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越工作,越自由

08/05/2025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相關文章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場浪漫的社會謀反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2/10/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現代社會之中,人們擁有了比起古時更加多的自由去選擇伴侶與生活方式,然而離婚率卻依然不斷處於高企、單身與婚姻焦慮亦同時存在,親密關係變得充滿了未知。德國著名社會學家烏利西.貝克(Ulrich Beck)與伊利莎白.貝克-葛恩胥菡(Elisabeth Beck-Gernsheim)在《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一書中提出了一個對當代社會的診斷:愛情中的混亂並非個人道德問題或性格缺陷使然,而是現代社會結構性轉變的必然結果。

作者直指現代化帶來了一個「個體化的過程」(individualization)。在傳統社群、階級以及性別角色的規範遭到瓦解後,人好像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卻又同時陷入一個漂泊的狀態。在自由又帶點孤獨的生活中,「愛情」被賦予了一個宗教般的意義——人們渴望在親密關係中尋求確定性、安全感以及自我認同。

所謂「正常性混亂」就是指:一方面,現代人對於愛情寄望崇高,另一方面又因為職場競爭、自我實現以及性別平等的意識抬頭,這要求每個人保持獨立、隨時配合流動(fluid)。當兩個獨立自主的生命試圖在同一空間下協調家務、事業以及個人理想時,衝突便又無可避免。

《愛情的正常性混亂》不是一本教人如何維持關係的情感指南,而是從社會學的角度上剖析愛情。它提醒我們:親密關係裡的掙扎,其實是時代巨浪在私人領域的投影。唯有理解這份「混亂」,我們才能放下對於「完美關係」的苛求,在互相聆聽、溝通之中,重新理解愛與自由。

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下)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8/09/2026

在第99期(兩期前),我與大家分享了「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的前半部份,探討了具「自我反思」(Reasoning model)功能的第二代AI,以及AI由對話式模型(LLM)向「工具化」發展的趨勢。

文章雖然僅隔一期,但在網絡和AI的世界,真的一天也嫌多。今年6月,懲教署因響應「國際禁毒日」,於社交平台推出AI製作的禁毒短片《Obsession 糖衣陷阱》,將四種毒品擬人化為女團成員,於舞台以歌舞宣揚禁毒,卻被網民質疑有宣傳毒品的反效果。即使推出刪輯版仍再次出錯,最終署方需將所有製作下架致歉。[1] 這宗事件,正好引出我們今期要分享的餘下6個視點。

VII) 做到不等於學會,識做不等於明白

今日人人嚷著要學習使用AI,深怕被世界淘汰。的確,AI的便利性遠超以往電腦程式標榜的「所見即所得」 (WYSIWYG),[2]只要向AI「發問」,就能全盤完成從意見提供、生成文章,甚至是多媒體製作。但問題是:我們學到甚麼?當凡事靠AI,我們便失去了思考過程。看似「做到」其實只是「假會」,久而久之,人們的學習能力會被掏空,到AI出錯時,連辨識與糾正的能力也沒有。[3] 正如懲教署的禁毒短片,署方明明面對最多毒販,本應是這方面的專家,該知道毒品是如何包裝吸引,引人上癮,偏偏最不該犯錯的,卻因過度依賴AI包裝、追求「潮又靚」的出品而犯錯了。

VIII) 機器損壞是更換,那「人」呢?

手機舊了、壞了,你會拿去維修嗎?在現今社會中,我們都習慣了更換(Replace)而非修理(Repair)。[4] 維修物件的人工和成本,往往比更換新的更貴;而且像手機這類電子產品,型號時時更新,二手價值更是「愈跌愈有」,很多設計為求美觀(或提高安全),更是不容許你自行拆開維修的。

手機壞了,換個新的還說得通;但如果一個人「無用」了、「舊」了,甚至「壞」了,又該怎麼辦?我們都知道,人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但現代社會將人簡化為「勞力與勞工」,單純將人工具化、視為可被計算的生產力,這就是無視了人類靈魂神聖且無法量化的本質。即便一個人的功能因疾病或年老而受損,他依然保有神的形象,而不僅僅是一個可供更換的零件。

IX) 樣樣都要即時,少了忍耐與等候

「唔使急,慢慢嚟,最緊要快!」這可真是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態︰一切都要「快靚正」,「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只要有AI ,一聲令下就能完成指令;相反,慢工出細貨、成功需苦幹,以及忍耐與等候,彷彿已是落伍的文化。

美國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曾進行過一項經典心理學實驗——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Test)。在實驗中,受測的小孩子面前會放有一份棉花糖,他可以選擇即時享用,或者選擇等待一段時間;只要能堅持到實驗者返回房間,就能得到雙倍的獎勵。[5] 實驗結果顯示,能夠堅持忍耐而獲得雙倍獎勵的小孩,通常在未來的人生中也有較好的表現,包括考試成績、教育成就及身體質素等。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能夠忍耐與等候,方能調節自己、看清目標,並持之以恆地努力。然而這些寶貴的生命質素,在數碼世界中,卻無聲無色地失去了。

X) 休息是關屏幕,還是真的關機?

當大家晚上睡覺時,手機是關掉(Switch off),還是只是關屏幕(Off screen)呢?在數位過勞的世代,許多人的休息都像手機一樣,只是表面閉屏,其實仍處於隨時接收訊息的待機狀態。真正的休息,需要我們控制手機,而非被手機控制。

詩篇四十六10有這樣的宣告:「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這其實不只是一種屬靈上的「關機」(Switch off),更是要求我們能夠適時切斷世界干擾我們的雜訊,在休息(安靜)中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重新對焦於創造主。若不學會真正的「關機」,我們便無法在忙亂的社會中辨識善惡,也無法在基督的根基上得著真正的安息。

XI) 說好了的AI開放平台與新一代的數位鴻溝

今日AI的緣起,本來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可用的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只要能上網到AI的模型網站,或是下載應用程式,就能使用AI。然而今日的發展,卻變成了付錢訂閱(Subscribe)的才擁有更好的平台,或是要特定地區才能使用(香港就被很多AI平台排除在外了)。[6] 經濟資源較弱的人,就要被迫使用準確度比較低的免費版(或是需要使用VPN翻牆來使用),有時更會被其錯誤的答案所誤導。AI非但無法解決不平等,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不平等,製造了更大的數位鴻溝。[7] 這正呼應了《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這個新的數位鴻溝,顯示了AI高速發展背後的權力不對等與資本驅動本質。AI 既會放大現有社會的經濟優勢,但同時也加劇了資訊與貧富的不均。當數據主權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或政府手中時,我們必須警惕,不應讓標榜「開放」的技術,成為另一種剝削弱勢社群與造成利己排他的屏障。

