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下限的仇恨言論

	生命熱線調查：近半自殺者家屬創傷超出臨界點　籲同理心陪伴走出傷痛
	(有線新聞．27-5-2025)

有報道指生命熱線於2022年9月至2025年4月期間收集了超過180名自殺者家屬的數據，發現他們普遍面對「深層的心理困難」，包括「強烈的內疚感、反覆探究自殺原因」等，他們平均在「創傷後壓力」上超出臨界點，而報告亦指女性面對壓力反應較男性大。

面對及走過哀傷，相信有不少朋友知道普遍會經過五個階段：否認（denial）、憤怒（anger）、討價還價（bargaining）、沮喪（depression）和接受（acceptance），哀傷的時間逾半年至一年時間也屬正常。而致力推動生死教育的黃民牧師所任教的關懷哀傷的課程中，曾分享過自殺者親友所面對的非預期性死亡，是突如其來的，會容易使喪親者產生「不正常哀傷」，因為他們所預期的世界在毫無預警下粉碎，也沒法向逝者道別或完成其心願、衝擊著喪親者的安全感和信心。而外界（醫療或法律）介入事件也容易讓家屬產生複雜性哀悼（慢性化、延遲、誇大、轉向生理症狀或不良行為）及複雜性悲傷反應。

在生命熱線的記者會中有專家指出：「自殺者親友的痛不只是心理上、情緒上，而最大的困擾是思維上的迷宮，永遠在兜圈，找不到答案，因為沒有人告訴他為何親友會離開。另外，他們很容易自責和內疚，就算別人如何安慰，他仍覺得自己有責任，不讓自己過得好。」

生命熱線亦呼籲社會應以同理心陪伴自殺者親友走出這突如其來的傷痛。根據一位於北美知名的死亡教育學者、哀傷輔導員Dr. Alan Wolfelt 所開發的「陪伴式悲傷照護模型」（Companioning Model of Grief Care），他建議以可以「陪伴」（companioning）而非「治療」的方式來支持喪親者。而作為陪伴者，可以為傷心者創造一個「安全的地方」—— 一顆清空、充滿同理的心，去陪伴對方，非引導，但關心、觀察和學習*喪親者的經驗、聆聽，並一起感受失去的事實、擁抱痛苦、回顧往昔及尋找意義。

在聖經中亦曾顯示過陪伴模式：「約伯的三個朋友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拿瑪人瑣法、聽說有這一切的災禍臨到他身上、各人就從本處約會同來、為他悲傷、安慰他。他們遠遠的舉目觀看、認不出他來、就放聲大哭．各人撕裂外袍、把塵土向天揚起來、落在自己的頭上。 他們就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個人也不向他說句話．因為他極其痛苦。」（約伯記 2:11-13）就是這種靜靜的陪伴，與他同哭，並感受約伯的痛苦。然而，他們後來與約伯的對話，卻變成了強加自己的看法於約伯，想以言語去折服他，不但抬高了自己，愛心、耐性亦就慢慢消失了。所以，如想作為哀傷人的陪伴者，求主賜下我們能有智慧與愛心，懷著善心作陪伴與守護。

*Dr. Wolfelt認為，只有喪親者能成為自己悲傷的專家。陪伴者的角色是向悲傷者學習，見證並正常化他的悲傷旅程。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網絡知名人士一犯錯，便會引發批評，知名度愈高，危機愈大，引發公關災難的機會也愈高。公關災難一旦出現，引來的除了有反對聲音，嚴重的更會引發網絡欺凌。過去兩三個星期，香港一些網民的確「花生食盡」，先是一名風格幽默、外號混血肥仔的KOL被爆疑與第三者約會，隨後涉事人分別發出聲明向網民交代事件，不少網民發揮「偵探般精神」，開始尋找事件的來龍去脈，即以往在節目中已經有蛛絲馬跡等等。在這段期間，相信不論男方、女方以及疑似的第三者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精神困擾，除了要應付私人事務，更要面對素未謀面網民的連串質疑。

不過，事件發生大約兩個星期後又爆出另一單傳聞，一名已婚的健身教練被太太發現出軌，而出軌對象便是當紅YouTube頻道「小薯茄」其中一位成員的妹妹。小薯茄為事件發聲明，又在回應傳媒的查詢時表明，涉事者並非其頻道的成員。但因涉事者的姐姐是頻道的成員，令事件造成很大反響，甚至有網民說，這單出軌傳聞救了混血肥仔。該健身教練的行為被其太太於社交媒體公諸於世，後來，該名太太亦被網民起底，翻出當年帖文，指她認識健身教練時，也向當時男友派了綠帽。在數天之中，涉事者及其牽扯到的小薯茄連日遭到謾罵，出軌的當事人更不用說。

未幾，被指責的健身教練被發現在家中燒炭自殺，遭友人發現報警，他被送院搶救後，並沒有生命危險。此事見報後，亦有人不遺餘力開帖文繼續追擊。網絡欺凌的威力在於，有些陌生人一路「食花生」，一路發表人身攻擊的言論，他們對涉事者的感受、生死都漠不關心，而事實上，出軌這種事情被披露上網，相關人士有機會已經被社會性謀殺。有些人選擇繼續追擊，這種他人愈痛苦自己愈快樂的病態心理，造就了可怕的網絡欺凌。我想，相關人士若再次看見攻擊自己的帖文，也許會有像置身地獄的難堪。

在電影《破．地獄》中，有不少「金句」，其中一句是：「人一出世就在倒數」。對於較為年長的朋友來說，在年月的流逝中會發現自己的身體在經歷轉變，人不會一直的年輕，總會有一天由壯健慢慢的衰老、身邊的親友慢慢地離開……歲月在教導人慢慢地去接受及面對老、病、死，如能自我反思、與人討論、或找方法去了解，這會是接受「死亡教育」的一種方式。但青少年呢？他們仍在成長階段，身邊的同學、環境都是充滿朝氣，仍有很多時間可以追夢，甚至揮霍，「死亡」彷彿離他們很遠。

然而，了解「死亡」對於青少年來說其實也是重要的，因為不少人了解到生命有限期，才會珍惜光陰，找人生目標及方向，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經歷到老、病。當「朝見口晚見面」的同學或老師，甚至是至親的家人突然因意外、急病或輕生等原因離世，面對一些不可預知的狀況，對青少年來說，他們會感到很突然，亦會手足無措，不懂如何表達感受和消化事件。而華人社會普遍對「死亡」這題目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視之為忌諱，青少年心中即使帶著很多疑問、恐懼，哀傷的情緒，亦可能不懂抒發。

香港學校的課程涉及眾多課題，能給予「生命教育」的空間不多，亦沒有完整的框架及內容要求，要找尋機會與學生探討「死亡」更是不容易。在教育局網站中有一份名為「推行生命教育初探」的教材，[1] 當中提到「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加強他們面對逆境的能力……探索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建立珍惜自己、關愛他人和環境的信念和行為」，這些都是學校應該做的事情，以助學生尋找到做人的方向。教材中的生命教育內容，是從積極人生的方向中去讓學生認識生命、欣賞生命、尊重生命及探索生命等。雖然教材中有提及「生死教育」，並將它列舉於生命教育相關價值的範疇中，但之後並未有提供應用、內容、相關價值觀及它對學生的幫助。

2024年9月，民間智庫MWYO青年辦公室連同香港生死學協會發佈《香港中學生看生死研究報告》，[2] 當中有受訪學生表示，因覺得生命不到自己控制而感到無奈，亦有受訪同學指有認真想過自殺是解決問題的方法。報告又依據受訪學生對死亡態度的總平均分指出，學生對死亡的態度傾向接受，受訪學生中有人表示對死亡產生較強烈恐懼和擔憂，亦有部份學生逃避去想死亡。報告指出「學生的心理健康自我評價與其生命意義和死亡觀呈統計學上顯著關係，反映良好的生死教育有助於提升學生的心理健康，減少自殺念頭和行為的產生。」[3]

那麼「生命教育」、「生死教育」及「死亡教育」又有甚麼不同，青少年可以如何學習及理解呢？香港生死學協會會長梁梓敦先生曾在其著作中指出，不少學者或機構對於「生命教育」的定義有不同的說法：如透過觀察與分享對生、老、病、死之感受的過程，並從中體會生命意義及存在價值，培養尊重及珍惜自己與他人的情懷；或教導人珍惜生命、開展生涯、實現生活、豐富人生；或引導人們從醫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歷史、宗教等脈絡去理解生命意義及生命現象，及找尋多元化的方式來展現生命意義。[4]

