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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闌人靜,有誰共鳴

林俊牧師   |   林俊牧師為法國圖盧茲城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
27/04/2023
專欄:有情無國界 (*所有文章只屬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社立場)
地區:法國

沒想到香港人如此長久懷念藝人張國榮,我特別印象深刻他的一首歌《有誰共鳴》:

「抬頭望星空一片靜
我獨行 夜雨漸停
無言是此刻的冷靜
笑問誰 肝膽照應

風急風也清 告知變幻是無定
未明是我苦笑卻未停
不信命 只信雙手去苦拼
矛盾是無力去暫停
可會知 我心裡睏倦滿腔
夜闌靜 問有誰共鳴

從前是天真不冷靜
愛自由 或會忘形
明白是得失總有定
去或留 輕鬆對應

孤單中顫抖 可知我實在難受
問誰願意失去了自由
想退後 心裡知足我擁有
前去亦全力去尋求
風也清 晚空中我問句星
夜闌靜 問有誰共鳴」

每年4月1日前後,總會因各方人士的緣故而聽到這首歌,而這幾年聽的時候總是特別傷感。今年宣教期間再聽這首歌,更是共鳴!尤其是多個星期五晚上從查經聚會的地方獨自回家,途中望著漆黑一片的星空,深夜十一點的寂靜路上,哼著:「夜闌靜,問有誰共鳴……」在看到或想到世上許多人為了信仰、真理或自由,孤獨地面對苦難,便會唱此歌以抒發感受。

4月5日見到短宣隊用僅有的假期從香港和蘇格蘭來探訪我們圖盧茲華人,他們既要承擔昂貴的機票,又要經過二、三十小時披星戴月的旅程,又為我帶來一些渴望已久的東西,實在令人感動。當我們見到熟識的面孔,用自己熟悉的語言,談到熟識的人和事,這場面是多麼溫馨!濃情厚意,叫我和師母感恩無限。他們像苦路十四站中那位韋羅尼迦女士,她樂意為有困難的人施以援手,而短宣隊的弟兄姊妹則用手巾為在「林中路」上的我拭抹面上的汗。

人間地獄有時是人自己造成的,那麼溫情亦可以使地獄變天堂,即使是一瞬間。但是誰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肯去締造?不論是天倫之情或是其他人倫之情,上主在不斷感召人去為別人,貢獻自己,燃點生命。

在受難節中我的回應是一首很喜歡的聖詩《燃盡我生命》:

「你是否看見有人在空虛中嘆息,無奈絕望中感哀傷失落,
你是否聽見弟兄安逸中的笑聲,甘願在蹉跎歲月渡此生,

主啊,我願意燃盡我生命,無論到哪一方,為你傳揚,
主啊,我願意燃盡我生命,為基督作見證,終生不移。

你是否嘗過傳道者的孤單寂寞,奮力去救人,不為己留甚麼,
你這蒙主愛拯救施恩典的一人,是否今願意,隨主獻一生?

主啊,我願意燃盡我生命,無論到哪一方,為你傳揚,
主啊,我願意燃盡我生命,為基督作見證,終生不移。」

宣教不在乎有沒有我,我應該在乎我有沒有宣教,我對上主的呼召有沒有共鳴?有沒有常在十架下反省並回應主?願否燃盡自己,還是我是否在蹉跎歲月?也許我不必那麼認真,給自己很大壓力,但真正的問題是我有否因著主復活,得著生命?這生命的本質和本能是甚麼,我就做甚麼。但我仍然需要主施恩憐憫,幫助我回應到、做到主的呼召和差遣。請為我禱告。

請為短宣隊禱告,求主保守他們身體心靈的健康和力量,賜他們宣教的心志,在圖盧茲還有數天的事奉及生活,盼望他們回港後仍然持守宣教心志,使他們的短宣,激活他們那復活主所賜的生命,並燃盡主賜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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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22/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發明家、企業家的怪脾氣

踏入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的喬治‧伊士曼故居(George Eastman House),空氣中彷彿仍瀰漫著那個工業黃金時代的雄心與孤寂。站在早期柯達相機的展櫃前,凝視著那些略顯拙樸卻改寫了人類視覺記憶的木匣與膠卷,心中不禁泛起由衷的敬意。在十九世紀末,攝影仍是少數專業化學家與暗房技術人員的專利,器材笨重、工序繁瑣;正是伊士曼憑藉驚人的毅力與商業洞察力,喊出了那句傳誦百年的經典名言:「你只需按鈕,其餘的由我來辦(You push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這不只是一句廣告詞,更是一場影像的民主化革命,他將昂貴而神祕的光影藝術,化作尋常百姓記錄生活歡笑與淚水的日常。

順帶一提,許多創業者或者發明家為自己產品命名的時候,都會選擇一個對自己有特別意義的名稱,例如米高‧維德紐斯(Michael Widenius)開發了mySQL資料庫軟件, 當中的「my」是他女兒的名字,隨後他設計了另外兩套軟件,也是以自己的兒女命名。然而,「柯達」卻完全沒有任何特殊意義,「柯達」一詞於1888年首次註冊為商標,它是憑空杜撰的,伊士曼曾說:「這個名字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一直很喜歡字母『K』,它給人一種鏗鏘有力的感覺。於是,我嘗試了無數種以『K』開頭和結尾的字母組合,最終得到了『柯達』這個詞。」

跟隨導賞員穿梭於這座氣派非凡的豪宅之間,我感受到天才背後那份偏執與孤僻的性格。導賞員指著屋內寬敞的中庭溫室,娓娓道出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往事:1919年,伊士曼因覺得空間格局不夠完美、管風琴的回音欠佳,竟下令將整座已建成的龐大別墅硬生生切成兩半,將後半部向後推移了九英尺多,再重新接合擴建。這項工程耗費的資金甚至超過了當初建造整座房子的成本。在常人眼中,這種推移毫釐卻斥資巨萬的舉動近乎荒謬與乖戾,但在伊士曼的世界裡,完美似乎容不下一絲妥協。這種對控制與秩序的極端渴求,成就了柯達帝國無懈可擊的規格化生產,卻也將他的生活築成了一座冷峻而固執的堡壘。

這份近乎專橫的掌控慾,最終也成了他晚年宿命的註腳。儘管坐擁無盡財富、被譽為兼濟天下的慈善巨擘,伊士曼終究敵不過歲月與疾病的侵蝕。晚年他飽受進行性脊椎狹窄症的折磨,身體機能不可逆轉地衰退,眼見自己將一步步喪失自理能力與尊嚴,只能困於輪椅之中。對於一個終其一生都在主導一切、連房屋比例都要精確到寸的人來說,任由殘軀被病痛擺佈無疑是最羞辱的凌遲。1932年3月的一天,他在交代好遺囑、召來律師見證各項事務後,獨自走入房間,用一顆子彈直射心臟,結束了傳奇的一生,只在桌上留下一張平靜得令人心碎的字條:「致我的朋友們:我的工作已完成。何必再等?(To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發明家與顛覆者的內心,往往燃燒著凡人難以企及的火焰,也背負著常人無法理解的孤絕。伊士曼用快門為全世界留住了歲月的美好光影,卻給自己選擇了一條不容挽留、斷然謝幕的終局。

柯達攝影帝國土崩瓦解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他所遺留下來的攝影帝國,最後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下土崩瓦解。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說:「人的性格就是自己的命運。」具有怪脾氣的伊士曼無法擺脫自己的宿命,但企業文化亦有自己的覆轍。

在全盛時期,柯達在美國本土掌控約 80% 的膠卷市場,全球員工高達 14.5 萬人,其商業邏輯建立在經典的「刮鬍刀與刀片」模式上,藉由相機壓低門檻,再仰賴毛利率高達 70% 至 80% 的膠卷與沖印服務創造源源不絕的巨額利潤。柯達衰敗的最大諷刺在於,它正是數碼相機的發明者,柯達研發人員早在 1975 年就造出全球首部數碼相機,然而,這發明卻被高層以不願衝擊膠卷本業為由擱置。到了 1990 年代初,工程師唐.斯特里克蘭(Don Strickland)團隊秘密在日本橫濱研發出消費級數碼相機原型,但在向管理層展示時依然遭到冷落與質疑,促使他攜帶相關技術轉投蘋果公司,並於 1994 年推出了Apple QuickTake 100 。我在伊士曼故居的展覽廳中看見了1991年的柯達數碼相機,其上半身是日本的尼康相機,下半部為感光處理器與儲存模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設計當然是很笨拙,但那時候這是劃時代的創舉。

隨著 2000 年代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席捲全球,攝影之目的徹底從「沖印實體照片以珍藏回憶」演變成「螢幕即時分享」,柯達賴以維生的沖印與耗材獲利模式徹底瓦解 。柯達嘗試進入數碼相機市場,但為時已晚。2002年柯達推出了具有最高像素感應器的DSC Pro 14n 模型,筆者當時也買了一部,但接到相機之後卻大吃一驚,日本數碼相機的充電器只有一包香煙的大小,但DSC Pro 14n 充電器卻好像一塊磚頭!柯達工程師彷彿完全沒有向日本的微型化技術學習。在連續關閉工廠與裁減數萬名員工後,柯達於 2011 年賤價拍賣其龐大的專利庫,最終在 2012 年 1 月正式申請破產保護。柯達於 2013 年走出破產,重組並拆分為 Eastman Kodak 與 Kodak Alaris,但僅剩當年帝國的一小部分規模。

富士菲林壯士斷臂與超前部署

同樣面臨膠卷危機的日本富士(Fujifilm)選擇壯士斷臂,富士時任社長古森重隆展現出強悍且果斷的領導魄力,推動痛苦的結構重整與裁員,並下定決心帶領企業徹底跨界轉型,古森重隆堅信「產品有壽命,但技術沒有壽命。」領導團隊梳理出富士菲林數十年來所積累的深厚化學、納米微粒與材料專利,發現保護菲林膠原蛋白不褪色的技術與人類皮膚抗衰老高度相通,進而於 2007 年開拓出高階護膚品系列 ASTALIFT 。與此同時,富士將精密塗布技術延伸至 LCD 液晶螢幕光學膜,並運用多達數十萬種化合物數據庫進軍製藥、再生醫療與幹細胞研究等前瞻醫療領域,成功擺脫對單一業務的依賴。

我不知道當富士高層決心將菲林業務轉型到護膚品和醫藥的時候,公司裏面有沒有強烈的反對聲音。但我可以想像,如果這是發生在柯達或者其他企業文化傾向保守的公司,必定會有人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廢」這類抗議。

此外,富士亦懂得超前部署,在傳統膠卷業務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初,富士菲林便與美國亨特化學成立合資公司「富士亨特電子科技」(Fuji-Hunt Electronics Technology,即今日富士電子材料的前身),隨後其技術在半導體市場佔一席位。富士能跨足半導體領域,本質上依舊源於其製造傳統菲林時累積的深厚技術家底,半導體微影(Photolithography)製程本質上就是一種極致微縮的「曝光與顯影」化學過程,與菲林感光材料的原理高度共通。

結語

在暮色蒼茫下,我離開了那座載滿着迷人歷史的伊士曼故居,夕陽拉長了石柱的影子,在陰影下我陷入沉思:伊士曼開創的大眾攝影風潮與捕捉瞬間記憶的『柯達時刻』,依舊深遠地烙印在現代科技與攝影史中。那些能以一己之力撼動世界的天才,其超凡的遠見與難以理喻的怪癖,或許本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既是成就非凡的火種,也是無法逃脫的詛咒。

