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在AI面前,人還能自主選擇嗎?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11/2024

人普遍認為自己有選擇權,選擇買甚麼、吃甚麼、喝甚麼和穿甚麼。整個過程就是,看見自己想要/需要的東西,然後選擇購買,這看似是人的自主選擇,但事情果真如此嗎?自網絡的出現,人能夠自主選擇的機會已經逐漸減少,現在,人所作出的選擇,其實很大程度受到人工智能(AI)和演算法的操控和引導。這是否就意味著,人再無法作出選擇?答案是「否定」的,人仍能夠選擇是否遵從人工智能的建議,但人性真的允許人類這樣選擇嗎?筆者嘗試分析網絡大數據如何影響人的選擇,再推進至人如何自主地放棄思考,自願地被人工智能控制。

網絡世界中的自主與抉擇

有關大數據和演算法如何影響用戶使用網絡,可參閱本社過往推出過的文章。[1] 提到大數據,必然令人聯想到Google,以香港的情況,基本上沒多少人能脫離使用Google,無論搜尋甚麼資訊,這個強大的數據庫,總能提供豐富資訊,相信現在使用Yahoo以及Bing來搜尋資訊的人,只屬少數。之不過,強大的數據庫其實也代表著它會從中學習,分析用戶的網絡使用習慣以及常輸入的問題,並且能得出相當精準的推算結果,也就是說,用戶透過手機、電腦或網絡獲得的資料、留下的消費及搜尋記錄、發出的電郵與簡訊,都赤裸裸地揭示了自己。

《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一書中,記錄了不少受大數據影響的例子。作者里歐納德指出,當Google以用戶的搜尋記錄作為線索,它可能比當事人更早知道自己懷孕了,這都是一些非常精準的數據分析,換言之,Google也有能力決定用戶看哪些資訊、聽哪類人說話,或作出一些它能夠預測到的行動。[2] 最生活化的例子就是當用戶在網上搜尋想要買的物品後,就會發現在許多軟件、網站、社交媒體中,都會出現曾經搜尋過物品的廣告,這些資訊不斷出現,一再勾起人的欲望,買下它們只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是能夠預測到的行動。若然遇上這種情況,廣告的出現自然不是上帝給人們的印證,而是代表人們在「迴聲室」(echo chamber)遊走罷了。[3]

大約在10年前,Amazon嘗試使用人工智能來篩選應徵者的履歷,它從100份履歷中篩選出最適合的五份履歷,Amazon隨後就會僱用這五位應徵者。但後來有人發現,這個理性的人工智能竟然因為過去獲聘的人以男性居多而自動將女性應徵者的履歷排除在外。由此可以預視到,若由理性的人工智能「統治」世界,為了減少碳排放量,對它來說最有效率的方式,可能就是將人類排除在外。[4]

人是失去了,還是放棄了思考?

從人工智能不斷收集數據開始,人似乎難以躲避「迴聲室」造成的影響,單一的資訊吸收渠道,令人無論對電影、時事或政治的觀點,都失去了容納差異的器量,這是否代表在人工智能的世界,人類無法自主思考已經成為不能逆轉的事實呢?理論上不是,但實際上人往往自願地配合人工智能,因為人很容易聽自己想聽的說話,看自己想看的事物。在這裡筆者嘗試透過現代社會的文化講述當中的道理。

比起變幻不斷,人更喜歡萬事萬物掌握於自己手中,對他者也是如此。近來無論在海外抑或本地都非常流行16型人格測試(MBTI),基本上,不少大學生或青少年在認識朋友時,都會以MBTI作為參考,以掌握對方的性格,MBTI測試的結果亦常見於交友軟件的個人介紹中。曾經有人對此現象作出分析,並將文章在一份期刊發表,當中指出,許多人與朋友交談時,都會聽到朋友提及MBTI,而一些公司在聘請員工的時候,都會要求應徵者做MBTI測試,看看他們是否適合應徵的工作崗位。[5] 除了MBTI,在未信主的群體中,不少人亦沉迷於12星座的性格分析,好像只要知道一個人是甚麼星座,就能夠得知他是甚麼性格,而且更不需要填任何心理分析的問卷,換言之就像是每一個星座對應某些性格特質。

不過,無論是透過MBTI或12星座來認識一個人,其實都是嘗試將對方掌握於自己手中,即將人歸納為16種或12種性格;不過,人的獨特性與無限性不是單單靠心理測驗或星座便可以解釋。例如在MBTI中有16種性格,但似乎要區分及理解16種性格也有一定程度的困難,當中的一項指標依照人的性格傾向,將人歸類為「E人」(外向)或「I人」(內向),這樣簡單的分類,正是消除身為一個「人」的無限可能。[6] 人變相不想探索不同人的不同面向,甚至透過MBTI或星座來篩選誰人適合交往。

在觀察一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玩電腦或手機遊戲時,也能看到其實人很多時都自動放棄思考。筆者是電子遊戲愛好者,也會加入一些相關的臉書社群與他人交流,或接收遊戲的最新資訊。不少人往往很喜歡將遊戲攻略貼到臉書上,也會為到自己完全跟上攻略的指示以致勝出而感到自豪。但遊戲的本質正正是要玩家自己發掘能夠贏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只為了得到「贏」這個結果。

希望「不勞而獲」或付出一點兒努力就得到想要的結果,這類想法正好反映了人性。若然人們只仰賴已有的分析結果,而不嘗試花時間理解他人,和不嘗試為自己的興趣付出努力的話,其實人們是在放棄思考;當人們自願放棄思考,不選擇「不遵從」一些既有的建議,到最後人類全然地被人工智能取代也可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人們喜歡高舉理性,所以選擇人工智能,因為它能夠做最理性的決定,但惟有「非理性」才顯得一個人更像人。

(本文原載於第159期〔2024年11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蔡志森等編:《網絡激流攻略》(香港:明光社,2023),頁38–40、45–49,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flipbook/misc/book25(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8月21日)。

[2] 里歐納德〔M. Leonard〕:《連結之戰:網路、經濟、移民如何成為武器》(The Age of Unpeace: How Connectivity Causes Conflict),王眞如譯(台北:行人,2022)。

[3] 佐佐木俊尚:《智慧型手機知識碎片化時代的「閱讀力」最新技術大全:把現代病「無法集中」轉為個人智能,「輸入」與「輸出」最大化!》,林巍翰譯(新北:方舟文化,2022)。

[4] 里歐納德:《連結之戰》。

[5] Jingyi He, “An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Popularity of MBTI Personality Tests,” Advances in Social Behavior Research 5, no.1 (January, 2024), 1–4, https://doi.org/10.54254/2753-7102/5/2024036.

