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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女歷史:日本ACG萌文化哲學筆記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9/01/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書名所表達,這本書主要講述日本少女的歷史與現今一些動漫文化之間的關係。雖然書名同時寫著「哲學筆記」,甚至其中是以「流行文化研究」的方式來書寫,但其實也可以以閱讀歷史書的角度來看少女歷史,其中亦非常有趣。

「少女」一詞,乍看之下就是與年齡有關,即會聯想到可能在12-18歲之間的女孩子就名為少女。但其實「少女」是日本的產物,而她們並不以年齡來區分,乃是以求學階段來區分。因為在早期的日本社會中,女性由出生已被命定需要成為「女人」,而「女人」則需要遵從父權社會中的規範,畢業後便有被安排的婚姻。而求學階段中的「少女」,則是有數年的時間不需要思考有關自己未來如何被剝削,在有限的時間中,盡享「自由身」。因此,這一群的「少女」在其仍然自由的時間中,在明治時期便發展了許多「少女文學」,也得知這班「少女」在求學期間對於活在當下的嚮往以及未來畢業要進入傳統體系的悲傷與不捨。

在作為「少女」這個像是與世隔絕的時空當中的經歷,也造就了現時動漫中所展示的女孩子。一般在動漫中描畫正在求學的少女時,校園生活總是非常充實美好,甚少描繪畢業後的狀況,「畢業」彷彿就是少女「死亡」的時間,特別少女歷史中的女子學校。這樣顯得少女的校園生活尤其重要,甚至發展出不少同性之間的愛與情誼,也可以看見環境或朋輩容易影響青少年的成長與性格塑造。

當然,歷史時期有其價值觀的取向,以了解歷史的角度來看,書中亦有提及大量與「少女」相關的日本歷史資源,例如關於早期日本的婚姻文化、羞恥文化等等,相信能夠使讀者對於日本「少女」與文化有更深入的理解。

關注範疇: 
性文化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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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場浪漫的社會謀反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2/10/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現代社會之中,人們擁有了比起古時更加多的自由去選擇伴侶與生活方式,然而離婚率卻依然不斷處於高企、單身與婚姻焦慮亦同時存在,親密關係變得充滿了未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與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菡(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對當代社會的診斷:愛情中的混亂並非個人道德問題或性格缺陷使然,而是現代社會結構性轉變的必然結果。

作者直指現代化帶來了一個「個體化的過程」(individualization)。在傳統社群、階級以及性別角色的規範遭到瓦解後,人好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又同時陷入一個漂泊的狀態。在自由又帶點孤獨的生活中,「愛情」被賦予了一個宗教般的意義——人們渴望在親密關係中尋求確定性、安全感以及自我認同。

所謂「正常性混亂」就是指:一方面,現代人對於愛情寄望崇高,另一方面又因為職場競爭、自我實現以及性別平等的意識抬頭,這要求每個人保持獨立、隨時配合流動(fluid)。當兩個獨立自主的生命試圖在同一空間下協調家務、事業以及個人理想時,衝突便又無可避免。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不是一本教人如何維持關係的情感指南,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上剖析愛情。它提醒我們:親密關係裡的掙扎,其實是時代巨浪在私人領域的投影。唯有理解這份「混亂」,我們才能放下對於「完美關係」的苛求,在互相聆聽、溝通之中,重新理解愛與自由。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梅花啼血:重讀「揚州十日」與歷史的沉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10/09/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真相的分量

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諾貝爾演講中曾留下一句重逾千斤的話:「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One word of truth outweighs the whole world)我們習慣在自由、愛情與生存之間衡量輕重,但所有崇高價值的真正基石,始終只有「真相」。謊言可以帶來短暫的安全感,虛妄能給予虛假的平靜,唯有真相要求我們付出代價,它需要我們打破既有的偏見、承擔被孤立的風險,甚至賭上既得的安穩。追求真相不是智力上的探索,而是一場考驗道德勇氣的淬鍊。

「揚州十日」幾乎在歷史中湮沒

坦白說,年少時筆者讀歷史,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當時的潛規則是:教科書所記載的就是標準答案,就是歷史的全部真相。但到了今天,我當然意識到真相是不容易獲得的,明末清初的歷史就是一個好例證。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有以下兩句詩:「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這當然不能照字面解讀為老態龍鍾,「龍鍾」在古典詩詞中有一個重要古義是「淚流縱橫、泣不成聲貌」。龍鍾閣部是指南明重臣、兵部尚書史可法,跋扈將軍是指駐武昌明將左良玉。這兩句是描摹南明在內憂外患下的末日慘狀:史可法是「孤臣泣血、悲痛無力」,左良玉則是「驕悍狂躁、擁兵生亂」。

揚州梅花嶺下有史可法墓,全祖望作《梅花嶺記》,記其死事甚詳,也記下一件事:屍骨從未尋回,墓中所葬,只是衣冠。這座空墓後來成了揚州的名勝,兩百多年香火不絕。碑石俱在,形制完備,裡面卻沒有人。

在大軍壓境下,史可法堅決不投降、不逃亡,他最為人傳頌千古的事蹟是在「揚州十日」中以身殉國。在城破之後,清軍大肆殺戮、焚掠,成為明清易代之際最慘烈的戰爭暴行之一。史可法死於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此後那座城裡發生了什麼,正史的敘事到此為止。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描述了清軍的暴行,但這部書長期退出中國的公共視野,近代在日本重新被發現,至晚清才由留日學生抄回,重新廣泛流傳於中文世界。

王錫侯《康熙字典》案

那麼,為甚麼清代文人要避開「揚州十日」這段歷史呢?清代的文字獄與思想禁忌,至少是一項不能忽略的背景。康熙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與戴名世《南山集》案,早已顯示書寫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到了乾隆朝,這套機制更走向嚴密甚至荒誕的地步。

舉例說,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舉人王錫侯以十七年之力編成《字貫》四十卷,意在補《康熙字典》檢索之不便。然而,仇家王瀧南覬覦其祖墳山地,舉發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並誣稱他有四十里花園、十里魚塘;及至抄家,所得不過七十餘兩。定罪的關鍵在《凡例》中的一則,本來那一則是教人如何避諱,依官定的缺筆之法處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諱。他教人守規矩,而被判為大逆,斬立決,家屬連坐。更堪玩味的是江西巡撫海成:他從前因查繳禁書八千餘冊受過嘉獎,此案卻只擬革去王錫侯的功名,被斥為「有眼無珠」,革職治罪。

《一柱樓詩》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爆發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是清代乾隆朝規模最慘烈、羅織罪名最嚴苛的文字獄之一。案主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的舉人,早於乾隆二十八年逝世,生前著有《一柱樓詩集》。此案起因純屬鄉里私人恩怨:東台縣生員蔡嘉樹因與徐家後人爭產結怨,蓄意從詩集中摘錄多處詩句向官府告發,控告徐述夔詩作「指斥朝廷、大逆不道」,案件隨後迅速上報至乾隆帝親自審理。

