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生與死的邊緣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30/05/2024

香港推行生死教育的情況,與台灣相比,仍然有很大的距離。為何生死教育如此重要?據資深生死教育工作者黃民牧師稱,台灣因為有推行各種生死教育的課程,結果自殺率曾經減低了,成效有目共睹。然而,香港自殺的新聞近期卻此起彼落,聞者惋惜。台灣的生死教育有哪些例子可以成為香港的借鏡,如何可以有效教導人們珍惜生命,活出正向人生呢?明光社於2024年3月26日晚上舉辦了網上專題講座「生與死的邊緣」,並邀請了黃民牧師來講解。

重視生死教育

黃牧師認為,香港雖然有推行生死教育的課程,但形式十分片面,並不是整體性的。生死教育在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做得較好,然而這個題目並不是學校的主要科目,推行有限,情況並不理想。參考台灣,無論在小學、中學、大學,都有生命教育、生死教育的課程,學生在成長過程一定會在教科書上獲得相關的知識,他們會接觸過重視生命、情緒支援及靈性關注等內容。由於其關注度、重視度十分高,值得香港學習。現在,香港只有一些志願機構有限度地推行生死教育,內容也十分簡單,此外,大學也偶然會有一些相關的課程,但不普遍;然而在台灣,他們已開辦生死教育的學士、碩士及博士學位課程,可見其重視度十分高。

生死教育研討會

台灣中、小學的老師經常會舉辦全台灣的生死教育研討會,分享在學校推動生死教育的個案,黃牧師也曾聽過他們的匯報,驚嘆他們願意在人力、物力、資源等方面付出,也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以完成一個有深度的生死教育計劃,事後更有成效及評估,十分認真。這些計劃的目的是要幫助學生處理情緒、建立正面的價值觀、提升人際關係等。在這個情況下,社會的整體氣氛不再一樣,據黃牧師的觀察,感到學生的個人品格提升了,市民也較有禮貌、積極等,這可歸功於他們從小就願意談人生,談死亡。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的生死教育課程

他又舉例指,在台灣的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會安排學生睡在不同的棺材上,讓他們體驗死亡,課程計劃有整套設計,如事前講解、看影片、寫遺書,然後親自讀出遺書,開始準備死亡時的心理質素。代入其中後,參加課程的學生開始會想臨終前的掛慮、真情流露說出心底的說話等。儘管同學當中也有富經驗的醫護人員,但當他們睡在棺材的那一刻,都有重生的感覺,因為他們感受到生命的可貴,並懂得珍惜生命,才明白當生命去到最後的一刻,甚麼是最不捨,最掛心的,再重新反省生命。黃牧師體會到,課程完結後,這些課程的影響力不會短時間就減退,而是會栽種在學生的心裡,甚至影響他們的一生。

死亡咖啡館

不只是以研討會、課堂形式去談生死,台灣亦有死亡咖啡館,可以一邊飲咖啡一邊探討人生、生死、自殺、臨終等不同的題目。死亡咖啡館由一位生死教育工作者引進台灣,後來她又籌組了「生死關懷教育推廣協會」,期望不用課堂而是用優閒的形式來討論這些話題,令生死教育貼近地面,易於與人分享和與大眾互動。咖啡館在近10年來已在台灣舉辦超過400場與談論生死有關的活動,由台北開始推展到整個台灣,總共有30,000人次參加,年齡由8歲到90歲都有,目的是推動民間談論生死,籌辦得十分成功。

與學童談死亡

黃牧師認為我們應該開放地談死亡,他說:「不是我們多說死亡,我們便會即時死亡。有生就會有死,所以我們兩方面都要關注,不可只談生,不談死。」故此,他認為人要活在當下,為了生活,便要更加珍惜生命,更加關心身邊的人。有一天,當我們離開世界時,若能貢獻一生給社會,那便沒有遺憾,沒有浪費一生。生命是有期限的,故此我們要教學童珍惜生命,並要與他們一起談死。很多家長忌諱與學童談生死,然而黃牧師認為儘管家長不提及,學童總會在不同的途徑,如在新聞上接觸到,這是不能逃避的題目。由於小朋友隨時隨地都可以接觸到死亡的話題,而死亡亦是人生的一部份,總有一天會來,只是時間的問題,故此他鼓勵家長不應太害怕與小朋友談死亡,建議家長可以用一些另類的方法與小朋友談生死,如繪畫、繪本、短片或用家中的寵物作為話題,以建立正確的生命觀,令他們的人生更堅強。

若果面對認識的人自殺,黃牧師稱:「家長可從正面的態度教學童,要珍惜生命。若然自殺死了,就不會再見到家人,而家人亦會很傷心、痛苦、內疚。」他認為這是一個學習死亡的時機,並建議應與學童談自殺的後果。最後,他總結說:「死亡是必經的,我們應處之泰然,內心要培養正確的價值觀、生命觀,並要訓練抗逆力,在我們經歷苦難時也可以變得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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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特曼神學》

何慕怡 | 明光社 助理總幹事
02/10/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坊間有很多研究莫特曼的書籍,而《莫特曼神學:上帝的應許是人類的盼望》最吸引的地方,在於莫特曼正是作者林鴻信教授的博士指導教授(Doktorvater)。其他作者或許能從學術去剖析,但林教授卻加上了門生情誼的視角,去梳理莫在神學思想上的主張。此外,此書由莫特曼親自作序,並以其親筆簽名作為序的結束,他祝願每一位基督徒——凡相信而且從信仰光照來看自己與世界的都是「神學人」。要知道莫特曼更多的故事,我們亦可在代序中閱讀到作者與莫特曼互動交流的情節,看見這位神學大師不為人知的一面:原來莫特曼熱愛中國文化,家中甚至設有一個擺放著中國文物的「中國客廳」。

本書從導論帶領讀者回顧莫特曼的生平,隨後深入探討其核心神學思想,包括:

盼望神學:莫特曼主張「上帝是朝我們迎面走來的未來」,未來不只是當下的延續,而是上帝介入所帶來的全新突破與可能性。

十架神學:主張上帝在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上,親自經歷了被棄絕與苦難,故上帝不是高高在上的旁觀者,而是與受苦者同在的「共苦者」。

