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失控的社交媒體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1/2026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1] 韓炳哲(B. C. Han):《倦怠社會》(Mudigkeitsgesellschaft),莊雅慈、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15)。

[2] 韓炳哲(B. C. Han):《透明社會》(Transparenzgesellschaft),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19)。

[3] 韓炳哲(B. C. Han):《愛欲之死》(Agonie des Eros),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22)。

[4] 郭卓靈:《「腦殘」遊記——短視頻對兒童的影響》,明光社,2025年7月21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5172/(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12月22日)。

[5] Gupta, M., & Sharma, A. (2021). “Fear of missing out: A brief overview of origin,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World Journal of Clinical Cases, 9(19), 4881–4889. https://doi.org/10.12998/wjcc.v9.i19.4881.

[6] 韓炳哲(B. C. Han):《倦怠社會》(Mudigkeitsgesell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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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
流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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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2/10/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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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之中,人們擁有了比起古時更加多的自由去選擇伴侶與生活方式,然而離婚率卻依然不斷處於高企、單身與婚姻焦慮亦同時存在,親密關係變得充滿了未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與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菡(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對當代社會的診斷:愛情中的混亂並非個人道德問題或性格缺陷使然,而是現代社會結構性轉變的必然結果。

作者直指現代化帶來了一個「個體化的過程」(individualization)。在傳統社群、階級以及性別角色的規範遭到瓦解後,人好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又同時陷入一個漂泊的狀態。在自由又帶點孤獨的生活中,「愛情」被賦予了一個宗教般的意義——人們渴望在親密關係中尋求確定性、安全感以及自我認同。

所謂「正常性混亂」就是指:一方面,現代人對於愛情寄望崇高,另一方面又因為職場競爭、自我實現以及性別平等的意識抬頭,這要求每個人保持獨立、隨時配合流動(fluid)。當兩個獨立自主的生命試圖在同一空間下協調家務、事業以及個人理想時,衝突便又無可避免。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不是一本教人如何維持關係的情感指南,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上剖析愛情。它提醒我們:親密關係裡的掙扎,其實是時代巨浪在私人領域的投影。唯有理解這份「混亂」,我們才能放下對於「完美關係」的苛求,在互相聆聽、溝通之中,重新理解愛與自由。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學術關懷與傲慢——從辨識到回應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9/2026

數月前,筆者與一位友人談及某教授退休的原因。筆者轉述教授親口所說的理由,友人卻只說「要看處境」,並認為教授不過是到了退休年齡。筆者指出教授早已達退休年齡,而且相關理由也是教授本人所述,友人仍堅持己見。筆者因此感到疑惑:若友人另有「內幕」,為何教授本人又有另一套說法?更耐人尋味的是,整個討論中,筆者不斷提出問題,友人卻既沒有追問筆者所提供的理由,也沒有針對佐證作出反駁,只是一再重申自己的結論。這雖然是一件小事,卻讓筆者開始思考:甚麼是傲慢?也許,傲慢未必出於惡意,而是一種只在乎重申結論,卻不在乎是否需要說服人,也不在乎是否可能被說服的狀態——討論對這樣的人而言,重點從來不是逼近真相,而是確認自己原本就是對的。

傲慢不只見於日常,也存在於學術論述。網紅Sigma_hk回應好青年荼毒室白水「將男性困境歸咎於父權」的言論後,製作了女權主義系列影片,並自費出版「解毒」書籍。其中一段影片批評一位港大性別研究教授的社交媒體發言。Sigma認為:教授聲稱反對身份偏見、追求包容,實際發言卻預先按男性身份推測其思想,並對男性在課堂中的缺席採取與女性缺席不同的標準。[1]

Sigma指出身份政治容易出現的盲點:把受壓處境化為認知特權,一面反對身份偏見,一面又按身份審判異見者。當理論自認比當事人更了解其處境,關懷便由同行變成代言,甚至管治。他認為,有毒女權主義的傲慢,更在於理論的自我封閉:接受理論的人,成為理論正確的證明;拒絕理論的人,則被解釋為「受特權蒙蔽」——不論哪一種反應,理論本身都不會被推翻,這正是自我封閉最典型的特徵。[2]

當然,Sigma所討論的有毒的女權主義,只是學術傲慢在近期公共討論中一個較明顯的例子,筆者並無意在女權主義上有更多的著墨。

不過,近來不少人在討論達克效應(Dunning-Kruger effect),這與學術傲慢的話題大有關聯。一般來說,達克效應,通常講述一些能力較低的人,往往充滿著不知道從哪裡而來的自信,即在能力不足的前提下,大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而真正能力高的人,反而對自己不太有自信。[3] 當然,達克效應也不能只得出這兩個結論,經過時間的演變,有人將它的理論改編為四個階段:

  1. 愚昧之峰(Peak of “Mount Stupid”)——剛接觸一點知識,便自信爆棚
  2. 絕望之谷(Valley of Despair)——遇到挑戰時,發現認知有限,信心下降
  3. 開悟之坡(Slope of Enlightenment)——透過持續學習,信心與能力逐步回升
  4. 穩定之台(Plateau of Sustainability)——有成熟的能力與相應的謙虛和自信

這四個階段未必是線性遞進的過程,但如果一個人願意放下最初的自信,學會如蘇格拉底所言,承認自己的無知,並持續走下去,或許終有一日能走到相對穩定的階段。這是一條不容易走的路,筆者自己也還在途中。

回到網絡日常所見:不少言論的作者,對某個領域其實所知有限,卻習慣以近乎專家的姿態去評斷該領域的對錯。這類批評與善意的提醒最大的分別,往往不在於說了甚麼,而在於語氣裡帶著的更多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而非真正想釐清問題、促進理解的意圖。那麼真正的學術關懷,到底應該是甚麼模樣?面對這類傲慢的言論,我們又該如何回應,才不會讓自己也不知不覺落入同一種姿態?

真正的學術關懷

        筆者認為,學術研究始於一個人對一個研究範疇的感動,想要了解更多。

        這種感動之所以珍貴,正正在於它尚未預設答案。學者Simone Weil在論及學習時提出,真正的專注(attention)是一種罕有的慷慨——它要求人暫時懸置自我,把注意力完全交付於對象,而非急於用對象去印證自己早已相信的結論。而關懷的第一步,就是承認對象比自己的理論更大、更複雜,隨時可以推翻自己原先的預設。[4]

        這可借用Martin Buber的「我—你」(I-Thou)與「我—它」來理解。[5] 當學者把研究對象(可能是文本、現象,還是活生生受苦的人)純粹當作驗證理論的材料,對象便淪為「它」;真正的關懷,則容許對象的複雜性挑戰自身的預設。正如Edward Said在《東方主義》中所批判,西方論述往往以自身框架界定東方,壓過東方人的自我表述;教會內若僅憑福音派、靈恩派或基要派背景,便斷定一個人的思想與行為,亦有類似盲點。這樣,人的主體性就被抽空,作為物件被歸納至一套系統之內。

        真正的學術關懷,說到底,其實就是回到簡單的邏輯,就是「愛」本身,因為沒有愛就沒有真正的對話。對話:不是罵走相反意見的人,也不是居高臨下的施捨與代言,而是承認對方(不論是研究對象,抑或被理論所描述的人)擁有詮釋自身處境與經驗的能力,甚至比研究者更要了解真相。學者應對活生生的人表現出關懷,而不是找對象證明自己的論點,否則關懷就異化成了傲慢。

面對傲慢的言論如何自處?

     如今網絡不少以為自己洞悉了真理的言論,他們想要的不是真理,而是要在爭論中取得「勝利」。筆者發現在這個情況下,最大的誘惑往往不是沉默,而是「以牙還牙」,用同樣斬釘截鐵的語氣,居高臨下的姿態來回應。但往往這種方式,只會掀起不必要的情緒,因為他們不可能被說服。而傲慢的人多半因為缺乏安全感,企圖透過「爭贏」或「貶低他人」來獲得優越感和掌控感,此時,「爭論」對於真相並無幫助。

        真正有效的回應是,與其急於說服對方,不如先問問題。真誠的提問,本身就是一種尊重:它預設了對方的想法值得被理解,也預設了自己有可能因為對方的答案而改變想法。這正是Simone Weil所言的專注。如果真的要戰,也不要為「主講人」而戰,要為「旁觀者」而戰,既然主講人無法被說服,那麼就寫給觀看這場對話的其他理性旁觀者看,如此,你的溫和與對方的暴躁會高下立見。

學術傲慢若與制度權力相連,便不能只靠對話技巧應付。當身份偏見使發言者的可信度被不合理地貶低,便涉及Miranda Fricker所說的「證言不正義」:一個人的論點被輕視,不是因為內容站不住腳,而是因為說話者在權力結構裡的位置——學生、junior學者、非本行研究者。[6] 因此,判斷理論是在回應現實還是鞏固權力,可看它是否容許最缺乏話語權的人提出反證,促成修正,甚至推翻結論。

回到文首那位友人:他或許從未察覺,自己與那位教授、與那套自我封閉的理論,共享著同一種姿態——一種不容許自己被推翻的姿態。學術的關懷與傲慢,分野始終不在立場,而在於是否仍願意被事實、被異議、被活生生的人所修正。這條界線,筆者仍在練習跨越,或許終我一生,都只能持續練習。


[1] Sigma_hk:〈港大性別研究教授有多荒謬?蛋糕是性別暴力,男學生卻不值得關心〉,Youtube,2026年7月18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xiLk18V6Qc(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8月18日)。

[2] Sigma_hk:《傲慢的腐敗:有毒的女權主義》(香港:自行出版,2026),頁148。

[3] Kruger, J., & Dunning, D.,“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 no. 6 (December 1999):1121–1134,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7.6.1121.