有部份生命教育工作者會採用的教育模式是將人作為核心，探討人與他人、環境、自己及宇宙／信仰的關係，有關死亡的課題就會放在人與宇宙的範疇中，當中會包括靈性超越之途徑、尋找永恆價值、生命歸宿等內容。[5] 而「生死教育」是「生命教育」的其中一個主題——死亡是生命裡的一個階段，但它不等於整個生命教育。梁梓敦就指出「死亡教育」是教導學生認識和探討死亡，從死看死；但「生死教育」是教導學生先了解死亡，然後反思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死看生才是生死教育的最終方向。他認為生死教育是一種方式，讓人透過了解死亡，經討論及反思後，而達到「及早預備」和「活好當下」為目的。[6]

如果暫時校園未有空間觸及這題目，就由家庭或教會開始，與青少年談論「死亡」而毋須忌諱，透過不同的材料，如名人離世、災難或自殺新聞、歷史事件、家居環境生態、電影、文學作品、歌曲等，都可以是很好的題材來展開對話，來讓他們表達感受，說說他們學校或同學的故事，師長亦可以趁機了解他們對死亡的想法，並把自己的經驗與他們交流，回應他們的疑問，與他們一起反思。

昨日，男子組合MIRROR成員姜濤在《2024年度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中奪得「我最喜愛的男歌手」獎項，亦憑著《好得太過份》一曲以4807票奪得「我最喜愛的歌曲大獎」，票數大幅拋離其他入圍歌曲，而姜濤亦是連續五年奪得歌曲大獎，追平張學友和陳奕迅的紀錄。不過，姜濤在講獲獎感言時竟然說：「……又要俾人鬧啦！」在唱完其得獎歌曲後，他又笑著說：「而家打緊字嘅人，如果想鬧我嘅，口下留情。」他的這兩番說話似乎道出了他經常被鬧的現況。

姜濤在過去的時間，先後引起過一些公關災難，由網絡公審事件到與男子音樂組合JFYT成員床哥之間的爭拗，姜濤在過程中成為箭靶，不斷遭受形形式式的人身攻擊。近來「全球百大型男2024」排名出爐，姜濤排名第二位，僅排在「雷神」Chris Hemsworth之後，後來又因而被不少網民冷嘲熱諷，更紛紛貼上捕捉其「醜態」、「胖態」的相片合集，以取笑姜濤。在「叱咤」頒獎禮後，至今網上已出現不少對他人身攻擊的留言，當然相信姜濤自己也有想像過如此畫面，才會在感言中講出以上的說話，其實他在頒獎禮上獻唱期間，也出現了眼神驚慌、不敢直視觀眾等情況。

事實上，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禮從來都是憑藉投票結果去頒獎給歌手和組合，而民眾的投票準則也很難客觀，即不會是完全根據歌手的唱功以及舞蹈技巧來評分，如果要如此相對客觀的評分，便需要由專業人士來評核，得出「唱歌技巧獎」，而不是「我最喜愛獎」了。先不評論姜濤本人是否唱功了得，最具體的事實就是他獲得大部份選票的支持，如果要說這不公平，應由另一歌手奪獎的話，這只是一個輸打贏要的說法，誠如鄭秀文所述的，其實結果「彰顯投票的意義」。另外，有人對姜濤進行多番人身攻擊，這只是低端的網絡欺凌，而「喜愛」一個人，怎會介意其肥胖與否呢？更何況，造成肥胖的原因也不必然是因為他不自律呢！

一代愛情小說著名作家瓊瑤逝世，讓人感到非常惋惜。《還珠格格》、《煙雨濛濛》、《一簾幽夢》……多少早年暢銷的作品，雪泥鴻爪，成為某一代人的集體回憶。瓊瑤生前留下了不少名作，也留下了一封遺書。瓊瑤期盼在遺書首句安慰她親愛的朋友知音，深情寫下「不要哭，不要傷心，不要為我難過。我已經『翩然』的去了！」這可能嗎？既然是她的朋友及知音，又怎能夠對她的離世無動於衷、不傷心不難過？除了喜愛她的讀者，曾與她合作過的影星如林青霞，在得知她去世的消息後已表示「心好痛」。瓊瑤認為自己是「翩然」離去，但事實上，她的輕生並非輕輕的走，也不是沒有帶走一片雲彩，死亡並非個人的事，如果是的話，瓊瑤又怎會對亡夫平鑫濤一直念念不忘？日光之下，生與死本來便是界線分明，生者與死者不能再度往來相知，死者已矣，活著的人卻是「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卻上心頭」。

名作家與一般人的分別，在於前者善於用文字打動人心，自自然然便有能力感染及影響其讀者群，不過，縱然作者的觀點經過深思熟慮、文字出於千錘百鍊，也難保其觀點完全沒有問題，只是作者動之以情，便容易得到讀者接受及同情——說故事的人，總有一份魅力。瓊瑤的遺書如她的小說一樣，筆觸細膩，用字優美、極具匠心刻劃出「主角」的情懷。以往，瓊瑤是對愛情侃侃而談，今次，她談的卻是死亡。瓊瑤的遺書太唯美，美得無論是否她的讀者，對於她自殺身亡一事，大都看得較為正面：「遺言寫得好美，希望我老了也能像她一樣瀟灑地離開」、「也算是一種浪漫」、「符合文人氣質」、「她比任何人都更重視、尊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真的是這樣嗎？瓊瑤真的尊重生命的價值嗎？還是如她在遺書所言，她更重視的其實是「自主、自在、自由」？又或是，對瓊瑤來說，生命的價值必須與生活質素掛勾，否則便是一文不值，可以徹底捨棄？就如遺書所指：「不想聽天由命，不想慢慢枯萎凋零」、只「想為這最後的大事『作主』」。事實上，甚麼是生命的價值？是內在及外在東西賜予生命有價值？還是「生命」本身便是有價值？

瓊瑤力勸年青人要經得起打擊，千萬不要輕易放棄生命，她認為要像她一樣，活到80多歲，才選擇如何面對死亡。2024年10月24日，外號沙白的上海女子，在瑞士通過輔助自殺手段離世，沙白離世時才43歲，即使老父極力挽留，也因敵不過紅斑狼瘡20多年的折磨而選擇輔助自殺。瓊瑤認為自己活得夠久了，已經盡力燃燒過，所以她有資格選擇輕生，瀟灑離場，至於年青人，還是好好活下來，經歷「磨練」，但對年輕的沙白來說，她同樣認為自己已經活出了極好的人生，43歲，足矣。可見，誰有資格選擇死亡其實與年齡無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痛，等不及自然死亡的人，他們都有想要結束生命的原因及理由。如果單單出於同情，是否便要抹去界線，容許他人，甚至幫助他人爭取自決死亡的權利？如果贊成情非得已，卻仍需設下界線，那麼，又由誰去決定一個人的生死、除了法官，是醫生嗎？是護士嗎？是兒童的家長？還是自己？

正常人都有惻隱之心，不樂見他人受苦，甚至受盡折磨而死，但讓安樂死立法，便真的是回應生命中「不想活」的好方法嗎？荷蘭醫生Gerrit Kimsma早在1960年代就開始推動安樂死合法化，30多年後，荷蘭在2002年成為首個允許安樂死的國家。一開始，還是經過專業人士去診斷一個又一個患有「不能忍受」及「病情沒有改善」的申請者，評估他們是否有資格接受安樂死。幾年後，12歲以上的未成年兒童，只需要父母同意，便可以安樂死。近幾年，甚至有一些哲學家及學者開始討論死亡權，認為死亡權利是人權的一部份，即是所有人對死亡有自主權，可以決定自己的死亡。參照外國的例子，安樂死一旦立法，可以安樂死的條件只會愈來愈放寬；合資格的「被安樂死」病患只會愈來愈多。今天，有不少人贊同瓊瑤，認為要到了80多歲才可以自決死亡，沙白雖然是長期病患者，但進行安樂死時還是太年輕，批評她是自我及任性，但相信假以時日，只要社會把「同情心」及「諒解」無限放大，並且當死亡變成人權時，到時可能無論是80多歲、40多歲，甚至更年輕的人想自決死亡便可進行安樂死，大家都不會當成一回事。

力克．胡哲（Nick Vujicic）出生時沒有四肢，他曾經活得很苦，認定自己不能結婚姻生子，試圖自殺，但他最後還是選擇活下來，故事的後續是，他與一位漂亮的女士結婚，有幾個可愛的兒女，他到處演講激勵人心，表示對自己的生活非常滿意。這並非童話，是真實的故事。假若當時力克真的選擇輕生，他又怎能看見生命中，原來還是有如此美好的一面。

