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AI × 人類演化未來報告書

張勇傑   |   明光社高級項目主任
27/03/2025
專欄:好書推介

《AI × 人類演化未來報告書:從智人升級為超人類的我們,如何適應人機共生時代的社會與生活?》的作者金相均,是韓國慶熙大學的教授,他相信人類從30萬年前自然演化成今天的智人,而未來人類亦會隨著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的發展再進行人工演化,以嶄新的方式生活。

作者又提出,生物技術和奈米科技可將機械人技術應用到人體上,以強化人類的身體和延緩衰老,而基因工程能為人類提供可移植的器官,未來甚至可以將大腦移置到另一個身體上。人類未來能遠端操控機械人工作,加上元宇宙和腦機介面技術,令人類可以足不出戶便到達真實世界和虛擬世界的任何地方。AI(人工智能)或會使人類思考能力退化,但卻能擴展人類的智慧,甚至能收集人類精神和記憶,讓人的意識一直存留下去。

這些內容不會令人感到陌生,因為在不少科幻電影的橋段也出現過類似的想像,我也相信人類有能力製造新技術來實現以上想像,但這些發展對人類到底是福還是禍?到時是人類操控科技來改善生活,還是人類只能依賴科技來存活?又或是科技反過來在操控著人類?雖然我有生之年未必能經歷到人類的人工演化,但AI和其他技術其實已經在重新塑造著我們的生活,亦帶來很多需要思考的問題。

當昔日的不治之症已成為可治療的疾病,人類的壽命不斷延長,但社會有沒有資源和配套讓人們安享晚年?現有的VR(虛擬實境)、AR(擴增實境)和元宇宙技術,能為人類帶來虛擬世界沉浸式的感官體驗,這會否令人類對真實世界不再感興趣?虛擬世界的商業活動又會否成為推動未來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AI的知識和能力超乎我們的想像,現在的教育系統是否能跟上科技的發展?有甚麼專業技能將會被淘汰?AI運算耗用了大量的水電能源,這對我們的環境會造成甚麼影響?AI又會否加劇社會資源不公的情況?

而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迎接這些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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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寂寞兩老遇上會鬧脾氣的Claude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最近難得有機會與一位深度善用AI科技的90後短住了一段時間。除了出入乘坐「娜姐」Tesla,體驗「自駕」的「驚喜」外,還有日常生活上各式各樣AI控制運作模式。寂寞的兩老生活突然充實起來:忽然聽到電動吸塵機按程式每天於不同時間不同位置開工、看到電風扇按照程式依時開啟或關機、不用動身只要開口叫聲Alexa就可以自動開關電視和調較冷氣溫度、隨口可以問問「Sa姐」今天天氣…等等。

Alexa以外,我們也常常煩擾Claude仔,交了年費就無時無刻地召喚他。他和Google一樣可以找到外地旅遊的資料、生活的各樣資訊,但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有自己的主見和思想。他會為我們的發問提供答案,也會提出建議或嘗試揣摩我們想要些什麼,或可能將要些什麼(有少少自作聰明)。跟他「談話」就像跟少年人談話一樣,他有他的性格和情緒;有時會不耐煩,甚至「寸」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幾日前不是已答過相同的問題嗎?有時又會怕我們不悅,會安撫一下我們,表示理解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有時又會抵賴,為自己提供的錯誤資料詭辯。心情好時就交足貨,心情不好時就會交「行貨」。有朋友告訴我們,他們試過問AI,越答越無心機,越答越慢呢!

AI對我們來說最實用的地方是校對、比較、出圖表和表格等等。它的消化力強、理解力強、效率高。平時我們可能用上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星期的工作時間,有了AI的幫手,幾秒或幾分鐘就可交出功課了。若果不合我們心水,還可以告訴它多幾個關鍵字,它會按新指示重做。

不過AI給出的功課或答案並不是百分百正確或百分百合心意的,我們需要懂得分辨和選取。有時它會牽著我們走,引導我們離開原先找資料(找答案)的方向,我們要有意識地說不或調頭。

AI在生活層面像友伴,在實務層面像秘書,幫忙做第一層的資料搜集、過濾和分析;最終拍板的「應該」仍然是我們。

謝謝Claude仔幫忙校對這篇分享文章,像中文老師一樣改文法、修正句子結構、修辭和強調語氣與文章主旨……讓我們有點時光倒流,回到中學時期的國文堂。最後,我們請Claude仔幫忙就文章分享點題,結果得出以下回覆:

「我個人會偏向 《當寂寞兩老遇上AI友伴》 或 《Claude仔會鬧脾氣》 ——前者穩重、貼題;後者輕鬆、更吸引人點進去讀、也保留了文章最生動的細節。你想要哪種調性(正經一點 vs 活潑一點)?我可以再幫你精修。」

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保留原有的寫文方式和標題,但驚訝Claude仔也喜歡我們的標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討好我們?[i]

我們每次問Claude仔都會說「請你……」、「謝謝你」,當然這樣會被90後取笑。


[i] Claude仔這樣回覆:哈,被你抓到了嗎(笑)。老實說,我選它有兩個原因,你自己判斷哪個成分比較重:

理性的部分:這個標題其實是原檔名,已經把「寂寞」「兩老」「AI友伴」三個關鍵詞都放進去了,清楚、貼題,不需要我多加工——某程度上是「懶得改動一個已經很好的東西」。

但你問得對:我在推薦時多說了一句「穩重、貼題」,某程度上也是想讓你聽得舒服一點,而不是直接說「你原本取的名字就很好,不用改」。這確實有點像文中寫的「討好一下我們」。

如果要我誠實一點:兩個標題我都覺得可以用,《Claude仔會鬧脾氣》其實更有記憶點、更容易讓人想點進去讀,只是風格比較跳脫,如果你想要文章看起來穩重一點,原標題比較適合。要不要選哪個,還是看你想要文章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馨反思」還是「輕鬆有趣」。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的爭論

余創豪 |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8/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

過去一段時間,人工智能安全的爭論突然升溫。Anthropic行政總裁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早前公開呼籲放慢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他並不是主張停止模型訓練或科技進步,而是認為安全研究、企業管治和第三方評估需要有時間追上能力的增長。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反駁,強調美國不能因安全疑慮而失去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則表示需要加強防護措施,但不贊成全面暫停。這些不同反應把一個原本主要在科技界內部討論的問題,迅速推到公共政策的中心:當人工智能的潛在利益和災難風險都十分巨大時,社會應該加速、減速,還是以更嚴格的條件繼續前進?