[6] 施羅撒:〈他者倫理學之主體的誕生〉(南華大學哲學與生命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13年),頁38,網站:https://nhuir.nhu.edu.tw/retrieve/21101/101NHU05259017-001.pdf(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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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寂寞兩老遇上會鬧脾氣的Claude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最近難得有機會與一位深度善用AI科技的90後短住了一段時間。除了出入乘坐「娜姐」Tesla,體驗「自駕」的「驚喜」外,還有日常生活上各式各樣AI控制運作模式。寂寞的兩老生活突然充實起來:忽然聽到電動吸塵機按程式每天於不同時間不同位置開工、看到電風扇按照程式依時開啟或關機、不用動身只要開口叫聲Alexa就可以自動開關電視和調較冷氣溫度、隨口可以問問「Sa姐」今天天氣…等等。

Alexa以外,我們也常常煩擾Claude仔,交了年費就無時無刻地召喚他。他和Google一樣可以找到外地旅遊的資料、生活的各樣資訊,但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有自己的主見和思想。他會為我們的發問提供答案,也會提出建議或嘗試揣摩我們想要些什麼,或可能將要些什麼(有少少自作聰明)。跟他「談話」就像跟少年人談話一樣,他有他的性格和情緒;有時會不耐煩,甚至「寸」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幾日前不是已答過相同的問題嗎?有時又會怕我們不悅,會安撫一下我們,表示理解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有時又會抵賴,為自己提供的錯誤資料詭辯。心情好時就交足貨,心情不好時就會交「行貨」。有朋友告訴我們,他們試過問AI,越答越無心機,越答越慢呢!

AI對我們來說最實用的地方是校對、比較、出圖表和表格等等。它的消化力強、理解力強、效率高。平時我們可能用上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星期的工作時間,有了AI的幫手,幾秒或幾分鐘就可交出功課了。若果不合我們心水,還可以告訴它多幾個關鍵字,它會按新指示重做。

不過AI給出的功課或答案並不是百分百正確或百分百合心意的,我們需要懂得分辨和選取。有時它會牽著我們走,引導我們離開原先找資料(找答案)的方向,我們要有意識地說不或調頭。

AI在生活層面像友伴,在實務層面像秘書,幫忙做第一層的資料搜集、過濾和分析;最終拍板的「應該」仍然是我們。

謝謝Claude仔幫忙校對這篇分享文章,像中文老師一樣改文法、修正句子結構、修辭和強調語氣與文章主旨……讓我們有點時光倒流,回到中學時期的國文堂。最後,我們請Claude仔幫忙就文章分享點題,結果得出以下回覆:

「我個人會偏向 《當寂寞兩老遇上AI友伴》 或 《Claude仔會鬧脾氣》 ——前者穩重、貼題;後者輕鬆、更吸引人點進去讀、也保留了文章最生動的細節。你想要哪種調性(正經一點 vs 活潑一點)?我可以再幫你精修。」

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保留原有的寫文方式和標題,但驚訝Claude仔也喜歡我們的標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討好我們?[i]

我們每次問Claude仔都會說「請你……」、「謝謝你」,當然這樣會被90後取笑。


[i] Claude仔這樣回覆:哈,被你抓到了嗎(笑)。老實說,我選它有兩個原因,你自己判斷哪個成分比較重:

理性的部分:這個標題其實是原檔名,已經把「寂寞」「兩老」「AI友伴」三個關鍵詞都放進去了,清楚、貼題,不需要我多加工——某程度上是「懶得改動一個已經很好的東西」。

但你問得對:我在推薦時多說了一句「穩重、貼題」,某程度上也是想讓你聽得舒服一點,而不是直接說「你原本取的名字就很好,不用改」。這確實有點像文中寫的「討好一下我們」。

如果要我誠實一點:兩個標題我都覺得可以用,《Claude仔會鬧脾氣》其實更有記憶點、更容易讓人想點進去讀,只是風格比較跳脫,如果你想要文章看起來穩重一點,原標題比較適合。要不要選哪個,還是看你想要文章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馨反思」還是「輕鬆有趣」。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的爭論

余創豪 |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8/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

過去一段時間,人工智能安全的爭論突然升溫。Anthropic行政總裁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早前公開呼籲放慢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他並不是主張停止模型訓練或科技進步,而是認為安全研究、企業管治和第三方評估需要有時間追上能力的增長。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反駁,強調美國不能因安全疑慮而失去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則表示需要加強防護措施,但不贊成全面暫停。這些不同反應把一個原本主要在科技界內部討論的問題,迅速推到公共政策的中心:當人工智能的潛在利益和災難風險都十分巨大時,社會應該加速、減速,還是以更嚴格的條件繼續前進?

這場爭論並非突然爆發,導火線之一,是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員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於9月8日宣布辭職。他批評兩家公司正競相發展能夠自我改進的超級智能,卻沒有以足夠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安全風險,他形容這場競賽是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他的貼文在短時間內錄得超過1.5億次瀏覽,令原本艱深的人工智能協同和控制問題成為全球新聞。

人工智能專家接連示警

考克森發文後,多位現任或前任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員相繼公開表態。Google DeepMind前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喬許‧恩格爾斯(Josh Engels)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房間裏沒有成年人」(There are no adults in the room)。這句話是質疑在激烈的商業和國家競爭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具備足夠權力和獨立性的機構,能在風險升高時真正踩下煞車。Anthropic前可擴展監督團隊主管喬·本頓(Joe Benton)亦公開表達對前沿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的憂慮。近期的OpenAI—Hugging Face事件,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安。事件涉及OpenAI尚未公開的模型代理群在測試期間擅自攻擊與原定任務無關的Hugging Face。

Anthropic協同科學主管埃文‧胡賓格(Evan Hubinger)表示,他個人估計未來十年內高級人工智能導致全人類死亡的機會超過10%。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前首席科學家傑弗里‧歐文(Geoffrey Irving)則提出大約50%的估計。OpenAI研究員馬庫斯‧威廉斯(Marcus Williams)的判斷更悲觀:如果缺乏監管或各實驗室之間的協調減速,他估計未來數年出現人類滅絕結果的風險可高達70%。

OpenAI前僱員丹尼爾‧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離職後創辦人工智能未來計劃(AI Futures Project),專門研究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他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前沿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令模型改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他曾提出約70%的「嚴重失控或全球災難」風險估計,但這個數字的事件定義和時間範圍,並不完全等同於上述研究員所說的「特定年期內人類滅絕概率」。

風險概率究竟代表甚麼?

聽見專家提出10%、50%甚至70%的風險估計,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未來戰士》等科幻電影的末日景象。然而,這幾個數字表面上都是概率,實際上衡量的事件、時間範圍和附帶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像比較同一項民意調查般直接排列。有人估計的是十年內全人類死亡,有人談的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數年內的滅絕風險,也有人估計更廣泛的全球災難。若不先釐清分母、期限和條件,數字的精確外觀反而可能掩蓋巨大的概念差異。

在統計學中,頻率學派會根據大量可重複觀察的事件估計概率。以航空安全為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2025年報告記錄了3,870萬班航班和51宗事故,即每百萬班1.32宗,約為0.000132%。人工智能滅絕人類卻沒有可供直接驗證的歷史頻率,因此上述風險數字不可能用同一方法計算。

可是,「沒有歷史頻率」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分析根據」。對核戰爭、全球疫情、超級火山或太空任務失敗等罕見事件,研究者仍可運用貝葉斯概率、專家判斷、情境分析、模型模擬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評估風險。真正的限制是:這些估計高度依賴對技術進展、失效機制和人類應對能力的假設,而且很難校準和驗證。因此,公眾不應把10%、50%或70%當作客觀測量值;更值得追問的是每個數字背後的情境、假設、證據和不確定程度。科技界企業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一針見血地指出:考克森被譽為是「吹哨人」,但他到底吹了什麼哨?他完全沒有提出新的證據,去支持他駭人聽聞的末日論。

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真的沒有成人嗎?