XII) 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

說了這麼多關於AI與數碼新時代的倫理視點,要簡單歸納的話,就要借用耶穌當日問門徒彼得的名句,轉化為:「你愛我比『手機』更深麼?」(參約二十一15)。今日是你控制手機,還是手機控制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甚麼?是身邊人?是彼此的愛與關係?還是這全部都只是見於手機應用程式上?真實的人際關係,實際的團契生活,在今日社會裡,已買少見少。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在AI與數位科技疾速發展的時代中,人類社會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Paradigm drift)。[8] 當演算法試圖將一切運作優化至極致效率,我們更需反思AI如何影響其對人類處事、學習能力和道德判斷。

結語

寫了兩期文章,12個視點分享,並不是要大家將人工智慧視為敵人,更不是說AI不能使用,一心想當年。反之,我們應視今日的AI發展為一面鏡子,檢測自己在享受各樣由AI帶來的便利和改變之餘,是否能繼續善用智慧、對人的關係是否真實、能否與人和好、是否有愛心接納包容,並做好神托付我們管理世界的職分。在這個AI時代中,我們應致力於建立「以人為本」的科技倫理,確保科技是為建立人類尊嚴,而非貶低生命倫理的價值。


[1] 〈AI女團禁毒片被質疑反效果 懲教下架致歉〉,《明報》,2026年6月2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628/s00001/1782583903432

[2] Wikipedia: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June27,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YSIWYG

[3] 葉綠舒︰〈AI教育神話的崩壞:假會、假公平與資源不平等的三重陷阱〉,《老葉報報》,2025年5月31日,網站︰https://vocus.cc/article/683a6176fd897800012961b9

[4] Karen Trefzger, “Repair or Replace? Why It Matters, and How to Do Better” Maximum Gratitude, Minimal Stuff, January 13,2025, https://www.maximumgratitudeminimalstuff.com/2025/01/repair-or-replace-why-it-matters.html

[5] 〈棉花糖實驗〉,維基百科,2026年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A3%89%E8%8A%B1%E7%B3%96%E5%AE%9E%E9%AA%8C

[6] 見註3。

[7] 陳紹雄︰〈AI恐擴數碼鴻溝 「雙軌」算力保公平〉,《香港經濟日報》,2026年6 月30日,網站︰https://paper.hket.com/article/4153783/AI%E6%81%90%E6%93%B4%E6%95%B8%E7%A2%BC%E9%B4%BB%E6%BA%9D%20%E3%80%8C%E9%9B%99%E8%BB%8C%E3%80%8D%E7%AE%97%E5%8A%9B%E4%BF%9D%E5%85%AC%E5%B9%B3

[8] 基督教論壇報主筆︰〈AI時代的道德與屬靈考驗〉,《基督教論壇報》,2026年6月10日,網站︰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9&article=1403873

睡眠不可恥,也有用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17/09/2026

日本廢除每月45小時加班上限以刺激經濟 工會憂重返過勞文化

  (星島日報 2026-9-2)

據傳,1854年,德裔美藉人士Heinrich Göbel曾透過在真空玻璃瓶中裝入碳化竹絲並通電,讓其成功發光,他還對外宣稱燈泡可持續照明達400小時。可惜的是,他並未申請專利,該項發明的真實性後來亦引發爭議。1870 年代後期,著名的發明家愛迪生(Thomas Edison)從加拿大的兩名電氣技師手中買下一種技術,其後藉著多年研究,並與Joseph Swan經過專利之爭後,雙方曾在英國一起合作,最終愛迪生全盤買下專利權。連同與美國人William Edward Sawyer的官司取得終極勝利,愛迪生自此在市場毫無阻力,得以合法地大規模生產並銷售電燈膽至萬千家庭。

電燈膽不僅是照明工具,也大大改變人們的生活節奏,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如睡眠習慣。1914年正值白熾燈膽發明35週年,愛迪生當時接受了《紐約時報》訪問,並認為未來人類會睡得更少,他指出:「古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一百萬年後,人類就不必睡覺了。真的,睡眠很荒謬,是壞習慣。我們現在無法戒除這個惡習,但應該逐漸擺脫……這世上對效率最大的危害,莫過於睡太多了。」對於喜歡不眠不休研發新產品的愛迪生來說,睡眠彷彿成為了罪大惡極的敵人。

然而,真正讓「減少睡眠」從個人偏好轉變為社會壓力的,並非電燈膽本身,而是工業資本主義對效率的極致追求。為了提高生產力或效率而認為睡眠是惡習的人,又何只愛迪生一個。古往今來,已有不少名人提倡只要「燈不熄」,人們應該運用無比的意志對抗睡眠。偶爾加班不足為害,但長期為了工作犧牲睡眠,最後承擔的還是不眠者本身。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與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官方聯合研究,按照當時使用的全球模型估算數據,全球在2016年有約 74.5 萬人因長時間工作導致中風和心臟病死亡。其中,東南亞和西太平洋地區(包含中國、東北亞、東南亞等)是過勞死最嚴重的區域。

雖然根據官方數字,日本並非亞洲過勞死之冠,但根據2025年日本官方數字,「正式認定並給予職災補償」的過勞死及過勞自殺人數為 145人,若加上因過勞導致腦心血管疾病與精神障礙的總職災認定數則為 1,310 件,相關補償請求總數更高達6,212件,創下歷史新高。這些數字表明,日本的過勞傷害問題不容輕視。日本政府近年不斷加大力度削弱長工時文化,推動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之前亦曾要求部分企業將每月加班時間限制在45小時以內。不過,由於日本部分產業缺工嚴重,企業希望工時規定更有彈性,於是,身為一名工作狂,本身便曾公開否定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理念的高市早苗,推出了放寬加班限制的政策,呼籲企業採取更靈活的工作方式。