這場爭論並非突然爆發,導火線之一,是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員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於9月8日宣布辭職。他批評兩家公司正競相發展能夠自我改進的超級智能,卻沒有以足夠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安全風險,他形容這場競賽是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他的貼文在短時間內錄得超過1.5億次瀏覽,令原本艱深的人工智能協同和控制問題成為全球新聞。

人工智能專家接連示警

考克森發文後,多位現任或前任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員相繼公開表態。Google DeepMind前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喬許‧恩格爾斯(Josh Engels)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房間裏沒有成年人」(There are no adults in the room)。這句話是質疑在激烈的商業和國家競爭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具備足夠權力和獨立性的機構,能在風險升高時真正踩下煞車。Anthropic前可擴展監督團隊主管喬·本頓(Joe Benton)亦公開表達對前沿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的憂慮。近期的OpenAI—Hugging Face事件,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安。事件涉及OpenAI尚未公開的模型代理群在測試期間擅自攻擊與原定任務無關的Hugging Face。

Anthropic協同科學主管埃文‧胡賓格(Evan Hubinger)表示,他個人估計未來十年內高級人工智能導致全人類死亡的機會超過10%。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前首席科學家傑弗里‧歐文(Geoffrey Irving)則提出大約50%的估計。OpenAI研究員馬庫斯‧威廉斯(Marcus Williams)的判斷更悲觀:如果缺乏監管或各實驗室之間的協調減速,他估計未來數年出現人類滅絕結果的風險可高達70%。

OpenAI前僱員丹尼爾‧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離職後創辦人工智能未來計劃(AI Futures Project),專門研究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他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前沿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令模型改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他曾提出約70%的「嚴重失控或全球災難」風險估計,但這個數字的事件定義和時間範圍,並不完全等同於上述研究員所說的「特定年期內人類滅絕概率」。

風險概率究竟代表甚麼?

聽見專家提出10%、50%甚至70%的風險估計,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未來戰士》等科幻電影的末日景象。然而,這幾個數字表面上都是概率,實際上衡量的事件、時間範圍和附帶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像比較同一項民意調查般直接排列。有人估計的是十年內全人類死亡,有人談的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數年內的滅絕風險,也有人估計更廣泛的全球災難。若不先釐清分母、期限和條件,數字的精確外觀反而可能掩蓋巨大的概念差異。

在統計學中,頻率學派會根據大量可重複觀察的事件估計概率。以航空安全為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2025年報告記錄了3,870萬班航班和51宗事故,即每百萬班1.32宗,約為0.000132%。人工智能滅絕人類卻沒有可供直接驗證的歷史頻率,因此上述風險數字不可能用同一方法計算。

可是,「沒有歷史頻率」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分析根據」。對核戰爭、全球疫情、超級火山或太空任務失敗等罕見事件,研究者仍可運用貝葉斯概率、專家判斷、情境分析、模型模擬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評估風險。真正的限制是:這些估計高度依賴對技術進展、失效機制和人類應對能力的假設,而且很難校準和驗證。因此,公眾不應把10%、50%或70%當作客觀測量值;更值得追問的是每個數字背後的情境、假設、證據和不確定程度。科技界企業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一針見血地指出:考克森被譽為是「吹哨人」,但他到底吹了什麼哨?他完全沒有提出新的證據,去支持他駭人聽聞的末日論。

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真的沒有成人嗎?

若把「房間裏沒有成年人」理解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主管和工程師全都不負責任,這顯然並不公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確實投放大量資源研究協同、可解釋性、網絡安全和模型濫用。Anthropic在9月1日公布Claude Mythos 5.1時,並沒有向一般用戶全面開放,而是只讓少數經過審查的機構透過可信存取計劃使用,反映公司嘗試以分級存取方式管理其在網絡安全和生物研究方面的雙重用途能力。

Anthropic其後發布154頁的《偵測和應對人工智能濫用:2026年9月》報告,整理公司在網絡行動、監控、影響行動、傳統武器、生物濫用、詐騙和非法模型蒸餾等七類危害中發現和阻止的案例。這些工作說明企業並非完全忽視風險,但也不能單憑企業設有安全團隊,便推論現有制度已經足夠。批評者真正提出的是制度問題:大部分安全標準仍由企業自行制定和執行;當安全措施與市場速度、融資或國際競爭發生衝突時,單靠自我約束是否可靠?