[4] Weil, S., Waiting on God (London:Collins,1951), 66-76.

[5] Buber, M., I and thou, trans. R. G. Smith (Edinburgh:T&T Clark,1937)

[6] Fricker, M., Epistemic injustice: Power and the ethics of know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無權勢者的力量》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即使毫無權力,人仍然可以選擇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不再「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within a lie),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選擇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官職或掌握權力,他只是拒絕做一些自己並不相信的事,甚至可能因為拒絕配合或說出真話而付上代價。無權力者的力量,不是來自擁有更多的武器、金錢或官職,而是來自拒絕繼續為謊言提供自己的合作。這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1978年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時提出的重要思想。書名正正挑戰我們對權力的理解:一個無權力者何來權力?哈維爾提出的問題,在現今香港仍然別具意義。這本書在數年前經常被人提起,一度廣為人知;到了今天,書中的內容是否仍是對我們的提醒?

哈維爾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名蔬菜店老闆每天在店舖掛上一句政治標語。他真的相信這句口號嗎?哈維爾認為這並不重要。老闆掛起標語,可能只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假若自己不掛,可能反而需要作出解釋。生活既有不少事情需要應付,自然不想再自找麻煩。於是,這位老闆便將標語掛上。

哈維爾稱這種狀態為「活在謊言之中」。這種謊言未必是刻意想要欺瞞他人,更可能是一種生存方式:我知道自己未必相信,別人也知道我未必相信,但大家仍按照某套方式說話和做事。久而久之,人也不再問自己是否相信,只求生活可以繼續。

但哈維爾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這位看似毫無權力的蔬菜店老闆,其實也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制度除了依靠掌權者,也依靠無數市民的日常配合。當每個人都掛起標語,便同時營造出「所有人都認同」的景象;每個人都按照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制度就得以繼續運作。無權力者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參與了權力的維持。

制度的謊言需要大家的配合,才得以維持;同樣,當愈來愈多人願意「活在真實之中」,謊言賴以維持的基礎也會逐漸改變。活在真實之中,不一定代表要主動發聲,更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成為英雄。有人選擇說出真相,有人選擇不說違背良心的話;有人拒絕參與自己並不認同的事情,也有人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這些選擇看來微不足道,卻有一個共通之處:不再以自己的配合,讓自己明知不真實的事情變得理所當然。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AI 不懂「人話」,正是人類的本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6/08/2026

當你以為AI工具是一位絕對服從主人的「助手」,會乖乖配合你的每一個指令,叫它往東,它就不敢往西時,事實上這只是假象。現階段的AI工具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單靠AI進步是不足夠的,人類亦需要提升自己,學習從AI的角度出發,運用AI才能理解的邏輯去寫提示詞,這樣生成的作品才不會讓人啼笑皆非。

會有以上的想法,是因為筆者最近正在摸索AI影片製作工具,發現若用過往的寫作方式,輸入人類能輕易理解文字作為提示詞,原來在AI的解讀下,會產生不少笑話。例如,筆者輸入「主角一手撐傘,一手摸狗狗的頭」,畫面竟然生成了主角一手撐傘,另一隻憑空出現的手(不是主角的手)在摸狗狗的頭。又例如,筆者叫AI生成一個「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主人,主人推門進入便利店」的影片,一開始畫面確實是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待,誰知當主人進入便利店後,筆者竟然看見便利店中的飲料機的玻璃門裡面,有一隻一模一樣的狗狗。這種崩壞其實是有跡可尋,因為對AI來說,「狗狗在門外」是一個指令,便利店的門是門,飲料機的門也是門,它因此混淆了,才出現了這一幕奇怪的場面。

原先筆者以為只有新手都談不上的人才會鬧出這種笑話,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分享,才知道原來有很多AI影片製作者,仍會向資深製作者詢問相同的問題:如何讓主角不變臉、髮形、衣服、場景、道具能保持一致、不無中生有,或突然出現一些原本設計沒有的物件或場面。根據網民分享,才知道有所謂「抽卡」一說——製作者即使輸入了詳細且精準的提示詞,到底AI能否生成他們想要的畫面,每一次都如抽卡一樣,只要未看到生成的影片,都不確定這次的作品是否沒有崩壞,可以使用。這種情況,就如量子力學中謎一般的薛丁格的貓(Schrodinger’s Cat)思想實驗——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毒氣裝置,而毒氣是否釋放完全取決於一個隨機量子事件。在量子力學的規則中,在人們打開盒子「觀測」之前,那個粒子處於「衰變」與「沒衰變」的疊加態,因此貓也被迫處於「活著」與「死了」的疊加態,彷彿貓同時是活的又是死的;只有當人們打開盒子看一眼,貓的狀態才會成為其中一個現實。簡單來說,盒中的貓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只有在觀測那一瞬間,才決定它到底是死是活。

