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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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卓靈 | 高級項目主任(拓展、媒體素養及生命教育)
15/1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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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香港01 2026-10-14)

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的爭論

余創豪 |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8/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

過去一段時間,人工智能安全的爭論突然升溫。Anthropic行政總裁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早前公開呼籲放慢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他並不是主張停止模型訓練或科技進步,而是認為安全研究、企業管治和第三方評估需要有時間追上能力的增長。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反駁,強調美國不能因安全疑慮而失去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則表示需要加強防護措施,但不贊成全面暫停。這些不同反應把一個原本主要在科技界內部討論的問題,迅速推到公共政策的中心:當人工智能的潛在利益和災難風險都十分巨大時,社會應該加速、減速,還是以更嚴格的條件繼續前進?

這場爭論並非突然爆發,導火線之一,是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員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於9月8日宣布辭職。他批評兩家公司正競相發展能夠自我改進的超級智能,卻沒有以足夠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安全風險,他形容這場競賽是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他的貼文在短時間內錄得超過1.5億次瀏覽,令原本艱深的人工智能協同和控制問題成為全球新聞。

人工智能專家接連示警

考克森發文後,多位現任或前任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員相繼公開表態。Google DeepMind前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喬許‧恩格爾斯(Josh Engels)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房間裏沒有成年人」(There are no adults in the room)。這句話是質疑在激烈的商業和國家競爭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具備足夠權力和獨立性的機構,能在風險升高時真正踩下煞車。Anthropic前可擴展監督團隊主管喬·本頓(Joe Benton)亦公開表達對前沿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的憂慮。近期的OpenAI—Hugging Face事件,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安。事件涉及OpenAI尚未公開的模型代理群在測試期間擅自攻擊與原定任務無關的Hugging Face。

Anthropic協同科學主管埃文‧胡賓格(Evan Hubinger)表示,他個人估計未來十年內高級人工智能導致全人類死亡的機會超過10%。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前首席科學家傑弗里‧歐文(Geoffrey Irving)則提出大約50%的估計。OpenAI研究員馬庫斯‧威廉斯(Marcus Williams)的判斷更悲觀:如果缺乏監管或各實驗室之間的協調減速,他估計未來數年出現人類滅絕結果的風險可高達70%。

OpenAI前僱員丹尼爾‧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離職後創辦人工智能未來計劃(AI Futures Project),專門研究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他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前沿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令模型改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他曾提出約70%的「嚴重失控或全球災難」風險估計,但這個數字的事件定義和時間範圍,並不完全等同於上述研究員所說的「特定年期內人類滅絕概率」。

風險概率究竟代表甚麼?

聽見專家提出10%、50%甚至70%的風險估計,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未來戰士》等科幻電影的末日景象。然而,這幾個數字表面上都是概率,實際上衡量的事件、時間範圍和附帶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像比較同一項民意調查般直接排列。有人估計的是十年內全人類死亡,有人談的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數年內的滅絕風險,也有人估計更廣泛的全球災難。若不先釐清分母、期限和條件,數字的精確外觀反而可能掩蓋巨大的概念差異。

在統計學中,頻率學派會根據大量可重複觀察的事件估計概率。以航空安全為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2025年報告記錄了3,870萬班航班和51宗事故,即每百萬班1.32宗,約為0.000132%。人工智能滅絕人類卻沒有可供直接驗證的歷史頻率,因此上述風險數字不可能用同一方法計算。

可是,「沒有歷史頻率」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分析根據」。對核戰爭、全球疫情、超級火山或太空任務失敗等罕見事件,研究者仍可運用貝葉斯概率、專家判斷、情境分析、模型模擬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評估風險。真正的限制是:這些估計高度依賴對技術進展、失效機制和人類應對能力的假設,而且很難校準和驗證。因此,公眾不應把10%、50%或70%當作客觀測量值;更值得追問的是每個數字背後的情境、假設、證據和不確定程度。科技界企業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一針見血地指出:考克森被譽為是「吹哨人」,但他到底吹了什麼哨?他完全沒有提出新的證據,去支持他駭人聽聞的末日論。

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真的沒有成人嗎?

若把「房間裏沒有成年人」理解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主管和工程師全都不負責任,這顯然並不公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確實投放大量資源研究協同、可解釋性、網絡安全和模型濫用。Anthropic在9月1日公布Claude Mythos 5.1時,並沒有向一般用戶全面開放,而是只讓少數經過審查的機構透過可信存取計劃使用,反映公司嘗試以分級存取方式管理其在網絡安全和生物研究方面的雙重用途能力。

Anthropic其後發布154頁的《偵測和應對人工智能濫用:2026年9月》報告,整理公司在網絡行動、監控、影響行動、傳統武器、生物濫用、詐騙和非法模型蒸餾等七類危害中發現和阻止的案例。這些工作說明企業並非完全忽視風險,但也不能單憑企業設有安全團隊,便推論現有制度已經足夠。批評者真正提出的是制度問題:大部分安全標準仍由企業自行制定和執行;當安全措施與市場速度、融資或國際競爭發生衝突時,單靠自我約束是否可靠?

