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鄰里，有倫理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在社交平台Reddit上，一位透過捐精受孕的網友megafaunaenthusiast （推斷為女性）分享了她的掙扎。[2] 她坦言，在童年、青少年甚至20歲出頭時，她在感情生活中面臨巨大的困難，難以完全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她將「捐精受孕」與「捐贈者匿名」這件事，深深內化為一種「被遺棄的傷害」（abandonment wound）。她寫道：「如果我身上有一半的基因來源，可以毫不留情地拋棄我，甚至拿了錢就走，完全不在乎我人在哪裡、過得好不好；那麼，如果我從別人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存在難道還值得被在乎嗎？」這種強烈的自我價值低落，讓她發展出「迴避型依附」的人格特質並排斥社交。

直到27歲左右，她才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源。許多父母會對孩子說：「因為一位好心先生捐贈了精子，我們才能擁有你。」但對她而言，這句話唯一的意義卻是「愛就是留下別人，然後轉身離去」。這位網友的分享正道出很多DCP的共同心聲，她的心理創傷並非因為撫養她的父母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被製造過程」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預設性的遺棄」。

愛不能取代一切

另一個個案記載在故事徵集平台AnonymousUs.org，[3] 個案打破了經常聽到的「只要給孩子足夠的愛就沒問題」的迷思。這位分享者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她形容自己是「被寵的孩子」。成年後她卻意識到，她的需要並不止於此，愛無法填補對一半血緣一無所知的事實。

她指出，剝奪孩子與親生父母建立聯繫的權利，是由撫養父母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而這決定是故意的。這往往會讓DCP感到內疚、憤怒、羞愧，甚至覺得自己被「物化」。儘管她深愛著母親，但也常常因為覺得母親當初的決定出於自私而感到憤恨。在成長過程中，她曾因被要求在全班面前展示家譜而感到尷尬；直到今日，她的母系親屬亦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排斥她，讓她感到自己是個異類。

基因斷層與商品化的影響

學者Elizabeth Marquardt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4] 中指出，超過一半的DCP表示，當看到與自己長得相似的陌生人時，會忍不住猜想「那是不是我的親戚？」該研究亦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令他們困擾的是「為了懷上我而進行了金錢交易」，而4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酬勞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給他人育子是錯誤的」。

近一半DCP曾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血緣關係的人發生性關係。近半的受訪者對捐贈受孕制度本身存有疑慮或嚴重的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捐贈受孕的做法」者中，近半表示他們覺得無法在整個社會面前表達這些負面觀點，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上述提到的《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曾發表一項針對143名捐贈受孕成人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的數據︰[5]

1. 絕大多數受訪者（85%）表示，在得知自己的受孕方式後，他們的「自我認知」（Shift in their sense of self）發生了轉變。許多受訪者在得知真相後尋求心理支持，包括單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類藥物。
2.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更了解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背景。當被問及他們多久會想到自己是捐精受孕時，74%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或「非常經常」。
3. 近70%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不應鼓勵人們向有需要的人捐卵或捐精。62.2%的受訪者認為，除了手術費用之外，為捐贈的卵子或精子支付金錢是錯誤的。

捐贈受孕的技術可能對不孕的家庭或單身人士滿足了擁有子女的慾望。然而對於這班因此技術而成孕的DCP來說，他們對一半基因無知的缺憾卻是真實存在且伴隨一生。從以上的案例及數據可見，愛固然偉大，卻無法完全取代血緣知情權。在追求生殖科技便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此技術對下一代造成的深遠心理影響，探討相關的倫理問題。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過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這個強大的數據庫，總能提供豐富資訊，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慣以及常輸入的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用戶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了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用戶看哪些資訊、聽哪類人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用戶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在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人們的印證，而是代表人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將人類排除在外。[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令人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事物。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事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的結果亦常見於交友軟件的個人介紹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群體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性格；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相關的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勝出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類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人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人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大約四年前吃了一個由超市買來的小小富士蘋果，它很好吃，其體積亦適合帶返公司或學校當零食，最重要還是它是有「核」的。試著將種子栽種，當時沒有帶著甚麼期望，只是順手撒了幾粒種子在土裡，結果很快就長了小幼苗，其中有些落在野兔的肚裡、有些遭暴風雪吹走了、有些則落在害蟲的肚裡，感恩最後有一株幼苗能茁壯成長。由於後園地方不大，眼見幼苗已不知不覺地長到約9尺高，為了給它更好的成長環境，於是輾轉送給一個剛剛由香港移民過來的家庭。早幾天前他們發來蘋果樹正式下土的相片，還特意告訴我們是刻意選擇在來美第一個感恩節那天做這件標誌工程呢！沒想到一粒小種子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有紀念價值的「小事」。

仔細回想，來美日子雖然不算長，但也無意中做過幾件小事。有一回，一位年過80歲的長者走進我們工作的單位裡，她說要坐一會。我們無意中給了她一杯暖水，她喝後便走了。隔天，她帶著一盒餅乾回來送給我們，多謝我們給她一杯水，因為那杯水幾乎救了她的命，她每次來訪時總是不停地訴說那杯水的事。沒想到一小杯水可以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化解危機的「小事」。

有一回，在一個福音聚會的前夕，我們遇到一位女士，她家裡是拜佛的。我們無意中邀請她參加福音聚會，沒想到她一口答應，她還在那次聚會中接受了耶穌。那位女士後來還返了教會，恆常出席聚會和受了洗，她還樂意錄製見證分享她的信主經歷。沒想到一個小小的邀請無意中成為別人一件改變生命的「小事」。

又有一回，我們剛剛買了一本靈修小品準備送給一位朋友，但在停車場裡卻看到一位吸煙的女士，不知道她是否在陶醉於脫離現實世界的遐想中，看著她吸著煙，卻木無表情。我們把那本靈修小品遞給她，她看著就接受了。不知道這次無意中的小轉贈又會否可以成為填滿她空洞心靈的一件「小事」。

雖然只是一件無意中做出來的小事，但對別人來說，它們卻可以成為一件「大事」。若然人人都有意無意地為別人做一件小事，累積起來會否成為有爆炸力和感染力的「大事」？有意或無意中行的一件小事又會否可以成為這個烽煙四起、瘟疫橫流、政經不穩、人心不安的亂世裡的一件「大事」？

縱然我們未必有能力或可即時改變想要改變的時局，但藉著「微小行動」或許能為施者受者帶來一絲溫暖、一點鼓勵、一刻愉悅。況且，「微小行動」成本不高，也不用大費周章，只需自然地活出本來已蘊藏在個體身上的良善就可以了。微小的良善做出來的小事，都可以有機會發酵成為對自己和對別人別具意義的大事。惟盼你我內心的良善不會因外在困窘環境而受壓抑，能在這動盪混亂的世代中喚醒彼此沉睡一時的善良。

哈佛大學巨星隕落

近期哈佛大學爆出了一個驚天動地的醜聞，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卡‧吉諾 （Francesca Gino）的教授被揭發在數據上造假，現在幾個學術期刊已經宣佈撤回她的論文。這事件在大眾傳播媒介和社交媒體都引起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其實，造假或者抄襲等學術不誠實事件經常發生，Retractionwatch.com這網站每星期都有類似的報道，但為甚麼這一次卻受到高度關注呢？

首先，吉諾來頭不小，在行為科學中她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學術界以外亦具有深遠的影響力，她的暢銷書《反叛人才》鼓舞了無數讀者去力排眾議及追求創意。吉諾被Thinkers 50評為全球五十位最具影響力的管理學思想家之一，她得獎無數，包括哈佛商學院頒發的最佳教師獎、學術成就獎。她的研究曾經在《經濟學人》、《紐約時報》、《新聞週刊》、《科學美國人》、《今日心理學》、《華爾街日報》、《國家公共廣播電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媒體發表或者報道過。可以說，現在是巨星隕落！

以不誠實手段去宣揚誠實

還有，吉諾主要研究題目之一是誠實與倫理，這些研究顯示了怎麼樣的心理和環境因素令人做出欺詐的行為，有甚麼方法可以令人更加誠實和遵守道德倫理規範，例如在2009年她的團隊在一篇論文中指出：「在一個充滿不誠實的世界裡面，知道其他人的不道德行為會否增加或者減少一個人的不誠實行為是十分重要的。」這篇文章的結論是：一個爛蘋果可以令整箱蘋果壞掉。在2015年的一篇論文中，她的團隊指出：很多做出不道德行為的人在事前或者事後都會找出許多自圓其說的藉口。吉諾提供了解決問題的方法，她的團隊在一篇發表於2012年的論文中指出：當人們在填寫表格的時候，最好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開頭，這樣便可以減低人們說謊的可能性；如果將誠實聲明的簽署放在後面，效果並不會那麼好。一些商業機構和政府機關都採用了這措施，這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轟動，很多學者都引用這項研究的發現。

然而，後來外部研究人員發現其中一些數據是捏造的，例如有些人在填寫自己學年的時候，並不是寫上「junior」、「senior」這些等級，而是寫上「Harvard」， 這些學生的分數比不尋常地高，所以值得商榷。在吉諾的其他論文中亦被揭發數據造假，直到目前為止，至少有四篇論文被學術期刊撤回，但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這事件令人震驚，吉諾彷彿懷抱著使命去重整社會道德，去找出引導人更加誠實的方法，諷刺的是，吉諾以不誠實的手段去宣揚誠實！從前視她為偶像、忠實地追隨她的人，如今信心崩潰！因應這事件，YouTube關鍵意見領袖Peter Judo說：「學術界是破爛的！」Peter Judo以前多次引用吉諾的著作，現在當然停用。統計學家安德魯‧格爾曼（Andrew Gelman） 的回應是：「作弊者對科學界所做的最壞事情是，他們製造了科學垃圾，分散了我們的注意力。」問題是：人們怎會知道甚麼是可靠的真理，甚麼是一派胡言呢？若果連哈佛教授都不可以相信，這世界上還有誰你可以相信呢？

