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我》對不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香港人來說是一首很有共鳴的歌曲，當中「無論我有百般對或者千般錯，全心去承受結果，面對世界一切，那怕會如何，全心保存真的我」以及「願我一生去到終結，無論歷盡幾許風波，我仍然能夠講一聲︰我係我」更是家傳戶曉。不過，保存「真的我」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存心中那一點的善和美。
面對世界和香港很多不公平不公義的事，我們可以看到不少的官員、領袖和權貴都是十分「真」的，就是真心地自我、自大和自私；「真的我」不會自動等如「善的我」。在這樣的前提之下，大家可以想像由人精心創造、又有人的樣式的AI，裡面應該也蘊含不少真正有問題的「我」。要善用AI便要先更多了解AI，善用其長處，避免受其短處所影響。今期《燭光》會和大家思考在社會、教會、機構和教育層面應如何面對發展神速的AI，以及如何在應用科技時保存更多人性的善。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香港教育努力追上時代步伐，政府亦迅速意識到數位教育的重要性。在人工智能 (AI) 教育方面，教育局於2025年推出「智」啟學教撥款計劃，資助每所中小學50萬港元，透過AI提升教學效能，該撥款不單可購置AI軟硬體、訂閱教學平台，亦可資助學生參加相關培訓活動。[1] 這種自由運用的撥款模式雖能激發創意，讓每間學校發揮校本特色實踐AI學習，然而欠缺統一規範卻帶來隱憂。事實上，不少學生在AI的應用時間及技能上，有時甚至超越老師；根據調查發現，現時教師使用AI比例達91%，學生更高達95%。
普及背後的教學隱憂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香港不少高小學生都會用Google Chat來建立群組，講八卦、問功課、閒聊，就像成人版的WhatsApp。其實這是一個相對安全的社交媒體演練場：平台透明、人際單純、犯錯成本低。現在的安全，正是為未來的複雜做準備。調查顯示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平均年齡僅9歲，幾乎所有青少年在14歲已擁有手機。[1] 趁孩子還未轉向更隱密的工具，讓他們在有跡可循的環境中學習數位規則，家長可以把握三個具體方向。
一、預先教育︰建立明確規則
有調查發現53%香港家長表示憂慮子女使用互聯網的安全情況，例如子女會否接觸陌生人的訊息或兒童不宜的內容等，[2] 這情況可能反映出小朋友對網絡風險的認知不足。家長應該主動和孩子討論，在Google Chat的對話串裡會獲得大量資料，包括影像、文字等。特別要指出以下重點：
筆者在學校主持性教育講座時，常向學生講解香港性罪行法律，而學生的反應往往是大呼不公。這種情緒絕非無理，因為香港現行法律確實存有過時觀念，導致執行上出現嚴重的性別不公。
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118條，強姦罪在法律定義上，犯人必然為男性，受害人必然為女性。這意味著法律上「男性不能被強姦」。若女性強迫男性進行性交，律政司僅能以最高刑期十年的「猥褻侵犯」罪處理，遠低於強姦罪最高可判處的終身監禁。
《刑事罪行條例》第124條，即坊間簡稱「衰十一」的「與16歲以下女童非法性交」罪同樣限制了性別身分，犯人必然是男性，受害人必然是女性。當一對未滿16歲的男女發生性行為時，法律上男方干犯的是「非法性交」，女方則為「猥褻侵犯」，且現實中通常只會控告男生。
近期社會熱議一宗演藝圈的家族糾紛，八旬老父痛心感慨自己淪為子女眼中的「人肉提款機」，這場風暴令大眾反思：為什麼四肢健全、早已成年的子女，會變成財富上的寄生蟲？其實，「啃老」的悲劇往往並非一日之寒，其根源往往藏於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細節中。
要探尋這種依賴心理的起點，我們不妨觀察一下身邊的寫照。曾經在某個公共場合，看見一個高小的孩子，四肢健全，智商沒有問題，完全有能力自己吃飯穿衣，工人卻追著孩子餵食及離開時幫他穿衣著鞋，到底為什麼會這樣？香港獨有特色，幾乎家家有外傭，戶戶有港孩。家長想用盡外傭，要求外傭全天候照顧小主子，小至食飯飲水，大至收拾玩具功課，一切都由工人代勞。這造成孩子欠缺自理能力及責任感，當上學時沒有帶功課或文具，孩子並不覺得是自己的責任，只會指責是工人的疏忽。
承繼自席捲全球的西方性解放浪潮，其推動性文化改革的核心意識是：任何性傾向和性別身份都是天生、正常、不可改變及道德正當的。透過一步一步滲透文化、教育和法律，它強制異見者消音，並瓦解「性別、婚姻、家庭」等倫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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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
4月16日有報導指，威爾斯聖公會（The Church in Wales）的最高管理機構通過一項法案，將同性婚姻祝福儀式正式定為永久制度。此前，2021年推出的臨時措施已允許同性伴侶在教堂儀式中接受婚姻或民事伴侶關係的祝福。該機構143名成員以壓倒性多數投票通過將祝福儀式永久化；個別神職人員仍可選擇不為同性伴侶提供祝福。這意味著，這項於2021年首次引入的祝福措辭將被納入《公禱書》——其中包含了威爾斯聖公會標準形式的公共祈禱與祝福。[1]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２》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