死亡只會終結生命，惟有活著，卻能帶出生命。

參考資料：

〈瓊瑤逝世丨驚傳家中輕生！FB留「最後說話」：我已經「翩然」的去了〉，星島頭條。2024年12月4日。https://www.stheadline.com/realtime-entertainment/3407618/%E7%93%8A%E7%91%A4%E9%80%9D%E4%B8%96%E4%B8%A8%E9%A9%9A%E5%82%B3%E5%AE%B6%E4%B8%AD%E8%BC%95%E7%94%9FFB%E7%95%99%E6%9C%80%E5%BE%8C%E8%AA%AA%E8%A9%B1%E6%88%91%E5%B7%B2%E7%B6%93%E7%BF%A9%E7%84%B6%E7%9A%84%E5%8E%BB%E4%BA%86

羅嘉欣。〈瓊瑤離世丨瓊瑤離世早有預告秘書前1天收遺書恐涉遺棄罪　林青霞悲痛發聲：心好痛〉。香港經濟日報-Topick。2024年12月5日。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3868710/%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4%B8%A8%E7%93%8A%E7%91%A4%E9%9B%A2%E4%B8%96%E6%97%A9%E6%9C%89%E9%A0%90%E5%91%8A%E7%A7%98%E6%9B%B8%E5%89%8D1%E5%A4%A9%E6%94%B6%E9%81%BA%E6%9B%B8%E6%81%90%E6%B6%89%E9%81%BA%E6%A3%84%E7%BD%AA%E3%80%80%E6%9E%97%E9%9D%92%E9%9C%9E%E6%82%B2%E7%97%9B%E7%99%BC%E8%81%B2%EF%BC%9A%E5%BF%83%E5%A5%BD%E7%97%9B?mtc=10004

陳雅蘭。〈過世方式太特別！非粉看完瓊瑤的遺言覺悟了〉。今日新聞、yahoo!新聞。2024年12月4日。https://hk.news.yahoo.com/%E9%81%8E%E4%B8%96%E6%96%B9%E5%BC%8F%E5%A4%AA%E7%89%B9%E5%88%A5-%E9%9D%9E%E7%B2%89%E7%9C%8B%E5%AE%8C%E7%93%8A%E7%91%A4%E7%9A%84%E9%81%BA%E8%A8%80%E8%A6%BA%E6%82%9F%E4%BA%86-133959091.html

朱加樟。〈滬女赴瑞士安樂死　老父：不接受也要接受　年輕人一定要愛惜生命〉，《香港01》，2024年11月4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1072775?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陳儀芬。〈走在世界安樂死的最前方－荷蘭、比利時〉，大人社團，2016年12月7日。https://club.commonhealth.com.tw/article/460

Meta在今年9月宣佈，旗下的社交媒體平台Instagram（IG）將加入家長監護的功能，18歲以下的用戶，其賬號會被預設成不公開，用戶只能接收他們已追蹤賬號或聯絡人的訊息。如果13歲至15歲用戶想更改以上的設定，就必須要加入一位成年家長或監護人的戶口，由家長替他們更改設定。家長或監護人可使用監護功能，看到青少年發訊息給甚麼人，亦可檢視他們的使用時間。同時，Meta亦針對未滿16歲用戶的情況，在其頁面隱藏敏感內容（如自殘、近乎裸露），減少這些資訊對青少年的影響。[1]

社交媒體平台引發的問題有很多，但問題很少獲認真處理，特別是青少年使用相關平台時所產生的問題，更甚的是，問題有被故意放任的情況，這都對下一代影響深遠。美國在2023年就有30多個州份提出訴訟，指控Meta公司利用演算法引致青少年沉迷使用該公司的社交媒體平台，令青少年的身心都受到不良影響。[2]

根據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23年進行的調查，分別有59%及60%的13至17歲美國青少年使用Instagram和Snapchat，[3] 在台灣，社交媒體平台Threads（台灣網友稱為「脆」）曾引發非常大的關注，不少用戶最初可能只在Threads開了戶口並沒有常常使用，但只要他們留下非常爆炸的留言，Threads連動了IG和facebook戶口，就會吸引人前往Threads，並匯合成一個很多人看的帖子。[4]

另一宗由美國新墨西哥州提出的訴訟，指控Meta保護兒童不力，案中揭露了在Meta的一些內部文件中，記錄了該公司根本就打算要「攻佔」兒童巿場，希望旗下的即時通訊工具成為最受兒童和青少年歡迎的工具，並且為了保持競爭力而減低對不良訊息的過濾。在另一份2021年的內部報告中亦顯示，估計每天就有10萬名兒童在Meta的通訊平台中收到性騷擾的訊息，當中甚至會有露骨的內容，例如性器官的大特寫照片。[5]

不少青少年透過社交媒體平台學習不同的東西，但卻做了很多恨錯難返的決定。青少年期的孩子希望得到身份的認同，社交媒體中的網友容易給予他們力量和支持，不過如果誤交損友，學習了以不良方式去獲取身份認同，例如透過減肥達到所謂的美，加入極端組織和認同某種危險的思想，甚至以自殘來獲取別人的支持等等，最後只會令孩子誤入歧途。監察傳媒的機構大多認為青少年在16歲前非必要也不宜接觸社交媒體平台，可惜隨著孩子的成長，或因著家長貪方便，在小學階段就給孩子用手機，並讓他們可以自由下載軟件，即使有設立一些使用規則也不容易要求孩子完全遵守，變相就讓孩子暴露在危險之中。

撇除家長和孩子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也承認自己控制不了平台上的內容。社交媒體平台本質就是提供平台讓人分享資訊，營運者並非內容的提供者，平台只提供一個地方供不同的用戶以文字、聲音、影像等方法，去表達自己的想法。惟過程中不少人為了增加點擊率，利用社交媒體平台演算法的規則，吸引更多的點擊率，這些引人注目的內容，往往利用譁眾取寵的標題，或者是非常極端的言論，吸引人去點擊。又因著不同平台上載內容的限制，例如IG比較側重圖像，Threads則較側重短文字，一張圖或一段短文，可以有很多詮釋的空間，結果只要內容極具煽動性，夠火爆，便會引起爭論，而爭議愈多的帖文，受加乘效應影響，就會令該帖文成功佔領不少用戶頁面的開首位置，也會令它有更多機會讓人去閱讀、點讚及留言。

因為內容具煽動性，容易掀起網絡罵戰，爭論一旦升級很多人都會受到影響。在Threads不少人可以隨意用不同的身份來留言，內容更可以引發網絡欺凌、人身攻擊，而當中涉及的人除了可能是素未謀面的網友，也有可能是真實認識的朋友，這樣產生的傷害就更大。[6]

此外，以往常見的網絡騙案，透過IG等社交媒體平台，騙徒可以與青少年進入私人討論區，他們以利誘的方式欺騙受害人，最終騙財騙色的案件仍然時有發生。雖然家長監護功能可以令家長知道孩子和誰在私聊，但卻不能知道他們聊天的內容。事實上當成年人也會跌落這種陷阱時，青少年單獨面對有關情況就會感到更無助，即使家長、社工、老師知道孩子出了事，但因為事件是在網上發生亦難以追究，他們亦只能感到束手無策。[7]

未來我們是不難想像，社交媒體必然成為下一代生活中一個重要的部份，家長、老師有責任首先裝備自己，去教育孩子理性分析當中內容，同時要學習負責任地發佈內容和留言，以致社交媒體可以成為一個能幫助孩子正面成長的地方，而不是一個充滿負能量，或者互相攻擊的地方。同時，社會有責任倡議政策，加強監管社交媒體平台的公司，要求他們改善技術，減少平台對青少年的負面影響。

有關「面容」的倫理性概念來自法國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他認為「面容」是「他者」最具倫理性的展現，也能最直接對他者作出倫理呼喚。「面容」（le visage）不能被人完全客觀地觀察和研究，因為在它背後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人的面容不僅代表他者的超越性，它還帶著一種脆弱性，這種脆弱產生了一種權威，使人順從他的命令，這種命令就是從臉上傳達出的道德命令。而正因為臉「不是一種力量，而是權威」，所以人也可以拒絕接受由臉提出的要求，它沒有制裁的能力，暴力行為也會因此而出現。[1]

不過，很多時候暴力行為的出現，並非因為拒絕他人面容發出的道德命令，而是因為看不見，拒絕、逃避看見他人的面容。例如現今不少社交往來活動停留在網絡上進行，用電話訊息提出分手，更甚的是網絡欺凌的發生，全都是在網絡世界裡進行，人們根本看不見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筆者就著現實社交、網絡文化、短訊分手文化，探討有關「面容」這個課題。