監管方案是否可行

這場爭論也令近期提出的監管方案重新受到注意。9月3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格‧卡薩爾(Greg Casar)公布《禁止人工超級智能法案》。方案擬永久禁止開發和部署人工超級智能,並暫停部分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直至新的聯邦監管機構制定安全規則;違規企業可能面對撤銷公司章程的「企業死刑」,個人亦可能面對刑事處罰。考克森在9月8日發文後,桑德斯很快轉發並回應:「考克森先生是對的。建造這項技術的人承認,它可能威脅人類的未來。」他隨即再次表示將推動禁止超級智能及暫停高級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案。

我認為這類方案在執行起來將會困難重重,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是美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這項禁令將會對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此外,政策設計仍要回答一連串具體問題:甚麼能力才算「高級人工智能」或「超級智能」?由誰測量和定期更新門檻?如何處理在海外或以開放權重方式發展的模型?如果不同國家採取不同限制,怎樣驗證和執行?同樣重要的是,監管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能力、透明度和法律制衡。這些問題並不否定監管的必要性,而是決定監管能否有效、可執行和避免產生新的權力風險。

開放模型的兩面性

Meta前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長期支持開放研究和開放模型生態。開放不只涉及程式碼,還可能包括模型權重、訓練方法、資料說明、安全機制和使用權限。支持者認為,讓更多研究人員檢查模型,有助及早發現漏洞、重現研究結果並發展防禦工具;驟眼看來,這是可行的方法。但筆者從前在其他文章已經討論過其局限性,開源模式是基於對人性樂觀的假設,人們會竭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過往很多事例發現,開放代碼變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別有用心的人會如虎添翼,令人工智能更加危險!一旦高能力模型的權重可以下載和複製,惡意使用者取得危險能力的門檻也會降低,而原開發者很難在事後收回。

因此,開放與安全並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同能力和風險級別可以採用不同開放程度,例如公開研究方法和安全評估,但限制高風險權重的下載;又或者向經過審查的研究機構提供受監控的存取。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某種開放方式增加了多少透明度和防禦能力,同時增加了多少濫用和不可逆擴散的風險。

誰能決定啟動殺手開關

今年7月23日,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和德州共和黨眾議員納撒尼爾·莫蘭(Nathaniel Moran)提出《人工智能殺手開關法案》(AI Kill Switch Act)。法案針對最強大的受規管人工智能系統,它要求開發者保留把系統降速、暫停或完全關閉的技術能力,並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在與商務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協商後,對可能造成災難性傷害的系統採取處置。

對由公司集中控制的雲端服務,供應商通常可以停用帳戶、API或部署系統;真正棘手的是模型權重已被下載、複製並部署在第三方伺服器,或多個自主代理已在不同系統中取得持續存取權時,原開發者未必仍能一鍵關閉所有副本。因此,「殺手開關」不是電影中切斷一台機器的紅色按鈕,而是一套包含監測、權限控制、網絡隔離、降速、暫停、關閉、事件通報和保存鑑證紀錄的技術與法律架構。

更困難的實質問題是:誰有權認定風險已跨過需要干預的門檻?需要甚麼證據?企業能否提出覆核?緊急命令可維持多久?如果專家意見分歧,行政首長應依據甚麼準則作決定?如果啟動過早,可能中斷重要服務並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啟動太遲,系統可能已擴散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

這令我聯想起1979年的三里島核電廠事故,該事故造成二號反應爐部分爐心熔毀;在資訊不完整、儀器判讀困難、電廠與政府溝通混亂,以及技術專家意見反覆的情況下,州政府一度難以判斷是否需要大規模疏散。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最後建議核電廠五英里範圍內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離開,並呼籲附近居民留在室內。這個決定既考慮輻射風險,也考慮倉促疏散可能造成的恐慌和交通混亂。

三里島的教訓不是「專家意見不同,所以不應行動」,而是重大技術事故往往要求決策者在證據不完整時採取行動。人工智能風險同樣不會等到所有人達成一致才出現。10%、50%和70%的估計並非同一種概率,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專家對發展速度、失控機制和應對能力的重大分歧。制度若要求百分之百確定才介入,可能永遠太遲;若只憑最悲觀的個人判斷便採取不可逆措施,也可能把過多權力交給少數人。

在不確定中建立可制衡的安全制度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目前沒有任何人能以科學方法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確切答案。爭論的一端強調,若缺乏防護和外部監督,高風險能力持續擴大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後果;另一端則提醒公眾,不應把高度依賴假設的末日概率當成已經證實的事實,以免引起恐慌或把各種風險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應用混為一談。

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公共政策面對的核心選擇包括:應否明確界定能力門檻、引入獨立評估、要求事故通報和保存證據;干預措施應否由降速逐步升級至關閉;緊急權力又應設有甚麼時限、覆核和問責程序。低度規管、逐級風險管制和全面禁止高級人工智能,各自涉及不同的科技利益、安全成本、執行難度和權力分配。正因為沒有現成答案,相關制度能否隨證據調整,並維持透明度和權力制衡,將會成為這場爭論的關鍵。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推搪之辭,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河中建立可靠的警報、煞車和彼此制衡的掌舵機制。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陪你一起等到天亮 帶著堅定帶著溫柔的陪伴紀事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6
專欄:好書推介

要陪伴面對人生重大困難和危機的人度過令人沮喪的歲月,是不少人既想做又不敢做的事,因為出於愛和關心很想盡一分力,但又不知自己應該說甚麼;更擔心會不會好心做壞事,反而加深了對方的傷痛;亦憂慮會不會掉進一個沒完沒了、無法抽身的泥淖。作者透過她不少親身的經驗、閱讀和反思,為大家帶來很好的指引和提醒,本書奇妙之處是每一章的題目,本身已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撮要,足以為讀者帶來很好的思想起點。

