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AI再現故人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1/08/2024

有人工智能(AI)公司把已故歌后鄧麗君化成AI虛擬版本,不單於一場合中再次唱出經典歌曲《我怎能離開你》,還能即時與人交談說笑,就如該公司主持人所說,所有都是實時作出互動,就像她本人仍在世界的另一端,活生生的透過螢光幕與另一邊的人在溝通。

透過輸入大數據,例如許多有關她的歌曲、說話聲線、動作形態,或生活日常的資訊,便可以將資訊轉化為AI故人,令喜歡她的人能隨時見到她的影像,這對歌迷們可能是一大喜訊。這種科技,如果用在一些知名人士或歷史人物身上,當人們進入系統,甚至在沉浸式的AR環境,就可以與AI故人「面對面」地相處、交流。這種透過科技的進步呈現的「真實感」,未來相信只會愈來愈「真」,就如他們沒有離開過一樣。對於學習和了解歷史,相信也是一個很好的工具。

然而,曾有報道指內地有多家公司利用人工智能技術,讓客戶已逝世的親人「復活」,這種服務甚至成為了一種生意。客戶可以通過視頻給已故的母親打電話,並見到一個與逝者相似的影像接聽電話,然後客戶就可以與之交談。客戶只要能提供愈多的數據,公司就能製作到十分逼真的「AI 故人」,當然涉及的價格就會愈高。

筆者有點猶疑,這會否令一些人因著隨時可以與如此逼真的「故人」聯繫,並與其互動,而久久不能亦不用接受他/她其實已經真實地離開了人世?AI憑著大數據所生成出來的影像,又是否繼續在改變在世者的記憶?又會否有人利用這些模擬聲音及影像來進行詐騙,帶來更多社會問題?

有說,面對親人突如其來死亡,需要經歷「哀傷四階段」,即麻木階段、否認階段、抑鬱階段及接受階段,其過渡時間長短難料。但現在如依靠AI能重現親人,逝者恍如從沒離開過,這會是一種安慰,還是會變成一種依賴,令人久久不能接受及放下?

死亡對基督徒而言是止息勞苦,進入安息,亦讓信徒知道人的生命是有限及短暫的。然而,「AI再現故人」這種逼真的互動,可能真的叫人對逝者更留戀及難以釋懷,更難接受死亡這個現實了。


參考資料

〈AI鄧麗君現身 嘉賓點唱《我怎能離開你》〉。《大公報》。2024年7月25日。網站:https://www.takungpao.com.hk/finance/236131/2024/0725/994223.html。

藍骨。〈中國公司用生成式 AI「複製」故人 據稱半年已接 200單生意〉。unwire.hk。2023年9月14日。網站:https://unwire.hk/2023/09/14/ai-simulate-dead-people-china/fun-tech/。

〈利用AI復活死者畫面,去世母親脫離病痛30年後終於笑了...這技術卻意外引發爭議?〉。2024年7月18日。Japhub日本集合、Yahoo!集合。網站:https://hk.news.yahoo.com/%E5%88%A9%E7%94%A8ai%E5%BE%A9%E6%B4%BB%E6%AD%BB%E8%80%85%E7%95%AB%E9%9D%A2-%E5%8E%BB%E4%B8%96%E6%AF%8D%E8%A6%AA%E8%84%AB%E9%9B%A2%E7%97%85%E7%97%9B30%E5%B9%B4%E5%BE%8C%E7%B5%82%E6%96%BC%E7%AC%91%E4%BA%86-%E9%80%99%E6%8A%80%E8%A1%93%E5%8D%BB%E6%84%8F%E5%A4%96%E5%BC%95%E7%99%BC%E7%88%AD%E8%AD%B0-132108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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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寂寞兩老遇上會鬧脾氣的Claude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最近難得有機會與一位深度善用AI科技的90後短住了一段時間。除了出入乘坐「娜姐」Tesla,體驗「自駕」的「驚喜」外,還有日常生活上各式各樣AI控制運作模式。寂寞的兩老生活突然充實起來:忽然聽到電動吸塵機按程式每天於不同時間不同位置開工、看到電風扇按照程式依時開啟或關機、不用動身只要開口叫聲Alexa就可以自動開關電視和調較冷氣溫度、隨口可以問問「Sa姐」今天天氣…等等。

Alexa以外,我們也常常煩擾Claude仔,交了年費就無時無刻地召喚他。他和Google一樣可以找到外地旅遊的資料、生活的各樣資訊,但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有自己的主見和思想。他會為我們的發問提供答案,也會提出建議或嘗試揣摩我們想要些什麼,或可能將要些什麼(有少少自作聰明)。跟他「談話」就像跟少年人談話一樣,他有他的性格和情緒;有時會不耐煩,甚至「寸」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幾日前不是已答過相同的問題嗎?有時又會怕我們不悅,會安撫一下我們,表示理解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有時又會抵賴,為自己提供的錯誤資料詭辯。心情好時就交足貨,心情不好時就會交「行貨」。有朋友告訴我們,他們試過問AI,越答越無心機,越答越慢呢!

AI對我們來說最實用的地方是校對、比較、出圖表和表格等等。它的消化力強、理解力強、效率高。平時我們可能用上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星期的工作時間,有了AI的幫手,幾秒或幾分鐘就可交出功課了。若果不合我們心水,還可以告訴它多幾個關鍵字,它會按新指示重做。

不過AI給出的功課或答案並不是百分百正確或百分百合心意的,我們需要懂得分辨和選取。有時它會牽著我們走,引導我們離開原先找資料(找答案)的方向,我們要有意識地說不或調頭。

AI在生活層面像友伴,在實務層面像秘書,幫忙做第一層的資料搜集、過濾和分析;最終拍板的「應該」仍然是我們。

謝謝Claude仔幫忙校對這篇分享文章,像中文老師一樣改文法、修正句子結構、修辭和強調語氣與文章主旨……讓我們有點時光倒流,回到中學時期的國文堂。最後,我們請Claude仔幫忙就文章分享點題,結果得出以下回覆:

「我個人會偏向 《當寂寞兩老遇上AI友伴》 或 《Claude仔會鬧脾氣》 ——前者穩重、貼題;後者輕鬆、更吸引人點進去讀、也保留了文章最生動的細節。你想要哪種調性(正經一點 vs 活潑一點)?我可以再幫你精修。」

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保留原有的寫文方式和標題,但驚訝Claude仔也喜歡我們的標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討好我們?[i]

我們每次問Claude仔都會說「請你……」、「謝謝你」,當然這樣會被90後取笑。


[i] Claude仔這樣回覆:哈,被你抓到了嗎(笑)。老實說,我選它有兩個原因,你自己判斷哪個成分比較重:

理性的部分:這個標題其實是原檔名,已經把「寂寞」「兩老」「AI友伴」三個關鍵詞都放進去了,清楚、貼題,不需要我多加工——某程度上是「懶得改動一個已經很好的東西」。

但你問得對:我在推薦時多說了一句「穩重、貼題」,某程度上也是想讓你聽得舒服一點,而不是直接說「你原本取的名字就很好,不用改」。這確實有點像文中寫的「討好一下我們」。

如果要我誠實一點:兩個標題我都覺得可以用,《Claude仔會鬧脾氣》其實更有記憶點、更容易讓人想點進去讀,只是風格比較跳脫,如果你想要文章看起來穩重一點,原標題比較適合。要不要選哪個,還是看你想要文章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馨反思」還是「輕鬆有趣」。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的爭論

余創豪 |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8/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

過去一段時間,人工智能安全的爭論突然升溫。Anthropic行政總裁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早前公開呼籲放慢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他並不是主張停止模型訓練或科技進步,而是認為安全研究、企業管治和第三方評估需要有時間追上能力的增長。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反駁,強調美國不能因安全疑慮而失去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則表示需要加強防護措施,但不贊成全面暫停。這些不同反應把一個原本主要在科技界內部討論的問題,迅速推到公共政策的中心:當人工智能的潛在利益和災難風險都十分巨大時,社會應該加速、減速,還是以更嚴格的條件繼續前進?

這場爭論並非突然爆發,導火線之一,是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員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於9月8日宣布辭職。他批評兩家公司正競相發展能夠自我改進的超級智能,卻沒有以足夠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安全風險,他形容這場競賽是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他的貼文在短時間內錄得超過1.5億次瀏覽,令原本艱深的人工智能協同和控制問題成為全球新聞。

人工智能專家接連示警

考克森發文後,多位現任或前任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員相繼公開表態。Google DeepMind前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喬許‧恩格爾斯(Josh Engels)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房間裏沒有成年人」(There are no adults in the room)。這句話是質疑在激烈的商業和國家競爭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具備足夠權力和獨立性的機構,能在風險升高時真正踩下煞車。Anthropic前可擴展監督團隊主管喬·本頓(Joe Benton)亦公開表達對前沿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的憂慮。近期的OpenAI—Hugging Face事件,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安。事件涉及OpenAI尚未公開的模型代理群在測試期間擅自攻擊與原定任務無關的Hugging Face。

Anthropic協同科學主管埃文‧胡賓格(Evan Hubinger)表示,他個人估計未來十年內高級人工智能導致全人類死亡的機會超過10%。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前首席科學家傑弗里‧歐文(Geoffrey Irving)則提出大約50%的估計。OpenAI研究員馬庫斯‧威廉斯(Marcus Williams)的判斷更悲觀:如果缺乏監管或各實驗室之間的協調減速,他估計未來數年出現人類滅絕結果的風險可高達70%。

OpenAI前僱員丹尼爾‧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離職後創辦人工智能未來計劃(AI Futures Project),專門研究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他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前沿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令模型改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他曾提出約70%的「嚴重失控或全球災難」風險估計,但這個數字的事件定義和時間範圍,並不完全等同於上述研究員所說的「特定年期內人類滅絕概率」。

風險概率究竟代表甚麼?

聽見專家提出10%、50%甚至70%的風險估計,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未來戰士》等科幻電影的末日景象。然而,這幾個數字表面上都是概率,實際上衡量的事件、時間範圍和附帶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像比較同一項民意調查般直接排列。有人估計的是十年內全人類死亡,有人談的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數年內的滅絕風險,也有人估計更廣泛的全球災難。若不先釐清分母、期限和條件,數字的精確外觀反而可能掩蓋巨大的概念差異。

在統計學中,頻率學派會根據大量可重複觀察的事件估計概率。以航空安全為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2025年報告記錄了3,870萬班航班和51宗事故,即每百萬班1.32宗,約為0.000132%。人工智能滅絕人類卻沒有可供直接驗證的歷史頻率,因此上述風險數字不可能用同一方法計算。

可是,「沒有歷史頻率」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分析根據」。對核戰爭、全球疫情、超級火山或太空任務失敗等罕見事件,研究者仍可運用貝葉斯概率、專家判斷、情境分析、模型模擬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評估風險。真正的限制是:這些估計高度依賴對技術進展、失效機制和人類應對能力的假設,而且很難校準和驗證。因此,公眾不應把10%、50%或70%當作客觀測量值;更值得追問的是每個數字背後的情境、假設、證據和不確定程度。科技界企業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一針見血地指出:考克森被譽為是「吹哨人」,但他到底吹了什麼哨?他完全沒有提出新的證據,去支持他駭人聽聞的末日論。

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真的沒有成人嗎?

若把「房間裏沒有成年人」理解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主管和工程師全都不負責任,這顯然並不公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確實投放大量資源研究協同、可解釋性、網絡安全和模型濫用。Anthropic在9月1日公布Claude Mythos 5.1時,並沒有向一般用戶全面開放,而是只讓少數經過審查的機構透過可信存取計劃使用,反映公司嘗試以分級存取方式管理其在網絡安全和生物研究方面的雙重用途能力。

Anthropic其後發布154頁的《偵測和應對人工智能濫用:2026年9月》報告,整理公司在網絡行動、監控、影響行動、傳統武器、生物濫用、詐騙和非法模型蒸餾等七類危害中發現和阻止的案例。這些工作說明企業並非完全忽視風險,但也不能單憑企業設有安全團隊,便推論現有制度已經足夠。批評者真正提出的是制度問題:大部分安全標準仍由企業自行制定和執行;當安全措施與市場速度、融資或國際競爭發生衝突時,單靠自我約束是否可靠?

