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學術關懷與傲慢——從辨識到回應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9/2026

數月前,筆者與一位友人談及某教授退休的原因。筆者轉述教授親口所說的理由,友人卻只說「要看處境」,並認為教授不過是到了退休年齡。筆者指出教授早已達退休年齡,而且相關理由也是教授本人所述,友人仍堅持己見。筆者因此感到疑惑:若友人另有「內幕」,為何教授本人又有另一套說法?更耐人尋味的是,整個討論中,筆者不斷提出問題,友人卻既沒有追問筆者所提供的理由,也沒有針對佐證作出反駁,只是一再重申自己的結論。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讓筆者開始思考:甚麼是傲慢?也許,傲慢未必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只在乎重申結論,卻不在乎是否需要說服人,也不在乎是否可能被說服的狀態——討論對這樣的人而言,重點從來不是逼近真相,而是確認自己原本就是對的。

傲慢不只見於日常,也存在於學術論述。網紅Sigma_hk回應好青年荼毒室白水「將男性困境歸咎於父權」的言論後,製作了女權主義系列影片,並自費出版「解毒」書籍。其中一段影片批評一位港大性別研究教授的社交媒體發言。Sigma認為:教授聲稱反對身份偏見、追求包容,實際發言卻預先按男性身份推測其思想,並對男性在課堂中的缺席採取與女性缺席不同的標準。[1]

Sigma指出身份政治容易出現的盲點:把受壓處境化為認知特權,一面反對身份偏見,一面又按身份審判異見者。當理論自認比當事人更了解其處境,關懷便由同行變成代言,甚至管治。他認為,有毒女權主義的傲慢,更在於理論的自我封閉:接受理論的人,成為理論正確的證明;拒絕理論的人,則被解釋為「受特權蒙蔽」——不論哪一種反應,理論本身都不會被推翻,這正是自我封閉最典型的特徵。[2]

當然,Sigma所討論的有毒的女權主義,只是學術傲慢在近期公共討論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筆者並無意在女權主義上有更多的著墨。

不過,近來不少人在討論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這與學術傲慢的話題大有關聯。一般來說,達克效應,通常講述一些能力較低的人,往往充滿著不知道從哪裡而來的自信,即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大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真正能力高的人,反而對自己不太有自信。[3] 當然,達克效應也不能只得出這兩個結論,經過時間的演變,有人將它的理論改編為四個階段:

  1. 愚昧之峰(Peak of “Mount Stupid”)——剛接觸一點知識,便自信爆棚
  2. 絕望之谷(Valley of Despair)——遇到挑戰時,發現認知有限,信心下降
  3. 開悟之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透過持續學習,信心與能力逐步回升
  4. 穩定之台(Plateau of Sustainability)——有成熟的能力與相應的謙虛和自信

這四個階段未必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如果一個人願意放下最初的自信,學會如蘇格拉底所言,承認自己的無知,並持續走下去,或許終有一日能走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筆者自己也還在途中。

回到網絡日常所見:不少言論的作者,對某個領域其實所知有限,卻習慣以近乎專家的姿態去評斷該領域的對錯。這類批評與善意的提醒最大的分別,往往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語氣裡帶著的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非真正想釐清問題、促進理解的意圖。那麼真正的學術關懷,到底應該是甚麼模樣?面對這類傲慢的言論,我們又該如何回應,才不會讓自己也不知不覺落入同一種姿態?

真正的學術關懷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始於一個人對一個研究範疇的感動,想要了解更多。

        這種感動之所以珍貴,正正在於它尚未預設答案。學者Simone Weil在論及學習時提出,真正的專注(attention)是一種罕有的慷慨——它要求人暫時懸置自我,把注意力完全交付於對象,而非急於用對象去印證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關懷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對象比自己的理論更大、更複雜,隨時可以推翻自己原先的預設。[4]

        這可借用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與「我—它」來理解。[5] 當學者把研究對象(可能是文本、現象,還是活生生受苦的人)純粹當作驗證理論的材料,對象便淪為「它」;真正的關懷,則容許對象的複雜性挑戰自身的預設。正如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西方論述往往以自身框架界定東方,壓過東方人的自我表述;教會內若僅憑福音派、靈恩派或基要派背景,便斷定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亦有類似盲點。這樣,人的主體性就被抽空,作為物件被歸納至一套系統之內。

        真正的學術關懷,說到底,其實就是回到簡單的邏輯,就是「愛」本身,因為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對話。對話:不是罵走相反意見的人,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與代言,而是承認對方(不論是研究對象,抑或被理論所描述的人)擁有詮釋自身處境與經驗的能力,甚至比研究者更要了解真相。學者應對活生生的人表現出關懷,而不是找對象證明自己的論點,否則關懷就異化成了傲慢。

面對傲慢的言論如何自處?

     如今網絡不少以為自己洞悉了真理的言論,他們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要在爭論中取得「勝利」。筆者發現在這個情況下,最大的誘惑往往不是沉默,而是「以牙還牙」,用同樣斬釘截鐵的語氣,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回應。但往往這種方式,只會掀起不必要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可能被說服。而傲慢的人多半因為缺乏安全感,企圖透過「爭贏」或「貶低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和掌控感,此時,「爭論」對於真相並無幫助。

        真正有效的回應是,與其急於說服對方,不如先問問題。真誠的提問,本身就是一種尊重:它預設了對方的想法值得被理解,也預設了自己有可能因為對方的答案而改變想法。這正是Simone Weil所言的專注。如果真的要戰,也不要為「主講人」而戰,要為「旁觀者」而戰,既然主講人無法被說服,那麼就寫給觀看這場對話的其他理性旁觀者看,如此,你的溫和與對方的暴躁會高下立見。

學術傲慢若與制度權力相連,便不能只靠對話技巧應付。當身份偏見使發言者的可信度被不合理地貶低,便涉及Miranda Fricker所說的「證言不正義」:一個人的論點被輕視,不是因為內容站不住腳,而是因為說話者在權力結構裡的位置——學生、junior學者、非本行研究者。[6] 因此,判斷理論是在回應現實還是鞏固權力,可看它是否容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提出反證,促成修正,甚至推翻結論。

回到文首那位友人:他或許從未察覺,自己與那位教授、與那套自我封閉的理論,共享著同一種姿態——一種不容許自己被推翻的姿態。學術的關懷與傲慢,分野始終不在立場,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被事實、被異議、被活生生的人所修正。這條界線,筆者仍在練習跨越,或許終我一生,都只能持續練習。


[1] Sigma_hk:〈港大性別研究教授有多荒謬?蛋糕是性別暴力,男學生卻不值得關心〉,Youtube,2026年7月1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iLk18V6Qc(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8月18日)。

[2] Sigma_hk:《傲慢的腐敗:有毒的女權主義》(香港:自行出版,2026),頁148。

[3] Kruger, J., & Dunning, D.,“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no. 6 (December 1999):1121–11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6.1121.

[4] Weil, S., Waiting on God (London:Collins,1951), 66-76.

