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抽完又想再抽!——抽盲盒是軟性賭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早前,筆者在商場閒逛時,被一間盲盒店的人潮所吸引。走進看看,發現自己喜歡的動畫推出了新的盲盒系列。看著一個個設計可愛的角色,加上價格不算昂貴,筆者也忍不住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盲盒。


有趣的是,付款前明知不可能知道盒內是哪個角色,卻仍把不同的盒子拿起來秤一秤,希望能挑中自己喜歡的款式。打開盒子的一刻更是莫名緊張,心臟也不禁卜卜地跳快了一些。當看到抽中的是「胡迪」時固然開心,但腦海隨即浮現另一個念頭:「如果是阿愁就更好了。」於是,想再買一盒的衝動突然冒起,但又出現了「可能又會抽到重複啊!」的思想在拉扯。那一刻,筆者才意識到,這看似普通的購物過程,與「搏一鋪」、有機會「失敗」的賭博心態有幾分相似。


近年盲盒文化席捲全球,從商場的販賣機、專門店、便利店,再到網上社交平台,發售盲盒的地方愈來愈多。不少人將盲盒視為興趣和收藏文化的一部份,當中的確有其樂趣。然而,當年輕人成為主要消費群體時,我們或許也需要了解這些產品背後的吸引力究竟從何而來。


不少人認為盲盒與賭博不同,因為購買者最少能得到一件實體商品,而不是單純輸贏金錢。不過,若從心理機制來看,兩者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參與者先投入金錢,再等待未知的結果;得到心儀款式時感到興奮,抽不到時則希望「再試一次」。正是這種期待與失落交替出現的過程,令人難以輕易停下來。


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的「斯金納箱實驗」(Skinner Box) 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現象。研究發現,當白老鼠按下按鈕便能獲得食物時,如果每次都有獎賞,牠很快便失去興趣;相反,若獎賞並非每次出現,而是隨機發放,牠反而會更頻繁地按動按鈕,希望下一次獲得回報。而人類也有類似傾向。當我們期待得到獎賞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dopamine)。有趣的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往往不是獲得獎賞的一刻,而是等待結果揭曉的過程。換言之,人們享受的不只是得到禮物,而是那份「不知道會抽到甚麼」的期待感。


盲盒正正利用了這種「不確定獎賞」機制。消費者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抽到普通款式,還是夢寐以求的隱藏版。每一次拆盒,都像一次小型冒險;每一次未能抽中心儀款式,又令人覺得距離目標只差一步。事實上,商家十分了解這種心理。除了推出不同角色和系列外,許多盲盒還設有機率極低的隱藏版,讓消費者渴望自己成為抽到的幸運兒。若曾經抽到稀有款式,那份興奮感更容易留在記憶之中,驅使人再次購買,希望重溫相同的感覺。久而久之,吸引人的未必只是公仔本身,而是追逐下一次驚喜的過程。


對成年人而言,這或許只是可控制的娛樂消費;但對於仍在建立價值觀的青少年來說,情況卻值得關注。今年初,有大學研究團隊聯同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中學生曾參與和盲盒機制相似的虛擬抽獎活動,超過一半曾付費購買虛擬商品,而接近一成更達至「問題賭博」的程度。研究亦發現,花費較高的參與者,其心理困擾、自殘及自殺意念風險亦較高。[1]雖然研究主要針對網上抽卡和虛擬盲盒,但其反映的獎賞機制與實體盲盒其實頗為相似。


人的腦袋裡有影響我們做選擇的兩個系統:「獎賞系統」 (Limbic & Reward System) 和「認知控制系統」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2] 當處於青春期時,獎賞系統會受到性荷爾蒙影響,而變得對「賺到、贏到、被讚賞」等獎勵和刺激感覺有強烈反應,所以會令青少年有追求獎勵(reward-seeking)的衝動行為;而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前額葉卻相對發展較緩慢,以致其「認知控制系統」中的風險評估與長期規劃的能力,未能有效控制其衝動行為。


