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合成的真相 拼貼的信仰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19/01/2015

照片及短片,有時是一種可愛的工具,因為它為你保留一點事實,但同時卻又是一種很誤導人的工具,因為它只能保留那麼一點的事實。在這個圖像化的世界,我們怎樣可以將照片及短片看得合乎中道呢?

近年,不少人喜愛利用手機自拍,甚至購買「自拍神器」,方便外出使用。在有需要時,自拍神器就出動伸高手機,「高炒」自己的外貌,拍下一個瘦面而又高挑的自己。不過拍完後,給認識的人一看後往往會被恥笑,因為真人和相片相差甚遠。

近月在雨傘運動期間,不少人談論記者的拍攝角度,質疑他們選擇性拍攝。支持雨傘運動的人稱相片聚焦在警察執法上,但就不拍攝抗爭巿民的紀律、具藝術創意及有彈性等等的優點。相反,反對雨傘運動的人卻質疑記者的拍攝角度長時間聚焦雨傘運動,變相給他們免費宣傳;而且又用一兩張示威者受傷的圖片,製造悲情影像,蠱惑人心。

 

隨意剪裁複製 抽空藝術品原意

視覺文化大師約翰貝加(John Berger)於1972年為BBC拍攝的藝術史電視教育系列節目Way of Seeing[1]中,透過古典藝術作品,說明攝影和大量複製的文化扭曲了藝術品。貝加分析稱,以前在教會中的宗教壁畫,讓人即使不懂得閱讀聖經,仍能透過圖畫默想上帝的故事和話語。

不過,隨著攝影科技的發展,攝影師可隨意剪裁壁畫影像,如壁畫上的馬利亞本原是一幅全身像,剪裁後就變成一張大頭相;原本只佔油畫中很少部分的路人甲乙丙,就被攝影師放大。這種對藝術品放大、縮小和剪裁的過程完全沒有理會原作的構圖,原作者甚至也沒有這個意圖。而當中的馬利亞就變成完全沒有意義的女性頭像,甚至會拿來作洗衣粉等商品的配圖。

又因為相片可以大量複製,於是原本教會的神聖氣氛消失,大家對整張圖的理解和感覺頓時改變,因為將圖像貼在家中牆上,甚至出現在商品中,又可能與其他作品拼貼在一起,所產生的化學效果就超越了原作者的創作意念。

 

真相能夠再現嗎?

貝加這個分析,不難令人將之與現時一些攝影文化聯想。自拍,其實就是將個人化作物件,然後進行裁切,之後企圖將自己認為最好的一面展示在人前,所以在自拍的過程中,主體自願將自己切割成物件,給別人消費,但整件事卻假得不可思議。所以當別人看見「真身」時,會有受騙的感覺。

在雨傘運動中,這種對「真相」的再現(representation)與複製就更加廣泛和深入了。在佔領區內的藝術品,先是在製造空間與環境的氛圍,之後各人從不同的角度拍下照片與影片,然後再為作品配上背景音樂,甚至是歌詞。基本上整件事的發展,就要與原本那個藝術品幾乎完全無關了。我們不難看見,到最後雖然雙方都在質疑對方的真確性,但大家幾乎都用相同的圖畫,卻在形容兩個不同的故事。場地的空間和氛圍在拍攝的過程中被抽走,與其他的東西拼貼在一起,變成了第三件事。

貝加這個分析向度,開拓了往後幾代人對圖象和視覺文化的批判和反思。當我們今日再審視貝加的觀點時,不少人甚至會再退一步認為,古代的藝術家的選材本身也是一種對歷史的判斷,創作過程的本身也是一種價值判斷,所以人們現在會努力尋找繪畫過程的故事,以更了解整個藝術的背景,找出他們繪圖的初衷。

就現代的攝影而言,我們可以調度的空間就更強大了。除了角度的長濶高深,更可以在後期製作時對作品作即時加工,將圖象重組。就警察在「暗角」打人一事為例,有傳媒就推光那個暗角;有前記者甚至坦言可以將短片部份放大,再透過科技圈出涉嫌拳打腳踢的動作和片段,讓觀眾可以自行判別。

於是,我們在問這些加工後的圖像是否能呈現真相?但退一步來想,拍攝者又是否真的找到真相?再退多一步,真相真的可以藉著媒體再現嗎?如不能,為何我們仍堅持要在其中找出真相?

所以,有時我們的確不能完全虛擬地透過符號來生活。就正如我們說要活出信仰,要立體地呈現生命,但在當中人仍然不能離開空間、場景及氛圍。科技給予我們方便,以為可以透過圖片或影像認識一個抗爭運動,然而,我們只是在看一些由零碎片段加工處理而成的合成畫面,我們都不能從中感受到即時的氣氛。

 

零碎中的合成信仰

然而以上所說的「零碎」狀況亦可應用至現今的信仰情況。當很多人以為信仰在心中就可以的時候,他們的確忘記了信仰所包涵與承載的不僅是個人及個人信念,而且更是教會、不同的信仰群體、歷史與禮儀等。正如中古世紀的信仰,除了群體,還有一個氛圍,當時的教會刻意透過教會建築、禮儀、氣味(如乳香)及壁畫等營造出來。

今日,我們的教會,有沒有著意營造信仰氛圍,讓人立體地感受及體會信仰,還是只是透過不同的再現,片面地,甚至是支離破碎地拼湊著信仰體驗?

 

 


[1] 這是一套探討美學的記錄片,詳情可看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tEoRdSL1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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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發明家、企業家的怪脾氣

踏入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的喬治‧伊士曼故居(George Eastman House),空氣中彷彿仍瀰漫著那個工業黃金時代的雄心與孤寂。站在早期柯達相機的展櫃前,凝視著那些略顯拙樸卻改寫了人類視覺記憶的木匣與膠卷,心中不禁泛起由衷的敬意。在十九世紀末,攝影仍是少數專業化學家與暗房技術人員的專利,器材笨重、工序繁瑣;正是伊士曼憑藉驚人的毅力與商業洞察力,喊出了那句傳誦百年的經典名言:「你只需按鈕,其餘的由我來辦(You push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這不只是一句廣告詞,更是一場影像的民主化革命,他將昂貴而神祕的光影藝術,化作尋常百姓記錄生活歡笑與淚水的日常。

順帶一提,許多創業者或者發明家為自己產品命名的時候,都會選擇一個對自己有特別意義的名稱,例如米高‧維德紐斯(Michael Widenius)開發了mySQL資料庫軟件, 當中的「my」是他女兒的名字,隨後他設計了另外兩套軟件,也是以自己的兒女命名。然而,「柯達」卻完全沒有任何特殊意義,「柯達」一詞於1888年首次註冊為商標,它是憑空杜撰的,伊士曼曾說:「這個名字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一直很喜歡字母『K』,它給人一種鏗鏘有力的感覺。於是,我嘗試了無數種以『K』開頭和結尾的字母組合,最終得到了『柯達』這個詞。」

跟隨導賞員穿梭於這座氣派非凡的豪宅之間,我感受到天才背後那份偏執與孤僻的性格。導賞員指著屋內寬敞的中庭溫室,娓娓道出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往事:1919年,伊士曼因覺得空間格局不夠完美、管風琴的回音欠佳,竟下令將整座已建成的龐大別墅硬生生切成兩半,將後半部向後推移了九英尺多,再重新接合擴建。這項工程耗費的資金甚至超過了當初建造整座房子的成本。在常人眼中,這種推移毫釐卻斥資巨萬的舉動近乎荒謬與乖戾,但在伊士曼的世界裡,完美似乎容不下一絲妥協。這種對控制與秩序的極端渴求,成就了柯達帝國無懈可擊的規格化生產,卻也將他的生活築成了一座冷峻而固執的堡壘。

這份近乎專橫的掌控慾,最終也成了他晚年宿命的註腳。儘管坐擁無盡財富、被譽為兼濟天下的慈善巨擘,伊士曼終究敵不過歲月與疾病的侵蝕。晚年他飽受進行性脊椎狹窄症的折磨,身體機能不可逆轉地衰退,眼見自己將一步步喪失自理能力與尊嚴,只能困於輪椅之中。對於一個終其一生都在主導一切、連房屋比例都要精確到寸的人來說,任由殘軀被病痛擺佈無疑是最羞辱的凌遲。1932年3月的一天,他在交代好遺囑、召來律師見證各項事務後,獨自走入房間,用一顆子彈直射心臟,結束了傳奇的一生,只在桌上留下一張平靜得令人心碎的字條:「致我的朋友們:我的工作已完成。何必再等?(To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發明家與顛覆者的內心,往往燃燒著凡人難以企及的火焰,也背負著常人無法理解的孤絕。伊士曼用快門為全世界留住了歲月的美好光影,卻給自己選擇了一條不容挽留、斷然謝幕的終局。

柯達攝影帝國土崩瓦解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他所遺留下來的攝影帝國,最後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下土崩瓦解。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說:「人的性格就是自己的命運。」具有怪脾氣的伊士曼無法擺脫自己的宿命,但企業文化亦有自己的覆轍。

在全盛時期,柯達在美國本土掌控約 80% 的膠卷市場,全球員工高達 14.5 萬人,其商業邏輯建立在經典的「刮鬍刀與刀片」模式上,藉由相機壓低門檻,再仰賴毛利率高達 70% 至 80% 的膠卷與沖印服務創造源源不絕的巨額利潤。柯達衰敗的最大諷刺在於,它正是數碼相機的發明者,柯達研發人員早在 1975 年就造出全球首部數碼相機,然而,這發明卻被高層以不願衝擊膠卷本業為由擱置。到了 1990 年代初,工程師唐.斯特里克蘭(Don Strickland)團隊秘密在日本橫濱研發出消費級數碼相機原型,但在向管理層展示時依然遭到冷落與質疑,促使他攜帶相關技術轉投蘋果公司,並於 1994 年推出了Apple QuickTake 100 。我在伊士曼故居的展覽廳中看見了1991年的柯達數碼相機,其上半身是日本的尼康相機,下半部為感光處理器與儲存模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設計當然是很笨拙,但那時候這是劃時代的創舉。

隨著 2000 年代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席捲全球,攝影之目的徹底從「沖印實體照片以珍藏回憶」演變成「螢幕即時分享」,柯達賴以維生的沖印與耗材獲利模式徹底瓦解 。柯達嘗試進入數碼相機市場,但為時已晚。2002年柯達推出了具有最高像素感應器的DSC Pro 14n 模型,筆者當時也買了一部,但接到相機之後卻大吃一驚,日本數碼相機的充電器只有一包香煙的大小,但DSC Pro 14n 充電器卻好像一塊磚頭!柯達工程師彷彿完全沒有向日本的微型化技術學習。在連續關閉工廠與裁減數萬名員工後,柯達於 2011 年賤價拍賣其龐大的專利庫,最終在 2012 年 1 月正式申請破產保護。柯達於 2013 年走出破產,重組並拆分為 Eastman Kodak 與 Kodak Alaris,但僅剩當年帝國的一小部分規模。