[5] Buber, M., I and thou, trans. R. G. Smith (Edinburgh:T&T Clark,1937)

[6]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相關文章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場浪漫的社會謀反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2/10/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現代社會之中,人們擁有了比起古時更加多的自由去選擇伴侶與生活方式,然而離婚率卻依然不斷處於高企、單身與婚姻焦慮亦同時存在,親密關係變得充滿了未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與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菡(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對當代社會的診斷:愛情中的混亂並非個人道德問題或性格缺陷使然,而是現代社會結構性轉變的必然結果。

作者直指現代化帶來了一個「個體化的過程」(individualization)。在傳統社群、階級以及性別角色的規範遭到瓦解後,人好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又同時陷入一個漂泊的狀態。在自由又帶點孤獨的生活中,「愛情」被賦予了一個宗教般的意義——人們渴望在親密關係中尋求確定性、安全感以及自我認同。

所謂「正常性混亂」就是指:一方面,現代人對於愛情寄望崇高,另一方面又因為職場競爭、自我實現以及性別平等的意識抬頭,這要求每個人保持獨立、隨時配合流動(fluid)。當兩個獨立自主的生命試圖在同一空間下協調家務、事業以及個人理想時,衝突便又無可避免。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不是一本教人如何維持關係的情感指南,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上剖析愛情。它提醒我們:親密關係裡的掙扎,其實是時代巨浪在私人領域的投影。唯有理解這份「混亂」,我們才能放下對於「完美關係」的苛求,在互相聆聽、溝通之中,重新理解愛與自由。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梅花啼血:重讀「揚州十日」與歷史的沉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10/09/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真相的分量

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諾貝爾演講中曾留下一句重逾千斤的話:「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One word of truth outweighs the whole world)我們習慣在自由、愛情與生存之間衡量輕重,但所有崇高價值的真正基石,始終只有「真相」。謊言可以帶來短暫的安全感,虛妄能給予虛假的平靜,唯有真相要求我們付出代價,它需要我們打破既有的偏見、承擔被孤立的風險,甚至賭上既得的安穩。追求真相不是智力上的探索,而是一場考驗道德勇氣的淬鍊。

「揚州十日」幾乎在歷史中湮沒

坦白說,年少時筆者讀歷史,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當時的潛規則是:教科書所記載的就是標準答案,就是歷史的全部真相。但到了今天,我當然意識到真相是不容易獲得的,明末清初的歷史就是一個好例證。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有以下兩句詩:「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這當然不能照字面解讀為老態龍鍾,「龍鍾」在古典詩詞中有一個重要古義是「淚流縱橫、泣不成聲貌」。龍鍾閣部是指南明重臣、兵部尚書史可法,跋扈將軍是指駐武昌明將左良玉。這兩句是描摹南明在內憂外患下的末日慘狀:史可法是「孤臣泣血、悲痛無力」,左良玉則是「驕悍狂躁、擁兵生亂」。

揚州梅花嶺下有史可法墓,全祖望作《梅花嶺記》,記其死事甚詳,也記下一件事:屍骨從未尋回,墓中所葬,只是衣冠。這座空墓後來成了揚州的名勝,兩百多年香火不絕。碑石俱在,形制完備,裡面卻沒有人。

在大軍壓境下,史可法堅決不投降、不逃亡,他最為人傳頌千古的事蹟是在「揚州十日」中以身殉國。在城破之後,清軍大肆殺戮、焚掠,成為明清易代之際最慘烈的戰爭暴行之一。史可法死於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此後那座城裡發生了什麼,正史的敘事到此為止。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描述了清軍的暴行,但這部書長期退出中國的公共視野,近代在日本重新被發現,至晚清才由留日學生抄回,重新廣泛流傳於中文世界。

王錫侯《康熙字典》案

那麼,為甚麼清代文人要避開「揚州十日」這段歷史呢?清代的文字獄與思想禁忌,至少是一項不能忽略的背景。康熙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與戴名世《南山集》案,早已顯示書寫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到了乾隆朝,這套機制更走向嚴密甚至荒誕的地步。

舉例說,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舉人王錫侯以十七年之力編成《字貫》四十卷,意在補《康熙字典》檢索之不便。然而,仇家王瀧南覬覦其祖墳山地,舉發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並誣稱他有四十里花園、十里魚塘;及至抄家,所得不過七十餘兩。定罪的關鍵在《凡例》中的一則,本來那一則是教人如何避諱,依官定的缺筆之法處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諱。他教人守規矩,而被判為大逆,斬立決,家屬連坐。更堪玩味的是江西巡撫海成:他從前因查繳禁書八千餘冊受過嘉獎,此案卻只擬革去王錫侯的功名,被斥為「有眼無珠」,革職治罪。

《一柱樓詩》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爆發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是清代乾隆朝規模最慘烈、羅織罪名最嚴苛的文字獄之一。案主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的舉人,早於乾隆二十八年逝世,生前著有《一柱樓詩集》。此案起因純屬鄉里私人恩怨:東台縣生員蔡嘉樹因與徐家後人爭產結怨,蓄意從詩集中摘錄多處詩句向官府告發,控告徐述夔詩作「指斥朝廷、大逆不道」,案件隨後迅速上報至乾隆帝親自審理。

清廷在審訊中以穿鑿附會的方式,將詩集中尋常的詠物、抒懷語句定性為反清復明的逆跡。例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本為常見的登科應試勉勵之辭,亦被生硬曲解為「思念明朝、企圖推翻清廷朝廷」。此外,詩集中詠及牡丹的「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也被指控為影射滿清以「異種」入主中原、篡奪漢家正統。

乾隆帝對此案震怒異常,認為徐述夔「包藏禍心,悖逆至極」,隨即降旨嚴厲懲處,處罰株連廣泛。徐述夔與其同樣已身故的長子徐懷祖被下令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等在世直系親屬被判斬立決;為詩集作序的江蘇布政使陶易、曾為徐述夔作傳的沈德潛(已故)等人亦遭嚴厲問罪或削奪官階;甚至連江蘇巡撫、布政使等一眾地方大員也因「失察」受到革職或嚴懲。

《一柱樓詩》案不僅徹底摧毀了徐氏家族,更成為清代統治者實施高壓思想禁錮與文化恐怖的極端典型。此案的殘酷整肅,反映了乾隆晚期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藉銷毀禁書之名,對士人思想與江南文人階層進行全面清查與心理震懾的極致手段,進一步扼殺了清代後期文壇的言論空間與學術自由。

沈德潛案

而早在九年前已經去世的沈德潛,只因曾為徐述夔作傳,被革去官爵、奪其諡典、仆其御賜之碑、毀其祠。乾隆帝認定沈德潛所編《清詩別裁集》等多部著作存在「悖逆」之處,他的罪名包括在詩集中收錄了錢謙益等明末降清或抗清文人的詩作;而未收錄乾隆帝本人的御製詩,則被指目無君上;至於將乾隆帝命其潤色或代筆的詩篇,直接收錄在沈德潛自己的文集中,甚至注明「代帝作」,則被乾隆帝斥為冒名射利、欺世盜名。替一個人作傳和修編詩集,而致自己下場慘淡,這件事對後來執筆的人意味著什麼,不必多說。

兩案還透露出另一層可悲的事情:羅織罪名的最初都不是朝廷,而是鄰人;朝廷只是提供了一種工具,使私怨得以致人於死。而工具一旦啟動,便連操作它的人一併吞下:從寬的布政使死於獄中,從嚴不足的巡撫革職,稍遲辦理的知府充軍。在這樣的環境裡,需要計算的不只是文人,還有官員。人人都在估量分寸,而分寸並無定則;今日受賞的尺度,明日就是罪狀。

胡中藻案

而在這些案件之前二十多年,胡中藻案已經展示了另一種寒蟬效應:不是私人恩怨引發告發,而是政治整肅反過來從文字中尋找罪證。胡中藻是清代內閣大學士鄂爾泰的得意門生,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陝西學政。乾隆帝藉由清查其詩文集《堅磨生詩鈔》,羅織罪名發動整肅。最著名的罪狀是其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斥責其故意將「濁」字加於「清」字之上,居心險惡、辱罵朝廷。此案本質上是乾隆帝打擊朝廷門閥與朋黨勢力的政治清洗,鄂爾泰生前與張廷玉各立派系,乾隆帝藉胡中藻案借題發揮,徹底整肅「鄂黨」。最終胡中藻被判處斬立決,其族人受牽連流放或革職;早已過世的恩師鄂爾泰亦遭撤出賢良祠,門生故吏皆遭嚴厲清洗。

梅花啼血

現在回到梅花嶺,全祖望是浙東史家,一生為南明死節之士作碑銘,稱得上盡力存史,然而《梅花嶺記》同樣不寫城中那十日。我們今天很難判斷這是不能寫、不敢寫,還是根本沒有想到要寫。三者在史料上留下的痕跡是一樣的,都是空白。壓力不會在文本裡署名,它只表現為某些事情沒有被寫下來,而後人無從分辨其中哪些是遺忘、哪些是選擇、哪些是恐懼。史家能看見的只有結果,卻看不見那隻按住筆的手。

所以讀史的人須有兩種耐心。一種是對文獻的耐心:知道寫下來的未必可靠,沒寫下來的未必不存在。另一種是對前人的耐心,不要輕易斷定沉默就是怯懦。在多數情形下,一個人能寫什麼,並不完全由他自己決定。

史可法墓中沒有屍骨,只有衣冠,但那位在梅花嶺啼血的龍鍾閣部,並沒有被歷史遺忘;而墓外那座城裡發生的事,隔了兩百多年、繞道日本,才重新回到中文世界。史筆有它的缺口,缺口的形狀,往往就是當時形勢的形狀。

《無權勢者的力量》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即使毫無權力,人仍然可以選擇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不再「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within a lie),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選擇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官職或掌握權力,他只是拒絕做一些自己並不相信的事,甚至可能因為拒絕配合或說出真話而付上代價。無權力者的力量,不是來自擁有更多的武器、金錢或官職,而是來自拒絕繼續為謊言提供自己的合作。這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1978年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時提出的重要思想。書名正正挑戰我們對權力的理解:一個無權力者何來權力?哈維爾提出的問題,在現今香港仍然別具意義。這本書在數年前經常被人提起,一度廣為人知;到了今天,書中的內容是否仍是對我們的提醒?