家長應留意,盲盒機制影響的不只是消費習慣,更可能塑造青少年的金錢觀。金錢在盲盒文化中,往往被視為購買「機會」的工具;花費未必能帶來相應價值,卻能換來一次刺激和期待。若孩子從小習慣這種模式,容易忽略努力、耐心和延遲滿足的重要性,甚至誤以為許多事情都可以透過運氣獲得。青少年正處於探索自我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亦較容易受到朋輩文化和社交媒體影響,進而產生「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面對盲盒熱潮,我們毋須將所有收藏和娛樂活動妖魔化。需要關注的,在於孩子是否理解背後的運作模式。家長除了關心孩子花了多少錢,更可以藉機與他們討論機率、風險和消費選擇。例如一起討論抽中隱藏版的機會率、商家為何採用隨機銷售的方式,並引導他們思考花費是否與實際價值相稱等,以幫助年輕人認識廣告、獎賞機制及消費心理的影響。這些對話都有助孩子建立更成熟的消費觀念和批判思考能力。


人生裡讓人珍惜的收穫,往往是來自努力、節制和成長,而不是一次幸運被抽中的機會。


明光社


明光社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60329940/ 


[2] 〈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MamiDaily 親子日常,2026年1月12日,連結:https://mamidaily.com/article/239517/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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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香港01 2026-10-14)

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4/09/2026
專欄:好書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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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思念可以穿越時空,把素未謀面的人連成同路人。香游氏自己也曾在丈夫驟然離世後迷失,第一本《豆腐人生》講述人生磨難與自我療癒,從失去中找回生活小確幸,讓人從她的「豆腐哲學」裡找到苦中一點甜;而這一本就把注意力轉往面對哀傷及思念,讓不同的傷痛能被看見、被接住。田芳在每個故事後附上的專業理論,讓人由沉浸於感受中可以醒過來反思一下,我們還可以成為彼此的同路人,還可以為對方做點甚麼。

孩子撐不住時誰來接住?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及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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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7學童尋短3死 學者籲三層應急維持 助開學適應 有校推小五生帶小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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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島頭條 2026-9-8)

新學年才開始數天,香港接連傳出學生自殺、自殘及情緒危機的消息。短短數日,至少有七宗相關個案,當中三名學生離世。對教育界、家長以至整個社會而言,這不只是一串令人震驚與心痛的數字,更是一個沉重的提醒:當一個孩子感到壓力巨大、走投無路時,安全網究竟在哪裏,有沒有為他張開?

每逢有青少年、學童輕生個案發生,我們很容易問:「是不是學業壓力太大?」、「是不是家長要求太高?」、「學校為甚麼沒有及早發現?」這些問題值得問,但也要小心不能把複雜的自殺問題,簡化成單一原因。學生的困境可以來自學業,亦可以是人際關係、家庭問題、情緒或精神健康,甚至是對自我價值與未來前路感到迷惘與失去信心。

教育局近年推出《4Rs精神健康約章》,學校要積極配合,透過相關活動為學生創造減壓機會,增強幸福感和抗逆力;政策亦強調,自殺風險需要跨專業及跨部門支援,而不是由某老師或某個家庭單獨承擔。高小、中學已推行「三層應急機制」,由校內識別和支援,到校外社區社福網絡,再到醫療機構。2025/26學年截至今年3月底,校外支援網絡已接獲330宗轉介,高風險學生經第三層機制轉介精神科服務亦有63宗。由此可見,香港並非沒有支援系統。但我們仍需再進一步問:積極預防能否比危機早一步出現?

預防勝於治療急救

老師面對教學、行政、家長溝通等工作已感沉重,社工和輔導人員同樣忙碌。但學校可以嘗試把簡單而持續的情緒check-in融入日常課堂,讓學生覺得開口分享感覺是正常事,有可以「被接住」、「被看見」的空間,而不是等到危機出現才啟動支援。

家長同樣有自己的難處。父母並非不愛孩子,很多時候正因為太愛、太擔心孩子的將來,才會不斷提醒功課、成績和前途。只是孩子有時需要的,並不是另一個解決問題的人,而是一個願意先聽他說話、努力與他同頻的人。當孩子說「我好辛苦」、「我唔想返學」,家長未必要立即說「人人都係咁」、「捱埋佢啦」。一句「我知道你近期好辛苦,我哋一齊諗辦法」,可能比一番大道理更重要。