富士菲林壯士斷臂與超前部署

同樣面臨膠卷危機的日本富士(Fujifilm)選擇壯士斷臂,富士時任社長古森重隆展現出強悍且果斷的領導魄力,推動痛苦的結構重整與裁員,並下定決心帶領企業徹底跨界轉型,古森重隆堅信「產品有壽命,但技術沒有壽命。」領導團隊梳理出富士菲林數十年來所積累的深厚化學、納米微粒與材料專利,發現保護菲林膠原蛋白不褪色的技術與人類皮膚抗衰老高度相通,進而於 2007 年開拓出高階護膚品系列 ASTALIFT 。與此同時,富士將精密塗布技術延伸至 LCD 液晶螢幕光學膜,並運用多達數十萬種化合物數據庫進軍製藥、再生醫療與幹細胞研究等前瞻醫療領域,成功擺脫對單一業務的依賴。

我不知道當富士高層決心將菲林業務轉型到護膚品和醫藥的時候,公司裏面有沒有強烈的反對聲音。但我可以想像,如果這是發生在柯達或者其他企業文化傾向保守的公司,必定會有人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廢」這類抗議。

此外,富士亦懂得超前部署,在傳統膠卷業務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初,富士菲林便與美國亨特化學成立合資公司「富士亨特電子科技」(Fuji-Hunt Electronics Technology,即今日富士電子材料的前身),隨後其技術在半導體市場佔一席位。富士能跨足半導體領域,本質上依舊源於其製造傳統菲林時累積的深厚技術家底,半導體微影(Photolithography)製程本質上就是一種極致微縮的「曝光與顯影」化學過程,與菲林感光材料的原理高度共通。

結語

在暮色蒼茫下,我離開了那座載滿着迷人歷史的伊士曼故居,夕陽拉長了石柱的影子,在陰影下我陷入沉思:伊士曼開創的大眾攝影風潮與捕捉瞬間記憶的『柯達時刻』,依舊深遠地烙印在現代科技與攝影史中。那些能以一己之力撼動世界的天才,其超凡的遠見與難以理喻的怪癖,或許本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既是成就非凡的火種,也是無法逃脫的詛咒。

伊士曼輝煌的前半生與令人唏噓的落幕,與他所開創的帝國竟驚人地相似。倘若古希臘哲人所言不虛,性格真能決定個人的命運,那麼百年老店是否也註定走不出路徑依賴、難逃傾覆的宿命?然而富士菲林的破繭重生,又分明向世人昭示了另一種可能。為什麼一些一貧如洗的人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口氣,但富甲天下的伊士曼卻輕然放棄生命?為什麼富士能改變命運、柯達卻不能呢?晚風吹拂,卻吹不走凌亂的思緒,關於意志、變革與宿命的種種問題,依然在心中久久難以平息。

梅花啼血:重讀「揚州十日」與歷史的沉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10/09/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真相的分量

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諾貝爾演講中曾留下一句重逾千斤的話:「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One word of truth outweighs the whole world)我們習慣在自由、愛情與生存之間衡量輕重,但所有崇高價值的真正基石,始終只有「真相」。謊言可以帶來短暫的安全感,虛妄能給予虛假的平靜,唯有真相要求我們付出代價,它需要我們打破既有的偏見、承擔被孤立的風險,甚至賭上既得的安穩。追求真相不是智力上的探索,而是一場考驗道德勇氣的淬鍊。

「揚州十日」幾乎在歷史中湮沒

坦白說,年少時筆者讀歷史,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當時的潛規則是:教科書所記載的就是標準答案,就是歷史的全部真相。但到了今天,我當然意識到真相是不容易獲得的,明末清初的歷史就是一個好例證。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有以下兩句詩:「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這當然不能照字面解讀為老態龍鍾,「龍鍾」在古典詩詞中有一個重要古義是「淚流縱橫、泣不成聲貌」。龍鍾閣部是指南明重臣、兵部尚書史可法,跋扈將軍是指駐武昌明將左良玉。這兩句是描摹南明在內憂外患下的末日慘狀:史可法是「孤臣泣血、悲痛無力」,左良玉則是「驕悍狂躁、擁兵生亂」。

揚州梅花嶺下有史可法墓,全祖望作《梅花嶺記》,記其死事甚詳,也記下一件事:屍骨從未尋回,墓中所葬,只是衣冠。這座空墓後來成了揚州的名勝,兩百多年香火不絕。碑石俱在,形制完備,裡面卻沒有人。

在大軍壓境下,史可法堅決不投降、不逃亡,他最為人傳頌千古的事蹟是在「揚州十日」中以身殉國。在城破之後,清軍大肆殺戮、焚掠,成為明清易代之際最慘烈的戰爭暴行之一。史可法死於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此後那座城裡發生了什麼,正史的敘事到此為止。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描述了清軍的暴行,但這部書長期退出中國的公共視野,近代在日本重新被發現,至晚清才由留日學生抄回,重新廣泛流傳於中文世界。

王錫侯《康熙字典》案

那麼,為甚麼清代文人要避開「揚州十日」這段歷史呢?清代的文字獄與思想禁忌,至少是一項不能忽略的背景。康熙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與戴名世《南山集》案,早已顯示書寫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到了乾隆朝,這套機制更走向嚴密甚至荒誕的地步。

舉例說,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舉人王錫侯以十七年之力編成《字貫》四十卷,意在補《康熙字典》檢索之不便。然而,仇家王瀧南覬覦其祖墳山地,舉發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並誣稱他有四十里花園、十里魚塘;及至抄家,所得不過七十餘兩。定罪的關鍵在《凡例》中的一則,本來那一則是教人如何避諱,依官定的缺筆之法處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諱。他教人守規矩,而被判為大逆,斬立決,家屬連坐。更堪玩味的是江西巡撫海成:他從前因查繳禁書八千餘冊受過嘉獎,此案卻只擬革去王錫侯的功名,被斥為「有眼無珠」,革職治罪。

《一柱樓詩》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爆發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是清代乾隆朝規模最慘烈、羅織罪名最嚴苛的文字獄之一。案主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的舉人,早於乾隆二十八年逝世,生前著有《一柱樓詩集》。此案起因純屬鄉里私人恩怨:東台縣生員蔡嘉樹因與徐家後人爭產結怨,蓄意從詩集中摘錄多處詩句向官府告發,控告徐述夔詩作「指斥朝廷、大逆不道」,案件隨後迅速上報至乾隆帝親自審理。

清廷在審訊中以穿鑿附會的方式,將詩集中尋常的詠物、抒懷語句定性為反清復明的逆跡。例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本為常見的登科應試勉勵之辭,亦被生硬曲解為「思念明朝、企圖推翻清廷朝廷」。此外,詩集中詠及牡丹的「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也被指控為影射滿清以「異種」入主中原、篡奪漢家正統。

乾隆帝對此案震怒異常,認為徐述夔「包藏禍心,悖逆至極」,隨即降旨嚴厲懲處,處罰株連廣泛。徐述夔與其同樣已身故的長子徐懷祖被下令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等在世直系親屬被判斬立決;為詩集作序的江蘇布政使陶易、曾為徐述夔作傳的沈德潛(已故)等人亦遭嚴厲問罪或削奪官階;甚至連江蘇巡撫、布政使等一眾地方大員也因「失察」受到革職或嚴懲。

《一柱樓詩》案不僅徹底摧毀了徐氏家族,更成為清代統治者實施高壓思想禁錮與文化恐怖的極端典型。此案的殘酷整肅,反映了乾隆晚期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藉銷毀禁書之名,對士人思想與江南文人階層進行全面清查與心理震懾的極致手段,進一步扼殺了清代後期文壇的言論空間與學術自由。

沈德潛案

而早在九年前已經去世的沈德潛,只因曾為徐述夔作傳,被革去官爵、奪其諡典、仆其御賜之碑、毀其祠。乾隆帝認定沈德潛所編《清詩別裁集》等多部著作存在「悖逆」之處,他的罪名包括在詩集中收錄了錢謙益等明末降清或抗清文人的詩作;而未收錄乾隆帝本人的御製詩,則被指目無君上;至於將乾隆帝命其潤色或代筆的詩篇,直接收錄在沈德潛自己的文集中,甚至注明「代帝作」,則被乾隆帝斥為冒名射利、欺世盜名。替一個人作傳和修編詩集,而致自己下場慘淡,這件事對後來執筆的人意味著什麼,不必多說。

兩案還透露出另一層可悲的事情:羅織罪名的最初都不是朝廷,而是鄰人;朝廷只是提供了一種工具,使私怨得以致人於死。而工具一旦啟動,便連操作它的人一併吞下:從寬的布政使死於獄中,從嚴不足的巡撫革職,稍遲辦理的知府充軍。在這樣的環境裡,需要計算的不只是文人,還有官員。人人都在估量分寸,而分寸並無定則;今日受賞的尺度,明日就是罪狀。

胡中藻案

而在這些案件之前二十多年,胡中藻案已經展示了另一種寒蟬效應:不是私人恩怨引發告發,而是政治整肅反過來從文字中尋找罪證。胡中藻是清代內閣大學士鄂爾泰的得意門生,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陝西學政。乾隆帝藉由清查其詩文集《堅磨生詩鈔》,羅織罪名發動整肅。最著名的罪狀是其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斥責其故意將「濁」字加於「清」字之上,居心險惡、辱罵朝廷。此案本質上是乾隆帝打擊朝廷門閥與朋黨勢力的政治清洗,鄂爾泰生前與張廷玉各立派系,乾隆帝藉胡中藻案借題發揮,徹底整肅「鄂黨」。最終胡中藻被判處斬立決,其族人受牽連流放或革職;早已過世的恩師鄂爾泰亦遭撤出賢良祠,門生故吏皆遭嚴厲清洗。

梅花啼血

現在回到梅花嶺,全祖望是浙東史家,一生為南明死節之士作碑銘,稱得上盡力存史,然而《梅花嶺記》同樣不寫城中那十日。我們今天很難判斷這是不能寫、不敢寫,還是根本沒有想到要寫。三者在史料上留下的痕跡是一樣的,都是空白。壓力不會在文本裡署名,它只表現為某些事情沒有被寫下來,而後人無從分辨其中哪些是遺忘、哪些是選擇、哪些是恐懼。史家能看見的只有結果,卻看不見那隻按住筆的手。

所以讀史的人須有兩種耐心。一種是對文獻的耐心:知道寫下來的未必可靠,沒寫下來的未必不存在。另一種是對前人的耐心,不要輕易斷定沉默就是怯懦。在多數情形下,一個人能寫什麼,並不完全由他自己決定。

史可法墓中沒有屍骨,只有衣冠,但那位在梅花嶺啼血的龍鍾閣部,並沒有被歷史遺忘;而墓外那座城裡發生的事,隔了兩百多年、繞道日本,才重新回到中文世界。史筆有它的缺口,缺口的形狀,往往就是當時形勢的形狀。

學術關懷與傲慢——從辨識到回應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9/2026

數月前,筆者與一位友人談及某教授退休的原因。筆者轉述教授親口所說的理由,友人卻只說「要看處境」,並認為教授不過是到了退休年齡。筆者指出教授早已達退休年齡,而且相關理由也是教授本人所述,友人仍堅持己見。筆者因此感到疑惑:若友人另有「內幕」,為何教授本人又有另一套說法?更耐人尋味的是,整個討論中,筆者不斷提出問題,友人卻既沒有追問筆者所提供的理由,也沒有針對佐證作出反駁,只是一再重申自己的結論。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讓筆者開始思考:甚麼是傲慢?也許,傲慢未必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只在乎重申結論,卻不在乎是否需要說服人,也不在乎是否可能被說服的狀態——討論對這樣的人而言,重點從來不是逼近真相,而是確認自己原本就是對的。