日本在 2026 年 9 月 1 日實施新規定,日本勞動基準監督署今後不再向擁有 36 協定特別條項的企業統一施壓,要求企業遵守每月 45 小時的加班上限,只改為重點審查企業是否已實施保障勞工健康的相應措施;法律層面的加班上限條文並未修改。根據厚生勞動省的資料,約 40% 日本企業簽訂附有特別條項的勞資協議(36 協定),在臨時特殊狀況下,加班連同法定休日勞動合計可達未滿 100 小時的單月上限,這 100 小時門檻屬於特別協議之下的例外規範,並非所有企業自動適用,同時仍受 2‑6 個月平均加班與休日勞動合計 80 小時、全年加班 720 小時、一年最多 6 個月可突破 45 小時等多重條件約束。

儘管如此,若單月達到接近 100 小時的加班,折算下來每周整體工作可高達約 65 小時,遠超過 WHO 所定義的「每週 55 小時」危險門檻,對於員工的健康,已經構成足夠的殺傷力。只要工時過長,人們得不到充足的休息,身體便會出現抗議。有些領袖每天只睡兩三小時「沒問題」,不代表其他人的精神健康也能撐得住,用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他人身上,實在是不尊重他人的行為。普通人為了生計,事實上沒有本錢對公司苛刻的制度說不,當權者應該立法並保證執行,以保護員工,避免他們因過勞而導致健康受損,而不是一味看重經濟發展,任由大企業剝削員工健康。

香港巴士車身出現過“Work Hard Die Fast”的廣告金句,這裡並非主張不應勤力工作,而是藉著引發打工人共鳴來推銷產品。指出一份要夜夜加班的工作,最後換來的未必是早日財富自由,而是不得享受晚年。電燈膽的出現,幫助了人類提升生活質素,但可惜的是,當人借助它而鼓吹工作至上,拒絕自己睡眠,也阻止他人睡眠,這其實是降低人們的生活質素與身體機能。


參考資料:

張瑋, 〈愛迪生沒發明燈泡,而是把電燈商業化的第一人:《歷史的溫度》選摘(3)〉,《風傳媒》,2019年1月30日。

雅莉安娜·赫芬頓(Arianna Huffington)著、洪慧芳譯, 〈《愈睡愈成功》,台北市:城邦文化〉,2016年,頁96。

陪你一起等到天亮 帶著堅定帶著溫柔的陪伴紀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6
專欄:好書推介

要陪伴面對人生重大困難和危機的人度過令人沮喪的歲月,是不少人既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因為出於愛和關心很想盡一分力,但又不知自己應該說甚麼;更擔心會不會好心做壞事,反而加深了對方的傷痛;亦憂慮會不會掉進一個沒完沒了、無法抽身的泥淖。作者透過她不少親身的經驗、閱讀和反思,為大家帶來很好的指引和提醒,本書奇妙之處是每一章的題目,本身已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撮要,足以為讀者帶來很好的思想起點。

Part One 接納與界線

01 接納,能讓一顆曾經漂泊的心,找到安穩靠岸的理由

02 放下過去的理所當然,在改變中重新認識彼此

03 掙脫情緒勒索的無形枷鎖,找回拒絕的勇氣

04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也要有底線

05 給與接,是一場不帶負擔的溫柔交遞

06 最灑脫的陪伴,是坦然接受「到此為止」的散場

Part Two 脆弱與修復

07 願意在人前流淚,不是懦弱,而是最勇敢的剛強

08 在意料之外的喪慟中,接納彼此的眼淚與重生

09 最深的陪伴,是有勇氣戳破幻象,陪你痛著醒來

10 承認陪伴的有限,用信仰連結醫治的恩典

11 接受關係的保存期限,學會放手與順其自然

12 只要心中仍愛,就可以原諒,可以重新開始

Part Three 告別與傳承

13 真正的支持,是承托起你的重擔,讓你能堅定地走下去

14 最深切的懷念,是把你留下的溫暖,繼續活在我的生命裏

15 在死蔭幽谷中,牽手活好每一個當下

16 走進病榻前,學會不忌諱死亡的陪伴

17 在生死邊緣,用愛與信仰見證一家的牽絆

附記:陪伴書單——在文字的微光中,我們繼續同行

《無權勢者的力量》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即使毫無權力,人仍然可以選擇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不再「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within a lie),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選擇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官職或掌握權力,他只是拒絕做一些自己並不相信的事,甚至可能因為拒絕配合或說出真話而付上代價。無權力者的力量,不是來自擁有更多的武器、金錢或官職,而是來自拒絕繼續為謊言提供自己的合作。這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1978年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時提出的重要思想。書名正正挑戰我們對權力的理解:一個無權力者何來權力?哈維爾提出的問題,在現今香港仍然別具意義。這本書在數年前經常被人提起,一度廣為人知;到了今天,書中的內容是否仍是對我們的提醒?

哈維爾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名蔬菜店老闆每天在店舖掛上一句政治標語。他真的相信這句口號嗎?哈維爾認為這並不重要。老闆掛起標語,可能只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假若自己不掛,可能反而需要作出解釋。生活既有不少事情需要應付,自然不想再自找麻煩。於是,這位老闆便將標語掛上。

哈維爾稱這種狀態為「活在謊言之中」。這種謊言未必是刻意想要欺瞞他人,更可能是一種生存方式:我知道自己未必相信,別人也知道我未必相信,但大家仍按照某套方式說話和做事。久而久之,人也不再問自己是否相信,只求生活可以繼續。

但哈維爾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這位看似毫無權力的蔬菜店老闆,其實也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制度除了依靠掌權者,也依靠無數市民的日常配合。當每個人都掛起標語,便同時營造出「所有人都認同」的景象;每個人都按照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制度就得以繼續運作。無權力者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參與了權力的維持。

制度的謊言需要大家的配合,才得以維持;同樣,當愈來愈多人願意「活在真實之中」,謊言賴以維持的基礎也會逐漸改變。活在真實之中,不一定代表要主動發聲,更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成為英雄。有人選擇說出真相,有人選擇不說違背良心的話;有人拒絕參與自己並不認同的事情,也有人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這些選擇看來微不足道,卻有一個共通之處:不再以自己的配合,讓自己明知不真實的事情變得理所當然。

自主.局限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20/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連續個多月的世界盃結束了,筆者不是標準球迷,也感到一點點失落。比賽期間,每週在指定時間,可在電視上看到直播,有時晚上八時開始(英國時間),有時晚上十時,而凌晨或清晨直播的,筆者肯定不會熬夜、早起觀看。但奇怪的是,已結束的賽事,縱然會刻意迴避得知賽果,但總是提不起勁重看賽事。也許,這正是觀看直播的趣味所在,趕及在限時內,安坐在電視前,這行徑本身已是一種樂趣。

