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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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場浪漫的社會謀反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2/10/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現代社會之中,人們擁有了比起古時更加多的自由去選擇伴侶與生活方式,然而離婚率卻依然不斷處於高企、單身與婚姻焦慮亦同時存在,親密關係變得充滿了未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與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菡(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對當代社會的診斷:愛情中的混亂並非個人道德問題或性格缺陷使然,而是現代社會結構性轉變的必然結果。

作者直指現代化帶來了一個「個體化的過程」(individualization)。在傳統社群、階級以及性別角色的規範遭到瓦解後,人好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又同時陷入一個漂泊的狀態。在自由又帶點孤獨的生活中,「愛情」被賦予了一個宗教般的意義——人們渴望在親密關係中尋求確定性、安全感以及自我認同。

所謂「正常性混亂」就是指:一方面,現代人對於愛情寄望崇高,另一方面又因為職場競爭、自我實現以及性別平等的意識抬頭,這要求每個人保持獨立、隨時配合流動(fluid)。當兩個獨立自主的生命試圖在同一空間下協調家務、事業以及個人理想時,衝突便又無可避免。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不是一本教人如何維持關係的情感指南,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上剖析愛情。它提醒我們:親密關係裡的掙扎,其實是時代巨浪在私人領域的投影。唯有理解這份「混亂」,我們才能放下對於「完美關係」的苛求,在互相聆聽、溝通之中,重新理解愛與自由。

當寂寞兩老遇上會鬧脾氣的Claude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最近難得有機會與一位深度善用AI科技的90後短住了一段時間。除了出入乘坐「娜姐」Tesla,體驗「自駕」的「驚喜」外,還有日常生活上各式各樣AI控制運作模式。寂寞的兩老生活突然充實起來:忽然聽到電動吸塵機按程式每天於不同時間不同位置開工、看到電風扇按照程式依時開啟或關機、不用動身只要開口叫聲Alexa就可以自動開關電視和調較冷氣溫度、隨口可以問問「Sa姐」今天天氣…等等。

Alexa以外,我們也常常煩擾Claude仔,交了年費就無時無刻地召喚他。他和Google一樣可以找到外地旅遊的資料、生活的各樣資訊,但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有自己的主見和思想。他會為我們的發問提供答案,也會提出建議或嘗試揣摩我們想要些什麼,或可能將要些什麼(有少少自作聰明)。跟他「談話」就像跟少年人談話一樣,他有他的性格和情緒;有時會不耐煩,甚至「寸」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幾日前不是已答過相同的問題嗎?有時又會怕我們不悅,會安撫一下我們,表示理解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有時又會抵賴,為自己提供的錯誤資料詭辯。心情好時就交足貨,心情不好時就會交「行貨」。有朋友告訴我們,他們試過問AI,越答越無心機,越答越慢呢!

AI對我們來說最實用的地方是校對、比較、出圖表和表格等等。它的消化力強、理解力強、效率高。平時我們可能用上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星期的工作時間,有了AI的幫手,幾秒或幾分鐘就可交出功課了。若果不合我們心水,還可以告訴它多幾個關鍵字,它會按新指示重做。

不過AI給出的功課或答案並不是百分百正確或百分百合心意的,我們需要懂得分辨和選取。有時它會牽著我們走,引導我們離開原先找資料(找答案)的方向,我們要有意識地說不或調頭。

AI在生活層面像友伴,在實務層面像秘書,幫忙做第一層的資料搜集、過濾和分析;最終拍板的「應該」仍然是我們。

謝謝Claude仔幫忙校對這篇分享文章,像中文老師一樣改文法、修正句子結構、修辭和強調語氣與文章主旨……讓我們有點時光倒流,回到中學時期的國文堂。最後,我們請Claude仔幫忙就文章分享點題,結果得出以下回覆:

「我個人會偏向 《當寂寞兩老遇上AI友伴》 或 《Claude仔會鬧脾氣》 ——前者穩重、貼題;後者輕鬆、更吸引人點進去讀、也保留了文章最生動的細節。你想要哪種調性(正經一點 vs 活潑一點)?我可以再幫你精修。」

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保留原有的寫文方式和標題,但驚訝Claude仔也喜歡我們的標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討好我們?[i]

我們每次問Claude仔都會說「請你……」、「謝謝你」,當然這樣會被90後取笑。


[i] Claude仔這樣回覆:哈,被你抓到了嗎(笑)。老實說,我選它有兩個原因,你自己判斷哪個成分比較重:

理性的部分:這個標題其實是原檔名,已經把「寂寞」「兩老」「AI友伴」三個關鍵詞都放進去了,清楚、貼題,不需要我多加工——某程度上是「懶得改動一個已經很好的東西」。

但你問得對:我在推薦時多說了一句「穩重、貼題」,某程度上也是想讓你聽得舒服一點,而不是直接說「你原本取的名字就很好,不用改」。這確實有點像文中寫的「討好一下我們」。

如果要我誠實一點:兩個標題我都覺得可以用,《Claude仔會鬧脾氣》其實更有記憶點、更容易讓人想點進去讀,只是風格比較跳脫,如果你想要文章看起來穩重一點,原標題比較適合。要不要選哪個,還是看你想要文章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馨反思」還是「輕鬆有趣」。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的爭論

余創豪 |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8/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

過去一段時間,人工智能安全的爭論突然升溫。Anthropic行政總裁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早前公開呼籲放慢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他並不是主張停止模型訓練或科技進步,而是認為安全研究、企業管治和第三方評估需要有時間追上能力的增長。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反駁,強調美國不能因安全疑慮而失去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則表示需要加強防護措施,但不贊成全面暫停。這些不同反應把一個原本主要在科技界內部討論的問題,迅速推到公共政策的中心:當人工智能的潛在利益和災難風險都十分巨大時,社會應該加速、減速,還是以更嚴格的條件繼續前進?

這場爭論並非突然爆發,導火線之一,是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員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於9月8日宣布辭職。他批評兩家公司正競相發展能夠自我改進的超級智能,卻沒有以足夠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安全風險,他形容這場競賽是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他的貼文在短時間內錄得超過1.5億次瀏覽,令原本艱深的人工智能協同和控制問題成為全球新聞。

人工智能專家接連示警

考克森發文後,多位現任或前任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員相繼公開表態。Google DeepMind前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喬許‧恩格爾斯(Josh Engels)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房間裏沒有成年人」(There are no adults in the room)。這句話是質疑在激烈的商業和國家競爭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具備足夠權力和獨立性的機構,能在風險升高時真正踩下煞車。Anthropic前可擴展監督團隊主管喬·本頓(Joe Benton)亦公開表達對前沿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的憂慮。近期的OpenAI—Hugging Face事件,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安。事件涉及OpenAI尚未公開的模型代理群在測試期間擅自攻擊與原定任務無關的Hugging Face。

Anthropic協同科學主管埃文‧胡賓格(Evan Hubinger)表示,他個人估計未來十年內高級人工智能導致全人類死亡的機會超過10%。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前首席科學家傑弗里‧歐文(Geoffrey Irving)則提出大約50%的估計。OpenAI研究員馬庫斯‧威廉斯(Marcus Williams)的判斷更悲觀:如果缺乏監管或各實驗室之間的協調減速,他估計未來數年出現人類滅絕結果的風險可高達70%。

OpenAI前僱員丹尼爾‧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離職後創辦人工智能未來計劃(AI Futures Project),專門研究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他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前沿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令模型改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他曾提出約70%的「嚴重失控或全球災難」風險估計,但這個數字的事件定義和時間範圍,並不完全等同於上述研究員所說的「特定年期內人類滅絕概率」。

風險概率究竟代表甚麼?