求助不是懦弱 迷惘不是失敗

社會也要把「求助」變成一件很尋常、普通的事。有研究發現,部分學生不願求助,是擔心事情傳開、被批評、不被理解。而建立抗逆力,也不要把「抗逆」變成為另一種責任,好像撐不住就是自己的錯。

師長應反思價值觀。在希望孩子努力的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考試失手並不代表人生失敗;可以鼓勵孩子追求卓越,但成績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要求孩子有目標,也要容許他在人生路上迷惘、停下來、再尋索,甚至被給予空間重新選擇。用多一年或多年時間再走過,好過他們選擇不再走下去。

現在,學校與家長應合力編織出一張緊密、有溫度的安全網:學校讓孩子有地方可以分享,家長有傾聽空間讓孩子訴說感受,而社會則不要因一個孩子在脆弱求助、患上情緒病時,便給他貼上標籤。

有句說話:「教養一個孩子,需要一條村的參與」(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這也是我們最需要重新思考:教育,不只是學生自己的責任。當要面對的挑戰、難關、恐懼時,有人陪著一起走,他就不孤單。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在癌友的康復路上獻上戲劇療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明光社近年每逢暑期都有個「傳統」,就是會派部份項目主任到不同的基督教機構「交流」,藉此了解該機構的服務、文化及受惠者的需要。是次筆者再有交流機會,去到為癌病患者、照顧者及康復者的機構 ——「護心喜藥團」了解及服侍。

「護心喜藥團」是由余德淳博士和五位患有不同癌症的基督徒於2020年創立,於2021年底正式註冊成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其宗旨是透過癌症過來人的生命互動交流及長期同行關懷,使癌症患者在困境中得著鼓勵並重新得力,正向面對病患,一同實踐「喜樂的心乃是良藥」,促進癌症病患者身、心、社、靈的全人健康。[1] 他們透過專科小組的關懷、醫療服務轉介、療癒興趣班與活動,以及支持有經濟困難的癌病患者家庭等服務,陪伴癌友及其家人走過漫長的治療與康復過程。

筆者於是次交流中,很感恩獲得他們的信任,能在其中心「舍下」拍攝五週年宣傳片,並有幸聆聽了KC及淑慧兩兄妹在舍下獲得療癒、關愛,甚至信主的感動故事。

另外,筆者亦有機會為對戲劇有興趣的會員舉辦戲劇體驗班,以及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演出。在短短兩堂的戲劇體驗課程中,學員們學習了一些劇場基本知識,體驗投入戲劇創意遊戲、形體合作,並進行個人故事的創作與演繹。不少參與者事後表示還想學習與體驗更多呢!

最後,筆者邀請了幾位演員與樂師,為癌友舉行了以「起落・喜樂」為主題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我們為每位傾吐心聲的分享者,以即興戲劇演繹其故事內容,作為送給他們的禮物。本以為大家會分享很多醫療過程的高低起伏,但沒想到將大家的故事串連起來的「紅線」(即故事與故事間的連繫),最後都漸漸導向與家人之間十分寶貴及叫人珍惜的親情與愛。

感謝主,回看這次交流,不單讓筆者對癌友了解更多,更看到他們的愛心與堅強。也感恩能運用自己多年所學的應用戲劇方式去服侍他們,並看見他們有進一步了解及體驗的興趣。求主繼續賜福予舍下,讓有需要的朋友透過舍下得到關愛及適切的幫助,也感動更多有心人,為他們提供更多元化的療癒活動。


[1] 「護心喜藥團協會」網站:www.healingjoy.org.hk/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 ——從國度觀看門徒的生活日常(The Rest of Life: Rest, Play, Eating, Studying, Sex from a Kingdom Perspective)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3/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許多華人基督徒的成長記憶裡,信仰往往與嚴肅的屬靈追求、主日聚會或事奉緊密相連。甚至在傳統「屬靈/世俗」二分的影響下,信徒可能常會隱隱覺得:只有讀經、禱告、服事才是「屬靈」的,而吃飯、休息、休閒娛樂等事,只是生活中的「次要事項」,甚至當感到很享受時,會帶著一絲道德愧疚感。