冰山一角還是個別事件？

可能有人說：這只是個別、孤立的事件，但有證據顯示出：吉諾的共同作者亦可能於偽造數據上有份，吉諾的合作者之一是杜克大學心理學和行為經濟學教授丹‧艾瑞利（Dan Ariely），兩年前他亦曾經被指控在數據上造假，他無法提供有說服力的解釋，他只是含糊其詞，說法前後矛盾。有趣的是，艾瑞利其中一本暢銷書亦是關於不誠實的行為：《關於不誠實的誠實真相：我們怎樣欺騙所有人？》，筆者亦是受騙者之一，我購買並且閱讀了這本書。

先後有一百五十名作者與吉諾合作過，現在他們走在一起，重新檢視過往論文的數據。吉諾並沒有站出來獨力承擔責任，那些共同作者的反應是不能理解的，與其坐以待斃，被人揭發，不如先發制人。

如果學術界不能嚴肅地處理這事件，進而亡羊補牢的話，我恐怕類似事件將會持續不斷地發生，那麼人們對所謂科學研究的結果都只能半信半疑。很多學者已經提出一些改革方案，例如要求作者在發表論文時公開數據，讓其他人檢查和重新分析。

我們都是雙面人嗎？

在這裡筆者會探討這樁事件的另一個層面：為甚麼揭露不誠實行為、宣揚道德倫理的學者，竟然會是偽君子呢？當他們表裡不一致的時候，這會產生認知失調（cognitive dissonance），這種感覺難道不會令他們內心很不舒服嗎？

事實上，這種情況是屢見不鮮的，舉例說，威廉‧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是一位美國保守派政治評論家，1985年至1988年他擔任教育部長，後來在大學教授哲學，而且活躍於政界和傳媒，他曾經撰寫過許多宣揚保守派道德價值的書籍，例如《美德之書》、《道德指南》……筆者讀過他的書，亦曾經受過他的影響。可是，在2003年他被揭發是一個病態賭徒，經常到拉斯維加斯搏殺，前前後後輸掉了數百萬美元，最搞笑的是，他曾經高調地反對開設賭場。醜聞曝光之後，他解釋自己的賭博習慣並沒有影響自己的正常財務運作。

特德‧哈格德（Ted Arthur Haggard）是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新生命教會的創始人和前牧師，又擔任過全國福音派協會主席。他曾經宣揚基督徒具有更優越的性道德、更好的性生活，並且高調地反同性戀。正當他的聲名如日中天之際，2006年一名男妓聲稱哈格德跟他在三年裡面發生過不少次性交易，而且哈格德購買和使用冰毒。起初哈格德否認所有指控，但最後還是承認了。

其實，我也是貝內特、哈格德、吉諾、艾瑞利！嚴格地說，幾乎所有人都是雙面人，都是Dr Jekyll and Mr Hyde。心理學家榮格（Carl Jung）洞悉人性的弱點，他認為人類的內心有兩部份，一個是理想的我，一個是陰暗面（Shadow）， 人並沒有自己想像那麼良善，這陰影形成了一個無意識的障礙，我們經常在兩者之間徘徊和掙扎，當陰影很大的時候，為了壓抑自己不理想和不願意承認的一部份，我們會無意識地將自己的陰影和缺點投射到他人身上。這種做法並不會增加認知失調，相反，這會令到自己內心好過一點。當我站在道德高地批評人家不誠實、不道德行為的時候，這會淡化甚至掩飾了自己的不誠實、不道德；難怪往往最專橫的政權，會批判人家才是霸權主義。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言行溫和，不完美，甚至有明顯缺點的人，才是比較真實、比較值得信賴的人。

也許會有讀者認為我是過度解讀，或者吉諾和艾瑞利的心理狀態並沒有那麼複雜，他們無非急功近利，目的是以速成方法躋身於天下高手之列。若果要知道真相，我有一個建議：讓他們吃下周星馳發明的誠實豆沙包！

《科技與惡的距離：AI性愛伴侶、人造肉、人造子宮和自主死亡，它如何改變人性和道德，影響現在和未來的我們》
（Sex Robots & Vegan Meat: Adventures at the Frontier of Birth, Food, Sex & Death）
作者：珍尼．克利曼（Jenny Kleeman）
譯者：詹蕎語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墨刻出版
出版年份：2021年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

對於不能如過去般掌控女性的男人、因受騙多次而不想再與女性談情說愛的男人，又或是有性暴力傾向的男人，性愛機械人的誕生真的可以滿足他們的需要並且保障女性免受傷害嗎？本書作者反對推出性愛機械人，認為它非但不能阻止真正的女性受害，就如兒童性愛娃娃的出現會帶來不良後果，性愛機械人反而會鼓勵人做出損害及虐待真實女性的行為。她慨嘆比起根治問題，人類慣常選擇創造某樣商品來轉移傷害。人類過度信靠機械人的結果不但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遭破壞，機械人一旦被黑客入侵，它的使用者將面對非常可怕的羞辱及傷害。

離開製造性愛機械人的工場，作者又帶大家進入培植肉的實驗室，為大家介紹這一門以「拯救地球」為噱頭的人造肉生意。或許有些人造肉研究員真的想拯救生物，但有的只是想證明他們可以做到某些技術，並且賺錢，更希望人造肉可以取代天然肉類，但作者認為拯救地球最好的方式是少吃肉，而不是製造人造肉。她提到「植物基的素肉商品是超級加工食品，其中添加的合成物多到令人咋舌」，而她品嚐過的人造雞蛋，更是「添加的成分多到像一個化學實驗的材料清單。」至於實驗室出產的培植肉其實並不環保。作者也點出人造肉會為人類帶來危機：一旦培植肉成為主流，人們只會更依賴特定的科技或公司，來生產那些本來我們可以自給自足的食物，如果殺生令被明令禁止，大家想吃肉品的話，便將轉而依靠科技，進而削弱自己的權力。

動物肉有被取代的一天，那麼母親生兒育女的天職，又會否有被取代的一天？現在有些女性為了工作、身材等各種原因，把妊娠外判，有些男同性戀者選擇與同性伴侶廝守之路，卻又想有下一代，於是亦需要出錢租用女性的子宮，但如果有天人造子宮「生物袋」真的研發成功，可以讓胎兒從受孕到出生都是「體外發育」，那麼，母親的身份將會有何顛覆性轉變？要知道，因著人工受孕的出現，母親的身份已經變得四分五裂。研發生物袋最初是想拯救早產嬰兒，原意是好的，但本書有不少篇幅，都會讓大家不禁深思，善意的科技到了人的手上都會變質，特別是在身體自主意識高漲的年代。

性愛機械人如是、人造肉如是、人造子宮如是，自主死亡也如是，只要人類一日希望控制環境、食物、身體及彼此，以上四個範疇都會有不少科學家投入精力研發，好讓大家尋找出替代方法，然而，這些科技只會讓人類遠離自然、整個世界及彼此。

科技可以解決人類的問題嗎？作者說得好：「……創新科技，本是用來解決問題的，但這些問題的根源卻是科技本身。」

回顧一下近五年明光社雙月刊《燭光》的內容，網絡與媒體、新媒體的議題突然增加了，由電競、假新聞、直播，到元宇宙、AR（擴增實境）、虛擬偶像，我們好像在網上經歷了很多不同的事情，加上近年社會政治環境變化，我們多了很多新的日常，不但工作、課程、活動在網上舉行，甚至對社會的意見也是在網上發聲。媒體亦十分重視網上的討論和故事，很容易就將不同的內容推上報章，如轉載網上討論區的內容，商家由以往拍15秒的廣告，改為花時間拍網上短片、甚至長片，介紹概念而非產品。如此種種的改變，我們該怎樣去分析和想像未來的發展呢？

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自2021年開始做一個「非科學調查」，找了一批人去想像數碼科技如何改善人的生活，受訪者分享到他們所想像的2035年會是一個怎樣的美好數碼新世界。[1] 數以百計、來自不同行業的受訪者，在調查中回答指定的問題，在合共過百頁的「回應」中，他們表達出對未來世界的想像，有趣的是，他們提出幾個科技發展的方向和願景時，同一種科技，既可帶來便利，也會帶來隱憂。我們先看看他們提出的幾個方向，再討論一下有關的問題，科技能否解決。

1. 建立更好的網絡空間

大部份受訪者認為透過新的工具，可以令大家在更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和想法，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將有問題甚至有害的留言刪除。不過我們一聽也知道魔鬼在細節，誰管理留言區的內容，也容易被形容為操控，我們怎樣可以令人在安全的環境下坦誠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其實甚難，部份留言如果內容非常尖銳，影響到現實政府的權力運作，該如何處理？我們看到疫情期間，有社交網站主動禁止發佈一些關於疫情的陰謀論，又或者有部份政府會就禁止仇恨言論立法等等，可見不同地方有自己的規矩，我們要討論的除了是介面是否容許有言論自由的空間，還要討論這個社會對言論自由應否有一條全面又有共識的底線。

2. 建立有效率的社群

近年不少人發現社交網絡平台可以結連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可收集、整合資料，甚至互相交換意見，成為有益的群體；不過我們也發現使用同樣的工具，可以集合一些破壞社會的組織和群體。不少受訪的科技專家建議應該使用人工智能去幫助一些能產生正能量的社群，同時提前發現有問題的社群並將之消滅，令社會可以成為更美好的世界。現時社交網站也會刪除某些特定主題的分享，例如分享自殺方法，減少網民因為互相學習自殺方法而帶來悲劇。不過，我們也同樣要問，如果進一步實施類似的措施，社會如何決定甚麼是好的群體，甚麼是壞的群體？

3. 為每一個人充權

不少受訪者認為未來的世界，每個人應該可以在網上有足夠的主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例如投資，有自己的網上身份、私隱，亦可以透過人工智能，用自己的語言與不同國家的人溝通，甚至可以參與不同的政治決策活動，表達意見。

近年互聯網不同的新發展，例如加密貨幣，區塊鏈等技術，令人產生很多新想法，當中除了可以解決一些舊有技術的問題外，同時亦帶來一些新的可能性，例如人可以有實名和匿名等不同的身份，網上的資料可以安全地存放在不同地方，新科技可以令數據得到更好的保護。[2] 我們或許會問這些科技會否持續發展，而同時我們亦會問：不懂得新技術的人會否被淘汰？