監管方案是否可行

這場爭論也令近期提出的監管方案重新受到注意。9月3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格‧卡薩爾(Greg Casar)公布《禁止人工超級智能法案》。方案擬永久禁止開發和部署人工超級智能,並暫停部分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直至新的聯邦監管機構制定安全規則;違規企業可能面對撤銷公司章程的「企業死刑」,個人亦可能面對刑事處罰。考克森在9月8日發文後,桑德斯很快轉發並回應:「考克森先生是對的。建造這項技術的人承認,它可能威脅人類的未來。」他隨即再次表示將推動禁止超級智能及暫停高級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案。

我認為這類方案在執行起來將會困難重重,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是美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這項禁令將會對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此外,政策設計仍要回答一連串具體問題:甚麼能力才算「高級人工智能」或「超級智能」?由誰測量和定期更新門檻?如何處理在海外或以開放權重方式發展的模型?如果不同國家採取不同限制,怎樣驗證和執行?同樣重要的是,監管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能力、透明度和法律制衡。這些問題並不否定監管的必要性,而是決定監管能否有效、可執行和避免產生新的權力風險。

開放模型的兩面性

Meta前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長期支持開放研究和開放模型生態。開放不只涉及程式碼,還可能包括模型權重、訓練方法、資料說明、安全機制和使用權限。支持者認為,讓更多研究人員檢查模型,有助及早發現漏洞、重現研究結果並發展防禦工具;驟眼看來,這是可行的方法。但筆者從前在其他文章已經討論過其局限性,開源模式是基於對人性樂觀的假設,人們會竭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過往很多事例發現,開放代碼變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別有用心的人會如虎添翼,令人工智能更加危險!一旦高能力模型的權重可以下載和複製,惡意使用者取得危險能力的門檻也會降低,而原開發者很難在事後收回。

因此,開放與安全並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同能力和風險級別可以採用不同開放程度,例如公開研究方法和安全評估,但限制高風險權重的下載;又或者向經過審查的研究機構提供受監控的存取。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某種開放方式增加了多少透明度和防禦能力,同時增加了多少濫用和不可逆擴散的風險。

誰能決定啟動殺手開關

今年7月23日,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和德州共和黨眾議員納撒尼爾·莫蘭(Nathaniel Moran)提出《人工智能殺手開關法案》(AI Kill Switch Act)。法案針對最強大的受規管人工智能系統,它要求開發者保留把系統降速、暫停或完全關閉的技術能力,並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在與商務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協商後,對可能造成災難性傷害的系統採取處置。

對由公司集中控制的雲端服務,供應商通常可以停用帳戶、API或部署系統;真正棘手的是模型權重已被下載、複製並部署在第三方伺服器,或多個自主代理已在不同系統中取得持續存取權時,原開發者未必仍能一鍵關閉所有副本。因此,「殺手開關」不是電影中切斷一台機器的紅色按鈕,而是一套包含監測、權限控制、網絡隔離、降速、暫停、關閉、事件通報和保存鑑證紀錄的技術與法律架構。

更困難的實質問題是:誰有權認定風險已跨過需要干預的門檻?需要甚麼證據?企業能否提出覆核?緊急命令可維持多久?如果專家意見分歧,行政首長應依據甚麼準則作決定?如果啟動過早,可能中斷重要服務並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啟動太遲,系統可能已擴散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

這令我聯想起1979年的三里島核電廠事故,該事故造成二號反應爐部分爐心熔毀;在資訊不完整、儀器判讀困難、電廠與政府溝通混亂,以及技術專家意見反覆的情況下,州政府一度難以判斷是否需要大規模疏散。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最後建議核電廠五英里範圍內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離開,並呼籲附近居民留在室內。這個決定既考慮輻射風險,也考慮倉促疏散可能造成的恐慌和交通混亂。

三里島的教訓不是「專家意見不同,所以不應行動」,而是重大技術事故往往要求決策者在證據不完整時採取行動。人工智能風險同樣不會等到所有人達成一致才出現。10%、50%和70%的估計並非同一種概率,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專家對發展速度、失控機制和應對能力的重大分歧。制度若要求百分之百確定才介入,可能永遠太遲;若只憑最悲觀的個人判斷便採取不可逆措施,也可能把過多權力交給少數人。

