺。蛤蟆先生從來沒接觸過輔導，但透過十節與蒼鷺對話和互動的輔導環節，蛤蟆先生逐漸了解童年成長經歷對自己的影響，認知自己的情緒及如何保護自己等認知，學習如何處理內心衝突。讀者亦在閱讀的過程中與蛤蟆先生一起反思及成長。

書中展示了人們常見的「父母—成人—兒童」自我狀態：當蛤蟆先生感到恐懼或面對同儕壓力時，「兒童自我狀態」會出現，如道歉或愧疚的反應；他也常陷入「父母自我狀態」，將父親嚴厲、批判的聲音內化為自我懲罰，導致長期自責與低自尊。透過輔導，蛤蟆先生學會區分「當下的自己」與「過去的經驗」，擺脫童年陰影，逐步建立「成人自我狀態」——理性、客觀地連結現實，運用知識獨立思考並做出合理決定，實現自我成長與獨立。

最令筆者感動的是，蛤蟆先生與朋友的互動變化：在輔導前，他懼怕分享、總是退縮，總是感到鬱鬱不歡；但在輔導後，他能鼓起勇氣分享看法，並於生活上有力量作出巨大轉變。這書簡單易讀，父母如果想教好孩子情緒管理也可一讀此書，既可了解自己，也可知道如何幫助孩子建立情緒管理的能力。

筆者曾聽過一個IQ題——以色列人為何要在曠野行40年？

答案是摩西不肯問路。

這答案純屬攪笑，卻在反映一個現象：男性普遍不願向外尋求協助。很多男性都會獨自面對生活上的各種困難與挑戰，且不善表達感受，甚至壓抑自己的情緒，並容易發怒和好色。然而，這並非男性個人的問題，因為若持續下去會影響他們與伴侶的關係、子女的成長、工作表現等等。

區祥江先生和曾立煌先生二人從事男性研究多年，他們合著了《男性輔導新貌》一書。他們嘗試從基督教輔導視角出發，探討男性在社會變遷中的心理挑戰與輔導策略，打破「男人不需幫助」的迷思，幫助讀者重新理解男性內心世界。

在當今社會，男性心理健康議題愈來愈受重視，但相關資源卻不多。這本書雖在2007年出版，但仍不過時，除輔導工作者外，這本書也非常適合男性，以及關心他們的家人、朋友閱讀，它能幫助讀者更了解身邊的男人——丈夫、父親、兄弟、戀人、朋友、同事以及自己。對女性讀者而言，這本書能幫助她們更體諒伴侶與家人，避免因誤解而產生衝突；對男性讀者而言，它像一面鏡子，讓他們更了解自己。從書中，我們可以了解到原來男性喜歡逞強，是因為從小被教導要壓抑脆弱；他們的憤怒、沉默、過度投入工作，往往是內心衝突的外在表現。此書不只指出問題，更提供實際的建議，例如如何鼓勵身邊的男性敞開心扉、如何在婚姻中尊重彼此差異、如何做一個更稱職的父親。

唐朝天寶年間，一個小吏李善德（大鵬飾）被哄騙成為「荔枝使」，為楊貴妃從嶺南送荔枝到長安，這5000里的距離，要完成被視作「不可能」的任務，從中可看到官場、職場、民間中的人情冷暖、官僚作風與勾心鬥角。

電影《長安的荔枝》改編自中國作家馬伯庸的一本同名小說，內容靈感來自杜牧〈過華清宮絕句三首〉的第一首：「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楊貴妃喜歡吃廣東荔枝，一見到紅塵中有獻荔枝的驛使，她就會笑逐顏開，但鮮荔枝極易變質，很勞民傷財才可由嶺南把荔枝送到長安。「無人」二字也暗示人民為送荔枝而大費周章，所承受的痛苦難以言喻。

坊間有電影評論稱，這套可算是一部公路電影，無論李善德是否願意，當他接受成為「荔枝使」的一刻，一場反映現今社會與人性的旅程便開始了。身邊的人都在圍著這差使「奔忙」，他也一直在挑戰自己，抱著「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相信在現實世界，也有人抱持李善德這種心態，就算面對似乎不可能克服的難關，也想挑戰一下，希望活出更積極的人生。

李善德善良的本性與盡責的工作態度，在「劣幣驅逐良幣」的文化下，無論他在哪裡，大家都不想他盡責，見到他努力工作，有機會成功，就想趕他走、要他失敗。但另一方面，正正是他的真誠與認真，使他在嶺南獲得蘇諒、阿僮，以及林邑奴的幫助。這值得我們反思，自己有否受外在文化環境所影響？你會為了留在表面繁華的長安定居，繼續埋首做「荔枝使」，還是會如李善德一樣，冒險向右相進諫呢？雖然李善德最後落得被流放嶺南的下場，但卻能心安理得，與妻子一起過平實的生活。

高層一聲「想要」，下屬就「點都要死到出嚟」；官場上互設陷阱，寧可見事敗也不願一人成功；為博紅顏一笑而獻的一碟荔枝，背後所花費的民脂民膏、犧牲的性命、砍掉的樹木，數目龐大得難以計算。然而，經歷九死一生而呈上的荔枝，最終只是桌上眾多不同水果的其中一小碟……背後反映著的，是怎樣的職場與社會狀況？相信不同人看這電影，被刺痛或有感受之處都會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