然而,知名新約聖經學者韋特寧頓(Ben Witherington III)在《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一書中,正是要翻轉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韋特寧頓而言,「神國」並不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另外劃分出來的一個屬靈領域,而是上帝對整個受造世界的更新與掌權。因此,問題不只是「哪些事情才算服事」,而是「我們如何在上帝掌權的國度裡生活」。從餐桌上的飲食習慣,到日常生活中「何時」該休息;從如何看待遊戲為倫理操練,到對寶貴聖言的胃口(求知慾),以及神所喜悅的性生活——作者嘗試拆掉信仰與生活之間那道牆,重新檢視自己生活的全貌,以體現吃喝玩樂不只是生活的調劑,也可以成為門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神兒女的樣式。

這書邀請我們重新察看自己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論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我們應該思想怎樣使這一切各得其所,保持平衡… 你需要聆聽你身體發出的信息,並理智地回應。」大家可嘗試閱讀此書,作為反思自己信仰生活的一個起點。

AI 不懂「人話」,正是人類的本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6/08/2026

當你以為AI工具是一位絕對服從主人的「助手」,會乖乖配合你的每一個指令,叫它往東,它就不敢往西時,事實上這只是假象。現階段的AI工具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單靠AI進步是不足夠的,人類亦需要提升自己,學習從AI的角度出發,運用AI才能理解的邏輯去寫提示詞,這樣生成的作品才不會讓人啼笑皆非。

會有以上的想法,是因為筆者最近正在摸索AI影片製作工具,發現若用過往的寫作方式,輸入人類能輕易理解文字作為提示詞,原來在AI的解讀下,會產生不少笑話。例如,筆者輸入「主角一手撐傘,一手摸狗狗的頭」,畫面竟然生成了主角一手撐傘,另一隻憑空出現的手(不是主角的手)在摸狗狗的頭。又例如,筆者叫AI生成一個「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主人,主人推門進入便利店」的影片,一開始畫面確實是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待,誰知當主人進入便利店後,筆者竟然看見便利店中的飲料機的玻璃門裡面,有一隻一模一樣的狗狗。這種崩壞其實是有跡可尋,因為對AI來說,「狗狗在門外」是一個指令,便利店的門是門,飲料機的門也是門,它因此混淆了,才出現了這一幕奇怪的場面。

原先筆者以為只有新手都談不上的人才會鬧出這種笑話,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分享,才知道原來有很多AI影片製作者,仍會向資深製作者詢問相同的問題:如何讓主角不變臉、髮形、衣服、場景、道具能保持一致、不無中生有,或突然出現一些原本設計沒有的物件或場面。根據網民分享,才知道有所謂「抽卡」一說——製作者即使輸入了詳細且精準的提示詞,到底AI能否生成他們想要的畫面,每一次都如抽卡一樣,只要未看到生成的影片,都不確定這次的作品是否沒有崩壞,可以使用。這種情況,就如量子力學中謎一般的薛丁格的貓(Schrodinger’s Cat)思想實驗——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毒氣裝置,而毒氣是否釋放完全取決於一個隨機量子事件。在量子力學的規則中,在人們打開盒子「觀測」之前,那個粒子處於「衰變」與「沒衰變」的疊加態,因此貓也被迫處於「活著」與「死了」的疊加態,彷彿貓同時是活的又是死的;只有當人們打開盒子看一眼,貓的狀態才會成為其中一個現實。簡單來說,盒中的貓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只有在觀測那一瞬間,才決定它到底是死是活。

當然,資深的AI影片制作者經過無數次抽卡,燒了不少錢後,自然能駕馭AI,甚至還能製作出諷刺AI理解人類語言的影片。對於學習過AI影片製作的人來說,看後會比旁人更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明白用AI製作影片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痛點——提示詞。提示詞牽涉到技巧,尤其是文字。