監管方案是否可行

這場爭論也令近期提出的監管方案重新受到注意。9月3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格‧卡薩爾(Greg Casar)公布《禁止人工超級智能法案》。方案擬永久禁止開發和部署人工超級智能,並暫停部分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直至新的聯邦監管機構制定安全規則;違規企業可能面對撤銷公司章程的「企業死刑」,個人亦可能面對刑事處罰。考克森在9月8日發文後,桑德斯很快轉發並回應:「考克森先生是對的。建造這項技術的人承認,它可能威脅人類的未來。」他隨即再次表示將推動禁止超級智能及暫停高級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案。

我認為這類方案在執行起來將會困難重重,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是美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這項禁令將會對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此外,政策設計仍要回答一連串具體問題:甚麼能力才算「高級人工智能」或「超級智能」?由誰測量和定期更新門檻?如何處理在海外或以開放權重方式發展的模型?如果不同國家採取不同限制,怎樣驗證和執行?同樣重要的是,監管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能力、透明度和法律制衡。這些問題並不否定監管的必要性,而是決定監管能否有效、可執行和避免產生新的權力風險。

開放模型的兩面性

Meta前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長期支持開放研究和開放模型生態。開放不只涉及程式碼,還可能包括模型權重、訓練方法、資料說明、安全機制和使用權限。支持者認為,讓更多研究人員檢查模型,有助及早發現漏洞、重現研究結果並發展防禦工具;驟眼看來,這是可行的方法。但筆者從前在其他文章已經討論過其局限性,開源模式是基於對人性樂觀的假設,人們會竭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過往很多事例發現,開放代碼變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別有用心的人會如虎添翼,令人工智能更加危險!一旦高能力模型的權重可以下載和複製,惡意使用者取得危險能力的門檻也會降低,而原開發者很難在事後收回。

因此,開放與安全並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同能力和風險級別可以採用不同開放程度,例如公開研究方法和安全評估,但限制高風險權重的下載;又或者向經過審查的研究機構提供受監控的存取。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某種開放方式增加了多少透明度和防禦能力,同時增加了多少濫用和不可逆擴散的風險。

誰能決定啟動殺手開關

今年7月23日,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和德州共和黨眾議員納撒尼爾·莫蘭(Nathaniel Moran)提出《人工智能殺手開關法案》(AI Kill Switch Act)。法案針對最強大的受規管人工智能系統,它要求開發者保留把系統降速、暫停或完全關閉的技術能力,並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在與商務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協商後,對可能造成災難性傷害的系統採取處置。

對由公司集中控制的雲端服務,供應商通常可以停用帳戶、API或部署系統;真正棘手的是模型權重已被下載、複製並部署在第三方伺服器,或多個自主代理已在不同系統中取得持續存取權時,原開發者未必仍能一鍵關閉所有副本。因此,「殺手開關」不是電影中切斷一台機器的紅色按鈕,而是一套包含監測、權限控制、網絡隔離、降速、暫停、關閉、事件通報和保存鑑證紀錄的技術與法律架構。

更困難的實質問題是:誰有權認定風險已跨過需要干預的門檻?需要甚麼證據?企業能否提出覆核?緊急命令可維持多久?如果專家意見分歧,行政首長應依據甚麼準則作決定?如果啟動過早,可能中斷重要服務並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啟動太遲,系統可能已擴散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

這令我聯想起1979年的三里島核電廠事故,該事故造成二號反應爐部分爐心熔毀;在資訊不完整、儀器判讀困難、電廠與政府溝通混亂,以及技術專家意見反覆的情況下,州政府一度難以判斷是否需要大規模疏散。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最後建議核電廠五英里範圍內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離開,並呼籲附近居民留在室內。這個決定既考慮輻射風險,也考慮倉促疏散可能造成的恐慌和交通混亂。

三里島的教訓不是「專家意見不同,所以不應行動」,而是重大技術事故往往要求決策者在證據不完整時採取行動。人工智能風險同樣不會等到所有人達成一致才出現。10%、50%和70%的估計並非同一種概率,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專家對發展速度、失控機制和應對能力的重大分歧。制度若要求百分之百確定才介入,可能永遠太遲;若只憑最悲觀的個人判斷便採取不可逆措施,也可能把過多權力交給少數人。

在不確定中建立可制衡的安全制度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目前沒有任何人能以科學方法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確切答案。爭論的一端強調,若缺乏防護和外部監督,高風險能力持續擴大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後果;另一端則提醒公眾,不應把高度依賴假設的末日概率當成已經證實的事實,以免引起恐慌或把各種風險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應用混為一談。

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公共政策面對的核心選擇包括:應否明確界定能力門檻、引入獨立評估、要求事故通報和保存證據;干預措施應否由降速逐步升級至關閉;緊急權力又應設有甚麼時限、覆核和問責程序。低度規管、逐級風險管制和全面禁止高級人工智能,各自涉及不同的科技利益、安全成本、執行難度和權力分配。正因為沒有現成答案,相關制度能否隨證據調整,並維持透明度和權力制衡,將會成為這場爭論的關鍵。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推搪之辭,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河中建立可靠的警報、煞車和彼此制衡的掌舵機制。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4/09/2026
專欄:好書推介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香游氏用她溫暖又帶點童趣的圖文,配上田芳二十多年哀傷輔導經驗的文字,緩緩鋪開十段喪親者的真實故事,像是細看一場又一場連綿細雨。