傲慢不只見於日常,也存在於學術論述。網紅Sigma_hk回應好青年荼毒室白水「將男性困境歸咎於父權」的言論後,製作了女權主義系列影片,並自費出版「解毒」書籍。其中一段影片批評一位港大性別研究教授的社交媒體發言。Sigma認為:教授聲稱反對身份偏見、追求包容,實際發言卻預先按男性身份推測其思想,並對男性在課堂中的缺席採取與女性缺席不同的標準。[1]

Sigma指出身份政治容易出現的盲點:把受壓處境化為認知特權,一面反對身份偏見,一面又按身份審判異見者。當理論自認比當事人更了解其處境,關懷便由同行變成代言,甚至管治。他認為,有毒女權主義的傲慢,更在於理論的自我封閉:接受理論的人,成為理論正確的證明;拒絕理論的人,則被解釋為「受特權蒙蔽」——不論哪一種反應,理論本身都不會被推翻,這正是自我封閉最典型的特徵。[2]

當然,Sigma所討論的有毒的女權主義,只是學術傲慢在近期公共討論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筆者並無意在女權主義上有更多的著墨。

不過,近來不少人在討論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這與學術傲慢的話題大有關聯。一般來說,達克效應,通常講述一些能力較低的人,往往充滿著不知道從哪裡而來的自信,即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大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真正能力高的人,反而對自己不太有自信。[3] 當然,達克效應也不能只得出這兩個結論,經過時間的演變,有人將它的理論改編為四個階段:

  1. 愚昧之峰(Peak of “Mount Stupid”)——剛接觸一點知識,便自信爆棚
  2. 絕望之谷(Valley of Despair)——遇到挑戰時,發現認知有限,信心下降
  3. 開悟之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透過持續學習,信心與能力逐步回升
  4. 穩定之台(Plateau of Sustainability)——有成熟的能力與相應的謙虛和自信

這四個階段未必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如果一個人願意放下最初的自信,學會如蘇格拉底所言,承認自己的無知,並持續走下去,或許終有一日能走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筆者自己也還在途中。

回到網絡日常所見:不少言論的作者,對某個領域其實所知有限,卻習慣以近乎專家的姿態去評斷該領域的對錯。這類批評與善意的提醒最大的分別,往往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語氣裡帶著的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非真正想釐清問題、促進理解的意圖。那麼真正的學術關懷,到底應該是甚麼模樣?面對這類傲慢的言論,我們又該如何回應,才不會讓自己也不知不覺落入同一種姿態?

真正的學術關懷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始於一個人對一個研究範疇的感動,想要了解更多。

        這種感動之所以珍貴,正正在於它尚未預設答案。學者Simone Weil在論及學習時提出,真正的專注(attention)是一種罕有的慷慨——它要求人暫時懸置自我,把注意力完全交付於對象,而非急於用對象去印證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關懷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對象比自己的理論更大、更複雜,隨時可以推翻自己原先的預設。[4]

        這可借用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與「我—它」來理解。[5] 當學者把研究對象(可能是文本、現象,還是活生生受苦的人)純粹當作驗證理論的材料,對象便淪為「它」;真正的關懷,則容許對象的複雜性挑戰自身的預設。正如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西方論述往往以自身框架界定東方,壓過東方人的自我表述;教會內若僅憑福音派、靈恩派或基要派背景,便斷定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亦有類似盲點。這樣,人的主體性就被抽空,作為物件被歸納至一套系統之內。

        真正的學術關懷,說到底,其實就是回到簡單的邏輯,就是「愛」本身,因為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對話。對話:不是罵走相反意見的人,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與代言,而是承認對方(不論是研究對象,抑或被理論所描述的人)擁有詮釋自身處境與經驗的能力,甚至比研究者更要了解真相。學者應對活生生的人表現出關懷,而不是找對象證明自己的論點,否則關懷就異化成了傲慢。

面對傲慢的言論如何自處?

     如今網絡不少以為自己洞悉了真理的言論,他們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要在爭論中取得「勝利」。筆者發現在這個情況下,最大的誘惑往往不是沉默,而是「以牙還牙」,用同樣斬釘截鐵的語氣,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回應。但往往這種方式,只會掀起不必要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可能被說服。而傲慢的人多半因為缺乏安全感,企圖透過「爭贏」或「貶低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和掌控感,此時,「爭論」對於真相並無幫助。

        真正有效的回應是,與其急於說服對方,不如先問問題。真誠的提問,本身就是一種尊重:它預設了對方的想法值得被理解,也預設了自己有可能因為對方的答案而改變想法。這正是Simone Weil所言的專注。如果真的要戰,也不要為「主講人」而戰,要為「旁觀者」而戰,既然主講人無法被說服,那麼就寫給觀看這場對話的其他理性旁觀者看,如此,你的溫和與對方的暴躁會高下立見。

學術傲慢若與制度權力相連,便不能只靠對話技巧應付。當身份偏見使發言者的可信度被不合理地貶低,便涉及Miranda Fricker所說的「證言不正義」:一個人的論點被輕視,不是因為內容站不住腳,而是因為說話者在權力結構裡的位置——學生、junior學者、非本行研究者。[6] 因此,判斷理論是在回應現實還是鞏固權力,可看它是否容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提出反證,促成修正,甚至推翻結論。

回到文首那位友人:他或許從未察覺,自己與那位教授、與那套自我封閉的理論,共享著同一種姿態——一種不容許自己被推翻的姿態。學術的關懷與傲慢,分野始終不在立場,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被事實、被異議、被活生生的人所修正。這條界線,筆者仍在練習跨越,或許終我一生,都只能持續練習。


[1] Sigma_hk:〈港大性別研究教授有多荒謬?蛋糕是性別暴力,男學生卻不值得關心〉,Youtube,2026年7月1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iLk18V6Qc(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8月18日)。

[2] Sigma_hk:《傲慢的腐敗:有毒的女權主義》(香港:自行出版,2026),頁148。

[3] Kruger, J., & Dunning, D.,“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no. 6 (December 1999):1121–11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6.1121.

[4] Weil, S., Waiting on God (London:Collins,1951), 66-76.

[5] Buber, M., I and thou, trans. R. G. Smith (Edinburgh:T&T Clark,1937)

[6]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帶走.帶不走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4/12/2025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我什麼都想帶走......卻什麼都帶不走」來自倖存者的剖白,教人惋惜,叫人淚崩,更讓人有深切反省。甚麼是真正的「擁有」?立時讓我想到的一句:「萬般帶不走,惟有業隨身」,亦同時顯示出自己就這一句話的兩處誤解。

誤解一、以為是「孽」隨身。一直錯以為是人所作的「壞事」、「惡事」,作造的「孽」,會伴著人的一生。誰知是「業」不是「孽」。「業」所指的是較為中性,如:好壞功過、建立與拆毀、成功或失敗、美名或臭名…..就是我們所經營、所作所為,曾經的記憶會成為我們真正所「擁有」,伴隨我們一生。

誤解二、以為這句話是出自佛家的經典。誰知,這句話是來自元代雜劇《來生債》:「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萬般將不去,唯有業隨身。」

元代是中國歷史中的一個獨特的朝代。雖則它是統一了分裂多年的南、北宋,但它卻是赤裸裸的專權統治,把人分為不同的等級: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佔大多數的漢人、南人就是長期被欺壓。膚色已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社會沒有向上流的可能,人的表達不被重視。雜劇作為當時通俗文化的表達,就是表現出受壓者的鬱結,在朝不保夕,無常的迅速,人民從來不可能真正「擁有」任何東西。不管是當權者或平民百姓,其所作所為,「人在做,天在看」或善或惡都被記念。「業隨身」展現人前,有待社會、後世作出評價。

「我不是英雄」是倖存者的另一句說話。真的,在這極端困境當中,作出拯救,是人性光輝的展現,誰也不想在這情況下成為「英雄」。但怎能料到自己置身在安舒的家中時,竟突然落在這絕境之中?當下,真的不想當英雄,反之想成為大雄,期盼著多啦A夢的出現,拿出「隨意門」把受困者帶到安全的地方……..更渴望可以坐進「時光機」,回到災難發生前、回到工程仍被監管時、回到施工物料是根據國際安全標準時、回到投訴後仍會有所跟進時、回到社會的氛圍仍可以互相督責、制衡時…… 而不用坐進「時光機」,香港人一下子就回到關愛互助、同憂共悲、追求真相、渴望公義、彼此加油的從前。

人心未冷,與哀哭的同哭。「人禍」縱然帶走了無辜者的生命,摧毀了以千計的家庭,但香港人的本質,對公義、真相、真情的追求是不能被帶走,亦從未被帶走。願平安臨到香港,願受災者能獲得最適切的安慰及援助。願作孽的或作業的都被記著,並得到應有的報應或回報。

回味好電影之《正義迴廊》 法庭是否呈現真相的舞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5

好電影應該細細回味。早前本社邀請了王礽福先生於網上講座中分析《正義迴廊》,該片曾於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獲16項提名,並勇奪新晉導演及最佳剪接兩個獎項。電影改編2013年轟動一時的「大角咀肢解父母案」。電影的拍攝手法特別,疑犯行凶、受傷、傾談等鏡頭,時有律師和陪審員在旁觀察和討論,令觀眾恍如在旁觀看事件。這電影實在想要引起觀眾反思法庭的審訊過程,律師們如何運用技巧去呈現證供於法庭這個「舞台」上,引導陪審團理解案情,並嘗試掌握各陪審員的態度和想法。

礽福分析到,陪審團制度是為了減少司法偏見,對抗政府或強勢團體對審訊的干預,增強司法的獨立性,並讓公民能參與其中,提升他們對法律的了解和尊重,也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而且由多人組成的陪審團能使裁決更全面和人性化,提高它的公信力和接受度,由於陪審團由普通市民組成,令他們容易對被告展現同情和公平的態度,這可保障被告的權利,以至令陪審團的決定達到「排除合理懷疑」的標準。

但礽福亦提到大多數陪審員都不熟悉司法程序,會對它感到陌生、焦慮,還可能因接觸暴力或悲劇性的案件而承受心理壓力;而且他們可能會因缺乏法律知識,容易被律師的說辭或情緒化的證據所影響,在專業性極高的案件中,他們便可能會作出不當的判斷。

電影中的多位陪審員代表著不同的參與案件態度:未聽證供就已有對錯判斷;因自己經歷與疑犯相似而寄予同情;不想參與審訊,想它快快結束;因當陪審員有錢收而感開心,並單憑感覺而非證供去判斷;因對奇案感興趣而樂意認真發掘真相;認為自己甚麼都不懂而會細心思考證供;被傳媒報道影響,亦覺得自己一票的影響力不大;還有不相信司法制度的人……但陪審員實在只有九位,每一票都影響著疑犯的未來,是無罪釋放或有罪入獄,都需要陪審員作出認真、公平、公正的判斷。

結局是其中一位智力較低的疑犯唐文奇被判無罪,但電影卻引導觀眾去質疑他只是裝作自己被教唆,其實他並非無知,只是靠律師及姐姐的「幫助」,令他可以靠「裝蠢」來脫罪。根據網上及新聞資訊,真實的案件中,犯案者應有三個人,而經電影的剪裁,令疑犯變成只有兩個人。作為觀眾也要小心,留意自己有否被電影的虛構情節影響,以至對獲法庭判處無罪的人產生疑心,對他們或其家人產生負面的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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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體成癮 智能手機——就是要你愛不釋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02/2025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1] Antonia Molloy, “‘Selfie obsessed’ teenager Danny Bowman suicidal after failing to capture ‘the perfect selfie’,” Independent, March 24, 2014,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home-news/selfie-obsession-made-teenager-danny-bowman-suicidal-9212421.html.