在不確定中建立可制衡的安全制度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目前沒有任何人能以科學方法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確切答案。爭論的一端強調,若缺乏防護和外部監督,高風險能力持續擴大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後果;另一端則提醒公眾,不應把高度依賴假設的末日概率當成已經證實的事實,以免引起恐慌或把各種風險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應用混為一談。

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公共政策面對的核心選擇包括:應否明確界定能力門檻、引入獨立評估、要求事故通報和保存證據;干預措施應否由降速逐步升級至關閉;緊急權力又應設有甚麼時限、覆核和問責程序。低度規管、逐級風險管制和全面禁止高級人工智能,各自涉及不同的科技利益、安全成本、執行難度和權力分配。正因為沒有現成答案,相關制度能否隨證據調整,並維持透明度和權力制衡,將會成為這場爭論的關鍵。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推搪之辭,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河中建立可靠的警報、煞車和彼此制衡的掌舵機制。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莫特曼神學》

何慕怡 | 明光社 助理總幹事
02/10/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坊間有很多研究莫特曼的書籍,而《莫特曼神學: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最吸引的地方,在於莫特曼正是作者林鴻信教授的博士指導教授(Doktorvater)。其他作者或許能從學術去剖析,但林教授卻加上了門生情誼的視角,去梳理莫在神學思想上的主張。此外,此書由莫特曼親自作序,並以其親筆簽名作為序的結束,他祝願每一位基督徒——凡相信而且從信仰光照來看自己與世界的都是「神學人」。要知道莫特曼更多的故事,我們亦可在代序中閱讀到作者與莫特曼互動交流的情節,看見這位神學大師不為人知的一面:原來莫特曼熱愛中國文化,家中甚至設有一個擺放著中國文物的「中國客廳」。

本書從導論帶領讀者回顧莫特曼的生平,隨後深入探討其核心神學思想,包括:

盼望神學:莫特曼主張「上帝是朝我們迎面走來的未來」,未來不只是當下的延續,而是上帝介入所帶來的全新突破與可能性。

十架神學:主張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親自經歷了被棄絕與苦難,故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觀者,而是與受苦者同在的「共苦者」。

三一論:提出父、子、聖靈在愛與彼此互滲中的共融關係。其「社會三一論」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非階級化、非霸權式民主共融的範本。

基督論:從聖靈充滿與終末盼望的角度審視基督的生命、受難與復活,強調耶穌作為「受苦的彌賽亞」對受造世界的拯救。

終末論:指出終末不是世界的毀滅,而是受造世界的醫治與重塑。

聖靈論:強調聖靈不僅在教會個人內心工作,更是宇宙的靈、生命的靈,聖靈的臨在帶來了萬物的更新與群體的醫治。

最後,作者特別探討了莫特曼神學對華人教會與社會的意義。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校內宣傳LGBTQ價值觀,家長點睇?

何慕怡 | 明光社 助理總幹事
03/09/2026

香港國際學校管理風波|營運機構付費與路德會和解 脫離管治關係
(香港01  2026-9-2)

香港有一間國際學校近來爆發管治風波,其中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報導指該校曾宣傳「LGBTQ+」群體及其活動,包括「國家出櫃日」及宣傳同性戀與同性婚姻。雖然這次事件已宣佈達成和解,然而卻仍然令人滿腦疑問的是:該校的家長是否知道學校正在向孩子灌輸這些價值觀?該校家長是「知而不說」,還是已經「默默接受」?

筆者剛剛從德國回來,想藉著以下的故事引起家長的關注。2024年11月1日,德國的《性別自決法》(Selbstbestimmungsgesetz)正式生效。該法規定,14歲至17歲的未成年人只要獲法定代理人同意,便可自行聲明更改性別;然而,若父母/監護人基於保護孩子而拒絕同意,法律容許在特定條件下,由「家事法庭」直接取代父母的同意權,這種制度在近年引發了嚴重的家庭悲劇。

在德國,一名男孩在14歲那年,學校舉辦了一場由「跨性別倡議團體」主導的活動;隨後,兒子參加了一個夏令營,並由一位男跨女來照顧。不久後,兒子便向父母宣稱自己是女孩,要求改名,並強烈要求服用「青春期阻斷劑」與荷爾蒙藥物。父母雖然願意讓步,同意他在家裡使用女孩的名字,然而父母堅決拒絕讓他進行不可逆轉的藥物治療。結果,孩子向青少年福利局(Jugendamt)尋求庇護,並提出監護的申請,理由是他的父母不接受他的跨性別身份,而且他的父親據稱還威脅要對他使用暴力,然而男孩的父母否認了這個說法。