4. 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

承接上一點的討論，很多人認為疫情無疑為社會帶出了有關工作和生活的新想像，例如人是否一定要在一個指定的地點工作？工作時間又是否必定是在指定時間？網絡可以怎樣為人的生活提供協助？網課、網上會議，甚至網上崇拜能否取代面對面的活動？當中如何混合（例如同時有面授課堂和網課）才能產生最大的效益？這一切已經成為很多人對未來的新想像。另外，會否有些新的工作模式因此而出現，改變舊有的模式？當然這又同樣涉及很多人在工作上轉型，當在網上有很多事情都變得可能，很多工作，例如銷售，原來可以透過人工智能來完成，那麼人類還可以做甚麼呢？

5. 處理更複雜的問題

有了不同的虛擬視點、人工智能等技術，很多以前只能用人腦做的「沙盤推演」活動，[3] 可以紛紛改為用人工智能模擬出來。我們未來更可以透過科技做出更多改善人類生活的事情，例如有效使用能源，當所有家具都與互聯網接駁，便能在最省電的情況下，使用空調、電燈等電器。人類甚至可以透過人工智能，更有效地研發和生產疫苗。當然不少人也會擔心到時會不會出現一種情況：到底是我們控制機器，還是由機器控制人類生活，但無論如何我們可以想像到，在新的網絡世界下，我們有更多的可能性，但人與機器如何調和，這將會成為未來世界要討論的一個問題。

總結

回到今日，我們不難發現社會的討論仍然停留在網絡騙案、交友色情陷阱、網絡安全等問題，但我們是否知道今日的孩子其實已經活在一個與以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不過我們不難發現，雖然社會口口聲聲說重視科技發展，但對於科技的基建，以及社會各界對數碼知識與素養（Digital Literacy）的認知仍然不高，導致很多人進入科技世界，卻不知道科技世界的危險，從而衍生出不同的問題，也不懂怎樣處理這些問題。

明光社在2020年底至2021年推出「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倡議良好網絡公民的八大數碼生活技能及良好品格和態度，我們製作了教育單張，[4] 還有多條品格教育動畫短片，[5] 有關資源以小學生及家長作為對象，當中提供了使用互聯網的幾個重要原則。「有品上網」青少年品格培育計劃是由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 - 2020年度慈善捐款「生命教育」計劃贊助。有些互聯網的使用原則，例如在網絡上要有同理心，學習建立良好的數碼公民身份，有批判思維分辨不同資訊等等，其實今日對所有網民也同樣重要。面對互聯網和新媒體，我們認為社會大眾必須先多些學習和理解，之後才可以更有效提出好的政策，或者相關的倫理討論。若沿用以往的思維去想像未來的問題，只能解決表面的問題，未必能處理當中更多複雜的情況。

教育單張

品格教育動畫

（本文原載於第147期〔2022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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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anna Anderson and Lee Rainie, “Visions of the Internet in 2035,”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February 7, 2022,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2/02/07/visions-of-the-internet-in-2035/.

[2] Ryan：〈【硬塞科技字典】什麼是區塊鏈（Blockchain）？〉，INSIDE，2016年7月6日，網站：https://www.inside.com.tw/article/6699-what-is-blockchain（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3] 沙盤推演，原指軍事行動前在沙盤上模擬作戰策略，以分析戰略利弊，後來多用於對事情的發展、結果進行的模擬評估，以掌握事情的演變及達成預期目標。參〈沙盤推演〉，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網站：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8994&la=0&powerMode=0（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4] 〈有品上網我至叻　做個負責任的網上使用者〉，明光社網站，2021年10月，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myimage/files/misc_activity/20210126_project_wisewebusers/n11842_webwiseusers_leaflet.pdf（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5] 〈品格教育動畫〉，明光社網站，2021年，網站：http://www.truth-light.org.hk/project/2021/wisewebusers/section/video（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2月6日）。

面對疫情的變化起伏和社會的困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要，街坊、一些正接受服務的受眾以至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有迥異的需要，教會及機構可以如何回應？2022年2月22日，本社舉辦了「明光社25週年呈獻系列：四面受疫，卻不被困住 ——堂會及機構在疫情下面對的需要和事奉機遇」網上講座，邀請了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 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擔任分享嘉賓，當晚他們分享到在疫情下看到不同群體的需要，以及如何突破困難用心服侍，及事奉中難忘的經歷。

在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需要不同的物資，不過，除了物資，他們的心靈及情緒有更大的需要。歐博士提到當街坊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解決，他們需要有人陪伴，與人傾談，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難以靠自己渡過孤單。歐博士提到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牧師同樣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為此，她的教會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她察覺到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

甘牧師認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只是疫情讓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疫情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內不能進食，最初大家都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但後來教會又遇到機會，可以派發餸菜餐盒予街坊。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街坊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雖然仍能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安排他們打電話關顧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找人傾談。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需要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願意派送物資的同工可以憑信心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出外，便約他們在公園作遠距離交收。想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他們若不驚慌，便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

除了幫助鄰舍，三位講者不約而同看到疫情其實可以為教會帶來復興的機會。歐博士指出，以前信徒大多到教會參與現場祈禱會，但今天回不到教會，他們需要一種更新改變的生活模式，便是把信仰和生活結合。他亦觀察到很多堂會的信徒較以前更多參與機構的前線服侍，除了派飯，信徒運用了其專業，義務參與機構的服侍，如幫忙做一些文書上的整理、翻譯等工作。陳牧師也看見她教會的信徒在疫情之前比較少參與社區服侍，反而疫情出現，眼見社區有很多需要，多了信徒願意參與社區的服侍。她提到，靈性的進步不是只限於讀經祈禱，生命的實踐很重要，教會有責任去提供一個生命實踐的平台，當年青人在這兩年發覺教會愈來愈貼地，他們在信仰上也有所轉化。疫情下，她看到教會非但沒有流失信徒，反而信徒增長得很快。甘牧師也同意服侍社區反而可以牽動信徒的心，有些信徒過去在教會看似不怎麼積極參與，其實他們都在觀察教會在做甚麼，教會內聚，他們便從旁觀察，但教會一有行動，觸動了他們的心，他們也會跟著出動。疫情期間，教會需要甚麼物資，他們都會全力支持及幫忙，與教會一起關心神的國，這無疑是復興。

最後，三位分享嘉賓亦相信，堂會與堂會之間，堂會與機構之間彼此合作實在非常重要。他們分別提到機構的強項是爭取物資，教會則是第一線去接觸街坊，一起做的效果會非常好。小型堂會在疫情中面對的困難較大，大型堂會若可以幫助小型堂會，絕對是好事。信徒及堂會需要有one church的概念，而教會網絡的功效很大，能令教會彼此連結，有更大的動員力，並可以一起服侍更多信徒及街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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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又一波的疫情每每教人措手不及，特別是對基層人士來說，原來的生活已經十分艱難，疫情下的種種政策無疑是讓他們生活的擔子百上加斤。當政策愈來愈嚴緊，教會及機構是否只能按兵不動，停止服侍鄰舍？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歐偉民博士、香港基督教會宣道堂堂主任陳淑娟牧師及宣道會屯門堂甘晨智牧師在2022年2月22日，明光社舉辦的一次網上講座中告訴大家，只要有心，疫情阻止不了人們繼續服侍鄰舍。

心靈的支援

疫情期間，基層人士除了需要食物之餘，也需要iPad及網卡，以便學童可以上網課，疫情嚴峻時，他們更需要快速檢測包、暖包、退燒藥、感冒藥等。不過，除了物資，還有甚麼對他們而言非常重要，機構及教會可以盡力提供給他們呢？歐偉民博士就提到街坊的心靈及情緒需要，這些需要都是真實的，他們需要有人支援他們，只有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繫，生命才得以建立。當鄰舍感到孤單、無助或恐懼時，不是單靠物資便能幫助他們，他們需要有人陪伴，需要與人傾談，幫助他們渡過孤單的時刻，若然得不到相關資訊，又沒有人去支援他們，他們很難面對困難。歐博士表示，工業福音團契的服侍焦點是如何在疫情期間與基層朋友同行，當大家難以見面時，同工或義工多了用手機與他們傾談、透過視像或發訊息等不同方式與他們保持聯絡，目的是要讓他們知道，即使他們被困在劏房中，也不會被人遺忘。

陳淑娟牧師看到雖然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的病情看似不嚴重，但整體來說，人們比之前更感恐懼，於是她的教會按其能力，支援街坊身心社靈各方面的需要：如設立失業援助基金幫助失業者；設立疫情資訊群組，過濾一些假訊息後再傳送給街坊，避免因著混亂或虛假的疫情資訊令他們感到恐懼；寄出手工包給劏房的小朋友，通過網絡與小朋友溝通，令他們不必困在60呎的空間裡，整天黏著母親，與母親困獸鬥；幫忙長者在網上預約打針，並陪同他們去打針，又或是陪同他們覆診；安排一些網上的情緒輔導或功課輔導等活動。與歐博士一樣，陳牧師希望鄰舍，特別是獨居長者不會感到被社會遺棄，教會也會定期打電話關心他們。

奇妙的供應

甘晨智牧師表示，堅持服侍鄰舍的心很重要，疫情只是令服侍的形式不得不有所改變。以前他的教會每週有兩天會邀請街坊上教會吃飯，疫情期間，因為在教會不能進食，大家以為一切都要停下來，不過甘牧師和義工對街坊還是念念不忘，很怕彼此的關係因此轉淡，而奇妙地有食品公司主動聯絡，表示可提供餸菜餐盒予教會，於是教會又有新的計劃派發速凍餸給街坊了。後來受制於限聚令，教會只好將派發地點改為教會的門口，這令義工跟街坊相處的時間少了，不過，義工卻用盡千方百計想與街坊熟絡，有些甚至會陪他們回家，希望爭取與他們交談的時間，與他們建立關係，即使只有五分鐘、10分鐘也好。於是乎義工慢慢由陪行，發展出可以用電話關心街坊，到疫情受控時，這些鄰舍也願意走入教會，參加教會活動，又或者會成為教會的義工。