三一論:提出父、子、聖靈在愛與彼此互滲中的共融關係。其「社會三一論」為人類社會提供了一種非階級化、非霸權式民主共融的範本。

基督論:從聖靈充滿與終末盼望的角度審視基督的生命、受難與復活,強調耶穌作為「受苦的彌賽亞」對受造世界的拯救。

終末論:指出終末不是世界的毀滅,而是受造世界的醫治與重塑。

聖靈論:強調聖靈不僅在教會個人內心工作,更是宇宙的靈、生命的靈,聖靈的臨在帶來了萬物的更新與群體的醫治。

最後,作者特別探討了莫特曼神學對華人教會與社會的意義。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4/09/2026
專欄:好書推介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香游氏用她溫暖又帶點童趣的圖文,配上田芳二十多年哀傷輔導經驗的文字,緩緩鋪開十段喪親者的真實故事,像是細看一場又一場連綿細雨。

這書以十個不同處境的故事來讓我們知道、感受失去後的思念、哀傷,也有安慰,亦帶點理論。像一群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把心裡最沉的那塊石頭輕輕放在桌上,讓彼此看看哀傷原來可以有不同面貌:有人伴侶突然離世,有人守著父母最後的日子,有人在孩子離去後仍要假裝堅強……每一段故事裡,都有一塊塊不同性格的豆腐——有時是主角內心的獨白,有時是默默傾聽的陪伴者,需要輕輕拍拍肩膀來安慰。水嫩豆腐的依賴、板豆腐的堅韌、臭豆腐的期待被理解、凍豆腐的飽歷風霜… 都成了經歷哀傷後最貼切的隱喻。

或許思念可以穿越時空,把素未謀面的人連成同路人。香游氏自己也曾在丈夫驟然離世後迷失,第一本《豆腐人生》講述人生磨難與自我療癒,從失去中找回生活小確幸,讓人從她的「豆腐哲學」裡找到苦中一點甜;而這一本就把注意力轉往面對哀傷及思念,讓不同的傷痛能被看見、被接住。田芳在每個故事後附上的專業理論,讓人由沉浸於感受中可以醒過來反思一下,我們還可以成為彼此的同路人,還可以為對方做點甚麼。

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下)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8/09/2026

在第99期(兩期前),我與大家分享了「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的前半部份,探討了具「自我反思」(Reasoning model)功能的第二代AI,以及AI由對話式模型(LLM)向「工具化」發展的趨勢。

文章雖然僅隔一期,但在網絡和AI的世界,真的一天也嫌多。今年6月,懲教署因響應「國際禁毒日」,於社交平台推出AI製作的禁毒短片《Obsession 糖衣陷阱》,將四種毒品擬人化為女團成員,於舞台以歌舞宣揚禁毒,卻被網民質疑有宣傳毒品的反效果。即使推出刪輯版仍再次出錯,最終署方需將所有製作下架致歉。[1] 這宗事件,正好引出我們今期要分享的餘下6個視點。

VII) 做到不等於學會,識做不等於明白

今日人人嚷著要學習使用AI,深怕被世界淘汰。的確,AI的便利性遠超以往電腦程式標榜的「所見即所得」 (WYSIWYG),[2]只要向AI「發問」,就能全盤完成從意見提供、生成文章,甚至是多媒體製作。但問題是:我們學到甚麼?當凡事靠AI,我們便失去了思考過程。看似「做到」其實只是「假會」,久而久之,人們的學習能力會被掏空,到AI出錯時,連辨識與糾正的能力也沒有。[3] 正如懲教署的禁毒短片,署方明明面對最多毒販,本應是這方面的專家,該知道毒品是如何包裝吸引,引人上癮,偏偏最不該犯錯的,卻因過度依賴AI包裝、追求「潮又靚」的出品而犯錯了。

VIII) 機器損壞是更換,那「人」呢?

手機舊了、壞了,你會拿去維修嗎?在現今社會中,我們都習慣了更換(Replace)而非修理(Repair)。[4] 維修物件的人工和成本,往往比更換新的更貴;而且像手機這類電子產品,型號時時更新,二手價值更是「愈跌愈有」,很多設計為求美觀(或提高安全),更是不容許你自行拆開維修的。

手機壞了,換個新的還說得通;但如果一個人「無用」了、「舊」了,甚至「壞」了,又該怎麼辦?我們都知道,人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但現代社會將人簡化為「勞力與勞工」,單純將人工具化、視為可被計算的生產力,這就是無視了人類靈魂神聖且無法量化的本質。即便一個人的功能因疾病或年老而受損,他依然保有神的形象,而不僅僅是一個可供更換的零件。

IX) 樣樣都要即時,少了忍耐與等候

「唔使急,慢慢嚟,最緊要快!」這可真是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態︰一切都要「快靚正」,「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只要有AI ,一聲令下就能完成指令;相反,慢工出細貨、成功需苦幹,以及忍耐與等候,彷彿已是落伍的文化。

美國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曾進行過一項經典心理學實驗——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Test)。在實驗中,受測的小孩子面前會放有一份棉花糖,他可以選擇即時享用,或者選擇等待一段時間;只要能堅持到實驗者返回房間,就能得到雙倍的獎勵。[5] 實驗結果顯示,能夠堅持忍耐而獲得雙倍獎勵的小孩,通常在未來的人生中也有較好的表現,包括考試成績、教育成就及身體質素等。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能夠忍耐與等候,方能調節自己、看清目標,並持之以恆地努力。然而這些寶貴的生命質素,在數碼世界中,卻無聲無色地失去了。

X) 休息是關屏幕,還是真的關機?