 2023年夏天,男孩再次提出監護申請。他聲稱自己仍然遭到父母的排斥,並且有自殺傾向。隨後,他被安置在一個青少年寄宿團體。自此,孩子幾乎切斷了與父母的聯繫,偶爾見面也必須在社工的監視下進行。在長達數月的法庭審理中,青年局、律師、法官都強烈傾向支持孩子「服用阻斷劑」的意願,刻意淡化藥物的副作用。母親在受訪時絕望地表示:「我們父母處於注定失敗的境地,因為對方的系統運作得太好了。」

從以上的故事可見,在反叛期青少年的思想極易受到學校教育、朋輩及倡議團體的影響。一旦孩子在未成熟的階段受到片面資訊引導,可能會做出對自己身體有永久傷害的決定。回到今次香港國際學校的事件,家長們是否真的了解校內宣傳 LGBTQ+ 價值觀的具體情況?還是低估了這些風氣對孩子身心發展的影響﹖

 

《社交I人也能自在說話:保持原本的個性就好,終結尬聊的90個技巧》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6/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對於一些性格內向、不擅長表達,甚至對說話缺乏信心的人來說,與人溝通可能是一件令人感到壓力的事情。這次介紹的《社交I人也能自在說話》,正是一本為這類讀者而寫的書。很多內向的人以為,要成為一個「會說話的人」,就必須強迫自己改變性格,變得外向、健談。然而,本書提供了另一個角度:不勉強自己、不刻意改變、不增加壓力,同樣可以與別人順利而愉快地交流。作者透過自身不喜歡與人交談的經歷,分享如何調整心態,逐步建立表達自己的信心。書中提醒我們,與人溝通不必追求完美,可以先用自己最舒服、最有效的方式開始。例如說話時多一點微笑,專心聆聽對方,多使用正面的語句,都能令交流變得自然。此外,我們亦可以觀察一些能言善道的人,留意他們說話的內容、音量、語調、表情、眼神及節奏,再嘗試模仿適合自己的部分。

若不知從何說起,不妨嘗試說故事:將一件事情由負面轉向正面的經歷說出來,就能自然形成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讓對話更有內容。要改善表達能力,更要從「了解自己」開始。作者建議每天睡前花約十分鐘與自己對話,整理情緒、想法和行為模式;又或者先把感受和意見寫下來,幫助自己理清思緒。當我們更了解自己的內心,往後表達時自然會更輕鬆。當我們太在意對方的反應,不斷懷疑自己「是不是說得很無聊」時,可以運用阿德勒的「課題分離」思維——明白對方的反應屬於對方的課題,不需要讓別人的反應牽著自己的情緒走。至於平日不知道與別人談什麼,也不必刻意尋找深奧的話題,天氣、季節、美食、日常生活等輕鬆事物,都是很好的閒聊素材。聊天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每一句話都有深度,而是讓彼此慢慢熟悉,享受交流的過程。

總括而言,《社交I人也能自在說話》並不是要求內向者變成外向者,而是教我們接納自己的性格,以適合自己的方式與別人溝通。對於內向的人,尤其是即將需要重新面對同學和老師的學生來說,這本書提供的不只是說話技巧,更是一份面對人際交往時的信心與勇氣。

AI 不懂「人話」,正是人類的本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6/08/2026

當你以為AI工具是一位絕對服從主人的「助手」,會乖乖配合你的每一個指令,叫它往東,它就不敢往西時,事實上這只是假象。現階段的AI工具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單靠AI進步是不足夠的,人類亦需要提升自己,學習從AI的角度出發,運用AI才能理解的邏輯去寫提示詞,這樣生成的作品才不會讓人啼笑皆非。

會有以上的想法,是因為筆者最近正在摸索AI影片製作工具,發現若用過往的寫作方式,輸入人類能輕易理解文字作為提示詞,原來在AI的解讀下,會產生不少笑話。例如,筆者輸入「主角一手撐傘,一手摸狗狗的頭」,畫面竟然生成了主角一手撐傘,另一隻憑空出現的手(不是主角的手)在摸狗狗的頭。又例如,筆者叫AI生成一個「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主人,主人推門進入便利店」的影片,一開始畫面確實是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待,誰知當主人進入便利店後,筆者竟然看見便利店中的飲料機的玻璃門裡面,有一隻一模一樣的狗狗。這種崩壞其實是有跡可尋,因為對AI來說,「狗狗在門外」是一個指令,便利店的門是門,飲料機的門也是門,它因此混淆了,才出現了這一幕奇怪的場面。