不得不說,初涉AI影片製作後,才赫然發現人類的理解力原來可以如此之強,而彼此之間能運用語言或身體語言溝通,是何等奇妙且美妙的一回事。有時,親人、好友或情侶之間甚至不需用語言,一個會心微笑、一個眼神,便能知道對方的心意。這份有聲或無聲的交流,實在是造物主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在AI時代,人類需要與時並進,學習如何與AI溝通,學習用AI能理解的邏輯來表達,但更重要且更幸福的,還是可以與一個不必像AI那樣令人費神、能夠正常溝通的人聊天。


參考資料:

Mr. Light, 〈薛丁格的貓》好可憐到底會死不會死〉,《Mr.Light|觀察室的沙龍》,2022年11月10日。

@ImmortalDairy:〈當我試圖馴服ai做短劇〉,YouTube

關注與Deepfake有關的性罪行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30/07/2026

政府現正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展開公眾諮詢,並將於8 月5 日截止。據報導,是次法例的修訂目的,既為加強對性罪行受害人的保護,亦為使性罪行條例與時並進。修訂主要涵蓋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涉及兒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等範疇,以保護兒童、精神缺損者和社會大眾免受性剝削和侵犯。

在針對性影像方面,政府進行檢視和完善性罪行法例工作中,有提及對兒童的保護措施。例如:「強迫兒童觀看性影像、藉書面或口頭性滋擾兒童,或導致兒童傳送性影像或通訊」等行為,均可能構成性罪行,以保護兒童免遭受性剝削。

至於AI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對社會影響,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在立法會會議上補充指出,網上傳播非真人的性影像亦受到規管。他明確表示:「無論是真人還是深偽,或者卡通片動物形象,凡涉及性,令受害人感到侮辱、驚嚇、困擾,都有機會入罪。」

在現行的法例中,使用深偽技術製作色情照是否觸犯法例,關鍵在於該影像是「兒童」還是「成人」,以及是否有「發布」、「威脅發布」或「詐騙」等行為:

  • 當影像主體涉及未滿 16歲的兒童,無論是單純製作、管有、還是發布,一律違法(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第 579 章),製作或發布最高可判監禁 8 年;管有最高可判監禁 5 年)。
  • 當未經當事人同意而「發布」移花接木的成人色情照上傳到網站、社交平台、通訊群組,或傳播給他人(香港在 2021 年修訂了「窺淫罪」相關法例。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AE 條「未經同意發布私密影像」,定義已涵蓋經修改、移花接木的影像,違者最高可判監禁 5 年)。
  • 當有人以此影像進行「恐嚇」或「勒索」,如以私密照威脅受害人以索取金錢,或者企圖令受害人感到羞辱和困擾,即使最終沒有真正把照片發布出去,同樣犯法(同樣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AE 條的「威脅發布私密影像罪」,最高可判監禁 5 年;若涉及索取財物,則會觸犯《盜竊罪條例》中的「勒索罪」,最高可判監禁 14 年)。
  • 當有人用深偽色情照用於欺詐、起底或商業侵權,詐騙他人財物、公開受害人個人資料實施「起底」報復,或是未經授權使用名人肖像損害其商譽進行商業宣傳,可能觸犯《盜竊罪條例》的欺詐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相關罪行,以及普通法下的民事侵權責任。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並無專門針對 AI 深偽的單一法例,而是透過現行的多項刑事條例進行規管。若有人僅「單純製作」成人深偽色情影像,並不對外發布,只存於私人電腦或手機上(即利用 AI 技術將某個成年人的容貌移花接木到色情照片上,但該照片純粹留作個人觀賞,從未傳播、從未打算公開,也沒有用作威脅或勒索),在現行法律上就很難界定為刑事犯罪。因為香港現行法律僅對「兒童色情物品」設有「單純管有罪」;對於涉及成年人的虛假色情影像,法律並未禁止私人管有。