[2] Channel 4, “1000 Selfies A Day!!” YouTube, December 5,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OcDVhBgk3o; Jennifer Savin, “23-year-old Charlotte Michaels is SO addicted to selfies it’s stopped her finding a boyfriend,” Cosmopolitan, July 9, 2015, https://www.cosmopolitan.com/uk/reports/news/a37104/charlotte-michaels-selfie-addiction/.

[3] Savin, “23-year-old Charlotte Michaels is SO addicted to selfies.”

[4] “Selfie,”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elfie#did-you-know; “The Psychology Behind Selfies,” Psychologs, November 29, 2023, https://www.psychologs.com/the-psychology-behind-selfies/.

[5] “The Psychology Behind Selfies.”

[6] 參Max Woolf, “Unveiling the Selfie Culture of America [2025 Study], ” photoAiD, February 14, 2025, https://photoaid.com/blog/american-selfie-habits-survey/;〈63%受訪者認有手機癮 女較男依賴〉,《東方日報》,2024年12月13日,網站: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要聞港聞/odn-20241213-1213_00176_223/63-受訪者認有手機癮--女較男依賴。

[7] “Facebook Mission and Vision Statement Analysis,” Wondershare EdrawMind, https://www.edrawmind.com/article/facebook-mission-and-vision-statement-analysis.html.

[8] The Social Dilemma, directed by Jeff Orlowski, written by Davis Coombe et al. (Boulder, CO: Exposure Labs, 2020), Netflix.

[9] 參Contentcraftershq, “The Psychology Behind Social Media Likes, ” Medium, November 12, 2023, https://medium.com/@contentcraftershq/the-psychology-behind-social-media-likes-7d9bf1deb92d; Jason Ryser, “How important are social media likes? An Expert weighs in,” revity marketing, https://gorevity.com/how-important-are-social-media-likes-an-expert-weighs-in/;海德特〔J. Haidt〕著,鍾玉玨譯:《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The Anxious Generation: How the Great Rewiring of Childhood Is Causing an Epidemic of Mental Illness),(台北:網絡與書,2024)。

[10] Contentcraftershq, “The Psychology Behind Social Media Likes,”; Stephanie Watson, “Dopamine: The pathway to pleasure,” Harvard Health Publishing, Harvard Medical School, April 18, 2024, https://www.health.harvard.edu/mind-and-mood/dopamine-the-pathway-to-pleasure; “Dopamine,” healthdirect, https://www.healthdirect.gov.au/dopamine.

[11] “Dopamine.”

[12] 參Contentcraftershq, “The Psychology Behind Social Media Likes,”; Kent C. Berridge and Terry E. Robinson, “Liking, Waniting and the Incentive-Sensitization Theory of Addi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71, no.8 (Nov, 2016): 670–679, https://doi.org/10.1037/amp0000059.

[13] 海德特著:《失控的焦慮世代》。

[14] Kira E. Riehm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time spent using social media and internalizing and externalizing problems among US Youth,” JAMA Psychiatry 76, no.12 (September, 2019): 1266–1273, 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9.2325; Sarah Miller, “The Addictiveness of Social Media: How Teens Get Hooked,” Jefferson Health, June 3, 2022, https://www.jeffersonhealth.org/your-health/living-well/the-addictiveness-of-social-media-how-teens-get-hooked.

[15] 參奧特〔A. Alter〕著,廖建容譯:《欲罷不能:科技如何讓我們上癮?滑個不停的手指是否還有藥醫!》(Irresistible: The Rise of Addi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Business of Keeping Us Hooked),(台北:遠見天下文化,2017年);Watson, “Dopamine: The pathway to pleasure.”

[16] “Selfie obsession leads to attempted teen suicide,” Get Safe Online, March 24, 2014, https://www.getsafeonline.org/personal/news-item/selfie-obsession-leads-to-attempted-teen-suicide/.

[17] Molloy, “‘Selfie obsessed’ teenager Danny Bowman suicidal.”

[18] Chris Williamson, “The Ugly Truth about Social Media - Neuroscientist Andrew Huberman,” YouTube, August 9, 202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h-AcF_4Hao.

[19] 參奧特著:《欲罷不能》;Mariel Otero del Rio, “Why didn’t Steve Jobs let his kids use iPads?” Greenwich Time, September 18, 2021, https://www.greenwichtime.com/business/article/Why-didn-t-Steve-Jobs-let-his-kids-use-iPads-16468409.php.

[20] 或許大家可以考慮下載一款名為Facebook Demetricator的軟件,便能隱藏like及分享的數字,避免為了追求like而不惜一切代價。

跑得比真相更快的謠言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3/01/2025
專欄:好書推介

此書的作者是日本社會學家松田美佐,她指出「謠言是最古老的傳媒」,能輕易滲透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作者在書中以日本的謠言作為例子,它們也令筆者想起以前聽過的「辮子姑娘」和「九鐵廣告」鬼故、貨櫃碼頭風暴消息、盲搶鹽搶廁紙等事件。

現在回看這些謠言只覺得它們是笑話,但謠言其實可以是殺人的工具。書中引述了1923年關東大地震時期,曾傳出「朝鮮人來襲」的謠言,連報紙也刊登這些消息,最後竟有數千名朝鮮人和被誤認是朝鮮人的民眾被殺害。回想香港在社會運動期間也不時傳出了一些未經證實的消息,這些謠言也激發了市民和警方的不信任,加劇雙方的衝突。

謠言在網絡年代更廣泛地被傳播,普羅大眾收到的消息有時雖然未能肯定是真確的,但總是有人抱著「以防萬一」的心態將訊息轉發了出去,甚至自行加鹽加醋,令消息愈傳愈離譜。書中指出謠言其中一個特徵是證據的模糊性,當收到訊息時,在不清楚事件來龍去脈的情況下,我們應該要接受自己所知的有限,而不要輕易妄下結論,同時要自行Fact Check,以免自己成為傳播謠言的幫凶。

閱讀網絡新聞要小心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4/09/2022

「英國牛油貴?」「林鄭也移英?」網絡討論區,不記名秘密留言區常常有未經證實的故事,以前這些留言討論區的內容,不會隨便被放在報章上,但今時今日大家習慣在網上看新聞,不少新聞網站也會將這些「討論區故事」一字不漏的用寫新聞方式放在網站上,供網民轉發、留言。這些用新聞寫作手法寫的文章表面上「似層層」,但其實不知真偽,這類「新聞」是如何扮出來的?我們可以怎樣用幾招簡單的方法拆解?

新聞材料來自討論區

大家讀中學時,也學過寫實用文,老師會教大家怎樣寫「新聞稿」吧,就是將一件事用「新聞稿」的方式寫出來,這類文章不外乎有幾個特點:

  1. 倒金字塔式

先將最爆炸的內容寫出來,例如:英國機場疑似出現前特首林鄭的蹤跡;英國牛油價格創歷史新高;中國經歷60年來最大熱浪等等。

  1. 引述各方消息

新聞不是一篇記敘文,作者甚少以第一身寫作,通常會引述不同的消息,例如:「某某網站有人發帖」,又或者「根據某某留言區的討論」等等,然後開始引述對方言論,甚至加插短片。

  1. 加入不同意見

新聞有時為求多角度,會加入不同的人對事件的「回應」,寫完事情的來龍去脈,就會找相關人士「似層層」地就上面引述的事件作出回應,並提出意見,有時可能因為截稿時間太短,部份文章直接找幾個比較出位的留言放在文中,就扮有各方回應。

如此說來,如果討論區有一個精彩的主題,用這些方法撰寫一篇幾百字的短文,要爆點有爆點,要故事有故事,要回應也有回應,這種稿件寫來毫不費力,而且本小利大,一旦內容爆起來,會帶動大量流量,幾乎無本生利。不少傳統媒體也大量生產類似的網站和社交網絡平台專頁,有時傳統新聞和網絡新聞同時在相同的平台出現,一不留神,就會被這些由網絡討論區的討論改篇成的新聞所影響,以為這些也是有確鑿事實的新聞。

查證工作不可少

討論區的內容可以變成新聞嗎?當然可以。不過,我們會問其內容是否真確,所以記者理論上有責任做大量的查證,包括:

 1. 故事有找回當事人做訪問嗎?

 2. 作者所說的故事是真的嗎?有沒有查證?

 3. 如故事涉及第三方,被指責的人有回應嗎?

 4. 故事提及的事件,還有其他目擊者,或者具名的消息來源證實嗎?

 5. 如果新聞是引述自另一個傳媒,該傳媒原本的報道是怎樣?該傳媒本身具公信力嗎?

如果不時閱讀網絡新聞兼細心的人,應該很容易就能分辨到,某些網媒根本不求甚解,不會做任何查證,有一些網媒是認真做查證的,也有一些網媒,常常寫「本網曾經找有關人士但未果」等等,當中有多少人是真心查證,多少是走過場寫幾句說法增加說服力,大家可以自行判斷。

避免跟車太貼

新聞公信力,往往需要時間建立的,閱讀傳媒的能力也如是。面對真假難分的新聞,網絡有句話叫「切勿跟車太貼」,意思是事情往往還有很多可以發展的方向,不要太快跳到結論。記得之前曾經有本地傳媒轉載外國傳媒的報道稱,英國某個牌子的牛油以一公斤近十英鎊(約九十港元)的價錢發售,以證明當地通脹嚴重。事件曝光後,不論是英國人還是香港人,也問同一個問題:真的嗎?但後來大家卻發現,事情的確是真的,但同樣也有三英鎊一公斤、六英鎊一公斤的牛油在同一間超巿販賣,而且該牌子的牛油價格,很快就回落了。

可見閱讀傳媒的報道,除了留心事情有沒有核實外,最好還要看看該傳媒有沒有跟進報道,如果事情有改變他們還會報道嗎?如果發現他們只是作譁眾取寵的報道,大家看多了,也只是被這些事情的表象吸引,難以對議題有深入的理解。要學習做理性分析,有時學會辨認哪個傳媒的資訊比較可靠、可信和深入,可能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資料庫

新聞來源變得模糊

英國牛油價格上漲的新聞,除了有外國傳媒報道,也有網民在facebook發帖文和應,令事件進一步廣傳。社交網絡平台的出現的確便利了網民彼此之間的聯繫,除了分享生活點滴,不少用戶更會在平台中分享新聞或對時事的看法。在美國,2021年就有調查發現48%的受訪美國成年人,他們是經常或有時透過社交媒體接收新聞。[1] 有學者就指出,社交媒體令資訊來源變得模糊,新聞機構可以在自己的網站、社交網絡平台發佈新聞,但有關報道也可能純粹以一則帖子的形式,經轉發送達到社交網絡平台的用戶面前。用戶如果想弄清楚資訊來源,需要一層一層追蹤、翻查訊息的來源;不過在大多數情況下,用戶在分享訊息前,都很少會核查資訊的來源。[2]

 

(本文原載於第146期〔2022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Mayson Walker and Katerina Eva Matsa, “News Consumption Across Social Media in 2021,” Pew Research Center, last modified September 20,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journalism/2021/09/20/news-consumption-across-social-media-in-2021/.

[2] Edson C. Tandoc Jr., Zheng Wei Lim and Richard Ling, “Defining ‘Fake News’,” Digital Journalism 6, no.2 (August 2017): 139, https://doi.org/10.1080/21670811.2017.1360143.