原先筆者以為只有新手都談不上的人才會鬧出這種笑話,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分享,才知道原來有很多AI影片製作者,仍會向資深製作者詢問相同的問題:如何讓主角不變臉、髮形、衣服、場景、道具能保持一致、不無中生有,或突然出現一些原本設計沒有的物件或場面。根據網民分享,才知道有所謂「抽卡」一說——製作者即使輸入了詳細且精準的提示詞,到底AI能否生成他們想要的畫面,每一次都如抽卡一樣,只要未看到生成的影片,都不確定這次的作品是否沒有崩壞,可以使用。這種情況,就如量子力學中謎一般的薛丁格的貓(Schrodinger’s Cat)思想實驗——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毒氣裝置,而毒氣是否釋放完全取決於一個隨機量子事件。在量子力學的規則中,在人們打開盒子「觀測」之前,那個粒子處於「衰變」與「沒衰變」的疊加態,因此貓也被迫處於「活著」與「死了」的疊加態,彷彿貓同時是活的又是死的;只有當人們打開盒子看一眼,貓的狀態才會成為其中一個現實。簡單來說,盒中的貓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只有在觀測那一瞬間,才決定它到底是死是活。

當然,資深的AI影片制作者經過無數次抽卡,燒了不少錢後,自然能駕馭AI,甚至還能製作出諷刺AI理解人類語言的影片。對於學習過AI影片製作的人來說,看後會比旁人更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明白用AI製作影片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痛點——提示詞。提示詞牽涉到技巧,尤其是文字。

不得不說,初涉AI影片製作後,才赫然發現人類的理解力原來可以如此之強,而彼此之間能運用語言或身體語言溝通,是何等奇妙且美妙的一回事。有時,親人、好友或情侶之間甚至不需用語言,一個會心微笑、一個眼神,便能知道對方的心意。這份有聲或無聲的交流,實在是造物主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在AI時代,人類需要與時並進,學習如何與AI溝通,學習用AI能理解的邏輯來表達,但更重要且更幸福的,還是可以與一個不必像AI那樣令人費神、能夠正常溝通的人聊天。


參考資料:

Mr. Light, 〈薛丁格的貓》好可憐到底會死不會死〉,《Mr.Light|觀察室的沙龍》,2022年11月10日。

@ImmortalDairy:〈當我試圖馴服ai做短劇〉,YouTube

建立AI應用的安全網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06/07/2026

人工智能發展急速,利用AI工具確實能令工作更有效率,但也存在私隱與道德的風險。當機構管理層仍在猶豫是否應該讓同工用AI來工作時,同工可能已暗地裡悄悄應用。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指出,不論公司是否知情,一旦有員工因使用AI導致個人資料外洩,僱主都有終極的法律責任。[1] 此外, AI雖然看似無所不知,卻經常產生「幻覺」(Hallucinations),即是說它可以一本正經地捏造資訊或引用不存在的資料,若同工缺乏警覺地使用AI,或會造成嚴重的失誤。再者,AI生成內容的版權歸屬在現今法律下仍充滿灰色地帶。凡此種種,筆者鼓勵機構應儘快訂明AI的使用守則,確保同工在應用時有準則可依,避免觸犯法例。

制定守則的第一步,是要建立清晰的資料分級制度,我們既不能一刀切地禁止向AI輸入任何資料,也不能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故此機構應教導同工按資料的敏感程度,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LEVEL 1:公開資料

這類資料包括機構網站的公開內容、已向外公開、不存在洩密風險的資料。守則可列明這一類資料可以向AI輸入,不過同工仍須遵守內容審核及版權要求。

LEVEL 2:內部非公開資料

即仍未公開的機構內部資料,但不涉及敏感與機密的內容,這類資料機構可在守則中按實際工作的需要讓同工使用AI。同時,守則必須明確規定,避免不必要地上傳完整原文或過量內容,落實「最少揭露原則」。

LEVEL 3:敏感及機密資料

機構應完全禁止同工輸入任何此類資料於人工智能系統。第三類的資料包括:高度敏感資料(如內聯網非公開資料、未來機構決策及方向)、可識別個人資料(如捐款者、同工、服務對象的名字、身份證號碼、地址、聯絡電話等),以及機構的機密資料(如董事會會議記錄、財務報表、合約細節等)。

以上的分類,可以讓同工識別資料的機密性,不會因一時方便而透露敏感資料。守則亦要對同工接觸AI工具作嚴格的規範。機構應只允許同工使用經批准的AI工具及平台來處理工作,而同工因工作而需要運用的AI戶口亦必須以機構的電郵來註冊,這樣,一旦需要危機管理,如資料外洩,機構也可以找回相關資料,作出補救措施。