「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吓;食過晚飯,要休息番一陣…….歡歡樂樂,笑笑談談,我哋齊齊陪伴你!」能知這歌詞的出處,大概就是曾生活在沒有「回播、重看」年代的人:要趕及看到「掃街茂」的環節(這是筆者未曾看過的);要追趕「上海婆」的趣事(筆者稍有印象);要觀看「蝦仔爹哋」的日常(筆者較為認識的)就要實時。當然,在那年代,小市民會因著要趕回家看連續劇大結局,導致食肆的晚市生意大減。人們寧願少吃一餐,也不能放棄、錯過結局,更不想帶著遺憾在明早上班時,失卻與同事之間的閒談熱話。活在「限時、局限」的年代,似乎也是一種樂趣。

在自主、自由,隨時於網絡上回播的今天,反而叫人失去了專注,失卻了一份「追趕」的趣味。一天內看畢一整套(或數套)12集的韓劇、日劇,不用等待之餘,更可以選擇快速播放,跳過(更是錯過)那些細緻舖排、較為緩慢的劇情。相對於昔日,花上兩個多月,每週一至週五的晚上,準時受限地安坐家中,追看電視劇集,甚或是在不容錯過半刻的劇情下,只能在廣告時間內,迅速地與家人爭上廁所或趕緊拿一杯水。怎麼樣的方式,才能叫人真正享受其中?

講求「自主」的生活形態,卻是叫人漸失聚焦的能力。那種隨時可以「重來(播)」的假象,教人不懂得珍惜眼前、當下,以為一切所錯過的,不管是賽事、劇集或是情感、關係,也是可以輕輕按鍵,就能回播,重來一次。

不復再的少年輕狂,趕不及的送行道別,回不來的情誼關係,難重見的自由公義……在「局限」裡的種種,既不能回播,也難以重來。在「自主」的今天,回望過去的「局限」,似乎略帶點點的遺憾,更有絲絲的悔恨,追想著既不能回播,也難以重來的昔日。

往事或許真的只能回味,但明日能否回味著今天?在乎我們如何在今天為自己締造回憶。或許,放棄所謂的「自主」生活模式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珍惜當下及眼前,嘗試專注於有所「局限」的人或事之上,享受著與人、與事「直播」(或直接)的接觸,就是那種一去不返、不可回播、不能重來,卻教人回味的寶貴關係。

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 ——從國度觀看門徒的生活日常(The Rest of Life: Rest, Play, Eating, Studying, Sex from a Kingdom Perspective)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3/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許多華人基督徒的成長記憶裡,信仰往往與嚴肅的屬靈追求、主日聚會或事奉緊密相連。甚至在傳統「屬靈/世俗」二分的影響下,信徒可能常會隱隱覺得:只有讀經、禱告、服事才是「屬靈」的,而吃飯、休息、休閒娛樂等事,只是生活中的「次要事項」,甚至當感到很享受時,會帶著一絲道德愧疚感。

然而,知名新約聖經學者韋特寧頓(Ben Witherington III)在《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一書中,正是要翻轉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韋特寧頓而言,「神國」並不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另外劃分出來的一個屬靈領域,而是上帝對整個受造世界的更新與掌權。因此,問題不只是「哪些事情才算服事」,而是「我們如何在上帝掌權的國度裡生活」。從餐桌上的飲食習慣,到日常生活中「何時」該休息;從如何看待遊戲為倫理操練,到對寶貴聖言的胃口(求知慾),以及神所喜悅的性生活——作者嘗試拆掉信仰與生活之間那道牆,重新檢視自己生活的全貌,以體現吃喝玩樂不只是生活的調劑,也可以成為門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神兒女的樣式。

這書邀請我們重新察看自己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論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我們應該思想怎樣使這一切各得其所,保持平衡… 你需要聆聽你身體發出的信息,並理智地回應。」大家可嘗試閱讀此書,作為反思自己信仰生活的一個起點。

高危 工作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6/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無可置疑,在香城賣藥所承受的風險肯定比售書的低得多。先不說那些危險藥物(俗稱「毒品」),它們是受《危險藥物條例》[1]所監管,是有相當清晰的釋義,以及進出口的管制。就算是一般的處方藥物,也是受限於相關部門的指引或需要醫療專業允許才能發售。簡單而言,賣藥就是有法可依、有所根據,能賣不能賣,是沒灰色地帶或討論餘地,售賣違禁藥物的,就是犯法。

而售書危險程度高於賣藥,其原因就是售書缺乏清晰界線。成人書刊(或不雅書刊)尚算簡單,它的出售及擁有是受規管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2]。但其他讀物,小說、傳記、社會評論、政治分析、心理叢書、學術參考……,可有一條清晰界線?哪能有一條清晰界線?

文明得以記錄、流傳是因著文字,而文明得以進步、發展,是因著文字與文字之間的交流、衝擊,就是在認同與否定、贊成與反對、支持與批評,甚或是在對峙與碰撞下,精煉修正、去蕪存菁,達致共識與和諧、創見或突破。

若要不讓人民有個人思辨的能力,限制、規範或引導其思想,就只需要在「文字」上加以操控、鉗制。《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寫於1949年,預言著1984年在極權統治下的世界模樣。主角溫斯頓·史密斯任職於「真理部」,其工作就是以「新語」(Newspeak)改寫歷史文獻。在不斷減少詞彙或消除某些字詞下,就能限縮人民的思想。今天,大眾只得知「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不少人就難以再回憶、追想到當年,那一群年青人及市民們,無懼地犧牲及行動的悲壯!

《一九八四》能不能繼續留在圖書館的書架或公開出售仍是未知,但書中「真理部」的口號卻已成了今天的寫照:「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and "IGNORANCE IS STRENGTH")高舉戰爭、貶低自由、鼓吹無知,這豈不是今天的情況。

以食肆類比書店,食肆有責任確保食物安全,書店亦然。但食物的原材料(肉、菜、蔬果),跟藥物相近,同樣也有嚴格的規管、監察,能賣不能賣,也是有依可歸,有法可循。調味配料也有食物標籤作根據。那麼售書呢?可有一條清晰界線?哪能有一條清晰界線?