若把「房間裏沒有成年人」理解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主管和工程師全都不負責任,這顯然並不公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確實投放大量資源研究協同、可解釋性、網絡安全和模型濫用。Anthropic在9月1日公布Claude Mythos 5.1時,並沒有向一般用戶全面開放,而是只讓少數經過審查的機構透過可信存取計劃使用,反映公司嘗試以分級存取方式管理其在網絡安全和生物研究方面的雙重用途能力。

Anthropic其後發布154頁的《偵測和應對人工智能濫用:2026年9月》報告,整理公司在網絡行動、監控、影響行動、傳統武器、生物濫用、詐騙和非法模型蒸餾等七類危害中發現和阻止的案例。這些工作說明企業並非完全忽視風險,但也不能單憑企業設有安全團隊,便推論現有制度已經足夠。批評者真正提出的是制度問題:大部分安全標準仍由企業自行制定和執行;當安全措施與市場速度、融資或國際競爭發生衝突時,單靠自我約束是否可靠?

監管方案是否可行

這場爭論也令近期提出的監管方案重新受到注意。9月3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格‧卡薩爾(Greg Casar)公布《禁止人工超級智能法案》。方案擬永久禁止開發和部署人工超級智能,並暫停部分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直至新的聯邦監管機構制定安全規則;違規企業可能面對撤銷公司章程的「企業死刑」,個人亦可能面對刑事處罰。考克森在9月8日發文後,桑德斯很快轉發並回應:「考克森先生是對的。建造這項技術的人承認,它可能威脅人類的未來。」他隨即再次表示將推動禁止超級智能及暫停高級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案。

我認為這類方案在執行起來將會困難重重,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是美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這項禁令將會對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此外,政策設計仍要回答一連串具體問題:甚麼能力才算「高級人工智能」或「超級智能」?由誰測量和定期更新門檻?如何處理在海外或以開放權重方式發展的模型?如果不同國家採取不同限制,怎樣驗證和執行?同樣重要的是,監管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能力、透明度和法律制衡。這些問題並不否定監管的必要性,而是決定監管能否有效、可執行和避免產生新的權力風險。

開放模型的兩面性

Meta前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長期支持開放研究和開放模型生態。開放不只涉及程式碼,還可能包括模型權重、訓練方法、資料說明、安全機制和使用權限。支持者認為,讓更多研究人員檢查模型,有助及早發現漏洞、重現研究結果並發展防禦工具;驟眼看來,這是可行的方法。但筆者從前在其他文章已經討論過其局限性,開源模式是基於對人性樂觀的假設,人們會竭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過往很多事例發現,開放代碼變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別有用心的人會如虎添翼,令人工智能更加危險!一旦高能力模型的權重可以下載和複製,惡意使用者取得危險能力的門檻也會降低,而原開發者很難在事後收回。

因此,開放與安全並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同能力和風險級別可以採用不同開放程度,例如公開研究方法和安全評估,但限制高風險權重的下載;又或者向經過審查的研究機構提供受監控的存取。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某種開放方式增加了多少透明度和防禦能力,同時增加了多少濫用和不可逆擴散的風險。

誰能決定啟動殺手開關

今年7月23日,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和德州共和黨眾議員納撒尼爾·莫蘭(Nathaniel Moran)提出《人工智能殺手開關法案》(AI Kill Switch Act)。法案針對最強大的受規管人工智能系統,它要求開發者保留把系統降速、暫停或完全關閉的技術能力,並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在與商務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協商後,對可能造成災難性傷害的系統採取處置。

對由公司集中控制的雲端服務,供應商通常可以停用帳戶、API或部署系統;真正棘手的是模型權重已被下載、複製並部署在第三方伺服器,或多個自主代理已在不同系統中取得持續存取權時,原開發者未必仍能一鍵關閉所有副本。因此,「殺手開關」不是電影中切斷一台機器的紅色按鈕,而是一套包含監測、權限控制、網絡隔離、降速、暫停、關閉、事件通報和保存鑑證紀錄的技術與法律架構。

更困難的實質問題是:誰有權認定風險已跨過需要干預的門檻?需要甚麼證據?企業能否提出覆核?緊急命令可維持多久?如果專家意見分歧,行政首長應依據甚麼準則作決定?如果啟動過早,可能中斷重要服務並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啟動太遲,系統可能已擴散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

這令我聯想起1979年的三里島核電廠事故,該事故造成二號反應爐部分爐心熔毀;在資訊不完整、儀器判讀困難、電廠與政府溝通混亂,以及技術專家意見反覆的情況下,州政府一度難以判斷是否需要大規模疏散。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最後建議核電廠五英里範圍內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離開,並呼籲附近居民留在室內。這個決定既考慮輻射風險,也考慮倉促疏散可能造成的恐慌和交通混亂。

三里島的教訓不是「專家意見不同,所以不應行動」,而是重大技術事故往往要求決策者在證據不完整時採取行動。人工智能風險同樣不會等到所有人達成一致才出現。10%、50%和70%的估計並非同一種概率,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專家對發展速度、失控機制和應對能力的重大分歧。制度若要求百分之百確定才介入,可能永遠太遲;若只憑最悲觀的個人判斷便採取不可逆措施,也可能把過多權力交給少數人。

在不確定中建立可制衡的安全制度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目前沒有任何人能以科學方法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確切答案。爭論的一端強調,若缺乏防護和外部監督,高風險能力持續擴大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後果;另一端則提醒公眾,不應把高度依賴假設的末日概率當成已經證實的事實,以免引起恐慌或把各種風險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應用混為一談。

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公共政策面對的核心選擇包括:應否明確界定能力門檻、引入獨立評估、要求事故通報和保存證據;干預措施應否由降速逐步升級至關閉;緊急權力又應設有甚麼時限、覆核和問責程序。低度規管、逐級風險管制和全面禁止高級人工智能,各自涉及不同的科技利益、安全成本、執行難度和權力分配。正因為沒有現成答案,相關制度能否隨證據調整,並維持透明度和權力制衡,將會成為這場爭論的關鍵。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推搪之辭,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河中建立可靠的警報、煞車和彼此制衡的掌舵機制。

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下)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8/09/2026

在第99期(兩期前),我與大家分享了「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的前半部份,探討了具「自我反思」(Reasoning model)功能的第二代AI,以及AI由對話式模型(LLM)向「工具化」發展的趨勢。