面對疫情大流行，機構及教會仍然能夠繼續回應鄰舍的需要，但過程並非沒有困難，只是大家學懂靈活變通，既保障了員工或義工的健康，也可以顧及鄰舍的需要。歐博士明白如有同工、義工或被關顧的對象擔心染疫是很正常的事，他的原則是不能勉強他們。同工或義工如果未打針，便會安排他們打電話關心街坊。如果雙方願意，機構是開放的，街坊可以到辦公室與人傾談。歐博士希望透過關懷服侍，可以把人帶回神面前，他知道疫情期間有諸多限制，人的需要卻是很真實的，惟有神才是可以真正幫助他們的，他希望在不同時候，他們都不要失去召命，繼續將人帶到神面前，所做的事都是指向信心和盼望的源頭——主耶穌基督。

無接觸配送

陳牧師也指出自願參與是很重要的，若有街坊須接受家居隔離卻未收到政府物資，同工可以選擇是否參與派發物資，如果他們願意又有信心便可出發，把物資送給街坊。疫情嚴峻時教會派發物資會用無接觸配送方法，只把物資掛在門口，若街坊可以外出，或會約他們在公園某張長椅，同工放下物資便會離開。陳牧師指，在派發物資時，教會會做足一切防疫措施，例如同工需要每天做快速測試檢測，送物資時會戴兩個口罩。同工上班會分成兩隊，一批人返週一、三，另一批人返週二、四，這樣安排下，即使有人確診，也能避免感染另一組同工。陳牧師表示，教會盡己力做足保護，至於其他的，他們會交託給神。

對於服侍鄰舍，甘牧師相信事奉團隊成員的心情及認知都很重要，事奉團隊本身便恍如一個團契，彼此在當中分享自己的經驗，若有人有疑問，有人可以澄清他們的看法，與他們分享經驗，幫助他們明白甚麼是Omicron等，他們便不用那麼驚慌，亦可以把這份安穩帶給鄰舍。另外，若大家可以從社關方面的角度看事情，例如討論是否接種疫苗，以服侍鄰舍的角度作為討論基礎，團隊成員就會較容易接受，有助他們溝通。

在好撒馬利亞人的比喻中，耶穌提到撒馬利亞人「看見了，就動了憐憫的心」（路十33《新譯本》）。機構或教會在疫情下仍能回應鄰舍的需要，在於他們除了疫情，還能更多的看見神及鄰舍的需要。如果大家眼中只有疫情，可能只會看見疫情或疫情之下種種措施如何可怕，教人厭煩，讓人不安甚至恐慌，但如果看見鄰舍的需要，或有可能看到像「五餅二魚」的神蹟，就如甘牧師一樣，他的教會原本只打算派發一次禮物包給鄰舍，誰知派完一次之後，發現還有物資剩下來，足以派發第二次。

編輯﹕謝芳

「我們雖然四面受壓，卻沒有壓碎；心裡作難，卻不至絕望，受到迫害，卻沒有被丟棄；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我們身上常常帶著耶穌的死，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的身上顯明出來。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為耶穌的緣故常常被人置於死地，好讓耶穌的生也在我們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 《聖經新譯本》〈哥林多後書4﹕8-11〉‬

疫情持續兩年，不少基層孤立無援，需要日增。有基督徒見到鄰舍徬徨無助，主動勇於出手相助。筆者訪問了一對約30歲的情侶Kevin & Elaine（K&E），分享他們在去年聖誕節期間參與基層家庭關顧活動的感想，是兩個平凡但勇於服侍的生命見證。

K&E對於神透過這些受助人使他們得到滿足，心裡十分感恩，故渴想成為滿足其他人的流通管子。身為社工和老師，他們明白社會上也有很多服務幫助基層，肯定當中也有付出愛與關懷，如果只著眼一時服務，其實也可以很「表面」的。他們相信耶穌的工作很貼地，任何形式也可以。「今天是我，明天可以使用其他人。讓人認識神，不怕再被標籤、被拋棄、被欺凌，實在很想讓他們知道有人關心他們、愛他們，這便是生命的見證。」他們分享道。

疫情下堅持事奉的突破

教會每年聖誕節都會祝福社區，並且祝福身邊人，K&E的牧者一直教導信徒走出社區的重要性，因為教會是讓人認識耶穌、聽福音，這個角色沒有其他機構可以取代。服侍，也使他倆相信基督的愛心可以突破疫情和界限，疫情下堅持靈活事奉，更可以打破教會之間的牆，無論是宗派原因，抑或教會行政考慮，以往未必能合作的，在疫情下卻能彼此配合關心困苦人，這是何等的美事！他們並非想被人讚賞為「好人」、「有善心」，是因為看見有人困乏而去回應需要。在他們曾參與的活動中，為了嚴守防疫措施，小兩口在同一天的義工活動中，卻選擇「兩不相見」﹕Kevin帶著這個4歲小男孩和他的年輕媽媽，穿梭於錦上路的跳蚤市場、紅磚屋和錦田市中心；而Elaine就陪伴著婆孫一家三口轉乘小巴入圍村，並去了採摘士多啤梨。他倆雖不見，心卻在一起。

Elaine從簡單的開篷巴士市區遊，到錦田鄉郊遊，在同行中看到基層婦女和兒童的「釋放」，她們一直被困在環境和無助中，這次一起玩遊戲時，便將喜樂和愛带給她們。的確，生命除基本需要，經濟、情緒、困難例如家暴，實在需要主的介入，唯有祂才能幫助她們走出黑暗，在絕望中看到光。自己的参與可成為橋樑，讓人與主相遇。

疫下新定義

隨著疫情和防疫措施，關顧的機動性提升了，疫情下香港所有人都被震動。K&E相信，如果能在當區伙拍一些機構，一同將服侍擴展，正如以往派飯券行動中，有未信主的朋友参與，亦都因著關心有需要的人士而經歷和感受到主耶穌的愛。因此，他們認為傳福音因著疫情重新被定義，看見貧窮困苦孤兒寡婦，若然沒有鼓起勇氣突破，不踏出社區做關懷工作，就無法成就活的信心。

他倆以往的價值觀隨著疫情調整打破，人們常常說教會是大家庭，讓貧苦大眾有回家被愛的感覺好困難，服務和活動會完結，要走出安舒區好大挑戰。現時的服務是落地的，人是關鍵，居安思危，不應安逸，用行動活出信仰的真實性，而不是只催促她們「返教會」。Kevin回想自己未信主的時候，其實也是困苦流離，正如眼前的這班朋友，全靠基督的愛去激動和挽回，得著了主愛，人心才能獲得真自由。

害怕染疫嗎？

他們坦言不擔心，因為深信平安從神而來。他們遵從防疫措施，保持足夠社區距離，嚴守幾多人一圍枱食飯，搓手清潔，恪守一切公民責任。他們認為，服侍不只憑信心，亦要合法合情合理，以自己的資源、能力、心態去打破疫情帶來的隔膜，並在服侍中見到主的能力。他們會盡力保護自己，保護被服侍家庭，當日多人會散開，不斷消毒，願意付上「不方便」的代價；不只是送出禮物，讓主耶穌在他們身上顯大，活出祂捨身的心。

心動小片段/小故事：

有錢買不到的和好﹕

這位早出晚歸作工的單親媽媽，曾因太著緊女兒功課，導致關係出現張力，間中代為照顧孩子的婆婆表示，有時看到外孫女起床時找不到媽媽的驚惶樣子很心痛。而今次錦田郊遊當中，看到婆孫三人的背影好感動，作媽媽的單純地說，寧願少賺一天工資享受家庭樂，是很值得！ 

基層家庭不需要同情﹕

那位單親媽媽陪同的4歲孩子，很開心，每個表情、每個肢體動作，彷彿知道那天的一切得來不易，短短的半天遊更是額外的禮物。對他來說，那天確有許多新奇有趣的事物，要他在預算中選一份禮物實在十分困難。作媽媽的，是一位很有教養的年輕女士，疼愛兒子，温婉、謙讓、良好的家教，建立小朋友也很用心。看見在缺乏中，這位媽媽客氣而不貪心，只將自己最好的全給兒子，她是值得被愛，並在當中更加自愛。目睹的一切，都令Kevin反思到基層家庭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被尊重；他們需要朋友，但要平等而不是從上而下，不是施捨。

當日，小男孩願意拖著Kevin的手去看「恐龍蛋」——一個浸水24小時會發芽生長的蛋狀盆栽，這次真誠的陪伴讓人打開心扉，真的希望這位媽媽能將心開放給耶穌，認識那24小時安慰保護人的主。「人們認為理所當然的天倫樂，在基層家庭裡面原來是一種奢侈品；這次短時間的郊遊，已是小朋友期待已久的盼望。單純的小孩喜歡玩耍，他們需要和滿足於別人陪伴一下和一起遊戲，而非一大堆物質上的禮物。」

話說數月前的一個晚上，我收到一個由舊同事發過來的訊息。她表示當日一位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到訪我當年曾工作的中心，並分享了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和希望獲得我的聯絡方法。

大學畢業初期（約16、17年前），我有近兩年時間在澳門一間為問題賭徒及其家屬提供支援及輔導服務的基督教機構工作。由於我當年仍是獨身，反正宿舍沒有互聯網，因此放工後我通常會留在中心至晚上10時左右才離開。

諷刺的是中心對出空地有幾間士多，每逢晚上均會變身成為麻雀檔，吸引數十位街坊在內打麻雀。有些更會帶著自己的小朋友，自己入內打麻雀，小朋友則在中心對出的空地玩耍。每晚大約有十多位小朋友在門外流連，年紀最大的也只不過是11、12歲左右。

一個晚上，我在附近的餐廳用膳後返回中心，見到其中一個大約四、五歲的小朋友高聲大哭，於是上前了解一下。原來他玩耍時不慎跌倒受傷，於是我帶他入中心清洗傷口，開了電視給他看。此時，其他小朋友也一同進來看電視。就這樣，我和這班小朋友結了緣。有時和他們玩集體遊戲、有時和他們打乒乓球，有時更會跟他們分享《聖經》故事。慢慢地，小朋友的數目由最初的十多人增長至高峰時的四十多人，而這位二十多歲到訪的年青人正是其中一位。