哈維爾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名蔬菜店老闆每天在店舖掛上一句政治標語。他真的相信這句口號嗎?哈維爾認為這並不重要。老闆掛起標語,可能只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假若自己不掛,可能反而需要作出解釋。生活既有不少事情需要應付,自然不想再自找麻煩。於是,這位老闆便將標語掛上。

哈維爾稱這種狀態為「活在謊言之中」。這種謊言未必是刻意想要欺瞞他人,更可能是一種生存方式:我知道自己未必相信,別人也知道我未必相信,但大家仍按照某套方式說話和做事。久而久之,人也不再問自己是否相信,只求生活可以繼續。

但哈維爾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這位看似毫無權力的蔬菜店老闆,其實也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制度除了依靠掌權者,也依靠無數市民的日常配合。當每個人都掛起標語,便同時營造出「所有人都認同」的景象;每個人都按照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制度就得以繼續運作。無權力者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參與了權力的維持。

制度的謊言需要大家的配合,才得以維持;同樣,當愈來愈多人願意「活在真實之中」,謊言賴以維持的基礎也會逐漸改變。活在真實之中,不一定代表要主動發聲,更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成為英雄。有人選擇說出真相,有人選擇不說違背良心的話;有人拒絕參與自己並不認同的事情,也有人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這些選擇看來微不足道,卻有一個共通之處:不再以自己的配合,讓自己明知不真實的事情變得理所當然。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果看過《被討厭的勇氣》一書,相信大概都會對阿德勒的心理學有一些印象。而這本《接受不完美的勇氣》則不是以對談的方式來講述阿德勒的心理學思想,而是以抽取金句的形式,來演繹阿德勒的心理學在不同範疇的應用。簡而言之,這本書的核心主題,就是讓人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不是艱深的理論書,而是把阿德勒的思想整理得清楚易讀,讓人可以從日常經驗出發,反思自己在工作、友情、家庭與愛情中的反應與選擇。它強調「一切取決於自己」,不是叫人否認現實,而是鼓勵讀者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仍保有選擇態度的自由。例如阿德勒會認為,父母或原生家庭的不斷指責,雖然可能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但孩子長大後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批評,還是視他們為反面教材,其實也是取決於自己。

對於常常覺得自己「還不夠好」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種溫柔的提醒:不完美不等於失敗,接納不完美反而是成熟的開始;又或者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擁有不完美。書中也多次提到課題分離、共同體感覺與對他人貢獻的重要性,幫助讀者從過度自責與比較中抽離,學習更穩定地與自己和他人相處。

是「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7/2026

近來香港基督教網絡生態出現了一種極具衝擊力的神學論述風格,當中常以尖酸刻薄的文字聲稱要拆解傳統教會的弊病,甚至為不同意見者貼上非人化的標籤。這些言論對於只想「食花生」的信徒來說,敢於挑戰教會權威、直言不諱的聲音,就好像「先知式」的吶喊,直接點出現代法利賽人的虛偽。然而,當我們剝開這些詞鋒銳利的文字外衣時,我們亦必須嚴肅地在上帝面前詢問一個問題:這到底是真的「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有時,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言辭鋒利、敢於得罪「既得利益者」,就是「先知式」發言。確實,昔日耶穌亦曾痛斥宗教領袖為「粉飾的墳墓」,舊約先知也是毫不留情地指責人民的墮落。因此,這種冷酷無情的攻擊性的神學批判,往往會為自己披上一件「先知式棒喝」的神聖外衣,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甚至將一切的反對聲音視為「擁抱建制」。這樣的「神學」往往忽略了信仰最核心的特質——「眼淚」與「同在」。

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被稱為「流淚的先知」,就是因為他在預言國破家亡,字字充滿血淚,但他沒有置身事外,而是與百姓一同承受苦難;耶穌在嚴厲地批判耶路撒冷後,隨即為這座拒絕祂的城市哀哭。真正的批判,是源於心中對教會的愛,舊約的先知與耶穌指出罪惡時,往往是因為對群體愛得夠深,痛心疾首。

反觀我們在網絡上看見的某些「神學」言論,我們看到的不是哀哭,而是高高在上的,貶抑他人、抬高自己的優越感。當教會出現爭議、或是肢體陷入某些神學盲點時,這些文字的反應不是悲憫與挽回,而是帶著冷嘲熱諷的「網絡抽水」。這些言論,用最刻薄的字眼將主內信徒「去人性化」、斥責他人為「異端邪說」,把嚴肅的神學討論變成收割流量、點擊率、讚數的零和遊戲。

而事實上所謂的「神學論述」到頭來只會是負責拆毀他人信仰體系、卻又不願意承擔牧養與同行責任的解構主義,對於不是出於「愛」,而更像是站於道德高地「食花生」的旁觀者;又或者說,從一個人如何對待「異見者」便反映其氣量與品格,即其所做的「神學」只是強行將他人的神學二元對立「敵我化」,結出的固然不會是聖靈的果子,而是信仰群體的仇恨與對立。讓我們時刻都提醒自己,即便有全備的知識與先知講道之能,若沒有愛,就算不得什麼,不過是鳴的鑼、響的鈸;若沒有愛,再工整的邏輯論證、再犀利的文筆(雖然筆者不這麼認為),最終只會淪為撕裂基督身體的利刃。

從千年的當然,到一瞬的茫然:芙莉蓮的時間神學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6/07/2026

有人認為《葬送的芙莉蓮》(下稱《芙莉蓮》)是一套很沉悶、節奏慢的動漫;有人則認為《芙莉蓮》以反套路的故事開展,慢慢透過主角芙莉蓮在時間之中的反思過程所帶出的意義,才是這套動漫的精髓,甚至稱之為神作。故事展示了在無比殘酷的時間流逝中,所經歷的,就是不斷面對失去,再回想起何謂重要之事。為了這份體悟,芙莉蓮踏上了旅途,為的是尋找靈魂眠地再見勇者一面,彌補起初不懂得珍惜的時間。

時間在《芙莉蓮》之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為在動漫中主要去體驗的,就是芙莉蓮對時間的感知與意義的發掘。那麼,時間是甚麼呢?奧古斯丁非常精準地描述到我們對時間的感知經驗:「沒人問我,我倒清楚;一旦問我,想解釋時,我便茫然。」在芙莉蓮的故事中,或許我們能夠從中有一些信仰上對於時間的反思。

精靈與人類的時間觀

在討伐魔王的小隊,由不同種族的勇者組成,而不同種族的壽命亦有不同,故事中最大對比的種族便是精靈的千年以及人類的百年,相差十倍的壽命上限。

芙莉蓮作為擁有千年壽命的精靈,數十年對於她來說自然是不值一提,亦不需要刻意去珍惜,甚至到討伐完魔王後,與人類勇者欣梅爾相約了50年後再會面,但到了50年後,芙莉蓮到村莊探望欣梅爾時,只有芙莉蓮的外貌沒有絲毫改變,而欣梅爾卻成了一位連走動都需要拐杖的老人。對於人類來說,50年後再見,已經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時間,但對於精靈來說,可能只是等同於5年,她當初並沒有思考過,其實同伴們的壽命正在倒數;甚至到了欣梅爾入土為安的一刻,她才開始思考著他的過去,更哭著說:「我明明知道人類的壽命很短,為甚麼我卻沒有嘗試去好好了解他呢?」

從物理學上,時間這個概念其實相對客觀,特別在現代化的社會下,我們較常使用時鐘時間(clock time)來量度及管理時間,不過,人在體感上,對於時間的感知,其實是主觀的。在客觀上理解時間流逝時,我們自然會認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例如以為距離中學畢業還有6年,但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到了要考文憑試的時間;又例如畢業時跟同學說過的「keep in touch」,升學後,或許已經不曾再會面;當我們以為父母仍然年輕時,不知不覺間看見他們的白髮滄桑,才發現可以陪伴他們的時間其實不多,然而,仍有不少人寧願花更多的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也不在吃住家飯時放下智能手機好好吃一餐飯。我們沒有千年的長壽,卻容易以為自己時間很多,可能直到某些人、事、物突然消失(如親人離世、朋友移民),才驚覺有些「日常」其實是無法重來的「無常」,成為了現代版的芙莉蓮。

為何我們都渴望永恆?