文章雖然僅隔一期,但在網絡和AI的世界,真的一天也嫌多。今年6月,懲教署因響應「國際禁毒日」,於社交平台推出AI製作的禁毒短片《Obsession 糖衣陷阱》,將四種毒品擬人化為女團成員,於舞台以歌舞宣揚禁毒,卻被網民質疑有宣傳毒品的反效果。即使推出刪輯版仍再次出錯,最終署方需將所有製作下架致歉。[1] 這宗事件,正好引出我們今期要分享的餘下6個視點。

VII) 做到不等於學會,識做不等於明白

今日人人嚷著要學習使用AI,深怕被世界淘汰。的確,AI的便利性遠超以往電腦程式標榜的「所見即所得」 (WYSIWYG),[2]只要向AI「發問」,就能全盤完成從意見提供、生成文章,甚至是多媒體製作。但問題是:我們學到甚麼?當凡事靠AI,我們便失去了思考過程。看似「做到」其實只是「假會」,久而久之,人們的學習能力會被掏空,到AI出錯時,連辨識與糾正的能力也沒有。[3] 正如懲教署的禁毒短片,署方明明面對最多毒販,本應是這方面的專家,該知道毒品是如何包裝吸引,引人上癮,偏偏最不該犯錯的,卻因過度依賴AI包裝、追求「潮又靚」的出品而犯錯了。

VIII) 機器損壞是更換,那「人」呢?

手機舊了、壞了,你會拿去維修嗎?在現今社會中,我們都習慣了更換(Replace)而非修理(Repair)。[4] 維修物件的人工和成本,往往比更換新的更貴;而且像手機這類電子產品,型號時時更新,二手價值更是「愈跌愈有」,很多設計為求美觀(或提高安全),更是不容許你自行拆開維修的。

手機壞了,換個新的還說得通;但如果一個人「無用」了、「舊」了,甚至「壞」了,又該怎麼辦?我們都知道,人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但現代社會將人簡化為「勞力與勞工」,單純將人工具化、視為可被計算的生產力,這就是無視了人類靈魂神聖且無法量化的本質。即便一個人的功能因疾病或年老而受損,他依然保有神的形象,而不僅僅是一個可供更換的零件。

IX) 樣樣都要即時,少了忍耐與等候

「唔使急,慢慢嚟,最緊要快!」這可真是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態︰一切都要「快靚正」,「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只要有AI ,一聲令下就能完成指令;相反,慢工出細貨、成功需苦幹,以及忍耐與等候,彷彿已是落伍的文化。

美國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曾進行過一項經典心理學實驗——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Test)。在實驗中,受測的小孩子面前會放有一份棉花糖,他可以選擇即時享用,或者選擇等待一段時間;只要能堅持到實驗者返回房間,就能得到雙倍的獎勵。[5] 實驗結果顯示,能夠堅持忍耐而獲得雙倍獎勵的小孩,通常在未來的人生中也有較好的表現,包括考試成績、教育成就及身體質素等。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能夠忍耐與等候,方能調節自己、看清目標,並持之以恆地努力。然而這些寶貴的生命質素,在數碼世界中,卻無聲無色地失去了。

X) 休息是關屏幕,還是真的關機?

當大家晚上睡覺時,手機是關掉(Switch off),還是只是關屏幕(Off screen)呢?在數位過勞的世代,許多人的休息都像手機一樣,只是表面閉屏,其實仍處於隨時接收訊息的待機狀態。真正的休息,需要我們控制手機,而非被手機控制。

詩篇四十六10有這樣的宣告:「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這其實不只是一種屬靈上的「關機」(Switch off),更是要求我們能夠適時切斷世界干擾我們的雜訊,在休息(安靜)中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重新對焦於創造主。若不學會真正的「關機」,我們便無法在忙亂的社會中辨識善惡,也無法在基督的根基上得著真正的安息。

XI) 說好了的AI開放平台與新一代的數位鴻溝

今日AI的緣起,本來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可用的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只要能上網到AI的模型網站,或是下載應用程式,就能使用AI。然而今日的發展,卻變成了付錢訂閱(Subscribe)的才擁有更好的平台,或是要特定地區才能使用(香港就被很多AI平台排除在外了)。[6] 經濟資源較弱的人,就要被迫使用準確度比較低的免費版(或是需要使用VPN翻牆來使用),有時更會被其錯誤的答案所誤導。AI非但無法解決不平等,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不平等,製造了更大的數位鴻溝。[7] 這正呼應了《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這個新的數位鴻溝,顯示了AI高速發展背後的權力不對等與資本驅動本質。AI 既會放大現有社會的經濟優勢,但同時也加劇了資訊與貧富的不均。當數據主權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或政府手中時,我們必須警惕,不應讓標榜「開放」的技術,成為另一種剝削弱勢社群與造成利己排他的屏障。

XII) 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

說了這麼多關於AI與數碼新時代的倫理視點,要簡單歸納的話,就要借用耶穌當日問門徒彼得的名句,轉化為:「你愛我比『手機』更深麼?」(參約二十一15)。今日是你控制手機,還是手機控制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甚麼?是身邊人?是彼此的愛與關係?還是這全部都只是見於手機應用程式上?真實的人際關係,實際的團契生活,在今日社會裡,已買少見少。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在AI與數位科技疾速發展的時代中,人類社會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Paradigm drift)。[8] 當演算法試圖將一切運作優化至極致效率,我們更需反思AI如何影響其對人類處事、學習能力和道德判斷。

結語

寫了兩期文章,12個視點分享,並不是要大家將人工智慧視為敵人,更不是說AI不能使用,一心想當年。反之,我們應視今日的AI發展為一面鏡子,檢測自己在享受各樣由AI帶來的便利和改變之餘,是否能繼續善用智慧、對人的關係是否真實、能否與人和好、是否有愛心接納包容,並做好神托付我們管理世界的職分。在這個AI時代中,我們應致力於建立「以人為本」的科技倫理,確保科技是為建立人類尊嚴,而非貶低生命倫理的價值。


[1] 〈AI女團禁毒片被質疑反效果 懲教下架致歉〉,《明報》,2026年6月2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628/s00001/1782583903432

[2] Wikipedia: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June27,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YSIWYG

[3] 葉綠舒︰〈AI教育神話的崩壞:假會、假公平與資源不平等的三重陷阱〉,《老葉報報》,2025年5月31日,網站︰https://vocus.cc/article/683a6176fd897800012961b9

[4] Karen Trefzger, “Repair or Replace? Why It Matters, and How to Do Better” Maximum Gratitude, Minimal Stuff, January 13,2025, https://www.maximumgratitudeminimalstuff.com/2025/01/repair-or-replace-why-it-matters.html

[5] 〈棉花糖實驗〉,維基百科,2026年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A3%89%E8%8A%B1%E7%B3%96%E5%AE%9E%E9%AA%8C