清廷在審訊中以穿鑿附會的方式,將詩集中尋常的詠物、抒懷語句定性為反清復明的逆跡。例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本為常見的登科應試勉勵之辭,亦被生硬曲解為「思念明朝、企圖推翻清廷朝廷」。此外,詩集中詠及牡丹的「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也被指控為影射滿清以「異種」入主中原、篡奪漢家正統。

乾隆帝對此案震怒異常,認為徐述夔「包藏禍心,悖逆至極」,隨即降旨嚴厲懲處,處罰株連廣泛。徐述夔與其同樣已身故的長子徐懷祖被下令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等在世直系親屬被判斬立決;為詩集作序的江蘇布政使陶易、曾為徐述夔作傳的沈德潛(已故)等人亦遭嚴厲問罪或削奪官階;甚至連江蘇巡撫、布政使等一眾地方大員也因「失察」受到革職或嚴懲。

《一柱樓詩》案不僅徹底摧毀了徐氏家族,更成為清代統治者實施高壓思想禁錮與文化恐怖的極端典型。此案的殘酷整肅,反映了乾隆晚期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藉銷毀禁書之名,對士人思想與江南文人階層進行全面清查與心理震懾的極致手段,進一步扼殺了清代後期文壇的言論空間與學術自由。

沈德潛案

而早在九年前已經去世的沈德潛,只因曾為徐述夔作傳,被革去官爵、奪其諡典、仆其御賜之碑、毀其祠。乾隆帝認定沈德潛所編《清詩別裁集》等多部著作存在「悖逆」之處,他的罪名包括在詩集中收錄了錢謙益等明末降清或抗清文人的詩作;而未收錄乾隆帝本人的御製詩,則被指目無君上;至於將乾隆帝命其潤色或代筆的詩篇,直接收錄在沈德潛自己的文集中,甚至注明「代帝作」,則被乾隆帝斥為冒名射利、欺世盜名。替一個人作傳和修編詩集,而致自己下場慘淡,這件事對後來執筆的人意味著什麼,不必多說。

兩案還透露出另一層可悲的事情:羅織罪名的最初都不是朝廷,而是鄰人;朝廷只是提供了一種工具,使私怨得以致人於死。而工具一旦啟動,便連操作它的人一併吞下:從寬的布政使死於獄中,從嚴不足的巡撫革職,稍遲辦理的知府充軍。在這樣的環境裡,需要計算的不只是文人,還有官員。人人都在估量分寸,而分寸並無定則;今日受賞的尺度,明日就是罪狀。

胡中藻案

而在這些案件之前二十多年,胡中藻案已經展示了另一種寒蟬效應:不是私人恩怨引發告發,而是政治整肅反過來從文字中尋找罪證。胡中藻是清代內閣大學士鄂爾泰的得意門生,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陝西學政。乾隆帝藉由清查其詩文集《堅磨生詩鈔》,羅織罪名發動整肅。最著名的罪狀是其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斥責其故意將「濁」字加於「清」字之上,居心險惡、辱罵朝廷。此案本質上是乾隆帝打擊朝廷門閥與朋黨勢力的政治清洗,鄂爾泰生前與張廷玉各立派系,乾隆帝藉胡中藻案借題發揮,徹底整肅「鄂黨」。最終胡中藻被判處斬立決,其族人受牽連流放或革職;早已過世的恩師鄂爾泰亦遭撤出賢良祠,門生故吏皆遭嚴厲清洗。

梅花啼血

現在回到梅花嶺,全祖望是浙東史家,一生為南明死節之士作碑銘,稱得上盡力存史,然而《梅花嶺記》同樣不寫城中那十日。我們今天很難判斷這是不能寫、不敢寫,還是根本沒有想到要寫。三者在史料上留下的痕跡是一樣的,都是空白。壓力不會在文本裡署名,它只表現為某些事情沒有被寫下來,而後人無從分辨其中哪些是遺忘、哪些是選擇、哪些是恐懼。史家能看見的只有結果,卻看不見那隻按住筆的手。

所以讀史的人須有兩種耐心。一種是對文獻的耐心:知道寫下來的未必可靠,沒寫下來的未必不存在。另一種是對前人的耐心,不要輕易斷定沉默就是怯懦。在多數情形下,一個人能寫什麼,並不完全由他自己決定。

史可法墓中沒有屍骨,只有衣冠,但那位在梅花嶺啼血的龍鍾閣部,並沒有被歷史遺忘;而墓外那座城裡發生的事,隔了兩百多年、繞道日本,才重新回到中文世界。史筆有它的缺口,缺口的形狀,往往就是當時形勢的形狀。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學術關懷與傲慢——從辨識到回應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9/2026

數月前,筆者與一位友人談及某教授退休的原因。筆者轉述教授親口所說的理由,友人卻只說「要看處境」,並認為教授不過是到了退休年齡。筆者指出教授早已達退休年齡,而且相關理由也是教授本人所述,友人仍堅持己見。筆者因此感到疑惑:若友人另有「內幕」,為何教授本人又有另一套說法?更耐人尋味的是,整個討論中,筆者不斷提出問題,友人卻既沒有追問筆者所提供的理由,也沒有針對佐證作出反駁,只是一再重申自己的結論。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讓筆者開始思考:甚麼是傲慢?也許,傲慢未必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只在乎重申結論,卻不在乎是否需要說服人,也不在乎是否可能被說服的狀態——討論對這樣的人而言,重點從來不是逼近真相,而是確認自己原本就是對的。

傲慢不只見於日常,也存在於學術論述。網紅Sigma_hk回應好青年荼毒室白水「將男性困境歸咎於父權」的言論後,製作了女權主義系列影片,並自費出版「解毒」書籍。其中一段影片批評一位港大性別研究教授的社交媒體發言。Sigma認為:教授聲稱反對身份偏見、追求包容,實際發言卻預先按男性身份推測其思想,並對男性在課堂中的缺席採取與女性缺席不同的標準。[1]

Sigma指出身份政治容易出現的盲點:把受壓處境化為認知特權,一面反對身份偏見,一面又按身份審判異見者。當理論自認比當事人更了解其處境,關懷便由同行變成代言,甚至管治。他認為,有毒女權主義的傲慢,更在於理論的自我封閉:接受理論的人,成為理論正確的證明;拒絕理論的人,則被解釋為「受特權蒙蔽」——不論哪一種反應,理論本身都不會被推翻,這正是自我封閉最典型的特徵。[2]

當然,Sigma所討論的有毒的女權主義,只是學術傲慢在近期公共討論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筆者並無意在女權主義上有更多的著墨。

不過,近來不少人在討論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這與學術傲慢的話題大有關聯。一般來說,達克效應,通常講述一些能力較低的人,往往充滿著不知道從哪裡而來的自信,即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大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真正能力高的人,反而對自己不太有自信。[3] 當然,達克效應也不能只得出這兩個結論,經過時間的演變,有人將它的理論改編為四個階段:

  1. 愚昧之峰(Peak of “Mount Stupid”)——剛接觸一點知識,便自信爆棚
  2. 絕望之谷(Valley of Despair)——遇到挑戰時,發現認知有限,信心下降
  3. 開悟之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透過持續學習,信心與能力逐步回升
  4. 穩定之台(Plateau of Sustainability)——有成熟的能力與相應的謙虛和自信

這四個階段未必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如果一個人願意放下最初的自信,學會如蘇格拉底所言,承認自己的無知,並持續走下去,或許終有一日能走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筆者自己也還在途中。

回到網絡日常所見:不少言論的作者,對某個領域其實所知有限,卻習慣以近乎專家的姿態去評斷該領域的對錯。這類批評與善意的提醒最大的分別,往往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語氣裡帶著的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非真正想釐清問題、促進理解的意圖。那麼真正的學術關懷,到底應該是甚麼模樣?面對這類傲慢的言論,我們又該如何回應,才不會讓自己也不知不覺落入同一種姿態?