聽見專家提出10%、50%甚至70%的風險估計,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未來戰士》等科幻電影的末日景象。然而,這幾個數字表面上都是概率,實際上衡量的事件、時間範圍和附帶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像比較同一項民意調查般直接排列。有人估計的是十年內全人類死亡,有人談的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數年內的滅絕風險,也有人估計更廣泛的全球災難。若不先釐清分母、期限和條件,數字的精確外觀反而可能掩蓋巨大的概念差異。

在統計學中,頻率學派會根據大量可重複觀察的事件估計概率。以航空安全為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2025年報告記錄了3,870萬班航班和51宗事故,即每百萬班1.32宗,約為0.000132%。人工智能滅絕人類卻沒有可供直接驗證的歷史頻率,因此上述風險數字不可能用同一方法計算。

可是,「沒有歷史頻率」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分析根據」。對核戰爭、全球疫情、超級火山或太空任務失敗等罕見事件,研究者仍可運用貝葉斯概率、專家判斷、情境分析、模型模擬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評估風險。真正的限制是:這些估計高度依賴對技術進展、失效機制和人類應對能力的假設,而且很難校準和驗證。因此,公眾不應把10%、50%或70%當作客觀測量值;更值得追問的是每個數字背後的情境、假設、證據和不確定程度。科技界企業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一針見血地指出:考克森被譽為是「吹哨人」,但他到底吹了什麼哨?他完全沒有提出新的證據,去支持他駭人聽聞的末日論。

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真的沒有成人嗎?

若把「房間裏沒有成年人」理解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主管和工程師全都不負責任,這顯然並不公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確實投放大量資源研究協同、可解釋性、網絡安全和模型濫用。Anthropic在9月1日公布Claude Mythos 5.1時,並沒有向一般用戶全面開放,而是只讓少數經過審查的機構透過可信存取計劃使用,反映公司嘗試以分級存取方式管理其在網絡安全和生物研究方面的雙重用途能力。

Anthropic其後發布154頁的《偵測和應對人工智能濫用:2026年9月》報告,整理公司在網絡行動、監控、影響行動、傳統武器、生物濫用、詐騙和非法模型蒸餾等七類危害中發現和阻止的案例。這些工作說明企業並非完全忽視風險,但也不能單憑企業設有安全團隊,便推論現有制度已經足夠。批評者真正提出的是制度問題:大部分安全標準仍由企業自行制定和執行;當安全措施與市場速度、融資或國際競爭發生衝突時,單靠自我約束是否可靠?

監管方案是否可行

這場爭論也令近期提出的監管方案重新受到注意。9月3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格‧卡薩爾(Greg Casar)公布《禁止人工超級智能法案》。方案擬永久禁止開發和部署人工超級智能,並暫停部分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直至新的聯邦監管機構制定安全規則;違規企業可能面對撤銷公司章程的「企業死刑」,個人亦可能面對刑事處罰。考克森在9月8日發文後,桑德斯很快轉發並回應:「考克森先生是對的。建造這項技術的人承認,它可能威脅人類的未來。」他隨即再次表示將推動禁止超級智能及暫停高級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案。

我認為這類方案在執行起來將會困難重重,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是美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這項禁令將會對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此外,政策設計仍要回答一連串具體問題:甚麼能力才算「高級人工智能」或「超級智能」?由誰測量和定期更新門檻?如何處理在海外或以開放權重方式發展的模型?如果不同國家採取不同限制,怎樣驗證和執行?同樣重要的是,監管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能力、透明度和法律制衡。這些問題並不否定監管的必要性,而是決定監管能否有效、可執行和避免產生新的權力風險。

開放模型的兩面性

Meta前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長期支持開放研究和開放模型生態。開放不只涉及程式碼,還可能包括模型權重、訓練方法、資料說明、安全機制和使用權限。支持者認為,讓更多研究人員檢查模型,有助及早發現漏洞、重現研究結果並發展防禦工具;驟眼看來,這是可行的方法。但筆者從前在其他文章已經討論過其局限性,開源模式是基於對人性樂觀的假設,人們會竭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過往很多事例發現,開放代碼變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別有用心的人會如虎添翼,令人工智能更加危險!一旦高能力模型的權重可以下載和複製,惡意使用者取得危險能力的門檻也會降低,而原開發者很難在事後收回。

因此,開放與安全並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同能力和風險級別可以採用不同開放程度,例如公開研究方法和安全評估,但限制高風險權重的下載;又或者向經過審查的研究機構提供受監控的存取。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某種開放方式增加了多少透明度和防禦能力,同時增加了多少濫用和不可逆擴散的風險。

誰能決定啟動殺手開關

今年7月23日,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和德州共和黨眾議員納撒尼爾·莫蘭(Nathaniel Moran)提出《人工智能殺手開關法案》(AI Kill Switch Act)。法案針對最強大的受規管人工智能系統,它要求開發者保留把系統降速、暫停或完全關閉的技術能力,並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在與商務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協商後,對可能造成災難性傷害的系統採取處置。

對由公司集中控制的雲端服務,供應商通常可以停用帳戶、API或部署系統;真正棘手的是模型權重已被下載、複製並部署在第三方伺服器,或多個自主代理已在不同系統中取得持續存取權時,原開發者未必仍能一鍵關閉所有副本。因此,「殺手開關」不是電影中切斷一台機器的紅色按鈕,而是一套包含監測、權限控制、網絡隔離、降速、暫停、關閉、事件通報和保存鑑證紀錄的技術與法律架構。

更困難的實質問題是:誰有權認定風險已跨過需要干預的門檻?需要甚麼證據?企業能否提出覆核?緊急命令可維持多久?如果專家意見分歧,行政首長應依據甚麼準則作決定?如果啟動過早,可能中斷重要服務並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啟動太遲,系統可能已擴散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

這令我聯想起1979年的三里島核電廠事故,該事故造成二號反應爐部分爐心熔毀;在資訊不完整、儀器判讀困難、電廠與政府溝通混亂,以及技術專家意見反覆的情況下,州政府一度難以判斷是否需要大規模疏散。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最後建議核電廠五英里範圍內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離開,並呼籲附近居民留在室內。這個決定既考慮輻射風險,也考慮倉促疏散可能造成的恐慌和交通混亂。

三里島的教訓不是「專家意見不同,所以不應行動」,而是重大技術事故往往要求決策者在證據不完整時採取行動。人工智能風險同樣不會等到所有人達成一致才出現。10%、50%和70%的估計並非同一種概率,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專家對發展速度、失控機制和應對能力的重大分歧。制度若要求百分之百確定才介入,可能永遠太遲;若只憑最悲觀的個人判斷便採取不可逆措施,也可能把過多權力交給少數人。

在不確定中建立可制衡的安全制度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目前沒有任何人能以科學方法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確切答案。爭論的一端強調,若缺乏防護和外部監督,高風險能力持續擴大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後果;另一端則提醒公眾,不應把高度依賴假設的末日概率當成已經證實的事實,以免引起恐慌或把各種風險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應用混為一談。

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公共政策面對的核心選擇包括:應否明確界定能力門檻、引入獨立評估、要求事故通報和保存證據;干預措施應否由降速逐步升級至關閉;緊急權力又應設有甚麼時限、覆核和問責程序。低度規管、逐級風險管制和全面禁止高級人工智能,各自涉及不同的科技利益、安全成本、執行難度和權力分配。正因為沒有現成答案,相關制度能否隨證據調整,並維持透明度和權力制衡,將會成為這場爭論的關鍵。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推搪之辭,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河中建立可靠的警報、煞車和彼此制衡的掌舵機制。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睡眠不可恥,也有用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17/09/2026

日本廢除每月45小時加班上限以刺激經濟 工會憂重返過勞文化

  (星島日報 2026-9-2)

據傳,1854年,德裔美藉人士Heinrich Göbel曾透過在真空玻璃瓶中裝入碳化竹絲並通電,讓其成功發光,他還對外宣稱燈泡可持續照明達400小時。可惜的是,他並未申請專利,該項發明的真實性後來亦引發爭議。1870 年代後期,著名的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從加拿大的兩名電氣技師手中買下一種技術,其後藉著多年研究,並與Joseph Swan經過專利之爭後,雙方曾在英國一起合作,最終愛迪生全盤買下專利權。連同與美國人William Edward Sawyer的官司取得終極勝利,愛迪生自此在市場毫無阻力,得以合法地大規模生產並銷售電燈膽至萬千家庭。