當大家晚上睡覺時,手機是關掉(Switch off),還是只是關屏幕(Off screen)呢?在數位過勞的世代,許多人的休息都像手機一樣,只是表面閉屏,其實仍處於隨時接收訊息的待機狀態。真正的休息,需要我們控制手機,而非被手機控制。

詩篇四十六10有這樣的宣告:「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這其實不只是一種屬靈上的「關機」(Switch off),更是要求我們能夠適時切斷世界干擾我們的雜訊,在休息(安靜)中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重新對焦於創造主。若不學會真正的「關機」,我們便無法在忙亂的社會中辨識善惡,也無法在基督的根基上得著真正的安息。

XI) 說好了的AI開放平台與新一代的數位鴻溝

今日AI的緣起,本來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可用的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只要能上網到AI的模型網站,或是下載應用程式,就能使用AI。然而今日的發展,卻變成了付錢訂閱(Subscribe)的才擁有更好的平台,或是要特定地區才能使用(香港就被很多AI平台排除在外了)。[6] 經濟資源較弱的人,就要被迫使用準確度比較低的免費版(或是需要使用VPN翻牆來使用),有時更會被其錯誤的答案所誤導。AI非但無法解決不平等,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不平等,製造了更大的數位鴻溝。[7] 這正呼應了《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這個新的數位鴻溝,顯示了AI高速發展背後的權力不對等與資本驅動本質。AI 既會放大現有社會的經濟優勢,但同時也加劇了資訊與貧富的不均。當數據主權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或政府手中時,我們必須警惕,不應讓標榜「開放」的技術,成為另一種剝削弱勢社群與造成利己排他的屏障。

XII) 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

說了這麼多關於AI與數碼新時代的倫理視點,要簡單歸納的話,就要借用耶穌當日問門徒彼得的名句,轉化為:「你愛我比『手機』更深麼?」(參約二十一15)。今日是你控制手機,還是手機控制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甚麼?是身邊人?是彼此的愛與關係?還是這全部都只是見於手機應用程式上?真實的人際關係,實際的團契生活,在今日社會裡,已買少見少。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在AI與數位科技疾速發展的時代中,人類社會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Paradigm drift)。[8] 當演算法試圖將一切運作優化至極致效率,我們更需反思AI如何影響其對人類處事、學習能力和道德判斷。

結語

寫了兩期文章,12個視點分享,並不是要大家將人工智慧視為敵人,更不是說AI不能使用,一心想當年。反之,我們應視今日的AI發展為一面鏡子,檢測自己在享受各樣由AI帶來的便利和改變之餘,是否能繼續善用智慧、對人的關係是否真實、能否與人和好、是否有愛心接納包容,並做好神托付我們管理世界的職分。在這個AI時代中,我們應致力於建立「以人為本」的科技倫理,確保科技是為建立人類尊嚴,而非貶低生命倫理的價值。


[1] 〈AI女團禁毒片被質疑反效果 懲教下架致歉〉,《明報》,2026年6月2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628/s00001/1782583903432

[2] Wikipedia: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June27,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YSIWYG

[3] 葉綠舒︰〈AI教育神話的崩壞:假會、假公平與資源不平等的三重陷阱〉,《老葉報報》,2025年5月31日,網站︰https://vocus.cc/article/683a6176fd897800012961b9

[4] Karen Trefzger, “Repair or Replace? Why It Matters, and How to Do Better” Maximum Gratitude, Minimal Stuff, January 13,2025, https://www.maximumgratitudeminimalstuff.com/2025/01/repair-or-replace-why-it-matters.html

[5] 〈棉花糖實驗〉,維基百科,2026年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A3%89%E8%8A%B1%E7%B3%96%E5%AE%9E%E9%AA%8C

[6] 見註3。

[7] 陳紹雄︰〈AI恐擴數碼鴻溝 「雙軌」算力保公平〉,《香港經濟日報》,2026年6 月30日,網站︰https://paper.hket.com/article/4153783/AI%E6%81%90%E6%93%B4%E6%95%B8%E7%A2%BC%E9%B4%BB%E6%BA%9D%20%E3%80%8C%E9%9B%99%E8%BB%8C%E3%80%8D%E7%AE%97%E5%8A%9B%E4%BF%9D%E5%85%AC%E5%B9%B3

[8] 基督教論壇報主筆︰〈AI時代的道德與屬靈考驗〉,《基督教論壇報》,2026年6月10日,網站︰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9&article=1403873

校內宣傳LGBTQ價值觀,家長點睇?

何慕怡 | 明光社 助理總幹事
03/09/2026

香港國際學校管理風波|營運機構付費與路德會和解 脫離管治關係
(香港01  2026-9-2)

香港有一間國際學校近來爆發管治風波,其中一點值得關注的是,報導指該校曾宣傳「LGBTQ+」群體及其活動,包括「國家出櫃日」及宣傳同性戀與同性婚姻。雖然這次事件已宣佈達成和解,然而卻仍然令人滿腦疑問的是:該校的家長是否知道學校正在向孩子灌輸這些價值觀?該校家長是「知而不說」,還是已經「默默接受」?

筆者剛剛從德國回來,想藉著以下的故事引起家長的關注。2024年11月1日,德國的《性別自決法》(Selbstbestimmungsgesetz)正式生效。該法規定,14歲至17歲的未成年人只要獲法定代理人同意,便可自行聲明更改性別;然而,若父母/監護人基於保護孩子而拒絕同意,法律容許在特定條件下,由「家事法庭」直接取代父母的同意權,這種制度在近年引發了嚴重的家庭悲劇。

在德國,一名男孩在14歲那年,學校舉辦了一場由「跨性別倡議團體」主導的活動;隨後,兒子參加了一個夏令營,並由一位男跨女來照顧。不久後,兒子便向父母宣稱自己是女孩,要求改名,並強烈要求服用「青春期阻斷劑」與荷爾蒙藥物。父母雖然願意讓步,同意他在家裡使用女孩的名字,然而父母堅決拒絕讓他進行不可逆轉的藥物治療。結果,孩子向青少年福利局(Jugendamt)尋求庇護,並提出監護的申請,理由是他的父母不接受他的跨性別身份,而且他的父親據稱還威脅要對他使用暴力,然而男孩的父母否認了這個說法。

 2023年夏天,男孩再次提出監護申請。他聲稱自己仍然遭到父母的排斥,並且有自殺傾向。隨後,他被安置在一個青少年寄宿團體。自此,孩子幾乎切斷了與父母的聯繫,偶爾見面也必須在社工的監視下進行。在長達數月的法庭審理中,青年局、律師、法官都強烈傾向支持孩子「服用阻斷劑」的意願,刻意淡化藥物的副作用。母親在受訪時絕望地表示:「我們父母處於注定失敗的境地,因為對方的系統運作得太好了。」

從以上的故事可見,在反叛期青少年的思想極易受到學校教育、朋輩及倡議團體的影響。一旦孩子在未成熟的階段受到片面資訊引導,可能會做出對自己身體有永久傷害的決定。回到今次香港國際學校的事件,家長們是否真的了解校內宣傳 LGBTQ+ 價值觀的具體情況?還是低估了這些風氣對孩子身心發展的影響﹖