真正的學術關懷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始於一個人對一個研究範疇的感動,想要了解更多。

        這種感動之所以珍貴,正正在於它尚未預設答案。學者Simone Weil在論及學習時提出,真正的專注(attention)是一種罕有的慷慨——它要求人暫時懸置自我,把注意力完全交付於對象,而非急於用對象去印證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關懷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對象比自己的理論更大、更複雜,隨時可以推翻自己原先的預設。[4]

        這可借用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與「我—它」來理解。[5] 當學者把研究對象(可能是文本、現象,還是活生生受苦的人)純粹當作驗證理論的材料,對象便淪為「它」;真正的關懷,則容許對象的複雜性挑戰自身的預設。正如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西方論述往往以自身框架界定東方,壓過東方人的自我表述;教會內若僅憑福音派、靈恩派或基要派背景,便斷定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亦有類似盲點。這樣,人的主體性就被抽空,作為物件被歸納至一套系統之內。

        真正的學術關懷,說到底,其實就是回到簡單的邏輯,就是「愛」本身,因為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對話。對話:不是罵走相反意見的人,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與代言,而是承認對方(不論是研究對象,抑或被理論所描述的人)擁有詮釋自身處境與經驗的能力,甚至比研究者更要了解真相。學者應對活生生的人表現出關懷,而不是找對象證明自己的論點,否則關懷就異化成了傲慢。

面對傲慢的言論如何自處?

     如今網絡不少以為自己洞悉了真理的言論,他們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要在爭論中取得「勝利」。筆者發現在這個情況下,最大的誘惑往往不是沉默,而是「以牙還牙」,用同樣斬釘截鐵的語氣,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回應。但往往這種方式,只會掀起不必要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可能被說服。而傲慢的人多半因為缺乏安全感,企圖透過「爭贏」或「貶低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和掌控感,此時,「爭論」對於真相並無幫助。

        真正有效的回應是,與其急於說服對方,不如先問問題。真誠的提問,本身就是一種尊重:它預設了對方的想法值得被理解,也預設了自己有可能因為對方的答案而改變想法。這正是Simone Weil所言的專注。如果真的要戰,也不要為「主講人」而戰,要為「旁觀者」而戰,既然主講人無法被說服,那麼就寫給觀看這場對話的其他理性旁觀者看,如此,你的溫和與對方的暴躁會高下立見。

學術傲慢若與制度權力相連,便不能只靠對話技巧應付。當身份偏見使發言者的可信度被不合理地貶低,便涉及Miranda Fricker所說的「證言不正義」:一個人的論點被輕視,不是因為內容站不住腳,而是因為說話者在權力結構裡的位置——學生、junior學者、非本行研究者。[6] 因此,判斷理論是在回應現實還是鞏固權力,可看它是否容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提出反證,促成修正,甚至推翻結論。

回到文首那位友人:他或許從未察覺,自己與那位教授、與那套自我封閉的理論,共享著同一種姿態——一種不容許自己被推翻的姿態。學術的關懷與傲慢,分野始終不在立場,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被事實、被異議、被活生生的人所修正。這條界線,筆者仍在練習跨越,或許終我一生,都只能持續練習。


[1] Sigma_hk:〈港大性別研究教授有多荒謬?蛋糕是性別暴力,男學生卻不值得關心〉,Youtube,2026年7月1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iLk18V6Qc(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8月18日)。

[2] Sigma_hk:《傲慢的腐敗:有毒的女權主義》(香港:自行出版,2026),頁148。

[3] Kruger, J., & Dunning, D.,“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no. 6 (December 1999):1121–11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6.1121.

[4] Weil, S., Waiting on God (London:Collins,1951), 66-76.

[5] Buber, M., I and thou, trans. R. G. Smith (Edinburgh:T&T Clark,1937)

[6]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紐約廉租屋博物館:歷史就是現在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26/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時間膠囊在眼前展開

紐約市下東城果園街(Orchard Street)的廉租屋博物館(Tenement Museum),不是那種靠宏偉建築或稀世珍藏吸引遊人的博物館。這裡沒有富麗堂皇的大廳,也沒有價值連城的名畫;它保存的,只是幾棟斑駁、狹窄的舊公寓,以及一些普通人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跡。然而,正因為普通,才令人難忘。

廉租屋博物館提供很多導賞團,我參加了其中一團,這個團所涵蓋的範圍橫跨果園街97號和103號。導賞員領著我們踏上97號那道狹窄的樓梯。大樓建於1863年,樓梯至今已超過一百六十年,甚至比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國家還要早八年。當年從中歐來到紐約的移民,可以說自己來自普魯士、巴伐利亞,或者說德語的歐洲;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統一德國,當時還沒有出現。

從1863年至1935年,約有七千名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人曾經住過這棟樓。他們帶著不同的語言、宗教、鄉音和夢想,卻爬過同一道樓梯。1935年,面對新的住宅和消防法規,業主認為改建費用太高,決定停止把樓上用作住宅;住戶陸續搬走,住宅部分被封閉。此後五十多年,樓上的房間幾乎沒有再被改動,直到博物館創辦人重新推開那些門,一段被塵封的移民生活,像時間囊一樣重新出現在人們眼前。

我站進其中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公寓,這裡有三個光線微弱的房間。大樓早期沒有室內自來水,也沒有室內廁所;住戶要到後院的取水設施打水,使用四格戶外公廁。住在五樓的人,一桶水要自己提上去;如廁、洗衣、洗澡,又要再走下來。今天我們扭開水龍頭,水便流出來;按一下開關,房間就亮了。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日常便利,原來都曾經是奢侈品。

丈夫失蹤的猶太婦人

住在這裡的娜塔莉‧岡珀茨(Nathalie Gumpertz),是一名來自普魯士的猶太移民。1874年10月17日早上,她像往常一樣送丈夫朱利葉斯‧岡珀茨(Julius Gumpertz)出門工作。丈夫去了鞋廠,卻從此沒有回家。那是1873年金融恐慌之後的漫長經濟蕭條,失業席捲城市,男人突然失蹤的情況多得連當地德文報紙也設有「失蹤丈夫」的欄目。