真實社交需要面對的問題

現實的社交之所以顯得困難，在於那一種即時性，就是面對他人之面容時，需要作出即時的回應。相反，網絡上的溝通之所以受歡迎，在於訊息往來之間能夠有足夠的空間思考以及不需要顧慮到對方展露出來的面容。常言道：「做人要識得睇人眉頭眼額」，與人交談時，也要觀察別人的「面色」，需要懂得「閱讀空氣」，這一切一切在面對面社交時都顯得非常重要。若然一個人不懂得觀察別人「眉頭眼額」，不懂得閱讀空氣，這個人自然會被視為不夠成熟、不顧及別人感受等等。然而網絡世界中的溝通，又正正因為沒有面容的輔助，單純的文字表達往往會引發誤會，一句句子失去了表情與語氣的輔助，帶出來的感覺可以是差天共地，因為文字的本身是客觀地呈現，而解讀的動作卻是一個主觀的感覺。[2]

在面對面的社交中，他者的面容不斷發出命令，所以人們需要時刻察言觀色，當然，這是一個基於互相尊重的相處模式，因為尊重，所以會被對方面容的權威壓制，而對方尊重自己的時候，都會被自己的面容所影響。然而暴力的出現，在於有些人無視他人正在受苦的面容，亦拒絕從面容中發出的命令，諸如家庭暴力、校園欺凌都是經典的例子，特別是一些人在他人流露著非常痛苦的表情時，依然選擇做出傷害別人的行為，這類的欺凌行為過往亦在不少新聞出現過。列維納斯就指出，對他人的忽視、無視以及奴役等的行為，都是高舉自我的行為。[3] 而真實面向他人的溝通以及關係的建立，是需要以他人為中心。

網絡欺凌為何比現實的欺凌更多？

列維納斯是一個20世紀的哲學家，他未對人類在網絡世界中的倫理實踐提出過任何意見，但這是否意味著「面向他者」的倫理責任不適用於網絡世界呢？他的倫理學強調對他人的責任與關懷，反觀在網絡的世界中，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隔空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這固然會造成某些問題，而在了解到網絡欺凌的發生與其規模以後，我們就會知道在倫理的面向中，人缺少了很多機會甚至不再看得見他人真實的痛苦。

在此，筆者用近期較大規模的網絡欺凌事件——籃球教練私密照流出的事件作為例子說明：

事件發生於本年2月下旬，某討論區忽然流傳一間中學的一名籃球教練與一名女學生的私密照片，該籃球教練隨後被學校解僱，警察亦作跟進調查，因當中涉及「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的違法行為。[4] 及後，大部份的討論區都將有關私密照片的帖子刪除。筆者不打算討論拍攝私密照片或公開他人私隱的道德問題，而是想探討事件引申出來的網絡欺凌問題。

事件一出，許多參與討論的網民最關注的就只有一件事，這件事並不是發放他人私密影像的人有否被制裁，而是詢問其他人有沒有更多的圖片和影片可以供其觀賞，事到如今，即使在搜尋引擎打入與事件相關的字眼，仍會發現有些結果會顯示了「圖」、「影片」以及「backup」（備份）一類字眼。在網絡文化中，這是正常的反應，因為當中的匿名性，導致更多的人不需要顧慮自己的身份，詢問的時候，也不需要擔心別人知道自己是誰，可以盡情展現自己的私慾。甚至有人為了獲得更多人follow（追蹤）其社交媒體賬戶，以自己可以提供影片為餌誘，指出只要有足夠的followers（追蹤者），就會公開影片，這種舉動惹來網民圍攻，認為此人的做法不道德。

事件發酵了一段時間，網民為了索取更多的圖片和影片無所不用其極，為了得到followers也令道德操守沒有下限。一開始發佈影像的人其動機不明，不過後來引發了更多對當事人的網絡欺凌，沒有人想要去探討當事人的心理狀況，全因討論事件的人看不見受害者「正在受苦的面容」，所以想要索取影像的人、想要獲得追蹤人數的人，他們不會有壓力，因為他們看到的只有自己。這也是為何網絡欺凌的規模異常的大，因為受害者的痛苦不會即時反映給參與欺凌的人、分享影像的人看。若然人們能夠看見受害者面容所發出的道德命令，相信欺凌的狀況會有所減少。這種面容展現的脆弱性，如同將：「你不可殺人」（Thou shalt not kill）刻在面上，並將這個道德命令傳遞給人們。[5]

情感關係中的面容

現代人的情感關係中，很多時候分手都是以短訊來進行，發放一個分手短訊，然後從此不見。根據台灣一項有關分手議題的調查，結果顯示受訪的大專生主動提出分手一方的五大分手方式分別是：「分手簡訊」（41%）、「約出來當面談」（32%）、「透過電話分手」（18%）、「對方直接斷聯、消失」（8%）及「由他人轉達」（1%）。而被分手一方的受訪大專生當中，有50%曾被「分手簡訊」告知、17%「透過電話分手」，「約出來當面談」只有16%，「對方直接斷聯、消失」則有9%。[6]

其實，人們普遍都會認為，「約出來當面談」才是一個負責任的做法，縱然未必是一個最舒服的方式。若然一段關係是認真的（或者曾經認真過），面對面時才能感受到對方的情感，透過了解對方面部、言語、身體反應來做一個最後的了結，是對關係負責任的行為。而透過「分手短訊」來分手，感覺就是不想面對對方的情緒，就用一則短訊來打發對方，這是一種不太負責任的行為。[7]

「分手」本身是一個重要的決定，一段親密關係，竟用「短訊」來結束，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不過這也符合現今「即食戀愛」的文化，認真的愛情也因而變得可貴。如果發出「分手短訊」的人是認真看待一段關係，這樣做其實是一種逃避面對他人「面容」的做法，「分手」普遍都是一件傷心事，面對面交談必然要面對對方脆弱的「面容」不斷發出的道德命令，這會令提出分手的人不忍心作出一個如此沉重的決定，期間亦會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湧現，故此，面對面地提出分開，其實需要「勇氣」，但如今許多人都沒有勇氣面對他人的「面容」，即使是面對面，也不會看著對方說出殘酷的事實。

事實上，列維納斯提出的「他者倫理學」曾被認為是一個過度理想的倫理學，要人在「個人主義」的氛圍下，跳出自我，邁向他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特別是在今天我們身處的網絡世界，人們更難感受他人的痛苦，有人視他人的痛苦為自己的快樂；在親密關係中，更有人利用網絡來逃避他人真實的倫理呼喚。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或會失去憐憫他人的心，也失去面對問題的勇氣。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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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署一直有做調查探討學生自殺問題，惟上個月才公開調查結果。在2022/23學年，在調查的學童中，整體回應有計劃自殺的比率為2.8%、試圖自殺的比率為1.3%，其中中學生稱有計劃自殺比率達3.7%，據衞生署指此數據創五年新高，情況怵目驚心。小朋友應該享受快樂的童年，發掘他們的潛能，讓他們的人生充滿成就感、快樂感。然而，現實的情況卻不一樣，香港的學生在讀書生涯中都是以學業成績作為人生的目標，而忽略了內在潛能的發揮。

在移民潮下，教師流失嚴重，校內的行政工作亦令留下來的教師吃不消，他們在學校的時間未必能真正了解學生的需要。家長方面，則抱著望子成龍的心態，入讀傳統名校就是人生勝利者。其實，香港年青人的出路還有很多，總有一條出路可以成就子女的未來，讓他們有滿足感。

近日有一名新移民指控某地產公司，原因是他們想買九龍城名校區的住宅，結果卻被誤導買下深水埗區，據報稱，該對父母還拉橫額抗爭，原因是「害得三個孩子讀書沒著落」。在香港，有不少家長的心態就是住九龍城區才有書讀，把成就只投放在一個小區，結果做了井底之蛙，看不到其他更好的教育機會及發展潛能的地方。此外，政府對教育投放的資源確實有限，政府官員常說要在外地搶人才，其實香港的人才輩出，我們如何造就本地的精英，令他們更愛這個家，這是政府更要下的一番功夫，不應只著眼於教育科目內容的增刪，而是要把教育制度和人的心態轉變，令學童有更值得擁有的教育。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在約三年的疫情期間，學生們已習慣透過網絡溝通，疫情過後，當他們再次回到校園，不少學生待人接物的社交技巧都有所倒退，在朋輩社交的適應上出現了很多問題，以致產生焦慮情緒。青少年的社交壓力及欺凌的問題，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持續一輩子，甚至有些因此而輕生，實在需要大家高度關注。長期研究欺凌行為的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副教授馮麗姝教授（Annis），在此為大家分享有關欺凌行為的形式和種類，以及對學生成長上的影響，她亦為師長們提供了建設性提議和意見，以協助及培育青少年的成長。