電燈膽不僅是照明工具,也大大改變人們的生活節奏,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如睡眠習慣。1914年正值白熾燈膽發明35週年,愛迪生當時接受了《紐約時報》訪問,並認為未來人類會睡得更少,他指出:「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一百萬年後,人類就不必睡覺了。真的,睡眠很荒謬,是壞習慣。我們現在無法戒除這個惡習,但應該逐漸擺脫……這世上對效率最大的危害,莫過於睡太多了。」對於喜歡不眠不休研發新產品的愛迪生來說,睡眠彷彿成為了罪大惡極的敵人。

然而,真正讓「減少睡眠」從個人偏好轉變為社會壓力的,並非電燈膽本身,而是工業資本主義對效率的極致追求。為了提高生產力或效率而認為睡眠是惡習的人,又何只愛迪生一個。古往今來,已有不少名人提倡只要「燈不熄」,人們應該運用無比的意志對抗睡眠。偶爾加班不足為害,但長期為了工作犧牲睡眠,最後承擔的還是不眠者本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官方聯合研究,按照當時使用的全球模型估算數據,全球在2016年有約 74.5 萬人因長時間工作導致中風和心臟病死亡。其中,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包含中國、東北亞、東南亞等)是過勞死最嚴重的區域。

雖然根據官方數字,日本並非亞洲過勞死之冠,但根據2025年日本官方數字,「正式認定並給予職災補償」的過勞死及過勞自殺人數為 145人,若加上因過勞導致腦心血管疾病與精神障礙的總職災認定數則為 1,310 件,相關補償請求總數更高達6,212件,創下歷史新高。這些數字表明,日本的過勞傷害問題不容輕視。日本政府近年不斷加大力度削弱長工時文化,推動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之前亦曾要求部分企業將每月加班時間限制在45小時以內。不過,由於日本部分產業缺工嚴重,企業希望工時規定更有彈性,於是,身為一名工作狂,本身便曾公開否定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理念的高市早苗,推出了放寬加班限制的政策,呼籲企業採取更靈活的工作方式。

日本在 2026 年 9 月 1 日實施新規定,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今後不再向擁有 36 協定特別條項的企業統一施壓,要求企業遵守每月 45 小時的加班上限,只改為重點審查企業是否已實施保障勞工健康的相應措施;法律層面的加班上限條文並未修改。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資料,約 40% 日本企業簽訂附有特別條項的勞資協議(36 協定),在臨時特殊狀況下,加班連同法定休日勞動合計可達未滿 100 小時的單月上限,這 100 小時門檻屬於特別協議之下的例外規範,並非所有企業自動適用,同時仍受 2‑6 個月平均加班與休日勞動合計 80 小時、全年加班 720 小時、一年最多 6 個月可突破 45 小時等多重條件約束。

儘管如此,若單月達到接近 100 小時的加班,折算下來每周整體工作可高達約 65 小時,遠超過 WHO 所定義的「每週 55 小時」危險門檻,對於員工的健康,已經構成足夠的殺傷力。只要工時過長,人們得不到充足的休息,身體便會出現抗議。有些領袖每天只睡兩三小時「沒問題」,不代表其他人的精神健康也能撐得住,用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他人身上,實在是不尊重他人的行為。普通人為了生計,事實上沒有本錢對公司苛刻的制度說不,當權者應該立法並保證執行,以保護員工,避免他們因過勞而導致健康受損,而不是一味看重經濟發展,任由大企業剝削員工健康。

香港巴士車身出現過“Work Hard Die Fast”的廣告金句,這裡並非主張不應勤力工作,而是藉著引發打工人共鳴來推銷產品。指出一份要夜夜加班的工作,最後換來的未必是早日財富自由,而是不得享受晚年。電燈膽的出現,幫助了人類提升生活質素,但可惜的是,當人借助它而鼓吹工作至上,拒絕自己睡眠,也阻止他人睡眠,這其實是降低人們的生活質素與身體機能。


參考資料:

張瑋, 〈愛迪生沒發明燈泡,而是把電燈商業化的第一人:《歷史的溫度》選摘(3)〉,《風傳媒》,2019年1月30日。

雅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著、洪慧芳譯, 〈《愈睡愈成功》,台北市:城邦文化〉,2016年,頁96。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學術關懷與傲慢——從辨識到回應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9/2026

數月前,筆者與一位友人談及某教授退休的原因。筆者轉述教授親口所說的理由,友人卻只說「要看處境」,並認為教授不過是到了退休年齡。筆者指出教授早已達退休年齡,而且相關理由也是教授本人所述,友人仍堅持己見。筆者因此感到疑惑:若友人另有「內幕」,為何教授本人又有另一套說法?更耐人尋味的是,整個討論中,筆者不斷提出問題,友人卻既沒有追問筆者所提供的理由,也沒有針對佐證作出反駁,只是一再重申自己的結論。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讓筆者開始思考:甚麼是傲慢?也許,傲慢未必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只在乎重申結論,卻不在乎是否需要說服人,也不在乎是否可能被說服的狀態——討論對這樣的人而言,重點從來不是逼近真相,而是確認自己原本就是對的。

傲慢不只見於日常,也存在於學術論述。網紅Sigma_hk回應好青年荼毒室白水「將男性困境歸咎於父權」的言論後,製作了女權主義系列影片,並自費出版「解毒」書籍。其中一段影片批評一位港大性別研究教授的社交媒體發言。Sigma認為:教授聲稱反對身份偏見、追求包容,實際發言卻預先按男性身份推測其思想,並對男性在課堂中的缺席採取與女性缺席不同的標準。[1]

Sigma指出身份政治容易出現的盲點:把受壓處境化為認知特權,一面反對身份偏見,一面又按身份審判異見者。當理論自認比當事人更了解其處境,關懷便由同行變成代言,甚至管治。他認為,有毒女權主義的傲慢,更在於理論的自我封閉:接受理論的人,成為理論正確的證明;拒絕理論的人,則被解釋為「受特權蒙蔽」——不論哪一種反應,理論本身都不會被推翻,這正是自我封閉最典型的特徵。[2]

當然,Sigma所討論的有毒的女權主義,只是學術傲慢在近期公共討論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筆者並無意在女權主義上有更多的著墨。

不過,近來不少人在討論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這與學術傲慢的話題大有關聯。一般來說,達克效應,通常講述一些能力較低的人,往往充滿著不知道從哪裡而來的自信,即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大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真正能力高的人,反而對自己不太有自信。[3] 當然,達克效應也不能只得出這兩個結論,經過時間的演變,有人將它的理論改編為四個階段:

  1. 愚昧之峰(Peak of “Mount Stupid”)——剛接觸一點知識,便自信爆棚
  2. 絕望之谷(Valley of Despair)——遇到挑戰時,發現認知有限,信心下降
  3. 開悟之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透過持續學習,信心與能力逐步回升
  4. 穩定之台(Plateau of Sustainability)——有成熟的能力與相應的謙虛和自信

這四個階段未必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如果一個人願意放下最初的自信,學會如蘇格拉底所言,承認自己的無知,並持續走下去,或許終有一日能走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筆者自己也還在途中。

回到網絡日常所見:不少言論的作者,對某個領域其實所知有限,卻習慣以近乎專家的姿態去評斷該領域的對錯。這類批評與善意的提醒最大的分別,往往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語氣裡帶著的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非真正想釐清問題、促進理解的意圖。那麼真正的學術關懷,到底應該是甚麼模樣?面對這類傲慢的言論,我們又該如何回應,才不會讓自己也不知不覺落入同一種姿態?