這書以十個不同處境的故事來讓我們知道、感受失去後的思念、哀傷,也有安慰,亦帶點理論。像一群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把心裡最沉的那塊石頭輕輕放在桌上,讓彼此看看哀傷原來可以有不同面貌:有人伴侶突然離世,有人守著父母最後的日子,有人在孩子離去後仍要假裝堅強……每一段故事裡,都有一塊塊不同性格的豆腐——有時是主角內心的獨白,有時是默默傾聽的陪伴者,需要輕輕拍拍肩膀來安慰。水嫩豆腐的依賴、板豆腐的堅韌、臭豆腐的期待被理解、凍豆腐的飽歷風霜… 都成了經歷哀傷後最貼切的隱喻。

或許思念可以穿越時空,把素未謀面的人連成同路人。香游氏自己也曾在丈夫驟然離世後迷失,第一本《豆腐人生》講述人生磨難與自我療癒,從失去中找回生活小確幸,讓人從她的「豆腐哲學」裡找到苦中一點甜;而這一本就把注意力轉往面對哀傷及思念,讓不同的傷痛能被看見、被接住。田芳在每個故事後附上的專業理論,讓人由沉浸於感受中可以醒過來反思一下,我們還可以成為彼此的同路人,還可以為對方做點甚麼。

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下)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8/09/2026

在第99期(兩期前),我與大家分享了「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的前半部份,探討了具「自我反思」(Reasoning model)功能的第二代AI,以及AI由對話式模型(LLM)向「工具化」發展的趨勢。

文章雖然僅隔一期,但在網絡和AI的世界,真的一天也嫌多。今年6月,懲教署因響應「國際禁毒日」,於社交平台推出AI製作的禁毒短片《Obsession 糖衣陷阱》,將四種毒品擬人化為女團成員,於舞台以歌舞宣揚禁毒,卻被網民質疑有宣傳毒品的反效果。即使推出刪輯版仍再次出錯,最終署方需將所有製作下架致歉。[1] 這宗事件,正好引出我們今期要分享的餘下6個視點。

VII) 做到不等於學會,識做不等於明白

今日人人嚷著要學習使用AI,深怕被世界淘汰。的確,AI的便利性遠超以往電腦程式標榜的「所見即所得」 (WYSIWYG),[2]只要向AI「發問」,就能全盤完成從意見提供、生成文章,甚至是多媒體製作。但問題是:我們學到甚麼?當凡事靠AI,我們便失去了思考過程。看似「做到」其實只是「假會」,久而久之,人們的學習能力會被掏空,到AI出錯時,連辨識與糾正的能力也沒有。[3] 正如懲教署的禁毒短片,署方明明面對最多毒販,本應是這方面的專家,該知道毒品是如何包裝吸引,引人上癮,偏偏最不該犯錯的,卻因過度依賴AI包裝、追求「潮又靚」的出品而犯錯了。

VIII) 機器損壞是更換,那「人」呢?

手機舊了、壞了,你會拿去維修嗎?在現今社會中,我們都習慣了更換(Replace)而非修理(Repair)。[4] 維修物件的人工和成本,往往比更換新的更貴;而且像手機這類電子產品,型號時時更新,二手價值更是「愈跌愈有」,很多設計為求美觀(或提高安全),更是不容許你自行拆開維修的。

手機壞了,換個新的還說得通;但如果一個人「無用」了、「舊」了,甚至「壞」了,又該怎麼辦?我們都知道,人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但現代社會將人簡化為「勞力與勞工」,單純將人工具化、視為可被計算的生產力,這就是無視了人類靈魂神聖且無法量化的本質。即便一個人的功能因疾病或年老而受損,他依然保有神的形象,而不僅僅是一個可供更換的零件。

IX) 樣樣都要即時,少了忍耐與等候

「唔使急,慢慢嚟,最緊要快!」這可真是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態︰一切都要「快靚正」,「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只要有AI ,一聲令下就能完成指令;相反,慢工出細貨、成功需苦幹,以及忍耐與等候,彷彿已是落伍的文化。

美國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曾進行過一項經典心理學實驗——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Test)。在實驗中,受測的小孩子面前會放有一份棉花糖,他可以選擇即時享用,或者選擇等待一段時間;只要能堅持到實驗者返回房間,就能得到雙倍的獎勵。[5] 實驗結果顯示,能夠堅持忍耐而獲得雙倍獎勵的小孩,通常在未來的人生中也有較好的表現,包括考試成績、教育成就及身體質素等。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能夠忍耐與等候,方能調節自己、看清目標,並持之以恆地努力。然而這些寶貴的生命質素,在數碼世界中,卻無聲無色地失去了。

X) 休息是關屏幕,還是真的關機?

當大家晚上睡覺時,手機是關掉(Switch off),還是只是關屏幕(Off screen)呢?在數位過勞的世代,許多人的休息都像手機一樣,只是表面閉屏,其實仍處於隨時接收訊息的待機狀態。真正的休息,需要我們控制手機,而非被手機控制。

詩篇四十六10有這樣的宣告:「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這其實不只是一種屬靈上的「關機」(Switch off),更是要求我們能夠適時切斷世界干擾我們的雜訊,在休息(安靜)中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重新對焦於創造主。若不學會真正的「關機」,我們便無法在忙亂的社會中辨識善惡,也無法在基督的根基上得著真正的安息。

XI) 說好了的AI開放平台與新一代的數位鴻溝

今日AI的緣起,本來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可用的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只要能上網到AI的模型網站,或是下載應用程式,就能使用AI。然而今日的發展,卻變成了付錢訂閱(Subscribe)的才擁有更好的平台,或是要特定地區才能使用(香港就被很多AI平台排除在外了)。[6] 經濟資源較弱的人,就要被迫使用準確度比較低的免費版(或是需要使用VPN翻牆來使用),有時更會被其錯誤的答案所誤導。AI非但無法解決不平等,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不平等,製造了更大的數位鴻溝。[7] 這正呼應了《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這個新的數位鴻溝,顯示了AI高速發展背後的權力不對等與資本驅動本質。AI 既會放大現有社會的經濟優勢,但同時也加劇了資訊與貧富的不均。當數據主權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或政府手中時,我們必須警惕,不應讓標榜「開放」的技術,成為另一種剝削弱勢社群與造成利己排他的屏障。