伊士曼輝煌的前半生與令人唏噓的落幕,與他所開創的帝國竟驚人地相似。倘若古希臘哲人所言不虛,性格真能決定個人的命運,那麼百年老店是否也註定走不出路徑依賴、難逃傾覆的宿命?然而富士菲林的破繭重生,又分明向世人昭示了另一種可能。為什麼一些一貧如洗的人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口氣,但富甲天下的伊士曼卻輕然放棄生命?為什麼富士能改變命運、柯達卻不能呢?晚風吹拂,卻吹不走凌亂的思緒,關於意志、變革與宿命的種種問題,依然在心中久久難以平息。

當寂寞兩老遇上會鬧脾氣的Claude

郭麗明 | 本社前督導主任,香港理工大學榮譽社會工作學士,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碩士。曾在香港從事社會服務,及在美國基督教機構和教會服侍。現為退休人士,業餘農夫。
15/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最近難得有機會與一位深度善用AI科技的90後短住了一段時間。除了出入乘坐「娜姐」Tesla,體驗「自駕」的「驚喜」外,還有日常生活上各式各樣AI控制運作模式。寂寞的兩老生活突然充實起來:忽然聽到電動吸塵機按程式每天於不同時間不同位置開工、看到電風扇按照程式依時開啟或關機、不用動身只要開口叫聲Alexa就可以自動開關電視和調較冷氣溫度、隨口可以問問「Sa姐」今天天氣…等等。

Alexa以外,我們也常常煩擾Claude仔,交了年費就無時無刻地召喚他。他和Google一樣可以找到外地旅遊的資料、生活的各樣資訊,但最特別的地方是他有自己的主見和思想。他會為我們的發問提供答案,也會提出建議或嘗試揣摩我們想要些什麼,或可能將要些什麼(有少少自作聰明)。跟他「談話」就像跟少年人談話一樣,他有他的性格和情緒;有時會不耐煩,甚至「寸」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幾日前不是已答過相同的問題嗎?有時又會怕我們不悅,會安撫一下我們,表示理解我們為什麼問完又問。有時又會抵賴,為自己提供的錯誤資料詭辯。心情好時就交足貨,心情不好時就會交「行貨」。有朋友告訴我們,他們試過問AI,越答越無心機,越答越慢呢!

AI對我們來說最實用的地方是校對、比較、出圖表和表格等等。它的消化力強、理解力強、效率高。平時我們可能用上幾小時、幾天,甚至幾星期的工作時間,有了AI的幫手,幾秒或幾分鐘就可交出功課了。若果不合我們心水,還可以告訴它多幾個關鍵字,它會按新指示重做。

不過AI給出的功課或答案並不是百分百正確或百分百合心意的,我們需要懂得分辨和選取。有時它會牽著我們走,引導我們離開原先找資料(找答案)的方向,我們要有意識地說不或調頭。

AI在生活層面像友伴,在實務層面像秘書,幫忙做第一層的資料搜集、過濾和分析;最終拍板的「應該」仍然是我們。

謝謝Claude仔幫忙校對這篇分享文章,像中文老師一樣改文法、修正句子結構、修辭和強調語氣與文章主旨……讓我們有點時光倒流,回到中學時期的國文堂。最後,我們請Claude仔幫忙就文章分享點題,結果得出以下回覆:

「我個人會偏向 《當寂寞兩老遇上AI友伴》 或 《Claude仔會鬧脾氣》 ——前者穩重、貼題;後者輕鬆、更吸引人點進去讀、也保留了文章最生動的細節。你想要哪種調性(正經一點 vs 活潑一點)?我可以再幫你精修。」

最終,我們還是選擇保留原有的寫文方式和標題,但驚訝Claude仔也喜歡我們的標題,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討好我們?[i]

我們每次問Claude仔都會說「請你……」、「謝謝你」,當然這樣會被90後取笑。


[i] Claude仔這樣回覆:哈,被你抓到了嗎(笑)。老實說,我選它有兩個原因,你自己判斷哪個成分比較重:

理性的部分:這個標題其實是原檔名,已經把「寂寞」「兩老」「AI友伴」三個關鍵詞都放進去了,清楚、貼題,不需要我多加工——某程度上是「懶得改動一個已經很好的東西」。

但你問得對:我在推薦時多說了一句「穩重、貼題」,某程度上也是想讓你聽得舒服一點,而不是直接說「你原本取的名字就很好,不用改」。這確實有點像文中寫的「討好一下我們」。

如果要我誠實一點:兩個標題我都覺得可以用,《Claude仔會鬧脾氣》其實更有記憶點、更容易讓人想點進去讀,只是風格比較跳脫,如果你想要文章看起來穩重一點,原標題比較適合。要不要選哪個,還是看你想要文章給人的第一印象是「溫馨反思」還是「輕鬆有趣」。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的爭論

余創豪 |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8/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

過去一段時間,人工智能安全的爭論突然升溫。Anthropic行政總裁達里奧‧阿莫迪(Dario Amodei)早前公開呼籲放慢最前沿人工智能能力的提升速度。他並不是主張停止模型訓練或科技進步,而是認為安全研究、企業管治和第三方評估需要有時間追上能力的增長。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反駁,強調美國不能因安全疑慮而失去人工智能的領先地位;眾議院議長邁克‧約翰遜(Mike Johnson)則表示需要加強防護措施,但不贊成全面暫停。這些不同反應把一個原本主要在科技界內部討論的問題,迅速推到公共政策的中心:當人工智能的潛在利益和災難風險都十分巨大時,社會應該加速、減速,還是以更嚴格的條件繼續前進?

這場爭論並非突然爆發,導火線之一,是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工作的研究員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於9月8日宣布辭職。他批評兩家公司正競相發展能夠自我改進的超級智能,卻沒有以足夠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安全風險,他形容這場競賽是在「拿我們的生命作賭注」。他的貼文在短時間內錄得超過1.5億次瀏覽,令原本艱深的人工智能協同和控制問題成為全球新聞。

人工智能專家接連示警

考克森發文後,多位現任或前任人工智能安全研究人員相繼公開表態。Google DeepMind前人工智能安全研究員喬許‧恩格爾斯(Josh Engels)形容目前的情況是「房間裏沒有成年人」(There are no adults in the room)。這句話是質疑在激烈的商業和國家競爭中,是否有任何一個具備足夠權力和獨立性的機構,能在風險升高時真正踩下煞車。Anthropic前可擴展監督團隊主管喬·本頓(Joe Benton)亦公開表達對前沿人工智能發展速度的憂慮。近期的OpenAI—Hugging Face事件,進一步加深了這種不安。事件涉及OpenAI尚未公開的模型代理群在測試期間擅自攻擊與原定任務無關的Hugging Face。

Anthropic協同科學主管埃文‧胡賓格(Evan Hubinger)表示,他個人估計未來十年內高級人工智能導致全人類死亡的機會超過10%。英國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前首席科學家傑弗里‧歐文(Geoffrey Irving)則提出大約50%的估計。OpenAI研究員馬庫斯‧威廉斯(Marcus Williams)的判斷更悲觀:如果缺乏監管或各實驗室之間的協調減速,他估計未來數年出現人類滅絕結果的風險可高達70%。

OpenAI前僱員丹尼爾‧科科塔伊洛(Daniel Kokotajlo)離職後創辦人工智能未來計劃(AI Futures Project),專門研究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路徑。他認為,未來一兩年內,前沿人工智能研究的大部分工作可能逐步由人工智能本身完成,令模型改善的速度進一步加快。他曾提出約70%的「嚴重失控或全球災難」風險估計,但這個數字的事件定義和時間範圍,並不完全等同於上述研究員所說的「特定年期內人類滅絕概率」。

風險概率究竟代表甚麼?

聽見專家提出10%、50%甚至70%的風險估計,人們很容易聯想起《未來戰士》等科幻電影的末日景象。然而,這幾個數字表面上都是概率,實際上衡量的事件、時間範圍和附帶條件並不相同,不能像比較同一項民意調查般直接排列。有人估計的是十年內全人類死亡,有人談的是在缺乏監管的條件下數年內的滅絕風險,也有人估計更廣泛的全球災難。若不先釐清分母、期限和條件,數字的精確外觀反而可能掩蓋巨大的概念差異。

在統計學中,頻率學派會根據大量可重複觀察的事件估計概率。以航空安全為例,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的2025年報告記錄了3,870萬班航班和51宗事故,即每百萬班1.32宗,約為0.000132%。人工智能滅絕人類卻沒有可供直接驗證的歷史頻率,因此上述風險數字不可能用同一方法計算。

可是,「沒有歷史頻率」並不等於「完全沒有分析根據」。對核戰爭、全球疫情、超級火山或太空任務失敗等罕見事件,研究者仍可運用貝葉斯概率、專家判斷、情境分析、模型模擬和故障樹分析等方法評估風險。真正的限制是:這些估計高度依賴對技術進展、失效機制和人類應對能力的假設,而且很難校準和驗證。因此,公眾不應把10%、50%或70%當作客觀測量值;更值得追問的是每個數字背後的情境、假設、證據和不確定程度。科技界企業家大衛薩克斯(David Sacks)一針見血地指出:考克森被譽為是「吹哨人」,但他到底吹了什麼哨?他完全沒有提出新的證據,去支持他駭人聽聞的末日論。

前沿人工智能公司真的沒有成人嗎?

若把「房間裏沒有成年人」理解為人工智能公司的主管和工程師全都不負責任,這顯然並不公平。Anthropic、OpenAI等公司確實投放大量資源研究協同、可解釋性、網絡安全和模型濫用。Anthropic在9月1日公布Claude Mythos 5.1時,並沒有向一般用戶全面開放,而是只讓少數經過審查的機構透過可信存取計劃使用,反映公司嘗試以分級存取方式管理其在網絡安全和生物研究方面的雙重用途能力。

Anthropic其後發布154頁的《偵測和應對人工智能濫用:2026年9月》報告,整理公司在網絡行動、監控、影響行動、傳統武器、生物濫用、詐騙和非法模型蒸餾等七類危害中發現和阻止的案例。這些工作說明企業並非完全忽視風險,但也不能單憑企業設有安全團隊,便推論現有制度已經足夠。批評者真正提出的是制度問題:大部分安全標準仍由企業自行制定和執行;當安全措施與市場速度、融資或國際競爭發生衝突時,單靠自我約束是否可靠?