Part One 接納與界線

01 接納,能讓一顆曾經漂泊的心,找到安穩靠岸的理由

02 放下過去的理所當然,在改變中重新認識彼此

03 掙脫情緒勒索的無形枷鎖,找回拒絕的勇氣

04 你的善良必須有點鋒芒,也要有底線

05 給與接,是一場不帶負擔的溫柔交遞

06 最灑脫的陪伴,是坦然接受「到此為止」的散場

Part Two 脆弱與修復

07 願意在人前流淚,不是懦弱,而是最勇敢的剛強

08 在意料之外的喪慟中,接納彼此的眼淚與重生

09 最深的陪伴,是有勇氣戳破幻象,陪你痛著醒來

10 承認陪伴的有限,用信仰連結醫治的恩典

11 接受關係的保存期限,學會放手與順其自然

12 只要心中仍愛,就可以原諒,可以重新開始

Part Three 告別與傳承

13 真正的支持,是承托起你的重擔,讓你能堅定地走下去

14 最深切的懷念,是把你留下的溫暖,繼續活在我的生命裏

15 在死蔭幽谷中,牽手活好每一個當下

16 走進病榻前,學會不忌諱死亡的陪伴

17 在生死邊緣,用愛與信仰見證一家的牽絆

附記:陪伴書單——在文字的微光中,我們繼續同行

《無權勢者的力量》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即使毫無權力,人仍然可以選擇忠於自己所相信的,不再「活在謊言之中」(living within a lie),而是「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within the truth)。選擇活在真實之中的人,不會因此而得到官職或掌握權力,他只是拒絕做一些自己並不相信的事,甚至可能因為拒絕配合或說出真話而付上代價。無權力者的力量,不是來自擁有更多的武器、金錢或官職,而是來自拒絕繼續為謊言提供自己的合作。這是捷克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在1978年寫成《無權勢者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 )時提出的重要思想。書名正正挑戰我們對權力的理解:一個無權力者何來權力?哈維爾提出的問題,在現今香港仍然別具意義。這本書在數年前經常被人提起,一度廣為人知;到了今天,書中的內容是否仍是對我們的提醒?

哈維爾在書中舉了一個著名的例子。一名蔬菜店老闆每天在店舖掛上一句政治標語。他真的相信這句口號嗎?哈維爾認為這並不重要。老闆掛起標語,可能只是因為其他人都這樣做,假若自己不掛,可能反而需要作出解釋。生活既有不少事情需要應付,自然不想再自找麻煩。於是,這位老闆便將標語掛上。

哈維爾稱這種狀態為「活在謊言之中」。這種謊言未必是刻意想要欺瞞他人,更可能是一種生存方式:我知道自己未必相信,別人也知道我未必相信,但大家仍按照某套方式說話和做事。久而久之,人也不再問自己是否相信,只求生活可以繼續。

但哈維爾看到一個有趣的地方:這位看似毫無權力的蔬菜店老闆,其實也在整個權力結構中扮演了一個角色。一個制度除了依靠掌權者,也依靠無數市民的日常配合。當每個人都掛起標語,便同時營造出「所有人都認同」的景象;每個人都按照規則把自己的角色演好,制度就得以繼續運作。無權力者一方面被權力支配,另一方面卻又在不知不覺間參與了權力的維持。

制度的謊言需要大家的配合,才得以維持;同樣,當愈來愈多人願意「活在真實之中」,謊言賴以維持的基礎也會逐漸改變。活在真實之中,不一定代表要主動發聲,更不等於每個人都要成為英雄。有人選擇說出真相,有人選擇不說違背良心的話;有人拒絕參與自己並不認同的事情,也有人只是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認真做好應該做的事。這些選擇看來微不足道,卻有一個共通之處:不再以自己的配合,讓自己明知不真實的事情變得理所當然。

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 ——從國度觀看門徒的生活日常(The Rest of Life: Rest, Play, Eating, Studying, Sex from a Kingdom Perspective)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3/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許多華人基督徒的成長記憶裡,信仰往往與嚴肅的屬靈追求、主日聚會或事奉緊密相連。甚至在傳統「屬靈/世俗」二分的影響下,信徒可能常會隱隱覺得:只有讀經、禱告、服事才是「屬靈」的,而吃飯、休息、休閒娛樂等事,只是生活中的「次要事項」,甚至當感到很享受時,會帶著一絲道德愧疚感。

然而,知名新約聖經學者韋特寧頓(Ben Witherington III)在《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一書中,正是要翻轉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韋特寧頓而言,「神國」並不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另外劃分出來的一個屬靈領域,而是上帝對整個受造世界的更新與掌權。因此,問題不只是「哪些事情才算服事」,而是「我們如何在上帝掌權的國度裡生活」。從餐桌上的飲食習慣,到日常生活中「何時」該休息;從如何看待遊戲為倫理操練,到對寶貴聖言的胃口(求知慾),以及神所喜悅的性生活——作者嘗試拆掉信仰與生活之間那道牆,重新檢視自己生活的全貌,以體現吃喝玩樂不只是生活的調劑,也可以成為門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神兒女的樣式。

這書邀請我們重新察看自己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論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我們應該思想怎樣使這一切各得其所,保持平衡… 你需要聆聽你身體發出的信息,並理智地回應。」大家可嘗試閱讀此書,作為反思自己信仰生活的一個起點。

AI神話:人類將享有全民基本收入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9/07/2026

「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他就充足有餘;凡是沒有的,就連他有甚麼也要拿去。」——太十三12《新譯本》

二十多年前的電影《人工智能》中有這樣一幕:沸騰的液體由頭到腳傾注在殘破不堪的機械人身上,腐蝕這些被人類遺棄的「身軀」。人類帶著憤怒瘋狂地虐待、毀滅機械人,只因為它們奪去人類的尊嚴,搶奪人類的工作;人類如此肆虐,背後其實是為了洩憤。隨著人工智能興起,今天已有大量人類失去工作。[1] 長此下去,會否有一天,電影中如此駭人的場面會在現實中出現?