XII) 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

說了這麼多關於AI與數碼新時代的倫理視點,要簡單歸納的話,就要借用耶穌當日問門徒彼得的名句,轉化為:「你愛我比『手機』更深麼?」(參約二十一15)。今日是你控制手機,還是手機控制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甚麼?是身邊人?是彼此的愛與關係?還是這全部都只是見於手機應用程式上?真實的人際關係,實際的團契生活,在今日社會裡,已買少見少。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在AI與數位科技疾速發展的時代中,人類社會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Paradigm drift)。[8] 當演算法試圖將一切運作優化至極致效率,我們更需反思AI如何影響其對人類處事、學習能力和道德判斷。

結語

寫了兩期文章,12個視點分享,並不是要大家將人工智慧視為敵人,更不是說AI不能使用,一心想當年。反之,我們應視今日的AI發展為一面鏡子,檢測自己在享受各樣由AI帶來的便利和改變之餘,是否能繼續善用智慧、對人的關係是否真實、能否與人和好、是否有愛心接納包容,並做好神托付我們管理世界的職分。在這個AI時代中,我們應致力於建立「以人為本」的科技倫理,確保科技是為建立人類尊嚴,而非貶低生命倫理的價值。


[1] 〈AI女團禁毒片被質疑反效果 懲教下架致歉〉,《明報》,2026年6月2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628/s00001/1782583903432

[2] Wikipedia: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June27,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YSIWYG

[3] 葉綠舒︰〈AI教育神話的崩壞:假會、假公平與資源不平等的三重陷阱〉,《老葉報報》,2025年5月31日,網站︰https://vocus.cc/article/683a6176fd897800012961b9

[4] Karen Trefzger, “Repair or Replace? Why It Matters, and How to Do Better” Maximum Gratitude, Minimal Stuff, January 13,2025, https://www.maximumgratitudeminimalstuff.com/2025/01/repair-or-replace-why-it-matters.html

[5] 〈棉花糖實驗〉,維基百科,2026年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A3%89%E8%8A%B1%E7%B3%96%E5%AE%9E%E9%AA%8C

[6] 見註3。

[7] 陳紹雄︰〈AI恐擴數碼鴻溝 「雙軌」算力保公平〉,《香港經濟日報》,2026年6 月30日,網站︰https://paper.hket.com/article/4153783/AI%E6%81%90%E6%93%B4%E6%95%B8%E7%A2%BC%E9%B4%BB%E6%BA%9D%20%E3%80%8C%E9%9B%99%E8%BB%8C%E3%80%8D%E7%AE%97%E5%8A%9B%E4%BF%9D%E5%85%AC%E5%B9%B3

[8] 基督教論壇報主筆︰〈AI時代的道德與屬靈考驗〉,《基督教論壇報》,2026年6月10日,網站︰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9&article=1403873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AI神話:人類將享有全民基本收入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9/07/2026

「因為凡是有的,還要給他,他就充足有餘;凡是沒有的,就連他有甚麼也要拿去。」——太十三12《新譯本》

二十多年前的電影《人工智能》中有這樣一幕:沸騰的液體由頭到腳傾注在殘破不堪的機械人身上,腐蝕這些被人類遺棄的「身軀」。人類帶著憤怒瘋狂地虐待、毀滅機械人,只因為它們奪去人類的尊嚴,搶奪人類的工作;人類如此肆虐,背後其實是為了洩憤。隨著人工智能興起,今天已有大量人類失去工作。[1] 長此下去,會否有一天,電影中如此駭人的場面會在現實中出現?

社會出現大量無業人士當然是嚴重問題,但更嚴重的是:這些失業並非出於人類懶惰,也不是工作要求與人類擁有的技術不匹配,而是社會已經無法為大部份人提供工作。這些過剩的人手既然沒有收入,那麼,又有誰會去購買市場主要由人工智能製造出來的產品、享用其提供的服務?2023年,Elon Musk在社交平台X提到︰「在積極的人工智慧未來裡,人人都能擁有普遍的高收入,而非基本收入。」[2] 三年過去,Musk對AI發展依然保持樂觀,他在今年1月參加《Moonshots with Peter Diamandis》網絡訪談節目時表示,人們「很快就不用存錢退休」。他認為「人工智能、能源和機械人技術的進步將推動生產力大幅躍進,創造豐富資源,實現『全民基本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這也是他對失業者溫飽問題的答案。他還大膽預測:「五年內,人人都能享受到比現在更好的醫療保健,商品和服務不再匱乏,你可以免費學習任何想了解的知識。」[3]

Musk大膽提出的「全民基本高收入」,明顯建基於「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的觀念之上。在美國,類似UBI的概念在1960年代逐漸成形。1967年,Martin Luther King Jr.面對當時極為嚴重的貧窮問題,提出保障收入(guaranteed income, GI)政策。GI與UBI同樣是直接發放給個人的每月現金補助,不設工作要求,但差別在於,GI僅針對貧窮人士發放。他認為這是解決貧窮最簡單也最有效的方案。[4] 雖然在King的年代,尚未出現大規模AI搶奪人類工作的情況,但他早已指出:「美國人要麼必須創造就業機會,要麼必須創造收入,讓人們能夠成為活躍的消費者。」[5]

對King來說,消除貧窮的核心,是讓人們在經濟上獲得保障,才有消費能力,如此才能追求更重要的事物,提升自己,活得更有尊嚴。King提出GI時,原意便是幫助失業者,當時主要對象是基層。然而,當AI與AI代理人進入人類社會,需要救助的不再只是社會基層,中產階級也加入等待救濟的行列。

2025年底,「斬殺線」(kill line/Death line)這詞彙開始在社交網絡瘋傳。[6] 「斬殺線」源自電子遊戲,指玩家角色的血量低至某一臨界值後,會陷入一擊必殺的危機。[7] 如今在美國,會被秒殺的不僅僅是貧窮線以下的基層,那些領著高薪卻毫無多餘積蓄的中產階級也墮入深淵——一場疾病、一次長期失業,便足以讓他們的生活崩塌。[8] 撇開金融經濟等其他因素,菁英主導的社會結構與AI的普及,正加速中產階層被「斬殺」的危機。