 

《社交I人也能自在說話:保持原本的個性就好,終結尬聊的90個技巧》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6/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對於一些性格內向、不擅長表達,甚至對說話缺乏信心的人來說,與人溝通可能是一件令人感到壓力的事情。這次介紹的《社交I人也能自在說話》,正是一本為這類讀者而寫的書。很多內向的人以為,要成為一個「會說話的人」,就必須強迫自己改變性格,變得外向、健談。然而,本書提供了另一個角度:不勉強自己、不刻意改變、不增加壓力,同樣可以與別人順利而愉快地交流。作者透過自身不喜歡與人交談的經歷,分享如何調整心態,逐步建立表達自己的信心。書中提醒我們,與人溝通不必追求完美,可以先用自己最舒服、最有效的方式開始。例如說話時多一點微笑,專心聆聽對方,多使用正面的語句,都能令交流變得自然。此外,我們亦可以觀察一些能言善道的人,留意他們說話的內容、音量、語調、表情、眼神及節奏,再嘗試模仿適合自己的部分。

若不知從何說起,不妨嘗試說故事:將一件事情由負面轉向正面的經歷說出來,就能自然形成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讓對話更有內容。要改善表達能力,更要從「了解自己」開始。作者建議每天睡前花約十分鐘與自己對話,整理情緒、想法和行為模式;又或者先把感受和意見寫下來,幫助自己理清思緒。當我們更了解自己的內心,往後表達時自然會更輕鬆。當我們太在意對方的反應,不斷懷疑自己「是不是說得很無聊」時,可以運用阿德勒的「課題分離」思維——明白對方的反應屬於對方的課題,不需要讓別人的反應牽著自己的情緒走。至於平日不知道與別人談什麼,也不必刻意尋找深奧的話題,天氣、季節、美食、日常生活等輕鬆事物,都是很好的閒聊素材。聊天的目的並不是要求每一句話都有深度,而是讓彼此慢慢熟悉,享受交流的過程。

總括而言,《社交I人也能自在說話》並不是要求內向者變成外向者,而是教我們接納自己的性格,以適合自己的方式與別人溝通。對於內向的人,尤其是即將需要重新面對同學和老師的學生來說,這本書提供的不只是說話技巧,更是一份面對人際交往時的信心與勇氣。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建立AI應用的安全網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06/07/2026

人工智能發展急速,利用AI工具確實能令工作更有效率,但也存在私隱與道德的風險。當機構管理層仍在猶豫是否應該讓同工用AI來工作時,同工可能已暗地裡悄悄應用。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指出,不論公司是否知情,一旦有員工因使用AI導致個人資料外洩,僱主都有終極的法律責任。[1] 此外, AI雖然看似無所不知,卻經常產生「幻覺」(Hallucinations),即是說它可以一本正經地捏造資訊或引用不存在的資料,若同工缺乏警覺地使用AI,或會造成嚴重的失誤。再者,AI生成內容的版權歸屬在現今法律下仍充滿灰色地帶。凡此種種,筆者鼓勵機構應儘快訂明AI的使用守則,確保同工在應用時有準則可依,避免觸犯法例。

制定守則的第一步,是要建立清晰的資料分級制度,我們既不能一刀切地禁止向AI輸入任何資料,也不能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故此機構應教導同工按資料的敏感程度,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LEVEL 1:公開資料

這類資料包括機構網站的公開內容、已向外公開、不存在洩密風險的資料。守則可列明這一類資料可以向AI輸入,不過同工仍須遵守內容審核及版權要求。

LEVEL 2:內部非公開資料

即仍未公開的機構內部資料,但不涉及敏感與機密的內容,這類資料機構可在守則中按實際工作的需要讓同工使用AI。同時,守則必須明確規定,避免不必要地上傳完整原文或過量內容,落實「最少揭露原則」。

LEVEL 3:敏感及機密資料

機構應完全禁止同工輸入任何此類資料於人工智能系統。第三類的資料包括:高度敏感資料(如內聯網非公開資料、未來機構決策及方向)、可識別個人資料(如捐款者、同工、服務對象的名字、身份證號碼、地址、聯絡電話等),以及機構的機密資料(如董事會會議記錄、財務報表、合約細節等)。

以上的分類,可以讓同工識別資料的機密性,不會因一時方便而透露敏感資料。守則亦要對同工接觸AI工具作嚴格的規範。機構應只允許同工使用經批准的AI工具及平台來處理工作,而同工因工作而需要運用的AI戶口亦必須以機構的電郵來註冊,這樣,一旦需要危機管理,如資料外洩,機構也可以找回相關資料,作出補救措施。

此外,機構亦應嚴禁同工將未經授權的AI應用程式或外部整合功能,直接插入機構的內聯網、核心資料庫或財務系統。對於一般的日常查詢,不再需要的紀錄應儘快刪除;但若生成內容涉及重要文件、專案項目或較高風險的用途,則應要求同工保留基本的使用紀錄(包含AI工具名稱、輸入資料類型、輸出用途及審核者)。因為我們要確保重要的AI輸出「可追溯、可審核」,可在日後進行責任釐清與事故處理。此外,守則亦須列明如何處理內部資料。若同工必須使用AI協助梳理資料,必須在輸入前進行「徹底的匿名化」,所有可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或機構身份的內容,必須被刪除或以代號取代。同工使用生成式AI工具時,必須於帳號設定中關閉「將對話內容用於模型訓練」。另外,機構應優先考慮具備「不保存資料」或「承諾不作模型訓練用途」的選項,從源頭切斷資料外流的風險。

AI雖然是好幫手,但它絕對無法承擔專業責任,守則的確立是要提醒同工「人類問責」的原則,假若因AI的幻覺、演算法的偏見而波及對外發出的文字及圖像,最終是需要負責的同工承擔責任。AI生成的所有內容,必須得到同工的把關、審核,才可以對外發出,因為這絕對會關係到機構的聲譽及對公眾造成重大的影響。機構亦需要提高透明度,並建立版權機制,例如,若一份文件或圖像有超過某個百分比由AI參與生成,同工應主動向主管報告,並評估是否需要在文件中註明「內容由AI輔助生成」。