鑑於香港大學曾發生學生涉嫌大量製作女同學深偽裸照,被其女友發現後舉報,最終卻因未發布而難以被起訴,亦未被院校處分的「N號檔」事件,社會亦有聲音呼籲修例。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曾於委員會會議上提問,關注使用深偽技術製作的影像是否會於是否修例被涵蓋,而深偽技術亦漸漸成為欺凌的手法,值得社會關注,並加強對市民的保障。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深入探討相關的立法議題,多參考英國、南韓等地的做法,將「未經同意單純製作」成人深偽色情物品也正式列為刑事罪行。至於本社對今次諮詢的其他意見,可參閱以下網頁:

明光社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公眾諮詢」意見書

*文章以AI整理相關法律資訊


參考資料:

香港諮詢性罪行法律改革,能給受害者帶來足夠保障嗎?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75yye47r15o/trad
(BBC News. 2026年7月6日)

性罪行修例|網上傳播非真人性影像亦受規管 鄧炳強:若令受害人感侮辱可入罪
https://www.i-cable.com/%E6%96%B0%E8%81%9E%E8%B3%87%E8%A8%8A/481970/
(i-CABLE. 2026年7月7日)

香港大學N號檔深偽圖片受害女生:「這是一個法律黑洞」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p94nmgde2xo/trad
(BBC News. 2025年8月11日)

《雙囍》-- 「夾心」環境中的內在小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準新郎高庭生(劉冠廷飾)與女友吳黛玲(余香凝飾)結婚,庭生不想得失其父母 –––– 一對已離異多年及水火不容的父親高盛宏(庹宗華飾)與母親白雁心(楊貴媚飾),所以堅持要於同一天、在同一家五星級飯店同時舉辦了兩場不可讓父母知道對方存在的秘密婚宴。

《雙囍》是2026年上映的台灣劇情喜劇,由《孤味》導演許承傑執導。內容笑中有淚, 除了有滿滿的笑料外,還深刻探討了原生家庭如何深遠地影響著 「內在小孩」(inner child)。透過主角高庭生婚禮當天的故事,帶出華人家庭中常見的討好模式、童年情感創傷與最終的自我和解。順帶一提,《孤味》一片於2021年奪得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劇本,內容是透過籌辦父親的喪禮來探討離婚家庭中母女們的情感衝突,及面對各自的內心和解。而《雙囍》則把鏡頭轉向婚禮,呈現「成家」之前先面對「原生家庭」的課題。

故事中,庭生為滿足父母雙方的要求,勉強安排雙婚禮所造成的混亂,揭示出他的童年—— 父母的離異令他常夾在兩者中間。作為兒子的身份,他常要討好雙方家庭及滿足長輩的期待,長期壓抑自己的感受,並為避免衝突而犧牲真實的自我。這種父母關係緊繃的原生家庭容易讓孩子成為「夾心餅 」,孩子的生存本能會叫他學習「讓大家都好」,而忽略了自身需求。故事反映著許多子女在「孝順」的壓力下,要無奈地自我壓抑。父母雙方未解的恩怨,無形中傳遞給下一代,持續地成為了子女的心理負擔。

成長後是否能改善?電影給了大家一些啟發。新娘黛玲對庭生的成長與家庭背景感到好奇,無論多忙都要去看看、了解他的成長,這是一種陪伴他去檢視自己,讓他感到被明瞭的一種做法。而當庭生「遇見」兒時的自己(小庭生落淚的回憶),並對他說「這不是你的錯」時,心理學中就是與「內在小孩」相遇,檢視、接納並安慰自己內心的方法。

電影在應用物件作象徵來深化主題相當出色:長期擺放於庭生屋裡的「達摩」木雕,代表著他自小在家要面對父親的權威、家庭規矩與監視,至今仍影響著他;墨魚麵是電影中貫穿全片的重要母題,既是童年幸福回憶(被關心的感覺)與愛情定情物,也是對父親權威的反叛(牙醫父親討厭弄髒牙齒與黑色);還有飯店秘道與溜滑梯,亦是象徵庭生的潛意識探索通道與重訪童年。這些物件不僅是道具,更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體現衝突,與內心被療癒的過程,都變得具體可見。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烈日當空之時,太陽刺眼讓人沒法直視。而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為他的著作命名為《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正是要指出: 死亡與烈日一樣,都叫人難以直視,但他亦同時呼籲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凝視它,並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透過正視死亡,我們得以把強烈的恐懼轉化為可以承受的焦慮,在適當的指引與陪伴下,平復內心的不安,讓生活重新充滿活力與意義。