當然,資深的AI影片制作者經過無數次抽卡,燒了不少錢後,自然能駕馭AI,甚至還能製作出諷刺AI理解人類語言的影片。對於學習過AI影片製作的人來說,看後會比旁人更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明白用AI製作影片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痛點——提示詞。提示詞牽涉到技巧,尤其是文字。

不得不說,初涉AI影片製作後,才赫然發現人類的理解力原來可以如此之強,而彼此之間能運用語言或身體語言溝通,是何等奇妙且美妙的一回事。有時,親人、好友或情侶之間甚至不需用語言,一個會心微笑、一個眼神,便能知道對方的心意。這份有聲或無聲的交流,實在是造物主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在AI時代,人類需要與時並進,學習如何與AI溝通,學習用AI能理解的邏輯來表達,但更重要且更幸福的,還是可以與一個不必像AI那樣令人費神、能夠正常溝通的人聊天。


參考資料:

Mr. Light, 〈薛丁格的貓》好可憐到底會死不會死〉,《Mr.Light|觀察室的沙龍》,2022年11月10日。

@ImmortalDairy:〈當我試圖馴服ai做短劇〉,YouTube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果看過《被討厭的勇氣》一書,相信大概都會對阿德勒的心理學有一些印象。而這本《接受不完美的勇氣》則不是以對談的方式來講述阿德勒的心理學思想,而是以抽取金句的形式,來演繹阿德勒的心理學在不同範疇的應用。簡而言之,這本書的核心主題,就是讓人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不是艱深的理論書,而是把阿德勒的思想整理得清楚易讀,讓人可以從日常經驗出發,反思自己在工作、友情、家庭與愛情中的反應與選擇。它強調「一切取決於自己」,不是叫人否認現實,而是鼓勵讀者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仍保有選擇態度的自由。例如阿德勒會認為,父母或原生家庭的不斷指責,雖然可能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但孩子長大後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批評,還是視他們為反面教材,其實也是取決於自己。

對於常常覺得自己「還不夠好」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種溫柔的提醒:不完美不等於失敗,接納不完美反而是成熟的開始;又或者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擁有不完美。書中也多次提到課題分離、共同體感覺與對他人貢獻的重要性,幫助讀者從過度自責與比較中抽離,學習更穩定地與自己和他人相處。

是「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7/2026

近來香港基督教網絡生態出現了一種極具衝擊力的神學論述風格,當中常以尖酸刻薄的文字聲稱要拆解傳統教會的弊病,甚至為不同意見者貼上非人化的標籤。這些言論對於只想「食花生」的信徒來說,敢於挑戰教會權威、直言不諱的聲音,就好像「先知式」的吶喊,直接點出現代法利賽人的虛偽。然而,當我們剝開這些詞鋒銳利的文字外衣時,我們亦必須嚴肅地在上帝面前詢問一個問題:這到底是真的「為城哀哭」還是「網絡抽水」?

有時,我們很容易產生一種錯覺,以為只要言辭鋒利、敢於得罪「既得利益者」,就是「先知式」發言。確實,昔日耶穌亦曾痛斥宗教領袖為「粉飾的墳墓」,舊約先知也是毫不留情地指責人民的墮落。因此,這種冷酷無情的攻擊性的神學批判,往往會為自己披上一件「先知式棒喝」的神聖外衣,認為自己就是真理,甚至將一切的反對聲音視為「擁抱建制」。這樣的「神學」往往忽略了信仰最核心的特質——「眼淚」與「同在」。

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被稱為「流淚的先知」,就是因為他在預言國破家亡,字字充滿血淚,但他沒有置身事外,而是與百姓一同承受苦難;耶穌在嚴厲地批判耶路撒冷後,隨即為這座拒絕祂的城市哀哭。真正的批判,是源於心中對教會的愛,舊約的先知與耶穌指出罪惡時,往往是因為對群體愛得夠深,痛心疾首。