最後,當同工發現自己誤將機密資料輸入AI平台,或懷疑發生資料外洩,守則可幫助他們掌握即時的應變措施,包括立即停止使用該AI工具,第一時間向主管報告,同時截圖保留相關紀錄以便後續調查。

透過明確的資料分級、嚴格的安全設定、不可妥協的私隱底線,以及清晰的問責機制,機構不僅能有效避免法律與公關風險,更能讓同工在一個安全、受控的環境中探索AI所帶來好處。在推行守則前,務必舉辦內部培訓,讓同工充分理解每條規範背後的意義。總括而言,機構必須及早制定「人工智能使用守則」,與同工建立審慎、具批判性、可問責及可追溯的使用原則,並培養負責任的AI素養。


[1]〈員工私下用AI倘資料外洩 僱主有終極責任〉,《星島頭條》,2025年6月4日,網址:https://www.stheadline.com/daily-hongkong/3461444/員工私下用AI倘資料外洩-僱主有終極責任 (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6月17日)。

「睇波踢波不賭波」呼籲未完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06/07/2026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雖已落幕,但熱賽期間全港瀰漫的睇波與賭博狂熱仍歷歷在目,預計今屆的投注額也將推上另一高峰。事實上,在鋪天蓋地的博彩資訊下,青少年及家長極易受到誘惑。為了在父親節前夕向家長傳遞健康訊息,明光社聯同基督教基協堂及工業福音團契問題賭徒復康中心,特別於6月14日舉辦了「睇波踢波不賭波」專題講座及立願禮。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在講座上表示,希望政府和馬會不要將賭風熾熱的責任推卸給外圍。自2003年賭波合法化之後,每年合法賭波的投注已由161億元增至上年度的1,728億元,他呼籲政府必須加強監管,馬會亦應減少宣傳。雖然很多人認為今時今日還反對賭波沒有用,但蔡志森強調,基於對香港的愛,以及看到太多因沉溺賭波而家破人亡的個案,故此仍然是知其不可而為之。

為了讓會眾更科學地理解賭博的禍害,明光社董事、精神科專科醫生廖廣申隨後從醫學與心理學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賭博成癮的駭人真相。他指出,成癮(包括病態賭博、毒癮、網癮)在本質上是一種「慢性復發性的腦部疾病」,是多巴胺與認知偏差的「魔鬼陷阱」。廖醫生解釋,大腦內設有「報償系統」(Reward Center)。當人類進行進食、戀愛等有利生存的活動時,大腦會釋放「多巴胺」(Dopamine)帶來滿足感。而當人沉迷賭博時,「輸贏的不確定性」會刺激大腦大量釋放多巴胺與內啡肽,帶來極大的興奮與快感,這種生理獎賞機制會驅使大腦不斷尋求重複刺激,形成類似物質成癮的依賴性。

當日亦有兩位過來人親臨分享因參與賭博而影響人生的經歷。47歲的文聰,因賭而曾經坐牢兩次。他由98年世界盃開始賭波,他直言,因為24小時可以賭波,所以他當年全程投入其中,不單輸掉時間、家人和自尊,甚至輸掉了所有的金錢。當時,家人已把畢生積蓄借給他還債 ,合共超過100萬元。為了賭,他與家人關係破裂,最終與太太離婚。自賭波合法化後,他更可以光明正大地賭,他說︰「我可以賭得更容易,不用一分鐘便可把銀行戶口的錢轉去馬會,令我賭癮更嚴重。」另一位過來人Peter 亦親身剖白十多年的賭波經驗。Peter 自小熱愛足球,大專時期因同儕影響開始賭博。身邊朋友偶然贏錢的經歷給了他「假希望」,令他愈賭愈大,甚至為了尋求更多賭本而放棄大學學業,踏進社會全職工作。為隱瞞家人及追回賭本,他開始向財務公司借貸,陷入惡性循環。最瘋狂時,他曾在賽事最後幾分鐘再加注一、兩萬元。回想上屆世界盃期間,本已欠下十多萬元債務、一心想還債的 Peter,因身邊的賭博氣氛再次失控,結果欠下了更龐大的債務。

明光社強烈呼籲全港的父親應以不少過來人的故事為鑑,沉迷賭博最終只會奪去家庭、前途、親情,甚至是生命。一群父親在父親節即將來臨之際一起立願並由衷地喊出他們的心聲:「睇波唔賭波,闔家樂趣多;睇波又賭波,全家必坎坷。」

德國的《性別自決法》下月將檢討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5/06/2026

德國的《性別自決法》(Selbstbestimmungsgesetz)自 2024年11月1日 起生效。該法案容許德國人透過簡單的「自我聲明」便可更改官方紀錄上的姓名和性別,該法例在德國推行一年多以來,經常引發不少被濫用的討論,政府承諾將在 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對該法進行檢討。根據當地報導,聯邦統計局的初步數據顯示,自法例實施一年後(即至25年10月),已有22,049人成功登記更改其法定性別。

《性別自決法》實行至今經歷了不少的討論。右翼極端分子 Marla-Svenja Liebich(原名 Sven)因反對LGBTQ言論被定罪。服刑前,她利用德國性別法規將姓名與性別變更為女性,並要求進入女子監獄服刑以避免男性囚犯的歧視,此事引發社會極大爭議。許多德國媒體質疑Liebich的性別更改是否認真,最終官方決定將其送往開姆尼茨(Chemnitz)女子監獄服刑。德國監獄官員表示,將Liebich關押在女子監獄的決定是基於他的登記性別,而非生理性別,此案例在德國引發社會對該法律可能遭濫用的關注。

第二個案例發生在杜塞道夫(Düsseldorf),一名警官根據《性別自決法》將其性別更改為「女性」,以謀取升職優勢。在德國,如果女警和男警資歷相同,若該行業的女性代表不足,則會考慮優先晉升女性。於是警員Peter登記從男性改為女性Maria,根據報導,Maria在晉升名單上的排名上升了43位,並有可能每月的薪水增加247至472歐元。由於該警員向同事表示自己變更為女性是為了利用晉升福利,並非真心「轉性」,成為德國社會又一討論的案例。