真相,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真相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4/11/2020

有圖就有真相?還是不要輕易相信你看到的表面現象呢?

80年代英國著名電視連續劇《首相你想點》(Yes Minister)的一句名言:「永遠不要相信任何事直到官方正式否認(never believe anything until it's officially denied)」,對政客的語言偽術有深刻嘲諷。不幸的是弄虛作假,今日亦成為一些網上媒體、甚至主流傳媒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手法。

我們無法阻止別人存心欺騙,但要努力避免自己上當。傳媒和網上短片已經成為全人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亦早已沒有疆界,當我們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缺乏了解,有時更難洞悉當中的錯繆。甚麼叫美?減肥纖體是否必須?有沒有想過養生節目可以與迷幻菇和靈界扯上關係?大家見過瘦削的大胃王嗎?見過講完大話、刪除批評留言之後竟然有更多人訂閱的網紅嗎?原來人最可怕的不是被騙,而是甘於受騙!

別以為不願面對真相的只是心靈空虛、沒有信仰的一群,弟兄姊妹看不清真相或甘願自欺欺人的其實大有人在。香港教會經歷了長期的穩定、擁有豐富資源,大家似乎已忘記荒年的存在;對基層人士在疫情下水深火熱的生活仍感陌生;對政治大環境下愈來愈嚴峻的挑戰亦沒有足夠警惕;此外,有關同性婚姻的社會運動表面上好像沒有動靜,立法會亦沒有再爭論相關法例修訂,大家便以為社會的關注已轉向其他議題,其實同運團體只是轉向一個市民大眾無法表達意見的戰場——法庭來處理,而且大有斬獲。

真相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真相,大家必須保持警醒。

為「真相」發聲——約伯記的啟廸

生命倫理錦囊 第38期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07/2019
專欄:生命倫理錦囊

主編: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執行編輯:陳希芝 ︱ 明光社項目主任(編輯及翻譯)

 

「永恆主對約伯說了這些話以後,永恆主對提幔人以利法說:『我向你和你兩個朋友發怒;因為你們議論到我、不如我僕人約伯說的正確。』」(伯四十二7《呂振中譯本》)[1]

神是恩慈的上主,但祂也有發怒的時候,聖經中不乏神發怒的經文。神發怒並非因為祂情緒化,心情不好隨意發洩,祂是「有憐憫有恩典的神,不輕易發怒,並且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出三十四6)。祂發怒每每都是因為人得罪了祂,讓祂忍無可忍才「發火」。[2] 祂會向輕視祂的子民發怒(民十一10、19-20、33,參民十一6);祂會向棄絕祂訓誨的子民發怒(賽五8-25);祂會向離棄祂而去拜偶像的人發怒(何八3-4;撒十3)。[3] 基本上,我們比較容易理解及接受神因著祂的子民跪拜偶像、離棄祂及祂的命令、驕傲自大、又或是摒棄公義,甚至多行不義而發怒,但我們或許難以理解神竟會對為祂辯護的人發怒。

約伯記中,提幔人以利法、書亞人比勒達和拿瑪人瑣法是約伯的好朋友。當他們得知約伯財物盡失、子女俱亡等極大慘況時,他們相約來到烏斯地安慰約伯,試圖分擔約伯的哀痛,讓祂的痛苦得以紓緩。[4] 這三位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好朋友,他們眼見約伯連健康也失去了時,他們不惜七日七夜一言不發的陪伴約伯,用實際行動表達他們對約伯的愛及安慰(伯二12-13)。[5]

約伯若然沒有咒罵自己的生日(伯三),他們或許會一直沉默不言,與約伯一起坐到「地老天荒」。他們可以體諒約伯的慘痛,卻無法接受約伯控訴神。約伯咒罵自己的生日,在他的朋友聽來,他無疑是抨擊神的創造,否定生命是神所賜予的禮物。[6] 因著約伯以控訴神率先打破了沉默,他的好友便恍如神的辯護人,一個接著一個與約伯進行口舌之爭。每經歷一番對罵,約伯的言辭便愈發激烈,愈發責備神不義(伯十三3-12)。

在這場辯論中,以利法的主要觀點是人非常卑微(伯四)、沒有人是公義的(伯四17、十五14),因此神不信任人(伯四17-19,十五15-16)。神是公義的,祂不會無緣無故降災(伯四7-9,五3-5、13-16,十五20-35),降災是為了管教不義的人,這對人來說是有福的(伯五17-27)。以利法認為約伯有如此悲慘的遭遇,是因為他曾口出惡言,甚至行惡(伯十五5-6、12-13、二十二5-11),得罪了神,神降災是要約伯回轉,只要他回轉,神必再次祝福他(伯二十二21-30)。

比勒達的觀點與以利法相似:世上沒有義人(伯二十五4-6)、強調神的公平公正,祂不會隨便懲罰敬虔者(伯八2-4、十八5-21、二十五2)。他指責約伯對神的批評如暴風一樣,充滿破壞性(伯八2),[7] 他認為只要約伯回轉,行為正直,神必賜福與他,因為神不離棄完全人(伯八5-7、20-21)。

至於瑣法,同樣憑約伯所說的定他的罪,也認為約伯犯了實質的罪行,才會面對種種禍害(伯十一2-6,二十3-29),他如以利法和比勒達一樣,力勸約伯悔改,好得到神的保護及祝福(伯十一13-19)。

總括而言,約伯記中有很多觀點是反反覆覆的,主要提到神是公義的神,祂不會無緣無故降下災禍,讓人受苦,當人遇到災害,只因人行惡,作了不義的事情,剛開始行惡時或許會風光無限,但最後還是沒有好結果。人要改變這狀況,只好尋求神,從罪中回轉,行為正直,才能享受神的保護及賞賜,遠離災禍。或許我們有時也難以理解為何善良的神會容讓災害發生,特別是降災在義人身上,但至少知道信靠神並不等同生命無風無浪,人生路上遭遇災害不一定是因著自己又或是父母犯罪(參約九1-3);然而,對於約伯的三位朋友,神賞善罰惡是最自然不過的神學觀念,這觀念主要來自他們的所見所聞和人生經驗(伯五3-7,十五17,二十4-11),以及前人的教導(伯八8-10、十五18-19)。其實約伯也抱有同樣的觀念,所以他除了身心受創,信仰上也面臨極大的打擊。

基本上,約伯及其朋友對於神的闡述,就是神賜福義人、懲罰惡人的觀念是合乎聖經的教導,聖經亦多次強調神的子民需要謹記及留心自己的行事為人,這樣他們才能得到神賜福,享有豐盛的產業,相反,行惡的必招來禍患(申七12-15、箴三1-12,四10-27,十一1-21;彌六9-15;哈二1-20)。到了新約,雖然信徒因著信耶穌而白白稱義,但仍然要謹慎自己的言行,免得將來受神責備(羅二6-11;帖前四1-8)。

這樣看來,約伯的三位朋友相信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既是正統及主流的思想,他們以此為基礎,與約伯爭辯,為何會惹來神的怒氣?他們持守神賞善罰惡的觀念,這想法本身沒有錯。他們是良善及敬虔的人,他們為神大發熱心,基於上述的觀念,希望規勸約伯回轉,這動機也是良好的。問題是,他們無法掌握真相的全部,以致在應用正統觀念時出了岔子。約伯真的是義人,[8] 約伯受苦不是因為他是不義的人,相反,約伯受苦是因為他是義人,說得白一點,便是神看得起他,才讓他受苦(伯一6-12、二1-7)。他們看不到全部的真相,又對神賞善罰惡的觀念根深柢固,以致缺乏了聆聽的耳朵,無論約伯如何大聲疾呼,強調自己是無辜的(伯十六17、2-5),他們都堅持以神賞善罰惡來解釋約伯的苦況,漠視了約伯的聲音。他們的目的本來是要安慰約伯,結果非但不能安慰約伯,反而增加了約伯的痛苦,惹得約伯反感,甚至反唇相稽。

另外,以利法、比勒達和瑣法雖然很努力替神辯解,但神還是對他們發怒,因為他們錯誤地揣測神的心意,以為神因著約伯犯罪而懲罰他,但事實並非如此。[9] 例如以利法提到「『人能在神面前算為公義嗎?人能在他的創造主面前算為潔淨嗎?他的僕役他還不信任,他的天使他也指責過錯,何況那些住在土屋裡,根基在塵土中,比蠹蟲還容易被壓碎的人呢?』」(伯四17-19)。他們看不到,神稱讚約伯為義人,祂信任祂的僕人,所以約伯才受苦。這一類談論神的說話突顯了他們的愚昧,最後他們要為自己獻祭,並由約伯為他們祈禱,才能止息神的怒氣(伯四十二8)。

約伯受朋友冤枉,神為他平反,指出以利法等人談論神時,反不如祂的僕人約伯(伯四十二7-8);然而,神沒有偏袒約伯,神也親自向約伯下戰書,不斷挑戰約伯,讓他明白自己在苦難中向神說了很多無知的言語(伯三十八1-四十2)。約伯不知道自己受苦的真相,因著與神真實的相遇,約伯願意謙卑下來,改變心意,撤回之前對神所提出的指控(伯四十二6)。[10] 因著約伯的改變,神加倍賜福約伯(伯四十二10-16)。

約伯記讀者的資訊確實比約伯及其三位朋友多一點點,我們看到天庭的一幕,這是他們看不到的(伯一6-12、二1-7),但這並不表示我們看見全部的「真相」,更能明白神的心意。我們仍然還有很多不明之處或對神疑惑的地方,例如神為何要這樣「設局」,容許他所愛的僕人遭害?無論是理解聖經或神的心意,除了真相,我們受限於經驗、預設立場及知識源頭等。信仰如此,世事也是如此。

2019年6月9日,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大遊行開始,社會上便充斥著不同的「真相」。單是6月9日及16日的遊行數字,便出現了很大的落差:6月9日的遊行人數,民陣指有103萬人、警方指有24萬人、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學院經濟學系教授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19.95萬人、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葉兆輝(估計)約有50萬人、資深傳媒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75萬人。6月9日的遊行,民陣指有200萬+1人、警方指有33.8萬人、雷鼎鳴(科學計算)指有40萬人、葉兆輝(估計)約有80萬人、李鴻彥(大數據估計)有144萬人。[11] 計法不同、立場不同,得到的數據也不盡同。

除了數據,網上的影片分享也難分真假,[12] 有一些人在網上發放令人熱血沸騰或感人肺腑的遊行感想,但有人細心分析拆解之後,發現極有可能是虛「謊」一場。影片可以藉著非常專業的拍攝手法瞞騙觀眾,讓人信以為真,[13] 圖片更是難以呈現真相。圖片通常需要文字為讀者「解畫」。解畫人是按照真實的情況如實報道,還是按照自己所認定的「真相」來「解畫」?選取的角度不同,無形中影響了讀者對事件的判斷。[14]

在一個不能靠影片或相片探討真相的年代,觀看直播會否成為看清「真相」的較好選擇?但原來「不同的電視台,選擇甚麼記者會作直播,其實就已經有議題設定。」[15] 有些記者會好像網絡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般直播,不過,他們所提供的仍是片面的一面之詞。即使觀眾努力收集大量「片面」的資訊,而大量「片面」的資訊最後還是「落在自己預設的想法和框架中」,最終還是不能令他們看到全面的「真相」。[16]

每一個人堅持的「真相」,其實都受到個人的經驗、預設立場及資訊源頭等影響。無人可以掌握整全的「真相」,各人只是忠於自己,選擇出自己認為正確,又或是自己喜愛的立場。這並不是說由於「真相」難尋,從此之後,大家對任何事情都不能發表意見,甚至不再採取行動。

「真相」難尋提醒著我們,在發言或行動之前,要小心謹慎,認真審視資訊的來源及內容,面對不同意見的人,更要學習先聆聽及了解對方為何持有與自己不同的見解,而不是一開始便判斷對方無理,自己才是看通及了解「真相」的一個。能夠彼此尊重,互相有良好的溝通,其實對雙方都有好處,大家重新審視各自收到的「片面」,從而再檢視自己所建構的「真相」。這並不是一場你贏我輸的搏擊,又或是一個急於說服對方的辯論比賽。到了最後,大家極有可能還是堅持原先的想法,但這並不代表討論對雙方沒有益處。只要每一次的對話,大家都可以在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不口出惡言、不羞辱對方、不人身攻擊、不無故論斷,除了讓我們更了解自己及其他人背後為何有如此想法外,難道這不是一次可以更了解自己的靈命及與神關係的機會嗎?