真正的學術關懷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始於一個人對一個研究範疇的感動,想要了解更多。

        這種感動之所以珍貴,正正在於它尚未預設答案。學者Simone Weil在論及學習時提出,真正的專注(attention)是一種罕有的慷慨——它要求人暫時懸置自我,把注意力完全交付於對象,而非急於用對象去印證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關懷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對象比自己的理論更大、更複雜,隨時可以推翻自己原先的預設。[4]

        這可借用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與「我—它」來理解。[5] 當學者把研究對象(可能是文本、現象,還是活生生受苦的人)純粹當作驗證理論的材料,對象便淪為「它」;真正的關懷,則容許對象的複雜性挑戰自身的預設。正如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西方論述往往以自身框架界定東方,壓過東方人的自我表述;教會內若僅憑福音派、靈恩派或基要派背景,便斷定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亦有類似盲點。這樣,人的主體性就被抽空,作為物件被歸納至一套系統之內。

        真正的學術關懷,說到底,其實就是回到簡單的邏輯,就是「愛」本身,因為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對話。對話:不是罵走相反意見的人,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與代言,而是承認對方(不論是研究對象,抑或被理論所描述的人)擁有詮釋自身處境與經驗的能力,甚至比研究者更要了解真相。學者應對活生生的人表現出關懷,而不是找對象證明自己的論點,否則關懷就異化成了傲慢。

面對傲慢的言論如何自處?

     如今網絡不少以為自己洞悉了真理的言論,他們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要在爭論中取得「勝利」。筆者發現在這個情況下,最大的誘惑往往不是沉默,而是「以牙還牙」,用同樣斬釘截鐵的語氣,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回應。但往往這種方式,只會掀起不必要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可能被說服。而傲慢的人多半因為缺乏安全感,企圖透過「爭贏」或「貶低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和掌控感,此時,「爭論」對於真相並無幫助。

        真正有效的回應是,與其急於說服對方,不如先問問題。真誠的提問,本身就是一種尊重:它預設了對方的想法值得被理解,也預設了自己有可能因為對方的答案而改變想法。這正是Simone Weil所言的專注。如果真的要戰,也不要為「主講人」而戰,要為「旁觀者」而戰,既然主講人無法被說服,那麼就寫給觀看這場對話的其他理性旁觀者看,如此,你的溫和與對方的暴躁會高下立見。

學術傲慢若與制度權力相連,便不能只靠對話技巧應付。當身份偏見使發言者的可信度被不合理地貶低,便涉及Miranda Fricker所說的「證言不正義」:一個人的論點被輕視,不是因為內容站不住腳,而是因為說話者在權力結構裡的位置——學生、junior學者、非本行研究者。[6] 因此,判斷理論是在回應現實還是鞏固權力,可看它是否容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提出反證,促成修正,甚至推翻結論。

回到文首那位友人:他或許從未察覺,自己與那位教授、與那套自我封閉的理論,共享著同一種姿態——一種不容許自己被推翻的姿態。學術的關懷與傲慢,分野始終不在立場,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被事實、被異議、被活生生的人所修正。這條界線,筆者仍在練習跨越,或許終我一生,都只能持續練習。


[1] Sigma_hk:〈港大性別研究教授有多荒謬?蛋糕是性別暴力,男學生卻不值得關心〉,Youtube,2026年7月1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iLk18V6Qc(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8月18日)。

[2] Sigma_hk:《傲慢的腐敗:有毒的女權主義》(香港:自行出版,2026),頁148。

[3] Kruger, J., & Dunning, D.,“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no. 6 (December 1999):1121–11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6.1121.

[4] Weil, S., Waiting on God (London:Collins,1951), 66-76.

[5] Buber, M., I and thou, trans. R. G. Smith (Edinburgh:T&T Clark,1937)

[6]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無權勢者的力量》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即使毫無權力,人仍然可以選擇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不再「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within a lie),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選擇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官職或掌握權力,他只是拒絕做一些自己並不相信的事,甚至可能因為拒絕配合或說出真話而付上代價。無權力者的力量,不是來自擁有更多的武器、金錢或官職,而是來自拒絕繼續為謊言提供自己的合作。這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1978年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時提出的重要思想。書名正正挑戰我們對權力的理解:一個無權力者何來權力?哈維爾提出的問題,在現今香港仍然別具意義。這本書在數年前經常被人提起,一度廣為人知;到了今天,書中的內容是否仍是對我們的提醒?

哈維爾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名蔬菜店老闆每天在店舖掛上一句政治標語。他真的相信這句口號嗎?哈維爾認為這並不重要。老闆掛起標語,可能只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假若自己不掛,可能反而需要作出解釋。生活既有不少事情需要應付,自然不想再自找麻煩。於是,這位老闆便將標語掛上。

哈維爾稱這種狀態為「活在謊言之中」。這種謊言未必是刻意想要欺瞞他人,更可能是一種生存方式:我知道自己未必相信,別人也知道我未必相信,但大家仍按照某套方式說話和做事。久而久之,人也不再問自己是否相信,只求生活可以繼續。

但哈維爾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這位看似毫無權力的蔬菜店老闆,其實也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制度除了依靠掌權者,也依靠無數市民的日常配合。當每個人都掛起標語,便同時營造出「所有人都認同」的景象;每個人都按照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制度就得以繼續運作。無權力者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參與了權力的維持。

制度的謊言需要大家的配合,才得以維持;同樣,當愈來愈多人願意「活在真實之中」,謊言賴以維持的基礎也會逐漸改變。活在真實之中,不一定代表要主動發聲,更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成為英雄。有人選擇說出真相,有人選擇不說違背良心的話;有人拒絕參與自己並不認同的事情,也有人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這些選擇看來微不足道,卻有一個共通之處:不再以自己的配合,讓自己明知不真實的事情變得理所當然。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果看過《被討厭的勇氣》一書,相信大概都會對阿德勒的心理學有一些印象。而這本《接受不完美的勇氣》則不是以對談的方式來講述阿德勒的心理學思想,而是以抽取金句的形式,來演繹阿德勒的心理學在不同範疇的應用。簡而言之,這本書的核心主題,就是讓人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不是艱深的理論書,而是把阿德勒的思想整理得清楚易讀,讓人可以從日常經驗出發,反思自己在工作、友情、家庭與愛情中的反應與選擇。它強調「一切取決於自己」,不是叫人否認現實,而是鼓勵讀者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仍保有選擇態度的自由。例如阿德勒會認為,父母或原生家庭的不斷指責,雖然可能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但孩子長大後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批評,還是視他們為反面教材,其實也是取決於自己。

對於常常覺得自己「還不夠好」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種溫柔的提醒:不完美不等於失敗,接納不完美反而是成熟的開始;又或者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擁有不完美。書中也多次提到課題分離、共同體感覺與對他人貢獻的重要性,幫助讀者從過度自責與比較中抽離,學習更穩定地與自己和他人相處。

AI神話:人類將享有全民基本收入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9/07/2026

「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他就充足有餘;凡是沒有的,就連他有甚麼也要拿去。」——太十三12《新譯本》

二十多年前的電影《人工智能》中有這樣一幕:沸騰的液體由頭到腳傾注在殘破不堪的機械人身上,腐蝕這些被人類遺棄的「身軀」。人類帶著憤怒瘋狂地虐待、毀滅機械人,只因為它們奪去人類的尊嚴,搶奪人類的工作;人類如此肆虐,背後其實是為了洩憤。隨著人工智能興起,今天已有大量人類失去工作。[1] 長此下去,會否有一天,電影中如此駭人的場面會在現實中出現?