反觀我們在網絡上看見的某些「神學」言論,我們看到的不是哀哭,而是高高在上的,貶抑他人、抬高自己的優越感。當教會出現爭議、或是肢體陷入某些神學盲點時,這些文字的反應不是悲憫與挽回,而是帶著冷嘲熱諷的「網絡抽水」。這些言論,用最刻薄的字眼將主內信徒「去人性化」、斥責他人為「異端邪說」,把嚴肅的神學討論變成收割流量、點擊率、讚數的零和遊戲。

而事實上所謂的「神學論述」到頭來只會是負責拆毀他人信仰體系、卻又不願意承擔牧養與同行責任的解構主義,對於不是出於「愛」,而更像是站於道德高地「食花生」的旁觀者;又或者說,從一個人如何對待「異見者」便反映其氣量與品格,即其所做的「神學」只是強行將他人的神學二元對立「敵我化」,結出的固然不會是聖靈的果子,而是信仰群體的仇恨與對立。讓我們時刻都提醒自己,即便有全備的知識與先知講道之能,若沒有愛,就算不得什麼,不過是鳴的鑼、響的鈸;若沒有愛,再工整的邏輯論證、再犀利的文筆(雖然筆者不這麼認為),最終只會淪為撕裂基督身體的利刃。

《雙囍》-- 「夾心」環境中的內在小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準新郎高庭生(劉冠廷飾)與女友吳黛玲(余香凝飾)結婚,庭生不想得失其父母 –––– 一對已離異多年及水火不容的父親高盛宏(庹宗華飾)與母親白雁心(楊貴媚飾),所以堅持要於同一天、在同一家五星級飯店同時舉辦了兩場不可讓父母知道對方存在的秘密婚宴。

《雙囍》是2026年上映的台灣劇情喜劇,由《孤味》導演許承傑執導。內容笑中有淚, 除了有滿滿的笑料外,還深刻探討了原生家庭如何深遠地影響著 「內在小孩」(inner child)。透過主角高庭生婚禮當天的故事,帶出華人家庭中常見的討好模式、童年情感創傷與最終的自我和解。順帶一提,《孤味》一片於2021年奪得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劇本,內容是透過籌辦父親的喪禮來探討離婚家庭中母女們的情感衝突,及面對各自的內心和解。而《雙囍》則把鏡頭轉向婚禮,呈現「成家」之前先面對「原生家庭」的課題。

故事中,庭生為滿足父母雙方的要求,勉強安排雙婚禮所造成的混亂,揭示出他的童年—— 父母的離異令他常夾在兩者中間。作為兒子的身份,他常要討好雙方家庭及滿足長輩的期待,長期壓抑自己的感受,並為避免衝突而犧牲真實的自我。這種父母關係緊繃的原生家庭容易讓孩子成為「夾心餅 」,孩子的生存本能會叫他學習「讓大家都好」,而忽略了自身需求。故事反映著許多子女在「孝順」的壓力下,要無奈地自我壓抑。父母雙方未解的恩怨,無形中傳遞給下一代,持續地成為了子女的心理負擔。

成長後是否能改善?電影給了大家一些啟發。新娘黛玲對庭生的成長與家庭背景感到好奇,無論多忙都要去看看、了解他的成長,這是一種陪伴他去檢視自己,讓他感到被明瞭的一種做法。而當庭生「遇見」兒時的自己(小庭生落淚的回憶),並對他說「這不是你的錯」時,心理學中就是與「內在小孩」相遇,檢視、接納並安慰自己內心的方法。

電影在應用物件作象徵來深化主題相當出色:長期擺放於庭生屋裡的「達摩」木雕,代表著他自小在家要面對父親的權威、家庭規矩與監視,至今仍影響著他;墨魚麵是電影中貫穿全片的重要母題,既是童年幸福回憶(被關心的感覺)與愛情定情物,也是對父親權威的反叛(牙醫父親討厭弄髒牙齒與黑色);還有飯店秘道與溜滑梯,亦是象徵庭生的潛意識探索通道與重訪童年。這些物件不僅是道具,更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體現衝突,與內心被療癒的過程,都變得具體可見。

從千年的當然,到一瞬的茫然:芙莉蓮的時間神學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6/07/2026

有人認為《葬送的芙莉蓮》(下稱《芙莉蓮》)是一套很沉悶、節奏慢的動漫;有人則認為《芙莉蓮》以反套路的故事開展,慢慢透過主角芙莉蓮在時間之中的反思過程所帶出的意義,才是這套動漫的精髓,甚至稱之為神作。故事展示了在無比殘酷的時間流逝中,所經歷的,就是不斷面對失去,再回想起何謂重要之事。為了這份體悟,芙莉蓮踏上了旅途,為的是尋找靈魂眠地再見勇者一面,彌補起初不懂得珍惜的時間。