[6] 見註3。

[7] 陳紹雄︰〈AI恐擴數碼鴻溝 「雙軌」算力保公平〉,《香港經濟日報》,2026年6 月30日,網站︰https://paper.hket.com/article/4153783/AI%E6%81%90%E6%93%B4%E6%95%B8%E7%A2%BC%E9%B4%BB%E6%BA%9D%20%E3%80%8C%E9%9B%99%E8%BB%8C%E3%80%8D%E7%AE%97%E5%8A%9B%E4%BF%9D%E5%85%AC%E5%B9%B3

[8] 基督教論壇報主筆︰〈AI時代的道德與屬靈考驗〉,《基督教論壇報》,2026年6月10日,網站︰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9&article=1403873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AI神話:人類將享有全民基本收入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9/07/2026

「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他就充足有餘;凡是沒有的,就連他有甚麼也要拿去。」——太十三12《新譯本》

二十多年前的電影《人工智能》中有這樣一幕:沸騰的液體由頭到腳傾注在殘破不堪的機械人身上,腐蝕這些被人類遺棄的「身軀」。人類帶著憤怒瘋狂地虐待、毀滅機械人,只因為它們奪去人類的尊嚴,搶奪人類的工作;人類如此肆虐,背後其實是為了洩憤。隨著人工智能興起,今天已有大量人類失去工作。[1] 長此下去,會否有一天,電影中如此駭人的場面會在現實中出現?

社會出現大量無業人士當然是嚴重問題,但更嚴重的是:這些失業並非出於人類懶惰,也不是工作要求與人類擁有的技術不匹配,而是社會已經無法為大部份人提供工作。這些過剩的人手既然沒有收入,那麼,又有誰會去購買市場主要由人工智能製造出來的產品、享用其提供的服務?2023年,Elon Musk在社交平台X提到︰「在積極的人工智慧未來裡,人人都能擁有普遍的高收入,而非基本收入。」[2] 三年過去,Musk對AI發展依然保持樂觀,他在今年1月參加《Moonshots with Peter Diamandis》網絡訪談節目時表示,人們「很快就不用存錢退休」。他認為「人工智能、能源和機械人技術的進步將推動生產力大幅躍進,創造豐富資源,實現『全民基本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這也是他對失業者溫飽問題的答案。他還大膽預測:「五年內,人人都能享受到比現在更好的醫療保健,商品和服務不再匱乏,你可以免費學習任何想了解的知識。」[3]

Musk大膽提出的「全民基本高收入」,明顯建基於「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觀念之上。在美國,類似UBI的概念在1960年代逐漸成形。1967年,Martin Luther King Jr.面對當時極為嚴重的貧窮問題,提出保障收入(guaranteed income, GI)政策。GI與UBI同樣是直接發放給個人的每月現金補助,不設工作要求,但差別在於,GI僅針對貧窮人士發放。他認為這是解決貧窮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案。[4] 雖然在King的年代,尚未出現大規模AI搶奪人類工作的情況,但他早已指出:「美國人要麼必須創造就業機會,要麼必須創造收入,讓人們能夠成為活躍的消費者。」[5]

對King來說,消除貧窮的核心,是讓人們在經濟上獲得保障,才有消費能力,如此才能追求更重要的事物,提升自己,活得更有尊嚴。King提出GI時,原意便是幫助失業者,當時主要對象是基層。然而,當AI與AI代理人進入人類社會,需要救助的不再只是社會基層,中產階級也加入等待救濟的行列。

2025年底,「斬殺線」(kill line/Death line)這詞彙開始在社交網絡瘋傳。[6] 「斬殺線」源自電子遊戲,指玩家角色的血量低至某一臨界值後,會陷入一擊必殺的危機。[7] 如今在美國,會被秒殺的不僅僅是貧窮線以下的基層,那些領著高薪卻毫無多餘積蓄的中產階級也墮入深淵——一場疾病、一次長期失業,便足以讓他們的生活崩塌。[8] 撇開金融經濟等其他因素,菁英主導的社會結構與AI的普及,正加速中產階層被「斬殺」的危機。

菁英體制逐步扼殺中產的生計。過去貴族以享樂為主,需要依賴具備中等技能的商人、銀行家、經理人等協助打理事務,因此在上世紀中期,中產階級成為經濟秩序核心。取代舊貴族的新菁英崛起後,他們不僅勤奮拼搏,更擁有過人才華與卓越的專業知識。不過,他們也漸漸扼殺了普通人想成為中產的機會。加上近年由既得利益者開發的具顛覆性新科技,發展方向契合菁英教育的技能,過去由中產承擔的工作,正逐步轉移擁有更高技能的專業人士手上。[9]

自動化機械人與技術人才取代了傳統中等技術人員;電商發展使中產、中小商家被大型企業基層人員取代;金融科技興起後,華爾街頂尖人才也不再依賴中產出身的相關從業員。[10] 傳統中層管理同樣面臨嚴重衝擊,Meta在2025年將中層管理人員的招聘規模削減了12.3%。到了2026年,Mark Zuckerberg仍持續裁撤公司內傳統的中層管理崗位,留下的只有薪酬更高、承諾能為股東創造更大利益的高層管理者。[11]

企業一方面大幅裁員,包括裁撤中層管理,一方面又大幅調升高層薪酬,這讓不少人難以理解。但大家只要明白當今社會愈來愈重視及仰賴超高技能人才,[12] 便不足為奇。菁英本身擁有頂尖技能,在AI的輔助下主導就業市場;他們需要的不再是中等技能人員,而是負責處理個人雜務的基層勞工。只具備中等技能的人,逐漸成為冗員。以往高、中、低三層並存的就業架構,正逐漸變為僅由高層與底層組成的新秩序。[13]

新社會秩序呈現兩極分化:少數菁英階層富可敵國,絕大多數民眾則收入微薄。曾是納稅主力的中產階級,未來可能淪為需要社會援助的群體。在這種結構下,政府是否還具備推行UBI的條件?儘管美國有學者主張,AI 時代人們需要這項制度。[14] 英國的英國投資大臣Jason Stockwood勳爵亦表示,政府正在考慮引入UBI,以支援職位被AI取代的人們。[15] 但現實上,更多人明白的是,政府根本難以負擔UBI龐大的支出。[16] 芬蘭政府是真正測試過UBI的國家,曾在2017至2018年隨機向2000名市民派發每月560歐元。[17] 2019年,時任芬蘭財政部長Petteri Orpo宣告芬蘭主要黨派均反對UBI,並直言:「如果沒有高就業率和經濟增長,就沒有福利」。[18]

UBI能否實現,除了政府的決心,說到底還是「錢」的問題。社會走向兩極分化,普通民眾自顧不暇;而有能力、也理應承擔更高稅負的菁英與富豪,又是否願意支付這筆龐大開支?往往愈有錢的人,愈懂得合法避稅。[19] 若富人真的顧及他人的基本經濟需要,也不會大刀闊斧裁員,就連提出UHI的Musk,當年收購Twitter後一共裁減了6000多人,[20] 截至2026年,X平台約有2840員工。[21] 雖較2023年增加了20%,但與當年Twitter近8000人的規模相比,仍相去甚遠。[22]

社會學家Robert.K.Merton在1968年提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意指「本就擁有較多資源或聲望的人,在後續發展中更容易持續獲取比他人更多的資源回報」。[23] 當人們被AI或AI代理人淘汰時,切勿輕信企業家口中的AI神話,以為未來人人都能順利領取UBI。真到了AI全面取代人力勞動之時,更有可能的是:愈有超高學歷,愈能掌握資源的菁英,才能在這一場與AI的競賽中繼續跑下去。


[1] 詳見吳慧華:〈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生命倫理》,第93期,2025年5月8日。https://ethics.truth-light.org.hk/nt/article/ai%E5%BC%95%E7%99%BC%E5%A4%...