在港現況

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2017年發表的調查發現，香港的中學生自評受到校園欺凌的比率，是全球最高，大概平均每三人就有一人於受訪前一個月內曾遭受多於一次的欺凌。[1] Annis指出，本港校園的欺凌情況的確是十分嚴重，兩項本港調查都反映了有關情況：獅子山青年商會聯同香港家庭調解協會在2019年抽樣訪問了600多名小學生，發現超過三成七的學童於受訪前一年曾遭遇同輩欺凌，有4.8%的受訪者更萌生自殺念頭；[2] 騰龍青年商會在2020年發表的調查顯示，近四成半受訪的本地學生曾遭網絡欺凌，而在受訪家長中，有超過一半認為子女曾遭網絡欺凌。[3] 可見香港無論是校園欺凌或網絡上的欺凌情況實在都需要迫切的關注，不能掉以輕心。

欺凌和攻擊的形式

Annis認為實體和網絡欺凌，兩者有著很大的分別。實體欺凌的形式，包括肢體攻擊（如：拳打腳踢、掌摑、推撞、扯頭髮）、語言暴力（如：恐嚇、粗言穢語、中傷、譏諷、挖苦、改花名）、關係上的攻擊（如：搞小圈子、說是非、排斥）及性暴力（如：強迫拍攝裸體照片、性侵、勒索）等。

而網絡欺凌的形式包括造謠、抹黑、起底、改圖等，受害者的個人資料及私隱被人轉貼、瘋傳，因此欺凌的「時間」不限於上學時間，而是24小時不斷於網上發生，加上這些資料不能刪除及下架，根本無法可以阻止瘋傳，就算學生因而轉校了，但起底、恐嚇的事情仍然繼續發生。Annis稱：「香港有關網上欺凌的法例保障不多，亦未能跟上互聯網和AI的發展。」她指出外地政策上有不同對應的策略，如澳洲，有法例規管網絡供應商必須於24小時內刪除嚴重人身攻擊傷害性的內容，否則會負上法律責任。

攻擊者和受害者的種類

Annis指出不要單看欺凌和攻擊行為的形式，而要辨別出欺凌者的種類，分別為反應型攻擊者（Reactive Aggressor）與操控型攻擊者（Proactive Aggressor）。[4]她形容反應型攻擊者對周遭環境非常敏感，容易因一些字眼或相片而感到遭別人挑釁，因而怒氣填胸，立即在毫無思量下就衝動地回應，出言侮辱及咒罵他人。他們並不是欺凌者。Annis稱操控型攻擊者才是真正的「欺凌者」。他們是有居心地作出欺凌，有目的、有預謀，懂得選擇弱者，並在冷靜的情緒下進行。他們於網絡上會隱藏自己身份，不易被發現，並透過裸聊、裸體照設下陷阱「捉人痛腳」，然後以起底、勒索等方式去獲取利益和金錢。反應型攻擊者與操控型攻擊者的比例為9:1，可見「校園暴力」佔了90%大多數，而「校園欺凌」僅佔10%而已。

而受害者方面，也分為退縮型受害者（Pure Victim）與攻擊型受害者（Aggressive Victim）。退縮型受害者會指責自己因無力面對人際和欺凌問題而產生抑鬱和悲傷的情緒，他們會逃避人群，躲在家中不想上學。相反，攻擊型受害者則憤世嫉俗，很多事情都會覺得不公平並會不停地投訴，他們會以激進的行為和方法去表達，並要求對方必須付出極大的代價。而這種過激的想法和要求，也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令事情及人際關係更為惡化。

攻擊者需要認識自己

處理兩種不同類型的攻擊者，Annis認為無論是反應型或操控型攻擊者都要幫助他們認識自我。首先，對於反應型攻擊者，需要幫他們了解哪些訊息或字眼是特別容易讓他們感到自己被別人挑釁，讓他們理解到網絡的訊息很短，字數有限，所以很容易產生誤會，請他們不要妄下判斷，別人未必有心去挑釁及捉弄他們。師長也可以幫助他們拉闊思考，想想當時前後的訊息和情境，有甚麼其他線索及可能性，助他們減少及控制自己的怒氣。另外，提升及強化他們溝通及解難的技巧，讓他們學習提問及澄清事情，而不是立即反擊及侮辱對方，這都對反應型攻擊者有幫助。

而操控型攻擊者方面，要讓他們知道網上有關勒索、抹黑及起底等行為，都要承擔法律後果，並且了解到虛擬世界是非常實在的，犯罪者不能逃過法網。事實上他們的聰明智慧是可以放在利人亦利己的事上，而非鋌而走險，做出違法的事情，這都是不值得的。另外，操控型攻擊者於線上根本看不到受害者的樣子，此舉更使他們輕視了受害者的感受，不知道受害者因為被欺凌而嚴重抑鬱，甚至有自殺的念頭和計劃。因此，提升操控型攻擊者的同理心是十分重要，這使他們可站在受害者的角度來感受他們的困擾和無助，令他們不再危害受害者的性命。

受害者需要學習與人相處

對於退縮型受害者，Annis認為要幫助他們重建自信心，肯定及發揮他們的優點及長處，確立自我的價值，並協助他們與態度積極及正向的同學逐步建立友誼，也可以透過「大哥哥姐姐」計劃為他們配對一位朋輩導師，讓他們對學校有更多安全感和歸屬感，使他們不會畏懼上學及在學校時不會感到孤單無助。透過訓練，可以讓他們不再逃避且更願意與人交往，相信自己是有能力處理和面對人際關係，以及提升社交技巧。

至於攻擊型受害者，則要令他們反思一下他們平日會將責任歸咎於他人而沒有反省自己，以及總是先指責及投訴別人的態度，從而作出改善。幫助者可以鼓勵他們先不要辱罵他人及將憤怒發洩於別人身上，並以平和的心情及語氣對別人表達自己的期望及感受，讓人明白：「我並不喜歡以這個方式『玩耍』，我也不容易激動和情緒化，既然不是那麼『好玩』，不要再這樣騷擾我了。」

最後，Annis與香港城市大學研究團隊在校園中推動「網樂共享研究所」（Cyber-Joy Enjoy Lab），[5] 於網上提供許多預防網絡欺凌的寶貴資源，供老師和家長參考，如想進一步認識網絡欺凌，可瀏覽：https://www.cityu.edu.hk/cyber-joy-enjoy-lab/zh-hant。她提醒到：「網上社交平台應是一個快樂共享的空間，而非單方面去操控別人，把個人的開心建立在別人的痛苦上，網『樂』共享才是使用者的初衷！」
 

（本文收錄在《成長中的障礙賽》一書內，歡迎索取，奉獻支持或購買，詳情請按此處。）

一直以來，亞洲的某些地區，如日本及香港的學生，都要在學業上承受極沉重的壓力。緊密的課堂、繁多的作業及課外活動、頻密的測驗及考試、再加上父母或學校的期望，真的讓學生都喘不過氣來。假如學生在校園裡還要面對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問題，又或者不幸成為了被欺凌的對象，校園生活對他們而言恍如人間地獄。

眾所周知，日本的自殺率在亞洲地區屬前列份子。日經中文網的資料顯示，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了2023年版《自殺對策白皮書》。2022年日本的自殺人數為21,881人（較2021年增加874人），當中的男性有14,746人（較2021年增加807人），是13年來首次增加，女性有7,135人（較2021年增加67人），連續三年增加。此外，小學、初中、高中生自殺人數更高達514人，創歷史新高。[1] 再看看香港的情況，根據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的統計，2023年8月至10月，香港共錄得22宗涉及18歲以下人士或大專學生企圖自殺個案的新聞報道，較2022年同期的11宗增加一倍，[2] 到了2023年11月中，個案更增至23宗。[3]

復常後功課壓力大

人的本能是求生而不是求死，青春無敵，究竟是甚麼原因讓這一班學子選擇死亡而不是求生？是學業壓力？是校園欺凌？是家庭問題？是感情問題？還是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教授所指：「由於疫情關係，學生於兩年內幾乎沒有上課，復常後功課壓力倍增，適逢10月和11月是考試季節，學生在功課及考試雙重壓力下容易做出傻事」？[4]

如果真的是因著考試壓力而尋死，這種重視學業成績的壓力，又是從何而來？是源於自己，本身已是品學兼優的學生，感到自己做得不夠好？是源自父母，學生無法承受父母對自己過高的期望？是源自老師或其他同學的眼光，不知道如何自處？還是源自對現今社會的失望，學生認為自己將來沒有前景？無論如何，一個人決定自殺，通常都是對人生絕望到一個地步，「認為」自己無法改變面前困境。