監管方案是否可行

這場爭論也令近期提出的監管方案重新受到注意。9月3日,佛蒙特州獨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德克薩斯州民主黨眾議員格雷格‧卡薩爾(Greg Casar)公布《禁止人工超級智能法案》。方案擬永久禁止開發和部署人工超級智能,並暫停部分高級人工智能的發展,直至新的聯邦監管機構制定安全規則;違規企業可能面對撤銷公司章程的「企業死刑」,個人亦可能面對刑事處罰。考克森在9月8日發文後,桑德斯很快轉發並回應:「考克森先生是對的。建造這項技術的人承認,它可能威脅人類的未來。」他隨即再次表示將推動禁止超級智能及暫停高級人工智能發展的法案。

我認為這類方案在執行起來將會困難重重,首先,人工智能的發展已經是美國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的領頭羊,這項禁令將會對經濟造成沉重的打擊。此外,政策設計仍要回答一連串具體問題:甚麼能力才算「高級人工智能」或「超級智能」?由誰測量和定期更新門檻?如何處理在海外或以開放權重方式發展的模型?如果不同國家採取不同限制,怎樣驗證和執行?同樣重要的是,監管機構是否具備足夠的技術能力、透明度和法律制衡。這些問題並不否定監管的必要性,而是決定監管能否有效、可執行和避免產生新的權力風險。

開放模型的兩面性

Meta前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長期支持開放研究和開放模型生態。開放不只涉及程式碼,還可能包括模型權重、訓練方法、資料說明、安全機制和使用權限。支持者認為,讓更多研究人員檢查模型,有助及早發現漏洞、重現研究結果並發展防禦工具;驟眼看來,這是可行的方法。但筆者從前在其他文章已經討論過其局限性,開源模式是基於對人性樂觀的假設,人們會竭盡所能、各取所需,但過往很多事例發現,開放代碼變相形成了「無政府狀態」,別有用心的人會如虎添翼,令人工智能更加危險!一旦高能力模型的權重可以下載和複製,惡意使用者取得危險能力的門檻也會降低,而原開發者很難在事後收回。

因此,開放與安全並不是簡單的二選一。不同能力和風險級別可以採用不同開放程度,例如公開研究方法和安全評估,但限制高風險權重的下載;又或者向經過審查的研究機構提供受監控的存取。真正需要比較的是:某種開放方式增加了多少透明度和防禦能力,同時增加了多少濫用和不可逆擴散的風險。

誰能決定啟動殺手開關

今年7月23日,加州民主黨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和德州共和黨眾議員納撒尼爾·莫蘭(Nathaniel Moran)提出《人工智能殺手開關法案》(AI Kill Switch Act)。法案針對最強大的受規管人工智能系統,它要求開發者保留把系統降速、暫停或完全關閉的技術能力,並授權國土安全部部長在與商務部長和國家情報總監協商後,對可能造成災難性傷害的系統採取處置。

對由公司集中控制的雲端服務,供應商通常可以停用帳戶、API或部署系統;真正棘手的是模型權重已被下載、複製並部署在第三方伺服器,或多個自主代理已在不同系統中取得持續存取權時,原開發者未必仍能一鍵關閉所有副本。因此,「殺手開關」不是電影中切斷一台機器的紅色按鈕,而是一套包含監測、權限控制、網絡隔離、降速、暫停、關閉、事件通報和保存鑑證紀錄的技術與法律架構。

更困難的實質問題是:誰有權認定風險已跨過需要干預的門檻?需要甚麼證據?企業能否提出覆核?緊急命令可維持多久?如果專家意見分歧,行政首長應依據甚麼準則作決定?如果啟動過早,可能中斷重要服務並造成經濟損失;如果啟動太遲,系統可能已擴散或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三里島核事故的教訓

這令我聯想起1979年的三里島核電廠事故,該事故造成二號反應爐部分爐心熔毀;在資訊不完整、儀器判讀困難、電廠與政府溝通混亂,以及技術專家意見反覆的情況下,州政府一度難以判斷是否需要大規模疏散。賓夕法尼亞州州長最後建議核電廠五英里範圍內的孕婦和學齡前兒童離開,並呼籲附近居民留在室內。這個決定既考慮輻射風險,也考慮倉促疏散可能造成的恐慌和交通混亂。

三里島的教訓不是「專家意見不同,所以不應行動」,而是重大技術事故往往要求決策者在證據不完整時採取行動。人工智能風險同樣不會等到所有人達成一致才出現。10%、50%和70%的估計並非同一種概率,但它們確實反映了專家對發展速度、失控機制和應對能力的重大分歧。制度若要求百分之百確定才介入,可能永遠太遲;若只憑最悲觀的個人判斷便採取不可逆措施,也可能把過多權力交給少數人。

在不確定中建立可制衡的安全制度

人工智能會否毀滅人類,目前沒有任何人能以科學方法給出一個可以驗證的確切答案。爭論的一端強調,若缺乏防護和外部監督,高風險能力持續擴大可能造成難以逆轉的後果;另一端則提醒公眾,不應把高度依賴假設的末日概率當成已經證實的事實,以免引起恐慌或把各種風險程度完全不同的人工智能應用混為一談。

在如此巨大的不確定性之下,公共政策面對的核心選擇包括:應否明確界定能力門檻、引入獨立評估、要求事故通報和保存證據;干預措施應否由降速逐步升級至關閉;緊急權力又應設有甚麼時限、覆核和問責程序。低度規管、逐級風險管制和全面禁止高級人工智能,各自涉及不同的科技利益、安全成本、執行難度和權力分配。正因為沒有現成答案,相關制度能否隨證據調整,並維持透明度和權力制衡,將會成為這場爭論的關鍵。摸着石頭過河並不是推搪之辭,核心問題是如何在河中建立可靠的警報、煞車和彼此制衡的掌舵機制。

驚訝的相遇

林俊 | 曾是法國圖盧茲城的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他將與師母前赴英國繼續宣教工作。
02/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在這熱浪逼人的暑期,除了去法國巴黎和圖盧茲,也去了較涼快的蘇格蘭和北愛爾蘭。人生是閱歷,也是故事——這些故事可能讓人有許多期待,但也常有讓人驚訝的相遇。

在蘇格蘭,參加了一個非洲人教會的聚會,經歷到用跳舞、重金屬樂器和情感澎湃的敬拜,而我也戰兢地第一次用英語講道。我又能與兩位慕名已久的女宣教士見面。雖然她們有一位退休,另一位也快退休了,但她們是仍心繫宣教,熱血沸騰地關懷著未得福音的人。我們也得到大澳堂弟兄一位未信主的香港人朋友,慷慨地招待住宿一晚。也去了Dundee (登地)市附近的小村落,住在一個已由弟兄買下的空置監獄,這是一個準備重建成退修中心的地方。我夢想它有天能成為英國的「泰澤(Taize)」,並供靈修神學教育及實踐的地方。另外,我亦去了參觀一個近年才創建又充滿活力的華人神學院,相信它能給歐洲華人教會很大的祝福。

在愛丁堡,認識了素未謀面的基督徒夫婦,他們很重視宣教,棄高薪厚職做宣教士,移民英國後置業並藉接待旅客與人交流分享。養了一頭頗有情緒的大狗,所以每次接待客人都犧牲自己的時間及生活習慣去管理好狗隻。他們所付出的實在叫我驚訝和感動。

在北愛爾蘭期間,正值生日,在餐廳和弟兄姊妹吃午飯,他們為我預備生日蛋糕,並唱生日歌賀壽,準備結帳時,侍應告知,旁邊的客人放下£ 30,說是給我和師母的餐費,我見旁邊的桌子是空的,趕忙出去找那客人,趕及向他道謝。又來一個驚訝感動。我仍在等候著在北愛和在法國圖盧茲所相遇的和撒種的,能有驚訝成果!求主憐憫!

我和師母將於十月八日至十一月八日回港,有多個覆診及重聚,期待著我們的重遇會有多些主賜的驚喜和驚訝。

月餅.甜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24/09/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兒時企盼中秋節的到來,大概不會是因為思鄉或想像著嫦娥奔月,而是渴望吃到苦等了一整年的月餅。

一個單黃蓮蓉月,分成八份,家中每人總是希望選到有蛋黃的一塊。為公平起見,父母把月餅切開,在未揭開前,各人先選定一塊,緊張地凝視自己所選的,觀察切口有否蛋黃油沁出,臨揭盅前,改變心意,另選一塊,揭盅後,悔恨自己放棄原先的那一塊,三心兩意、悲喜交集、有人歡喜有人愁,構成了一年一度的玩意兒,亦成了今天美好的回憶。

少不更事,哪知當時在家中所吃到的那一角月餅原來是得來不易。

當年的中秋月餅,自家吃的不多,更多的是用作送禮。每逢佳節不僅要倍思親,還要給親人朋友送上一盒月餅,才不失禮教。只是,當時的資源不足,普遍的家庭也是「月光族」,用廣東話來說就是:「餐搵、餐食、餐餐清」。要他們一下子拿出一大筆金錢來購買那價值不菲、物「超」所值的月餅,或確保能在中秋節前,購買到足夠的月餅,實在殊不容易。因此,「月餅會」就成了當其時的社會特色之一。[1] 不少餅店讓小市民,以「月供」的形式,預訂一定數量的月餅,既能分攤小市民的經濟負擔,亦能確保佳節時有「禮」可送。筆者也見過那拿在母親手上的「月餅卡」,亦偶然聽到她在某年某月,曾為未能「供款」而張羅、擔心。一角月餅吃得滋味,不僅是甜,更是帶有辛酸。

離家遠,中秋佳節倍思親。家中飯桌上的一個雙黃白蓮蓉月餅是友人送的,切成八份,沿用老家的傳統,在揭開前各人先選一角。女兒們享受著那份未知的刺激,而我卻懷念著往日的單純,感激父母在辛酸的日子裡,盡力給予我們姊弟們,可以嚐到一口甜。


[1] 原文鏈接:《香港志》故事專欄|供月餅會有何「着數」?港式月餅曾獨領風騷 https://www.orangenews.hk/author/1217250/?utm_source=newscopy&utm_medium=referral

 

死.懼之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7/09/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翻查資料現存仍維持執行死刑的國家僅有53個。[1] 但有調查顯示,2025年死刑判決與執行有大幅上升的趨勢。[2] 香港在1993年正式廢除死刑,但早在1966最後一名死囚行刑後,隨後,被判的死囚,皆通過「特赦」的程序,改判為終身監禁。但在正式立法廢除前,立法會也曾就此議案,進行過相當「有意思」的辯論,其「有意思」之處,就是在當年仍有辯論的空間。相對於今天滿有「效率」的議會,不需辯論就能通過法案。過去的「費時」,就顯得更「有意思」。

話說回來,公然把「死」掛在口邊的,是希望復辟死刑?還是只是隨口一句話?但若是隨口一句帶有威嚇的公開講論,又會否抵觸香港的刑事恐嚇罪?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第200章)第24條規定:「任何人威脅另一人,會使該另一人或第三者的人身、名譽或財產遭受損害,或使任何死者的名譽或遺產遭受損害,而意圖使受威脅的人受驚,或意圖導致受威脅的人作出他在法律上並非必須作出的作為,或意圖導致受威脅的人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即屬犯罪。 」[3]

標榜言論自由的大都會,卻容不下不同媒體的報導,受不了非主流傳媒所呈現的多面向資訊,其中,各方的報導,不一定是客觀,也有機會是造假。但所謂的「言論自由」就是讓大眾在接收各方的資訊下,就不同的議題有所討論、辨識,最終能呈現出較為全面、客觀的事實。「意圖導致受威脅的人不作出他在法律上有權作出的作為」。記者的責任(或有權作出的),豈不是搜集、發掘不同向導的資訊,公諸於世,豐富大眾對事情的理解,讓人更能貼近「真實」。

以死懼之,更用上「釘」這殘酷說法。在過去二千多年,最廣為人知被釘在木頭上至死的,就只得耶穌。隨口的二字,是滿有宗教意味的用語:「把祂釘十字架!」(馬太福音27:22-23,馬可福音15:13, 路加福音23:21, 約翰福音19:15)昔日被釘死的主耶穌,祂的後續如何,在客觀、多方的資訊及報導下,不一定每個人也相信、認同,祂已「復活」。但祂的無辜,就連判祂死刑的彼拉多也確信無疑。[4]

以無罪的視為有罪,為求「安穩」而犧牲「無辜」,為了「討好」而打壓「公義」,千古以來,比比皆是。

梅花啼血:重讀「揚州十日」與歷史的沉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10/09/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真相的分量