這是我們多多少少都會問的問題。我們想要青春常駐、關係長長久久,從古時皇帝都想要長生不老藥開始,人類似乎由始至終內心都有種對永恆的渴望,就如欣梅爾知道自己的命數有限,故此拼命在短暫的歲月中留下足跡(在經過的村莊興建自己的人像)、建立羈絆等。

關於這個問題,基督教其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在傳道書三章11節中提到:「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這段經文指人的靈魂其實有一個原廠設定,上帝在創造的時候,已經將永恆的渴望安置在人的心內。即是說,我們活在有限的時間(肉體),但心裡面有著對無限的渴望,所以我們本能地渴望愛可以延續,記憶不會消失。

不過,更深層地問:這是否反而使人更痛苦?有限渴望無限,根本就是一個持續性的痛苦!對芙莉蓮來說,時間是近乎無限的資源,任何事情都會覺得隨時做都可以,可以甚麼也不急著做,結果造成了漫長歲月中的空白與麻木。而正正因為人知道時間有限,所以提醒自己珍惜當下的每一刻,認清生活中甚麼才是無可取替的,故此,從信仰的價值來看,「有限」不單止不是痛苦,反而讓人追求有深度的人生與人際關係。

在沒有信仰的世界眼光中,尤其在強調效率的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裡,時間往往與金錢和生產力劃上等號。我們甚至習慣用網絡流量來衡量自己度過的時間是否有價值。若死亡只是一死百了的虛無,那麼那些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無所事事」,便成了可恥的浪費。然而,從聖經的價值觀來看,時間其實是上帝賜予人的禮物,使人在有限的時間之中追求關係與意義;死亡不但不是終結與虛無,而是一種過渡,不但是追求關係的長久,更是對於將來與逝者和上帝相遇的永恆盼望,就如芙莉蓮前往靈魂眠地,想要再次遇見欣梅爾一樣;平凡毫無生產力的日常,就是上帝賜予人「安息」的時刻,「無所事事」其實是真實的休息的一環。

回到奧古斯丁的詰問:「時間究竟是甚麼?」我們毋須在智力上完美定義它,只需在其中去愛。短命的欣梅爾用愛驅動了千年精靈,讓芙莉蓮學會珍惜尋花與賞日出的日常。上帝賜予我們有限的壽命是一份禮物,使我們學會擁抱與珍惜。願我們不必等到喪禮,才驚覺日常的無常。今天就放下手機,陪家人好好吃頓飯。在平凡中種下不平凡的愛——因為唯有愛,能跨越時間,通往永恆。

墓碑、高牆與雞蛋:從薩摩亞的殖民血淚,反思歷史的權力迷思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7/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序幕:穆利努烏的靜默證詞

南太平洋的微風夾雜著鹹澀的海水味,輕輕拂過薩摩亞(Samoa)首都阿皮亞(Apia)的穆利努烏半島(Mulinu'u Peninsula)。今天,筆者在這片遠離塵囂的島嶼上遊覽,跟隨導遊的腳步,走進了一處草木蓊鬱、略顯斑駁的歷史墓地。這裡的空氣彷彿比別處更為凝重,因為在同一片泥土之下,同時埋葬著遠征異地的德國軍人,以及數百名守護家園而犧牲的薩摩亞人。導遊站在一方方墓碑前,眼神深邃,以此為切入點,為我們緩緩敘述起這段將薩摩亞命運徹底改寫的殖民歷史。

這座墓地的由來,本身就是一幅由硝煙與權力編織的歷史畫卷。筆者眼前所見的德國軍人墓區,其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在1888年至1889年間,西方列強為了爭奪太平洋的戰略據點,深度介入了薩摩亞的島與島之間的內戰。當時,德國軍艦悍然實施軍事干涉,與當地的薩摩亞部族發生了極為慘烈的武裝衝突。這群長眠於此的德國軍人,一部分便是在那場衝突中戰死的帝國海軍陸戰隊員;而另一部分,則是隨後在德屬薩摩亞殖民時期,因各種原因死於異鄉的軍官、行政官員及其家眷。

德意志的鷹爪:椰林與可可背後的高壓統治

隨著十九世紀末的列強角逐落下帷幕,1899年,英國、美國與德國簽署條約瓜分了這片群島。西薩摩亞正式淪為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從1900年開始,開啟了為期十四年的德國殖民時期。德國首任總督威廉‧索爾夫(Wilhelm Solf)在島上推行了極具效率卻充滿剝削的現代化建設。德國人看中了薩摩亞肥沃的火山土壤與溫潤的氣候,將這裡視為帝國的「太平洋明珠」,並在此開墾大型的椰子與可可種植園。

然而,這些繁榮的經濟數據背後,全是以薩摩亞人的血汗為代價。為了擴大生產規模,德國殖民政府透過殖民法令控制土地與勞動制度,並大量引進外來勞工經營大型種植園。不僅如此,德國殖民者還試圖將薩摩亞延續千年的傳統土地所有權與社會文化結構「商品化」,企圖以歐洲的法律條文徹底規範並摧毀島民的傳統根基。薩摩亞人並未選擇順從。1908年,當地德高望重的酋長勞阿基(Lauaki Namulau'ulu)無法忍受殖民政府對傳統權力的蠶食,發起了名為 "Mau a Pule" 的非暴力反抗運動。這場運動雖然主張和平抗命,但依然觸動了德國殖民者的敏感神經。德國政府隨即採取鐵腕手段,調來軍艦將勞阿基及其核心支持者全數逮捕,並流放到遙遠的馬里亞納群島。

紐西蘭的「接收」:大流感的深重災難

歷史的轉折往往充滿戲劇性,但對被殖民者而言,卻只是從一個深淵跳進另一個深淵。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戰火迅速蔓延至全球。大英帝國為了切斷德國在太平洋的通訊網絡,便要求紐西蘭出兵佔領德國位於薩摩亞的無線電報站。同月,紐西蘭派出遠征軍登陸阿皮亞。由於當時在島上的德國總督自知無力抵抗,並未進行任何軍事反擊,紐西蘭不費一兵一卒便順利「接收」了這片土地。一戰結束後,國際聯盟正式將西薩摩亞列為委任統治地(Mandate),由紐西蘭管理;二戰後再改為聯合國託管地。這段託管期從1914年一直延續到1962年。

然而,這場被部分歷史敘事美化為「解放」的接收,帶來的卻是比德國時期更為嚴酷且無情的統治。紐西蘭軍政府對薩摩亞採取了高高在上的軍事獨裁管理,對當地的文化習慣展現出極度的輕視。而兩國關係歷史上最慘重的一場災難,發生在1914年接收後不久的1918年。當時,西班牙大流感肆虐全球,一艘載有流感病患者的紐西蘭商船「塔拉維拉號」(Talune)抵達阿皮亞港口。當地的紐西蘭行政官疏於職守,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基本的檢疫與隔離,便放行船員與乘客登岸。病毒隨即像野火般,在毫無免疫力的薩摩亞居民中蔓延。短短幾週內,高達五分之一、約佔總人口20%的八千五百多名薩摩亞人活活病死。無數家庭滅門,村落絕嗣,哀鴻遍野。更令島民憤恨的是,鄰近的美屬薩摩亞因採取了嚴格的隔離措施而無一人染病,紐西蘭政府的自大與失職,在薩摩亞人心中埋下了無法磨滅的仇恨種子。