此外,機構亦應嚴禁同工將未經授權的AI應用程式或外部整合功能,直接插入機構的內聯網、核心資料庫或財務系統。對於一般的日常查詢,不再需要的紀錄應儘快刪除;但若生成內容涉及重要文件、專案項目或較高風險的用途,則應要求同工保留基本的使用紀錄(包含AI工具名稱、輸入資料類型、輸出用途及審核者)。因為我們要確保重要的AI輸出「可追溯、可審核」,可在日後進行責任釐清與事故處理。此外,守則亦須列明如何處理內部資料。若同工必須使用AI協助梳理資料,必須在輸入前進行「徹底的匿名化」,所有可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或機構身份的內容,必須被刪除或以代號取代。同工使用生成式AI工具時,必須於帳號設定中關閉「將對話內容用於模型訓練」。另外,機構應優先考慮具備「不保存資料」或「承諾不作模型訓練用途」的選項,從源頭切斷資料外流的風險。

AI雖然是好幫手,但它絕對無法承擔專業責任,守則的確立是要提醒同工「人類問責」的原則,假若因AI的幻覺、演算法的偏見而波及對外發出的文字及圖像,最終是需要負責的同工承擔責任。AI生成的所有內容,必須得到同工的把關、審核,才可以對外發出,因為這絕對會關係到機構的聲譽及對公眾造成重大的影響。機構亦需要提高透明度,並建立版權機制,例如,若一份文件或圖像有超過某個百分比由AI參與生成,同工應主動向主管報告,並評估是否需要在文件中註明「內容由AI輔助生成」。

最後,當同工發現自己誤將機密資料輸入AI平台,或懷疑發生資料外洩,守則可幫助他們掌握即時的應變措施,包括立即停止使用該AI工具,第一時間向主管報告,同時截圖保留相關紀錄以便後續調查。

透過明確的資料分級、嚴格的安全設定、不可妥協的私隱底線,以及清晰的問責機制,機構不僅能有效避免法律與公關風險,更能讓同工在一個安全、受控的環境中探索AI所帶來好處。在推行守則前,務必舉辦內部培訓,讓同工充分理解每條規範背後的意義。總括而言,機構必須及早制定「人工智能使用守則」,與同工建立審慎、具批判性、可問責及可追溯的使用原則,並培養負責任的AI素養。


[1]〈員工私下用AI倘資料外洩 僱主有終極責任〉,《星島頭條》,2025年6月4日,網址:https://www.stheadline.com/daily-hongkong/3461444/員工私下用AI倘資料外洩-僱主有終極責任 (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6月17日)。

「睇波踢波不賭波」呼籲未完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06/07/2026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雖已落幕,但熱賽期間全港瀰漫的睇波與賭博狂熱仍歷歷在目,預計今屆的投注額也將推上另一高峰。事實上,在鋪天蓋地的博彩資訊下,青少年及家長極易受到誘惑。為了在父親節前夕向家長傳遞健康訊息,明光社聯同基督教基協堂及工業福音團契問題賭徒復康中心,特別於6月14日舉辦了「睇波踢波不賭波」專題講座及立願禮。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講座上表示,希望政府和馬會不要將賭風熾熱的責任推卸給外圍。自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每年合法賭波的投注已由161億元增至上年度的1,728億元,他呼籲政府必須加強監管,馬會亦應減少宣傳。雖然很多人認為今時今日還反對賭波沒有用,但蔡志森強調,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看到太多因沉溺賭波而家破人亡的個案,故此仍然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為了讓會眾更科學地理解賭博的禍害,明光社董事、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隨後從醫學與心理學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賭博成癮的駭人真相。他指出,成癮(包括病態賭博、毒癮、網癮)在本質上是一種「慢性復發性的腦部疾病」,是多巴胺與認知偏差的「魔鬼陷阱」。廖醫生解釋,大腦內設有「報償系統」(Reward Center)。當人類進行進食、戀愛等有利生存的活動時,大腦會釋放「多巴胺」(Dopamine)帶來滿足感。而當人沉迷賭博時,「輸贏的不確定性」會刺激大腦大量釋放多巴胺與內啡肽,帶來極大的興奮與快感,這種生理獎賞機制會驅使大腦不斷尋求重複刺激,形成類似物質成癮的依賴性。

當日亦有兩位過來人親臨分享因參與賭博而影響人生的經歷。47歲的文聰,因賭而曾經坐牢兩次。他由98年世界盃開始賭波,他直言,因為24小時可以賭波,所以他當年全程投入其中,不單輸掉時間、家人和自尊,甚至輸掉了所有的金錢。當時,家人已把畢生積蓄借給他還債 ,合共超過100萬元。為了賭,他與家人關係破裂,最終與太太離婚。自賭波合法化後,他更可以光明正大地賭,他說︰「我可以賭得更容易,不用一分鐘便可把銀行戶口的錢轉去馬會,令我賭癮更嚴重。」另一位過來人Peter 亦親身剖白十多年的賭波經驗。Peter 自小熱愛足球,大專時期因同儕影響開始賭博。身邊朋友偶然贏錢的經歷給了他「假希望」,令他愈賭愈大,甚至為了尋求更多賭本而放棄大學學業,踏進社會全職工作。為隱瞞家人及追回賭本,他開始向財務公司借貸,陷入惡性循環。最瘋狂時,他曾在賽事最後幾分鐘再加注一、兩萬元。回想上屆世界盃期間,本已欠下十多萬元債務、一心想還債的 Peter,因身邊的賭博氣氛再次失控,結果欠下了更龐大的債務。