與自己「同聲同氣」的人對話,我們基本上可以愈談愈「興高采烈」,但我們能否接納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聽到相反的意見時,我們是否很易動怒?我們能否勒住自己的舌頭?當事與願違,我們是否還能信任神呢?

在「真相」中迷失的時候,願我們與真實的神相遇,學會謙卑地與神同行,以憐憫的心行出公義。


[1]「發怒」《呂振中譯本》比《新譯本》的「生氣」更貼近原文,除了這一節,本文其他聖經引文均出自《新譯本》。

[2] 神發怒的原因有很多,詳見Transcribed by D. E. Gillaspie, Anger, A Biblical Perspective (Bloomington: WestBow Press, 2011), 203–210。

[3] George L. Klein, Zechariah,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vol. 21B (Nashville: B&H Publishing Group, 2008), 292; Carol J. Dempsey, OP., Amos, Hosea, Micah, Nahum, Zephaniah, Habakkuk, New Collegeville Bible Commentary: Old Testament, vol. 15 (Collegeville: Liturgical Press, 2013), 61.

[4] John E.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Grand Rapids: Wm B. Eerdmans, 1988), 85.

[5] 撕裂外袍、揚灰落在頭上均是表達哀傷的行為。坐在地上表達自己謙卑及哀痛。七天七夜為哀傷的完整期,這可以是實際的時間,又或只具象徵意義,只是多於一天少於一個月的時間(創五十10)。Robert L. Alden, Job, The New American Commentary, vol. 11 (Nashville: Broadman & Holman, 1993), 70; Norman C. Habel, The Book of Job, The Old Testament librar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1985), 98.

[6] 參Hartley, The Book of Job, 101.

[7] Hartley, The Book of Job, 155.

[8] 不計約伯自己,約伯記的作者一開始便介紹約伯為完全人(伯一1)、神兩次稱讚他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罪惡」(伯一8、二3)。

[9] Alden, Job, 413.

[10] 詳見:Habel, The Book of Job, 582–583.

[11] 歐陽家和:〈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新聞為何會變得不可信?從遊行人數的報道說起〉,明光社網站,2019年7月4日(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4日)。

[12] 歐陽家和:〈社運新聞分析系列:不可作假見證誤導人〉,明光社網站,2019年7月4日(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4日)。

[13] 同上。

[14] 歐陽家和:〈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有片有圖但沒有真相〉,明光社網站,2019年6月27日(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4日)。

[15] 歐陽家和:〈社運新聞分析系列:直播有病〉,明光社網站,2019年7月18日(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7月24日)。

[16] 同上。

社運新聞分析系列:有片有圖但沒有真相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6/2019

6月26日晚上,一群青年在中環愛丁堡廣場的集會後,到了警察總部示威,當中有一段小插曲指,有警察混入人群中拍照又衝鐵馬,之後被人識穿落荒而逃走回警署。重看香港電台視像新聞,[1] 警方卻提出另一個版本,聲稱警員當天正準備回警察總部返夜更,但遇上非常不禮貌的遊行人士向他攻擊,這警員幾經辛苦才能狼狽地進入總部上班。

究竟哪一個版本才是真相?該名警員疑似返工的片段同樣被各傳媒拍下,理論上大家看片就可以評事理,可是單單看片,我們有很多東西都不能判斷,例如:該人士是否警察?他有沒有企圖扮示威者?這位警員真的準備到警察總部上班嗎?很多問題,其實在這條片中沒有回答過,也不能回答得到。

傳媒的傳統做法是,按圖描述,即是見到一名灰色衣服男子拿著甚麼在做甚麼甚麼,之後只要有人解讀,就按照誰人的身份表達,例如議員的版本是甚麼,警方的版本是甚麼,巿民現場看到的版本是甚麼等等,理論上,新聞照做,之後讓讀者自己思考哪個消息比較合理。比較有立場的新聞,可能就要在表達的比例上有分別,例如如果警方的版本比較可信,他們會報道得比較詳盡,其他版本則略談,至少有平衡報道。

不過,現在有些傳媒的做法卻是,只報道官方的說法,其他的說法完全不提,在未有官方說法時,則選擇用抗爭者是暴徒的角度去報道。這種做法明顯是以偏概全,將他們自己想放大的新聞全力放大,當新聞只報官方的事實解讀時,媒體就成為了官媒,如果只報道抗爭者的行動,也會成為一份抗爭者的報章,大家都只看到自己認同的部份,這就是社會為甚麼會產生很多非理性想法的原因了。

另外,更多人沒有留意的,是其實不少網絡直播也有這件事的前傳,即新聞報道所播放的內容之前所發生的事情。綜合不少現場人士的消息,該名人士似乎有在現場觀察,甚至拍攝,而為了在人群中不顯得太突兀,所以似乎也有附和遊行人士做的一些行為,不過當他企圖破壞示威者設置的鐵馬和物件時,就被人發現了,之後的事就和電視上看到的相似。

理論上,如能平心靜氣,理性分析一下,真相應該不難還原的,但似乎我們的媒體歸邊太快,也沒有企圖將之還原,總言之聽到官方說甚麼便鸚鵡學舌的抄一遍,對於示威者的說法也不交代不補充。當群眾見到這種完全將對方版本照單全收的做法時,難怪激起人的憤怒,於是就更狠的去罵對方是黑警,又指責對方返工沒有帶委任證等等。支持警方的一方又會說對方是失控青年,沒有看到事實等等。在現場的看著事情發生,又相信事情是他們那個版本的那些青年,看到別人的指責時,情緒又只會更波動,雙方不斷在互動。

可見,當傳媒只將片面的聲音展示時,即使本來能好好還原真相的一件事,最後也會成為社會紛爭不斷的原爆點。那些決定只作單向報道的傳媒,其實責無旁貸。如果說政府是撕裂社會的元兇,那麼這類傳媒可以說是間接的幫兇,因為他們沒有盡到作為監察者的責任,令人失望。而不願花時間查考真相的群眾,便會成為自願上釣的魚。

 

[1] 香港電台視像新聞 RTHK VNEWS:〈男子被追趕入警總 警方否認警員扮示威者〉,facebook,2019年6月27日,網站:https://www.facebook.com/RTHKVNEWS/videos/708981682872833/UzpfSTgzMTkyNDcxNzoxMDE1NzAzNDQyMDYwNDcxOA/(最後參閱日期:2019年6月27日)。

知己才能遇上知己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0/05/2019

人貴自知,人很多問題的根源是由於對自己以及人的本性的不了解、不接納、及不願意面對,結果不單被人欺騙,也被自己欺騙。

喜歡自拍本來沒有問題,但當自拍成為一種不能自控的行為,除了失足墮斃外,也可能是失去自信和自我的開始,特別是當我們由自戀慢慢變為自欺,不斷透過手機應用程式為自己整容,我們已無法接納真正的自己。人工智能換臉(Deepfake)技術只能欺騙他人,但我們最大的問題是不斷欺騙自己。

缺乏自知,我們便容易被別人的謊言欺騙,相信別人口中不真實的自己。缺乏對人性的了解,我們便不懂保護自己,忘了「防人之心不可無」、「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的處世之道,成為搭訕藝術家(PUA)的祭品或夾公仔遊戲的羊牯、賭徒。

正如戀愛是雙向的,要追求經得起考驗的關係,愛一個愛錫自己的人,便要先學會面對真正的自己,以及了解真正的對方。人生所有重要的事都要經過學習才能獲得,既然戀愛、以至婚姻及生兒育女都是人生重要的決定,為甚麼不先好好學習?惟有真正「知己」,才有機會遇上一個真正的「知己」,花多些時間學習怎樣戀愛絕對划算。

最後,了解自己不單對個人重要,對群體亦同樣重要。近年涉及不同群體的負面新聞愈來愈多,也隨著社會的風氣的改變,我們已活在無法獨善其身的年代,學習如何面對突發事件和負面新聞十分重要,也是機構、教會和學校負責人應有的常識,沒有常識的人,往往會犯上一些致命的錯誤,我們縱使未能做憂國憂民的知識份子,也要做個能保護機構、保護同袍的常識份子。

Selfie惹的禍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性教育)
20/05/2019

智能手機前置鏡頭的出現,改變了我們拍照的模式,我們不只可以拍下眼前的事物,還可以輕鬆地一面看著自己的樣子,一面拍攝自己的模樣,並且將照片放上社交媒體與朋友分享。Selfie(自拍)已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Selfie一詞更在2013年,當選為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1]

Selfie成例行公事
Google在
2014年指出android系統的用戶每天拍攝的selfie照高達9,300萬張,[2] 而這數字還未計算其他作業系統的用戶,可見selfie已成為不少人的習慣。外國有機構在2014年作出調查,發現年齡介乎18至33歲的人士曾在社交媒體分享selfie照的比率為55%,遠比其他年齡層高。[3] 另外,亦有研究發現女性往往比男性用更多時間管理自己社交媒體上的資料,[4] 我們也不難察覺身邊不少年輕女性都喜歡在網絡上分享selfie照。

P圖過度變易容
為迎合selfie愛好者的需要,市面上出現了不同的輔助產品,如「自拍神棍」、手機的各種濾鏡、簡單易用的修圖程式、甚至有品牌推出專為selfie而設的手機。Selfie照只是一張相片,但一旦分享到社交媒體,它就是構成個人網絡身份的一部份。為了向他人展現自己最美好的一面並換取更多人的讚賞(like)及關注(follow),不少人會在相片或影片中加入各種濾鏡,常見的有美肌、大眼、瘦面等功能,為素顏(沒有化妝)的用家自動上妝,將眉毛、眼影、眼線、胭脂、唇膏等一次過加到臉上。有的濾鏡可以為用家加上可愛的動物鼻子和耳朵,又或改變相片的色調來營造不同效果。用家更可用修圖程式來「執相」(又稱為「P圖」),除去臉上的「瑕疵」,打造完美的形象。

黃子華曾在棟篤笑演出中打趣地說:「化妝就係你落咗妝,我仲認得你……你落咗妝,我唔認得你,嗰啲叫做喬裝。」化妝如是,修圖也如是。不少人過度修圖,結果相片與真人有太大落差,網民會用「照騙」揶揄這種行為。中國內地就有一位網紅在進行直播期間不小心關掉美肌功能,令她原形畢露,美女瞬間變大媽,讓網民幻想破滅。[5] 曾經流行一時的網絡潮語「有圖有真相」,現在已經不再管用。