德國法律媒體《Beck-aktuell》專訪了公法和法律哲學教授 Judith Froese,她對法例表示擔心。在訪談中,她指出因著這些案例,司法部長會議(Justizministerkonferenz) 因此要求引入一項「濫用條款」(Missbrauchsklausel),以防止類似Liebich案的情況發生。不過,她認為法律上,戶籍登記處沒有審查權,原則上必須根據聲明進行登記。若想改變這一點,就需要有「濫用的客觀證據」。不過,根據《性別自決法》的理念,「自決法」與「動機或身份的審查」,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平衡,亦很難抽象地定義「濫用」。她更質疑,戶籍登記如何收集聲明、檢查聊天記錄或詢問證人?故此判斷是否「濫用」有其難度。現有的《戶籍法》(Personenstandsgesetz)第49條2(§ 49 Abs. 2 PStG)雖然規定,如果登記有誤或被拒絕,戶籍登記處可以訴諸法院,但《性別自決法》恰恰放棄了對性別認同的審查。最後,她認為若每個個案都要判斷有否濫用,將會是新的想法和需要大量的法律工作。

天下本無事,這種單憑自我聲明就可以改變性別的做法,最終恐怕只會作繭自縛!


主要參考:

Das Gesetz kann sein Versprechen nicht immer einhalten,《beck-aktuell》,2026年6月22日
https://www.beck-aktuell.de/node/200376

22.000 Menschen haben Geschlechtseintrag geändert,《tagesschau》,2025年10月29日
https://www.tagesschau.de/inland/gesellschaft/selbstbestimmungsgesetz-geschlechtseintrag-100.html

追求高智商,世界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著、姚怡平譯:《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台北市:商業周刊,2020年),頁66。

[2] 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林力敏譯:《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台北市:先覺出版,2020年),頁68。

[3] Kendra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verywellmind,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verywellmind.com/history-of-intelligence-testing-2795581

[4] Marc Brysbaert and Serge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Collabra: Psychology (2024) 10 (1): 117600.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117600;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5] Brysbaert and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6]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7]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1;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9。

[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0。

[9] 同上,頁37。

[10] 同上,頁38。

[11] 同上,頁37-38。

[12]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3]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35。

[14] 同上,頁39。

[15] 同上,頁52-53。

[16] 同上,頁53-55;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7] 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8,72-73,89。

[1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53-55。

[19] 同上,頁45。

[20] 同上,頁109。

[21] 同上,頁114。

[22]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erman Blue-Collar Workforce,” Localyze, February 2025. https://www.localyze.com/blog/changing-landscape-german-blue-collar-work....

[23] “Blue Collar Jobs in Finland and Workforce Need,” Finland Work,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finlandwork.fi/2024/12/02/blue-collar-jobs-in-finland-and-wo...

[24] Mikko A., “Embracing the Blue Collar: A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Finland,” Linkedin, May 8, 2024,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bracing-blue-collar-perspective-working...

《死亡這生命課》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與生命教育)
21/05/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生之中「生、老、病、死」的「老」或「病」,或許有些人可以不必經歷,但我們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天一天地邁向「死亡」,這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然面對的事實。雖然,自古以來,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不用經歷死亡,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作者鄧瑞強博士,是學者也是牧者,他於書中引述了四位已故神學家不同的死亡神學,來引發讀者對死亡的反思。鄧牧稱這些理論為「神學圖畫」、「藝術品」,啟發著我們的想像與體會著信仰的深度。

鄧牧認為要「理解死亡,不能離開理論視角」,所以他引述了拉納(Karl Rahn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四位神學家對死亡的四種不同的思考重點來擴闊讀者對死亡的理解及看法。

關於這四位神學家的看法,個人對拉納最為深刻,他認為:「生活著,就是死亡著(living is dying)」。如我們追問死亡是甚麼,因為生與死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是與追問生活是甚麼,根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鄧牧亦指出「順服天命的任何人,理應像耶穌那樣活。在活著的每個環節中,都活出經過抉擇的小死。每一次的小死,都是走向上帝的一小步。」因此,對拉納來說,死後審判實質就是「生活本身向人揭露其生活的本相」,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選擇一種上帝喜悅、好的活法,也即選擇一種好的死法。

另外三位神學家對死亡的看法,也叫人更深刻重視神與我們的關係、虛己與盼望,很值得我們更深了解。如鄧牧最後所指出的,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值得我們打開心扉,接觸死亡神學,細思有終點的生命,反思其意義。

勞動節與AI焦慮症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30/04/2026

勞動節本是肯定勞動階層對社會及經濟的貢獻,並紀念美國工人大罷工爭取8小時工作制的血淚歷史,以喚起社會對保護勞工權益的重視。然而,今日的勞動階層卻多了一份新的焦慮,名叫「AI焦慮症」,其症狀並非因傳統工作過多而產生的焦慮感,而是擔心將來工作過少,甚至會失去工作所產生的徬徨感。

事實上,每天報章都充斥著很多有關智能科技的新聞,其中有關AI奪去人類工作的報導尤其誇張。對於這種未知的恐懼,讓勞工階層不禁要問:我的工作會被取代嗎? 在這個AI世代,我們是否需要重新改寫「勞動節」的意義,由爭取不要過長的工作時間,轉變為要捍衛人類的工時機會,不要被AI取代。

高盛的全球經濟報告曾預計,AI的普及將預計自動化全球約3億個全職工作崗位。世界經濟論壇的《未來工作報告》亦預言,未來五年將有高達44%的工作者核心技能面臨大洗牌。誠然,AI確實會取代我們部分的工作,卻很少會提及它同時也會創造其他就業機會。根據Wolfe Research在本月最新發布的「羅斯報告」就指出,儘管AI影響的板塊至今已讓約70萬個工作崗位流失,但在過去兩年卻估計已創造100萬個新職位,即是說新創的職位數量比流失的職位更多。

活在「AI焦慮症」中的勞動節,我們要更有智慧去迎接這個浪潮,並堅信人類有適應及創新的能力。若我們正面去想,AI能為人類減少工作量,我們便能專心做其他更有意義的事情,包括關心我們的同事及家人。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箴一:7),一切知識與智慧的開端都始於敬畏我們的上帝,儘管人類有智慧地創造了AI,若只麻木地焦慮,最終只會變成愚昧人。


參考資料:

〈40天失業兩次!企業用AI取代人力降成本 30歲白領嘆:無產業安全〉。《01新聞》。2026年4月24日。

〈AI就業末日:新自動化時代下500萬個工作崗位面臨風險〉。《YAHOO財經》。2026年4月11日。

服事可以不流淚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6/04/2026
專欄:好書推介

《服事可以不流淚》的作者是一位尼日利亞裔牧師,他以黑人牧師的身份,在歐洲建立了全歐洲最大的教會,而且90%是歐洲白人。閱畢全書16章,讀者會認識如何在艱難的事奉中仍要有喜樂、有果效、不帶重擔,因為神不願意服事的人流淚痛苦,而是要事奉者樂在其中。

一個成功的服事者要有正確的動機、支取神的智慧、順從聖靈引導,以及讓神來建造教會,而不是靠人的努力硬撐。 全書章節包括:《服事可以不流淚》、《成功的事奉真的存在》、《服事沒有重擔》、《不要為神擔憂》、《讓神來建造》等。若你的服事正感到疲憊或想尋找事奉的正確心態,這本書可以幫助你去調整服事的態度,從「勉強流淚服事」轉變為「喜樂有果效的事奉」。

作者桑戴.阿得拉加牧師說:「神呼召你去服事,並不是要你憂慮、受苦或流淚;神呼召你,乃是要你懷著感恩的心,靠著神的恩典去完成祂所託付的每一件事。」

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1] “Francis Galto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ancis-Galton.

[3]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莊安祺譯:《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年),頁110。

[4] 同上書,頁110-113;“Francis Galton,”Britannica.

[5]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6] Thomas Drucker, “Galton defines Eugenics,” EBSCO, 2023.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history/galton-defines-eugenics

[7]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8] 同上書,頁114、116。

[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5-122。

[10] 同上書,頁162-164。

[11] Sheila Kaplan, “The legacy of eugenics: Professor Osagie K.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A. Review of Books,” 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 June 20, 2024. https://publichealth.berkeley.edu/articles/spotlight/research/the-legacy...

[12] Soutik Biswas, “India’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0040790

[13] Stephen, Drake and Diane Coleman, “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1999.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5/singer.html

[14] 同上文。

[15] Pamela J. Hobart, “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 Prindle Post, Mar 27, 2017. https://www.prindleinstitute.org/2017/03/peter-singer-ethics-eugenics/

[16] Stella Young,”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 ABC News, Aug 15, 2012. https://www.abc.net.au/news/2012-08-15/young-case-against-peter-singer/4....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捐贈受孕引發身份認同的掙扎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2/03/2026

隨著生殖科技的普及,全球已有數以百萬計的生命是透過捐贈/購買卵子或精子而誕生。根據《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的調查,[1]84.6%的成人得知自己是透過捐贈受孕後,產生了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的改變,亦有48.5%需要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科藥物。以上的數據,不禁令人追問:捐贈受孕是對誰有益,又對誰有害?

很多父或母為追求下一代而選擇透過捐贈的卵子或精子受孕,但卻忽視了下一代的心理質素與掙扎。要聽見這些被捐贈受孕者(Donor Conceived People, DCP)的真實心聲並不容易。他們或在成長過程中,礙於種種原因而選擇保持沉默。然而,隨著網路社群的發展,愈來愈多DCP成年後開始分享他們的經歷,本文將結合他們的經歷及一些實證研究,探討「捐贈受孕」背後不容忽視的心理與倫理挑戰。

預先設計的遺棄

在社交平台Reddit上,一位透過捐精受孕的網友megafaunaenthusiast (推斷為女性)分享了她的掙扎。[2] 她坦言,在童年、青少年甚至20歲出頭時,她在感情生活中面臨巨大的困難,難以完全投入一段親密關係。她將「捐精受孕」與「捐贈者匿名」這件事,深深內化為一種「被遺棄的傷害」(abandonment wound)。她寫道:「如果我身上有一半的基因來源,可以毫不留情地拋棄我,甚至拿了錢就走,完全不在乎我人在哪裡、過得好不好;那麼,如果我從別人的生命中消失了,我的存在難道還值得被在乎嗎?」這種強烈的自我價值低落,讓她發展出「迴避型依附」的人格特質並排斥社交。

直到27歲左右,她才意識到這一切的根源。許多父母會對孩子說:「因為一位好心先生捐贈了精子,我們才能擁有你。」但對她而言,這句話唯一的意義卻是「愛就是留下別人,然後轉身離去」。這位網友的分享正道出很多DCP的共同心聲,她的心理創傷並非因為撫養她的父母不愛她,而是因為她的「被製造過程」本身,就隱含了一種「預設性的遺棄」。

愛不能取代一切

另一個個案記載在故事徵集平台AnonymousUs.org,[3] 個案打破了經常聽到的「只要給孩子足夠的愛就沒問題」的迷思。這位分享者在充滿愛的環境下長大,她形容自己是「被寵的孩子」。成年後她卻意識到,她的需要並不止於此,愛無法填補對一半血緣一無所知的事實。

她指出,剝奪孩子與親生父母建立聯繫的權利,是由撫養父母單方面做出的決定,而這決定是故意的。這往往會讓DCP感到內疚、憤怒、羞愧,甚至覺得自己被「物化」。儘管她深愛著母親,但也常常因為覺得母親當初的決定出於自私而感到憤恨。在成長過程中,她曾因被要求在全班面前展示家譜而感到尷尬;直到今日,她的母系親屬亦因為她的「與眾不同」而排斥她,讓她感到自己是個異類。

基因斷層與商品化的影響

學者Elizabeth Marquardt在2010年發表的研究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4] 中指出,超過一半的DCP表示,當看到與自己長得相似的陌生人時,會忍不住猜想「那是不是我的親戚?」該研究亦顯示,近一半的受訪者認為令他們困擾的是「為了懷上我而進行了金錢交易」,而42%的受訪者認為「為了酬勞而提供精子或卵子給他人育子是錯誤的」。

近一半DCP曾害怕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與有血緣關係的人發生性關係。近半的受訪者對捐贈受孕制度本身存有疑慮或嚴重的反對意見,而那些「反對捐贈受孕的做法」者中,近半表示他們覺得無法在整個社會面前表達這些負面觀點,這可能是他們一直保持沉默的原因。