想法能改變心態

如果一個人深信自己無法改變面前的困境，這種想法足以讓人產生極大的憂慮，甚至絕望。但問題是，困境是真的走不出來？還是只是人們過度擔心，「認為」自己走不出來？被稱為美國現代成人教育之父的卡耐基（Dale Carnegie），當年面對美國大蕭條，他因為股票失利而令大部份的儲蓄都化為烏有，他冷靜下來分析最壞的情況會是怎麼樣？他想到最壞便是去餐廳洗碗，住別人的宿舍。他說當他想到這裡，人便平靜了。又例如在美國創立Evans Products公司的Edward S. Evans，他在成立公司之前，曾一度陷入債務危機，加上在經醫生診斷後，他得知自己的生命只餘下兩星期，一連串的打擊竟讓Evans下定決心不再擔心了，他的心態改變了反而令他恢復健康，他可以重投工作並還清債務，甚至能用剩下來的錢及精力創辦公司。

別獨自面對難題

這裡並非鼓勵大家漠視周圍環境對人情緒或身心靈的影響，只是想說，有時環境固之然對人不友善，但深陷其中的人往往受困於負面情緒，只看見眼前的「死胡同」，卻忘記了退一步，其實有海闊天空等著自己。如果壓力來自學校，可以向父母傾訴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可以向信任的老師尋找幫助嗎？如果壓力來自父母、學校，又或是自己，可以求助於成熟的朋友、專業人士，甚至是不認識自己的熱線輔導員或網絡電台的主持嗎？如果學生擔心自己的出路，畢業後是否可以嘗試先尋找臨時工，再等機會發揮自己的專長嗎？當真的感到生活太累，可以嘗試找一個空間稍為喘息一下嗎？「停一停，想一想」，不單可應用在養寵物一事上，也可以應用在人生抉擇上。

生命比學業，甚至比一切成就珍貴。以中國象棋打個比喻，即使學業或成就再怎樣重要，極其量都只是「車」，然而生命本身才是「帥」，被人抽了車，還有機會可以反敗為勝，若自己先放棄了帥，便一定「輸硬」。

一代不同一代，當世界的轉變速度愈來愈快，不同世代面對的挑戰差異可以很大，無論是在上世紀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時成長，或是千禧年前後較富裕環境下成長，以至過去幾年在社會運動和疫情陰霾下成長的青少年，所面對的挑戰截然不同，作為父母、老師和導師的，大家的成長經驗恐怕難以成為主要參考。過去幾個月，香港學童自殺的情況令整個社會都震驚和傷心，究竟青少年面對的嚴峻挑戰是甚麼？他們的抗逆力出了甚麼問題？家長、老師和所有關心青少年的社會人士又可以做甚麼？這是大家都十分迫切想探討的。

在美國，一個關注精神健康議題的網站指出，現時青少年經常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受社交媒體的影響、自我形象低落、外貌遭負評、同儕壓力、欺凌、學業上的挑戰、外在各種壓力、與性相關的危險行為、藥物或賭博的沉溺行為、抑鬱和焦慮等。[1] 就以上各點，本書希望可以幫助各位關心下一代的朋友，了解青少年在成長中所面對的種種障礙，並以合宜的方法和態度協助他們跨越這些障礙。

本書收錄有關沉溺行為的文章，主要是回應青少年沉迷電玩的情況，另外，亦收錄了有關靈性支援的文章，讓家人、朋友可以幫助青少年面對各種衝擊。作為教會群體，我們相信如果青少年能在靈性層面得到餵養，由聖經真理導引他們，便能更堅實的成長，即使面對再混亂的世代，走進了人生低潮，他們也不會失卻盼望。因此，本書的最後一個部份為信仰支援，盼望透過相關文章，回應青少年在靈性方面的需要。盼望本書，能為青少年，以及他們的同行者帶來一點幫助。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我們活在科技幾乎主宰一切的年代，沒有手機、不懂上網、無法電子支付的人，可說舉步維艱，莫說難以走出香港，連日常與人保持連繫亦十分困難。不過，正因如此，我們更要提醒自己，科技只是我們的助手、不是我們的主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最重要的其實是心靈，令我們出現問題的往往是心靈的隔膜和偏差，而不是沒有手機。

過去一年，連串的學童自殺令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響起警號，無疑教育制度帶給學生的壓力、以及社會氛圍對年青人追求夢想、自由、公義和平等造成了不少挫敗和失望。不過，自己仔女自己救、自己學生自己教，當大環境未能短期內改變、甚至根本不知幾時才可以改變的時候，大家首先可以做的就是更多關心身邊的人，更多聆聽子女和學生的心底話。成績和成就不代表一切，更重要的是協助他們找到生命的價值、肯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學會代入他人的處境、學會寬恕，明白身邊其實有很多會令人容易產生偏見的陷阱，可能來自AI、來自心儀的偶像、來自我們的政見、也可能來自我們對性傾向的誤解等等。

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學會分辨影響我們的種種世情，是我們在新的一年送給自己和下一代最好的禮物，當然，作為信徒，更要學會明白神的心意，不要讓自己的執著凌駕神自己的說話。誠願今期《燭光》，能為大家在紛亂的世情之中帶來一點的盼望、以及成為大家在崎嶇前路上的一點光。

據警方資料顯示，截至11月8日，2023年香港錄得306宗學童輕生個案，其中37人死亡，其餘列企圖自殺。[1] 一套電影《年少日記》道出一些學童的心聲，大家都寄望，凡看過電影的家長、教師、社工等都能為下一代伸出援手，加多一點同理心，與學童好好相處。但若然仍有人未必能即時領悟當中的意義並及時改正，學童又如何自處？曾聽過一個說法：若片中的主角並沒有選擇自殺，他長大後一定是一個抗逆力很強的人，因為他已經戰勝低谷，百毒不侵。然而，一個都不能少，若再有學童抵擋不住……

給學童的信
你是學童嗎？現在有否感到壓力，覺得世界很絕望，每天生活在讀書的壓力中、沒有人明白的世界中、在不知明天如何的幻想中？若然你有以上的想法，其實你已經長大了，你不再是小朋友，因為你已懂得獨立思考。可是，你的父母並不察覺你已經長大，他們一時間未能接受一個已長大的你，對他們來說頓覺陌生，你與從前實在有太多的分別，令他們感到無所適從。於是，誤會開始出現，溝通也出現了問題。也許他們覺得你叛逆，其實你在表現自己的獨立思想；他們或許覺得你容易發脾氣，其實你在用不一樣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感受。

主動與父母溝通
筆者小時候也曾覺得父母不愛自己，原因是他們只會將零用錢給我的兄姊，但卻從來沒有給我。現在為人母親，我也一直沒有給兒子零用錢，因為覺得他並沒有此需要，心想他還小，若有需要也會幫他買。有一天，兒子卻主動地向筆者討零用錢，問他原因便說：「其他同學都有，而且有時候我也想買一些自己喜歡的東西。」聽後，覺得有道理，所以從那次開始，就給他零用錢。這次經歷，醫治了筆者童年的傷痛，從兒子身上學到一個道理：為何筆者小時候不也像他一樣，主動地向父母討零用錢？這樣可能就不會導致誤會的出現。主動向父母表達自己的感受是十分重要的，無論是快樂、傷心、擔心，都可分享。

認定自己是有價值的人
每一個人在出生後好像一張白紙，其價值觀主要是從後天培養的，在成長中，別人的照顧方式，父母給予的態度、行為、聲音、眼神都對人的價值觀有所影響。如何可以提升自己，建立一個積極、正向的價值觀，就得打破舊有的框框，勇於去尋找自己認為正確的價值觀。有時多閱讀勵志的書籍、多聽一些生命見證的故事，可以對自己有很大的幫助。小時候，筆者很喜歡聽有關澳洲的基督教佈道家Nick Vujicic的生命分享。他出生時便患有先天性四肢切斷症，故此無論任何人想到自己的際遇如何的差，相信Nick總會是更差的一個，他的一生在旁人看來甚是糟糕，但他卻譜出十分美滿的人生，激勵世界上很多人，無論他的身體如何，他都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一個家庭有不同的角色，有丈夫才有妻子，有父母才會有子女，有哥哥才會有弟弟，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意義，而且同樣重要。角色間是能互相等待、期待的，卻不是感到被虐待；角色間能讓別人了解他的感受和想法，而不是封閉內心的感受。最終每一個角色會感到自己有好的地方，有值得驕傲的地方，能夠自己雙腳站起來而不用依賴他人。[2]

寬恕你的父母
之前提到，父母或許未能調校好去面對你已經長大的事實，他們仍然視你為小朋友，所以他們會擔心你不夠人生閱歷去做決定、未夠成熟去處理問題，最後對你多加保護，而這個保護慢慢便演變成管束。父母要求孩子努力讀書，他們有可能仍受著社會文化的影響，認定只有讀書好才能在日後找到好工作，他們本出於好意，卻無意間控制了你的人生。父母可能擔心孩子會被別人欺騙，故總會多問孩子一句：「今晚你會去了哪裡，何時回家？」然而，孩子聽不入耳，只感到沒有自由。再想多一步，父母很可能是害怕你的安全、想關心你，卻用錯了語氣及態度，令你反感。生活上總會遇到不符合自己期望的事，我們或許會因此而不快樂，或許會希望父母給你多點的自由，或許不再聽到父母吵鬧的聲音。總的來說，父母也是人，都會有不懂的時候，都會有犯錯的時候。