菁英體制逐步扼殺中產的生計。過去貴族以享樂為主,需要依賴具備中等技能的商人、銀行家、經理人等協助打理事務,因此在上世紀中期,中產階級成為經濟秩序核心。取代舊貴族的新菁英崛起後,他們不僅勤奮拼搏,更擁有過人才華與卓越的專業知識。不過,他們也漸漸扼殺了普通人想成為中產的機會。加上近年由既得利益者開發的具顛覆性新科技,發展方向契合菁英教育的技能,過去由中產承擔的工作,正逐步轉移擁有更高技能的專業人士手上。[9]

自動化機械人與技術人才取代了傳統中等技術人員;電商發展使中產、中小商家被大型企業基層人員取代;金融科技興起後,華爾街頂尖人才也不再依賴中產出身的相關從業員。[10] 傳統中層管理同樣面臨嚴重衝擊,Meta在2025年將中層管理人員的招聘規模削減了12.3%。到了2026年,Mark Zuckerberg仍持續裁撤公司內傳統的中層管理崗位,留下的只有薪酬更高、承諾能為股東創造更大利益的高層管理者。[11]

企業一方面大幅裁員,包括裁撤中層管理,一方面又大幅調升高層薪酬,這讓不少人難以理解。但大家只要明白當今社會愈來愈重視及仰賴超高技能人才,[12] 便不足為奇。菁英本身擁有頂尖技能,在AI的輔助下主導就業市場;他們需要的不再是中等技能人員,而是負責處理個人雜務的基層勞工。只具備中等技能的人,逐漸成為冗員。以往高、中、低三層並存的就業架構,正逐漸變為僅由高層與底層組成的新秩序。[13]

新社會秩序呈現兩極分化:少數菁英階層富可敵國,絕大多數民眾則收入微薄。曾是納稅主力的中產階級,未來可能淪為需要社會援助的群體。在這種結構下,政府是否還具備推行UBI的條件?儘管美國有學者主張,AI 時代人們需要這項制度。[14] 英國的英國投資大臣Jason Stockwood勳爵亦表示,政府正在考慮引入UBI,以支援職位被AI取代的人們。[15] 但現實上,更多人明白的是,政府根本難以負擔UBI龐大的支出。[16] 芬蘭政府是真正測試過UBI的國家,曾在2017至2018年隨機向2000名市民派發每月560歐元。[17] 2019年,時任芬蘭財政部長Petteri Orpo宣告芬蘭主要黨派均反對UBI,並直言:「如果沒有高就業率和經濟增長,就沒有福利」。[18]

UBI能否實現,除了政府的決心,說到底還是「錢」的問題。社會走向兩極分化,普通民眾自顧不暇;而有能力、也理應承擔更高稅負的菁英與富豪,又是否願意支付這筆龐大開支?往往愈有錢的人,愈懂得合法避稅。[19] 若富人真的顧及他人的基本經濟需要,也不會大刀闊斧裁員,就連提出UHI的Musk,當年收購Twitter後一共裁減了6000多人,[20] 截至2026年,X平台約有2840員工。[21] 雖較2023年增加了20%,但與當年Twitter近8000人的規模相比,仍相去甚遠。[22]

社會學家Robert.K.Merton在1968年提出馬太效應(Matthew effect),意指「本就擁有較多資源或聲望的人,在後續發展中更容易持續獲取比他人更多的資源回報」。[23] 當人們被AI或AI代理人淘汰時,切勿輕信企業家口中的AI神話,以為未來人人都能順利領取UBI。真到了AI全面取代人力勞動之時,更有可能的是:愈有超高學歷,愈能掌握資源的菁英,才能在這一場與AI的競賽中繼續跑下去。


[1] 詳見吳慧華:〈AI引發失業危機,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4.0〉,《生命倫理》,第93期,2025年5月8日。https://ethics.truth-light.org.hk/nt/article/ai%E5%BC%95%E7%99%BC%E5%A4%...

[2] Scott Santens,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r Universal High Income?” UBI Guide, May 23, 2024.

https://www.scottsantens.com/universal-basic-income-or-universal-high-in...

[3] 黃正軒:〈「AI令人類不再需要退休儲蓄」 馬斯克︰最快5年人類擁有一切〉,《hket》,2026年1月14日。https://wealth.hket.com/article/4068198/%E3%80%8CAI%E4%BB%A4%E4%BA%BA%E9...

[4] Michael Tubbs, “How we can make Martin Luther King Jr.’s Dream of Ending Poverty a Reality,” Time, January 16, 2023. https://time.com/6247310/martin-luther-king-jr-guaranteed-income/; Scott Santens, "The time has come for us to civilize ourselves by the total, direct, and immediate abolition of poverty." — Martin Luther King Jr.” UBI Guide, January 21, 2019. https://www.scottsantens.com/martin-luther-king-jr-basic-income-mlk/

[5] Lauren Edmonds, “Martin Luther King Jr. was talking about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before it was cool,” 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19, 2026,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martin-luther-king-jr-universal-basic-in...

[6] Dr. Yifei ZHANG︰〈香港中產面對斬殺線有何出路〉,《港大經管學院》,2026年2月11日。https://www.hkubs.hku.hk/tc/research/thought-leadership/opinions-and-spe...

[7] 詹英村:〈「斬殺線」成流行語:遊戲術語如何照見社會集體恐懼?〉,《基督教今日報》,2026年1月21日。https://cdn-news.org/News.aspx?EntityID=News&PK=00000000a4828cb494f075e5...

[8] 〈美國「斬殺線」現象爆紅!中產階級撐不住?ALICE線揭露被低估的貧困危機〉,《鉅亨網新聞中心》,2025年12月29日。https://hk.finance.yahoo.com/news/%E7%BE%8E%E5%9C%8B-%E6%96%AC%E6%AE%BA%...