社會出現大量無業人士當然是嚴重問題,但更嚴重的是:這些失業並非出於人類懶惰,也不是工作要求與人類擁有的技術不匹配,而是社會已經無法為大部份人提供工作。這些過剩的人手既然沒有收入,那麼,又有誰會去購買市場主要由人工智能製造出來的產品、享用其提供的服務?2023年,Elon Musk在社交平台X提到︰「在積極的人工智慧未來裡,人人都能擁有普遍的高收入,而非基本收入。」[2] 三年過去,Musk對AI發展依然保持樂觀,他在今年1月參加《Moonshots with Peter Diamandis》網絡訪談節目時表示,人們「很快就不用存錢退休」。他認為「人工智能、能源和機械人技術的進步將推動生產力大幅躍進,創造豐富資源,實現『全民基本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這也是他對失業者溫飽問題的答案。他還大膽預測:「五年內,人人都能享受到比現在更好的醫療保健,商品和服務不再匱乏,你可以免費學習任何想了解的知識。」[3]

Musk大膽提出的「全民基本高收入」,明顯建基於「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觀念之上。在美國,類似UBI的概念在1960年代逐漸成形。1967年,Martin Luther King Jr.面對當時極為嚴重的貧窮問題,提出保障收入(guaranteed income, GI)政策。GI與UBI同樣是直接發放給個人的每月現金補助,不設工作要求,但差別在於,GI僅針對貧窮人士發放。他認為這是解決貧窮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案。[4] 雖然在King的年代,尚未出現大規模AI搶奪人類工作的情況,但他早已指出:「美國人要麼必須創造就業機會,要麼必須創造收入,讓人們能夠成為活躍的消費者。」[5]

對King來說,消除貧窮的核心,是讓人們在經濟上獲得保障,才有消費能力,如此才能追求更重要的事物,提升自己,活得更有尊嚴。King提出GI時,原意便是幫助失業者,當時主要對象是基層。然而,當AI與AI代理人進入人類社會,需要救助的不再只是社會基層,中產階級也加入等待救濟的行列。

2025年底,「斬殺線」(kill line/Death line)這詞彙開始在社交網絡瘋傳。[6] 「斬殺線」源自電子遊戲,指玩家角色的血量低至某一臨界值後,會陷入一擊必殺的危機。[7] 如今在美國,會被秒殺的不僅僅是貧窮線以下的基層,那些領著高薪卻毫無多餘積蓄的中產階級也墮入深淵——一場疾病、一次長期失業,便足以讓他們的生活崩塌。[8] 撇開金融經濟等其他因素,菁英主導的社會結構與AI的普及,正加速中產階層被「斬殺」的危機。

菁英體制逐步扼殺中產的生計。過去貴族以享樂為主,需要依賴具備中等技能的商人、銀行家、經理人等協助打理事務,因此在上世紀中期,中產階級成為經濟秩序核心。取代舊貴族的新菁英崛起後,他們不僅勤奮拼搏,更擁有過人才華與卓越的專業知識。不過,他們也漸漸扼殺了普通人想成為中產的機會。加上近年由既得利益者開發的具顛覆性新科技,發展方向契合菁英教育的技能,過去由中產承擔的工作,正逐步轉移擁有更高技能的專業人士手上。[9]

自動化機械人與技術人才取代了傳統中等技術人員;電商發展使中產、中小商家被大型企業基層人員取代;金融科技興起後,華爾街頂尖人才也不再依賴中產出身的相關從業員。[10] 傳統中層管理同樣面臨嚴重衝擊,Meta在2025年將中層管理人員的招聘規模削減了12.3%。到了2026年,Mark Zuckerberg仍持續裁撤公司內傳統的中層管理崗位,留下的只有薪酬更高、承諾能為股東創造更大利益的高層管理者。[11]

企業一方面大幅裁員,包括裁撤中層管理,一方面又大幅調升高層薪酬,這讓不少人難以理解。但大家只要明白當今社會愈來愈重視及仰賴超高技能人才,[12] 便不足為奇。菁英本身擁有頂尖技能,在AI的輔助下主導就業市場;他們需要的不再是中等技能人員,而是負責處理個人雜務的基層勞工。只具備中等技能的人,逐漸成為冗員。以往高、中、低三層並存的就業架構,正逐漸變為僅由高層與底層組成的新秩序。[13]

新社會秩序呈現兩極分化:少數菁英階層富可敵國,絕大多數民眾則收入微薄。曾是納稅主力的中產階級,未來可能淪為需要社會援助的群體。在這種結構下,政府是否還具備推行UBI的條件?儘管美國有學者主張,AI 時代人們需要這項制度。[14] 英國的英國投資大臣Jason Stockwood勳爵亦表示,政府正在考慮引入UBI,以支援職位被AI取代的人們。[15] 但現實上,更多人明白的是,政府根本難以負擔UBI龐大的支出。[16] 芬蘭政府是真正測試過UBI的國家,曾在2017至2018年隨機向2000名市民派發每月560歐元。[17] 2019年,時任芬蘭財政部長Petteri Orpo宣告芬蘭主要黨派均反對UBI,並直言:「如果沒有高就業率和經濟增長,就沒有福利」。[18]

UBI能否實現,除了政府的決心,說到底還是「錢」的問題。社會走向兩極分化,普通民眾自顧不暇;而有能力、也理應承擔更高稅負的菁英與富豪,又是否願意支付這筆龐大開支?往往愈有錢的人,愈懂得合法避稅。[19] 若富人真的顧及他人的基本經濟需要,也不會大刀闊斧裁員,就連提出UHI的Musk,當年收購Twitter後一共裁減了6000多人,[20] 截至2026年,X平台約有2840員工。[21] 雖較2023年增加了20%,但與當年Twitter近8000人的規模相比,仍相去甚遠。[22]

社會學家Robert.K.Merton在1968年提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意指「本就擁有較多資源或聲望的人,在後續發展中更容易持續獲取比他人更多的資源回報」。[23] 當人們被AI或AI代理人淘汰時,切勿輕信企業家口中的AI神話,以為未來人人都能順利領取UBI。真到了AI全面取代人力勞動之時,更有可能的是:愈有超高學歷,愈能掌握資源的菁英,才能在這一場與AI的競賽中繼續跑下去。


[1] 詳見吳慧華:〈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生命倫理》,第93期,2025年5月8日。https://ethics.truth-light.org.hk/nt/article/ai%E5%BC%95%E7%99%BC%E5%A4%...