時間在《芙莉蓮》之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為在動漫中主要去體驗的,就是芙莉蓮對時間的感知與意義的發掘。那麼,時間是甚麼呢?奧古斯丁非常精準地描述到我們對時間的感知經驗:「沒人問我,我倒清楚;一旦問我,想解釋時,我便茫然。」在芙莉蓮的故事中,或許我們能夠從中有一些信仰上對於時間的反思。

精靈與人類的時間觀

在討伐魔王的小隊,由不同種族的勇者組成,而不同種族的壽命亦有不同,故事中最大對比的種族便是精靈的千年以及人類的百年,相差十倍的壽命上限。

芙莉蓮作為擁有千年壽命的精靈,數十年對於她來說自然是不值一提,亦不需要刻意去珍惜,甚至到討伐完魔王後,與人類勇者欣梅爾相約了50年後再會面,但到了50年後,芙莉蓮到村莊探望欣梅爾時,只有芙莉蓮的外貌沒有絲毫改變,而欣梅爾卻成了一位連走動都需要拐杖的老人。對於人類來說,50年後再見,已經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時間,但對於精靈來說,可能只是等同於5年,她當初並沒有思考過,其實同伴們的壽命正在倒數;甚至到了欣梅爾入土為安的一刻,她才開始思考著他的過去,更哭著說:「我明明知道人類的壽命很短,為甚麼我卻沒有嘗試去好好了解他呢?」

從物理學上,時間這個概念其實相對客觀,特別在現代化的社會下,我們較常使用時鐘時間(clock time)來量度及管理時間,不過,人在體感上,對於時間的感知,其實是主觀的。在客觀上理解時間流逝時,我們自然會認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例如以為距離中學畢業還有6年,但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到了要考文憑試的時間;又例如畢業時跟同學說過的「keep in touch」,升學後,或許已經不曾再會面;當我們以為父母仍然年輕時,不知不覺間看見他們的白髮滄桑,才發現可以陪伴他們的時間其實不多,然而,仍有不少人寧願花更多的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也不在吃住家飯時放下智能手機好好吃一餐飯。我們沒有千年的長壽,卻容易以為自己時間很多,可能直到某些人、事、物突然消失(如親人離世、朋友移民),才驚覺有些「日常」其實是無法重來的「無常」,成為了現代版的芙莉蓮。

為何我們都渴望永恆?

這是我們多多少少都會問的問題。我們想要青春常駐、關係長長久久,從古時皇帝都想要長生不老藥開始,人類似乎由始至終內心都有種對永恆的渴望,就如欣梅爾知道自己的命數有限,故此拼命在短暫的歲月中留下足跡(在經過的村莊興建自己的人像)、建立羈絆等。

關於這個問題,基督教其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在傳道書三章11節中提到:「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這段經文指人的靈魂其實有一個原廠設定,上帝在創造的時候,已經將永恆的渴望安置在人的心內。即是說,我們活在有限的時間(肉體),但心裡面有著對無限的渴望,所以我們本能地渴望愛可以延續,記憶不會消失。

不過,更深層地問:這是否反而使人更痛苦?有限渴望無限,根本就是一個持續性的痛苦!對芙莉蓮來說,時間是近乎無限的資源,任何事情都會覺得隨時做都可以,可以甚麼也不急著做,結果造成了漫長歲月中的空白與麻木。而正正因為人知道時間有限,所以提醒自己珍惜當下的每一刻,認清生活中甚麼才是無可取替的,故此,從信仰的價值來看,「有限」不單止不是痛苦,反而讓人追求有深度的人生與人際關係。

在沒有信仰的世界眼光中,尤其在強調效率的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裡,時間往往與金錢和生產力劃上等號。我們甚至習慣用網絡流量來衡量自己度過的時間是否有價值。若死亡只是一死百了的虛無,那麼那些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無所事事」,便成了可恥的浪費。然而,從聖經的價值觀來看,時間其實是上帝賜予人的禮物,使人在有限的時間之中追求關係與意義;死亡不但不是終結與虛無,而是一種過渡,不但是追求關係的長久,更是對於將來與逝者和上帝相遇的永恆盼望,就如芙莉蓮前往靈魂眠地,想要再次遇見欣梅爾一樣;平凡毫無生產力的日常,就是上帝賜予人「安息」的時刻,「無所事事」其實是真實的休息的一環。

回到奧古斯丁的詰問:「時間究竟是甚麼?」我們毋須在智力上完美定義它,只需在其中去愛。短命的欣梅爾用愛驅動了千年精靈,讓芙莉蓮學會珍惜尋花與賞日出的日常。上帝賜予我們有限的壽命是一份禮物,使我們學會擁抱與珍惜。願我們不必等到喪禮,才驚覺日常的無常。今天就放下手機,陪家人好好吃頓飯。在平凡中種下不平凡的愛——因為唯有愛,能跨越時間,通往永恆。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烈日當空之時,太陽刺眼讓人沒法直視。而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為他的著作命名為《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正是要指出: 死亡與烈日一樣,都叫人難以直視,但他亦同時呼籲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凝視它,並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透過正視死亡,我們得以把強烈的恐懼轉化為可以承受的焦慮,在適當的指引與陪伴下,平復內心的不安,讓生活重新充滿活力與意義。