「人置身在大都市,當權者對人宣稱:『你是自由的,但不要越界,越界的必被懲治。』人問:『界線在哪?』當權者表示:『我不會告訴你界線何在,若告訴了你,豈不是讓你乘機走線避界。』人可以如何「自由地」生活?大概就只能劃地為界,把自己囚禁在吃、喝、拉、睡的日常中,把自己放置在附和、唱好的喧鬧裡。」

希望自由地生活,堅持思想不受拘禁,仍然擔任高危工作的人,又豈只是當書店店員那樣簡單!


《接受不完美的勇氣:阿德勒100句人生革命》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30/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如果看過《被討厭的勇氣》一書,相信大概都會對阿德勒的心理學有一些印象。而這本《接受不完美的勇氣》則不是以對談的方式來講述阿德勒的心理學思想,而是以抽取金句的形式,來演繹阿德勒的心理學在不同範疇的應用。簡而言之,這本書的核心主題,就是讓人懂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它不是艱深的理論書,而是把阿德勒的思想整理得清楚易讀,讓人可以從日常經驗出發,反思自己在工作、友情、家庭與愛情中的反應與選擇。它強調「一切取決於自己」,不是叫人否認現實,而是鼓勵讀者在無法改變的處境中,仍保有選擇態度的自由。例如阿德勒會認為,父母或原生家庭的不斷指責,雖然可能會對孩子造成負面影響,但孩子長大後是全盤接受他們的批評,還是視他們為反面教材,其實也是取決於自己。

對於常常覺得自己「還不夠好」的人來說,這本書是一種溫柔的提醒:不完美不等於失敗,接納不完美反而是成熟的開始;又或者說,人之所以為人,就是擁有不完美。書中也多次提到課題分離、共同體感覺與對他人貢獻的重要性,幫助讀者從過度自責與比較中抽離,學習更穩定地與自己和他人相處。

真心接納自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9/07/2026

《真心接納自己,培養健全的自尊心》

(Self-Esteem)

作者︰馬修·麥凱(Matthew McKay)、派崔克·范寧(Patrick Fanning)

譯者︰洪夏天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18年

你認識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嗎?許多人雖然知道自己的優劣點,卻往往難以客觀地描述自己,反而習慣性放大缺點,忽略了自身的優點。當一個人永遠只看見自己的不足,卻看不見自己的長處,便會陷入低自尊的惡性循環,讓自尊感變得愈來愈低。

作者撰寫此書,運用了不少實例,一步步引導低自尊的人學習如何提升自尊感。作者並非教人刻意忽略或美化自己的缺點,而是教人「如實描述」自己覺得不夠好的地方。例如有人覺得自己「鼻子很醜」,經作者引導後,這句話被修正為「以比例來說,我的鼻子大了一點」;又例如有案例痛斥自己「和朋友相處時很虛偽」,但經過深入自我反思後,發現不過是為了維持和氣,所以才「生氣時不願跟朋友說」。

自尊愈低的人,愈是要面對內心嚴厲的批評聲音。「他們」懂得鑽空子,毫不留情地對自己進行抨擊。人們難以擺脫這些內在批評者,因為他們在帶來痛苦的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偽裝的慰藉,讓人逐漸產生依賴。例如當人怕被他人抨擊時,會先把自己批評得體無完膚,如此一來,別人的抨擊便算不得甚麼。

若要對這些內在批評者作出反擊,作者認為應要從認知層面下手,努力找出客觀的描述以描繪事實。對內面對自我審判時如此,對外面對他人的標籤時更應如此。例如當被人說成「優柔寡斷」,事實可能只是「面對比較強勢的人時,容易順從對方的意見」。很多時,扭曲的思考方式會阻礙我們建立正確認知,讓這些病態批評者有機可乘。打擊他們的方法,就是辨認出過度類推、過度自責、極端化思考等思維謬誤。簡單來說,就是停止在心中上演不必要的劇場、胡亂猜測,凡事回歸事實依據。

除了認清事實,另一反擊的方法就是對自己仁慈。作者清楚指出︰「自尊心的精髓就是對自己懷抱同理的慈悲心。對自己仁慈的話,我們能瞭解並接納自己。犯錯時,就能原諒自己;我們對自己懷抱合理的期待,立下能力可及的目標,覺得自己基本上是個不錯的人。」除非天生自我感覺特別良好,否則當人無法達到他人的期望時,自尊感便容易受影響。例如一個有音樂天份的孩子,卻有一位熱衷運動的父親,無奈地,孩子的才華因此不被重視。對自己慈悲,意味著自己可以安心做自己,不必按著別人的期望活著,也不必因為達不到他人的要求就批評自己不夠好,打擊自己的自尊。

唯有當我們學會對自己仁慈、擊敗內在批評者,才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人,以同理心看待他人的處境,而不是輕易去打擊他人。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烈日當空之時,太陽刺眼讓人沒法直視。而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為他的著作命名為《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正是要指出: 死亡與烈日一樣,都叫人難以直視,但他亦同時呼籲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凝視它,並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透過正視死亡,我們得以把強烈的恐懼轉化為可以承受的焦慮,在適當的指引與陪伴下,平復內心的不安,讓生活重新充滿活力與意義。

Yalom 是猶太裔的俄國移民,於美國成長、學習,成為了精神科醫師及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及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是當代具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大師之一,將存在哲學融入心理治療,並指出人類面臨四個「終極關懷」面向:死亡、 孤獨、生命意義及自由 。他指出,在日常的臨床實務裡,這四者互相交纏盤繞,但死亡焦慮是其中最明顯也令人苦惱的一個。

Yalom 觀察到,對死亡的恐懼很少直接浮現,而是常常偽裝成其他心理症狀,例如強迫行為、關係困難、工作狂熱或逃避親密連結。這些焦慮常在「覺醒經驗」中被觸發——如親人過世、離婚、重病、創傷、衰老,或強烈的夢境——打破我們日常的否認機制,讓死亡的現實清晰浮現。但他強調,認識到死亡焦慮的存在是療癒的第一步,許多心理困擾的根源其實是對有限生命的恐懼。

雖然Yalom是位無神論者,但他指出有不少人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就算快樂,也會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生有何意義?他提出了「漣漪」的概念,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般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就算自己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雖不至於是名垂千古,但也能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我們的人生體會、智慧、善行,傳達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就如人們所說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吧。他亦指出努力活得無憾、無悔,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減少孤獨感,陪伴大家走向衰老及死亡。

這不是一本冰冷的理論書, Yalom在書中寫了很多他曾作治療師時所幫助過的個案。一邊看不少在人生低谷的故事,一邊理解作者的理論及想法,一邊逐漸轉化對死亡的恐懼為改變的勇氣,學會珍惜每一當下、多陪伴關心及安慰苦難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的「漣漪效應」是書中一個要點。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地上為主發光」,在信仰上影響他人對基督宗教的看法、了解福音。當 Yalom 專注談此生時,可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漣漪,最終在基督裡可擁有永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是否能成為基督的馨香之氣?