茂運動與黑色星期六:血染阿皮亞的獨立抗爭

大流感的悲劇徹底激發了薩摩亞人的民族自主意識。面對紐西蘭政府對傳統酋長權力的進一步打壓以及經濟上的不公,薩摩亞人團結一致,在1920年代中期發起了歷史上著名的「茂運動」(Mau Movement)。在薩摩亞語中,"Mau" 意味著「堅定」或「見證」,其核心口號是簡短卻震撼人心的「薩摩亞人的薩摩亞」。這是一場走在時代前列的、高度組織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支持者們身穿紫色拉瓦拉瓦(Lavalava,當地傳統腰布),以不納稅、不服從、罷工以及抵制進口貨的方式,表達對紐西蘭統治的抗議。

面對這種馬丁路德金、甘地式的和平抗爭,紐西蘭託管當局卻選擇了最激烈的暴力回應。1929年12月28日,歷史記下了悲慘的「黑色星期六」。當天,茂運動在阿皮亞街頭舉行了一場和平遊行,目的是迎接收監期滿釋放的同胞。現場氣氛雖然激昂,但參與者皆手無寸鐵。然而,維持秩序的紐西蘭憲兵因情緒緊張與傲慢,突然向遊行隊伍開槍,隨後甚至動用了機槍進行瘋狂掃射。子彈無情地穿透人群,現場頓時血流成河。在這場屠殺中,茂運動的領袖、愛國的最高酋長利奧洛菲三世(Tupua Tamasese Lealofi III)在試圖安撫群眾、呼籲和平時中彈身亡。他在臨終前對守候在身旁的族人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的血是為薩摩亞而流。讓它流吧,保持和平,不要報復。」這份超越仇恨的胸懷,成為了薩摩亞爭取獨立的最高精神圖騰。經歷無數流血與抗爭後,薩摩亞人終於在1962年1月1日,迎來了期盼已久的正式獨立。

遲到的正義:克拉克的正式道歉與和解

歷史的傷口雖然會結痂,但若沒有正視與認錯,底下的膿血便永遠不會消失。隨著薩摩亞獨立建國,紐西蘭國內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也開始反思這段長達數十年的黑暗託管史。當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這份歷史的虧欠終於迎來了官方的正式回應。

2002年6月4日,正值薩摩亞獨立四十週年的盛大慶典。時任紐西蘭總理的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她親自率領高規格的紐西蘭官方代表團飛抵阿皮亞。在阿皮亞舉行的國宴上,克拉克站在薩摩亞國家元首以及無數當年茂運動志士的後代面前,發表了一份載入史冊的道歉聲明。她承認,紐西蘭早期的殖民統治因不當管理、疏忽以及缺乏對薩摩亞文化傳統的尊重,給這片土地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痛苦與家庭破碎。

這份遲到了幾十年的道歉,在現場引發了極大的情感震動,無數老人當場落淚。當時的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Tuilaepa Sailele Malielegaoi)代表全體國民接受了這份道歉。他展現了薩摩亞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中崇尚寬恕的博大胸懷,表示「寬恕是我們文化的基石」,並宣佈兩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就此翻過。這場正式道歉,成為了太平洋地區去殖民化歷史中的一個典範。自此,兩國關係逐漸恢復並昇華,雙方簽署了《友好條約》,在經濟、移民、體育及文化等層面建立了平等而緊密的夥伴關係。

反思:雞蛋與高牆的權力變奏曲

站在穆利努烏的墓地前,筆者的思緒不禁飄向了更深遠的哲學層面。一直以來,在談論國際政治與歷史壓迫時,我們都不自覺地陷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提出的所謂「雞蛋與高牆」的迷思。在普遍的認知中,世界被簡單地二分為強權(高牆)與弱者(雞蛋),而人們的同情心自然會毫無保留地投射在雞蛋身上。提起德國,現代人的腦海中總會自然聯想到它是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強權,是一道凌虐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鋼鐵高牆。而在這道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高牆面前,紐西蘭、比利時、荷蘭,甚至是遠在太平洋的薩摩亞,似乎全都是瑟瑟發抖、值得同情的雞蛋。

然而,薩摩亞的歷史卻像一面明鏡,戳破了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敘事。歷史的殘酷真相在於:權力是相對的,身份是流動的。面對更弱小的雞蛋時,原本在強權面前扮演雞蛋的角色,轉過身來,也可以變成一道冰冷無情的高牆。

環顧世界殖民史,這樣的權力變奏曲屢見不鮮。在歐洲戰場上屢遭強鄰蹂躪的比利時,看似是不折不扣的雞蛋;然而其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卻在非洲剛果建立了個人的「剛果自由邦」,為了榨取橡膠利益,殘忍地砍下無數當地黑人的手腳,犯下了罄竹難書、幾近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同樣,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迅速攻陷、飽受摧殘的荷蘭,也是世人眼中的受害者;但荷蘭轉向亞洲時,卻化身為侵佔印尼數百年的殘酷殖民者。甚至在二戰結束、全球迎來去殖民化浪潮的集體趨勢下,荷蘭依然死死抓住印尼不放,不惜發動慘烈的殖民戰爭企圖繼續奴役這顆亞洲的雞蛋。

回到南太平洋的語境,紐西蘭在面對大英帝國或二戰的德國強權時,自然是處於弱勢的雞蛋;但在更為弱小、缺乏現代化武器與話語權的薩摩亞人面前,紐西蘭政府卻毫不猶豫地化身為一道無情且殘暴的高牆。無論是任由流感病毒吞噬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是在阿皮亞街頭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遊行群眾,紐西蘭殖民政府在薩摩亞展現出的殖民傲慢與暴力,反映了殖民統治常見的權力邏輯;在對待弱勢民族時,其行為與它所批判的帝國主義並非毫無相似之處。

這座埋葬著德軍與薩摩亞人的墓地,最終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人類歷史上的悲劇,往往不單純是「壞人」對「好人」的壓迫,而是「權力結構」對「人性」的腐蝕。當我們凝視歷史時,不能僅僅滿足於譴責某一個特定的強權,更需要警惕任何群體在掌握相對權力後所滋生的傲慢。紐西蘭2002年的正式道歉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展現了一個國家終於有勇氣承認自己曾經從「雞蛋」變成了「高牆」。走下這座歷史的舞台,願未來的世界能少一些盲目的權力崇拜,讓每一顆在陽光下生存的雞蛋,都能真正免於被高牆粉碎的恐懼。

《思考的藝術:批判與創造思考》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06/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資訊爆炸、凡事追求快速結論的今天,我們可能已經漸漸忘記了甚麼是「思考」。當面對複雜議題時,我們是選擇深入探究,還是滿足於隨波逐流的觀點?《思考的藝術:批評與創造思考》引領我們重拾這項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能力,並告訴我們:高效思考並非天才的專利,而是一門人人皆可實踐的內在技能。

作者認為,思考並非漫無目的的空想,而是為了解決問題或做出決定而進行的有目的心理活動。高效思考者與普通人的分野,不在於智商,而在於面對困惑與挫折時的態度。他們懂得系統性地拆解問題、在推論中建立自信,並全程保持批判精神;相反地,無效的思考者則容易在混亂中隨意跳入結論,最終被挫折擊敗。因此,好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充分的證據與謹慎的詮釋之上,而非憑藉情感、偏見或盲從,這在進行「批判性閱讀」與面對「道德判斷」時尤為關鍵。

作者指出,我們在評估觀點時,應透過「簡讀、省思、閱讀、評估」四步驟,理性辨識作者是否以情緒字眼代替證據。而在道德兩難中,與其陷入非黑即白的僵局,不如學會在一條光譜上評估選項,勇敢做出「較好」或「較不壞」的決定,其根基應是尊重基本人權,而非搖擺不定的多數意見,更要特別提防一些自圓其說的理論:即無論任何情況都能夠以其作辯護或解釋的理論,例如有人會將性別議題歸咎於單一的父權理論等等。