試想想一次你得罪別人的經歷，那時你或許感到害怕，或許怕對方以後不再原諒你，以後不再理睬你，你會就此失去他／她。然而，若最終他／她選擇原諒你，你的感受將會如何？會否就像是收到一份大禮物，那種失而復得的情誼，令你內心充滿無限的感激？今天，你可以把這份禮物無條件地送給你的父母嗎？父母都是平凡的人，他們的成長有其背景、人生際遇，他們也有自己獨特的性格，有些父母可能很內向，不懂向子女表達愛與關心，卻用了打罵的方式，沿用「打者愛也」這一套傳統思維，雖然已經不合時宜，他們或許用錯了方法去愛自己的孩子，但他們仍是很愛你的，你可以原諒他們，放下一切嗎？

「赦免我們的罪，因為我們也赦免凡虧欠我們的人。」（路十一4）我們可以寬恕別人，如同別人曾寬恕我們一樣。

為關注兒童及青少年學業壓力、情緒及自殺等問題，明光社分別在12月及1月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辦了兩場「《年少日記》電影欣賞及交流會」，希望能與關心兒童及青少年成長的家長、導師交流。於2023年12月20日舉行的交流會，我們邀請了資深社工竺永洪先生（竺Sir）、顯理中學校長吳浩然先生（Kenneth）及本社總幹事蔡志森先生（志森）擔任分享嘉賓，在欣賞電影後，他們與參加者一起到CityLab暢談對電影的感受及對回應有關議題，整日的活動約有100人出席。

對於電影中有家暴情節，觀眾可能會覺得和自己的生活有距離，這些事不會發生在自己家庭，但志森認為電影中對孩子最大的傷害，是不少人看著小男主角所經歷的，但沒有人向他伸出援手！他認為在香港教育制度中，不單是學生，家長、教師都承受著很多壓力，我們雖然難以改變制度，但對身邊的人的態度卻可以改變，為身邊有需要的人多走一步，可能可以改寫一些事情。在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是幸福家庭，兩對夫婦中便有一對離婚，有家庭問題的人又未必會說出來，但如果鄰居、親戚，甚或學校、教會、社區中心等可以做點事，情況可能會很不同。

作為校長，Kenneth認為教育應該「對人不對事」，因為在學校中，應該將重點放在人身上，太過著重過程，容易為了完成某件事而令人承受過多壓力，犧牲了學生、其他老師，甚至自己的感受。他指出學校應有多點人情味，不應為追「指標」而變得物化。另外，在電影中，發現學生的自殺信件的，是一位校工，他認為每個人都可以敏感一點留意身邊的人事，雖然不易，但仍可以多點關心學生。他指出老師的專業應是觀察人，而非自己所教的學科。學生在家庭所承受的，可能會化為於學校的行為，應小心觀察。有時給人時間沉澱，會讓他們慢慢說出感受，人在尋死之前，一句關心的話對他來說都很重要！

而具有豐富前線經驗的社工竺Sir，認為電影帶出了很多他工作時會面對的實況。他指出家長應讓12歲以下的孩子知道無論自己表現如何，父母都會愛錫他們，不會把他們遺棄。而對於12歲至18歲的子女，則應讓他們知道無論他們有甚麼想法，父母都一定支持，但條件就是要先和父母商量。竺Sir亦坦言有很多家長用錯了方法教導孩子，以交易的方式（transactional parenting）讓孩子認為自己的價值就是分數、能力，如未達要求，就等於自己沒有價值，這還可能會迫使孩子為了想得到的東西（如旅行、禮物）而說謊。對於破碎家庭的孩子，竺Sir指出孩子身邊的人可以給予他們一些「人有我有」的東西，如邀請他們吃冬至飯、為他們開生日會、送生日卡等，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記掛著他們。

最後，Kenneth表示老師不應太急、宜慢慢做好工作，觀察及幫助有需要的人；竺Sir則指出只要相信就可以改變世界，可以由分享訊息開始，把福音傳給服侍的群體；而志森就分享到憑信心就可以去做，「點都應該做到啲嘢，幫到啲人！」

（另一場交流會則於2024年1月2日在MCL長沙灣戲院舉行，分享嘉賓包括《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先生、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女士，及竺永洪先生，超過100人出席聚會。）

早前AV女優橫宮七海（藝名）疑因情緒病發作而走上自殺的道路，終年21歲。看過不同報章、網站的報道以及網民的回應，對這件次事件有一些反思。噩耗一出，粉絲紛紛表示可惜，而其好友亦證實了其死訊。根據各報章報道，橫宮七海一直與父母關係欠佳，長期備受家庭問題困擾，過去亦曾多次自殺不遂；加上工作壓力（亦即是拍攝成人影片的壓力）而患上了情緒病。[1]

有許多的評論都在討論橫宮七海的家庭問題，甚至有傳她父母不諒解她的工作而給予她壓力。有文章透露，像橫宮七海這類拍攝AV的女性，多多少少會面對心理問題，而這些女孩子多數與家人關係疏離，導致厭世情緒和精神問題。而這些女性也經常會有自殘行為，例如鎅手等等。[2] 也有網民在某些影片中看到她生無可戀的面容以及疑似自殘留下的疤痕。[3] 似乎有些人認為，家庭或父母的不理解，是導致橫宮七海走上絕路的重要因素。難道家長應該支持自己的子女拍攝色情影片嗎？換了是自己的子女，也能包容這些職業嗎？父母是否為了表示支持，應該觀看自己的女兒在鏡頭前與其他演員發生性行為呢？

每個人生於世上都承受著不同的重量，走在街上與他人擦身而過，看電視或社交媒體中的藝人、演員，我們都很難從我們的眼目看見這些人到底經歷了甚麼，朋友之間歡天喜地的談話，鏡頭前天真爛漫的笑容，這些歡笑的背後，也許有著我們無法想像和承受的重量。翻查資料，橫宮七海於2021年參與色情工業，至輕生時總共有三年資歷，拍攝了過百部的色情影片。[4] 年紀輕輕的她，在沒有太多人生歷練的狀況下，便進入了充滿許多黑幕和競爭的環境，這也實在太沉重。如果說，主要是家庭問題影響到她，使她失去生存的希望，是否就不用考慮她的年紀以及她的工作環境？曾經從事援交的中山美里，在其著作《我的16歲援交手記》中描述到她的接客經歷，反映了當中的傷痛並不能隨年月消滅。[5] 有指橫宮七海並不是喜歡成為AV女優，而是在求學時期中途輟學，因學歷等問題，無法過正常上班族的生活，最後走上AV女優的道路。[6]

其實這些女孩子，對於沉迷色情資訊的人來說，他們有無限多的代替品。這不同於追捧其他藝人，人們追捧的藝人數量總是有限，這些藝人也不是隨隨便便可以被替代，人們一般都是欣賞該藝人的才藝技能等等。但AV女優不同，看影片的人只是為了性愉悅，只對其身體有興趣，而且人們有海量的選擇，甚至可以選擇不同種類的影片，而色情資訊的特性在於賣弄身體的裸露與性感，而那位真實的裸露者的生活或心理狀態如何，大部份觀眾也漠不關心，也不認識社交媒體下真實的她，所以她們根本無法被愛。[7]

或許有人會反駁：不是因為粉絲關心她，才留意到她的不適嗎？不是有粉絲留意到她暴瘦，甚至在影片中呈現生無可戀的表情，自殘的跡象嗎？若然她可被替代，誰會留意她細微的狀況呢？[8] 也有人知道她離世後表示：「超喜歡的AV女優竟然走了」、「很難過……很喜歡的AV女優」、「希望她在另一個世界會快樂」云云。[9] 筆者很喜歡一位名叫「愛迪生」的YouTuber所分享的一句說話，當有人訴說：我最愛的AV女優引退了，感到很可惜，愛迪生聽罷便這樣回答說：引退不是好事嗎？難道你喜歡自己心愛的女人與其他人發生性行為嗎？引退不就可以休息了嗎？為甚麼你還哭呢？一看就知道你不是真愛。[10] 這也可以借用來回應了一眾為橫宮七海感到可惜的人。當喜歡一個人，而她正在這環境受盡煎熬時，豈不是還有人「片照睇」嗎？還有一些人知道她離世後，竟然還在詢問：「我還該不該用她作為性發洩的對象呢？」。