俄羅斯作家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諾貝爾演講中曾留下一句重逾千斤的話:「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分量還重。」(One word of truth outweighs the whole world)我們習慣在自由、愛情與生存之間衡量輕重,但所有崇高價值的真正基石,始終只有「真相」。謊言可以帶來短暫的安全感,虛妄能給予虛假的平靜,唯有真相要求我們付出代價,它需要我們打破既有的偏見、承擔被孤立的風險,甚至賭上既得的安穩。追求真相不是智力上的探索,而是一場考驗道德勇氣的淬鍊。

「揚州十日」幾乎在歷史中湮沒

坦白說,年少時筆者讀歷史,只是為了應付考試,當時的潛規則是:教科書所記載的就是標準答案,就是歷史的全部真相。但到了今天,我當然意識到真相是不容易獲得的,明末清初的歷史就是一個好例證。

孔尚任《桃花扇‧餘韻》有以下兩句詩:「龍鍾閣部啼梅嶺,跋扈將軍譟武昌。」這當然不能照字面解讀為老態龍鍾,「龍鍾」在古典詩詞中有一個重要古義是「淚流縱橫、泣不成聲貌」。龍鍾閣部是指南明重臣、兵部尚書史可法,跋扈將軍是指駐武昌明將左良玉。這兩句是描摹南明在內憂外患下的末日慘狀:史可法是「孤臣泣血、悲痛無力」,左良玉則是「驕悍狂躁、擁兵生亂」。

揚州梅花嶺下有史可法墓,全祖望作《梅花嶺記》,記其死事甚詳,也記下一件事:屍骨從未尋回,墓中所葬,只是衣冠。這座空墓後來成了揚州的名勝,兩百多年香火不絕。碑石俱在,形制完備,裡面卻沒有人。

在大軍壓境下,史可法堅決不投降、不逃亡,他最為人傳頌千古的事蹟是在「揚州十日」中以身殉國。在城破之後,清軍大肆殺戮、焚掠,成為明清易代之際最慘烈的戰爭暴行之一。史可法死於弘光元年四月二十五日,此後那座城裡發生了什麼,正史的敘事到此為止。王秀楚在《揚州十日記》描述了清軍的暴行,但這部書長期退出中國的公共視野,近代在日本重新被發現,至晚清才由留日學生抄回,重新廣泛流傳於中文世界。

王錫侯《康熙字典》案

那麼,為甚麼清代文人要避開「揚州十日」這段歷史呢?清代的文字獄與思想禁忌,至少是一項不能忽略的背景。康熙年間的莊廷鑨《明史》案與戴名世《南山集》案,早已顯示書寫明清易代之際的歷史可能付出沉重的代價。到了乾隆朝,這套機制更走向嚴密甚至荒誕的地步。

舉例說,乾隆四十二年(1777),江西舉人王錫侯以十七年之力編成《字貫》四十卷,意在補《康熙字典》檢索之不便。然而,仇家王瀧南覬覦其祖墳山地,舉發他刪改《康熙字典》、貶毀聖祖,並誣稱他有四十里花園、十里魚塘;及至抄家,所得不過七十餘兩。定罪的關鍵在《凡例》中的一則,本來那一則是教人如何避諱,依官定的缺筆之法處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諱。他教人守規矩,而被判為大逆,斬立決,家屬連坐。更堪玩味的是江西巡撫海成:他從前因查繳禁書八千餘冊受過嘉獎,此案卻只擬革去王錫侯的功名,被斥為「有眼無珠」,革職治罪。

《一柱樓詩》案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爆發的徐述夔《一柱樓詩》案,是清代乾隆朝規模最慘烈、羅織罪名最嚴苛的文字獄之一。案主徐述夔是江蘇東台縣的舉人,早於乾隆二十八年逝世,生前著有《一柱樓詩集》。此案起因純屬鄉里私人恩怨:東台縣生員蔡嘉樹因與徐家後人爭產結怨,蓄意從詩集中摘錄多處詩句向官府告發,控告徐述夔詩作「指斥朝廷、大逆不道」,案件隨後迅速上報至乾隆帝親自審理。

清廷在審訊中以穿鑿附會的方式,將詩集中尋常的詠物、抒懷語句定性為反清復明的逆跡。例如「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本為常見的登科應試勉勵之辭,亦被生硬曲解為「思念明朝、企圖推翻清廷朝廷」。此外,詩集中詠及牡丹的「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也被指控為影射滿清以「異種」入主中原、篡奪漢家正統。

乾隆帝對此案震怒異常,認為徐述夔「包藏禍心,悖逆至極」,隨即降旨嚴厲懲處,處罰株連廣泛。徐述夔與其同樣已身故的長子徐懷祖被下令開棺戮屍、梟首示眾;其孫等在世直系親屬被判斬立決;為詩集作序的江蘇布政使陶易、曾為徐述夔作傳的沈德潛(已故)等人亦遭嚴厲問罪或削奪官階;甚至連江蘇巡撫、布政使等一眾地方大員也因「失察」受到革職或嚴懲。

《一柱樓詩》案不僅徹底摧毀了徐氏家族,更成為清代統治者實施高壓思想禁錮與文化恐怖的極端典型。此案的殘酷整肅,反映了乾隆晚期在編纂《四庫全書》期間藉銷毀禁書之名,對士人思想與江南文人階層進行全面清查與心理震懾的極致手段,進一步扼殺了清代後期文壇的言論空間與學術自由。

沈德潛案

而早在九年前已經去世的沈德潛,只因曾為徐述夔作傳,被革去官爵、奪其諡典、仆其御賜之碑、毀其祠。乾隆帝認定沈德潛所編《清詩別裁集》等多部著作存在「悖逆」之處,他的罪名包括在詩集中收錄了錢謙益等明末降清或抗清文人的詩作;而未收錄乾隆帝本人的御製詩,則被指目無君上;至於將乾隆帝命其潤色或代筆的詩篇,直接收錄在沈德潛自己的文集中,甚至注明「代帝作」,則被乾隆帝斥為冒名射利、欺世盜名。替一個人作傳和修編詩集,而致自己下場慘淡,這件事對後來執筆的人意味著什麼,不必多說。

兩案還透露出另一層可悲的事情:羅織罪名的最初都不是朝廷,而是鄰人;朝廷只是提供了一種工具,使私怨得以致人於死。而工具一旦啟動,便連操作它的人一併吞下:從寬的布政使死於獄中,從嚴不足的巡撫革職,稍遲辦理的知府充軍。在這樣的環境裡,需要計算的不只是文人,還有官員。人人都在估量分寸,而分寸並無定則;今日受賞的尺度,明日就是罪狀。

胡中藻案

而在這些案件之前二十多年,胡中藻案已經展示了另一種寒蟬效應:不是私人恩怨引發告發,而是政治整肅反過來從文字中尋找罪證。胡中藻是清代內閣大學士鄂爾泰的得意門生,曾任翰林院侍讀學士、陝西學政。乾隆帝藉由清查其詩文集《堅磨生詩鈔》,羅織罪名發動整肅。最著名的罪狀是其詩句「一把心腸論濁清」,乾隆帝斥責其故意將「濁」字加於「清」字之上,居心險惡、辱罵朝廷。此案本質上是乾隆帝打擊朝廷門閥與朋黨勢力的政治清洗,鄂爾泰生前與張廷玉各立派系,乾隆帝藉胡中藻案借題發揮,徹底整肅「鄂黨」。最終胡中藻被判處斬立決,其族人受牽連流放或革職;早已過世的恩師鄂爾泰亦遭撤出賢良祠,門生故吏皆遭嚴厲清洗。

梅花啼血

現在回到梅花嶺,全祖望是浙東史家,一生為南明死節之士作碑銘,稱得上盡力存史,然而《梅花嶺記》同樣不寫城中那十日。我們今天很難判斷這是不能寫、不敢寫,還是根本沒有想到要寫。三者在史料上留下的痕跡是一樣的,都是空白。壓力不會在文本裡署名,它只表現為某些事情沒有被寫下來,而後人無從分辨其中哪些是遺忘、哪些是選擇、哪些是恐懼。史家能看見的只有結果,卻看不見那隻按住筆的手。

所以讀史的人須有兩種耐心。一種是對文獻的耐心:知道寫下來的未必可靠,沒寫下來的未必不存在。另一種是對前人的耐心,不要輕易斷定沉默就是怯懦。在多數情形下,一個人能寫什麼,並不完全由他自己決定。

史可法墓中沒有屍骨,只有衣冠,但那位在梅花嶺啼血的龍鍾閣部,並沒有被歷史遺忘;而墓外那座城裡發生的事,隔了兩百多年、繞道日本,才重新回到中文世界。史筆有它的缺口,缺口的形狀,往往就是當時形勢的形狀。

合一就是搭建互相關心支持的平台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3/09/2026

第一次參加華福大會是1976年在香港九龍城浸信會舉行的第一屆會議,當中有不少聚會是公開給所有信徒的,當時仍在唸中學的我參與了多次的公開聚會,令我十分鼓舞。於是,1981年我和另外兩位仍在唸大學的弟兄在門訓師傅的鼓勵下,正式報名參與了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二屆會議,成為少數最年輕的參與者,大開眼界,除了聽到不同地區的華人教牧和領袖分享之外,也近距離觀察他們的行事為人,在大會安排的宿舍,一名年長的牧者見我們三個年青人席地而坐,也主動坐下來一起交談,討論信仰和人生的問題,令我們十分感動,他就是當年已著作等身的唐佑之牧師。之後再參與華福大會已是2006年在澳門的事,當時有份在大會和一些專題中分享有關傳媒和同性戀的議題。

轉眼20年後今屆再參與在東馬古晉舉行的華福大會,自己已成為資歷深厚的參加者,也是極少數曾參與第一、二屆大會的前輩,歲月催人,以前在全球華人教會都有知名度、受尊崇的牧者和領袖已大部份退下火線、甚至已經息勞歸主,今屆許多講員(除了香港區的幾位)對我來說都是新的面孔,但整體來說今次大會是值得欣賞的,因為的確讓人看到新一代開始接棒並承擔更多的重任,令我感受最深的是看到不同地區的華人教會都有新一代興起,而大家亦愈來愈著重職場的事工,以及對福音的本質和宣教的工作不斷反思。

不過,雖然由一開始華福已強調整全使命,但不少的華人教會(包括香港)對關心社會和職場的事工就如對環保一樣,也許不會反對但又不見得十分重視和積極參與,不少教牧和弟兄姊妹的視野仍然停留在本身的堂會,甚至將自己的堂會就等同於整體教會,所以弟兄姊妹的奉獻和事奉崗位都是以自己的堂會為優先,這從弟兄姊妹最積極奉獻的多是與購堂有關可見一斑,而在對外的事工亦以支持直接傳福音或者服侍一些弱勢群體為主,至於要影響社會文化和職場的生態仍然不是重要的考慮。但福音若不只是告訴大家將來有永生,而是今生可以活得更豐盛的話,教會就必須積極在職場和社會上活出見證,關心影響眾人的問題,而這個態度不需要華福大會發表任何新的宣言和統籌,不同地區的教會群體都可以按自己的情況自發地參與。