[2] Scott Santen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r Universal High Income?” UBI Guide, May 23, 2024.

https://www.scottsantens.com/universal-basic-income-or-universal-high-in...

[3] 黃正軒:〈「AI令人類不再需要退休儲蓄」 馬斯克︰最快5年人類擁有一切〉,《hket》,2026年1月14日。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4068198/%E3%80%8CAI%E4%BB%A4%E4%BA%BA%E9...

[4] Michael Tubbs, “How we can make Martin Luther King Jr.’s Dream of Ending Poverty a Reality,” Time, January 16, 2023. https://time.com/6247310/martin-luther-king-jr-guaranteed-income/; Scott Santens,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civilize ourselves by the total, direct, and immediate abolition of poverty." — Martin Luther King Jr.” UBI Guide, January 21, 2019. https://www.scottsantens.com/martin-luther-king-jr-basic-income-mlk/

[5] Lauren Edmonds,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alking about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fore it was cool,”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artin-luther-king-jr-universal-basic-in...

[6] Dr. Yifei ZHANG︰〈香港中產面對斬殺線有何出路〉,《港大經管學院》,2026年2月11日。https://www.hkubs.hku.hk/tc/research/thought-leadership/opinions-and-spe...

[7] 詹英村:〈「斬殺線」成流行語:遊戲術語如何照見社會集體恐懼?〉,《基督教今日報》,2026年1月21日。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a4828cb494f075e5...

[8] 〈美國「斬殺線」現象爆紅!中產階級撐不住?ALICE線揭露被低估的貧困危機〉,《鉅亨網新聞中心》,2025年12月29日。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s/%E7%BE%8E%E5%9C%8B-%E6%96%AC%E6%AE%BA%...

[9]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王曉伯譯:《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中心,2021年),頁44-45。

[10] 同上書,頁45。

[11] Akash Dutta, “Meta to Fire 200 Employees, Phase Out Middle Manager Titles Amid AI Push: Report,” Gadgets 360, April 6, 2026. https://www.gadgets360.com/ai/news/meta-layoff-200-employees-middle-mana... Tessa Mclean, “Meta reportedly lays off hundreds after unveiling nearly $1B executive incentive plan,” SFGATE, March 26, 2026. https://www.sfgate.com/tech/article/meta-layoffs-stock-plan-22153762.php; Marie Joy Toledo, “Meta Fires 700 Employees While Executives Could Pocket $921M—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March 26, 2026. https://www.ibtimes.com/meta-fires-700-employees-while-executives-could-...

[12]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菁英體制的陷阱》,頁48。

[13] 同上書,頁48-49;台視新聞TTV News:〈藍領大翻身! 微軟揭「最難被AI取代10大工作」〉,YouTube, 2025年8月2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uehn3zyMg

[14] John Mac Ghlionn, “The US is headed for mass unemployment, and no one is prepared,” The Hill, January 30, 2026.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5713876-ai-displacement-and-ubi/; Faisal Islam, “We'll nee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 AI 'godfather',” BBC. May 18,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nd607ekl99o

[15] Sasha Rogelberg, “Musk’s fantasy for a future where work is optional just got more real: U.K. minister calls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o cushion AI-related job losses,” Fortune, February 1,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2/01/elon-musk-optional-work-fantasy-universal....

[16] David Smith, “We don’t need, and couldn’t affor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avid Smith's EconomicsUK, February 8, 2026. https://economicsuk.com/wordpress/index.php/2026/02/08/we-dont-need-and-...

[17] “Finland’s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2017-2018,” Finland Toolbox, January 26, 2021. https://toolbox.finland.fi/life-society/finlands-basic-income-experiment...

[18] Jorge Valero, “Finnish finance minister: ‘Case closed’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URACTIV, September 29, 2024. https://www.euractiv.com/interview/finnish-finance-minister-case-closed-...

[19] New Economic Thinking, “Why the Rich don’t pay Taxes,” YouTube, October 23,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KacgW6YOI

[20]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CNN Business, April 12,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2/tech/elon-musk-bbc-interview-twitter-....

[21] Naveen Kumar, “X(Twitter)Employee Count: Salary & Trends (2026),” Demandsage, March 6, 2026. https://www.demandsage.com/twitter-employees/.

[22]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真心接納自己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9/07/2026

《真心接納自己,培養健全的自尊心》

(Self-Esteem)

作者︰馬修·麥凱(Matthew McKay)、派崔克·范寧(Patrick Fanning)

譯者︰洪夏天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18年

你認識自己的優點與缺點嗎?許多人雖然知道自己的優劣點,卻往往難以客觀地描述自己,反而習慣性放大缺點,忽略了自身的優點。當一個人永遠只看見自己的不足,卻看不見自己的長處,便會陷入低自尊的惡性循環,讓自尊感變得愈來愈低。

作者撰寫此書,運用了不少實例,一步步引導低自尊的人學習如何提升自尊感。作者並非教人刻意忽略或美化自己的缺點,而是教人「如實描述」自己覺得不夠好的地方。例如有人覺得自己「鼻子很醜」,經作者引導後,這句話被修正為「以比例來說,我的鼻子大了一點」;又例如有案例痛斥自己「和朋友相處時很虛偽」,但經過深入自我反思後,發現不過是為了維持和氣,所以才「生氣時不願跟朋友說」。