勿以善小而不為

其實當年並不是每一位同事都支持我開放中心予小朋友，有同事認為他們是一班街童，讓他們入內有機會構成安全和衛生問題。更何況，他們的父母寧願天天在外打麻雀也不花時間陪伴他們，我這樣做又可以影響這班小朋友幾多。慶幸當時的中心總監支持我的做法，可惜我離職後中心沒有同事承接這項工作。

當晚著舊同事將我的聯絡方法交給那位現已二十多歲的年青人後，我們之後透過WhatsApp傾談了一會兒。原來這個當年的「街童」，今日已經是一名剛為人父的老師。他跟我分享當年在中心的經歷對他成長有很大的影響。他表示我離開中心後，他加入了學校的乒乓球隊，然後一直接受訓練。他有了寄託和專注的事情後就沒有在街遊離浪蕩，及後在大學時更決志信主，現已成家立室。最後，他拋下一句：「蘇哥哥，加油！」

或許我當年只是機緣巧合下開放中心予一班流連街頭的小朋友，讓大家互相陪伴渡過孤獨的晚上。那時，沒有目標、沒有方向，沒有計劃，有的只是一股傻勁，不計較、不多想，不望報。結果，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個見證，這句加油，對我這位依然在教會服侍年青人的大叔有著很大的鼓舞呢！

給自己的提醒

年輕時，一身衝勁，認為有需要就要即時行動，從不計較結果。年紀漸大，慚愧地自覺變得愈來愈多顧慮，即使明知有時自己需要做得更多，但礙於不想破壞關係，又或者害怕承擔更多責任和更多風險，因此，失卻了昔日那份傻勁。

筆者的教會座落於奧克蘭市中心，白天是白領上班的集中地，但晚上和假日卻是無家者的棲息處。話說有一個星期日的早上，有一位無家者睡在教會門口，剛巧當日太太負責主領兒童崇拜，因此我們一家最早到達。眼見無家者在寒冷天氣下睡在教會門口，於是我著女兒入內拿出茶點和沖一杯熱飲，而我和太太則坐下跟這位無家者閒談。

結果這一舉動反而引來其他教友不安，表示擔心此舉會吸引更多無家者睡在教會外，引起其他保安和衛生問題。最後教會事工委員會決定教友可按自己感動關心教會外的無家者，但前提是不能帶他們進入教會。

其實，我也是事工委員會的其中一員，每月一次的會議，無家者這個議題總不時放進衛生與保安相關的議程內。坦白講，每次討論有關議程時，我都感到十分疑惑。何解無家者出現就一定會構成保安和衛生風險問題？何解需要顧慮他們的存在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聚會的意欲？

作為事工委員會成員，我當然明白何謂潛在風險，如無家者在教會範圍內發生意外，究竟責任誰屬？如他們的家當在教會範圍內違失，那教會又是否需要負責？正因為自己都有所顧慮，亦明白大多數教友心理上未必預備好接納無家者進入教會內，因此每次討論有關議題時，縱使認為教會有道德責任用實際行動回應社區的需要，我都只會簡單表示我們每個人都會經歷低潮，只是我們幸運地熬過來了。當遇到身邊有人經歷低潮時，如情況許可，請為他們遞上一杯涼水，讓其感受人間有愛，助他們走出谷底。如沒有即時風險，最起碼不要在極端天氣時趕走睡在教會門外的無家者。

一直以來，我始終堅信教會理應是開放予所有人的，不是身光頸靚的人才有資格領受福音，街童可以、無家者可以，你和我都可以。寫到這裡，腦海浮現雅各書二章1至5節：

「我的弟兄們，你們信奉我們榮耀的主耶穌基督，便不可按著外貌待人。若有一個人帶著金戒指，穿著華美衣服，進你們的會堂去；又有一個窮人穿著骯髒衣服也進去；你們就重看那穿華美衣服的人，說『請坐在這好位上』；又對那窮人說：『你站在那裡』，或『坐在我腳凳下邊。』這豈不是你們偏心待人，用惡意斷定人嗎？我親愛的弟兄們，請聽，神豈不是揀選了世上的貧窮人，叫他們在信上富足，並承受他所應許給那些愛他之人的國麼？」

每一次想起當時開會決定不能帶無家者進入教會這個決議，我總有一些愧疚。當年我只是中心一個初出茅廬的小職員，我反而有勇氣不顧身邊資深同事的反對據理力爭。何解今時今日，我失卻了年輕時那份傻勁，內心有這麼多顧慮？

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對教會構成一定程度的潛在責任風險；或許，我恐懼無家者的出現會影響其他會友參與教會聚會的意欲；或許，自己在商業社會打滾得太耐，人變得愈來愈世故，明知自己意見與大多數相悖，因而恐懼堅持己見會影響跟其他弟兄姊姊之間的關係，畢竟他們都是有心人。但這麼多恐懼，又會否窒礙我們做應該做的事？或許，我最需要恐懼的是恐懼本身。

一宗幼兒被虐致死的新聞轟動全城，令原本打算今年結婚的詠芝備受壓力。詠芝的男友明輝是離婚人士，四年前跟前妻分開，並獲得當時六歲兒子浩然的撫養權。明輝和詠芝拍拖兩年，打算今年底結婚，本來浩然一直由嫲嫲照顧，但由於老人家無法教孩子做功課及溫習，因此，明輝打算婚後接回浩然同住，並交由詠芝負責照顧和教養。 雖然詠芝很愛明輝，但是，對於婚後要擔任繼母的角色，顯得有些憂慮，加上這宗父親與繼母虐女致死的新聞，令詠芝的家人反對這段婚姻，覺得社會對繼母的負面觀感對她不公平，希望詠芝可以嫁給初婚並沒有子女的男士。

詠芝不知應該怎樣做，一方面她喜歡浩然，大家的關係也不錯，但另一方面，她亦擔心自己沒有照顧小孩的經驗。事實上，詠芝的憂慮是很多初婚女士與再婚男士結婚會面對的挑戰，她們擔心婚後便要擔任母親的角色，恐怕應付不來。但其實，詠芝毋須給自己過大的壓力，只要繼續與浩然保持良好的關係，於管教事情上，事先與明輝有好的協調和溝通，互相分工，相信假以時日，她是可應付得到的。

管教孩子要分工 建立關係勿急進

一般而言，由原生父母負責管束及懲罰孩子比較有效，因為小朋友會覺得，繼母與他非親非故，無權管他，因此，建議詠芝先擔當同行及陪伴者的角色會比較好，先與浩然建立如朋友般的關係，主動關懷，做好照顧者的角色；至於嚴謹的管教工作，則盡量交由爸爸承擔，尤其是當浩然在學校有違規行為時，最好由爸爸處理，詠芝可以多做聆聽及勸導的工夫，減低浩然的抗拒感，這樣才能慢慢建立親子關係。

根據外國的研究顯示，再婚家庭需要三至九年時間過渡，一般而言，繼父／母相對再婚配偶的原生子女關係較疏離，不要期望自己能完全取替原生父母，因此，繼父母的親子關係不宜太過急進，否則容易有反效果，令子女抽離。小朋友很多時是非常單純及直接的，誰人真心待他好，他會感受到的。

浩然最初可能會不接受這個新媽媽，覺得她只是爸爸的愛人，與他無關，加上自己的媽媽仍在世，卻要叫另一人做媽媽，令他非常為難，怕傷了原生媽媽的心。因此，最好婚後仍容許浩然以「阿姨」稱呼，這樣，可減低孩子的抗拒感，加上詠芝持續的關心及照顧，人心肉做，相信他會慢慢地接受這個新媽媽。再婚家庭成員必須用愛心及耐性來共同經歷，不能操之過急，才能創造屬於你們的快樂回憶。

「家庭價值」一詞常在墮胎、亂倫或同性戀等議題中出現，但很少人能清楚說得出它的內涵。有人認為它不過是「傳統」或保守的代名詞，亦有人為這個詞被任意挪用而感到頭痛。本文嘗試從不同層面講解「家庭價值」的幾個核心內容。

甚麼是「家庭」？

在現代社會中，存在著種種家庭組合，例如小丸子[1]式的六人家庭：爺—嫲—父—母—姊—妹；也有多啦A夢[2]式的三人家庭：父—母—子（外加一隻機械貓）；另外還有由養父母和養子女組成的家庭等。但家庭價值所指的「家庭」往往不是現存社會上的家庭，又或某種特定形式的家庭組合；而是將家庭當成一種「社會部門」和一個特殊的「場所」來看。

「家庭」在這裡的用法，就像我們平日說「大學精神」，「大學」固然不是指中大、港大、私立大學或公立大學。它們只是某一特定的大學和某種營運模式。「大學精神」的「大學」，是指這「場所」和「社會部門」應體現何種精神和價值。

甚麼是「價值」？

高舉「家庭價值」的人主張家庭兼具工具價值和內在價值，可從社會學層面和倫理層面來理解。

社會學

就社會學層面而言，家庭價值承襲功能主義者（functionalism）對家庭的主流看法，視家庭為最重要的社會部門之一。他們強調家庭對社會的各種功能，包括社會延續（生育、養育等）、教育、培育公民、勞動力和穩定社會等。而就上述功能而言，家庭價值會進一步強調由男女婚姻所組成的核心家庭，是發揮上述功能最理想的場所。[3]單親、繼親或領養是相對來說不是最理想的狀態，需要額外支援。

顯然，主張家庭價值者對家庭的社會效用十分正面。不過，歷史上亦存在著不少學說對家庭的看法十分負面，例如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描述家庭為私心、貪污和城邦不團結的泉源，主張兒童由城邦公有，廢除家庭。現代社會學的另一主流衝突理論（conflict theory）和女性主義等亦常視家庭為造成壓迫（如強迫女性成為主婦）的負面力量。另一些顯學如自由主義則對家庭著墨較少。我們可從這些對立中看到家庭價值的特徵。

倫理

家庭價值並不只強調家庭的社會功能，更強調家庭在倫理上的特殊性，其核心信念可歸結如下：「親子關係有其內在的善（intrinsic good）。」

家庭價值相信親子關係有內在價值，它不是因為能達到某些目的才有價值，而是其本身就有無可取代的價值。親子關係，尤其是血緣上的，是個人身份和自我的必然組成部份。一個甫出生即失去父母的小孩，即使其後獲一對完美夫婦領養，他依然會對自己的親生父母感好奇，希望了解自己的根源。由是觀之，這種固有的親子關係可以說是人性的一部份。