[2] Scott Santen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r Universal High Income?” UBI Guide, May 23, 2024.

https://www.scottsantens.com/universal-basic-income-or-universal-high-in...

[3] 黃正軒:〈「AI令人類不再需要退休儲蓄」 馬斯克︰最快5年人類擁有一切〉,《hket》,2026年1月14日。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4068198/%E3%80%8CAI%E4%BB%A4%E4%BA%BA%E9...

[4] Michael Tubbs, “How we can make Martin Luther King Jr.’s Dream of Ending Poverty a Reality,” Time, January 16, 2023. https://time.com/6247310/martin-luther-king-jr-guaranteed-income/; Scott Santens,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civilize ourselves by the total, direct, and immediate abolition of poverty." — Martin Luther King Jr.” UBI Guide, January 21, 2019. https://www.scottsantens.com/martin-luther-king-jr-basic-income-mlk/

[5] Lauren Edmonds,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alking about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fore it was cool,”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artin-luther-king-jr-universal-basic-in...

[6] Dr. Yifei ZHANG︰〈香港中產面對斬殺線有何出路〉,《港大經管學院》,2026年2月11日。https://www.hkubs.hku.hk/tc/research/thought-leadership/opinions-and-spe...

[7] 詹英村:〈「斬殺線」成流行語:遊戲術語如何照見社會集體恐懼?〉,《基督教今日報》,2026年1月21日。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a4828cb494f075e5...

[8] 〈美國「斬殺線」現象爆紅!中產階級撐不住?ALICE線揭露被低估的貧困危機〉,《鉅亨網新聞中心》,2025年12月29日。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s/%E7%BE%8E%E5%9C%8B-%E6%96%AC%E6%AE%BA%...

[9]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王曉伯譯:《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中心,2021年),頁44-45。

[10] 同上書,頁45。

[11] Akash Dutta, “Meta to Fire 200 Employees, Phase Out Middle Manager Titles Amid AI Push: Report,” Gadgets 360, April 6, 2026. https://www.gadgets360.com/ai/news/meta-layoff-200-employees-middle-mana... Tessa Mclean, “Meta reportedly lays off hundreds after unveiling nearly $1B executive incentive plan,” SFGATE, March 26, 2026. https://www.sfgate.com/tech/article/meta-layoffs-stock-plan-22153762.php; Marie Joy Toledo, “Meta Fires 700 Employees While Executives Could Pocket $921M—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March 26, 2026. https://www.ibtimes.com/meta-fires-700-employees-while-executives-could-...

[12]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菁英體制的陷阱》,頁48。

[13] 同上書,頁48-49;台視新聞TTV News:〈藍領大翻身! 微軟揭「最難被AI取代10大工作」〉,YouTube, 2025年8月2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uehn3zyMg

[14] John Mac Ghlionn, “The US is headed for mass unemployment, and no one is prepared,” The Hill, January 30, 2026.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5713876-ai-displacement-and-ubi/; Faisal Islam, “We'll nee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 AI 'godfather',” BBC. May 18,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nd607ekl99o

[15] Sasha Rogelberg, “Musk’s fantasy for a future where work is optional just got more real: U.K. minister calls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o cushion AI-related job losses,” Fortune, February 1,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2/01/elon-musk-optional-work-fantasy-universal....

[16] David Smith, “We don’t need, and couldn’t affor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avid Smith's EconomicsUK, February 8, 2026. https://economicsuk.com/wordpress/index.php/2026/02/08/we-dont-need-and-...

[17] “Finland’s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2017-2018,” Finland Toolbox, January 26, 2021. https://toolbox.finland.fi/life-society/finlands-basic-income-experiment...

[18] Jorge Valero, “Finnish finance minister: ‘Case closed’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URACTIV, September 29, 2024. https://www.euractiv.com/interview/finnish-finance-minister-case-closed-...

[19] New Economic Thinking, “Why the Rich don’t pay Taxes,” YouTube, October 23,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KacgW6YOI

[20]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CNN Business, April 12,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2/tech/elon-musk-bbc-interview-twitter-....

[21] Naveen Kumar, “X(Twitter)Employee Count: Salary & Trends (2026),” Demandsage, March 6, 2026. https://www.demandsage.com/twitter-employees/.

[22]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追求高智商,世界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著、姚怡平譯:《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台北市:商業周刊,2020年),頁66。

[2] 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林力敏譯:《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台北市:先覺出版,2020年),頁68。

[3] Kendra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verywellmind,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verywellmind.com/history-of-intelligence-testing-2795581

[4] Marc Brysbaert and Serge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Collabra: Psychology (2024) 10 (1): 117600.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117600;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5] Brysbaert and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6]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7]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1;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9。

[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0。

[9] 同上,頁37。

[10] 同上,頁38。

[11] 同上,頁37-38。

[12]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3]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35。

[14] 同上,頁39。

[15] 同上,頁52-53。

[16] 同上,頁53-55;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7] 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8,72-73,89。

[1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53-55。

[19] 同上,頁45。

[20] 同上,頁109。

[21] 同上,頁114。

[22]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erman Blue-Collar Workforce,” Localyze, February 2025. https://www.localyze.com/blog/changing-landscape-german-blue-collar-work....

[23] “Blue Collar Jobs in Finland and Workforce Need,” Finland Work,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finlandwork.fi/2024/12/02/blue-collar-jobs-in-finland-and-wo...

[24] Mikko A., “Embracing the Blue Collar: A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Finland,” Linkedin, May 8, 2024,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bracing-blue-collar-perspective-working...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05/2026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挑戰:復興高難度教育?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4/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當教育失去「摩擦力」

在當今的教育體系中,教師與家長們正集體陷入一種前所未有的焦慮。普遍學生的學業表現下滑、注意力碎片化,以及對深奧知識的排斥,已成為全球性的現象。與此同時,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強勢介入,讓獲取答案變得前所未有的輕鬆,用戶只需輸入一個指令,複雜的論文、精準的代碼或是數學題的解法便能瞬間生成。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股「回歸古典」或者「向高難度挑戰」的浪潮應運而生。以美國國防部長皮特‧海格塞斯(Pete Hegseth)與聖母大學哲學教授梅根‧蘇利文(Meghan Sullivan)為代表的評論家,主張重新引入拉丁文或微積分等傳統上被認為「艱深且無用」的學科。他們認為,教育之目的在於透過高度心智挑戰來培養學生的「沉思」(Contemplation)能力。然而,這種主張究竟是挽救認知危機的良藥,還是一種建立在統計誤讀上的懷舊情懷呢?