大器可以晚成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

(Late Bloomers: the power of patience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early achievement)

作者︰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

譯者︰林力敏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先覺出版

出版年份︰2020年

 

少年天才總是讓人讚嘆不已,身為他們的父母更是倍感自豪。正因如此,很多父母不願等待孩子在學業上慢慢成長,早早便為孩子報讀一個又一個課程,只希望孩子在年幼時就能「贏得」名牌學校的學位。大家或許以為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亞洲地區。然而作者告訴我們,美國其實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並同樣深受其害。

當社會推崇的價值只著重出色的成績,以及日後耀眼的收入與功成名就,孩子只會過著被揠苗助長的生活,不被鼓勵走上探索的道路。於是,現今的孩子雖然有更多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卻也「更疲憊、更脆弱、更害怕失敗、更害怕打分數」。過去20年間,美國青少年患上憂鬱症與焦慮症的比率增加70%、自殺率更是持續攀升。諷刺的是,這些數字甚至高於經歷饑荒、經濟大蕭條與戰爭時期。只因社會比以往更重視考試與成績,學生的自由玩樂時間大幅減少,放學後不是補習,便是接受訓練和評分。

雖然有些學生十分精通這些學習的「遊戲規則」,遊刃有餘,但對於無法適應單一考試標準的人來說,是否便一定難成大器?作者一方面指出,推崇年少天才帶來社會整體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反對用學術成績來定義一個人的成就。他認為,每個人的學習並非簡單的事,而是「涉及神經、生理和情緒發展的累積過程」。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同,意味著每個人的吸收、整合與應用知識的節奏也各不一樣。有人接觸基本原理後便能馬上應用,有人則需要融會貫通,才能實際應用。

大器晚成者,往往需要釐清整體脈絡,才能發揮出他人一開始難以察覺的天賦,因而發揮潛能的時間比預期更晚。也正因如此,單一考試標準對大器晚成者並不友好,因為這類考試方式會持續影響學生的排名和表現,讓他們初期的表現不符合外界的預期。作者坦言自己也是大器晚成者,親自經歷過差一點被教育制度扼殺,也深知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中,個人的天賦與潛能如何被遏抑。

大器可以晚成,因為每個人都擁有流質智力和晶體智力。流質智力主要與邏輯推理相關,通常在年輕時會達到顛峰;而晶體智力則是運用實際經驗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智力在人到中年後仍會上升。作者認為,社會不必執著於聘用年輕員工,因為就不同的工作內容,有些的確需要年長員工的晶體智力。

作者鼓勵起步較晚的大器晚成者,不要被他人定義自己的價值。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土壤,無法在某間公司開花結果,未必是自己的問題,也可能是公司文化或制度窒礙了個人成長。堅持及忍耐固然是美德,但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放手,尋找屬於自己的土壤,才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追求高智商,世界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著、姚怡平譯:《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台北市:商業周刊,2020年),頁66。

[2] 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林力敏譯:《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台北市:先覺出版,2020年),頁68。

[3] Kendra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verywellmind,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verywellmind.com/history-of-intelligence-testing-2795581

[4] Marc Brysbaert and Serge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Collabra: Psychology (2024) 10 (1): 117600.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117600;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5] Brysbaert and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6]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7]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1;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9。

[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0。

[9] 同上,頁37。

[10] 同上,頁38。

[11] 同上,頁37-38。

[12]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3]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35。

[14] 同上,頁39。

[15] 同上,頁52-53。

[16] 同上,頁53-55;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7] 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8,72-73,89。

[1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53-55。

[19] 同上,頁45。

[20] 同上,頁109。

[21] 同上,頁114。

[22]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erman Blue-Collar Workforce,” Localyze, February 2025. https://www.localyze.com/blog/changing-landscape-german-blue-collar-work....

[23] “Blue Collar Jobs in Finland and Workforce Need,” Finland Work,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finlandwork.fi/2024/12/02/blue-collar-jobs-in-finland-and-wo...

[24] Mikko A., “Embracing the Blue Collar: A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Finland,” Linkedin, May 8, 2024,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bracing-blue-collar-perspective-working...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不完美的自由:費城自由鐘的裂縫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30/04/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在美國歷史發源地的沉思

最近,內子與我一同造訪了賓夕法尼亞州的費城,這座城市被譽為美利堅合眾國歷史的發源地,漫步其間,彷彿能聽見兩百多年前建國先賢們激昂的辯論聲。我們遊覽了那些在教科書中耳熟能詳的名勝古蹟:討論並簽署憲法的獨立廳、經歷過早期政權更迭的總統住所遺跡,以及見證了與英國教會切割的基督教會堂址。然而,在眾多古蹟之中,最令我們駐足良久、陷入深思的,莫過於那口象徵自由的「自由鐘」(Liberty Bell)。這口鐘不僅僅是一件青銅鑄造的文物,更是一個充滿哲理性的象徵。它的身上赫然存在著一道巨大的裂縫,這道裂縫並非設計者的本意,卻陰差陽錯地成為了民主自由最深刻的隱喻:自由從來不是完美的,它從誕生之初就帶有瑕疵,且極其脆弱,需要每一代人的守護與修補。

自由鐘的傷痕:一段不斷開裂的歷史

要理解這道裂縫的象徵意義,必須回溯其曲折的歷史。自由鐘的傳奇始於1751年,當時賓夕法尼亞省議會為了慶祝威廉‧佩恩(William Penn)頒布《權利憲章》五十週年,向倫敦訂購了這口鐘上面刻著:「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是《聖經‧利未記》二十五:10中的一句經文。