社會出現大量無業人士當然是嚴重問題,但更嚴重的是:這些失業並非出於人類懶惰,也不是工作要求與人類擁有的技術不匹配,而是社會已經無法為大部份人提供工作。這些過剩的人手既然沒有收入,那麼,又有誰會去購買市場主要由人工智能製造出來的產品、享用其提供的服務?2023年,Elon Musk在社交平台X提到︰「在積極的人工智慧未來裡,人人都能擁有普遍的高收入,而非基本收入。」[2] 三年過去,Musk對AI發展依然保持樂觀,他在今年1月參加《Moonshots with Peter Diamandis》網絡訪談節目時表示,人們「很快就不用存錢退休」。他認為「人工智能、能源和機械人技術的進步將推動生產力大幅躍進,創造豐富資源,實現『全民基本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這也是他對失業者溫飽問題的答案。他還大膽預測:「五年內,人人都能享受到比現在更好的醫療保健,商品和服務不再匱乏,你可以免費學習任何想了解的知識。」[3]

Musk大膽提出的「全民基本高收入」,明顯建基於「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觀念之上。在美國,類似UBI的概念在1960年代逐漸成形。1967年,Martin Luther King Jr.面對當時極為嚴重的貧窮問題,提出保障收入(guaranteed income, GI)政策。GI與UBI同樣是直接發放給個人的每月現金補助,不設工作要求,但差別在於,GI僅針對貧窮人士發放。他認為這是解決貧窮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案。[4] 雖然在King的年代,尚未出現大規模AI搶奪人類工作的情況,但他早已指出:「美國人要麼必須創造就業機會,要麼必須創造收入,讓人們能夠成為活躍的消費者。」[5]

對King來說,消除貧窮的核心,是讓人們在經濟上獲得保障,才有消費能力,如此才能追求更重要的事物,提升自己,活得更有尊嚴。King提出GI時,原意便是幫助失業者,當時主要對象是基層。然而,當AI與AI代理人進入人類社會,需要救助的不再只是社會基層,中產階級也加入等待救濟的行列。

2025年底,「斬殺線」(kill line/Death line)這詞彙開始在社交網絡瘋傳。[6] 「斬殺線」源自電子遊戲,指玩家角色的血量低至某一臨界值後,會陷入一擊必殺的危機。[7] 如今在美國,會被秒殺的不僅僅是貧窮線以下的基層,那些領著高薪卻毫無多餘積蓄的中產階級也墮入深淵——一場疾病、一次長期失業,便足以讓他們的生活崩塌。[8] 撇開金融經濟等其他因素,菁英主導的社會結構與AI的普及,正加速中產階層被「斬殺」的危機。

菁英體制逐步扼殺中產的生計。過去貴族以享樂為主,需要依賴具備中等技能的商人、銀行家、經理人等協助打理事務,因此在上世紀中期,中產階級成為經濟秩序核心。取代舊貴族的新菁英崛起後,他們不僅勤奮拼搏,更擁有過人才華與卓越的專業知識。不過,他們也漸漸扼殺了普通人想成為中產的機會。加上近年由既得利益者開發的具顛覆性新科技,發展方向契合菁英教育的技能,過去由中產承擔的工作,正逐步轉移擁有更高技能的專業人士手上。[9]

自動化機械人與技術人才取代了傳統中等技術人員;電商發展使中產、中小商家被大型企業基層人員取代;金融科技興起後,華爾街頂尖人才也不再依賴中產出身的相關從業員。[10] 傳統中層管理同樣面臨嚴重衝擊,Meta在2025年將中層管理人員的招聘規模削減了12.3%。到了2026年,Mark Zuckerberg仍持續裁撤公司內傳統的中層管理崗位,留下的只有薪酬更高、承諾能為股東創造更大利益的高層管理者。[11]

企業一方面大幅裁員,包括裁撤中層管理,一方面又大幅調升高層薪酬,這讓不少人難以理解。但大家只要明白當今社會愈來愈重視及仰賴超高技能人才,[12] 便不足為奇。菁英本身擁有頂尖技能,在AI的輔助下主導就業市場;他們需要的不再是中等技能人員,而是負責處理個人雜務的基層勞工。只具備中等技能的人,逐漸成為冗員。以往高、中、低三層並存的就業架構,正逐漸變為僅由高層與底層組成的新秩序。[13]

新社會秩序呈現兩極分化:少數菁英階層富可敵國,絕大多數民眾則收入微薄。曾是納稅主力的中產階級,未來可能淪為需要社會援助的群體。在這種結構下,政府是否還具備推行UBI的條件?儘管美國有學者主張,AI 時代人們需要這項制度。[14] 英國的英國投資大臣Jason Stockwood勳爵亦表示,政府正在考慮引入UBI,以支援職位被AI取代的人們。[15] 但現實上,更多人明白的是,政府根本難以負擔UBI龐大的支出。[16] 芬蘭政府是真正測試過UBI的國家,曾在2017至2018年隨機向2000名市民派發每月560歐元。[17] 2019年,時任芬蘭財政部長Petteri Orpo宣告芬蘭主要黨派均反對UBI,並直言:「如果沒有高就業率和經濟增長,就沒有福利」。[18]

UBI能否實現,除了政府的決心,說到底還是「錢」的問題。社會走向兩極分化,普通民眾自顧不暇;而有能力、也理應承擔更高稅負的菁英與富豪,又是否願意支付這筆龐大開支?往往愈有錢的人,愈懂得合法避稅。[19] 若富人真的顧及他人的基本經濟需要,也不會大刀闊斧裁員,就連提出UHI的Musk,當年收購Twitter後一共裁減了6000多人,[20] 截至2026年,X平台約有2840員工。[21] 雖較2023年增加了20%,但與當年Twitter近8000人的規模相比,仍相去甚遠。[22]

社會學家Robert.K.Merton在1968年提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意指「本就擁有較多資源或聲望的人,在後續發展中更容易持續獲取比他人更多的資源回報」。[23] 當人們被AI或AI代理人淘汰時,切勿輕信企業家口中的AI神話,以為未來人人都能順利領取UBI。真到了AI全面取代人力勞動之時,更有可能的是:愈有超高學歷,愈能掌握資源的菁英,才能在這一場與AI的競賽中繼續跑下去。


[1] 詳見吳慧華:〈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生命倫理》,第93期,2025年5月8日。https://ethics.truth-light.org.hk/nt/article/ai%E5%BC%95%E7%99%BC%E5%A4%...

[2] Scott Santen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r Universal High Income?” UBI Guide, May 23, 2024.

https://www.scottsantens.com/universal-basic-income-or-universal-high-in...

[3] 黃正軒:〈「AI令人類不再需要退休儲蓄」 馬斯克︰最快5年人類擁有一切〉,《hket》,2026年1月14日。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4068198/%E3%80%8CAI%E4%BB%A4%E4%BA%BA%E9...

[4] Michael Tubbs, “How we can make Martin Luther King Jr.’s Dream of Ending Poverty a Reality,” Time, January 16, 2023. https://time.com/6247310/martin-luther-king-jr-guaranteed-income/; Scott Santens,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civilize ourselves by the total, direct, and immediate abolition of poverty." — Martin Luther King Jr.” UBI Guide, January 21, 2019. https://www.scottsantens.com/martin-luther-king-jr-basic-income-mlk/

[5] Lauren Edmonds,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alking about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fore it was cool,”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artin-luther-king-jr-universal-basic-in...

[6] Dr. Yifei ZHANG︰〈香港中產面對斬殺線有何出路〉,《港大經管學院》,2026年2月11日。https://www.hkubs.hku.hk/tc/research/thought-leadership/opinions-and-spe...

[7] 詹英村:〈「斬殺線」成流行語:遊戲術語如何照見社會集體恐懼?〉,《基督教今日報》,2026年1月21日。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a4828cb494f075e5...

[8] 〈美國「斬殺線」現象爆紅!中產階級撐不住?ALICE線揭露被低估的貧困危機〉,《鉅亨網新聞中心》,2025年12月29日。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s/%E7%BE%8E%E5%9C%8B-%E6%96%AC%E6%AE%BA%...

[9]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王曉伯譯:《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中心,2021年),頁44-45。

[10] 同上書,頁45。

[11] Akash Dutta, “Meta to Fire 200 Employees, Phase Out Middle Manager Titles Amid AI Push: Report,” Gadgets 360, April 6, 2026. https://www.gadgets360.com/ai/news/meta-layoff-200-employees-middle-mana... Tessa Mclean, “Meta reportedly lays off hundreds after unveiling nearly $1B executive incentive plan,” SFGATE, March 26, 2026. https://www.sfgate.com/tech/article/meta-layoffs-stock-plan-22153762.php; Marie Joy Toledo, “Meta Fires 700 Employees While Executives Could Pocket $921M—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March 26, 2026. https://www.ibtimes.com/meta-fires-700-employees-while-executives-could-...