家庭價值正正重視這種親子關係，繼而延伸到不同的人倫關係，如爺孫、兄弟姊妹等都視為有不同程度的內在價值。

家庭價值和不同的議題

從上面描述的圖畫，我們可初步了解家庭價值在各議題中的定位。

以墮胎為例，家庭價值一般而言均對墮胎的看法十分負面。除了重視生命本身的固有價值外，家庭價值視親子關係和生育本身是好的，故此只能視墮胎為最後手段（last resort）。

從這角度看亂倫，我們亦能有新的洞見。在自由主義的邏輯中，我們往往難以找到反對亂倫的理由；但從家庭價值的觀點看，我們承認親子關係有內在的善，近親性行為本身就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那段親子關係，若因近親性交而有了孩子，則該孩子所有的血親關係也會變得極其混亂，故此亂倫肯定是不好的。

近日屯門5歲女童被虐後死亡[1]及男嬰遭搖晃致眼底充血[2]等虐兒案震驚全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已表示需檢視如何能提早介入懷疑個案，而且不但需要加強在幼兒園及小學的資源、支援工作，更指出甚至鄰居都要提高警覺和多注意關心，要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3]

在研究預防和減少罪案的司法警政學內，早有一門名為社區警政(Community Policing)的策略，其特色和以「警權、破案、控制」為重心的傳統警政(Traditional Policing)和主要針對高犯案率地區、見招拆招的「情境罪案預防」(Situational Crime Prevention)不同，重點包括但不限於推動和鼓勵社區投入罪案預防、警方和社區建立夥伴合作關係(美國)、推動社群參與訂定及處理社區警務工作(英國)、調派社區警務人員負責居民日常生活和社區安全(日本)等等[4]，總之就如局長所講，在社區層面推動預防工作、以社群為滅罪伙伴。

但虐兒問題不單是刑事罪行，更是社區問題。早在二十年前美國司法部已指出，即使警隊大力推動社區策略，現實中沒有一個獨立的政府部門或機構有足夠的人力、資源、訓練、法定授權等能全面處理或防範這些案件發生。[5]

而且虐兒案往往是警隊最難預防和調查的一種案件，因為不論身心理，幼童都是最脆弱的一群，他們連「受襲要告訴可靠的大人」的能力都未有，而施虐者通常都是和他們頗親近的人，幼童們一方不希望繼續被虐，但心理上則仍極依賴施虐者，再加上施虐者極可能在事後向受害人洗腦「是你曳曳所要才會被罰」、或威逼利誘不可告訴別人、或教導他們如何解釋身上傷痕，所以不論對警察、社工、教師、醫護人員，甚至是父母等來說，即使懷疑有被虐事件，都不易跟進下去。

在公共行政層面，亦難以決定那名官員、局長或部門最合適被委任授權，從中統籌不同部門、機構預防、處理和調查虐兒問題。是警隊、勞工及福利局或醫管局的責任？這都不是一件隨便能定奪的事，最重要是當局認為虐兒問題是否值得專門設一人(或一組人或一部門)去應對。

平心而論，局長說「…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環節如果發現這件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6]並非無價值的建議，因為即使是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非牟利團體等都不會無處不在，但鄰居則「梗有一個喺左近」。但如何做到？

事實上羅局長並非第一次以「鄰居」為改善社區問題的方向。去年9月，屯門一對母子於寓所懷疑因停電而餓死一案，局長已表示「…市民需要多加關心自己的鄰居…」[7]但一句呼籲便能推動全城關愛鄰舍？當局有沒有具體方法？如短期針對虐兒案比例較高的地區工作[8]，長遠則在教育著手？例如教導幼童在什麼情況下必須告知校方「可能你已被虐了」(和幼兒性教育相類)、教導青少年如何觀察身邊人士懷疑被虐的跡象。

社會風氣方面，現在人人搭升降機都只會耷頭玩手機，「社區」便是微信、Whatsapp、社交媒體的群組。這樣的香港又有沒有人會關心鄰居近況？還是因鄰居搬走了落得清靜而高興？有心人能怎樣做才能保護更多小朋友免受虐打？

早在二千年前，聖經已多處教導要愛鄰居鄰舍，「當愛你的鄰舍…」[9]，「...要愛鄰舍如同自己」[10]、「…叫鄰舍喜悅，使他得益處…」[11]舊約時愛護鄰舍的程度甚至去到如果有人殺了鄰舍，即使逃到「上帝的壇」，也當捉去把他治死[12]。當然，聖經大部分章節所指的「鄰舍」都是較廣義的，但絕對包括現實的左鄰右里、包括那些被虐的幼童。今天教會在這方面有沒有具體的教導？傳福音或在政治層面等議題的大義當然重要，但關愛社區又夠不夠上心？

如果有一天社會把處理虐兒問題的責任全推給政府，最有效率的方法可能是：

一、每個住宅單位都會被強制安裝攝錄鏡頭及收音器；

二、每個幼童身上都要配戴能量度其健康安全的偵察設備；

三、每名學童返學都會被強制驗身；

四、政府綜合過往案例而列出高危施虐者的特徵，如家庭及成長背景、收入、行為記錄、精神及身體健康狀況等，如符合這些特徵的人士便被強制不可接近幼童或成為父母，即使孩子已誕下來都會被帶走(或在醫院已會被帶走)；

五、實施古代的「連坐法」，即左鄰右里互相監視、互相揭發，做到一家有罪，其餘九家必須舉報，否則十家連坐受罰，用這方法應該任何疑似虐兒案都很大機會被揭發…

以上的假設並非不可能發生，即使是西方國家的立法機關都經常有類似的訴求，但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不是樂見的現象。所以鄰居們，出門或歸家時，看少一會手機，多望望身邊的人、在家聽見隔鄰嘈吵一些，在安全的情況下去「八卦」吓、按一按門鐘都可能會救到一條人命。手握資源的政府高官們，請不要以為只搞些大型活動便算是緩和了社會氣氛，或在記招說句「痛心」，或把「鄰居」變成口頭禪或擋箭牌，而是落實具體和長遠的策略，為了保護兒童而盡責！

大部份香港人一聽到「南亞裔人士」這名詞，都會有類似的想像：黝黑的膚色、在地盤工作、操帶有口音的廣東話或根本不識粵語，也許還認為他們都有點粗魯及有體味。「危險」，大概就是一些香港人對他們最簡潔的總體印象，有時只要在報紙上看到「南亞裔」三字，很容易便會聯想與罪案有關。說到這裏，本文幾乎可以進入大部份論述少數族裔的文章的節奏，說上述的都是「刻板印象」、「不是個個南亞裔人士都作奸犯科」、「犯罪是社會壓迫」、「社會需要更多的關心他們」云云，最終帶讀者完成一次道德能量補給的文字旅程。然而，這次與基督教勵行會(下稱「勵行會」)同工的對談令本文注定不落這俗套。

「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勵行會油尖旺少數族裔人士綜合服務中心Tommy如此說。「這中心的服務對象，是油尖旺區的南亞裔人士。我們還會聘請一些南亞裔的青年去做一些外展，如聯繫、推廣活動等工作。」Tommy提到聘請華裔與南亞裔人士作外展工作的分別，若只有前者前住的話，成效不及後者的一半。外展工作一般需要華裔和南亞裔人士一起。因為南亞裔人士與非南亞裔人士的交流意欲很低，所以聘用南亞裔青年的成效會高很多。這個情況，就是他所指的「封閉」的意思：在同一空間，同一街道上，我們看到彼此，卻從不交流。

在港的南亞裔人士，不少已是第四或第五代了。在香港，除了原居民外，大部份由國內移居香港的人也是第三或第四代了。然而，兩個社群依然你不認識我，我不認識你。舉簡單一例，在香港理應無人不識的演員劉青雲，原來在南亞裔社群眼中，根本對他亳不認識。Tommy就簡單的解釋了這現象：「一個南亞裔婦人，朋友全是同族裔的人，購物光顧南亞裔人士開的商店，電視看老家的電視台，電台也只聽由少數族裔開設的網上電台。我們會覺得『特首選舉』在香港是件大事，但他們真的可以完全不知。」這種情況令南亞裔社群本應可得到的社會資源、福利幾乎一無所知，勵行會的工作之一，就是為他們引路，讓這群有份貢獻社會的人得到他理應分配得到的資源。

研究香港社會構成的學者常言第一、二代的香港人只是「過客」心理，但第三、四代香港人的本土意識則逐漸抬頭，開始視自己為「香港人」。雖然程度不同，但這情況同樣適用於新生代的南亞裔社群。他們的「本土意識」就體現在對中文的重視。由於決定以港為家，他們知道中文對就業和真正融入香港都是必須。現在，大部份南亞裔父母都重視子女的中文教育；然而，本身中文不佳的父母卻難以幫助子女學習。有見及此，勵行會舉辦大量的功課輔導班，亦安排南亞裔學生與華裔導師和義工互學互助中、英文，同時促進兩個族群的交流。

勵行會的服務向度在於幫助少數族裔融入主流社會。他們的服務是全面的，除上述的服務外，他們更有職業培訓、就業支援和婦女互助組等；未來更會發展幼兒與家庭事工，第一個南亞裔幼兒playgroup會於十月中開展。「我們的工作主要是幫助他們發展社區，加強人與人之間的連結，讓本來隔絕的社群得以與外界連結和溝通。」Tommy說。的確，「發展社區」不單是起天橋、開花園、興建扶手電梯等硬件，亦正好是描述勵行會的工作，使人與人的關係得到發展。

可能很多社福團體會把自己的服務對象描述得極度需要別人協助。勵行會的同工卻鮮有採用這種說辭。他們沒有說南亞裔人士有多窮、生活有多拮据，而只說「南亞裔的社群很封閉」，彷彿「封閉」就是一種匱乏。但假如他們能自給自足，三餐溫飽，「封閉」又成問題嗎？