娜塔莉沒有太多時間悲傷,家裡還有孩子要養;她開始替人做衣服,在這間狹小的公寓裡幹活,每星期大約賺八美元,靠一針一線養活三個女兒。她找了丈夫九年。後來,朱利葉斯的父親去世,留下約六百美元遺產,但在法律上,娜塔莉仍然是一名「已婚女人」,無法自由處理原本應歸丈夫所有的財產,於是只好向法院申請宣告丈夫死亡。這是一個很奇怪,也很殘酷的法律悖論:一個男人早已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的法律身份仍然留在那裡,像一道看不見的門,把她擋在自己的生活之外。1883年,法院終於宣告朱利葉斯死亡;1886年,娜塔莉帶著女兒和那筆錢離開了這棟公寓。然而故事還沒有結束:博物館後來的研究發現,1885年的辛辛那提市民名錄中,竟然出現了朱利葉斯‧岡珀茨的名字,職業是小販。一個被法律宣告死亡的人,在另一個城市,仍然活著。

血汗工場是合法的

同一棟97號公寓裡,另一個家庭留下了另一種故事。哈里斯‧利維恩(Harris Levine)和妻子珍妮(Jennie)約在1890年從東歐來到美國,幾年後便把自己的家變成一間小型製衣工場。「家」和「工場」之間,沒有一道門:客廳是工場,廚房是工場,臥室旁邊也是工場。幾名工人加上一家人,就擠在大約三十平方米的空間裡;最擁擠的時候,生活和工作幾乎完全疊在一起。成衣需要熨燙,熨斗裡裝著燒紅的煤炭,重達十八磅,約八公斤;熨衣的人站在廚房裡,緊挨著燒煤的爐子,空氣不流通。那個爐子既是工業設備,也是珍妮替家人煮飯的爐子。

1892年,紐約州的工廠稽查員曾經留下這間製衣工場的紀錄,這個細節反而最令我不安:有人來過,有人看見,有人記錄。當時紐約已經有工廠法規和稽查制度,只是法律的標準和保障仍然十分有限,許多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工作環境,在當年仍可能被視為正常,甚至合法。歷史有時候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社會完全沒有規則,而是社會曾經把一些今天不能接受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製衣工作磨去了指紋

大約八十年之後,另一批移民來到同一條果園街。黃太太一家住在103號。1965年,美國改革移民法,廢除了舊有以國籍和族裔為基礎的配額制度,大批亞洲移民重新獲得進入美國的機會。黃太太1965年來到紐約,1968年搬入103號;1971年,她進入華埠的製衣業工作。到1980年前後,紐約華埠已有四百多間製衣工場,數以萬計的工人在裡面工作,其中大多數是移民女性。她們替美國百貨公司和時裝品牌縫製衣服,自己的工作條件卻十分苛刻: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這是從前的「996」。工資是以件工計算,工人一星期可能只賺約一百美元;被老闆責罵是家常便飯。計件制度表面上好像很「自由」:做多少,賺多少。但在現實中,最低工資、加班費和工時保障往往最容易在這種制度下落空。今天我們談起「彈性工作」、「靈活就業」,原來一百年前的人,也早已認識另一種「彈性」。

1982年6月24日,接近兩萬名以華裔移民女性為主的製衣工人走上街頭,向哥倫布公園進發,要求廠主續簽工會合約。那些平日坐在衣車後面、低著頭、一件一件趕貨的女人,那一天站了起來;她們不再只是廉價勞工,而成為一支隊伍。在龐大的集體壓力下,廠主陸續接受新的工會合約,這場由亞裔移民女性主導的勞工行動,也成為紐約勞工史上一個重要時刻。

導賞員還告訴我們另一個細節:黃太太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在入籍手續中需要打手指模,但官員發現由於黃太太長年從事製衣工作,她手指上的紋路已經被磨得很淡。我聽到這裡不禁愣住了,人的身體,竟然也會替歷史保存檔案;只是有些檔案,不是寫在紙上,而是磨在手上。

血汗工場和996仍然繼續

博物館所記錄的歷史,其實延伸到現在。2015年,一間外國企業在俄亥俄州開設玻璃工廠;2016年,美國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在多次檢查中發現一系列安全問題,包括機器缺乏適當防護、工人面臨截肢風險、危險化學品培訓不足,以及出口標示等問題。到2019年,OSHA又起訴同一工廠,起訴書包括了九項重複違規及十三項嚴重違規;當時,這家工廠在四年內已經接受了十二次OSHA檢查。那些沒有防護的機器、被忽視的工人,並不是只屬於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場」。

2025年3月,美國執法人員突擊檢查佐治亞州一家由外國公司開設的地板工廠,現場接觸到六十二名員工和可能的勞工剝削受害者。2026年8月,三名被告遭聯邦大陪審團起訴。根據司法部公布的起訴書,他們涉嫌以虛假條件招募外國工人,利用短期商務及其他工作簽證安排他們進入美國,扣留部分工人的移民證件,少付承諾的工資,不付加班費,也沒有提供所承諾的醫療福利;起訴書又指,他們以遣返和債務等方式威脅工人。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所有指控仍有待法院裁決。然而,起訴書裡有一行字,讓我停了下來: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我把這行字念了兩遍,因為幾天前,在紐約果園街那間舊製衣工場裡,我才剛剛聽過一模一樣的數字。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中間隔了一百多年,但仍然是「996」!

因此,廉租屋博物館並不是一座紀念「歷史已經結束」的博物館,它展示的,更像是一台仍然可能重新啟動的機器。機器的外殼變了,燃料變了,操作它的人也變了;但如果沒有法律、工會、記者、調查員、改革者,以及那些不肯再沉默的人,它仍然會尋找下一批最容易被忽略、最不敢反抗、也最需要工作的弱勢群體。

血汗和眼淚並沒有白流

當然,有些事情確實改變了,而且改變得非常深刻。1892年的紐約已經有工廠法和稽查員,但法律仍然容許大量今天不能接受的工作環境存在;今天,如果僱主涉嫌強迫勞動、扣留證件或嚴重違反職業安全法規,政府至少有法律工具可以調查、處罰和起訴。這一百多年的距離,並不是時間自己走出來的,而是有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1890年,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用照相機把紐約廉租公寓裡的黑暗帶到中產階級眼前,讓城市不得不看見「另一半怎樣生活」;二十世紀初,劉易斯‧海因(Lewis Hine)假扮成保險稽查員等身分,走進工廠,拍下那些本來不應該站在機器旁邊的童工;1911年,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大火吞噬了一百四十六條生命,其中大多是年輕的移民女性,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親眼目睹那場大火。二十二年後,她成為美國勞工部長,並在新政年代參與推動社會保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童工限制等重大改革,深刻塑造了美國現代的勞工與社會保障制度。

那些生命沒有白白犧牲,但歷史也提醒我們:法律可以進步,科技可以進步,城市可以進步,人性卻不一定會自動進步。貪婪不會因為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而自行消失,剝削也不會;它只會換一個地方,換一種語言,換一批工人,甚至換一個聽起來更加現代、更有效率的名字,然後再一次落在那些無權無勢的人身上。

離開博物館時,我再次走下那道一百六十多年的樓梯。我忽然覺得,我們參觀博物館時最容易問的一個問題是:「以前的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但真正值得我們害怕的,也許是另一個問題:一百年後的人回頭看我們,又會問同樣的一句話嗎?歷史從來沒有真正留在過去。它就在我們腳下;有時候,我們甚至還在走同一道樓梯。

《無權勢者的力量》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即使毫無權力,人仍然可以選擇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不再「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within a lie),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選擇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官職或掌握權力,他只是拒絕做一些自己並不相信的事,甚至可能因為拒絕配合或說出真話而付上代價。無權力者的力量,不是來自擁有更多的武器、金錢或官職,而是來自拒絕繼續為謊言提供自己的合作。這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1978年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時提出的重要思想。書名正正挑戰我們對權力的理解:一個無權力者何來權力?哈維爾提出的問題,在現今香港仍然別具意義。這本書在數年前經常被人提起,一度廣為人知;到了今天,書中的內容是否仍是對我們的提醒?