明光社強烈呼籲全港的父親應以不少過來人的故事為鑑,沉迷賭博最終只會奪去家庭、前途、親情,甚至是生命。一群父親在父親節即將來臨之際一起立願並由衷地喊出他們的心聲:「睇波唔賭波,闔家樂趣多;睇波又賭波,全家必坎坷。」

德國的《性別自決法》下月將檢討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5/06/2026

德國的《性別自決法》(Selbstbestimmungsgesetz)自 2024年11月1日 起生效。該法案容許德國人透過簡單的「自我聲明」便可更改官方紀錄上的姓名和性別,該法例在德國推行一年多以來,經常引發不少被濫用的討論,政府承諾將在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對該法進行檢討。根據當地報導,聯邦統計局的初步數據顯示,自法例實施一年後(即至25年10月),已有22,049人成功登記更改其法定性別。

《性別自決法》實行至今經歷了不少的討論。右翼極端分子 Marla-Svenja Liebich(原名 Sven)因反對LGBTQ言論被定罪。服刑前,她利用德國性別法規將姓名與性別變更為女性,並要求進入女子監獄服刑以避免男性囚犯的歧視,此事引發社會極大爭議。許多德國媒體質疑Liebich的性別更改是否認真,最終官方決定將其送往開姆尼茨(Chemnitz)女子監獄服刑。德國監獄官員表示,將Liebich關押在女子監獄的決定是基於他的登記性別,而非生理性別,此案例在德國引發社會對該法律可能遭濫用的關注。

第二個案例發生在杜塞道夫(Düsseldorf),一名警官根據《性別自決法》將其性別更改為「女性」,以謀取升職優勢。在德國,如果女警和男警資歷相同,若該行業的女性代表不足,則會考慮優先晉升女性。於是警員Peter登記從男性改為女性Maria,根據報導,Maria在晉升名單上的排名上升了43位,並有可能每月的薪水增加247至472歐元。由於該警員向同事表示自己變更為女性是為了利用晉升福利,並非真心「轉性」,成為德國社會又一討論的案例。

德國法律媒體《Beck-aktuell》專訪了公法和法律哲學教授 Judith Froese,她對法例表示擔心。在訪談中,她指出因著這些案例,司法部長會議(Justizministerkonferenz) 因此要求引入一項「濫用條款」(Missbrauchsklausel),以防止類似Liebich案的情況發生。不過,她認為法律上,戶籍登記處沒有審查權,原則上必須根據聲明進行登記。若想改變這一點,就需要有「濫用的客觀證據」。不過,根據《性別自決法》的理念,「自決法」與「動機或身份的審查」,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平衡,亦很難抽象地定義「濫用」。她更質疑,戶籍登記如何收集聲明、檢查聊天記錄或詢問證人?故此判斷是否「濫用」有其難度。現有的《戶籍法》(Personenstandsgesetz)第49條2(§ 49 Abs. 2 PStG)雖然規定,如果登記有誤或被拒絕,戶籍登記處可以訴諸法院,但《性別自決法》恰恰放棄了對性別認同的審查。最後,她認為若每個個案都要判斷有否濫用,將會是新的想法和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

天下本無事,這種單憑自我聲明就可以改變性別的做法,最終恐怕只會作繭自縛!


主要參考:

Das Gesetz kann sein Versprechen nicht immer einhalten,《beck-aktuell》,2026年6月22日
https://www.beck-aktuell.de/node/200376

22.000 Menschen haben Geschlechtseintrag geändert,《tagesschau》,2025年10月29日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gesellschaft/selbstbestimmungsgesetz-geschlechtseintrag-100.html

當掌聲變成攻擊—從全紅嬋網暴看青少年面對的數碼壓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1]朱浙萍︰〈捧殺棒殺映射病態網絡文化〉,《浙江日報》,2026年4月8日,網站: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6-04/09/content_3895791.htm?div=-1

[2]「飯圈文化」:飯圈是網路用語,指粉絲圈子。「飯」源自英文「fans」的音譯。分析指出,飯圈文化只是表象,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競技體育系統資源的高度集中性與競爭的激烈性。(摘自中央社2026年4月13日報導)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勞動節與AI焦慮症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30/04/2026