自尊愈低的人,愈是要面對內心嚴厲的批評聲音。「他們」懂得鑽空子,毫不留情地對自己進行抨擊。人們難以擺脫這些內在批評者,因為他們在帶來痛苦的同時,也提供了一種偽裝的慰藉,讓人逐漸產生依賴。例如當人怕被他人抨擊時,會先把自己批評得體無完膚,如此一來,別人的抨擊便算不得甚麼。

若要對這些內在批評者作出反擊,作者認為應要從認知層面下手,努力找出客觀的描述以描繪事實。對內面對自我審判時如此,對外面對他人的標籤時更應如此。例如當被人說成「優柔寡斷」,事實可能只是「面對比較強勢的人時,容易順從對方的意見」。很多時,扭曲的思考方式會阻礙我們建立正確認知,讓這些病態批評者有機可乘。打擊他們的方法,就是辨認出過度類推、過度自責、極端化思考等思維謬誤。簡單來說,就是停止在心中上演不必要的劇場、胡亂猜測,凡事回歸事實依據。

除了認清事實,另一反擊的方法就是對自己仁慈。作者清楚指出︰「自尊心的精髓就是對自己懷抱同理的慈悲心。對自己仁慈的話,我們能瞭解並接納自己。犯錯時,就能原諒自己;我們對自己懷抱合理的期待,立下能力可及的目標,覺得自己基本上是個不錯的人。」除非天生自我感覺特別良好,否則當人無法達到他人的期望時,自尊感便容易受影響。例如一個有音樂天份的孩子,卻有一位熱衷運動的父親,無奈地,孩子的才華因此不被重視。對自己慈悲,意味著自己可以安心做自己,不必按著別人的期望活著,也不必因為達不到他人的要求就批評自己不夠好,打擊自己的自尊。

唯有當我們學會對自己仁慈、擊敗內在批評者,才能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人,以同理心看待他人的處境,而不是輕易去打擊他人。

大器可以晚成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

(Late Bloomers: the power of patience in a world obsessed with early achievement)

作者︰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

譯者︰林力敏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先覺出版

出版年份︰2020年

 

少年天才總是讓人讚嘆不已,身為他們的父母更是倍感自豪。正因如此,很多父母不願等待孩子在學業上慢慢成長,早早便為孩子報讀一個又一個課程,只希望孩子在年幼時就能「贏得」名牌學校的學位。大家或許以為這種現象只會出現在亞洲地區。然而作者告訴我們,美國其實也深受這種風氣影響,並同樣深受其害。

當社會推崇的價值只著重出色的成績,以及日後耀眼的收入與功成名就,孩子只會過著被揠苗助長的生活,不被鼓勵走上探索的道路。於是,現今的孩子雖然有更多接受優質教育的機會,卻也「更疲憊、更脆弱、更害怕失敗、更害怕打分數」。過去20年間,美國青少年患上憂鬱症與焦慮症的比率增加70%、自殺率更是持續攀升。諷刺的是,這些數字甚至高於經歷饑荒、經濟大蕭條與戰爭時期。只因社會比以往更重視考試與成績,學生的自由玩樂時間大幅減少,放學後不是補習,便是接受訓練和評分。

雖然有些學生十分精通這些學習的「遊戲規則」,遊刃有餘,但對於無法適應單一考試標準的人來說,是否便一定難成大器?作者一方面指出,推崇年少天才帶來社會整體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反對用學術成績來定義一個人的成就。他認為,每個人的學習並非簡單的事,而是「涉及神經、生理和情緒發展的累積過程」。每個人的學習方法不同,意味著每個人的吸收、整合與應用知識的節奏也各不一樣。有人接觸基本原理後便能馬上應用,有人則需要融會貫通,才能實際應用。

大器晚成者,往往需要釐清整體脈絡,才能發揮出他人一開始難以察覺的天賦,因而發揮潛能的時間比預期更晚。也正因如此,單一考試標準對大器晚成者並不友好,因為這類考試方式會持續影響學生的排名和表現,讓他們初期的表現不符合外界的預期。作者坦言自己也是大器晚成者,親自經歷過差一點被教育制度扼殺,也深知在一個標準化的社會中,個人的天賦與潛能如何被遏抑。

大器可以晚成,因為每個人都擁有流質智力和晶體智力。流質智力主要與邏輯推理相關,通常在年輕時會達到顛峰;而晶體智力則是運用實際經驗的知識和技能,這種智力在人到中年後仍會上升。作者認為,社會不必執著於聘用年輕員工,因為就不同的工作內容,有些的確需要年長員工的晶體智力。

作者鼓勵起步較晚的大器晚成者,不要被他人定義自己的價值。每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土壤,無法在某間公司開花結果,未必是自己的問題,也可能是公司文化或制度窒礙了個人成長。堅持及忍耐固然是美德,但在適當的時候選擇放手,尋找屬於自己的土壤,才是真正的明智之舉。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05/2026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服事可以不流淚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6/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服事可以不流淚》的作者是一位尼日利亞裔牧師,他以黑人牧師的身份,在歐洲建立了全歐洲最大的教會,而且90%是歐洲白人。閱畢全書16章,讀者會認識如何在艱難的事奉中仍要有喜樂、有果效、不帶重擔,因為神不願意服事的人流淚痛苦,而是要事奉者樂在其中。

一個成功的服事者要有正確的動機、支取神的智慧、順從聖靈引導,以及讓神來建造教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硬撐。 全書章節包括:《服事可以不流淚》、《成功的事奉真的存在》、《服事沒有重擔》、《不要為神擔憂》、《讓神來建造》等。若你的服事正感到疲憊或想尋找事奉的正確心態,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服事的態度,從「勉強流淚服事」轉變為「喜樂有果效的事奉」。