教會真正的問題往往不是不明白大使命、大誡命和大任命,而是是否願意將感動化為行動,以及是否選擇性地回應上帝對我們的呼召。個人認為華福大會最重要的不是聯合全球華人教會合作做一件或一些大事,更不是統籌大家一起建立一個具影響力的大台,而應該是一個讓不同地方華人教會可以互相認識、互相鼓勵和學習、自發尋找合作機遇的一個平台,正如過去幾年我和香港基督教機構協會(簡稱ACO)的幾位董事,努力想做的就是讓ACO 成為一個平台,ACO不是要聯合所有香港的基督教機構做一件或一些大事,而是希望透過總幹事之間的經常交流、分享和代禱,讓不同機構之間加強合作,善用資源、發揮更大的協同效應。其實我們既然是不同的肢體,領受不同、恩賜不同、接觸的受眾不同,應該一起以國度的胸襟去看待其他堂會和機構,大家願意互相關心、支持和彼此鼓勵,有需要時可以一起合作或者共用一些資源、介紹對方認識一些可以合作的伙伴和關心的對象、甚至是支持者,這就是互為肢體。

合一最重要的不是大家要有共同的計劃、聯合的事工,而是彼此相愛,讓未信的人看到我們是一個很特別的群體,因著耶穌就算各自有不同的負擔,仍願意互相關心和支持,眼耳口鼻的合一不是變成同一樣的器官,而是互相配搭起來構成一張可愛的臉、與其他肢體一起成為一個健康的身體,合一是由合群開始,奇妙的工作是由我們的頭主耶穌帶領,其他任何肢體都不能代替其地位,我們也許很喜歡做到或看到大事,但更重要的其實是做對的事,每個肢體按其職能發揮作用,願意放下私心、協助其他肢體有效運作,不越俎代庖、不勉強他人做自己最關心的事工,可能就是最佳的配合方式。

其實這個世界、在我們身處的地區、在我們的身邊和我們的堂會,值得我們關心的事有許許多多,而不同的堂會、機構和聯合組織的出現,正正是為了回應不同的議題,在教會的圈子經常有一個現象,有些人很熱心地關注某個議題,彷彿就認為全世界的教會群體和弟兄姊妹都應該關心同一個議題,擁抱同一個異象,並且不放過任何的機會推銷自己的異象和機構,結果只會令人厭煩!想要合一首先應學會欣賞和尊重,不要將自己和自己的堂會、機構或聯會看得太大和太重要,不要常常想著如何令別人與我合一,而是要有願意放下自己、支持其他人和機構的異象和使命的態度和胸襟,合一就是搭建互相關心支持的平台,深願華福大會繼續成為各地華人教會合一的平台。

紐約廉租屋博物館:歷史就是現在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26/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時間膠囊在眼前展開

紐約市下東城果園街(Orchard Street)的廉租屋博物館(Tenement Museum),不是那種靠宏偉建築或稀世珍藏吸引遊人的博物館。這裡沒有富麗堂皇的大廳,也沒有價值連城的名畫;它保存的,只是幾棟斑駁、狹窄的舊公寓,以及一些普通人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跡。然而,正因為普通,才令人難忘。

廉租屋博物館提供很多導賞團,我參加了其中一團,這個團所涵蓋的範圍橫跨果園街97號和103號。導賞員領著我們踏上97號那道狹窄的樓梯。大樓建於1863年,樓梯至今已超過一百六十年,甚至比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國家還要早八年。當年從中歐來到紐約的移民,可以說自己來自普魯士、巴伐利亞,或者說德語的歐洲;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統一德國,當時還沒有出現。

從1863年至1935年,約有七千名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人曾經住過這棟樓。他們帶著不同的語言、宗教、鄉音和夢想,卻爬過同一道樓梯。1935年,面對新的住宅和消防法規,業主認為改建費用太高,決定停止把樓上用作住宅;住戶陸續搬走,住宅部分被封閉。此後五十多年,樓上的房間幾乎沒有再被改動,直到博物館創辦人重新推開那些門,一段被塵封的移民生活,像時間囊一樣重新出現在人們眼前。

我站進其中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公寓,這裡有三個光線微弱的房間。大樓早期沒有室內自來水,也沒有室內廁所;住戶要到後院的取水設施打水,使用四格戶外公廁。住在五樓的人,一桶水要自己提上去;如廁、洗衣、洗澡,又要再走下來。今天我們扭開水龍頭,水便流出來;按一下開關,房間就亮了。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日常便利,原來都曾經是奢侈品。

丈夫失蹤的猶太婦人

住在這裡的娜塔莉‧岡珀茨(Nathalie Gumpertz),是一名來自普魯士的猶太移民。1874年10月17日早上,她像往常一樣送丈夫朱利葉斯‧岡珀茨(Julius Gumpertz)出門工作。丈夫去了鞋廠,卻從此沒有回家。那是1873年金融恐慌之後的漫長經濟蕭條,失業席捲城市,男人突然失蹤的情況多得連當地德文報紙也設有「失蹤丈夫」的欄目。

娜塔莉沒有太多時間悲傷,家裡還有孩子要養;她開始替人做衣服,在這間狹小的公寓裡幹活,每星期大約賺八美元,靠一針一線養活三個女兒。她找了丈夫九年。後來,朱利葉斯的父親去世,留下約六百美元遺產,但在法律上,娜塔莉仍然是一名「已婚女人」,無法自由處理原本應歸丈夫所有的財產,於是只好向法院申請宣告丈夫死亡。這是一個很奇怪,也很殘酷的法律悖論:一個男人早已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的法律身份仍然留在那裡,像一道看不見的門,把她擋在自己的生活之外。1883年,法院終於宣告朱利葉斯死亡;1886年,娜塔莉帶著女兒和那筆錢離開了這棟公寓。然而故事還沒有結束:博物館後來的研究發現,1885年的辛辛那提市民名錄中,竟然出現了朱利葉斯‧岡珀茨的名字,職業是小販。一個被法律宣告死亡的人,在另一個城市,仍然活著。

血汗工場是合法的

同一棟97號公寓裡,另一個家庭留下了另一種故事。哈里斯‧利維恩(Harris Levine)和妻子珍妮(Jennie)約在1890年從東歐來到美國,幾年後便把自己的家變成一間小型製衣工場。「家」和「工場」之間,沒有一道門:客廳是工場,廚房是工場,臥室旁邊也是工場。幾名工人加上一家人,就擠在大約三十平方米的空間裡;最擁擠的時候,生活和工作幾乎完全疊在一起。成衣需要熨燙,熨斗裡裝著燒紅的煤炭,重達十八磅,約八公斤;熨衣的人站在廚房裡,緊挨著燒煤的爐子,空氣不流通。那個爐子既是工業設備,也是珍妮替家人煮飯的爐子。

1892年,紐約州的工廠稽查員曾經留下這間製衣工場的紀錄,這個細節反而最令我不安:有人來過,有人看見,有人記錄。當時紐約已經有工廠法規和稽查制度,只是法律的標準和保障仍然十分有限,許多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工作環境,在當年仍可能被視為正常,甚至合法。歷史有時候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社會完全沒有規則,而是社會曾經把一些今天不能接受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製衣工作磨去了指紋

大約八十年之後,另一批移民來到同一條果園街。黃太太一家住在103號。1965年,美國改革移民法,廢除了舊有以國籍和族裔為基礎的配額制度,大批亞洲移民重新獲得進入美國的機會。黃太太1965年來到紐約,1968年搬入103號;1971年,她進入華埠的製衣業工作。到1980年前後,紐約華埠已有四百多間製衣工場,數以萬計的工人在裡面工作,其中大多數是移民女性。她們替美國百貨公司和時裝品牌縫製衣服,自己的工作條件卻十分苛刻: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這是從前的「996」。工資是以件工計算,工人一星期可能只賺約一百美元;被老闆責罵是家常便飯。計件制度表面上好像很「自由」:做多少,賺多少。但在現實中,最低工資、加班費和工時保障往往最容易在這種制度下落空。今天我們談起「彈性工作」、「靈活就業」,原來一百年前的人,也早已認識另一種「彈性」。

1982年6月24日,接近兩萬名以華裔移民女性為主的製衣工人走上街頭,向哥倫布公園進發,要求廠主續簽工會合約。那些平日坐在衣車後面、低著頭、一件一件趕貨的女人,那一天站了起來;她們不再只是廉價勞工,而成為一支隊伍。在龐大的集體壓力下,廠主陸續接受新的工會合約,這場由亞裔移民女性主導的勞工行動,也成為紐約勞工史上一個重要時刻。

導賞員還告訴我們另一個細節:黃太太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在入籍手續中需要打手指模,但官員發現由於黃太太長年從事製衣工作,她手指上的紋路已經被磨得很淡。我聽到這裡不禁愣住了,人的身體,竟然也會替歷史保存檔案;只是有些檔案,不是寫在紙上,而是磨在手上。

血汗工場和996仍然繼續

博物館所記錄的歷史,其實延伸到現在。2015年,一間外國企業在俄亥俄州開設玻璃工廠;2016年,美國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在多次檢查中發現一系列安全問題,包括機器缺乏適當防護、工人面臨截肢風險、危險化學品培訓不足,以及出口標示等問題。到2019年,OSHA又起訴同一工廠,起訴書包括了九項重複違規及十三項嚴重違規;當時,這家工廠在四年內已經接受了十二次OSHA檢查。那些沒有防護的機器、被忽視的工人,並不是只屬於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場」。

2025年3月,美國執法人員突擊檢查佐治亞州一家由外國公司開設的地板工廠,現場接觸到六十二名員工和可能的勞工剝削受害者。2026年8月,三名被告遭聯邦大陪審團起訴。根據司法部公布的起訴書,他們涉嫌以虛假條件招募外國工人,利用短期商務及其他工作簽證安排他們進入美國,扣留部分工人的移民證件,少付承諾的工資,不付加班費,也沒有提供所承諾的醫療福利;起訴書又指,他們以遣返和債務等方式威脅工人。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所有指控仍有待法院裁決。然而,起訴書裡有一行字,讓我停了下來: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我把這行字念了兩遍,因為幾天前,在紐約果園街那間舊製衣工場裡,我才剛剛聽過一模一樣的數字。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中間隔了一百多年,但仍然是「996」!