勞動節本是肯定勞動階層對社會及經濟的貢獻,並紀念美國工人大罷工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血淚歷史,以喚起社會對保護勞工權益的重視。然而,今日的勞動階層卻多了一份新的焦慮,名叫「AI焦慮症」,其症狀並非因傳統工作過多而產生的焦慮感,而是擔心將來工作過少,甚至會失去工作所產生的徬徨感。

事實上,每天報章都充斥著很多有關智能科技的新聞,其中有關AI奪去人類工作的報導尤其誇張。對於這種未知的恐懼,讓勞工階層不禁要問:我的工作會被取代嗎? 在這個AI世代,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改寫「勞動節」的意義,由爭取不要過長的工作時間,轉變為要捍衛人類的工時機會,不要被AI取代。

高盛的全球經濟報告曾預計,AI的普及將預計自動化全球約3億個全職工作崗位。世界經濟論壇的《未來工作報告》亦預言,未來五年將有高達44%的工作者核心技能面臨大洗牌。誠然,AI確實會取代我們部分的工作,卻很少會提及它同時也會創造其他就業機會。根據Wolfe Research在本月最新發布的「羅斯報告」就指出,儘管AI影響的板塊至今已讓約7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但在過去兩年卻估計已創造100萬個新職位,即是說新創的職位數量比流失的職位更多。

活在「AI焦慮症」中的勞動節,我們要更有智慧去迎接這個浪潮,並堅信人類有適應及創新的能力。若我們正面去想,AI能為人類減少工作量,我們便能專心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包括關心我們的同事及家人。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一:7),一切知識與智慧的開端都始於敬畏我們的上帝,儘管人類有智慧地創造了AI,若只麻木地焦慮,最終只會變成愚昧人。


參考資料:

〈40天失業兩次!企業用AI取代人力降成本 30歲白領嘆:無產業安全〉。《01新聞》。2026年4月24日。

〈AI就業末日:新自動化時代下500萬個工作崗位面臨風險〉。《YAHOO財經》。2026年4月11日。

服事可以不流淚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6/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服事可以不流淚》的作者是一位尼日利亞裔牧師,他以黑人牧師的身份,在歐洲建立了全歐洲最大的教會,而且90%是歐洲白人。閱畢全書16章,讀者會認識如何在艱難的事奉中仍要有喜樂、有果效、不帶重擔,因為神不願意服事的人流淚痛苦,而是要事奉者樂在其中。

一個成功的服事者要有正確的動機、支取神的智慧、順從聖靈引導,以及讓神來建造教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硬撐。 全書章節包括:《服事可以不流淚》、《成功的事奉真的存在》、《服事沒有重擔》、《不要為神擔憂》、《讓神來建造》等。若你的服事正感到疲憊或想尋找事奉的正確心態,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服事的態度,從「勉強流淚服事」轉變為「喜樂有果效的事奉」。

作者桑戴.阿得拉加牧師說:「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神呼召你,乃是要你懷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祂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挑戰:復興高難度教育?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4/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1] “Francis Galto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ancis-Galton.

[3]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莊安祺譯:《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年),頁110。

[4] 同上書,頁110-113;“Francis Galton,”Britannica.

[5]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6] Thomas Drucker, “Galton defines Eugenics,” EBSCO, 2023.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history/galton-defines-eugenics

[7]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8] 同上書,頁114、116。

[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5-122。

[10] 同上書,頁162-164。

[11] Sheila Kaplan, “The legacy of eugenics: Professor Osagie K.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A. Review of Books,” 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 June 20, 2024. https://publichealth.berkeley.edu/articles/spotlight/research/the-legacy...

[12] Soutik Biswas, “India’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0040790

[13] Stephen, Drake and Diane Coleman, “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1999.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5/singer.html

[14] 同上文。

[15] Pamela J. Hobart, “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 Prindle Post, Mar 27, 2017. https://www.prindleinstitute.org/2017/03/peter-singer-ethics-eugenics/

[16] Stella Young,”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 ABC News, Aug 15, 2012. https://www.abc.net.au/news/2012-08-15/young-case-against-peter-singer/4....

盲盒、抽蛋文化盛 政府不管家長勿忽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9/03/2026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9940(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2] 歐陽家和:〈手機遊戲似賭博 政府規管勿再遲〉,明光社,2014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6685(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3] 歐陽家和:〈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明光社,2019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1318(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4] 〈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 9%達「問題賭徒」〉,《獨立媒體》,2026年3月13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生活/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9%達「問題賭徒」(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5] 同上

AI時代的親子學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