哈維爾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名蔬菜店老闆每天在店舖掛上一句政治標語。他真的相信這句口號嗎?哈維爾認為這並不重要。老闆掛起標語,可能只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假若自己不掛,可能反而需要作出解釋。生活既有不少事情需要應付,自然不想再自找麻煩。於是,這位老闆便將標語掛上。

哈維爾稱這種狀態為「活在謊言之中」。這種謊言未必是刻意想要欺瞞他人,更可能是一種生存方式:我知道自己未必相信,別人也知道我未必相信,但大家仍按照某套方式說話和做事。久而久之,人也不再問自己是否相信,只求生活可以繼續。

但哈維爾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這位看似毫無權力的蔬菜店老闆,其實也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制度除了依靠掌權者,也依靠無數市民的日常配合。當每個人都掛起標語,便同時營造出「所有人都認同」的景象;每個人都按照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制度就得以繼續運作。無權力者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參與了權力的維持。

制度的謊言需要大家的配合,才得以維持;同樣,當愈來愈多人願意「活在真實之中」,謊言賴以維持的基礎也會逐漸改變。活在真實之中,不一定代表要主動發聲,更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成為英雄。有人選擇說出真相,有人選擇不說違背良心的話;有人拒絕參與自己並不認同的事情,也有人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這些選擇看來微不足道,卻有一個共通之處:不再以自己的配合,讓自己明知不真實的事情變得理所當然。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果看過《被討厭的勇氣》一書,相信大概都會對阿德勒的心理學有一些印象。而這本《接受不完美的勇氣》則不是以對談的方式來講述阿德勒的心理學思想,而是以抽取金句的形式,來演繹阿德勒的心理學在不同範疇的應用。簡而言之,這本書的核心主題,就是讓人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不是艱深的理論書,而是把阿德勒的思想整理得清楚易讀,讓人可以從日常經驗出發,反思自己在工作、友情、家庭與愛情中的反應與選擇。它強調「一切取決於自己」,不是叫人否認現實,而是鼓勵讀者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仍保有選擇態度的自由。例如阿德勒會認為,父母或原生家庭的不斷指責,雖然可能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但孩子長大後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批評,還是視他們為反面教材,其實也是取決於自己。

對於常常覺得自己「還不夠好」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種溫柔的提醒:不完美不等於失敗,接納不完美反而是成熟的開始;又或者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擁有不完美。書中也多次提到課題分離、共同體感覺與對他人貢獻的重要性,幫助讀者從過度自責與比較中抽離,學習更穩定地與自己和他人相處。

是「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7/2026

近來香港基督教網絡生態出現了一種極具衝擊力的神學論述風格,當中常以尖酸刻薄的文字聲稱要拆解傳統教會的弊病,甚至為不同意見者貼上非人化的標籤。這些言論對於只想「食花生」的信徒來說,敢於挑戰教會權威、直言不諱的聲音,就好像「先知式」的吶喊,直接點出現代法利賽人的虛偽。然而,當我們剝開這些詞鋒銳利的文字外衣時,我們亦必須嚴肅地在上帝面前詢問一個問題:這到底是真的「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有時,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言辭鋒利、敢於得罪「既得利益者」,就是「先知式」發言。確實,昔日耶穌亦曾痛斥宗教領袖為「粉飾的墳墓」,舊約先知也是毫不留情地指責人民的墮落。因此,這種冷酷無情的攻擊性的神學批判,往往會為自己披上一件「先知式棒喝」的神聖外衣,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甚至將一切的反對聲音視為「擁抱建制」。這樣的「神學」往往忽略了信仰最核心的特質——「眼淚」與「同在」。

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被稱為「流淚的先知」,就是因為他在預言國破家亡,字字充滿血淚,但他沒有置身事外,而是與百姓一同承受苦難;耶穌在嚴厲地批判耶路撒冷後,隨即為這座拒絕祂的城市哀哭。真正的批判,是源於心中對教會的愛,舊約的先知與耶穌指出罪惡時,往往是因為對群體愛得夠深,痛心疾首。

反觀我們在網絡上看見的某些「神學」言論,我們看到的不是哀哭,而是高高在上的,貶抑他人、抬高自己的優越感。當教會出現爭議、或是肢體陷入某些神學盲點時,這些文字的反應不是悲憫與挽回,而是帶著冷嘲熱諷的「網絡抽水」。這些言論,用最刻薄的字眼將主內信徒「去人性化」、斥責他人為「異端邪說」,把嚴肅的神學討論變成收割流量、點擊率、讚數的零和遊戲。

而事實上所謂的「神學論述」到頭來只會是負責拆毀他人信仰體系、卻又不願意承擔牧養與同行責任的解構主義,對於不是出於「愛」,而更像是站於道德高地「食花生」的旁觀者;又或者說,從一個人如何對待「異見者」便反映其氣量與品格,即其所做的「神學」只是強行將他人的神學二元對立「敵我化」,結出的固然不會是聖靈的果子,而是信仰群體的仇恨與對立。讓我們時刻都提醒自己,即便有全備的知識與先知講道之能,若沒有愛,就算不得什麼,不過是鳴的鑼、響的鈸;若沒有愛,再工整的邏輯論證、再犀利的文筆(雖然筆者不這麼認為),最終只會淪為撕裂基督身體的利刃。

從千年的當然,到一瞬的茫然:芙莉蓮的時間神學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6/07/2026

有人認為《葬送的芙莉蓮》(下稱《芙莉蓮》)是一套很沉悶、節奏慢的動漫;有人則認為《芙莉蓮》以反套路的故事開展,慢慢透過主角芙莉蓮在時間之中的反思過程所帶出的意義,才是這套動漫的精髓,甚至稱之為神作。故事展示了在無比殘酷的時間流逝中,所經歷的,就是不斷面對失去,再回想起何謂重要之事。為了這份體悟,芙莉蓮踏上了旅途,為的是尋找靈魂眠地再見勇者一面,彌補起初不懂得珍惜的時間。

時間在《芙莉蓮》之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為在動漫中主要去體驗的,就是芙莉蓮對時間的感知與意義的發掘。那麼,時間是甚麼呢?奧古斯丁非常精準地描述到我們對時間的感知經驗:「沒人問我,我倒清楚;一旦問我,想解釋時,我便茫然。」在芙莉蓮的故事中,或許我們能夠從中有一些信仰上對於時間的反思。