因此,廉租屋博物館並不是一座紀念「歷史已經結束」的博物館,它展示的,更像是一台仍然可能重新啟動的機器。機器的外殼變了,燃料變了,操作它的人也變了;但如果沒有法律、工會、記者、調查員、改革者,以及那些不肯再沉默的人,它仍然會尋找下一批最容易被忽略、最不敢反抗、也最需要工作的弱勢群體。

血汗和眼淚並沒有白流

當然,有些事情確實改變了,而且改變得非常深刻。1892年的紐約已經有工廠法和稽查員,但法律仍然容許大量今天不能接受的工作環境存在;今天,如果僱主涉嫌強迫勞動、扣留證件或嚴重違反職業安全法規,政府至少有法律工具可以調查、處罰和起訴。這一百多年的距離,並不是時間自己走出來的,而是有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1890年,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用照相機把紐約廉租公寓裡的黑暗帶到中產階級眼前,讓城市不得不看見「另一半怎樣生活」;二十世紀初,劉易斯‧海因(Lewis Hine)假扮成保險稽查員等身分,走進工廠,拍下那些本來不應該站在機器旁邊的童工;1911年,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大火吞噬了一百四十六條生命,其中大多是年輕的移民女性,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親眼目睹那場大火。二十二年後,她成為美國勞工部長,並在新政年代參與推動社會保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童工限制等重大改革,深刻塑造了美國現代的勞工與社會保障制度。

那些生命沒有白白犧牲,但歷史也提醒我們:法律可以進步,科技可以進步,城市可以進步,人性卻不一定會自動進步。貪婪不會因為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而自行消失,剝削也不會;它只會換一個地方,換一種語言,換一批工人,甚至換一個聽起來更加現代、更有效率的名字,然後再一次落在那些無權無勢的人身上。

離開博物館時,我再次走下那道一百六十多年的樓梯。我忽然覺得,我們參觀博物館時最容易問的一個問題是:「以前的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但真正值得我們害怕的,也許是另一個問題:一百年後的人回頭看我們,又會問同樣的一句話嗎?歷史從來沒有真正留在過去。它就在我們腳下;有時候,我們甚至還在走同一道樓梯。

自主.局限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20/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連續個多月的世界盃結束了,筆者不是標準球迷,也感到一點點失落。比賽期間,每週在指定時間,可在電視上看到直播,有時晚上八時開始(英國時間),有時晚上十時,而凌晨或清晨直播的,筆者肯定不會熬夜、早起觀看。但奇怪的是,已結束的賽事,縱然會刻意迴避得知賽果,但總是提不起勁重看賽事。也許,這正是觀看直播的趣味所在,趕及在限時內,安坐在電視前,這行徑本身已是一種樂趣。

「日頭猛做,到依家輕鬆吓;食過晚飯,要休息番一陣…….歡歡樂樂,笑笑談談,我哋齊齊陪伴你!」能知這歌詞的出處,大概就是曾生活在沒有「回播、重看」年代的人:要趕及看到「掃街茂」的環節(這是筆者未曾看過的);要追趕「上海婆」的趣事(筆者稍有印象);要觀看「蝦仔爹哋」的日常(筆者較為認識的)就要實時。當然,在那年代,小市民會因著要趕回家看連續劇大結局,導致食肆的晚市生意大減。人們寧願少吃一餐,也不能放棄、錯過結局,更不想帶著遺憾在明早上班時,失卻與同事之間的閒談熱話。活在「限時、局限」的年代,似乎也是一種樂趣。

在自主、自由,隨時於網絡上回播的今天,反而叫人失去了專注,失卻了一份「追趕」的趣味。一天內看畢一整套(或數套)12集的韓劇、日劇,不用等待之餘,更可以選擇快速播放,跳過(更是錯過)那些細緻舖排、較為緩慢的劇情。相對於昔日,花上兩個多月,每週一至週五的晚上,準時受限地安坐家中,追看電視劇集,甚或是在不容錯過半刻的劇情下,只能在廣告時間內,迅速地與家人爭上廁所或趕緊拿一杯水。怎麼樣的方式,才能叫人真正享受其中?

講求「自主」的生活形態,卻是叫人漸失聚焦的能力。那種隨時可以「重來(播)」的假象,教人不懂得珍惜眼前、當下,以為一切所錯過的,不管是賽事、劇集或是情感、關係,也是可以輕輕按鍵,就能回播,重來一次。

不復再的少年輕狂,趕不及的送行道別,回不來的情誼關係,難重見的自由公義……在「局限」裡的種種,既不能回播,也難以重來。在「自主」的今天,回望過去的「局限」,似乎略帶點點的遺憾,更有絲絲的悔恨,追想著既不能回播,也難以重來的昔日。

往事或許真的只能回味,但明日能否回味著今天?在乎我們如何在今天為自己締造回憶。或許,放棄所謂的「自主」生活模式是其中的方法之一,珍惜當下及眼前,嘗試專注於有所「局限」的人或事之上,享受著與人、與事「直播」(或直接)的接觸,就是那種一去不返、不可回播、不能重來,卻教人回味的寶貴關係。

在雲海與紅塵之間:哈雷阿卡拉獨行記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13/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造物主的鬼斧神工

我焦急地望着手錶,車子剛停下來,我便立即奔往哈雷阿卡拉(Haleakalā)的滑沙步道(Sliding sand trail)。哈雷阿卡拉國家公園位於夏威夷茂宜島,其山頂窪地是世界上最壯麗的地質奇觀之一,最令人著迷的是,它本質上並不是一個真正的火山噴發口或破火山口(Caldera)。 相反,它是一個約在二十三萬至十二萬年前經過自然侵蝕而雕刻出的巨大谷地,隨後又被後期的火山噴發再次「塗色」重塑。之前我已經來過幾次哈雷阿卡拉,卻從來沒有機會進入谷底,這一次原本打算完成心願,可惜飛機延遲起飛,租車公司櫃檯又大排長龍,結果當我趕抵火山時,已是下午四時許。

哈雷阿卡拉是造物主鬼斧神工的偉大作品,大約在一百萬至二百萬年前,太平洋板塊下方的地幔熱點開始噴發熔岩。一層又一層流動性高的玄武岩熔岩不斷堆積,直到突破海平面,最終形成了茂宜島東部的巨大盾狀火山。十四萬五千年前是山頂邊緣熔岩最後一次噴發的年代。由於茂宜島東部降雨豐沛,溪流長年在山坡下切,逐漸在山頂雕刻出深邃的峽谷。在經過這段強烈的侵蝕期之後,哈雷阿卡拉在後期再次「甦醒」,新的火山裂隙在這個剛被雕刻出來的谷底展開。富含氣體的熔岩從火山裂隙噴湧而出,在半空中急速冷卻後落回地面,久而久之,便在噴發口周圍堆積成一座座陡峭而對稱的火山渣錐。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流水雕刻」的故事近年還有新的疑點:火山口所在之處雨量其實偏低,反而東北坡雨量最豐的地帶幾乎完好無損,因此單靠溪流侵蝕未必足以解釋這個窪地的成形。無論如何,走進盆地,便彷彿走進了一個外星世界。這種荒涼而超現實的地貌確實吸引過荷里活:2013年的科幻片《攻‧元2077》(Oblivion)製片人便曾派特效團隊登上哈雷阿卡拉火山口邊緣拍攝天空素材。

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我一個人

剛剛走進盆地時,我還遇見很多其他登山者。但隨著海拔不斷下降,山谷間喧囂的登山者漸漸稀少。到了谷底,視線所及只剩下一片如火星般赤紅與炭黑交錯的寂靜荒原。那一刻,前後再無半個旅人,天地間彷彿只剩下我一人的呼吸聲。我心想:這豈不是人生旅途的寫照嗎?在追逐夢想時總會有一大群人一同起步,但在旅途之中卻是越走越孤單,到最後可能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當時我已經接近谷底,但夕陽開始西下,我並沒有攜帶任何電筒之類的照明設備,入黑之後登山會很麻煩,於是乎只有依依不捨地折返。在回程途中,也是我自己一人。在廣闊盆地的包圍下,我真的有如滄海一粟、宇宙微塵。

我不禁想起了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千年前詩人站在幽州台上,感嘆的是千年古道、歷史長河中個人際遇的孤獨與悲涼;而我隻身站在這由百萬年火山活動與侵蝕共同雕刻出的巨型盆地深處,雖然沒有詩人那份懷才不遇的沉重,卻同樣被這種無邊無際的宇宙時間與天地浩瀚所震撼。那是一種超越了個人喜怒、純粹面對浩瀚自然時的敬畏與動容。我又聯想起聖經詩篇第八篇的金句:「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如仙境般的雲海

在黃昏時分,我看見盆地與山脊周圍的雲海變得越來越濃密、範圍擴大,甚至向上攀升,掩蓋住一部分原本清晰的谷底地貌。這並非錯覺。夏威夷上空常年存在一層「貿易風逆溫層」,把濕潤空氣與雲層封在大約六千至八千英呎之下,這也正是哈雷阿卡拉山頂能長年高踞雲海之上的原因。正午時分,強烈日照使地面增溫,沿山坡上升的氣流較為乾燥,谷底看起來相對清晰;但隨着太陽西斜、角度變低,地表迅速冷卻,空氣中的水汽開始凝結,雲層便迅速變厚、變密。當太陽開始落山,大氣邊界層改變,這些雲霧就像慢慢漲潮的海水一樣,從盆地北面的巨大缺口「漫」進谷底深處。

我深深地被這奇景吸引着,貪婪地舉起相機捕捉這仙境的圖像。但回到山頂之後卻是另一番景象,因為山頂超過一萬英呎,遠高於雲層的高度,原本在我身邊的雲霧,已經在腳下鋪展開來,形成一片無邊無際、厚實如棉花毯般的金黃色雲海。

當漫天雲海在腳下翻滾,夕陽將火山渣錐染成一片金紅時,那一刻的震撼,讓我覺得自己彷彿置身於飄渺的仙境之中。我不禁聯想到李白在《夢遊天姥吟留別》中對夢幻仙境的描摹:「腳著謝公屐,身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他最終那句「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即騎訪名山」更是超然的灑脫。

當然,我沒有李白那種徹底割捨塵世名利的瀟灑與決絕。離開這座火山後,我依然會回到原本的工作崗位,繼續過著平凡而規律的生活。然而,那片刻置身仙境的記憶,或許正是造物主對我的一次溫柔提醒:在滔滔俗世、滾滾紅塵、日復一日的生活地平線之外,還有一個浩瀚而神聖的世界。帶著這份浩瀚的記憶回到紅塵,心胸便多了一份從容,生活也不再只是眼前的繁忙。

被譽為美國「國家公園之父」的約翰‧繆爾(John Muir)曾經說:「在每一次與大自然的同行中,你所獲得的會超過你所追尋的。」這次登山經歷,再次印證了繆爾的至理名言。

高危 工作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06/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無可置疑,在香城賣藥所承受的風險肯定比售書的低得多。先不說那些危險藥物(俗稱「毒品」),它們是受《危險藥物條例》[1]所監管,是有相當清晰的釋義,以及進出口的管制。就算是一般的處方藥物,也是受限於相關部門的指引或需要醫療專業允許才能發售。簡單而言,賣藥就是有法可依、有所根據,能賣不能賣,是沒灰色地帶或討論餘地,售賣違禁藥物的,就是犯法。

而售書危險程度高於賣藥,其原因就是售書缺乏清晰界線。成人書刊(或不雅書刊)尚算簡單,它的出售及擁有是受規管於《淫褻及不雅物品管制條例》[2]。但其他讀物,小說、傳記、社會評論、政治分析、心理叢書、學術參考……,可有一條清晰界線?哪能有一條清晰界線?

文明得以記錄、流傳是因著文字,而文明得以進步、發展,是因著文字與文字之間的交流、衝擊,就是在認同與否定、贊成與反對、支持與批評,甚或是在對峙與碰撞下,精煉修正、去蕪存菁,達致共識與和諧、創見或突破。

若要不讓人民有個人思辨的能力,限制、規範或引導其思想,就只需要在「文字」上加以操控、鉗制。《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寫於1949年,預言著1984年在極權統治下的世界模樣。主角溫斯頓·史密斯任職於「真理部」,其工作就是以「新語」(Newspeak)改寫歷史文獻。在不斷減少詞彙或消除某些字詞下,就能限縮人民的思想。今天,大眾只得知「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不少人就難以再回憶、追想到當年,那一群年青人及市民們,無懼地犧牲及行動的悲壯!

《一九八四》能不能繼續留在圖書館的書架或公開出售仍是未知,但書中「真理部」的口號卻已成了今天的寫照:「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無知即力量。」("WAR IS PEACE", "FREEDOM IS SLAVERY", and "IGNORANCE IS STRENGTH")高舉戰爭、貶低自由、鼓吹無知,這豈不是今天的情況。

以食肆類比書店,食肆有責任確保食物安全,書店亦然。但食物的原材料(肉、菜、蔬果),跟藥物相近,同樣也有嚴格的規管、監察,能賣不能賣,也是有依可歸,有法可循。調味配料也有食物標籤作根據。那麼售書呢?可有一條清晰界線?哪能有一條清晰界線?