一張悉心修改過的selfie照,可以換來許多的讚賞及關注,但當一個個所謂「瑕疵」的個人特徵被修改和剔除後,剩下來的只是一個不真實存在的幻象,那個幻象到底還能算是自己嗎?儘管在網絡上得到再多的稱讚,但其實都與本人毫無關係。關掉電腦,放下手機,我們還是要用本來的樣子生活。

令人惶恐的selfie照
由加拿大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學者領導的研究團隊,研究分享selfie照到社交媒體對年輕女性的影響,研究人員邀請了110位女大學生參與,結果發現在社交媒體分享selfie照會令她們更焦慮、減少自信,更會令她們自覺外表不吸引,就算容許她們修圖,結果還是差不多。研究人員指出,拍攝及分享selfie照對年輕女性構成不良的心理影響,並認為過度頻繁分享selfie照,應被視為有礙心理健康的危險網絡行為,一旦觸發個人對體重及身形不滿,情況就會更危險,因為這有可能會發展成飲食失調,也跟自我形象低落及抑鬱有所關聯。[6]

美國臉部整形及重建外科學會(The American Academy of Facial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公佈2018年的年度調查時指出,鼓勵病人去整容其中一個最大的原因是,他們希望令自己selfie時更好看。[7] 其實每一次修圖,就是對自己身體的一次拒絕,告訴自己本來的特徵是「瑕疵」,需要修正。修圖後的那個幻象並不存在,但它可能比真實的自己更受歡迎,容易獲得更多讚賞和肯定,這無疑令自己對身體產生更大的厭惡感。

台灣藝人楊丞琳右邊臉頰有顆黑痣,剛出道時這顆痣被視為是她的「瑕疵」,令她屢屢在試鏡中落選,但在她的努力下,如今這顆痣反而成為她的獨特商標,更添個性。[8] 我們每個人身上都各具特質,或許有人會認為我們身上的一些獨特標記是「瑕疵」,但其實這些標記也是構成我們的一部份。我們毋須拒絕自己,或將自己的一部份割離,相反,應接受自己的特徵,嘗試擁抱這些「瑕疵」,與「瑕疵」共存。只有在我們願意接納自己的每一部份時,才能顯出自己的獨特之處,自信地過每一天。

 

(本文原載於第126期〔2019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Ben Brumfield, “ Selfie named word of the year for 2013,” CNN, last modified November 20, 2013, https://edition.cnn.com/2013/11/19/living/selfie-word-of-the-year/index.html;〈selfie當選牛津詞典2013年度風雲詞匯〉,BBC News 中文,2013年11月19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uk/2013/11/131119_oxford_dictionary_selfie(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19日)。

[2] Don Reisinger, “Android by the numbers: 1B monthly active users,” CNET, last modified June 25, 2014, https://www.cnet.com/tech/mobile/android-by-the-numbers-1-billion-monthly-active-users/.

[3] Paul Taylor, “More than half of Millennials have shared a ‘selfie’,” Pew Research Centre, last modified March 4, 2014,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03/04/more-than-half-of-millennials-have-shared-a-selfie/.

[4] Michael A. Stefanone et al.,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and Social-Networking-Site Behavior,”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4, no. 1–2, (February 2011): 41–49,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0.0049.

[5] 向樂高:〈【照騙】直播時不小心關掉美肌功能 網紅美女一秒變大媽瘋傳〉,《香港01》,2018年6月10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83238/照騙-直播時不小心關掉美肌功能-網紅美女一秒變大媽瘋傳(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19日)。

[6] Jennifer S. Mills et al., “‘Selfie’ harm: Effects on mood and body image in young women,” Body Image 27 (December 2018): 86–92, https://doi.org/10.1016/j.bodyim.2018.08.007.

[7] “AAFPRS 2018 Annual Survey Reveals Key Trends In Facial Plastic Surgery,” Cision PR Newswire, last modified January 23, 2019,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aafprs-2018-annual-survey-reveals-key-trends-in-facial-plastic-surgery-300782534.html.

[8] 王雅惠:〈扮記者被罵「都沒提李榮浩」 楊丞琳:下標的最恐怖!〉,TVBS新聞網,2018年8月14日,網站:https://news.tvbs.com.tw/inter-news/973189(最後參閱日期:2023年10月19日)。

真相往往不能靠表面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1/01/2019

不要輕易相信眼前見到的事,特別在這「互聯網過敏症」大行其道的世代。正所謂知人口面不知心,何況可能是經過美圖秀秀、甚或是移花接木造成的人面。

網上交友不一定有問題,但和與任何陌生人交往一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而有關金錢和性的要求,莫說陌生人,就算提出的是朋友亦不能輕易答應,因為你/妳根本沒有把握了解他/她的真心,路遙才能知馬力,日久才有機會見人心,愈是重要的事愈需要耐性。

網上欺凌和網上情緣一樣,不要太快下判斷是十分重要的,互聯網的極速傳遞訊息和可以匿名是一個很大的引誘,令人以為毋須負責任和可以炫耀自己的觸角敏銳或辭鋒尖銳。但誰是真正的欺凌者、誰是受害人,靠表面的觀察往往會誤將馮京作馬涼。

民意有時原來也是像霧又像花,當某些政黨和團體受傳媒寵愛,讓它們的意見不斷受吹捧,卻原來不一定是真相,台灣去年底有關同性婚姻的公投,讓大家都上了寶貴的一課,大多數人的心聲往往竟無法傳開!

回到教會群體,作為強調愛心,重視公義的一群,我們在實踐信仰的時候究竟有沒有按真理辦事;我們重視的價值究竟有沒有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來;我們對待我們的同工究竟有沒有盡力做得更好?今期《燭光》想和大家探討的正是在待人接物上如何求真,而求真是要付代價的,真理不是用來對付別人,而是用來改變自己的。

自拍、直播者的自我形象與感覺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3/07/2018

大家是否喜歡自拍呢?在自拍及分享的過程中,你的感覺如何呢?當中的開心和滿足是來自覺得自己將相片拍得很好?還是來自別人按讚或文字回應?這些網絡互動又能否滿足人與人之間溝通的需要呢?

英語selfie(自拍)一詞早在2002年已在網絡出現,在2012年其「人氣」愈見高企,[1] 在2013年更成為了牛津詞典的年度詞語(Word of the Year 2013)。[2] 因著社交媒體的興起,selfie被媒體、普羅大眾廣泛使用。

就算閣下不是自拍愛好者,相信身邊總有一、兩位常常在不同的環境都喜歡自拍一番的親人、朋友吧。他們總是會偶爾拿出手機,甚至「自拍神棍」進行自拍,之後就會以「P圖」(用修圖程式)為相中人美肌、美顏,再放上社交媒體分享,盼望得到友好的回應及稱讚。

男男女女都有自戀的一面

Selfie一族似乎以女性居多,有調查數據顯示,女性在各種社交媒體上發佈自拍照的平均頻率差不多是男性的兩倍,這是否表示自拍、發佈的頻率愈高就是更加自戀呢?根據美國一份在2015年於學術期刊出版、有關兩性自戀情況的研究顯示,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自戀,[3] 男性的自戀主要體現在壓榨他人和對權力渴求的行為上,而在虛榮心、自我炫耀方面,兩性之間沒有甚麼明顯的差異。[4] 而女性之所以更喜愛拍照分享,是因為它能「強化外貌吸引力」這種對女性重要的特質。

以往,我們的照片,多是由攝影師或別人拍攝,無論是角度還是效果,都不是自己所能控制。但現在,通過手機自拍、高質素的前置鏡頭及修圖應用程式等硬件和軟件,人們可以在社交媒體分享自己認為最美的一面,自由掌控自己的形象,有人稱之為「印象管理」。[5] 如上文提到,男、女為求提升自己的外貌與吸引力,他們可以用美圖工具甚至改圖工具,令自己看起來更美,因為當中的美肌、縮小、放大等功能,令人的皮膚、身形、面貌等都可以虛擬地「改善」了許多,[6] 筆者會稱之為「虛擬整容」。

是印象管理還是喬裝騙局?

當然每個人都有自由於網上分享自己的相片,可以是感性的、性感的、神秘的、美豔的、冷酷的……更重要是透過分享照片,得到別人認同的感覺,希望別人按自己的期望來認識自己、回應自己、也有不少人會在當中建立形象。眼見眾多友人的社交媒體相片都充滿「仙氣」,欲在芸芸眾生中被人關注、讚賞,有些人自覺外表比其他人優勝,所以發放出來的相片必然要有一定水平,起碼也不能比別人的差,更不能將自己醜化,為了「生存」,不少人會P圖修改自己的相片。

這種「理想形象」在面對面見到當事人之前,或許還可以令人充滿幻想及期盼;但當你真的看到了當事人,無論是外表、談吐、性格等等,這一切都呈現在人前時,以往的幻想也可能隨之破滅。所以這種「喬裝」也只限於網絡當中出現。

互動中的寂寞

網上直播也是現今社會流行的現象,除了部份人想以此來建立知名度、賺取金錢,實在亦有不少人是沒有太多計劃,喜歡用直播分享自己即時的心情、所處的地方及場景,以及自己的想法及一舉一動。電影《圓美圈套》(The Circle)中社交媒體公司Circle有句口號是:“Sharing is caring”(分享就是關心)。直播能令觀看者有一種參與其中的感覺,直播者亦可以一邊分享,一邊看到別人的回應,這種虛擬交流亦是一種互動,觀看者的反應,也可能會影響著直播者的行動。

社會學家Robert S. Weiss於“The Fund of Sociability”一文指出:「與他人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如失去它們會令人感到痛苦。」[7] 當我們於網絡互動中體驗過互相關心、讚賞、分享心事……我們大多都不想失去當中的親密感或信任,雖然我們在理智上知道網絡的關係是虛擬的,並不穩固。而我們想抓緊虛擬關係的背後原因,可能是源於我們在真實生活中感到寂寞:缺乏分享的對象,生活中缺少被關心的感覺。

當一些家長批評子女經常留連在網絡世界中,寧願與陌生人溝通也不願與家人傾談的時候,不知道這些家長有沒有真誠地關心子女,耐心聆聽、接納他們的想法,用愛去擁抱他們呢?

明光社
明光社

 

(本文原載於第121期〔2018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Selfie’ Named Word of the Year,” VOA News, last modified November 19, 2013,

https://www.voanews.com/a/selfie-named-word-of-the-year/1793416.html.

[2] “Selfie named word of the year for 2013,” CNN, last modified November 20, 2013, https://edition.cnn.com/2013/11/19/living/selfie-word-of-the-year/index.html.

[3] Emily Grijalva et al., “Gender differences in narcissism: A meta-analytic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1, no.2 (March 2015): 261–310, https://doi.org/10.1037/a0038231.

[4] 同上。

[5] Placing Individuals & Brands in the Digital World , “I Made Me: A Look At Online Impression Management” Medium, last modified January 20, 2021, https://dyi9.medium.com/i-made-me-a-look-at-online-impression-management-f1dbfb4c2ad5.