[12]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菁英體制的陷阱》,頁48。

[13] 同上書,頁48-49;台視新聞TTV News:〈藍領大翻身! 微軟揭「最難被AI取代10大工作」〉,YouTube, 2025年8月2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uehn3zyMg

[14] John Mac Ghlionn, “The US is headed for mass unemployment, and no one is prepared,” The Hill, January 30, 2026.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5713876-ai-displacement-and-ubi/; Faisal Islam, “We'll nee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 AI 'godfather',” BBC. May 18,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nd607ekl99o

[15] Sasha Rogelberg, “Musk’s fantasy for a future where work is optional just got more real: U.K. minister calls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o cushion AI-related job losses,” Fortune, February 1,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2/01/elon-musk-optional-work-fantasy-universal....

[16] David Smith, “We don’t need, and couldn’t affor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avid Smith's EconomicsUK, February 8, 2026. https://economicsuk.com/wordpress/index.php/2026/02/08/we-dont-need-and-...

[17] “Finland’s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2017-2018,” Finland Toolbox, January 26, 2021. https://toolbox.finland.fi/life-society/finlands-basic-income-experiment...

[18] Jorge Valero, “Finnish finance minister: ‘Case closed’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URACTIV, September 29, 2024. https://www.euractiv.com/interview/finnish-finance-minister-case-closed-...

[19] New Economic Thinking, “Why the Rich don’t pay Taxes,” YouTube, October 23,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KacgW6YOI

[20]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CNN Business, April 12,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2/tech/elon-musk-bbc-interview-twitter-....

[21] Naveen Kumar, “X(Twitter)Employee Count: Salary & Trends (2026),” Demandsage, March 6, 2026. https://www.demandsage.com/twitter-employees/.

[22]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是「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7/2026

近來香港基督教網絡生態出現了一種極具衝擊力的神學論述風格,當中常以尖酸刻薄的文字聲稱要拆解傳統教會的弊病,甚至為不同意見者貼上非人化的標籤。這些言論對於只想「食花生」的信徒來說,敢於挑戰教會權威、直言不諱的聲音,就好像「先知式」的吶喊,直接點出現代法利賽人的虛偽。然而,當我們剝開這些詞鋒銳利的文字外衣時,我們亦必須嚴肅地在上帝面前詢問一個問題:這到底是真的「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有時,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言辭鋒利、敢於得罪「既得利益者」,就是「先知式」發言。確實,昔日耶穌亦曾痛斥宗教領袖為「粉飾的墳墓」,舊約先知也是毫不留情地指責人民的墮落。因此,這種冷酷無情的攻擊性的神學批判,往往會為自己披上一件「先知式棒喝」的神聖外衣,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甚至將一切的反對聲音視為「擁抱建制」。這樣的「神學」往往忽略了信仰最核心的特質——「眼淚」與「同在」。

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被稱為「流淚的先知」,就是因為他在預言國破家亡,字字充滿血淚,但他沒有置身事外,而是與百姓一同承受苦難;耶穌在嚴厲地批判耶路撒冷後,隨即為這座拒絕祂的城市哀哭。真正的批判,是源於心中對教會的愛,舊約的先知與耶穌指出罪惡時,往往是因為對群體愛得夠深,痛心疾首。

反觀我們在網絡上看見的某些「神學」言論,我們看到的不是哀哭,而是高高在上的,貶抑他人、抬高自己的優越感。當教會出現爭議、或是肢體陷入某些神學盲點時,這些文字的反應不是悲憫與挽回,而是帶著冷嘲熱諷的「網絡抽水」。這些言論,用最刻薄的字眼將主內信徒「去人性化」、斥責他人為「異端邪說」,把嚴肅的神學討論變成收割流量、點擊率、讚數的零和遊戲。

而事實上所謂的「神學論述」到頭來只會是負責拆毀他人信仰體系、卻又不願意承擔牧養與同行責任的解構主義,對於不是出於「愛」,而更像是站於道德高地「食花生」的旁觀者;又或者說,從一個人如何對待「異見者」便反映其氣量與品格,即其所做的「神學」只是強行將他人的神學二元對立「敵我化」,結出的固然不會是聖靈的果子,而是信仰群體的仇恨與對立。讓我們時刻都提醒自己,即便有全備的知識與先知講道之能,若沒有愛,就算不得什麼,不過是鳴的鑼、響的鈸;若沒有愛,再工整的邏輯論證、再犀利的文筆(雖然筆者不這麼認為),最終只會淪為撕裂基督身體的利刃。

抽完又想再抽!——抽盲盒是軟性賭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早前,筆者在商場閒逛時,被一間盲盒店的人潮所吸引。走進看看,發現自己喜歡的動畫推出了新的盲盒系列。看著一個個設計可愛的角色,加上價格不算昂貴,筆者也忍不住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盲盒。


有趣的是,付款前明知不可能知道盒內是哪個角色,卻仍把不同的盒子拿起來秤一秤,希望能挑中自己喜歡的款式。打開盒子的一刻更是莫名緊張,心臟也不禁卜卜地跳快了一些。當看到抽中的是「胡迪」時固然開心,但腦海隨即浮現另一個念頭:「如果是阿愁就更好了。」於是,想再買一盒的衝動突然冒起,但又出現了「可能又會抽到重複啊!」的思想在拉扯。那一刻,筆者才意識到,這看似普通的購物過程,與「搏一鋪」、有機會「失敗」的賭博心態有幾分相似。


近年盲盒文化席捲全球,從商場的販賣機、專門店、便利店,再到網上社交平台,發售盲盒的地方愈來愈多。不少人將盲盒視為興趣和收藏文化的一部份,當中的確有其樂趣。然而,當年輕人成為主要消費群體時,我們或許也需要了解這些產品背後的吸引力究竟從何而來。


不少人認為盲盒與賭博不同,因為購買者最少能得到一件實體商品,而不是單純輸贏金錢。不過,若從心理機制來看,兩者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參與者先投入金錢,再等待未知的結果;得到心儀款式時感到興奮,抽不到時則希望「再試一次」。正是這種期待與失落交替出現的過程,令人難以輕易停下來。


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的「斯金納箱實驗」(Skinner Box) 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現象。研究發現,當白老鼠按下按鈕便能獲得食物時,如果每次都有獎賞,牠很快便失去興趣;相反,若獎賞並非每次出現,而是隨機發放,牠反而會更頻繁地按動按鈕,希望下一次獲得回報。而人類也有類似傾向。當我們期待得到獎賞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dopamine)。有趣的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往往不是獲得獎賞的一刻,而是等待結果揭曉的過程。換言之,人們享受的不只是得到禮物,而是那份「不知道會抽到甚麼」的期待感。


盲盒正正利用了這種「不確定獎賞」機制。消費者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抽到普通款式,還是夢寐以求的隱藏版。每一次拆盒,都像一次小型冒險;每一次未能抽中心儀款式,又令人覺得距離目標只差一步。事實上,商家十分了解這種心理。除了推出不同角色和系列外,許多盲盒還設有機率極低的隱藏版,讓消費者渴望自己成為抽到的幸運兒。若曾經抽到稀有款式,那份興奮感更容易留在記憶之中,驅使人再次購買,希望重溫相同的感覺。久而久之,吸引人的未必只是公仔本身,而是追逐下一次驚喜的過程。


對成年人而言,這或許只是可控制的娛樂消費;但對於仍在建立價值觀的青少年來說,情況卻值得關注。今年初,有大學研究團隊聯同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中學生曾參與和盲盒機制相似的虛擬抽獎活動,超過一半曾付費購買虛擬商品,而接近一成更達至「問題賭博」的程度。研究亦發現,花費較高的參與者,其心理困擾、自殘及自殺意念風險亦較高。[1]雖然研究主要針對網上抽卡和虛擬盲盒,但其反映的獎賞機制與實體盲盒其實頗為相似。