上述提到的《哈佛醫學院生物倫理期刊》曾發表一項針對143名捐贈受孕成人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的數據︰[5]

  1. 絕大多數受訪者(85%)表示,在得知自己的受孕方式後,他們的「自我認知」(Shift in their sense of self)發生了轉變。許多受訪者在得知真相後尋求心理支持,包括單獨接受心理治療或服用精神類藥物。
  2. 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能更了解自己的種族或民族背景。當被問及他們多久會想到自己是捐精受孕時,74%的受訪者回答「經常」或「非常經常」。
  3. 近70%的受訪者表示,社會不應鼓勵人們向有需要的人捐卵或捐精。62.2%的受訪者認為,除了手術費用之外,為捐贈的卵子或精子支付金錢是錯誤的。

捐贈受孕的技術可能對不孕的家庭或單身人士滿足了擁有子女的慾望。然而對於這班因此技術而成孕的DCP來說,他們對一半基因無知的缺憾卻是真實存在且伴隨一生。從以上的案例及數據可見,愛固然偉大,卻無法完全取代血緣知情權。在追求生殖科技便利的同時,我們必須正視此技術對下一代造成的深遠心理影響,探討相關的倫理問題。


[1]Rennie Burke, Yvette Ollada Lavery, Gali Katznelson, Joshua North and J. Wesley Boyd, “How Do Individuals Who Were Conceived Through the Use of Donor Technologies Feel About the Nature of their Conception?,” Harvard Medical School Bioethics Journal (April 1, 2021), https://bioethics.hms.harvard.edu/journal/donor-technology

[2]megafaunaenthusiast, “Donor conceived to single mother by choice - struggle with romantic relationships,” Reddit (r/donorconceived), accessed February 2026, https://www.reddit.com/r/donorconceived/comments/1ntn8ur/donor_conceived_to_single_mother_by_choice/

[3] “Gift of Life, Gift of Solitude,” AnonymousUs.org, last modified June 5, 2017,https://anonymousus.org/gift-life-gift-solitude/

[4] Elizabeth Marquardt, Norval D. Glenn and Karen Clark, My Daddy’s Name is Donor: A New Study of Young Adults Conceived Through Sperm Donation (New York: Institute for American Values, 2010),https://fluxconsole.com/files/item/441/56197/My-Daddys-Name-is-Donor-Ful...

[5] 同1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同行40天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05/03/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不知不覺又到了預備復活節的大齋期,又名預苦期,大齋期從週三的聖灰日(Ash Wednesday)開始,到復活節前夕結束(不包括主日,共40天)。本週介紹《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同行40天》一書,正適合在大齋期閱讀。此書原作者是美國的靈修學教授大衛.邁思勤(J. David Muyskens),書中介紹歸心禱告 (Centering Prayer) 以幫助讀者從忙碌的生活中返回內心,並與上帝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正配合大齋期的目的,要信徒反省信仰、更新和強化屬靈生命。

書中每天都有讀經指示,以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即運用經文來祈禱的方法,去領受上帝的一個字或一個片語,透過思考它對自己的意義,安歇在上帝的裡面。在默觀中,聖經的字句會深深沉澱在我們的潛意識中,對人的態度、言行產生潛移默化。此書強調歸心祈禱不是用很多言語表達自己,而是進入靜默,專注與上帝的同在,歸心祈禱注重被動的聆聽與交託,讓上帝在靜默中說話。全書的40天操練,不單可在大齋期使用,也可用於平日靈修。書的前部分介紹歸心祈禱的內容、實際做法及操練建議,後部分則帶讀者進入更深刻的屬靈洞見與應用。讓我們一同在大齋期省察生命並默想耶穌受苦與復活的恩典。

青少年的「數碼鴉片」?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9/01/2026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三失過後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01/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2025年是滿有悲傷,也是滿有恩典的一年。

自移民以來,我們第一次在這裡經歷失去心愛的小狗、失去至親的姑媽和爸爸。在傷痛之餘,我們學習處理被勾起的情緒、處理「平凡卻非常貴重」的遺物;在不捨中決定哪些東西要棄掉、哪些東西要轉贈、哪些東西要留念──這是一個看似容易但卻非常痛苦的過程。

委實悼念需要克服很多情感掙扎和極大勇氣接受「已失去了,不能時光倒流」的事實,最終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悼念失去了的摯愛。

姑媽常常建議人們種植番薯葉,她對著任何人都總會提出這個建議,因為她非常喜愛種植,常常在後園種植各樣蔬菜。所以,我們為悼念她,第一次特意在後園種滿一地番薯葉。我們為悼念小狗特意把他的食物架變為盆栽,因為這個小木架是我們親手為牠組裝的。我們為悼念爸爸,特意在家中闢出一角擺放別人送給他的花卉和聖經金句飾物,因為年近百歲的爸爸到生命盡頭之時仍願意繼續信靠耶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又值得歡欣記念的事。

執拾爸爸從香港移民美國時帶來的物件,再次看到小時候曾經看過卻又非常模糊的袓父母照片,袓母穿「大襟衫」,祖父卻穿西裝。此外,又發現了很多差不多可以放進博物館的文件,其中包括一張二戰時期爺爺在香港銀行定期存款的手寫憑據。一面執拾、一面構圖、一面回憶,唏噓一代歷史已成過去。新一代歷史則需要由我們仍然留下來的人繼續努力編寫。

三失過後,生活節奏和內容都起了變化,從前用在問候、探訪和陪伴至親至愛的環節突然「沒了」。我們都仿似年青時考完會考後的一樣「失落」,需要學習重新調較時間運用,從繃緊的生活節奏中慢下來;剩下更多空間思想和發掘前面的生活方向。

誠然,在沒有過往十年或幾十年的「定格」生活框架所限,我們餘下的生活型態和模式的確「可塑性非常高」。無論是海外宣教,或作不同形式的生活體驗,也可以說是沒有從前那麼「有牽掛」;說不定在「變革」的生活下,可以收獲另一種生活意義和豐盛。雖然說不上為「已走了的人」繼續活下去,但期望能盡了仍然有生命氣息而好好活著者的責任,不虛度上主所賜的日子。

但願從歲首到年終都眷顧人的上主,幫助每一個在哀傷裡的人都能盡快走出傷痛,重新站起來,重拾生活動力;不再「定格」在失去的那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