「社會需要關心他們」，習慣了以這句話作為社關文章結尾的人，也許難以視「封閉」為問題；但勵行會關心的，正是他們的服務對象能否成為社會的一員，能否成為我們的鄰舍，而不是把他們當作受助者，只考慮他們能得到多少幫助。在「『社會』與『受助者』」的對立中，後者彷彿已在「社會」之外，甚至已被矮化。這種慈善的形式一邊幫助「邊緣人士」，一邊卻製造和強化他們的邊緣性。勵行會卻為我們展現了另一種模式：不以服務對象的「需要」為主導，而是要建構不同社群間的關係，讓兩者都更新轉化，學會互相欣賞及接納。

（講員：趙崇明博士   |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專任講師 ）

每每提起十誡，很多人的腦海中自然出現摩西拿著兩塊石版的影像。11月9日晚上，趙崇明博士(Andy)卻帶來了一套有別於其他版本的《十誡》——由奇斯洛夫斯基(Kieslowski)導演的《十誡》(The Dekalog)第一誡，與當晚十六位參加者一同賞析這部用電影手法拍攝而成的電視劇集。

大師級的導演 平凡生活中的意外

奇斯洛夫斯基是一位大師級的導演及劇作家，一生中拿了不少大獎，《十誡》便曾在1991年獲英國學術電視獎頒發最佳外國電視節目獎。《十誡》是奇氏為波蘭電視台所拍攝的十集電視劇，每集約一小時，背景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波蘭社會，以當時的處境來思考和探討道德、倫理，以及人性等不同問題，更以不同視野去看十誡。

奇氏認為可以在圖書館中找到一切關於十誡的論文和註解，但他決定把所有知識和學問放在一邊。他認為神父們每天都用十誡教導人，更獨斷地去決定怎樣回報好人，懲戒惡魔，毫無顧忌將人分成很多類別，這卻不是他想要的。相反，他更加願意坦白說出自己對死亡及對很多東西都不知道答案，它們本身是奧秘。奇氏努力構思劇本，「務求使觀眾在離座時，腦子裡想著的問題，和他把紙張放進打字機時尚未打出劇本時想著的問題是一樣的。讓觀眾可以站在自己的角度再去思考」。簡單而言，奇氏把人生呈現在觀眾面前，讓大家自己思考。

《十誡》是十個獨立的故事，講述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發生的事情，十集都安排在同一個場景(大型住宅裡面)發生，在某一集出現過的人也會在另一集出現，既似曾相識又感陌生，在茫茫人海中既各不相干，卻又好像互有關聯，大家在同一社區裡偶然相遇，彼此命運可能相連。

第一誡的故事主要透過一對父子的相處，反映父親完全信賴理性，以及可以解決問題的電腦，電腦螢幕出現「我準備好了」，彷彿告訴大家它無所不知，卻又有點神秘詭異的感覺。故事高潮在於8歲的兒子喜歡在一個小湖滑冰，但需要等到冰層有某一厚度才能在冰面上安全地玩耍。父子精通電腦，輸入足夠的資料後，電腦便告訴小兒子：「三個重量的你都可以承受得住」。某日小兒去了滑冰，湖上的冰竟然破裂了，兒子也葬身湖底。

沉重的意外，複雜的主題

一套不足一小時的影片，卻涵蓋多個主題：愛、命運、冷漠、科學、宗教、人生的無奈、理性、人工智能、回憶、父子親情、死亡，以及宿命等，當中較多被討論的是死亡、宿命、宗教，以及理性這四個看似不相干，其實是有關連的主題。

現代主義之前，十誡對基督徒來說是一種權威，但對現代人來說，理性才是權威，如十誡第一誡的劇情一樣。原罪源於人沒有遵行神的誡命，食了分辨善惡樹的果子，可以好像神一樣能分辨善惡，這便是現代人強調的自主性，由我的理性去作道德抉擇。正如影片中的父親，他認為電腦推算出來的結果是可以完全信任的，若得到正確的數據便能掌握世界，於是便信賴科學，以至在他看來，死亡僅僅是心臟停止供應血液，而靈魂僅僅是一種安慰人的方式。直到兒子因冰裂而葬身湖底才打破他對科學的執著，以及不再冰冷地分析死亡。

Andy提到劇本原來有交代為何冰會溶化：因當時一間供應熱水的公司倒了一些熱水至湖中。至於影片中為何把這段情節刪除，Andy猜想影片可能想強化「估不到」的意料之外。

當我們面對死亡，我們很喜歡追問原因，當有空難發生時我們會找黑盒，並嘗試透過黑盒，去解釋事故的原因。可能出於我們的理性，我們一定要問「為甚麼」及追尋原因，是甚麼東西讓這班人死去，但影片卻正正要挑戰這方面。這樣做可能會製造出很多不安或憂慮，但有時人確實沒有辦法追問死亡的原因，因為它本身便是一個奧秘。當人問不到「為甚麼」時，或會很不安，因我們需要理性的解釋，但有些事情的確是解釋不了，而這又似乎是預定了的宿命，例如英文科的老師不是剛巧感冒，孩子也不會去滑冰，以至發生意外。

命運不能解釋，唯有神是愛

奇氏承認在他的電影當中，喜歡設計一位角色，擔演一個連一句對白都沒有的旁觀者。在此影片中，旁觀者化身為一個穿著厚大衣坐在雪地上生火的男人。Andy認為這個男子可以代表導演，又或是一個普通的旁觀者，但他亦可被視為一位全知的神，孩子的死亡或許是意外，但神卻知道事件是如此發生，這是預定論，也是命運。他看著所有事情發生，仿如神知道一切事情一樣。

當人運用理性去問慈愛的神為何容許苦難出現時，Andy就引用維根斯坦的說話：「死亡不是生命中的事件，活著的人根本經歷不到死亡」。人生中有很多東西不能用說話或理性去思考，面對不能言說的死亡，我們只有沉默，正如片中的父親面對孩子死亡，他跑到聖像面前，推倒台前的燭台。蠟燭落在聖像的臉上，仿如眼淚般，聖像雖是沉默，但又似乎在流淚，又如旁觀者不是沒有感情的，因他亦會流淚，這表示神亦是有愛的。

如人生一樣，神是不能解釋，而是要去經歷的。當孩子生前問他的姑媽，甚麼是神時，姑媽擁抱了孩子一下，讓他去感受神是愛。拉撒路死了，耶穌哭了，這便是基督信仰。

不少情侶經過戀愛，然後進入婚姻階段，生兒育女及種種與之相關的事情很快會成為他們考慮的問題。當有些夫婦掙扎是否要生小孩時，也有不少夫婦卻因不育而煩惱，甚至希望進行人工受孕。決定或不決定生育，甚或是否進行人工受孕，背後牽涉了種種倫理道德及信仰的關注。因此在面對各種選擇，作為信徒的已婚夫婦除了從自身處境作考慮，更可多行一步從信仰及神學層面出發，思考相關問題，然後才下決定。筆者訪問了中國神學研究院神學科副教授李耀坤博士，他會與我們討論與生育相關的神學問題。

胚胎是否人？

人工受孕的其中一個爭議在於如何處理備用的胚胎，以及生命從何時開始。胚胎是否人這話題在初期教會的討論中，主要集中於生命何時開始，又或是說靈魂何時出現。早期教會曾有人提出一種靈魂先存理論(Pre-existence of souls)，認為上帝早已創造了所有人的靈魂。但這說法很快便被人否定，取而代之的是遺傳論(traducianism)及創造論(creationism)。遺傳論指到神在創造亞當及夏娃的時候，已經把靈魂的種子付與他們，當他們結合的時候，靈魂的種子與肉身的種子一併由父母傳給孩子。換言之，肉身與靈魂的生命是同時出現。

至於創造論則指到男女結合產生肉身的生命，而神則為每一個新生命創造和賦予新的靈魂。兩種理論各有支持者，路德支持遺傳論，而天主教則採納靈魂創造論。湯瑪斯˙亞奎那(Thomas Aquinas)甚至認為男嬰的靈魂在第40日才出現，而女嬰的靈魂則要遲至80日才出現。

然而，李博士認為上述的論述純粹臆測，當中沒有很強的聖經基礎。時至今日，基督教的神學討論大都把一個受精卵視為潛在的人，即使他/她不是一個已具備完整人格的存有；而「潛在的人」的含意是指他們有潛質成長為一個與你我無異、有共同生命的人。因此，人類社群不能無視他們特殊的倫理地位，亦須維護他們應有的尊嚴，履行保護他們生命的責任。

李博士關心在討論人工受孕的倫理問題時，不止是留意夫婦所取用的精子及卵子是否來自夫婦二人並不牽涉第三者，更要留心對剩餘胚胎的「處理」反映出怎樣的倫理價值，不應把倫理問題約化為技術問題。

基督教如何看生育及生養眾多？

李博士從〈創世紀〉闡明生育是美事。神祝福人及其他生物，賦予他們生育的能力。然而，人又有別於其他生物，人的生育不是單單為了延續後代，遍滿全地，而是把神對人類的美意，一代又一代的傳下去。

神對生育和家庭的心意，最清楚地展現於祂對立約子民的教導。例如當初以色列人離開為奴之地的埃及，神要求祂的子民守節期。在節期中，上一代不僅負責準備和主持各個環節，當下一代問及他們為何要如此做時，上一代有責任把神的作為及節期的意義教導下一代。家庭是教導下一代的理想場地，父母可隨時就地取材進行活動教育。同樣地，基督徒父母也是神的見證人。父母的責任是盡力活在神的訓誨之下，聆聽神的教導，在孩子面前藉著說話及行為演繹出基督徒應有的生命，成為孩子榜樣。

李博士認為生養眾多是神的祝福，是有價值的，但當中有更高的指向，便是父母要成為小孩子生命的師傅。父母要留意自己有否「照主的教導和勸戒養育他們」(弗六4下《和修本》)。在很多方面，父母對孩子，特別是年幼的子女，的確行使著一定程度上的權威，但這些卻不是絕對的權威，而是在順服神的教導和規範下衍生出來的權威。父母運用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引導下一代成長，以至於一天他們親自來到同一位主的面前，確認神的恩典，且正如上一代一樣樂意事奉祂，甘願順服祂的教導。嚴格來說，父母及孩子其實都是弟兄姊妹，大家都是面對同一位主。孩子只是神交給父母所接待的客人，父母要照主的教導養育孩子，而不是要控制孩子，甚至把自己的期望加諸在孩子身上。