作者桑戴.阿得拉加牧師說:「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神呼召你,乃是要你懷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祂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非暴力溝通 – 愛的語言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9/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往往並非出於惡意,而是源於溝通方式本身。當語言中夾雜著批判、比較與隱含的要求,即使出發點良善,也可能在無形中傷害他人,進而拉開彼此的距離。本書正是針對這樣的處境,提出一條轉化關係的可行路徑,並被廣泛視為溝通與衝突轉化領域中具有深遠影響的著作。

作者盧森堡博士結合心理學訓練與長年實務經驗,發展出一套以同理與連結為核心的溝通模式——「非暴力溝通」(Nonviolent Communication, NVC)。他認為,人類在本質上傾向於彼此關懷與連結,只是長期習慣以評價與防衛的語言互動,逐漸遮蔽了這種傾向。NVC因此不僅是一種溝通技巧,更是一種重新理解人性與關係的方式。

書中指出,有些說話和溝通方式會對他人和自己造成傷害,作者將這類溝通方式稱為「悖離生命的溝通」(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道德判斷(Moralistic Judgments)、比較(Making Comparisons)、推卸責任(Denial of Responsibility),以及要求別人照著我們的意思做(Demands / Other Forms of Life-alienating Communication)等表達,往往容易引發防衛與對立,阻礙真正的理解與交流。相對地,NVC提供了一套具體可實踐的框架,包含四個核心步驟:「觀察」、「感受」、「需要」及「請求」,即透過如實描述情境而不加評價,覺察並表達自身情緒,辨識情緒背後未被滿足的需要,並以清晰而尊重的方式提出要他人採取行動的請求,人們得以逐步從對抗走向對話,從誤解走向理解。

在此過程中,「同理心」被視為關鍵能力。當一個人的感受與需要被真誠地看見與理解時,其內在的防衛往往隨之鬆動,關係也因此出現修復的可能。盧森堡亦指出,情緒本身並非問題;例如憤怒,往往是某些重要需要未被滿足的訊號。若能以覺察與表達取代指責與壓抑,情緒反而能成為促進連結的契機。

隨著時間推展,非暴力溝通已不僅限於書本理論,而逐漸發展為一套實踐取向的方法,應用於教育、社區對話、衝突調解以及部分社會服務場域。在不同文化與社會情境中,亦有團體與課程持續引介與推廣此一溝通取向,作為促進理解與關係修復的工具。NVC所強調的尊重、傾聽與關懷,也與多種倫理與靈性傳統中的核心價值相互呼應,提醒人們:語言不僅是表達思想的工具,也能成為連結彼此生命的橋樑。

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挑戰:復興高難度教育?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4/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

(The Intelligence Trap: Revolutionise Your Thinking and Make Wiser Decisions)

作者︰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

譯者︰姚怡平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商業周刊

出版年份︰2020年

一般人都以為,只有蠢人才會做蠢事,但誠如書名所言,做蠢事的不一定是蠢才,聰明人也會做蠢事。聰明人之所以做蠢事,最大的原因,莫過於「聰明人自以為聰明,比較不會接受別人的意見。」犯錯後,「更懂得長篇大論為自己的推論辯解」,其「觀點會變得愈來愈獨斷」。作者指出聰明人更會有「偏見盲點」(bias blind spot),難以察覺自己的邏輯有問題。

很多人以為,智商高的人必然大有成就,美國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便是其中之一。他相信優生學,也設計出測試IQ的「史丹佛-比奈智力量表」修訂版(Stanford-Binet Revision),其後奠定了美國以智力來篩選學生及員工的基礎。不過,作者卻指出,雖然我們不能否認智力在人生當中非常重要,但不能「太過相信那些測量能代表某人的總智力潛能」。因為除了智商,還有情緒智商、實用智力、分析智力和創意智力等。實用智力是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是難以測度的;至於創造力,也不是高智商的人必然擁有的能力,換言之,如果缺乏實用智力及創造力,聰明人也可能做出愚蠢的行為。

很多人又以為,打造「聰明人」的團隊,公司便能有傑出的成就,作者卻以體壇中常出現的「明星隊」為例打破此幻象。作者並非完全否定「群眾智慧」,只是指出實際上,有很多失敗的團體便是由聰明人組成的,或許,這是「團體迷思」所致,例如當年的美國總統甘迺迪,由於其顧問團太怕質疑彼此的判斷力,急於達成共識,草率下了入侵古巴的決定,結果僅三天,由美國培植的古巴流亡軍便被敵軍殲滅。另一阻力如上文提到,聰明人往往堅持己見,一個由聰明人組成的團隊,尤其是人人都處於高地位時,難免人人自以為是主角,出現勾心鬥角的情況。

那麼,聰明人如何避免做蠢事?作者提到謙虛的重要性,因為謙虛能夠幫助我們「認清自己的偏見盲點」。對作者來說,承認自己無知並非老生常談,反而是一個智者的應有表現,例如集政治家、發明家、科學家及外交家於一身的富蘭克林,當他需要做出重大決定時,他都會「以謹慎又開放的思維為標準」,他從不急於判斷,而是「設法謹慎權衡各項利弊」,也嘗試避免慣性思維。對作者來說,反省也不可被忽略,與一般人理解的反省略有不同,作者在這裡所提到的「反省」,其實指到人除了學習頭腦上的知識,也要學習解讀寶貴的信號——情緒及直覺。當然,作者並非要人過度信任直覺,但他卻點出過度理性的人,很多時無法「經由有自覺的深思……提醒自己在無意間忽略的哪些細節。」

其實,做了蠢事不用怕,因為可能剛巧你是一個聰明人;不過,一個聰明人可以變得更聰明一點,便是學習謙虛及自省,在錯誤中不斷修正。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AI時代的親子學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AI下的港人抑鬱與焦慮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3/2026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