人的腦袋裡有影響我們做選擇的兩個系統:「獎賞系統」 (Limbic & Reward System) 和「認知控制系統」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2] 當處於青春期時,獎賞系統會受到性荷爾蒙影響,而變得對「賺到、贏到、被讚賞」等獎勵和刺激感覺有強烈反應,所以會令青少年有追求獎勵(reward-seeking)的衝動行為;而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前額葉卻相對發展較緩慢,以致其「認知控制系統」中的風險評估與長期規劃的能力,未能有效控制其衝動行為。


家長應留意,盲盒機制影響的不只是消費習慣,更可能塑造青少年的金錢觀。金錢在盲盒文化中,往往被視為購買「機會」的工具;花費未必能帶來相應價值,卻能換來一次刺激和期待。若孩子從小習慣這種模式,容易忽略努力、耐心和延遲滿足的重要性,甚至誤以為許多事情都可以透過運氣獲得。青少年正處於探索自我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亦較容易受到朋輩文化和社交媒體影響,進而產生「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面對盲盒熱潮,我們毋須將所有收藏和娛樂活動妖魔化。需要關注的,在於孩子是否理解背後的運作模式。家長除了關心孩子花了多少錢,更可以藉機與他們討論機率、風險和消費選擇。例如一起討論抽中隱藏版的機會率、商家為何採用隨機銷售的方式,並引導他們思考花費是否與實際價值相稱等,以幫助年輕人認識廣告、獎賞機制及消費心理的影響。這些對話都有助孩子建立更成熟的消費觀念和批判思考能力。


人生裡讓人珍惜的收穫,往往是來自努力、節制和成長,而不是一次幸運被抽中的機會。


明光社


明光社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60329940/ 


[2] 〈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MamiDaily 親子日常,2026年1月12日,連結:https://mamidaily.com/article/239517/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 

從千年的當然,到一瞬的茫然:芙莉蓮的時間神學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6/07/2026

有人認為《葬送的芙莉蓮》(下稱《芙莉蓮》)是一套很沉悶、節奏慢的動漫;有人則認為《芙莉蓮》以反套路的故事開展,慢慢透過主角芙莉蓮在時間之中的反思過程所帶出的意義,才是這套動漫的精髓,甚至稱之為神作。故事展示了在無比殘酷的時間流逝中,所經歷的,就是不斷面對失去,再回想起何謂重要之事。為了這份體悟,芙莉蓮踏上了旅途,為的是尋找靈魂眠地再見勇者一面,彌補起初不懂得珍惜的時間。

時間在《芙莉蓮》之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為在動漫中主要去體驗的,就是芙莉蓮對時間的感知與意義的發掘。那麼,時間是甚麼呢?奧古斯丁非常精準地描述到我們對時間的感知經驗:「沒人問我,我倒清楚;一旦問我,想解釋時,我便茫然。」在芙莉蓮的故事中,或許我們能夠從中有一些信仰上對於時間的反思。

精靈與人類的時間觀

在討伐魔王的小隊,由不同種族的勇者組成,而不同種族的壽命亦有不同,故事中最大對比的種族便是精靈的千年以及人類的百年,相差十倍的壽命上限。

芙莉蓮作為擁有千年壽命的精靈,數十年對於她來說自然是不值一提,亦不需要刻意去珍惜,甚至到討伐完魔王後,與人類勇者欣梅爾相約了50年後再會面,但到了50年後,芙莉蓮到村莊探望欣梅爾時,只有芙莉蓮的外貌沒有絲毫改變,而欣梅爾卻成了一位連走動都需要拐杖的老人。對於人類來說,50年後再見,已經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時間,但對於精靈來說,可能只是等同於5年,她當初並沒有思考過,其實同伴們的壽命正在倒數;甚至到了欣梅爾入土為安的一刻,她才開始思考著他的過去,更哭著說:「我明明知道人類的壽命很短,為甚麼我卻沒有嘗試去好好了解他呢?」

從物理學上,時間這個概念其實相對客觀,特別在現代化的社會下,我們較常使用時鐘時間(clock time)來量度及管理時間,不過,人在體感上,對於時間的感知,其實是主觀的。在客觀上理解時間流逝時,我們自然會認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例如以為距離中學畢業還有6年,但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到了要考文憑試的時間;又例如畢業時跟同學說過的「keep in touch」,升學後,或許已經不曾再會面;當我們以為父母仍然年輕時,不知不覺間看見他們的白髮滄桑,才發現可以陪伴他們的時間其實不多,然而,仍有不少人寧願花更多的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也不在吃住家飯時放下智能手機好好吃一餐飯。我們沒有千年的長壽,卻容易以為自己時間很多,可能直到某些人、事、物突然消失(如親人離世、朋友移民),才驚覺有些「日常」其實是無法重來的「無常」,成為了現代版的芙莉蓮。

為何我們都渴望永恆?

這是我們多多少少都會問的問題。我們想要青春常駐、關係長長久久,從古時皇帝都想要長生不老藥開始,人類似乎由始至終內心都有種對永恆的渴望,就如欣梅爾知道自己的命數有限,故此拼命在短暫的歲月中留下足跡(在經過的村莊興建自己的人像)、建立羈絆等。

關於這個問題,基督教其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在傳道書三章11節中提到:「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這段經文指人的靈魂其實有一個原廠設定,上帝在創造的時候,已經將永恆的渴望安置在人的心內。即是說,我們活在有限的時間(肉體),但心裡面有著對無限的渴望,所以我們本能地渴望愛可以延續,記憶不會消失。

不過,更深層地問:這是否反而使人更痛苦?有限渴望無限,根本就是一個持續性的痛苦!對芙莉蓮來說,時間是近乎無限的資源,任何事情都會覺得隨時做都可以,可以甚麼也不急著做,結果造成了漫長歲月中的空白與麻木。而正正因為人知道時間有限,所以提醒自己珍惜當下的每一刻,認清生活中甚麼才是無可取替的,故此,從信仰的價值來看,「有限」不單止不是痛苦,反而讓人追求有深度的人生與人際關係。

在沒有信仰的世界眼光中,尤其在強調效率的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裡,時間往往與金錢和生產力劃上等號。我們甚至習慣用網絡流量來衡量自己度過的時間是否有價值。若死亡只是一死百了的虛無,那麼那些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無所事事」,便成了可恥的浪費。然而,從聖經的價值觀來看,時間其實是上帝賜予人的禮物,使人在有限的時間之中追求關係與意義;死亡不但不是終結與虛無,而是一種過渡,不但是追求關係的長久,更是對於將來與逝者和上帝相遇的永恆盼望,就如芙莉蓮前往靈魂眠地,想要再次遇見欣梅爾一樣;平凡毫無生產力的日常,就是上帝賜予人「安息」的時刻,「無所事事」其實是真實的休息的一環。

回到奧古斯丁的詰問:「時間究竟是甚麼?」我們毋須在智力上完美定義它,只需在其中去愛。短命的欣梅爾用愛驅動了千年精靈,讓芙莉蓮學會珍惜尋花與賞日出的日常。上帝賜予我們有限的壽命是一份禮物,使我們學會擁抱與珍惜。願我們不必等到喪禮,才驚覺日常的無常。今天就放下手機,陪家人好好吃頓飯。在平凡中種下不平凡的愛——因為唯有愛,能跨越時間,通往永恆。

《思考的藝術:批判與創造思考》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06/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資訊爆炸、凡事追求快速結論的今天,我們可能已經漸漸忘記了甚麼是「思考」。當面對複雜議題時,我們是選擇深入探究,還是滿足於隨波逐流的觀點?《思考的藝術:批評與創造思考》引領我們重拾這項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能力,並告訴我們:高效思考並非天才的專利,而是一門人人皆可實踐的內在技能。

作者認為,思考並非漫無目的的空想,而是為了解決問題或做出決定而進行的有目的心理活動。高效思考者與普通人的分野,不在於智商,而在於面對困惑與挫折時的態度。他們懂得系統性地拆解問題、在推論中建立自信,並全程保持批判精神;相反地,無效的思考者則容易在混亂中隨意跳入結論,最終被挫折擊敗。因此,好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充分的證據與謹慎的詮釋之上,而非憑藉情感、偏見或盲從,這在進行「批判性閱讀」與面對「道德判斷」時尤為關鍵。