Yalom 是猶太裔的俄國移民,於美國成長、學習,成為了精神科醫師及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及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是當代具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大師之一,將存在哲學融入心理治療,並指出人類面臨四個「終極關懷」面向:死亡、 孤獨、生命意義及自由 。他指出,在日常的臨床實務裡,這四者互相交纏盤繞,但死亡焦慮是其中最明顯也令人苦惱的一個。

Yalom 觀察到,對死亡的恐懼很少直接浮現,而是常常偽裝成其他心理症狀,例如強迫行為、關係困難、工作狂熱或逃避親密連結。這些焦慮常在「覺醒經驗」中被觸發——如親人過世、離婚、重病、創傷、衰老,或強烈的夢境——打破我們日常的否認機制,讓死亡的現實清晰浮現。但他強調,認識到死亡焦慮的存在是療癒的第一步,許多心理困擾的根源其實是對有限生命的恐懼。

雖然Yalom是位無神論者,但他指出有不少人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就算快樂,也會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生有何意義?他提出了「漣漪」的概念,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般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就算自己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雖不至於是名垂千古,但也能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我們的人生體會、智慧、善行,傳達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就如人們所說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吧。他亦指出努力活得無憾、無悔,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減少孤獨感,陪伴大家走向衰老及死亡。

這不是一本冰冷的理論書, Yalom在書中寫了很多他曾作治療師時所幫助過的個案。一邊看不少在人生低谷的故事,一邊理解作者的理論及想法,一邊逐漸轉化對死亡的恐懼為改變的勇氣,學會珍惜每一當下、多陪伴關心及安慰苦難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的「漣漪效應」是書中一個要點。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地上為主發光」,在信仰上影響他人對基督宗教的看法、了解福音。當 Yalom 專注談此生時,可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漣漪,最終在基督裡可擁有永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是否能成為基督的馨香之氣?

《思考的藝術:批判與創造思考》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06/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資訊爆炸、凡事追求快速結論的今天,我們可能已經漸漸忘記了甚麼是「思考」。當面對複雜議題時,我們是選擇深入探究,還是滿足於隨波逐流的觀點?《思考的藝術:批評與創造思考》引領我們重拾這項被忽略卻至關重要的能力,並告訴我們:高效思考並非天才的專利,而是一門人人皆可實踐的內在技能。

作者認為,思考並非漫無目的的空想,而是為了解決問題或做出決定而進行的有目的心理活動。高效思考者與普通人的分野,不在於智商,而在於面對困惑與挫折時的態度。他們懂得系統性地拆解問題、在推論中建立自信,並全程保持批判精神;相反地,無效的思考者則容易在混亂中隨意跳入結論,最終被挫折擊敗。因此,好的判斷必須建立在充分的證據與謹慎的詮釋之上,而非憑藉情感、偏見或盲從,這在進行「批判性閱讀」與面對「道德判斷」時尤為關鍵。

作者指出,我們在評估觀點時,應透過「簡讀、省思、閱讀、評估」四步驟,理性辨識作者是否以情緒字眼代替證據。而在道德兩難中,與其陷入非黑即白的僵局,不如學會在一條光譜上評估選項,勇敢做出「較好」或「較不壞」的決定,其根基應是尊重基本人權,而非搖擺不定的多數意見,更要特別提防一些自圓其說的理論:即無論任何情況都能夠以其作辯護或解釋的理論,例如有人會將性別議題歸咎於單一的父權理論等等。

如果說思考是在腦中構築藍圖,寫作和演說就是將其化為實體的過程。寫作是釐清思緒的工具,需要核心觀念的一致、組織的凝聚、篇幅的強調與深入的發展。演說則是將思考的魅力展現於他人,需要精心設計的結構與自信真誠的傳遞。這本書提醒我們,唯有掌握獨立思考與自我省察的能力,我們才能撥開迷霧,看清事物本質,做出最明智的抉擇。

當掌聲變成攻擊—從全紅嬋網暴看青少年面對的數碼壓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1]朱浙萍︰〈捧殺棒殺映射病態網絡文化〉,《浙江日報》,2026年4月8日,網站: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6-04/09/content_3895791.htm?div=-1