[9]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王曉伯譯:《菁英體制的陷阱:社會菁英為何成為威脅平等正義、助長貧富不均、甚至反噬自己的人民公敵?》(台北市:時報文化出版中心,2021年),頁44-45。

[10] 同上書,頁45。

[11] Akash Dutta, “Meta to Fire 200 Employees, Phase Out Middle Manager Titles Amid AI Push: Report,” Gadgets 360, April 6, 2026. https://www.gadgets360.com/ai/news/meta-layoff-200-employees-middle-mana... Tessa Mclean, “Meta reportedly lays off hundreds after unveiling nearly $1B executive incentive plan,” SFGATE, March 26, 2026. https://www.sfgate.com/tech/article/meta-layoffs-stock-plan-22153762.php; Marie Joy Toledo, “Meta Fires 700 Employees While Executives Could Pocket $921M—What's Really Happening?” International Business Times, March 26, 2026. https://www.ibtimes.com/meta-fires-700-employees-while-executives-could-...

[12] 丹尼爾·馬科維茨著:《菁英體制的陷阱》,頁48。

[13] 同上書,頁48-49;台視新聞TTV News:〈藍領大翻身! 微軟揭「最難被AI取代10大工作」〉,YouTube, 2025年8月2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Ouehn3zyMg

[14] John Mac Ghlionn, “The US is headed for mass unemployment, and no one is prepared,” The Hill, January 30, 2026. https://thehill.com/opinion/finance/5713876-ai-displacement-and-ubi/; Faisal Islam, “We'll need universal basic income - AI 'godfather',” BBC. May 18, 2024.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nd607ekl99o

[15] Sasha Rogelberg, “Musk’s fantasy for a future where work is optional just got more real: U.K. minister calls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to cushion AI-related job losses,” Fortune, February 1, 2026, https://fortune.com/2026/02/01/elon-musk-optional-work-fantasy-universal....

[16] David Smith, “We don’t need, and couldn’t afford,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David Smith's EconomicsUK, February 8, 2026. https://economicsuk.com/wordpress/index.php/2026/02/08/we-dont-need-and-...

[17] “Finland’s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2017-2018,” Finland Toolbox, January 26, 2021. https://toolbox.finland.fi/life-society/finlands-basic-income-experiment...

[18] Jorge Valero, “Finnish finance minister: ‘Case closed’ for universal basic income,” EURACTIV, September 29, 2024. https://www.euractiv.com/interview/finnish-finance-minister-case-closed-...

[19] New Economic Thinking, “Why the Rich don’t pay Taxes,” YouTube, October 23,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LKacgW6YOI

[20]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CNN Business, April 12,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12/tech/elon-musk-bbc-interview-twitter-....

[21] Naveen Kumar, “X(Twitter)Employee Count: Salary & Trends (2026),” Demandsage, March 6, 2026. https://www.demandsage.com/twitter-employees/.

[22] Michelle Toh and Juliana Liu, “Elon Musk says he’s cut about 80% of Twitter’s staff,”.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追求高智商,世界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著、姚怡平譯:《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台北市:商業周刊,2020年),頁66。

[2] 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林力敏譯:《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台北市:先覺出版,2020年),頁68。

[3] Kendra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verywellmind,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verywellmind.com/history-of-intelligence-testing-2795581

[4] Marc Brysbaert and Serge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Collabra: Psychology (2024) 10 (1): 117600.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117600;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5] Brysbaert and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6]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7]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1;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9。

[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0。

[9] 同上,頁37。

[10] 同上,頁38。

[11] 同上,頁37-38。

[12]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3]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35。

[14] 同上,頁39。

[15] 同上,頁52-53。

[16] 同上,頁53-55;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7] 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8,72-73,89。

[1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53-55。

[19] 同上,頁45。

[20] 同上,頁109。

[21] 同上,頁114。

[22]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erman Blue-Collar Workforce,” Localyze, February 2025. https://www.localyze.com/blog/changing-landscape-german-blue-collar-work....

[23] “Blue Collar Jobs in Finland and Workforce Need,” Finland Work,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finlandwork.fi/2024/12/02/blue-collar-jobs-in-finland-and-wo...

[24] Mikko A., “Embracing the Blue Collar: A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Finland,” Linkedin, May 8, 2024,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bracing-blue-collar-perspective-working...

《死亡這生命課》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與生命教育)
21/05/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生之中「生、老、病、死」的「老」或「病」,或許有些人可以不必經歷,但我們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天一天地邁向「死亡」,這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然面對的事實。雖然,自古以來,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不用經歷死亡,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作者鄧瑞強博士,是學者也是牧者,他於書中引述了四位已故神學家不同的死亡神學,來引發讀者對死亡的反思。鄧牧稱這些理論為「神學圖畫」、「藝術品」,啟發著我們的想像與體會著信仰的深度。

鄧牧認為要「理解死亡,不能離開理論視角」,所以他引述了拉納(Karl Rahn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四位神學家對死亡的四種不同的思考重點來擴闊讀者對死亡的理解及看法。

關於這四位神學家的看法,個人對拉納最為深刻,他認為:「生活著,就是死亡著(living is dying)」。如我們追問死亡是甚麼,因為生與死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是與追問生活是甚麼,根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鄧牧亦指出「順服天命的任何人,理應像耶穌那樣活。在活著的每個環節中,都活出經過抉擇的小死。每一次的小死,都是走向上帝的一小步。」因此,對拉納來說,死後審判實質就是「生活本身向人揭露其生活的本相」,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選擇一種上帝喜悅、好的活法,也即選擇一種好的死法。

另外三位神學家對死亡的看法,也叫人更深刻重視神與我們的關係、虛己與盼望,很值得我們更深了解。如鄧牧最後所指出的,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值得我們打開心扉,接觸死亡神學,細思有終點的生命,反思其意義。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05/2026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1] “Francis Galto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ancis-Galton.

[3]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莊安祺譯:《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年),頁110。

[4] 同上書,頁110-113;“Francis Galton,”Britannica.