精靈與人類的時間觀

在討伐魔王的小隊,由不同種族的勇者組成,而不同種族的壽命亦有不同,故事中最大對比的種族便是精靈的千年以及人類的百年,相差十倍的壽命上限。

芙莉蓮作為擁有千年壽命的精靈,數十年對於她來說自然是不值一提,亦不需要刻意去珍惜,甚至到討伐完魔王後,與人類勇者欣梅爾相約了50年後再會面,但到了50年後,芙莉蓮到村莊探望欣梅爾時,只有芙莉蓮的外貌沒有絲毫改變,而欣梅爾卻成了一位連走動都需要拐杖的老人。對於人類來說,50年後再見,已經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時間,但對於精靈來說,可能只是等同於5年,她當初並沒有思考過,其實同伴們的壽命正在倒數;甚至到了欣梅爾入土為安的一刻,她才開始思考著他的過去,更哭著說:「我明明知道人類的壽命很短,為甚麼我卻沒有嘗試去好好了解他呢?」

從物理學上,時間這個概念其實相對客觀,特別在現代化的社會下,我們較常使用時鐘時間(clock time)來量度及管理時間,不過,人在體感上,對於時間的感知,其實是主觀的。在客觀上理解時間流逝時,我們自然會認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例如以為距離中學畢業還有6年,但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到了要考文憑試的時間;又例如畢業時跟同學說過的「keep in touch」,升學後,或許已經不曾再會面;當我們以為父母仍然年輕時,不知不覺間看見他們的白髮滄桑,才發現可以陪伴他們的時間其實不多,然而,仍有不少人寧願花更多的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也不在吃住家飯時放下智能手機好好吃一餐飯。我們沒有千年的長壽,卻容易以為自己時間很多,可能直到某些人、事、物突然消失(如親人離世、朋友移民),才驚覺有些「日常」其實是無法重來的「無常」,成為了現代版的芙莉蓮。

為何我們都渴望永恆?

這是我們多多少少都會問的問題。我們想要青春常駐、關係長長久久,從古時皇帝都想要長生不老藥開始,人類似乎由始至終內心都有種對永恆的渴望,就如欣梅爾知道自己的命數有限,故此拼命在短暫的歲月中留下足跡(在經過的村莊興建自己的人像)、建立羈絆等。

關於這個問題,基督教其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在傳道書三章11節中提到:「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這段經文指人的靈魂其實有一個原廠設定,上帝在創造的時候,已經將永恆的渴望安置在人的心內。即是說,我們活在有限的時間(肉體),但心裡面有著對無限的渴望,所以我們本能地渴望愛可以延續,記憶不會消失。

不過,更深層地問:這是否反而使人更痛苦?有限渴望無限,根本就是一個持續性的痛苦!對芙莉蓮來說,時間是近乎無限的資源,任何事情都會覺得隨時做都可以,可以甚麼也不急著做,結果造成了漫長歲月中的空白與麻木。而正正因為人知道時間有限,所以提醒自己珍惜當下的每一刻,認清生活中甚麼才是無可取替的,故此,從信仰的價值來看,「有限」不單止不是痛苦,反而讓人追求有深度的人生與人際關係。

在沒有信仰的世界眼光中,尤其在強調效率的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裡,時間往往與金錢和生產力劃上等號。我們甚至習慣用網絡流量來衡量自己度過的時間是否有價值。若死亡只是一死百了的虛無,那麼那些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無所事事」,便成了可恥的浪費。然而,從聖經的價值觀來看,時間其實是上帝賜予人的禮物,使人在有限的時間之中追求關係與意義;死亡不但不是終結與虛無,而是一種過渡,不但是追求關係的長久,更是對於將來與逝者和上帝相遇的永恆盼望,就如芙莉蓮前往靈魂眠地,想要再次遇見欣梅爾一樣;平凡毫無生產力的日常,就是上帝賜予人「安息」的時刻,「無所事事」其實是真實的休息的一環。

回到奧古斯丁的詰問:「時間究竟是甚麼?」我們毋須在智力上完美定義它,只需在其中去愛。短命的欣梅爾用愛驅動了千年精靈,讓芙莉蓮學會珍惜尋花與賞日出的日常。上帝賜予我們有限的壽命是一份禮物,使我們學會擁抱與珍惜。願我們不必等到喪禮,才驚覺日常的無常。今天就放下手機,陪家人好好吃頓飯。在平凡中種下不平凡的愛——因為唯有愛,能跨越時間,通往永恆。

《雙囍》-- 「夾心」環境中的內在小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準新郎高庭生(劉冠廷飾)與女友吳黛玲(余香凝飾)結婚,庭生不想得失其父母 –––– 一對已離異多年及水火不容的父親高盛宏(庹宗華飾)與母親白雁心(楊貴媚飾),所以堅持要於同一天、在同一家五星級飯店同時舉辦了兩場不可讓父母知道對方存在的秘密婚宴。

《雙囍》是2026年上映的台灣劇情喜劇,由《孤味》導演許承傑執導。內容笑中有淚, 除了有滿滿的笑料外,還深刻探討了原生家庭如何深遠地影響著 「內在小孩」(inner child)。透過主角高庭生婚禮當天的故事,帶出華人家庭中常見的討好模式、童年情感創傷與最終的自我和解。順帶一提,《孤味》一片於2021年奪得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劇本,內容是透過籌辦父親的喪禮來探討離婚家庭中母女們的情感衝突,及面對各自的內心和解。而《雙囍》則把鏡頭轉向婚禮,呈現「成家」之前先面對「原生家庭」的課題。

故事中,庭生為滿足父母雙方的要求,勉強安排雙婚禮所造成的混亂,揭示出他的童年—— 父母的離異令他常夾在兩者中間。作為兒子的身份,他常要討好雙方家庭及滿足長輩的期待,長期壓抑自己的感受,並為避免衝突而犧牲真實的自我。這種父母關係緊繃的原生家庭容易讓孩子成為「夾心餅 」,孩子的生存本能會叫他學習「讓大家都好」,而忽略了自身需求。故事反映著許多子女在「孝順」的壓力下,要無奈地自我壓抑。父母雙方未解的恩怨,無形中傳遞給下一代,持續地成為了子女的心理負擔。

成長後是否能改善?電影給了大家一些啟發。新娘黛玲對庭生的成長與家庭背景感到好奇,無論多忙都要去看看、了解他的成長,這是一種陪伴他去檢視自己,讓他感到被明瞭的一種做法。而當庭生「遇見」兒時的自己(小庭生落淚的回憶),並對他說「這不是你的錯」時,心理學中就是與「內在小孩」相遇,檢視、接納並安慰自己內心的方法。

電影在應用物件作象徵來深化主題相當出色:長期擺放於庭生屋裡的「達摩」木雕,代表著他自小在家要面對父親的權威、家庭規矩與監視,至今仍影響著他;墨魚麵是電影中貫穿全片的重要母題,既是童年幸福回憶(被關心的感覺)與愛情定情物,也是對父親權威的反叛(牙醫父親討厭弄髒牙齒與黑色);還有飯店秘道與溜滑梯,亦是象徵庭生的潛意識探索通道與重訪童年。這些物件不僅是道具,更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體現衝突,與內心被療癒的過程,都變得具體可見。