Yalom 是猶太裔的俄國移民,於美國成長、學習,成為了精神科醫師及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及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是當代具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大師之一,將存在哲學融入心理治療,並指出人類面臨四個「終極關懷」面向:死亡、 孤獨、生命意義及自由 。他指出,在日常的臨床實務裡,這四者互相交纏盤繞,但死亡焦慮是其中最明顯也令人苦惱的一個。

Yalom 觀察到,對死亡的恐懼很少直接浮現,而是常常偽裝成其他心理症狀,例如強迫行為、關係困難、工作狂熱或逃避親密連結。這些焦慮常在「覺醒經驗」中被觸發——如親人過世、離婚、重病、創傷、衰老,或強烈的夢境——打破我們日常的否認機制,讓死亡的現實清晰浮現。但他強調,認識到死亡焦慮的存在是療癒的第一步,許多心理困擾的根源其實是對有限生命的恐懼。

雖然Yalom是位無神論者,但他指出有不少人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就算快樂,也會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生有何意義?他提出了「漣漪」的概念,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般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就算自己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雖不至於是名垂千古,但也能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我們的人生體會、智慧、善行,傳達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就如人們所說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吧。他亦指出努力活得無憾、無悔,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減少孤獨感,陪伴大家走向衰老及死亡。

這不是一本冰冷的理論書, Yalom在書中寫了很多他曾作治療師時所幫助過的個案。一邊看不少在人生低谷的故事,一邊理解作者的理論及想法,一邊逐漸轉化對死亡的恐懼為改變的勇氣,學會珍惜每一當下、多陪伴關心及安慰苦難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的「漣漪效應」是書中一個要點。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地上為主發光」,在信仰上影響他人對基督宗教的看法、了解福音。當 Yalom 專注談此生時,可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漣漪,最終在基督裡可擁有永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是否能成為基督的馨香之氣?

《鐵拳教育》引發的討論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8/06/2026

近日Netflix劇集佔第一位的是韓劇《鐵拳教育》,引起了坊間一些討論。劇集講述韓國教育局局長因教師女兒兩年前被學生殺害,眼見校園欺凌與暴力日益失控,於是與女兒的準丈夫羅華振成立「教權保護局」。羅華振以督察身份進入學校,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極端方式,對付「犯事者」。

劇中,羅督察與同袍面對校園欺凌者、怪獸家長、受賄老師及販毒惡霸等問題時,採取了極具戲劇化的強硬手段,例如以暴制暴體罰欺凌者、瓦解欺凌小圈子並反向孤立他們、強迫怪獸家長親身體驗孩子的學習苦況,以及透過社會輿論施壓令惡人受到懲罰。這些情節為觀眾帶來強烈的復仇爽感,因此《鐵拳教育》自播出以來長期高踞Netflix劇集榜首。然而,劇集的極端手法同時引起韓國老師和教育關注人士的憂慮。他們擔心觀眾會模仿劇中「私刑正義」,以暴力或過激方式解決校園問題。

筆者同意不能合理化暴力,教師也不能使用暴力作為教育手段,應該耐性地尋求不同有效的方式來教育學生及回應家長。包括用方法增加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能體會別人的苦況;亦作出不同的家長教育,讓他們知道孩子的學習特點,配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劇中的內容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在香港亦有部分學校確實存在類似劇中的學生,既無心向學,又故意在課室阻礙教學、破壞班風,更威脅到老師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欺凌同學、仗著年紀小而難以被法律制裁;學生KOL操控網上輿論、血口噴人、顛倒是非,嚴重損害師生名聲。而一些怪獸家長亦對孩子、老師的生活作出嚴重干預…… 而校規與法律往往束手無策,上述種種問題確實令人困擾該如何有效處理。