[6] 何樂高:〈【超多圖】P圖前後的絕望真相 網民:超越喬裝,完全是詐騙〉,《香港01》,2017年6月24日,網站:https://www.hk01.com/熱爆話題/100009/超多圖- p圖前後的絕望真相-網民-超越喬裝-完全是詐騙(最後參閱日期:2024年2月9日)。

[7] Robert S. Weiss, “The fund of sociability: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people are essential and their loss can be traumatic,” Trans-action 6 (July 1969): 36–43, https://doi.org/10.1007/BF02819883.

 

當「有理」都真會「說不清」時……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義務研究主任
13/11/2017

近年香港社會,最多人慨嘆的,相信都跳不出【社會撕裂】了。事實上,現在大家不論在社交場合、教會,甚至家中,講說話都會有點小心,有時甚至要「先問立場,再作討論」,免得高談闊論時誤踏對方立場的「雷區」,傷了感情,不歡而散。

很多人都會將今日社會撕裂歸因於「雨傘運動」,但筆者卻認為,肢體之間有不和、衝突,根本就是在正常群體中必然會發生的情況;「雨傘運動」只不過可能是打開了一個人人都知道的「潘朵拉盒子」而已。重要的是,當衝突發生了,如何善後處理?中國人的傳統是「家醜不出外傳」,華人教會或許也因強調教會是屬靈之家的緣故,一直以來也有這種處理衝突的傳統。然而,當爭議涉及金錢,名譽、人事,又或其他具影響力的東西時,如處理不當,往往變成了對簿公堂的訴訟案件,對雙方也不見得可帶來好的結果。在【家和萬事興】和【我們法庭見】之間,調解是可行的第三條路嗎?

事實上,除了我們熟悉的家事調解服務外,教會肢體、長執同工,甚至是教會與教會或其他機構之間,也有可能因故發生爭議衝突,有機會出現需要調解的情況。在今天撕裂的社會中,讓我們努力將「道不同」變成「相為謀」!

電影小組: 七月電影分享回顧

《未竟之路》 (Road not Taken)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4/09/2017

是次電影小組播放了紀錄片《未竟之路》,更邀請到導演林子穎小姐(Nora)及黃頌朗先生(Samuel) 到來與我們分享。電影記錄了2014年大專罷課、926衝公民廣場、928的催淚彈發射,亦追訪了兩名港大學生馮敬恩(Billy)和許彤(Popsy)在佔領時,及雨傘運動過後,兩人漸回歸日常的變化、他們的心情及對未來的看法。

主持人黃肇峰先生先提到了紀錄片的特色:著重導演對那真實事件抱有的看法及情感,沒有純粹客觀又完全真實的紀錄片。肇峰亦引用電影學者Bill Nichols所說:「劇情片與紀錄片比較顯著的差別在於影像的來源,紀錄片是『社會的再現』──把我們所居住與共享的世界具體地再現,如許多社會現實的事情經導演的安排下還原;而劇情片則是『願望的實現』,表現一般人的願望、夢想或恐懼,想像變成看得見、聽得到的影像。」

兩位導演是港大修讀比較文學的學生,他們坦言對電影的了解大多是在分析方面,未有受過正式的拍攝訓練。幸而他們在拍攝紀錄片前,曾到愛爾蘭修讀了一個有關拍攝紀錄片的夏季課程,而這片的原意不單是為了交功課,兩位亦受到遮打道預演佔領中環的同學的分享所感動,當時希望可以透過拍攝,為即將舉行的罷課行動做些事情,拍多一些資訊作為記錄。兩人及校園電視台的十多位伙伴們,到了不同的佔領地區拍攝片段,並放在電影的開首部份,讓大家感受、回憶到當時的震撼。

問到直接電影(Direct Cinema)的拍攝手法應該不參與運動當中的任何行動,只在旁作記錄,他們兩人是否也一樣?Nora 認為自己不忍心只站在旁「剝花生」般拍攝,不想見同學在行動中被捕,所以會邊拍攝邊「睇水」,見到有警察來就會提醒大家。而她亦說這不全然是直接電影,因為直接電影不會做訪問,但他們卻有訪問兩位主角,而問題的方向也是導演倆的想法,而受訪者可能也有相近的背景及感受,因而順著回答。

對於怎樣看學生當時的「勇武」與事後的「退縮」,Nora覺得人性就是這樣:「當見到同伴被捉,情緒會被牽動,因而『勇武』;正如現在過了好些日子,人會後悔、會怕、會不知自己未來如果入獄會變得如何而『退縮』,兩者都很正常。」

結局中,看見兩位主角改變了看法,是代表對未來感到灰心嗎?Samuel 說難以作結論,因為在處理電影結尾時,事件仍在發展,一些在片中預言的事又發生了……人們的想法不斷在改變,又沒有甚麼具體行動,沒有完美的結局,所以他也只好在片尾配上名為《樂土》的歌,表達對香港的未來寄予希望。

 

 

真相還未死

16/06/2017
真相它還未死

有相,有真相……不,有片才有真相。我注視樹葉晃動,就知道真相是風,但近來聽說,真相死了。

很多人不敢再說真相是xx,因為把自己的看法說成真相,就是指責其他看法的人錯了,太冒犯、太自以為是。有人認為所有事都是觀點與角度,自己有何感覺,就是唯一的真相──只對自己有意義的真相。

那麼索性說,這個世界沒有真相,一切都是相對的。但是你真的相信「每個人的想法都是真相」嗎?若我的想法是「我不認為『每個人的想法都是真相』」,按此原則,我的這個想法應算是真相,卻又不是真相,自相矛盾。絕對的相對主義(一切都是相對的),到底是絕對,還是相對呢?

我認為,真相它未死,而是我不能掌握真相的全部。從左邊看到圓形的人,掌握了真相圓形的一部份,其他人卻掌握了真相方形的另一部份。我不容易為真相下個準確判斷,但真相是可被接近的,能夠解釋圓和方形的人,比起只能描述一種狀態的人更接近真相

我們需要更多角度和渠道,來幫助判斷事物的真像。下一次,除了晃動的樹葉,還見到飄散的長髮、不知甚麼掃過手臂的毛髮,查找風速計讀數、尋找天文台報道,我們就更能接近真相,它是風。

 

沒有真相,只有後真相?

所謂後真相,其實不是這麼恐怖的一件事。

讀通識教育,老師常常提醒大家,真相不會只得一個,而事實只是反映真相的其中一面。所謂的多角度思維,要從不同持分者的角度去討論議題,目的不是要將一件事複雜化;相反是將一件事可能出現的不同「面」恰如其分地展現出來,好使我們在思考時更容易把盲點移除。

在以前的世界,我們習慣相信權威和真理,面對真相不明的時候,只要我們大約知道哪個說法、論述的消息來源,大約也就了解論述的流向,例如政府消息來源,就看到政府基本的取態;壓力團體的消息,也就知道他們的側重關注。真相其實沒有特別不好,只是要再一次強調,不要相信單一消息來源。

以前,我們很希望有人會幫我們做整合的工作,我們期望社會討論甚麼議題時都有懶人包,將意見整合,但誰都知道整合這功夫本身就帶有某程度的主觀。在後真相年代,我們要辨識到我們可以見到更多不同的客觀事實、事件和說法。之後一步步透過理性思考,整合自己的想法。

任何人寫任何觀點,也是一家之言,可能都帶著情感與個人信念。未來的世界,需要更多懂得判斷不同一家之言的人,而通識就是幫助你更能理解世界的科目。

通識小秘訣

考試時,有時我們會面對很多不同的「資料」,除了資料本身的內容外,有時資料的來源,時間等等背景資料,也提供一些線索,讓你可以退後一步,問一些前設的問題,例如望著一份問卷,你可以討論的,除了該問卷的問題外,更加可以討論為甚麼那個時候,那個機構會出那份問卷。這樣,答卷就更顯你的分析力。

 

更多相關文章,請閱《燭光網絡》第113期

 

放下雨傘 任暴雨下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通識教育及流行文化)
27/01/2016
2014年的雨傘運動雖然因為清場而暫時停下,但所有人突然驚覺社會已經改變。在這些改變中,有人選擇向前走,有人停留在迷茫之中,有人卻執意要將時間回復到2014年9月28日之前。

雨傘落下 各覓去路

不少青年人選擇向前走,他們相信以行動,甚至參與政治,改變政策制定。在區議會選舉中出現不少「傘兵」,起初不被看好,最後卻在部分選區勝出,更有一些打敗在當區紮根的雙料議員。學民思潮的黃之鋒更申請司法覆核,要將參選立法會的合法年齡降低至十八歲。他們相信政治需要抗爭,抗爭帶來改變。

又有一群人,在激情過後出現「後遺症」,自此身份非常模糊。在正確和錯誤之間,在成功和失敗之間,不斷問意義、問價值。在雨傘運動一周年前後,有人坦言有些話不敢說;有些話說不得;又有些話很想說,但不知怎說。然後,他們活在自我感覺良好的困局中,又甚至不太懂得活了。這一年,這一群人在討論要移民台灣;那一群人選擇埋首工作,放棄對話;另有一群人選擇懷舊,說要回到回歸前那段最動人時光。

同時,有些堅持雨傘運動是錯的人,將社會所有問題歸咎於雨傘運動:零售業低迷、樓巿下降,甚至海洋公園入場人數都與雨傘運動連上關係。有報章甚至將所有與雨傘運動影響有關的新聞,冠以「又關佔中事」的小題,引人注意。這些人口口聲聲說聆聽青年人的聲音,但實際上卻「恐青」得很。有分析認為這群「大人」既害怕改朝換代,影響所有既得利益的資源分配;又礙於自己是「大人」,在態度上看起來要有量度,避免陷入「大蝦細」的局面,一切變得如此糾結。

覺醒後 不應再走回頭路

在糾結的當下,我們也不知道該怎樣走。但既然活在大覺醒的時代,自應醒覺到自己不能再像以往般過活。是時候放下雨傘,任暴雨下。

「在我虛空的日子裡,我見過這兩件事:有義人行義反而滅亡,有惡人行惡倒享長壽。

不要過分公義,也不要太過有智慧,何必自取滅亡呢?

不要過分作惡,也不要作愚昧人,何必時候未到就死?

持守這個是好的,那個也不要放鬆,因為敬畏 神的人,都必避免這兩個極端。」

(傳七15-18,《新譯本》)

 

傳媒照妖鏡

黃仲賢 | 明光社項目主任 (傳媒監察及行動)
15/07/2015

若果大家曾試過替一些正在說話的人拍照,也知道很多時不能只拍一張便能有滿意的效果,因為人的表情豐富,稍一不慎便會拍到講者閉起眼或者「嘟咀」、「藐咀」的效果,通常我們也會刪除這些圖片以示尊重,亦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但對現時傳媒來說,這會是另一回事,甚至有時他們會特意拍下這些表情。

相信現時攝影行家的攝影技術不容置疑,難道他們真的不懂得以上道理,把受訪者樣子拍得讓人討厭?然而事實卻是因為這些特別表情的照片,就能夠表達該傳媒想表達的意思及立場。

現時的媒體出現了一個有趣現象,雖然很多傳媒也是在同一時間採訪,但當報道刊登時,卻發現被訪者的樣貌在不同傳媒可以十分不同。有人說相由心生,或者這是被拍者本身的問題。但在現時傳媒立場清晰的局面,為何往往只有這一間傳媒才會出現這類「照妖鏡」式的照片──即受訪者只是帶著奇怪的表情?目的其實不言而喻。

在「有圖有真相」的世代,讀者或許不容易從相片找到事實的真相,但或許能夠從這類照片中找到另一個真相-該傳媒不喜歡、甚至討厭這位受訪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