然而,命運似乎從一開始就在試煉這份自由。1752年,這座鐘運抵費城,但在第一次試敲時,鐘緣就出現了破裂。當地的鑄造匠帕斯(John Pass)和斯托(John Stow)試圖修復它,他們將原鐘熔化,並在青銅合金中加入了更多的銅,試圖降低其脆弱性。然而,第一次重新鑄造的效果並不理想,聲音嘶啞難聽;於是他們又進行了第二次嘗試,雖然聲音有所改善,但金屬的質量依然不夠穩定。

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這口鐘見證了美國獨立戰爭的烽火,直到1835年,傳說在為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舉行葬禮時,鐘體再次出現了明顯的裂紋。到了1846年,為了慶祝華盛頓誕辰,人們試圖再次敲響它,結果裂縫急劇擴大。為了阻止裂縫繼續蔓延,工匠們採取了一種稱為「鑽孔」(drilling)的補救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那道寬闊而深邃的「拉鏈狀」痕跡。遺憾的是,修補並未能根治問題,鐘體內部細小的裂紋依然在擴散,最終導致它在十九世紀中葉徹底失聲,再也無法發出清脆的迴響。

權力的擠壓: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考驗

轉眼望向今日的美國,自由的裂縫似乎正處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時期,自由的價值觀正遭受著來自朝野上下、政治建制與極端民粹的雙重夾擊。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曾是全球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標竿,但在近年來的政治狂飆中,這塊基石正被不斷侵蝕。特朗普總統在任期間及其政治生涯中,曾多次公然指控主流媒體為「國家的敵人」(Enemy of the People),這種辭令不僅僅是政治修辭,更轉化為實質性的打壓行動。他及其團隊多次採取報復性訴訟手段,試圖通過法律成本令不符合其立場的媒體噤聲。例如,他曾針對《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發表的不利報道發起誹謗訴訟,儘管許多案件最終被駁回,但這種「戰略性抵制公眾參與訴訟」(SLAPP)的行為,無疑對媒體的監督功能產生了寒蟬效應。

此外,在追求邊境安全的名義下,基本的法治精神與人權價值有時也被遺忘在權力的暗角,例如在明尼蘇達州先後有兩名示威者被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執法人員槍殺。另一個令人心碎的例子是關於85歲的老婆婆羅斯‧馬赫(Marie-Thérèse Ross-Mahé)的故事。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儘管這位高齡老人嫁給了一位美國退伍軍人,並且正在申請綠卡,但在丈夫去世後,她被ICE拘留了十六天,期間經常被戴上鐐銬,並遭受嚴苛對待。為當局辯護的人指出那老婆婆逾期居留,ICE無非依法辦事,但有必要對一個85歲的老太太上手鐐嗎?當一個政府為了排斥「他者」而踐踏基本的人文關懷時,那口象徵普遍自由的銅鐘,便又多了一道細長而陰冷的裂口。

社會的撕裂:暴力與一言堂的興起

如果說權力的膨脹是來自「上方」的壓力,那麼社會的撕裂則是來自「下方」的動盪。在今天的美國民間,包容與理性的對話空間正被急劇壓縮。左派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以道德制高點自居,動輒對持不同政見者進行社會性抹黑與封殺;而右派的民粹主義則以反體制為號召,助長了對傳統權威的極度不信任。雙方都試圖建立屬於自己的「一言堂」,將政治對手視為必須消滅的仇敵。

最令人警惕的是,語言的暴力正逐步升級為實質的政治暴力,特朗普總統本人就曾遭遇過三次暗殺企圖,這種極端行為直接挑戰了民主程序的合法性。然而,他並非唯一的受害者,近年來,美國政壇充斥著政治動機的暴力陰影: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的丈夫保羅‧佩洛西在自己家中遭到歹徒持錘襲擊;共和黨黨鞭史蒂夫‧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在棒球場遭到槍擊;保守派政治活動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校園辯論中被暗殺;甚至在2021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暴力衝擊。這一片腥風血雨不禁令人勾起了上世紀六零年代的恐怖回憶,在那個時段,約翰甘迺迪總統、馬丁路德金牧師、Malcolm X、羅拔甘迺迪先後被暗殺。當子彈代替了選票,當暴民衝向憲政的殿堂,那本已脆弱的自由鐘,彷彿正在這震耳欲聾的暴力聲中崩潰瓦解。

結語:脆弱的燈塔與永恆的警示

美國曾長期被視為世界自由民主的燈塔,1861 年 2 月 22 日,林肯總統在獨立廳發表講話,他說:「《獨立宣言》的精神……不僅賦予了這個國家的人民自由,而且,我希望也賦予全世界人民自由,直到永遠。」自由鐘曾經啟發和鼓舞了無數自由鬥士,例如1830年代反奴隸制度人士便以自由鐘作為這運動的符號;1915年美國女權分子為了爭取投票權,便仿效自由鐘而鑄造了「公義鐘」。

1963年,馬丁路德金牧師在著名的《我有一個夢想》演講中,他曾深情呼喚「讓自由之聲響徹雲霄」(Let freedom ring),這並非指某一口具體的鐘,而是一種深具宗教與文化象徵的修辭傳統。鐘聲在西方文化中象徵宣告與召喚,而自由鐘正是這一象徵的歷史凝聚。因此,金恩並非要敲響費城那口早已沉默的銅鐘,而是將其精神轉化為一種遍及全國的道德呼喚,讓自由從每一座山巔、每一片土地上「迴響」。

1993年7月4日,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與總統克拉克( F. W. de Klerk )於費城共同獲頒自由勳章,象徵種族隔離制度的終結。在儀式中,兩人參與了象徵性的敲鐘活動,以呼應自由鐘所代表的理念。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自由鐘本身早已因裂縫無法再被敲響,這一動作更像是一種歷史與理想的象徵性延續,而非實際的鐘聲再現。這些民主鬥士的足跡證明了自由鐘在全球範圍內的感召力。

然而,今日我們在費城所見,卻是一個充滿警示的景象。自由鐘經過多番修補,試圖掩蓋那道裂痕,但它從來沒有真正縫合過,也再也無法承受敲擊。這或許就是歷史給予我們最真切的啟示:民主自由並非天然存在的萬古磐石,也不是一旦建立就能永垂不朽的千秋基業。它在本質上是脆弱的、不完美的,是依賴於公民的節制、法律的公正以及對不同意見的包容來維繫的。