[2]「飯圈文化」:飯圈是網路用語,指粉絲圈子。「飯」源自英文「fans」的音譯。分析指出,飯圈文化只是表象,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競技體育系統資源的高度集中性與競爭的激烈性。(摘自中央社2026年4月13日報導)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薩提爾的對話練習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本書由台灣教育工作者李崇建所著,他是一個致力於推廣家庭治療大師薩提爾的心理學理論,以及將其實踐於對話中的人,他認為這種對話能夠了解自己,亦能與他人建立深刻的連結。他認為,要實踐冰山理論的對話方式,其中不僅需要學習技巧,更需要持續地自我覺察,並且內化的過程,也是一種生命的態度,因為進入自己內心,是進入他人內在的最快途徑。

作者的論述主要建立在薩提爾的冰山理論之上,如果對於心理學或輔導學略有認識的話,應該不會陌生。該理論指出,人類表現出來的行為就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水面下所隱藏的,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內在結構,由淺入深包括:感受、感受的感受、觀點、期待、渴望、以及最深處的自我。通常人的反應往往停留在表面行為,真正有效的溝通,是潛到水面下探索真正核心的問題。

作者認為「好奇」是一個好的對話的開始,讓對話的一方能專注,也能讓對話者有方向,基本對話方式如下:

  1. 呼喚名字、或者稱謂,並且可以停頓,
  2. 從對方能感興趣,可以回應的話題作切入點,然後主動從事件中提問。
  3. 可以重複對方上一句的尾句,有緩和與積極聆聽的效果。
  4. 整理對方的敘述,組織成簡單敘述。
  5. 避免使用「為什麼」,可以用「你還好嗎?」、「發生什麼事了?」、「怎麼啦?」、「我很好奇……」等等。
  6. 當牽涉到規則,可引導孩子負責任,善於運用「怎麼辦呢?」。

其核心在於不帶批判的提問、停頓與傾聽,目的是為了引導對方釐清自身內在狀態。這種方式,並非是為了「說服」或「改變」對方,而是建立真實的連結。

這本書除了講述理論,亦有實際操作的教學,作者一再強調:在與他人進行有效對話之前,必須先具備與「自己」對話的能力,接納自己,才能有穩定的姿態去理解他人。對於親子教養、職場人際關係、伴侶之間的溝通的讀者而言,這本書的確值得一讀,有助建立更健康的人際互動模式。

是父權還是知識霸權?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4/2026

早前,哲學界KOL、好青年荼毒室成員白水在社交媒體Threads上的言論引起廣泛討論。起因是有一名男網民在Threads中感嘆男性表達情感無人理會,認為女性相比之下很容易就能獲取關注度,白水卻留言指,女性所獲得的「關注」,其實是伴隨了很多騷擾,結論在於父權才是問題的來源,隨即遭到炎上。

本文無意糾纏於白水所講的父權理論的對與錯或是否切題,因為已經有不少人討論過了,亦有KOL製作了一段半小時的影片討論女權和父權等議題回應白水的言論。而筆者想要做的,便是要戳破這場戰爭背後的核心問題:哲學界KOL所造成的「知識霸權」,以及對社交媒體遊戲規則的無知。

第一個問題在於白水作為哲學界KOL的身份,擁有龐大的話語權與知識光環,這使得他的發言帶有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就是為何他的讚好數遠超於這名男網民的貼文,這種不對等關係即:男網民就算想要回應也需要表達得邏輯縝密,否則就會被「打臉」,從而進入了難以回應的困境。就如一位老師站在台上講課,人們很自然地就會認為台上的那位就在言說真理,說得批判一點,就是即使台上的人胡亂說話,也會顯得在提供知識(當然會有些人有很強的批判力),即使挑戰也會有所顧慮。此時,在Threads的空間中便構成一種「知識霸權」,甚至有機會為這位網民引來網絡欺凌的危機。

第二個問題在於白水似乎不太熟悉社交媒體規則。社交媒體從來都不是一個可以認真討論的地方,特別是Threads本來就是一個情緒化、慣於圍爐的場景。在一個尋求慰藉的場景中,白水用鬥慘的方式來淡化他人痛苦,被炎上也是預料中事,雖然白水的留言讚好數更多,而最後卻被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看出其轉移了焦點,事情才鬧得這樣大。簡單來說,一名男性在訴苦,另一人留言「女性更慘」時,必然遭到回聲室的反彈;同理,一名女性在訴苦,有人留言指「男性更慘」時,必然也遭到圍攻,只是碰巧作出留言的人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識霸權,戰火才蔓延得較慢,否則亦不堪設想。

因此,在這些背景底下,白水猶如「說教」的姿態,不但讓那些男網民和他自己有可能陷入網絡欺凌,同時亦無助於推動性別議題的討論(可能他原本想討論),反而加深了一些網上的群眾對學術精英的厭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