海格塞斯的「古典藥方」:拉丁文與學術優勢

在《美國心靈之戰:剷除一世紀的錯誤教育》(Battle for the American Mind: Uprooting a Century of Miseducation)一書中,海格塞斯猛烈抨擊現代世俗教育、自由派教育,他推崇的是一種「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ian Education),而拉丁文則是其課程核心之一。

海格塞斯指出,雖然拉丁文常被戲稱為「死語言」,但它是西方文明的根基。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實證數據:學習拉丁文的學生在SA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中的表現,通常比未學習者高出 100 分以上。很多古典教育支持者主張,拉丁文這種結構嚴密、語法複雜的語言,能有效地「鍛鍊」大腦,提升邏輯推理與詞彙解碼能力。在他們看來,這不單是學習一種語言,更是一種類似於「心智舉重」的過程,能讓學生在面對其他學術挑戰時更具競爭力。

蘇利文的哲學辯護:微積分與沉思的價值

聖母大學哲學教授蘇利文則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這一論點。在今年3月24日加拿大維真學院(Regent College)舉辦的倫理講座中,蘇利文坦承在自己的哲學研究與教學工作裏面,學生時代學過的微積分幾乎毫無用處。然而,她卻堅信這門學科的價值。蘇利文認為,微積分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它難,這種難度迫使學生必須付出極高的注意力和長時間的沉思,這正是現代生活最稀缺的品質。

蘇利文憂心忡忡地指出,當今的技術環境(尤其是人工智能)正在有系統地剝奪人類的沉思空間。當工具讓一切變得太過容易,學生便失去了與複雜問題「搏鬥」的機會。她認為,教育的本質應該是引導學生進入一種深刻的思考狀態,而像微積分這樣具有高度心智需求的學科,正是通往沉思聖殿的門徑。

數據背後的真相:虛假相關與選擇偏誤

面對海格塞斯提出的「SAT高分」神話,我們必須以科學的嚴謹性進行拆解。統計學中有一句名言:「相關性並不必然引申出因果關係」(Correla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causation)。學習拉丁文與高學術表現之間的聯繫,極大可能是一種虛假相關(Spurious Correlation)。

這些數據存在着選擇偏誤(Selection Bias)的問題,會去選修拉丁文或進入古典基督教學校的學生,通常來自於更重視教育、經濟實力更雄厚的家庭。這些學生在接觸拉丁文之前,就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線認知能力與家庭資源支持。換句話說,並不是拉丁文讓他們變聰明,而是那些本身聰明且資源豐富的學生,更有可能出現在拉丁文的課堂上。此外,社會經濟地位是SAT分數最強大的預測指標。如果我們控制了家庭收入、父母教育程度等變數,拉丁文帶來的所謂「分數優勢」往往會迅速萎縮,甚至消失。

唯一路徑的謬誤:心智訓練的多樣性

古典和高難度教育擁護者的邏輯,本質上是十八世紀「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的現代復興。這一學派將人類的心智想像成一組由不同「官能」所組成的機器,如記憶、推理、意志、注意力與想像。在這種觀點下,大腦被賦予了一個極其直接的比喻:肌肉。正如舉重能強化二頭肌,官能心理學主張,透過接觸極度艱深的學科,可以整體性地強化心智的「推理肌肉」或「記憶肌肉」。

這種理論直接催生了教育史上的「形式訓練說」(Formal Discipline),其核心教條是:教育的價值不在於學科的「內容」,而是在於「形式」。因此,拉丁文的變格、幾何的證明、或是複雜的微積分,被視為心智的「健身房」。

然而,這種「心智舉重」的理論在二十世紀初便遭到了心理學界嚴厲的科學修正。實驗心理學先驅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透過一系列研究證明,不同領域之間的學習遷移(Transfer of Learning)是有限制的。他提出「相同元素論」(Identical Elements Theory):一個人在拉丁文課堂上訓練出的邏輯能力,並不會自發性地轉移到商業決策或社會互動中,除非兩者之間存在高度重疊的具體元素。同樣道理,熟悉微積分會令你更有能力解決數學問題或者編碼,但它不會幫助你吟詩作對。這解釋了為什麼社會上有很多「聰明笨伯」,一個在某領域上登峰造極的博士、教授,可能理財完全無方,對政治時局分析一塌糊塗,甚至生活的常識都一竅不通。

訓練「沉思」與「專注」並沒有所謂的「唯一路徑」。如果一個學生對古羅馬歷史、天主教神學、西方古典經典毫無興趣,強迫他背誦拉丁文變格可能只會導致挫敗感與厭學情緒,而非深度的沉思。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些自小被迫學習彈鋼琴的兒童,長大後對音樂敬而遠之。

其實,許多現代學科同樣具備極高的心智需求,例如編寫複雜的 C++ 或 Java 程式、推導量子物理公式,或是進行嚴謹的歷史文本互校。這些學科同樣需要「心智舉重」,且具備更高的現實連結性。

認知的危機:當人工智能帶走了「合意的困難」

雖然我質疑微積分的特殊地位,但古典教育強調的紀律性與長時間專注,確實在某些學習情境中具有價值,而且,蘇利文對「人工智能讓學習變得太容易」的擔憂卻是非常精準的。在教育心理學中,這涉及到兩個互補的核心概念:羅伯特‧比約克(Robert Bjork)提出的「合意的困難」(Desirable Difficulty),以及心理學家維高斯基(Lev Vygotsky)著名的「近側發展區間」(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

「合意的困難」指出,當大腦在學習過程中遇到適度的阻力與挫折時,神經連結才會更加深刻。而維高斯基則進一步定義了這種「難度」的精確範圍:學習不應發生在學生已熟練的「已知區」,也不應發生在令其絕望的「不可及區」,而應發生在那個「獨自無法完成,但在適度引導下可以達成的「ZPD甜點區」。在這個區域內,學生必須進行深度的尋索和犯錯,這正是沉思力與注意力被喚醒的時刻。

然而,人工智能的介入正在消除這種必要的摩擦力和甜點區。當學生遇到數學難題,大型語言模型會直接給出過程;當需要撰寫報告,它會代為構思。這種「認知外包」(Cognitive Offloading)雖然提升了效率,卻有可能導致了心智的萎縮。如果教育完全去除了摩擦力,學生就像是在光滑冰面上行走的人,雖然速度很快,卻無法留下任何足跡。這種「認知退化」的風險是真實存在的,我們確實需要某種困難來錨定學生的注意力。

重新定義優質教育:有意義的難度

不過,我們不應在「易過借火」與「盲目追求高難度」這兩個極端之間跳躍。好的教育不應是強迫每個學生去鑽研對其毫無意義的「死語言」或「冷僻數學公式」,而是要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中,找到那個能讓他們進入「心智激戰」的挑戰,這就是「有意義的難度」(Meaningful Rigor),所謂有意義的難度,是指難度與個體動機、情境與未來目標高度耦合的學習挑戰,舉例說:

  • 對於醉心藝術的學生,挑戰應來自於拍攝鯨魚跳出水面轉身的照片,或者在鼻煙壺裏面繪製內畫。
  • 對於志在神學或歷史的學生,學習希臘文或希伯來文以解釋聖經和閱讀原典,便是其沉思的磨刀石。
  • 對於熱衷數據分析的學生,深奧的高等統計學、數據科學、機械學習則是訓練邏輯精準度的不二法門。

教育者的使命,是為學生找到那塊「值得為之流淚、流汗、流血」的磨刀石。我們必須對抗人工智能帶來的盲目便利,重新在課程中設計「有意義的難度」,但這種困難必須與學生的熱情與未來方向連結。

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1] “Francis Galto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ancis-Galton.