如果說思考是在腦中構築藍圖,寫作和演說就是將其化為實體的過程。寫作是釐清思緒的工具,需要核心觀念的一致、組織的凝聚、篇幅的強調與深入的發展。演說則是將思考的魅力展現於他人,需要精心設計的結構與自信真誠的傳遞。這本書提醒我們,唯有掌握獨立思考與自我省察的能力,我們才能撥開迷霧,看清事物本質,做出最明智的抉擇。

一百歲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1/06/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一百歲」能給我們甚麼聯想?可能隨即浮起一句廣東話諺語:「一百歲唔死都有新聞聽。」確實,一百歲不僅有新聞可聽,更可以成為新聞。

近日,英國一名踏入一百歲的知名人士,不僅獲得國王親筆撰寫的生日賀卡,電視台更特意為他舉辦一場形同香港電影金像獎般規模的慶生會,藉以回顧他過去七十多年在工作及對世界所作出的貢獻。這人的樣貌是香港人(甚或是世人)所熟悉的,因我們不時在電視記錄片中能見到他的面容。不說不知,原來現今已有超過三十種動、植物是以他命名。而世界品牌樂高積木,亦因他的百歲壽辰,把其可玩的年齡由4-99+改為4-100+。[1]

大衛.艾登堡 (Sir David Attenborough) 得以封爵,是因他過去七十多年來,單單專注於一件事上,就是為自然生態的紀錄片作聲音導航,同時為拍攝而走遍世界各地,為我們探索生命的種種。筆者年少時觀看《生命之源》(Life on Earth)系列,引發對大自然的興趣,亦意識到人與自然界之間關係的微妙。而隨後的《天與地》(Planet Earth)、藍色星球(Blue Planet)等系列,亦成了不少港人晚上閒適時所觀看的節目。他在九十多歲高齡仍參與的記錄片Wild London 及Secret Garden,大概不會再翻譯成廣東話或在香港播放,卻成了筆者近日在家中「超慢跑」時觀看及作計算跑步時間之用。

要專注、堅持做一件事有多難?問問我們自己就可以得知。「我決定每星期要做兩次,每次半小時以上的帶氧運動」、「我要低碳飲食,多吃蔬菜,晚上八時後不進食」、「我要多閱讀,至少每個月看一本書」、「我決定每天有十五分鐘讀聖經的時間,一年內讀完整本聖經」、「我不要再無故對家人發脾氣」、「我要每星期致電給父母」....要專注,要堅持的確實不少!但能專注,能堅持的又有幾多?

為你身邊的人表達愛意,也需要堅持,亦可學專注。出外走走,放慢腳步,專注、留心一下路旁小花,拍一張照片傳送給你的愛人。筆者已堅持,學習了好幾年。總覺得相比於每年在數次的指定日子,送一大束的花給所愛的人,來得浪漫(及省錢)。

堅持及專注的行動,在一百歲時,不一定得到國王的賀卡,但應該可得到愛人的嘉許。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不完美的自由:費城自由鐘的裂縫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30/04/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在美國歷史發源地的沉思

最近,內子與我一同造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這座城市被譽為美利堅合眾國歷史的發源地,漫步其間,彷彿能聽見兩百多年前建國先賢們激昂的辯論聲。我們遊覽了那些在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名勝古蹟:討論並簽署憲法的獨立廳、經歷過早期政權更迭的總統住所遺跡,以及見證了與英國教會切割的基督教會堂址。然而,在眾多古蹟之中,最令我們駐足良久、陷入深思的,莫過於那口象徵自由的「自由鐘」(Liberty Bell)。這口鐘不僅僅是一件青銅鑄造的文物,更是一個充滿哲理性的象徵。它的身上赫然存在著一道巨大的裂縫,這道裂縫並非設計者的本意,卻陰差陽錯地成為了民主自由最深刻的隱喻:自由從來不是完美的,它從誕生之初就帶有瑕疵,且極其脆弱,需要每一代人的守護與修補。

自由鐘的傷痕:一段不斷開裂的歷史

要理解這道裂縫的象徵意義,必須回溯其曲折的歷史。自由鐘的傳奇始於1751年,當時賓夕法尼亞省議會為了慶祝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頒布《權利憲章》五十週年,向倫敦訂購了這口鐘上面刻著:「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是《聖經‧利未記》二十五:10中的一句經文。

然而,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在試煉這份自由。1752年,這座鐘運抵費城,但在第一次試敲時,鐘緣就出現了破裂。當地的鑄造匠帕斯(John Pass)和斯托(John Stow)試圖修復它,他們將原鐘熔化,並在青銅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銅,試圖降低其脆弱性。然而,第一次重新鑄造的效果並不理想,聲音嘶啞難聽;於是他們又進行了第二次嘗試,雖然聲音有所改善,但金屬的質量依然不夠穩定。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這口鐘見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烽火,直到1835年,傳說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舉行葬禮時,鐘體再次出現了明顯的裂紋。到了1846年,為了慶祝華盛頓誕辰,人們試圖再次敲響它,結果裂縫急劇擴大。為了阻止裂縫繼續蔓延,工匠們採取了一種稱為「鑽孔」(drilling)的補救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道寬闊而深邃的「拉鏈狀」痕跡。遺憾的是,修補並未能根治問題,鐘體內部細小的裂紋依然在擴散,最終導致它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失聲,再也無法發出清脆的迴響。

權力的擠壓: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考驗

轉眼望向今日的美國,自由的裂縫似乎正處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時期,自由的價值觀正遭受著來自朝野上下、政治建制與極端民粹的雙重夾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曾是全球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竿,但在近年來的政治狂飆中,這塊基石正被不斷侵蝕。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及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公然指控主流媒體為「國家的敵人」(Enemy of the People),這種辭令不僅僅是政治修辭,更轉化為實質性的打壓行動。他及其團隊多次採取報復性訴訟手段,試圖通過法律成本令不符合其立場的媒體噤聲。例如,他曾針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不利報道發起誹謗訴訟,儘管許多案件最終被駁回,但這種「戰略性抵制公眾參與訴訟」(SLAPP)的行為,無疑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產生了寒蟬效應。

此外,在追求邊境安全的名義下,基本的法治精神與人權價值有時也被遺忘在權力的暗角,例如在明尼蘇達州先後有兩名示威者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槍殺。另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是關於85歲的老婆婆羅斯‧馬赫(Marie-Thérèse Ross-Mahé)的故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儘管這位高齡老人嫁給了一位美國退伍軍人,並且正在申請綠卡,但在丈夫去世後,她被ICE拘留了十六天,期間經常被戴上鐐銬,並遭受嚴苛對待。為當局辯護的人指出那老婆婆逾期居留,ICE無非依法辦事,但有必要對一個85歲的老太太上手鐐嗎?當一個政府為了排斥「他者」而踐踏基本的人文關懷時,那口象徵普遍自由的銅鐘,便又多了一道細長而陰冷的裂口。

社會的撕裂:暴力與一言堂的興起

如果說權力的膨脹是來自「上方」的壓力,那麼社會的撕裂則是來自「下方」的動盪。在今天的美國民間,包容與理性的對話空間正被急劇壓縮。左派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道德制高點自居,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社會性抹黑與封殺;而右派的民粹主義則以反體制為號召,助長了對傳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雙方都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一言堂」,將政治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

最令人警惕的是,語言的暴力正逐步升級為實質的政治暴力,特朗普總統本人就曾遭遇過三次暗殺企圖,這種極端行為直接挑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然而,他並非唯一的受害者,近年來,美國政壇充斥著政治動機的暴力陰影: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羅‧佩洛西在自己家中遭到歹徒持錘襲擊;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棒球場遭到槍擊;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校園辯論中被暗殺;甚至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這一片腥風血雨不禁令人勾起了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恐怖回憶,在那個時段,約翰甘迺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牧師、Malcolm X、羅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當子彈代替了選票,當暴民衝向憲政的殿堂,那本已脆弱的自由鐘,彷彿正在這震耳欲聾的暴力聲中崩潰瓦解。