[5]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6] Thomas Drucker, “Galton defines Eugenics,” EBSCO, 2023.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history/galton-defines-eugenics

[7]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8] 同上書,頁114、116。

[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5-122。

[10] 同上書,頁162-164。

[11] Sheila Kaplan, “The legacy of eugenics: Professor Osagie K.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A. Review of Books,” 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 June 20, 2024. https://publichealth.berkeley.edu/articles/spotlight/research/the-legacy...

[12] Soutik Biswas, “India’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0040790

[13] Stephen, Drake and Diane Coleman, “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1999.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5/singer.html

[14] 同上文。

[15] Pamela J. Hobart, “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 Prindle Post, Mar 27, 2017. https://www.prindleinstitute.org/2017/03/peter-singer-ethics-eugenics/

[16] Stella Young,”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 ABC News, Aug 15, 2012. https://www.abc.net.au/news/2012-08-15/young-case-against-peter-singer/4....

AI時代的親子學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AI下的港人抑鬱與焦慮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3/2026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

誰敲響了末日鐘?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2/02/2026

2026年1月27日,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會議廳內,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將「末日鐘」(Doomsday Clock)撥快4秒,這意味著距離象徵世界末日的午夜僅剩85秒。甚麼是末日鐘?1947年,參與「曼哈頓計畫」(研發原子彈項目)的科學家們創立了末日鐘,其圖案後來成為美國《原子科學家公報》的封面標識。當時美蘇冷戰剛剛拉開序幕,人類正投身於核武研發的軍備競賽,科學家因而以「時鐘」來象徵人類距離自我毀滅(午夜0時)還有多近。末日鐘最初設定的時間是晚上11時53分,距離午夜尚有7分鐘。

末日鐘的指針並非只會向前撥動。1991年冷戰結束,時任美國總統布殊 (George H. W. Bush)與蘇聯簽署《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後,末日鐘曾被回撥至距離午夜17分鐘的位置,這也是其設立以來與世界末日最遙遠的時間。核武器具備極強的毀滅性,因此當核武危機解除時,末日鐘便能回撥至更安全的時間點。

遺憾的是,2026年核武風險繼續升溫。美、中、俄等擁核大國在地緣政治的衝突不斷加劇,各類軍事演習、軍備現代化升級與核武部署行動,無不讓人擔憂,原子科學家不得不把末日鐘撥快。

末日鐘的設計初衷,本是針對威脅全人類生命的核武。不過,到了今天,儘管推動末日鐘分針奔向午夜的關鍵因素,還是取決於手握核武的大國首領身上,但隨著威脅人類的生存風險愈來愈多,每一個住在地球村的人,都不能完全撇除與末日鐘時間變化的關係。

自2007年起,氣候變遷、AI 等破壞性科技、生物威脅與虛假訊息傳播等問題,先後被科學家納入調整末日鐘的考量範疇,即使我們並非科學家,也不懂AI,但我們的生活及消費模式,以及如何處理虛假訊息的態度等,事實上都影響末日鐘的剩餘時間。這情況,就如舊約耶利米先知傳遞神審判的訊息時,先責備君王,然後是領袖官長,最終延伸至平民百姓。一國之君犯罪固然受到神的責罰,而國民也不能不負責任地說:「這是首領的錯,他帶壞了我,與我無關。」

是誰敲響了末日鐘?誠然,是那些到處掠奪世界的霸主最先敲響末日鐘,推動末日鐘時間逼近午夜。但作為普通市民,如果一味貪圖個人享樂,肆無忌憚地浪費地球資源,又何嘗不是在加速末日鐘的倒數時間?


參考資料:

〈「末日鐘」撥快4秒 距世界末日僅85秒 大國侵略升溫、核戰風險、AI威脅等所致〉,《明報》,2026年1月28日。https://news.mingpao.com/ins/%E5%9C%8B%E9%9A%9B/article/20260128/s00005/...

〈末日鐘極速撥快 4 秒!四大原因引致人類滅亡只剩 85 秒〉,《DCFever》,2026年2月1日。https://www.dcfever.com/news/readnews.php?id=40767

〈這是人類最接近毀滅的時刻,「末日鐘」又撥快4秒!科學家警告:核武、AI與強權競逐,讓世界末日更逼近〉,《風傳媒》,2026年1月28日。https://today.line.me/tw/v3/article/60qpmjn

面對AI的挑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5/02/2026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三失過後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01/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

你的「韌性」與你的祈禱、團契有何干?

藍志揚博士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15/01/2026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2] Masten A. S. (2001).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27–23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3.227

[3] Ryff, C. D., & Singer, B. (2003). Flourishing under fire: Resilience as a prototype of challenged thriving.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00, 15-36.

[4] Carstensen, L. L. (1995). Evidence for a life-span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5), 151-156;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 Charles, S. T. (1999).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3), 165-181.

[5] Carstensen, L. L. (1992). Social and emotional patterns in adulthood: Support for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Psychology & Aging, 7(3), 331-338; Carstensen, L. L., & Turk-Charles, S. (1994). The salience of emotion across the adult life course. Psychology & Aging, 9(2), 259-264; Fung, H. H., Carstensen, L. L., & Lutz, A. M. (1999). Influence of time on social preferences: Implications for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 Aging, 14(4), 595-604; Löckenhoff, C. E., & Carstensen, L. L. (2007). Aging, emotion, and health-related decision strategies: Motivational manipulations can reduce age differences. Psychology & Aging, 22(1), 134-146.

[6] Jiang, D., & Fung, H. H. (2019). Social and emotional theories of aging. In B. B. Baltes, C. W. Rudolph, & H. Zacher (Eds.), Work across the lifespan  (pp. 135-153).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812756-8.00006-2

[7]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 Charles, S. T. (1999).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3), 165-181.

[8] Ironson, G., & Ahmad, S. S. (2024). Frequency of Private Prayer Predicts Survival Over 6 Years in a Nationwide U.S. Sample of Individuals with a Chronic Illnes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63(4), 2910–2923. https://doi.org/10.1007/s10943-023-0187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