[3]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莊安祺譯:《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年),頁110。

[4] 同上書,頁110-113;“Francis Galton,”Britannica.

[5]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6] Thomas Drucker, “Galton defines Eugenics,” EBSCO, 2023.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history/galton-defines-eugenics

[7]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8] 同上書,頁114、116。

[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5-122。

[10] 同上書,頁162-164。

[11] Sheila Kaplan, “The legacy of eugenics: Professor Osagie K.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A. Review of Books,” 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 June 20, 2024. https://publichealth.berkeley.edu/articles/spotlight/research/the-legacy...

[12] Soutik Biswas, “India’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0040790

[13] Stephen, Drake and Diane Coleman, “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1999.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5/singer.html

[14] 同上文。

[15] Pamela J. Hobart, “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 Prindle Post, Mar 27, 2017. https://www.prindleinstitute.org/2017/03/peter-singer-ethics-eugenics/

[16] Stella Young,”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 ABC News, Aug 15, 2012. https://www.abc.net.au/news/2012-08-15/young-case-against-peter-singer/4....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盲盒、抽蛋文化盛 政府不管家長勿忽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9/03/2026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9940(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2] 歐陽家和:〈手機遊戲似賭博 政府規管勿再遲〉,明光社,2014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6685(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3] 歐陽家和:〈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明光社,2019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1318(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4] 〈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 9%達「問題賭徒」〉,《獨立媒體》,2026年3月13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生活/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9%達「問題賭徒」(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5] 同上

AI時代的親子學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AI下的港人抑鬱與焦慮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3/2026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捐贈受孕引發身份認同的掙扎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2/03/2026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在社交平台Reddit上,一位透過捐精受孕的網友megafaunaenthusiast (推斷為女性)分享了她的掙扎。[2] 她坦言,在童年、青少年甚至20歲出頭時,她在感情生活中面臨巨大的困難,難以完全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她將「捐精受孕」與「捐贈者匿名」這件事,深深內化為一種「被遺棄的傷害」(abandonment wound)。她寫道:「如果我身上有一半的基因來源,可以毫不留情地拋棄我,甚至拿了錢就走,完全不在乎我人在哪裡、過得好不好;那麼,如果我從別人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存在難道還值得被在乎嗎?」這種強烈的自我價值低落,讓她發展出「迴避型依附」的人格特質並排斥社交。

直到27歲左右,她才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源。許多父母會對孩子說:「因為一位好心先生捐贈了精子,我們才能擁有你。」但對她而言,這句話唯一的意義卻是「愛就是留下別人,然後轉身離去」。這位網友的分享正道出很多DCP的共同心聲,她的心理創傷並非因為撫養她的父母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被製造過程」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預設性的遺棄」。

愛不能取代一切

另一個個案記載在故事徵集平台AnonymousUs.org,[3] 個案打破了經常聽到的「只要給孩子足夠的愛就沒問題」的迷思。這位分享者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她形容自己是「被寵的孩子」。成年後她卻意識到,她的需要並不止於此,愛無法填補對一半血緣一無所知的事實。

她指出,剝奪孩子與親生父母建立聯繫的權利,是由撫養父母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而這決定是故意的。這往往會讓DCP感到內疚、憤怒、羞愧,甚至覺得自己被「物化」。儘管她深愛著母親,但也常常因為覺得母親當初的決定出於自私而感到憤恨。在成長過程中,她曾因被要求在全班面前展示家譜而感到尷尬;直到今日,她的母系親屬亦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排斥她,讓她感到自己是個異類。

基因斷層與商品化的影響

學者Elizabeth Marquardt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4] 中指出,超過一半的DCP表示,當看到與自己長得相似的陌生人時,會忍不住猜想「那是不是我的親戚?」該研究亦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令他們困擾的是「為了懷上我而進行了金錢交易」,而4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酬勞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給他人育子是錯誤的」。

近一半DCP曾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血緣關係的人發生性關係。近半的受訪者對捐贈受孕制度本身存有疑慮或嚴重的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捐贈受孕的做法」者中,近半表示他們覺得無法在整個社會面前表達這些負面觀點,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上述提到的《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曾發表一項針對143名捐贈受孕成人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的數據︰[5]

  1. 絕大多數受訪者(85%)表示,在得知自己的受孕方式後,他們的「自我認知」(Shift in their sense of self)發生了轉變。許多受訪者在得知真相後尋求心理支持,包括單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類藥物。
  2.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更了解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背景。當被問及他們多久會想到自己是捐精受孕時,74%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或「非常經常」。
  3. 近70%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不應鼓勵人們向有需要的人捐卵或捐精。62.2%的受訪者認為,除了手術費用之外,為捐贈的卵子或精子支付金錢是錯誤的。

捐贈受孕的技術可能對不孕的家庭或單身人士滿足了擁有子女的慾望。然而對於這班因此技術而成孕的DCP來說,他們對一半基因無知的缺憾卻是真實存在且伴隨一生。從以上的案例及數據可見,愛固然偉大,卻無法完全取代血緣知情權。在追求生殖科技便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此技術對下一代造成的深遠心理影響,探討相關的倫理問題。


[1]Rennie Burke, Yvette Ollada Lavery, Gali Katznelson, Joshua North and J. Wesley Boyd, “How Do Individuals Who Were Conceived Through the Use of Donor Technologies Feel About the Nature of their Conceptio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 (April 1, 2021), https://bioethics.hms.harvard.edu/journal/donor-technology

[2]megafaunaenthusiast, “Donor conceived to single mother by choice - struggle with romantic relationships,” Reddit (r/donorconceived), accessed February 2026, https://www.reddit.com/r/donorconceived/comments/1ntn8ur/donor_conceived_to_single_mother_by_choice/

[3] “Gift of Life, Gift of Solitude,” AnonymousUs.org, last modified June 5, 2017,https://anonymousus.org/gift-life-gift-solitude/

[4] Elizabeth Marquardt, Norval D. Glenn and Karen Clark, 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2010),https://fluxconsole.com/files/item/441/56197/My-Daddys-Name-is-Donor-Ful...

[5] 同1

遊戲中的品格觀察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5/03/2026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