結語:脆弱的燈塔與永恆的警示

美國曾長期被視為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1861 年 2 月 22 日,林肯總統在獨立廳發表講話,他說:「《獨立宣言》的精神……不僅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而且,我希望也賦予全世界人民自由,直到永遠。」自由鐘曾經啟發和鼓舞了無數自由鬥士,例如1830年代反奴隸制度人士便以自由鐘作為這運動的符號;1915年美國女權分子為了爭取投票權,便仿效自由鐘而鑄造了「公義鐘」。

1963年,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他曾深情呼喚「讓自由之聲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這並非指某一口具體的鐘,而是一種深具宗教與文化象徵的修辭傳統。鐘聲在西方文化中象徵宣告與召喚,而自由鐘正是這一象徵的歷史凝聚。因此,金恩並非要敲響費城那口早已沉默的銅鐘,而是將其精神轉化為一種遍及全國的道德呼喚,讓自由從每一座山巔、每一片土地上「迴響」。

1993年7月4日,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與總統克拉克( F. W. de Klerk )於費城共同獲頒自由勳章,象徵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在儀式中,兩人參與了象徵性的敲鐘活動,以呼應自由鐘所代表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由鐘本身早已因裂縫無法再被敲響,這一動作更像是一種歷史與理想的象徵性延續,而非實際的鐘聲再現。這些民主鬥士的足跡證明了自由鐘在全球範圍內的感召力。

然而,今日我們在費城所見,卻是一個充滿警示的景象。自由鐘經過多番修補,試圖掩蓋那道裂痕,但它從來沒有真正縫合過,也再也無法承受敲擊。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真切的啟示:民主自由並非天然存在的萬古磐石,也不是一旦建立就能永垂不朽的千秋基業。它在本質上是脆弱的、不完美的,是依賴於公民的節制、法律的公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來維繫的。

看著自由鐘上的那道裂口,我意識到,這道裂縫並不是自由的終結,而是自由的真相。我們必須承認它的脆弱,才能學會如何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如果我們放任權力的傲慢與民間的暴戾繼續撕扯這份契約,那麼這口鐘將不僅僅是停止鳴響,它最終可能會在劇烈的衝突中徹底碎裂。費城的鐘聲雖然靜止了,但它留給世界的思考,卻應當在每個追求自由的人心中長鳴不止。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本書由台灣教育工作者李崇建所著,他是一個致力於推廣家庭治療大師薩提爾的心理學理論,以及將其實踐於對話中的人,他認為這種對話能夠了解自己,亦能與他人建立深刻的連結。他認為,要實踐冰山理論的對話方式,其中不僅需要學習技巧,更需要持續地自我覺察,並且內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因為進入自己內心,是進入他人內在的最快途徑。

作者的論述主要建立在薩提爾的冰山理論之上,如果對於心理學或輔導學略有認識的話,應該不會陌生。該理論指出,人類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下所隱藏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內在結構,由淺入深包括:感受、感受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以及最深處的自我。通常人的反應往往停留在表面行為,真正有效的溝通,是潛到水面下探索真正核心的問題。

作者認為「好奇」是一個好的對話的開始,讓對話的一方能專注,也能讓對話者有方向,基本對話方式如下:

  1. 呼喚名字、或者稱謂,並且可以停頓,
  2. 從對方能感興趣,可以回應的話題作切入點,然後主動從事件中提問。
  3. 可以重複對方上一句的尾句,有緩和與積極聆聽的效果。
  4. 整理對方的敘述,組織成簡單敘述。
  5. 避免使用「為什麼」,可以用「你還好嗎?」、「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啦?」、「我很好奇……」等等。
  6. 當牽涉到規則,可引導孩子負責任,善於運用「怎麼辦呢?」。

其核心在於不帶批判的提問、停頓與傾聽,目的是為了引導對方釐清自身內在狀態。這種方式,並非是為了「說服」或「改變」對方,而是建立真實的連結。

這本書除了講述理論,亦有實際操作的教學,作者一再強調:在與他人進行有效對話之前,必須先具備與「自己」對話的能力,接納自己,才能有穩定的姿態去理解他人。對於親子教養、職場人際關係、伴侶之間的溝通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確值得一讀,有助建立更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

是父權還是知識霸權?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4/2026

早前,哲學界KOL、好青年荼毒室成員白水在社交媒體Threads上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起因是有一名男網民在Threads中感嘆男性表達情感無人理會,認為女性相比之下很容易就能獲取關注度,白水卻留言指,女性所獲得的「關注」,其實是伴隨了很多騷擾,結論在於父權才是問題的來源,隨即遭到炎上。

本文無意糾纏於白水所講的父權理論的對與錯或是否切題,因為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了,亦有KOL製作了一段半小時的影片討論女權和父權等議題回應白水的言論。而筆者想要做的,便是要戳破這場戰爭背後的核心問題:哲學界KOL所造成的「知識霸權」,以及對社交媒體遊戲規則的無知。

第一個問題在於白水作為哲學界KOL的身份,擁有龐大的話語權與知識光環,這使得他的發言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為何他的讚好數遠超於這名男網民的貼文,這種不對等關係即:男網民就算想要回應也需要表達得邏輯縝密,否則就會被「打臉」,從而進入了難以回應的困境。就如一位老師站在台上講課,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認為台上的那位就在言說真理,說得批判一點,就是即使台上的人胡亂說話,也會顯得在提供知識(當然會有些人有很強的批判力),即使挑戰也會有所顧慮。此時,在Threads的空間中便構成一種「知識霸權」,甚至有機會為這位網民引來網絡欺凌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在於白水似乎不太熟悉社交媒體規則。社交媒體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的地方,特別是Threads本來就是一個情緒化、慣於圍爐的場景。在一個尋求慰藉的場景中,白水用鬥慘的方式來淡化他人痛苦,被炎上也是預料中事,雖然白水的留言讚好數更多,而最後卻被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看出其轉移了焦點,事情才鬧得這樣大。簡單來說,一名男性在訴苦,另一人留言「女性更慘」時,必然遭到回聲室的反彈;同理,一名女性在訴苦,有人留言指「男性更慘」時,必然也遭到圍攻,只是碰巧作出留言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霸權,戰火才蔓延得較慢,否則亦不堪設想。

因此,在這些背景底下,白水猶如「說教」的姿態,不但讓那些男網民和他自己有可能陷入網絡欺凌,同時亦無助於推動性別議題的討論(可能他原本想討論),反而加深了一些網上的群眾對學術精英的厭惡。

別對每件事都有反應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9/03/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書中每一個主題,都有著面對現代科技世界的處世智慧,讓人在煩囂的世界中停止內耗。它看似是一本需要短時間內追看的書,但其實當中的內容卻是每個主題一頁起兩頁止,可以方便一些難以集中看書數小時的人,嚴格來說,每天看一兩個主題也是可以的,因為當中沒有故事和行文脈絡的連貫性。它雖然像心靈雞湯,但實際上又不是純粹安慰自己且令人過目即忘的心靈日誌,而是附帶行動且讓人感到深刻,並有明顯心理學支持的生活智慧(可能作者無意有心理學的推演)。

不少青少年經常以「秒回」作為對方是否真正在意自己,又或自己是否在意對方的準則;又以自己是否得知社交圈子發生的事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令個人開始變得「敏感」。書中指出,我們不需要過於在意他人如何看待自己而給自己施加壓力,也需要懂得分辨批評是否具建設性,社交媒體的內容是否只是八卦,別人的負面情緒也不必照單全收。如此,省下來的能量能夠去愛真正值得愛的人,例如父母等等。

其中一個主題教導我們去分辨「自己無能為力的事」以及「自己能控制的事」,就如傳道書一早提醒我們,人之所以覺得「虛空」,就是因為經常想要抓緊自己根本無能為力的事,而著名的「尼布爾禱文」(Serenity Prayer)亦有著這種智慧。故此,分辨到後,能否接受有些事情自己是無能為力的,就是一生需要努力的功課了。