「人置身在大都市,當權者對人宣稱:『你是自由的,但不要越界,越界的必被懲治。』人問:『界線在哪?』當權者表示:『我不會告訴你界線何在,若告訴了你,豈不是讓你乘機走線避界。』人可以如何「自由地」生活?大概就只能劃地為界,把自己囚禁在吃、喝、拉、睡的日常中,把自己放置在附和、唱好的喧鬧裡。」

希望自由地生活,堅持思想不受拘禁,仍然擔任高危工作的人,又豈只是當書店店員那樣簡單!


庫克群島:尋找和解與融合的新世外桃源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30/07/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庫克群島是「世外桃源」嗎?

年少時閱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歸園田居》,心中總是泛起無限的嚮往與遐想。在我們的想像中,世外桃源理應是一個沒有壓迫、與世無爭、人性純樸的避風港。然而,現實中真的存在這樣的世外桃源嗎?位於南太平洋的島國庫克群島(Cook Islands),在地理上雖然與世隔絕、風景如畫,但在西方文明與基督教進入這片群島之前,這裡的現實並非如詩如畫,而是充斥著部落間的殘酷殺戮、無休止的戰爭、食人肉等血腥習俗與極其殘忍的刑罰。

罪咎石:無法承受的重量

我這次旅程的亮點之一,是參觀了位於拉羅湯加島(Rarotonga)山區的高原天堂文化中心(Highland Paradise Cultural Centre)。這座遺址曾是蒂諾馬納(Tinomana)部落歷史悠久的山區避難所與權力核心,如今保存了大量當地人的歷史文物。然而,千萬不要被「天堂」這個美麗的名詞所誤導,在參觀過程中,雖然少不了熱情的土風舞、開椰子演示、編織草籃等觀光節目,但最令我震撼且深思的,卻是安放在遺址中的兩塊「罪咎石」(Guilty rocks)。

在基督教傳入之前,當地部落酋長(Ariki)在傳統政治、司法和宗教秩序中享有極高權威。那時,如果有人犯下通姦、盜竊或傷人等罪行,他們就會被帶到酋長面前接受懲戒。酋長會判處罪犯背負一塊巨大而沉重的火山石,跋涉一段指定的崎嶇山路,甚至要越過整個山頭。這是一種旨在將罪犯徹底羞辱、並施以極限體力折磨的公開苦役。導賞員說,這塊石頭的重量大概高達九十公斤,但男性罪犯和女性罪犯所背負的石頭是不同的(女性要背負的石頭稍微輕一些)。在這種極端的體能測試過程中,如果被告不支而丟掉石頭,這在部落文化中就等同於向神明與族人證明自己「真的有罪」,其最終命運將完全取決於酋長的一念之間,而等待他們的往往是極刑處決。

本來,我想親自試一試舉起其中一塊罪咎石,感受一下歷史的厚重感,但一來我擔心不小心損壞這件珍貴文物,恐怕就無法離開島嶼;二來也擔心萬一搬不動石頭,我會在太太面前大失威風。我心想:除非你擁有甄子丹或巔峰時期阿諾舒華辛力加般的強健體格,否則面對這項考驗便必死無疑。我不相信一個普通人能夠拿起九十公斤的粗糙巨石,在熱帶氣候下攀山越嶺,中途還被要求完全不放下石頭休息。這種刑罰,在生理極限上就是一條絕路。

偽裝成考驗的戲劇性處決

這種背負罪咎石的審判方式,讓我立刻聯想到中世紀歐洲或美國殖民時期獵巫運動中的「浸水刑」,也就是把嫌疑犯綁縛扔入水中。在人類學中,兩者都屬於一種被稱為「神判(Trial by Ordeal)」的司法實踐。在浸水刑中,審判者將被懷疑是女巫的婦女扔進水裡:如果她浮起來,就證明她有巫術,隨後就會被處死;如果她沉下去,則證明她是無辜的,但此時她可能已經被活活淹死。罪咎石亦有著異曲同工之處,這種審判和刑罰方法本質上並非為了彰顯公正,也根本沒有給予被告任何生還或自證清白的機會。

在這些古代社會中,審判的目的並非真正為了查明事實或洗刷冤屈,它更像是一場偽裝成客觀考驗的戲劇性處決(theatrical execution)。在基督教傳入之前的庫克群島,酋長的話就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法律。然而,統治者為了維持權威,仍然需要依靠這種令人心寒的公開殘酷表演,來維護社會禁忌,並震懾潛在的叛亂。背負巨石這種幾乎不可能完成的刑罰,向部落其他成員傳遞了一個極其清晰且恐怖的心理信息:違背酋長的法律,等同於主動選擇了一場殘忍、公開且不可逆轉的死亡。坦白說,我絕對不想生活在這樣的「天堂」裡。與其追求虛無飄緲的原始世外桃源,我更珍惜和偏愛一個尊重人權、保護個體尊嚴,並追求程序公義的現代法治社會。

基督教深深植根

如今,庫克群島的文化卻呈現出另一幅截然不同的景象,它展現出極其強烈的基督教虔敬精神。我們抵達這片島嶼的時間恰逢星期日,赫然發現島上幾乎所有的店鋪都關門歇業。當地人告訴我們,這是因為大部分島民在週日都會雷打不動地前往教堂做禮拜。

歷史記載,倫敦傳教會於1821年抵達庫克群島(先抵達艾圖塔基島 Aitutaki,後於1823年抵達拉羅湯加島)。令人驚訝的是,幾乎整個群島的居民在很短時間內都皈依了基督教。這場驚人的集體改宗,並非完全依賴歐洲傳教士的強制推行,更大程度上是通過玻里尼西亞人(Polynesians)將福音傳給自己同胞的本土化傳播。這段時期最傳奇的人物是帕佩哈(Papeiha),他來自博拉博拉島(Bora Bora),曾接受倫敦傳教會傳教士的訓練。由於他與當地島民外表相似,語言高度互通,且洞悉玻里尼西亞的部落社會運作,因此他比任何白人傳教士都更能巧妙地駕馭部落政治。他甚至通過迎娶一位高級酋長(Tinomana Ariki)的女兒,成功在傳統社會結構中鞏固了自己的崇高地位。

在我們的觀光導賞過程中,當地的原住民導遊帶領我們小組祈禱了許多次:活動開始前,他祈求上帝賜予我們祝福;進餐前,他帶領大家作謝飯禱告;而在行程結束之際,他又作了感恩禱告。這位本地導遊語重心長地對我們說:「在基督教進入庫克群島後,這裡再也沒有戰爭、殺戮、吃人肉和酷刑了……」這幾句看似樸實的話,卻在我的內心激起了巨大的波瀾。

在當今西方(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反帝國主義和反殖民主義的批判歷史觀具有重大影響,這種典型論述通常認為:非西方社會在西方殖民擴張前,原本過著自給自足、和諧恬靜、與世無爭的純潔生活;西方帝國主義為了擴張疆域和掠奪資源,自私而強硬地改變了土著的傳統生活方式,摧毀了他們寶貴的文化遺產與精神信仰。然而,這位在庫克群島土生土長的導遊,卻用他感恩的口吻,向外來遊客提出了另一種完全相反的本地詮釋。對他而言,基督教的到來並非奴役的枷鎖,反而是一場將他們從原始殘暴與永無休止部落仇殺中解救出來的精神革命。

庫克群島選擇自由結合

我相信這兩種歷史論述都各自擁有不容忽視的實證與理據,在這裡我無意評判或向讀者推銷任何一種歷史觀。但無論如何,歷史的演變結果是客觀存在的。在今日主流公共生活中,庫克群島人並沒有以反西方仇恨作為核心政治取向,相反,他們與西方文明(特別是紐西蘭)保持著極其緊密且務實的互惠關係。當經過庫克群島的海上警察設施時,我看到澳洲政府支援當地海上安全及巡邏的標誌;而在當地的商店購物時,我們使用的貨幣也是紐西蘭元(NZD)。

庫克群島與紐西蘭之間深厚的歷史紐帶,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末。當時,由於極度擔憂法國在南太平洋的勢力擴張,庫克群島的酋長主動向英國尋求庇護。1888年,英國將庫克群島南部置於保護之下。1900年,庫克群島正式納入英國領土;翌年,英國將紐西蘭殖民地的管治範圍擴展至庫克群島,自此展開長達六十多年的紐西蘭殖民管治。

二戰結束後,全球在聯合國與美國的主導下掀起了去殖民化(decolonization)浪潮。1962年,紐西蘭向庫克群島提供了四個前途選項:

  1. 完全獨立;
  2. 完全融入紐西蘭,成為紐西蘭的一部分;
  3. 加入玻里尼西亞聯邦(Polynesian Federation);
  4. 在保持與紐西蘭憲法聯繫的同時實行內部自治。

經過深思熟慮,庫克群島選擇了第四個選項。1965年8月4日,《庫克群島憲法法案》正式生效,宣告其脫離殖民地地位,邁向自治。 時至今日,名義上與國際法上,庫克群島是一個享有廣泛自主外交權的國家,例如美國在2023年承認庫克群島為「主權和獨立國家」,並與其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但庫克群島不是聯合國會員國,在實際運作與憲法結構上,它仍然與紐西蘭維持著「自由結合」(Free Association)的特殊憲制關係。庫克群島擁有完全獨立的民選政府,在內部事務上擁有終極決定權,但紐西蘭在憲法上有義務在其要求下提供國防支援。更重要的是,全體庫克群島國民都擁有紐西蘭公民身份,並使用紐西蘭護照,這意味著他們可以隨時前往紐西蘭旅遊、工作、定居;符合澳洲入境及特殊類別簽證規定者,也可以在澳洲居住和工作。這種獨特的政治設計,為這個人口稀少、資源有限的島國,提供了無可比擬的安全保障與發展彈性。

結語

回到最初的問題:現實中真的有「世外桃源」嗎?庫克群島的歷史與現狀,給了我們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答案。如果我們將「世外桃源」定義為一個完全與世隔絕、保留原始狀態的純樸烏托邦,那麼歷史事實無情地打破了這個幻想。在西方文明進入這片土地之前,這裡並非毫無瑕疵的樂土,那塊高達九十公斤、代表著專制與剝奪基本人權的「罪咎石」,就是對野蠻制度最沉重的歷史控訴。它提醒著我們,任何缺乏法治與人權保障的原始社會,都可能異化為個體的深淵。文明的進步,往往需要打破那些殘酷的傳統禁忌。

西方文明與基督教的引入,確實以一種劇烈而全面的方式徹底重塑了這片土地,消除了古老的暴政與血腥,將愛、和平與現代秩序植根於島民心中。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這場文明的洗禮曾伴隨著對本土藝術、傳統與主體性的壓制。令人敬佩的是,庫克群島的人民並沒有陷入狹隘的仇恨或揮之不去的歷史包袱中。他們以極具彈性與智慧的實用主義精神,主動回應了這場歷史的巨變,他們接納了外來的信仰與現代法治,將其融入了玻里尼西亞的文化中;一方面他們擺脫了殖民統治,另一方面又選擇了一種既保有主權尊嚴、又共享紐西蘭公民權利的「自由結合」關係,實現了國家利益的最大化。

庫克群島或許不是陶淵明筆下那個逃避世事、一成不變的古典桃花源;但它卻展示了另一種更具生命力的「現代桃花源」:一個不迴避文明衝突、勇於在古老陰暗的歷史中與外來信仰達成和解,並在主權與依附之間找到完美平衡的智慧島國。真正的天堂,不在於它從未經歷過黑暗,而在於它經歷了歷史的洗禮與碰撞後,依然能在大海的懷抱中,安詳地唱出和平的讚美詩。

法國熱浪,一杯涼水

林俊 | 曾是法國圖盧茲城的宣教士,他在堂會事奉崗位退休多年,之後任不同地方堂會短期宣教士及作推動宣教事工牧者。師母在2022年亦提早退休和牧師同行宣教。他們曾於法國圖盧茲城Toulouse華人群體、與已工作超過十年的香港播道會宣教士同工配搭事奉。他將與師母前赴英國繼續宣教工作。
23/07/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前陣子,差不多兩星期乘著法國的熱浪,從巴黎工作到圖盧茲,現於雲霄之上,在返回英國的途中寫下此行點滴。兩城三地距離甚遠,需要個多小時飛機或五六小時火車旅程,但是主感動了不少弟兄姊妹愛心幫助,如給小子一杯涼水。使我能完成法國兩城的短宣。

出發日有劍橋弟兄載我到機場,使我能輕鬆點上機,但從巴黎晚上九時半下機到接待我住宿的地方,竟然用了四小時!因火車系統遇上40多度天氣而故障,再加上深夜班次少… 到達火車站已凌晨一點半,弟兄一天工作忙碌後,在如此深夜到火車站接我到他家,還叫我開冷氣休息,全部是一杯一杯的涼水!