《思考的藝術:批判與創造思考》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06/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資訊爆炸、凡事追求快速結論的今天,我們可能已經漸漸忘記了甚麼是「思考」。當面對複雜議題時,我們是選擇深入探究,還是滿足於隨波逐流的觀點?《思考的藝術:批評與創造思考》引領我們重拾這項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能力,並告訴我們:高效思考並非天才的專利,而是一門人人皆可實踐的內在技能。

作者認為,思考並非漫無目的的空想,而是為了解決問題或做出決定而進行的有目的心理活動。高效思考者與普通人的分野,不在於智商,而在於面對困惑與挫折時的態度。他們懂得系統性地拆解問題、在推論中建立自信,並全程保持批判精神;相反地,無效的思考者則容易在混亂中隨意跳入結論,最終被挫折擊敗。因此,好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充分的證據與謹慎的詮釋之上,而非憑藉情感、偏見或盲從,這在進行「批判性閱讀」與面對「道德判斷」時尤為關鍵。

作者指出,我們在評估觀點時,應透過「簡讀、省思、閱讀、評估」四步驟,理性辨識作者是否以情緒字眼代替證據。而在道德兩難中,與其陷入非黑即白的僵局,不如學會在一條光譜上評估選項,勇敢做出「較好」或「較不壞」的決定,其根基應是尊重基本人權,而非搖擺不定的多數意見,更要特別提防一些自圓其說的理論:即無論任何情況都能夠以其作辯護或解釋的理論,例如有人會將性別議題歸咎於單一的父權理論等等。

如果說思考是在腦中構築藍圖,寫作和演說就是將其化為實體的過程。寫作是釐清思緒的工具,需要核心觀念的一致、組織的凝聚、篇幅的強調與深入的發展。演說則是將思考的魅力展現於他人,需要精心設計的結構與自信真誠的傳遞。這本書提醒我們,唯有掌握獨立思考與自我省察的能力,我們才能撥開迷霧,看清事物本質,做出最明智的抉擇。

《正義女神》中的濁流與清泉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2》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

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第226章),處理16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重點在於教化而非懲罰。少年法庭審訊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家長旁聽。劇中透過約20宗案件,揭示了錯誤的家教方式:有些父母過度溺愛,甚至偽造證物助孩子「走精面」逃避法網,使其漸成惡霸;有些則施加過高壓力或情緒勒索,導致孩子心理失衡而犯案。這些「愛他變成害他」的例子,讓人看得唏噓。

此外,劇中有不少篇幅,深刻呈現了校園欺凌的殘暴。學生因恐懼淪為目標而選擇沉默,成為「集體幫兇」;校方則為保校譽而掩蓋真相。現實中,香港校園欺凌問題確實嚴峻,有研究顯示本港學童受欺凌率曾位居全球前列。

雖然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但更多孩子因原生家庭或曾被欺凌而身心受創,需用一生去治癒。劇中「言官」對繼女的態度,以多溝通與信任的方式,在女兒惹上官司後願意放下工作,全心幫她打官司、調查案件,與其他法律界同業對親生孩子犯案時的多疑或縱容態度,形成強烈及鮮明的對比。

最後,筆者發現此劇有一特色,有些角色(如言官、鄭官)常常飲用清水,彬母高淑華(陳煒飾)亦曾遞清水給其子勸誡他,這除了部份是植入式廣告,似乎隱喻著「以水洗清罪惡」,與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Maharaja)中主角在面對嚴重罪行時亦會飲用大量清水的做法相似,大家在追劇時,不妨留意編劇這番心意。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本書由台灣教育工作者李崇建所著,他是一個致力於推廣家庭治療大師薩提爾的心理學理論,以及將其實踐於對話中的人,他認為這種對話能夠了解自己,亦能與他人建立深刻的連結。他認為,要實踐冰山理論的對話方式,其中不僅需要學習技巧,更需要持續地自我覺察,並且內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因為進入自己內心,是進入他人內在的最快途徑。

作者的論述主要建立在薩提爾的冰山理論之上,如果對於心理學或輔導學略有認識的話,應該不會陌生。該理論指出,人類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下所隱藏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內在結構,由淺入深包括:感受、感受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以及最深處的自我。通常人的反應往往停留在表面行為,真正有效的溝通,是潛到水面下探索真正核心的問題。

作者認為「好奇」是一個好的對話的開始,讓對話的一方能專注,也能讓對話者有方向,基本對話方式如下:

  1. 呼喚名字、或者稱謂,並且可以停頓,
  2. 從對方能感興趣,可以回應的話題作切入點,然後主動從事件中提問。
  3. 可以重複對方上一句的尾句,有緩和與積極聆聽的效果。
  4. 整理對方的敘述,組織成簡單敘述。
  5. 避免使用「為什麼」,可以用「你還好嗎?」、「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啦?」、「我很好奇……」等等。
  6. 當牽涉到規則,可引導孩子負責任,善於運用「怎麼辦呢?」。

其核心在於不帶批判的提問、停頓與傾聽,目的是為了引導對方釐清自身內在狀態。這種方式,並非是為了「說服」或「改變」對方,而是建立真實的連結。

這本書除了講述理論,亦有實際操作的教學,作者一再強調:在與他人進行有效對話之前,必須先具備與「自己」對話的能力,接納自己,才能有穩定的姿態去理解他人。對於親子教養、職場人際關係、伴侶之間的溝通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確值得一讀,有助建立更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

戀愛可以很神學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23/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大家有想過分手也是談戀愛的正確結果嗎?中國神學研究院黃國維院長在《戀愛可以很神學》一書中將「談戀愛」定義為「兩個人承諾專一對待對方,一起尋求是否適合結婚」。既然如此,談戀愛最終決定結婚或分手都可以是「好」的選擇,「不好」的是作出錯誤的決定,用「結婚才算成功」這標準去量度談戀愛的成與敗會帶來不良的影響。「今天,不少人分手後不能繼續做朋友,可能是被『分手是失敗』、『必定有人犯錯』等錯誤思想影響而互相指責,或者沒有正確、成熟地分手所致。」因此,作者認為「婚前輔導」更好的做法不要等到訂婚後才開始,改為「戀愛輔導」更合適。

雖然戀愛的結果不一定是結婚,但戀愛仍然需要專一,作者強調「人可以有很多知己摯友,戀愛對象卻只有一個」,「不要與異性分享戀愛對象的事,或向她/他傾訴談戀愛過程中所遇到的困難,因為異性朋友的理解與安慰,容易使雙方擦出戀慕之情,令關係變得曖昧。」

創世記二章18節提到「那人獨居不好」(和合本),這獨居並沒有「獨身」或「單身」的意思,新漢語譯本譯為「獨自一人」,作者解釋這節經文並不是教導我們必須結婚,而是說「獨自一人」或「孤單一人」不好,需要一個「相配的幫手」去解決孤單的問題。「神創造人時已把與別人建立關係的渴望放在人心裡,所以每個人都需要『相配的幫手』……也要成為別人『相配的幫手』,這就是耶穌給我們『彼此相愛』這誡命的其中一個意思」。