最後一個大主題,就是要學懂資訊的斷捨離,簡單來說就是懂得安靜獨處。因為現代人手機不離身,來自社交媒體的刺激源源不絕,「無所事事」便顯得可貴,書中教導我們,找些時間放下手機、不看新聞、不回訊息,其實就是讓大腦休息恢復平靜的保養方式。例如嘗試讓自己「無所事事」,多做「自我覺察」等等,人的確需要安靜讓自己有與神獨處的時間。

雖然這本書是以一些佛學智慧來講述處世之道,但其中的道理和智慧在我們的基督信仰中亦能有著不少的反思,甚至能夠言說一些聖經中的真理。

學術熱誠所為何事?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2/03/2026

人工智能現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發展當中,如此方便的工具,也使不少院校擔憂學術誠信的問題。雖然有些老師或教授也認為自己能辨認AI作品,並且各大專院校都會有檢測功課是否有抄襲或使用AI等的軟件,但是否就代表一定準確呢?在如此強勁的AI發展下,能模仿使用者的行文表達似乎不是一件難事。而先前更有新聞指出一份博士論文引用了一份由AI創作的不存在文獻,也反映連準博士亦不尊重學術;又有多少的高材生是熱愛學術才作學術研究?恐怕寥寥可數。適逢學期的開初,都有些學生自嘲說:「這個學期又要開始製作學術垃圾了!」如此,到底做學術是否需要熱誠?還只是讓人因著學位,而自得其樂的工具?

相信在現今世代探討學術熱誠實在是一件難事,因為我們在教育中能夠輕易獲取許多基本常識,也許相比探索知識,專注於社交媒體可能更有熱誠。話雖如此,筆者看過一套動漫《地。-關於地球的運動-》[1](下稱《地》)後,開始反思學術熱誠這個課題。《地》用了日語讀音的三種譯法:「地」、「知」和「血」,這三個字恰好能夠表達當時的人在求知的背景,由此深深感受到我們今天稱為「Common sense」的知識,是由一群不惜付上代價追求真理的人換取過來的。

這套動漫的故事背景在15世紀的歐洲,當其時教會視「地心說」為不可動搖的權威,一切反對或因質疑而去研究的人都會被視為異端。故事不同於傳統只有一位主角的敘事方式,而是一眾對知識追尋者之間的傳承,他們在這種充滿逼迫的氛圍下,堅持對真理的熱愛,筆者引出其中一些反思。

對知識產生熱誠的向度

人之所有對某些知識有熱誠,源自於個人對經驗世界的好奇和感動而提出問題。雖然《地》看似描述以往宗教對於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一個反宗教題材的創作,但其實不然。當中的主角們之所以有勇氣並用盡努力去追尋真理,是因為當他們仰望星空,有種從心發出的「感動」與好奇心驅動著他們,這種感動出於看見世界美麗且具邏輯性的創造。第一位出現的主角拉斐爾是一位天才學生,當老師問他將來的進修導向時,他回答了「正確」答案,就是去讀神學,但心中卻想要讀天文學,最後亦因為堅持研究天文學而自己執行喝毒酒的死刑。他死前如此說:「我並不是因為它是真理才去相信,而是因為它很美,所以我才相信它是真理。」

這種說法已經顛覆了理性主義哲學家René Descartes開啟的所有知識必先建基於絕對真理的科學研究方法,取而代之就是以感性的角度來看待知識:因著感動而開始探求真理到底是甚麼。這種熱誠與感動就如存在主義哲學家Viktor Frankl在其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所言:生命的意義並非憑空地創造出來,而在世界中發現出來。[2]即是說,「感動」是因被看見的經驗世界所觸動,亦有人會不惜一切對這份震撼的「感動」作出回應。當望著天空,從心而發地提問:「其實有沒有一種可能,就是地球正在轉動?」時,那種感覺猶如震動著心臟。

當求知精神源於感動時,傳承亦是所望之事。《地》故事中首幾位主角都不約而同地找到埋在山上有關「地動說」的研究資料,亦在自己將被異端審問官搜查到時,希望有人繼承自己的研究。拉斐爾在被抓後,便笑著對著審問官說:「這股感動會如瘟疫般擴散增長,連其宿主都無法控制……以這死,來換這感動的生。」他明確地指出,擁有感動的不可能只有一人,一個人的死並不代表甚麼,總有人拾起這份感動來傳承下去。可惜的是,故事進展到最後,數位主角盡了力氣將埋在山上的箱子的內容用各種方法出版,但始終無辦法由學者繼承,但在故事的最後一幕,畫面便是最後一位主角阿爾伯特在上學的途中偶然聽見有人在說「關於地球的運動」這個概念,他便一路走一路若有所思的,頭頂上出現一顆問號,故事就結束。筆者認為這是非常精彩的描畫,這代表著,即使沒有任何可繼承的資料,始終有人因為偶然的聽見或看到星空的「美」而繼承了這份感動,這是任何人都殺不死的感動。

面對求知的熱誠,不是有感動便確信自己所知道或研究的就是真理,而是認為是真理的同時,仍然認為自己有錯的可能性。主角巴德尼曾經想要將箱中的東西和相關知識佔為己有,同時亦非常自大地認為自己所研究的「地動說」一定是最正確的,認為研究如果不完美的話就毫無意義了;但另一位主角奧克茲則反駁巴德尼的自大,認為知識就是允許「出錯」的,有出錯的可能,就仍有可以探索的感動。這裡亦回應了蘇格拉底著名的說話:「承認自己無知」。

不同的知識有著不同的感動,就如基督徒讀神學,必然需要因著對上帝有著無限的渴求才產生的求知慾,例如會問:「如何更好地牧養青少年群體?」、「講道如何能夠更好地傳達上帝的話?」、「如何用信仰回應時代?」等等。神學生必須要全人投入,對神學充滿熱誠。這份熱誠來自與十架基督的相遇,不是為了自我滿足和自我肯定。[3]其實就是在說,讀神學的人也是追求知識的人,不應是為了證明自己的聖經知識有多厲害、講道有多吸引,而是認真地從事神學工作。

《地》的故事充滿悲劇,但卻非常精妙地結合了科學、哲學等範疇來討論人在充滿求知慾下的知識和學術的熱誠。


[1] 動畫版已於2024年10月5日在Netflix上架。

[2] Frankl, V. E. (2006). Man's search for meaning,Beac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46).

[3] 李文耀:〈從靈修到社會倫理實踐—潘霍華的例子〉,《建道學刊》第40期(2013年7月),頁129。

遊戲中的品格觀察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5/03/2026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

少女歷史:日本ACG萌文化哲學筆記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9/01/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書名所表達,這本書主要講述日本少女的歷史與現今一些動漫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書名同時寫著「哲學筆記」,甚至其中是以「流行文化研究」的方式來書寫,但其實也可以以閱讀歷史書的角度來看少女歷史,其中亦非常有趣。

「少女」一詞,乍看之下就是與年齡有關,即會聯想到可能在12-18歲之間的女孩子就名為少女。但其實「少女」是日本的產物,而她們並不以年齡來區分,乃是以求學階段來區分。因為在早期的日本社會中,女性由出生已被命定需要成為「女人」,而「女人」則需要遵從父權社會中的規範,畢業後便有被安排的婚姻。而求學階段中的「少女」,則是有數年的時間不需要思考有關自己未來如何被剝削,在有限的時間中,盡享「自由身」。因此,這一群的「少女」在其仍然自由的時間中,在明治時期便發展了許多「少女文學」,也得知這班「少女」在求學期間對於活在當下的嚮往以及未來畢業要進入傳統體系的悲傷與不捨。

在作為「少女」這個像是與世隔絕的時空當中的經歷,也造就了現時動漫中所展示的女孩子。一般在動漫中描畫正在求學的少女時,校園生活總是非常充實美好,甚少描繪畢業後的狀況,「畢業」彷彿就是少女「死亡」的時間,特別少女歷史中的女子學校。這樣顯得少女的校園生活尤其重要,甚至發展出不少同性之間的愛與情誼,也可以看見環境或朋輩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成長與性格塑造。

當然,歷史時期有其價值觀的取向,以了解歷史的角度來看,書中亦有提及大量與「少女」相關的日本歷史資源,例如關於早期日本的婚姻文化、羞恥文化等等,相信能夠使讀者對於日本「少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