作者指出,我們在評估觀點時,應透過「簡讀、省思、閱讀、評估」四步驟,理性辨識作者是否以情緒字眼代替證據。而在道德兩難中,與其陷入非黑即白的僵局,不如學會在一條光譜上評估選項,勇敢做出「較好」或「較不壞」的決定,其根基應是尊重基本人權,而非搖擺不定的多數意見,更要特別提防一些自圓其說的理論:即無論任何情況都能夠以其作辯護或解釋的理論,例如有人會將性別議題歸咎於單一的父權理論等等。

如果說思考是在腦中構築藍圖,寫作和演說就是將其化為實體的過程。寫作是釐清思緒的工具,需要核心觀念的一致、組織的凝聚、篇幅的強調與深入的發展。演說則是將思考的魅力展現於他人,需要精心設計的結構與自信真誠的傳遞。這本書提醒我們,唯有掌握獨立思考與自我省察的能力,我們才能撥開迷霧,看清事物本質,做出最明智的抉擇。

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05/2026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本書由台灣教育工作者李崇建所著,他是一個致力於推廣家庭治療大師薩提爾的心理學理論,以及將其實踐於對話中的人,他認為這種對話能夠了解自己,亦能與他人建立深刻的連結。他認為,要實踐冰山理論的對話方式,其中不僅需要學習技巧,更需要持續地自我覺察,並且內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因為進入自己內心,是進入他人內在的最快途徑。

作者的論述主要建立在薩提爾的冰山理論之上,如果對於心理學或輔導學略有認識的話,應該不會陌生。該理論指出,人類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下所隱藏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內在結構,由淺入深包括:感受、感受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以及最深處的自我。通常人的反應往往停留在表面行為,真正有效的溝通,是潛到水面下探索真正核心的問題。

作者認為「好奇」是一個好的對話的開始,讓對話的一方能專注,也能讓對話者有方向,基本對話方式如下:

  1. 呼喚名字、或者稱謂,並且可以停頓,
  2. 從對方能感興趣,可以回應的話題作切入點,然後主動從事件中提問。
  3. 可以重複對方上一句的尾句,有緩和與積極聆聽的效果。
  4. 整理對方的敘述,組織成簡單敘述。
  5. 避免使用「為什麼」,可以用「你還好嗎?」、「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啦?」、「我很好奇……」等等。
  6. 當牽涉到規則,可引導孩子負責任,善於運用「怎麼辦呢?」。

其核心在於不帶批判的提問、停頓與傾聽,目的是為了引導對方釐清自身內在狀態。這種方式,並非是為了「說服」或「改變」對方,而是建立真實的連結。

這本書除了講述理論,亦有實際操作的教學,作者一再強調:在與他人進行有效對話之前,必須先具備與「自己」對話的能力,接納自己,才能有穩定的姿態去理解他人。對於親子教養、職場人際關係、伴侶之間的溝通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確值得一讀,有助建立更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

是父權還是知識霸權?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4/2026

早前,哲學界KOL、好青年荼毒室成員白水在社交媒體Threads上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起因是有一名男網民在Threads中感嘆男性表達情感無人理會,認為女性相比之下很容易就能獲取關注度,白水卻留言指,女性所獲得的「關注」,其實是伴隨了很多騷擾,結論在於父權才是問題的來源,隨即遭到炎上。

本文無意糾纏於白水所講的父權理論的對與錯或是否切題,因為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了,亦有KOL製作了一段半小時的影片討論女權和父權等議題回應白水的言論。而筆者想要做的,便是要戳破這場戰爭背後的核心問題:哲學界KOL所造成的「知識霸權」,以及對社交媒體遊戲規則的無知。

第一個問題在於白水作為哲學界KOL的身份,擁有龐大的話語權與知識光環,這使得他的發言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為何他的讚好數遠超於這名男網民的貼文,這種不對等關係即:男網民就算想要回應也需要表達得邏輯縝密,否則就會被「打臉」,從而進入了難以回應的困境。就如一位老師站在台上講課,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認為台上的那位就在言說真理,說得批判一點,就是即使台上的人胡亂說話,也會顯得在提供知識(當然會有些人有很強的批判力),即使挑戰也會有所顧慮。此時,在Threads的空間中便構成一種「知識霸權」,甚至有機會為這位網民引來網絡欺凌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在於白水似乎不太熟悉社交媒體規則。社交媒體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的地方,特別是Threads本來就是一個情緒化、慣於圍爐的場景。在一個尋求慰藉的場景中,白水用鬥慘的方式來淡化他人痛苦,被炎上也是預料中事,雖然白水的留言讚好數更多,而最後卻被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看出其轉移了焦點,事情才鬧得這樣大。簡單來說,一名男性在訴苦,另一人留言「女性更慘」時,必然遭到回聲室的反彈;同理,一名女性在訴苦,有人留言指「男性更慘」時,必然也遭到圍攻,只是碰巧作出留言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霸權,戰火才蔓延得較慢,否則亦不堪設想。

因此,在這些背景底下,白水猶如「說教」的姿態,不但讓那些男網民和他自己有可能陷入網絡欺凌,同時亦無助於推動性別議題的討論(可能他原本想討論),反而加深了一些網上的群眾對學術精英的厭惡。

店舖充斥賭博成癮危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4/2026

不知對於大家來說「賭博」是甚麼?賭博是指個人以金錢或資源投注於結果不確定的活動,期望透過運氣獲利。而「賭博」不只存在於賭場中,不只是有一個真人莊家站在你面前,贏了就立即給你籌碼或金錢,也可以是面對機器、在網絡中得到玩家想要的物品或積分,換取公仔、玩具……「賭博」本質上涉及風險、機會與心理依賴:贏取的快感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讓人不斷追求;輸掉則觸發「追回」衝動,越陷越深。

彈珠機是近日在香港剛興起的新熱潮。報道指玩家要買至少20元彈珠,拉手桿彈出,彈珠跌入亮燈通道就代表中獎,按賠率得到更多彈珠,亦有積分卡記錄累積積分兌換獎品。報道亦指多見青年與兒童逗留逾一小時。有心理學分析,這類遊戲喚醒大腦獎罰系統,玩家感覺「可控」,即使輸局也可再試,強化賭博心態。筆者亦觀察到彈珠店中,有不少孩子是與家長一起參與,有可能有錯覺認為父母也玩,就完全沒有問題。未成年人士對獎賞特別敏感,長期玩樂或扭曲金錢觀,容易引發情緒問題。

而夾公仔店早已「通街都係」,經濟不好,不少商店倒閉就會放入夾公仔機。夾公仔本是親子消閒,現卻常設陷阱。早前,消費者委員會曾接獲多宗投訴,指商戶透過爪夾彈開、保夾機制或隱藏獎品誤導玩家,增加難度。玩家花費數十至數百元仍難成功,卻因隨機兌獎與重複遊玩心理,易誘導「再試一次」,投入的金額可能愈來愈多,潛藏向技術、難度挑戰的成癮風險。消委會強調,業界須公開機台設定、清晰標示規則,否則損害公眾信任。

不少彈珠機舖、夾公仔店是燈光明亮、音樂輕快,製造愉悅的氣氛;遊戲低門檻、易上癮,短時間內就容易花光零錢或兌換回來的彈珠。請家長們持續關注,及早識別學童沉迷跡象,因為兒童及青年一般較缺乏自制力,容易沉迷這類遊戲,影響情緒與理財態度。社會亦需推動法規更新,加強監管。

參考資料:
遍布全城 夾公仔吸「癮」力何在?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386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01.  2025年3月2日)

東呼即應:彈珠機舖成行成市--東呼警告恐損心智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E8%A6%81%E8%81%9E%E6%B8%AF%E8%81%9E/odn-20260331-0331_00176_221/
(東方日報. 2026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