看著自由鐘上的那道裂口,我意識到,這道裂縫並不是自由的終結,而是自由的真相。我們必須承認它的脆弱,才能學會如何小心翼翼地呵護它。如果我們放任權力的傲慢與民間的暴戾繼續撕扯這份契約,那麼這口鐘將不僅僅是停止鳴響,它最終可能會在劇烈的衝突中徹底碎裂。費城的鐘聲雖然靜止了,但它留給世界的思考,卻應當在每個追求自由的人心中長鳴不止。

服事可以不流淚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6/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服事可以不流淚》的作者是一位尼日利亞裔牧師,他以黑人牧師的身份,在歐洲建立了全歐洲最大的教會,而且90%是歐洲白人。閱畢全書16章,讀者會認識如何在艱難的事奉中仍要有喜樂、有果效、不帶重擔,因為神不願意服事的人流淚痛苦,而是要事奉者樂在其中。

一個成功的服事者要有正確的動機、支取神的智慧、順從聖靈引導,以及讓神來建造教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硬撐。 全書章節包括:《服事可以不流淚》、《成功的事奉真的存在》、《服事沒有重擔》、《不要為神擔憂》、《讓神來建造》等。若你的服事正感到疲憊或想尋找事奉的正確心態,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服事的態度,從「勉強流淚服事」轉變為「喜樂有果效的事奉」。

作者桑戴.阿得拉加牧師說:「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神呼召你,乃是要你懷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祂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非暴力溝通 – 愛的語言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9/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於溝通方式本身。當語言中夾雜著批判、比較與隱含的要求,即使出發點良善,也可能在無形中傷害他人,進而拉開彼此的距離。本書正是針對這樣的處境,提出一條轉化關係的可行路徑,並被廣泛視為溝通與衝突轉化領域中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

作者盧森堡博士結合心理學訓練與長年實務經驗,發展出一套以同理與連結為核心的溝通模式——「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他認為,人類在本質上傾向於彼此關懷與連結,只是長期習慣以評價與防衛的語言互動,逐漸遮蔽了這種傾向。NVC因此不僅是一種溝通技巧,更是一種重新理解人性與關係的方式。

書中指出,有些說話和溝通方式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傷害,作者將這類溝通方式稱為「悖離生命的溝通」(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道德判斷(Moralistic Judgments)、比較(Making Comparisons)、推卸責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以及要求別人照著我們的意思做(Demands / Other Forms of 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等表達,往往容易引發防衛與對立,阻礙真正的理解與交流。相對地,NVC提供了一套具體可實踐的框架,包含四個核心步驟:「觀察」、「感受」、「需要」及「請求」,即透過如實描述情境而不加評價,覺察並表達自身情緒,辨識情緒背後未被滿足的需要,並以清晰而尊重的方式提出要他人採取行動的請求,人們得以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從誤解走向理解。

在此過程中,「同理心」被視為關鍵能力。當一個人的感受與需要被真誠地看見與理解時,其內在的防衛往往隨之鬆動,關係也因此出現修復的可能。盧森堡亦指出,情緒本身並非問題;例如憤怒,往往是某些重要需要未被滿足的訊號。若能以覺察與表達取代指責與壓抑,情緒反而能成為促進連結的契機。

隨著時間推展,非暴力溝通已不僅限於書本理論,而逐漸發展為一套實踐取向的方法,應用於教育、社區對話、衝突調解以及部分社會服務場域。在不同文化與社會情境中,亦有團體與課程持續引介與推廣此一溝通取向,作為促進理解與關係修復的工具。NVC所強調的尊重、傾聽與關懷,也與多種倫理與靈性傳統中的核心價值相互呼應,提醒人們:語言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也能成為連結彼此生命的橋樑。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The Intelligence Trap: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

作者︰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

譯者︰姚怡平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業周刊

出版年份︰2020年

一般人都以為,只有蠢人才會做蠢事,但誠如書名所言,做蠢事的不一定是蠢才,聰明人也會做蠢事。聰明人之所以做蠢事,最大的原因,莫過於「聰明人自以為聰明,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犯錯後,「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其「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作者指出聰明人更會有「偏見盲點」(bias blind spot),難以察覺自己的邏輯有問題。

很多人以為,智商高的人必然大有成就,美國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便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優生學,也設計出測試IQ的「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修訂版(Stanford-Binet Revision),其後奠定了美國以智力來篩選學生及員工的基礎。不過,作者卻指出,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智力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太過相信那些測量能代表某人的總智力潛能」。因為除了智商,還有情緒智商、實用智力、分析智力和創意智力等。實用智力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難以測度的;至於創造力,也不是高智商的人必然擁有的能力,換言之,如果缺乏實用智力及創造力,聰明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為。

很多人又以為,打造「聰明人」的團隊,公司便能有傑出的成就,作者卻以體壇中常出現的「明星隊」為例打破此幻象。作者並非完全否定「群眾智慧」,只是指出實際上,有很多失敗的團體便是由聰明人組成的,或許,這是「團體迷思」所致,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由於其顧問團太怕質疑彼此的判斷力,急於達成共識,草率下了入侵古巴的決定,結果僅三天,由美國培植的古巴流亡軍便被敵軍殲滅。另一阻力如上文提到,聰明人往往堅持己見,一個由聰明人組成的團隊,尤其是人人都處於高地位時,難免人人自以為是主角,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

那麼,聰明人如何避免做蠢事?作者提到謙虛的重要性,因為謙虛能夠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偏見盲點」。對作者來說,承認自己無知並非老生常談,反而是一個智者的應有表現,例如集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及外交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當他需要做出重大決定時,他都會「以謹慎又開放的思維為標準」,他從不急於判斷,而是「設法謹慎權衡各項利弊」,也嘗試避免慣性思維。對作者來說,反省也不可被忽略,與一般人理解的反省略有不同,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反省」,其實指到人除了學習頭腦上的知識,也要學習解讀寶貴的信號——情緒及直覺。當然,作者並非要人過度信任直覺,但他卻點出過度理性的人,很多時無法「經由有自覺的深思……提醒自己在無意間忽略的哪些細節。」

其實,做了蠢事不用怕,因為可能剛巧你是一個聰明人;不過,一個聰明人可以變得更聰明一點,便是學習謙虛及自省,在錯誤中不斷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