結婚是否一定要生育？

基本上，夫婦二人踏上婚姻之路，便表示著向生育持開放的態度。現代有一些信徒希望享受二人世界而不生孩子，又有一些信徒出於各種恐懼而不生孩子。李博士明白各人拒絕生育的原因不一而足，不宜一概而論，但他仍鼓勵信徒們在下決定之前，可在神面前求問祂的心意，因為生育不是一項隨心所欲的選擇，而是一項召命。

生育作為信徒夫婦一項召命，信徒即使感覺無力負擔，也可以把自己所害怕的種種原因告訴神，而不必一下子便抹殺生育的可能性。另外，既是一項召命，夫婦亦應謙卑於神面前，認真思考和學習教養孩子之道，而不是單單為了滿足自己，純粹希望有下一代而生育。

生養是祝福？不育是咒詛？

李博士指出生育是神所吩咐的，是帶著祝福的。父母可以在一個獨特的位置上去教導孩子，這一定是祝福。然而，這卻不代表不育便一定是咒詛。

李博士認為生育在聖經中從來不僅是血緣延續的問題，而是對神立約應許的確認。這恩約的應許在基督的降生中得到最終極的確認和實現，因此新約的群體展示一種新的生命體會。耶穌基督來到，展示了不是肉身是以色列人才是以色列人；在基督裡，外邦人也可以成為真以色列人。

保羅稱提摩太為他「親愛的兒子」(提後一2)，表示父母與孩子之間不一定出於血緣，也可以是靈性上的。保羅是提摩太的生命師傅，是提摩太靈裡的父親。如此，一個沒有生育過的導師，也可以有無數的屬靈後代。

李博士更指出一些不育的夫婦，若然可以放下對血緣的執著，領受從神而來的差遣，以祂的愛去領養一些被人遺棄的小孩子，絕對是一件美事。那些不是單單基於血緣，願意成為接待及歡迎孩子、尊重及保護生命的父母實在令人敬佩。即或不是領養，能以生命教養其他生命也是十分尊貴和蒙福的職事。

總的來說，信徒生育不生育，胚胎是不是人，這些問題涉及的不是刻板的道德規條，而是觸及重大的生命考驗：我們每一個人，以至整個信仰群體，是否真誠地信靠神的恩典，謙卑地回應祂的召命，並盡一切所能去履行愛鄰舍的責任。
 

可以告訴我，我有不認同的自由嗎？

在今日這個只講個人欲望的社會裏，要對一些問題說不往往需要很大的勇氣。歧視、偏見、無知的指控有如壓在異見者身上的千斤重擔。我們相信現行婚姻制度是對社會的祝福，但平機會最近有關「歧視條例檢討」的不少內容，則令人深感不安。

婚姻的意義

我們為甚麼需要結婚呢？合則來不合則去，同居乾手淨腳，這或許是不少當代人的想法。不過，現實點看，結婚有的福利和權利始終和同居並不相同，至少夫妻關係可以在輪候公屋、稅務上有多一點的優惠，甚至連歧視法都對「婚姻狀况」有保障，但為甚麼社會要對結婚和同居有這種「差別對待」呢？

法律對倫理問題往往有3種態度，第一種是「懲罰性」，例如法例禁止與16歲以下女童性交；第二種是「容許性」，例如通姦、賣淫等，雖然有違道德，但並不會受法律管制；第三種是「鼓勵性」，例如結婚、養兒育女等。法律賦予結婚人士福利，並不是因為這是基本人權，而是因為這些倫理行為有利社會長遠發展，令社會得以持續。反之若愈來愈少人奉行，這將對社會長遠有害，所以如果要將同居視作婚姻的話，社會理應先討論鼓勵同居對社會的影響。

拆解事實婚姻關係

平機會在《歧視條例檢討》公眾諮詢文件內，卻未經任何社會討論，將「事實婚姻關係」和「前度事實婚姻關係」納入《性別歧視條例》的「婚姻狀况」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的「直系家庭成員」內，其實是意圖將事實婚姻關係的伴侶和合法結婚的夫妻畫上等號。而且，按平機會參考的澳洲事實婚姻關係（De Facto Relationship），其實除了包括異性同居關係，還包括同性同居關係，甚至連小三小四等通姦的關係都包括在內。平機會更建議連這些關係的「前度」都包括在內，認為對這些人作出差別對待就是歧視，如此「大愛」，不禁令人「汗顏」。

強迫認同的標準

諮詢文件亦建議讓這些人士有某程度上的權利和法律承認，甚至得到同樣的僱員福利、公屋申請資格、領養及人工受孕等。雖然平機會鼓勵同居，但至少現時沒有法律迫使我們接受。可是若條例修訂後，我們在公權力下可能不得不屈服。試想像一位不認同同居關係（不論其性傾向） 的僱主被迫向同居人士提供如同已婚人士一樣的僱員福利，他除了被迫接受外，另一個選擇可能就是連已婚人士的福利都一併取消，以防被控歧視。平機會這個修訂在本質上究竟是消除歧視，還是強迫認同？

在婚姻制度下，配偶雙方享有某些權利和褔利，但同時亦有義務，例如當離婚的時候，其中一方可能需要承擔贍養費以保障孩子和離婚配偶，因此當婚姻雙方在進入婚姻狀况前必須小心考慮。相反，若以法律保障事實婚姻關係只是讓同居伴侶有權利有福利，但就毋須盡義務，這對合法結婚的人士公道嗎？

研究中心的週年研討會已於六月順利舉行。今年，研究中心邀請了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家長參加「家長對性解放及性教育的意見調查」，當中有些發現值得大家深思：例如逾六成家長想儘量延遲子女學習談戀愛（有意見甚至希望是大學入學後才教！），但同時卻認為應要讓子女儘早學習避孕的方法。這種「驚青」的心態雖然可以理解，但卻是對「情性教育」本末倒置的做法。其實，不少家長真的要「解放」一下對性教育的錯誤觀念：這不應只是「性交教育」，而應教導當中的倫理；兩性相處，也不應只局限於「戀愛拍拖」和「防止出事」。我們相信情、婚、性的先後次序應在情性教育中確立，否則既不能使同學知道如何與異性好好相處，也容易出現青少年情不自禁的婚前性行為，甚或濫交等問題。

另外，調查又發現逾九成家長在價值觀上傾向支持社會現行的婚姻觀念。但在意見調查中卻有三至四成受訪家長同意同性戀運動的政治訴求（如同性婚姻及領養），並且愈年青的家長愈傾向同意。由此可預期年長與年輕一代對同性戀政治的意見差距愈來愈大。

除了關注性教育，我們也繼續「城市倫理」系列的對談。人人都說地產商是個「霸權」，但你又知道他們為何霸？又如何霸？社會文化與政府政策又如何影響香港的發展？又或者換個角度看，當我們的社會視「上車」為成功目標，地產物業不止是「安居樂業」這樣簡單，也變成了保值及投資，甚至是投機的手段。那麼，我們也是地產霸權的推手嗎？對於這些問題，我們都應要有個想法！

不知大家有沒有看過以下廣告？廣告相片展示猶如星級酒店裝修的登記大堂；寬敞及舒適的貴賓休息室、等候室；還有先進的手術室。此外，廣告更配上以下標語：「龐大經驗及管理診所」、「自設無菌化驗室」、「尊貴套餐$230,000起」等。沒有看過此廣告的讀者，不知能否猜到它銷售哪種服務或產品？答案竟然是：試管嬰兒服務。這是一間由香港人創辦，設於泰國的試管嬰兒診所，它更打瞂「泰國試管嬰兒，生男生女，由你決定」的口號。

對於那些對子女性別有偏好的夫婦來說，這是天大的喜訊，而他們可以選擇孩子的性別，更是喜上加喜。然而，在喜悅的背後，有甚麼「東西」會被捨掉？除非使用這項服務的人士堅持嚴格控制胚胎數量，且不棄置可存活的胚胎；否則，在人工受孕過程中，定會有不少沒有被揀選移植到母體的胚胎被冷藏，甚至被棄掉。其實那些胚胎被冷藏，並不是因為其地位及價值比被棄掉的胚胎高，他們只是被視作後備，當移植到母體的胚胎一旦出現問題，他們才有機會破「雪櫃」而出。否則，他們最終亦有被棄掉的一天。

美國生殖醫學會（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Reproductive Medicine）的倫理委員會認為只要胚胎冷凍超過五年，當相關人員問及父母如何處置該批胚胎，而父母不作任何書面指引時，診所便有權棄掉這些冷藏胚胎，而這做法是「道德上可接受的」。美國生殖醫學會沒有詳細解釋為何五年是一個「道德」分界線，可能對於現今已擁有超過二萬個剩餘胚胎的美國來說，五年確實是時候把一些剩餘的胚胎毀滅，以騰出更多空間盛載新一批剩餘胚胎。

胚胎是值得人類尊重的。筆者贊同邁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在《反對完美：科技與人性的正義之戰》一書中的說法，人們不一定要證明到胚胎完全等同人時才給予他們相對的尊重，就如人們面對偉大的藝術品或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樣會產生欣賞和敬畏之情，甚至要好好保護它們。更何況胚胎本身即使不是人，也可算是「潛在的人」，只要被人揀選移植到母體，同樣可以「長大成人」。所以他們不應等同於普通過期物品，被人無情地摧毀，當社會人士對一隻小狗的生命亦高度重視的時候，諷刺的是不少人卻認為「潛在的人」和垃圾沒有分別。

當人工受孕的技術可選擇生男生女時，而在重男輕女的東方社會，相信很多女性胚胎都成為剩餘胚胎。對於人工受孕還不太普及的社會，揀選性別會衍生男女失衡的情況。但無論如何，人工受孕若果只純然被視為一項商業活動，中間沒有任何倫理考量或規管，最終只會淪為一項配合「顧客」喜好及擴大人類自我的買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