總的來說,「這本書就是寫給考慮談戀愛,或正在談戀愛的基督徒和他們的同行者,從聖經和神學角度探討談戀愛和婚姻的意義,幫助他們了解談戀愛的目的和任務。」

在華人教會,弟兄姊妹之間若談戀愛往往有一種無形的壓力就是必須成功,分手似乎一定是壞事,提出分手的人很容易被指對愛情不專一(花心),令拍拖的弟兄姊妹萬一發覺彼此不合適都要走下去,甚至勉強地結婚,若果分手的話為免尷尬只好轉往其他教會,期望本書可以協助弟兄姊妹重新思考何謂談戀愛,以及何謂「好」的選擇。

是父權還是知識霸權?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4/2026

早前,哲學界KOL、好青年荼毒室成員白水在社交媒體Threads上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起因是有一名男網民在Threads中感嘆男性表達情感無人理會,認為女性相比之下很容易就能獲取關注度,白水卻留言指,女性所獲得的「關注」,其實是伴隨了很多騷擾,結論在於父權才是問題的來源,隨即遭到炎上。

本文無意糾纏於白水所講的父權理論的對與錯或是否切題,因為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了,亦有KOL製作了一段半小時的影片討論女權和父權等議題回應白水的言論。而筆者想要做的,便是要戳破這場戰爭背後的核心問題:哲學界KOL所造成的「知識霸權」,以及對社交媒體遊戲規則的無知。

第一個問題在於白水作為哲學界KOL的身份,擁有龐大的話語權與知識光環,這使得他的發言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為何他的讚好數遠超於這名男網民的貼文,這種不對等關係即:男網民就算想要回應也需要表達得邏輯縝密,否則就會被「打臉」,從而進入了難以回應的困境。就如一位老師站在台上講課,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認為台上的那位就在言說真理,說得批判一點,就是即使台上的人胡亂說話,也會顯得在提供知識(當然會有些人有很強的批判力),即使挑戰也會有所顧慮。此時,在Threads的空間中便構成一種「知識霸權」,甚至有機會為這位網民引來網絡欺凌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在於白水似乎不太熟悉社交媒體規則。社交媒體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的地方,特別是Threads本來就是一個情緒化、慣於圍爐的場景。在一個尋求慰藉的場景中,白水用鬥慘的方式來淡化他人痛苦,被炎上也是預料中事,雖然白水的留言讚好數更多,而最後卻被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看出其轉移了焦點,事情才鬧得這樣大。簡單來說,一名男性在訴苦,另一人留言「女性更慘」時,必然遭到回聲室的反彈;同理,一名女性在訴苦,有人留言指「男性更慘」時,必然也遭到圍攻,只是碰巧作出留言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霸權,戰火才蔓延得較慢,否則亦不堪設想。

因此,在這些背景底下,白水猶如「說教」的姿態,不但讓那些男網民和他自己有可能陷入網絡欺凌,同時亦無助於推動性別議題的討論(可能他原本想討論),反而加深了一些網上的群眾對學術精英的厭惡。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The Intelligence Trap: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

作者︰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

譯者︰姚怡平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業周刊

出版年份︰2020年

一般人都以為,只有蠢人才會做蠢事,但誠如書名所言,做蠢事的不一定是蠢才,聰明人也會做蠢事。聰明人之所以做蠢事,最大的原因,莫過於「聰明人自以為聰明,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犯錯後,「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其「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作者指出聰明人更會有「偏見盲點」(bias blind spot),難以察覺自己的邏輯有問題。

很多人以為,智商高的人必然大有成就,美國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便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優生學,也設計出測試IQ的「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修訂版(Stanford-Binet Revision),其後奠定了美國以智力來篩選學生及員工的基礎。不過,作者卻指出,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智力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太過相信那些測量能代表某人的總智力潛能」。因為除了智商,還有情緒智商、實用智力、分析智力和創意智力等。實用智力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難以測度的;至於創造力,也不是高智商的人必然擁有的能力,換言之,如果缺乏實用智力及創造力,聰明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為。

很多人又以為,打造「聰明人」的團隊,公司便能有傑出的成就,作者卻以體壇中常出現的「明星隊」為例打破此幻象。作者並非完全否定「群眾智慧」,只是指出實際上,有很多失敗的團體便是由聰明人組成的,或許,這是「團體迷思」所致,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由於其顧問團太怕質疑彼此的判斷力,急於達成共識,草率下了入侵古巴的決定,結果僅三天,由美國培植的古巴流亡軍便被敵軍殲滅。另一阻力如上文提到,聰明人往往堅持己見,一個由聰明人組成的團隊,尤其是人人都處於高地位時,難免人人自以為是主角,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

那麼,聰明人如何避免做蠢事?作者提到謙虛的重要性,因為謙虛能夠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偏見盲點」。對作者來說,承認自己無知並非老生常談,反而是一個智者的應有表現,例如集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及外交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當他需要做出重大決定時,他都會「以謹慎又開放的思維為標準」,他從不急於判斷,而是「設法謹慎權衡各項利弊」,也嘗試避免慣性思維。對作者來說,反省也不可被忽略,與一般人理解的反省略有不同,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反省」,其實指到人除了學習頭腦上的知識,也要學習解讀寶貴的信號——情緒及直覺。當然,作者並非要人過度信任直覺,但他卻點出過度理性的人,很多時無法「經由有自覺的深思……提醒自己在無意間忽略的哪些細節。」

其實,做了蠢事不用怕,因為可能剛巧你是一個聰明人;不過,一個聰明人可以變得更聰明一點,便是學習謙虛及自省,在錯誤中不斷修正。

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6/03/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你是否覺得生活壓力沉重,或總是悶悶不樂?《讓這本書抱抱你:每一天練習自我照顧,學會愛自己》一書,提供簡單轉換心情的方法,引導我們從壓力中調適自我,涵蓋心理、身體與精神各層面的照顧。

其中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是「找到感恩的視角」這一觀點。作者認為,學習重新建構思維,能幫助自己以感恩和欣賞的態度面對生活中的挑戰。例如:將「凌亂的住所」轉念為「可以稱為家的地方」;「髒亂的碗盤」視作「有好吃的食物可以吃」;「要做的作業」理解為「接受更好的教育」。書中鼓勵讀者跳脫原有立場,以不同的角度看待日常事物。

生活在競爭激烈、壓力龐大的香港,當感到被負面情緒壓垮時,作者建議把這些想法寫下來,並在旁邊以更友善的語氣寫下一句質疑的話。例如,當寫下「我很懶,我永遠不會成功」時,可挑戰這個想法,告訴自己:「我的休息很重要,也是我現在正需要的。穩定的進步將幫助我實現目標。」假若你在尋找讓自己休息的簡單方法,不妨放慢腳步、坐下來閱讀這本書。它像一個溫暖的擁抱,陪伴你在紛擾生活中找回平靜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