到最後，遊走在這種環境的女孩子，只會在他人虛假的言語上活著，甚至到了生命的盡頭，也不斷將全數原因歸咎在其父母身上，似在暗示最好父母不要阻止，繼續鼓勵女優拍多一點。無人記念痛心這些女孩在這種環境下的遭遇，又要將「帶給觀眾幸福」、「追逐夢想」等的帽子加諸女優身上，或許會有人為此感到一瞬間的可惜，因為美麗的身體已經不在，惋惜過後便繼續尋找其他身體來享受性歡愉。甚至有些人，在搜尋色情資訊時，根本也不知道影片中的是誰，也不為誰可惜，那些女孩子沒有面容，人們看得見的，只有那使人感到性興奮的身軀。

「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渴慕錢財，就被引誘離棄信仰，也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6：10《環球聖經譯本》

香港作為世界金融中心，財金貿易不絕。但在複雜的金融操作背後，香港人無不跳入「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的泥淖中。即使你不是財金達人，只靠辛苦賺取得來的工資過當下的生活，都十分勉強。如果要顧及退休的打算，在法例規定最基本的「強積金」供款之下，都必然要進入金融投資領域之中。更何況不同的金融、投資、理財、加密貨幣，甚至聲稱「易借易還」的財金商品廣告日日展現眼前，彷佛人人要投資理財，才能達到理想。琳琅滿目的財金產品有多少以理財為名，貪念行先呢？當中又有多少實際是誘人陷阱？誰是最有可能的受害者？

「怕走寶」求短線回報

最近轟動香港金融界的新聞，可說是加密貨幣交易平台被指無牌經營而被追究的事件。當中涉案超過二千名「苦主」，投資金額損失超逾十五億元；更叫人關注是，這類虛擬資產交易平台其實在香港風行已有十多年。由早期炒賣虛擬貨幣，到盛行自組「掘金機」電腦，到近年由明星賣廣告，網紅KOL宣傳的涉嫌詐騙案件。炒幣熱潮早已由盛轉衰，還是有這麼多人「中招」，實在不可思議。須知道，虛擬資產不同傳統資產，它既沒有真「價值」（早期的貨幣是以貴重金屬鑄造而成），亦沒有政府或銀行支持（實體貨幣有相應的外匯或發行地區的政府、銀行作兌換保證）。美其名為理想化的「去中心化」初衷，變成了網上黑市、非法交易工具，亦極易由虛擬貨幣市場和「庄家」操縱，是很高風險的投資行為；加上在區塊鏈進行的虛擬資產交易，有「只記交易、不設記名」的特性；再加上將資金由「虛擬」轉回「實體」時，又有不同的手續和風險。投資者若在交易時出現問題，很難追回本金損失。

你可能以為作出這些輕率投資決定的人必定是一些知識淺薄，只見利益，不懂考慮風險的無知市民。事實上，就以往不同的金融欺騙案件中，除了退休人士和「師奶」（家庭主婦）外，年輕人也佔不少比例。有調查指出，在受訪約1,000名零售投資者中，過去曾投資虛擬資產的人，由2019年的1%，增加至2023年的6%，當中以18至29歲的年輕人參與投資比例增幅最高，15%年輕投資者在過去一年曾經持有虛擬資產，20%年輕投資者計劃於未來一年參與投資。同樣的調查亦發現，有四分三受訪者選擇投資虛擬資產的原因是「怕走寶」，欲追求短線回報，卻缺少考慮相關的法律問題與風險。

「借錢梗要還」

除了虛擬投資，現行金融產品也多著眼推廣「先使未來錢」，以致「易借易還」。有一些財務公司以網絡之便宣傳，除以「不需現身」、「隨時可借」、借款可以「30秒到手」等口號作招徠，主打青少年借貸市場；有部分財務公司針對大專學生推出貸款計劃，只需身分證明文件及電話號碼等資料就可以在網上貸款，毋須入息證明，成為很多年青人借貸的方式。雖然政府規定了所有含有借貸成份的金融產品廣告，必須加上「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的忠告，但是香港人借貸消費，以致債台高築的現象其實仍然相當普遍。借貸人未能還款、資不抵債、破產，甚至傷人、輕生的慘劇時有發生。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就2023年死因裁判法庭的死亡登記估算，推測出2022年本港自殺率為14.5%，即是每10萬人之中大約有14人輕生，數字較2021年多出17.9%，人數與比率更是自2007年以來最高。其中青少年自殺率為12.2%，尤以低學歷與失業者的自殺風險較高：而失業者比在職者自殺風險高15.5倍，低學歷者則較高學歷者高4.37倍。該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近3年來，青少年自殺個案中，約一成人因經濟問題，當中借貸問題佔超過兩成。他分析認為，從事低收入、低技術工作的年輕人相對較易出現財困，在銀行貸款要入息證明而較難取得貸款之時，「易借易還」暗藏高息的財務公司便成為他們的首選。他指出，有輕生青少年在遺書對家人表愧疚：「因不能自拔地借貸，唯有用生命償還，這是一個悲劇」。

錢財絕非生命終極目標

聖經不乏提及處理錢財的教導，當中並非叫人不食人間煙火。錢財是人類重要的工具，有其價值（聖經中財貨的單位，如舍客勒、他連得等，其實就是不同金屬的重量單位），將錢財用在神悅納的事情上，神自會祝褔，並且將需用的加給人（馬太福音6：31-32）。但我們要小心，不要本末倒置，將金錢由人的重要工具反過來變成人的主人。我們尤其要小心對錢財的貪念，因為「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渴慕錢財，就被引誘離棄信仰，也用許多痛苦把自己刺透了。（提摩太前書6：10）錢財本身不是邪惡，但人若對錢財產生貪念，則會使人性扭曲，並生出很多惡念來。

另外，聖經教導人要成為忠心的管家（哥林多前書4：2）。聖經中馬太福音第六章24節中清楚教導我們：「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人；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忠於這個輕視那個。你們不能服侍神，又服侍財富。」金錢是我們做到神事工的工具，也可以是神祝福我們的媒介，神可以使用錢財去完成祂在我們當中的工作，但錢財卻絕對不是我們生命終極的目標。我們可以做到，就是好好利用手上的資源，將金錢放在適當的位置，好好運用金錢成就各樣的工作和善工，成就各樣的美事。

即使我們無法不面對網絡的時代，也被迫要適應在這個時代下所產生出來的現象。網絡時代的模式亦不斷地轉變，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特質，這對孩童或青少年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明光社於2023年5月30日舉辦了「多媒體網絡年代對教養兒童的挑戰」網上講座，我們邀請了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梁麗娟博士為我們講解現今網絡媒體文化的現象，與我們一同思考如何應對，特別是在家長教導孩童方面。

梁博士提到現今多媒體網絡年代的社會特色是個人化和部落化。個人化是指人們在不同的場景中，縱然人與人的距離都非常近，但都只會留意著自己的手機。梁博士指出年輕一代往往會認為長輩級的人是跟不上時代的、不會懂他們在做甚麼，這也是他們的新潮優越感。而部落化則是指我們以往認為錯誤、不應該做的事，但在網絡上提出這些話題卻會得到人們的支持，即使是明顯地有違道德的事，例如「強姦快閃黨」及組團自殺等等。

多媒體網絡內容隨著科技的發展，影像和聲音都會令人感到愈來愈刺激，使到人們更難忍受沉悶的事和人，諸如上班、學習等等，人會更加自我中心，梁博士指，很多時候，一些事情如果不在人有興趣的「雷達」上時，他們便完全不關心，甚至將事件當作沒發生過。

另外，網絡時代所造成的自我中心，更會影響家庭成員的關係。梁博士以自己的子女為例，他們要求梁博士傾談，總期望即時的回應，而在日常生活中，她傳訊息給子女，大多時候都得不到或很遲才收到回應，就像父母與子女的關係是不對等的一樣。而且，這種自我中心使孩童不會做不喜歡的事，自己想做的事，則會要求父母提供協助，子女亦不太會為家人付出，甚至有些極端的事件曾在報章上出現，例如在內地有15歲少年為上網而弒母等等。即使不是一些極端的情況，上網與否，課金與否，父母也很容易與子女產生磨擦。

網絡對於孩童和青少年來說，是一個大森林，當中除了無限的知識，亦有許多網絡陷阱，而梁博士都特別提到現在有許多網上情緣騙案和裸聊勒索事件在發生，她亦提及了一宗新聞，一名少年疑因誤墮網絡騙案而選擇跳軌輕生，這些網絡陷阱都是孩子需要提防的。

最後，在家長角色方面，梁博士認為家長需要給予子女更多的關心和刻意的教導，讓子女懂得感恩，知道自己擁有的一切其實是來自父母，而且父母也要在適當的年齡才給他們使用智能產品，以免他們沉迷上網或耽誤了自己的親情和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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