《鐵拳教育》畢竟只是劇集,編劇把現實中的棘手難題推向極端,以製造強烈的戲劇衝突和討論話題。但這何嘗不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真實世界裡,校園欺凌和師生權益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困境?香港亦發生過一些老師因壓力大而影響情緒、出現傷害自己的情況,而校園欺凌亦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地方。當局除了要不斷加強學生追上科技潮流,學習太空人及AI教育,還需面對現況,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尊重,以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並有效地保護師生身心,為有心上課的學生提供安全的教育環境。


參考資料:

〈Netflix《鐵拳教育》大熱掀爭論 首爾教育監 反對以暴制暴 〉,《 香港01》,2026年6月17日

《死亡這生命課》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與生命教育)
21/05/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生之中「生、老、病、死」的「老」或「病」,或許有些人可以不必經歷,但我們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天一天地邁向「死亡」,這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然面對的事實。雖然,自古以來,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不用經歷死亡,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作者鄧瑞強博士,是學者也是牧者,他於書中引述了四位已故神學家不同的死亡神學,來引發讀者對死亡的反思。鄧牧稱這些理論為「神學圖畫」、「藝術品」,啟發著我們的想像與體會著信仰的深度。

鄧牧認為要「理解死亡,不能離開理論視角」,所以他引述了拉納(Karl Rahn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四位神學家對死亡的四種不同的思考重點來擴闊讀者對死亡的理解及看法。

關於這四位神學家的看法,個人對拉納最為深刻,他認為:「生活著,就是死亡著(living is dying)」。如我們追問死亡是甚麼,因為生與死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是與追問生活是甚麼,根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鄧牧亦指出「順服天命的任何人,理應像耶穌那樣活。在活著的每個環節中,都活出經過抉擇的小死。每一次的小死,都是走向上帝的一小步。」因此,對拉納來說,死後審判實質就是「生活本身向人揭露其生活的本相」,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選擇一種上帝喜悅、好的活法,也即選擇一種好的死法。

另外三位神學家對死亡的看法,也叫人更深刻重視神與我們的關係、虛己與盼望,很值得我們更深了解。如鄧牧最後所指出的,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值得我們打開心扉,接觸死亡神學,細思有終點的生命,反思其意義。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當掌聲變成攻擊—從全紅嬋網暴看青少年面對的數碼壓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1]朱浙萍︰〈捧殺棒殺映射病態網絡文化〉,《浙江日報》,2026年4月8日,網站: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6-04/09/content_3895791.htm?div=-1

[2]「飯圈文化」:飯圈是網路用語,指粉絲圈子。「飯」源自英文「fans」的音譯。分析指出,飯圈文化只是表象,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競技體育系統資源的高度集中性與競爭的激烈性。(摘自中央社2026年4月13日報導)

《正義女神》中的濁流與清泉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2》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

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第226章),處理16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重點在於教化而非懲罰。少年法庭審訊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家長旁聽。劇中透過約20宗案件,揭示了錯誤的家教方式:有些父母過度溺愛,甚至偽造證物助孩子「走精面」逃避法網,使其漸成惡霸;有些則施加過高壓力或情緒勒索,導致孩子心理失衡而犯案。這些「愛他變成害他」的例子,讓人看得唏噓。

此外,劇中有不少篇幅,深刻呈現了校園欺凌的殘暴。學生因恐懼淪為目標而選擇沉默,成為「集體幫兇」;校方則為保校譽而掩蓋真相。現實中,香港校園欺凌問題確實嚴峻,有研究顯示本港學童受欺凌率曾位居全球前列。

雖然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但更多孩子因原生家庭或曾被欺凌而身心受創,需用一生去治癒。劇中「言官」對繼女的態度,以多溝通與信任的方式,在女兒惹上官司後願意放下工作,全心幫她打官司、調查案件,與其他法律界同業對親生孩子犯案時的多疑或縱容態度,形成強烈及鮮明的對比。

最後,筆者發現此劇有一特色,有些角色(如言官、鄭官)常常飲用清水,彬母高淑華(陳煒飾)亦曾遞清水給其子勸誡他,這除了部份是植入式廣告,似乎隱喻著「以水洗清罪惡」,與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Maharaja)中主角在面對嚴重罪行時亦會飲用大量清水的做法相似,大家在追劇時,不妨留意編劇這番心意。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