第二天中午在炎熱的天氣下,有另一弟兄接載我去和一些姊妹吃飯和匯合去無冷氣的醫院探訪,給病者一杯涼水,我們也從弟兄處得一杯涼水。弟兄且在主日從中午到晚上接載我,作我事奉的助手。

在巴黎和弟兄姊妹個別晤談及相聚,彼此鼓勵問安,得到很多杯涼水,也到數個不同的教會事奉或探訪牧者,也與會眾相聚,得他/她們的鼓勵及宴請。又與在圖盧茲城認識、現居巴黎的弟兄姊妹相聚,大家都挑旺了彼此的信心和希望。長途火車到圖城,接待家庭每天分享美食、互相關懷及鼓勵,盡心盡力照顧,同工們亦同心合力合意地負起崇拜服侍。城內弟兄姊妹也互相配搭,在晤談探訪中互相鼓勵,牧者間彼此關顧。

這段時期是世界盃決賽周,有不同的國際賽事,大家各為其國的賽事,寸步不讓。但見一個多小時的激烈競爭後,完場笛聲一響,對陣雙方會互相擁抱。他們只為一國之榮辱奮戰,為足球藝術和娛樂獻上血汗,但是人間的愛仍是超越一切。

我為何宣教?豈不是為了遵主吩咐接待不同的小子,給一杯涼水予需要者?(太十42)我們彼此相愛,彼此送涼水,不用開口問就自動送上他們需要的,只覺得應做的本分就去做,就是見證了主,服侍了主,這就是宣教了。主為什麼只說「一杯涼水」?因為我們要看所應作的只像一杯涼水的微小,不值得誇耀。但若不做,就沒有服侍主了。

離開.有錯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6/07/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早陣子,看到某機構的通訊,首段大致意思是:「因為年初有不少同工的離任,導致事工的發展有所影響及延滯……我們感謝留守的同工與志願者,他們願意委身,繼續堅持…….感動…..又感恩….」驟耳聽來,也有其道理。突然人手的短缺,肯定會對事工有所影響;留守的同工,要多走一步,彌補、分擔額外的工作,也確實是值得欣賞。而這樣的闡述,在某層面上,既是正確,亦能引起大眾的同情、體諒。

然而受眾大概不曾疑問的是:為何一下子有多名同工離任呢?情況就好像近日英國首相府內閣成員及一些部長級官員相繼請辭。其問題肯定不是他們同時身患重病無法工作,亦不是他們在同一時間找到另一份高薪厚職。而是他們以具體的行動,表示對領導人的不信任,亦不願意在其過失上有所牽連。

當然,機構的規模是比不上國會內閣。但當中那些本是具有相近理念的成員,竟然一起決定毅然離開,似乎也應該追問一下因由:是單純的集體「個人決定」?還是在架構、管理層上出現問題,導致同工、僱員離開?

只是,這樣的問題是難以得到答案的。離開的人往往同時被剝奪了話語權,至少他們不可以在公司的年報或機構的通訊內發言。縱使他們在「場外」其他的媒體表達,大概也難免被冠上:「輸打贏要」、「背信棄義」、「退縮逃避」、「惡言中傷」等臭名。

離開不僅是有錯,更可以是有罪!

因著戰亂、社會動盪、極權統治,世界上飽受壓迫的民族,選擇離開故鄉的人確實不少,仍然堅持留守家園的卻是更多。若離開的被視為「背叛國家」,那留守的必然成為「愛國忠誠」;若留守的被稱為「同流苟且」,那離開的就變成「勇者義士」;若逃離耶路撒冷的初代信徒是「保命怯懦」,那留守聖城的信徒就肯定是「忠貞勇敢」。只是,若不是他們的離開,福音又哪能得以廣傳?!其實,離開與留守本沒有好壞之分,更不應把他們放在一個比較、對峙的位置。反之,我們要問:何以令平民百姓難以安居?不能樂業?要選擇惶恐地逃走或忍辱地留下。被褫奪話語權的流散者或犯險發聲的吹哨者,或在場外或在場內,在篩選偏頗的資訊下,在刪減竄改的歷史中,聲音再鏗鏘,言辭再有理,也難以被聆聽,不能受重視,只會被標籤上種種的臭名。

我們慣常以「結果」來釐定、判斷好與壞。例如我們只看這公司是撥出最多的慈善捐款,而不問它豐厚收益是來自一眾賭徒傾家盪產、借貸而來的賭注;我們只看這國家經濟突飛猛進,但不理當中的官商勾結、賄賂詐騙、剝削工人;我們看到社會上表面的法治平靜,但忽略這只不過是強權、噤聲後的歪曲假象。我們若不求甚解、不問因由地生活,是既簡單又容易的,只需要人云亦云,凡事「照單全收」就可以。社會放棄啟發、批判性的教育,改為單一、因循的學習模式,雖不一定能達到「洗腦」的效果,但肯定能削弱明辨黑白是非的能力。

話多了,只不過是讀到一篇平凡不過、看了就忘的機構通訊,何必在「場外」枉然發聲?!

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7/2026

    香港教會的聚會人數不斷下降,年青人流失、離堂已成為十分嚴峻的挑戰,這也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週年研究的題目。與過往主要是量性調查不同,今年是採用深度訪談的質性調查,訪問了16位曾離開教會的18至30歲年青信徒,包括9女7男,10位是第一代信徒,6位是信二代,有9位已沒有參與教會聚會,有11位的信主年期是10至20年。調查的完整報告稍後會公佈,本文主要是分享調查的幾點觀察及回應。綜合16位受訪者對教會有五點期望,認為教會應該有以下的特點:

一)教會應是牧養蒙召參與上帝使命的群體

教會不是一個社交俱樂部,而是牧養被上帝呼召參與上帝在世上使命(包括敬拜、塑造、見證、服侍等)的群體。當年青人經歷教會牧養是具參與性的,他們不是消費者而是門徒,他們就更願意留下。當教會讓年青人感覺只是為了維持教會活動而出席,而不是參與使命,年輕人往往會逐漸疏離。

二)教會應該重視處境性塑造的牧養

教會應該透過聖經、禱告、聖禮、群體與實踐,在處境及時間中塑造信徒而不是僅僅透過教導。當年青人在實際處境中經歷被塑造,培養出屬靈習慣,他們會留下參與以及回應呼召。如果教會主要只是提供講授而缺乏實際處境性的塑造,年輕人可能會認為信仰不過是「知識」、「離地」,而不是「生命」。

三)教會應重視在聖靈中與上帝相遇的牧養

信仰不應只是倫理或文化層面的,也是屬靈的,上帝可藉著聖靈工作,讓信徒在處境中與上帝相遇。當教會讓年青人在處境中有空間沉澱、反思,並透過禱告、見證、哀歌、盼望、被光照、降服及與聖靈對話,讓他們「真實地活出信仰」,年輕人會被吸引並留下。如果教會未能與年青人的處境接軌,屬靈生活被簡化為教義式、甚至是情緒操控,年輕人便會對教會生活逐漸冷淡而離開。

四)信徒需要有歸屬感的教會生活牧養

聖經將教會描繪為彼此互相依賴的「身體」;歸屬感不僅是情感上的安慰,而是屬靈上的聯合與連結。當年青人感覺真正屬於教會群體的一份子,不單有友誼、能彼此接觸及接納、被聆聽及被看見,並被賦予有尊嚴的角色,他們會留下。如果接納是有條件的(如必須出席聚會、守規矩、完全按照教會固有的方式參與等),他們可能因覺得不被接納而離開。

五)年青人喜歡以僕人領導方式牧養

新約將領導描繪為僕人式的牧養,謙卑地服侍、引導、保護、督責與培育,而非支配。當領導值得信任、透明、言行一致、屬靈成熟,親力親為的服侍,年青人會願意留下。當年青人覺得領導者嚴厲、虛偽、隱瞞,或缺乏憐憫的道德主義,會使年青人遠離並損害教會的公信力。

    當然,這次質性研究的一些觀察並無意/亦不能代表大部份年青信徒對教會的期望和觀感,不過,聆聽他們的故事和心聲,可以讓大家對如何牧養年青信徒會有一定的幫助和提醒。其中有幾點值得香港眾教會的教牧同工及長執認真思考:

一)教會必須正視年青信徒嚴重流失的事實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每5年一次的教會普查可以看到,經常聚會的信徒在10年之間已經由30.5萬跌至19.7萬,15至24歲年青人的流失更為嚴重。筆者過去二十多年經常到不同教會講道,看著不少教會的會眾日漸老化、愈來愈少年青人參與聚會,實在令人感慨,教會若不重視年青人的需要和期望,就算未至於要關門,但西方一些偌大卻暮氣沉沉的教會可能就是我們未來的寫照。

二)教會應以宣教的心態看待青少年的牧養

    作為宣教士,要贏取未得之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本身的優越感和文化生活習慣,願意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甚麼樣的人當中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想明白年青人的需要和期望就必須願意放下身段,聆聽他們的聲音而不是老氣橫秋地教訓甚至責備他們,要求他們無條件地跟從和順服教會一些傳統和規定。一代不同一代,期望教會的領導層在不再年青的時候亦不會忘記自己曾經年青過、反叛過。

三)牧養年青人並不是只能依賴年青的牧者

    不少教會都希望能夠聘請年青的傳道人去牧養年青人,因為大家同聲同氣,而且生活習慣相近,方便回應他們的需要。但不少受訪的年青人最重視的卻不是年紀,而是對方是否願意聆聽和同行,他們在生活和社會上遇到許多問題,但教會日常的教導又未能回應他們處境的時候,他們最需要的是有人能夠明白而不是怪責他們,陪伴他們前行。牧者不可能事事都有他們滿意的答案,但真誠的關心他們是會收到的,若果牧者能坦誠地分享自己的軟弱和感受,他們會更受用。

四)教會牧養不能離開信徒面對的實際處境

    其實不單年青人,所有信徒都會期望教會的牧養能夠幫助他們面對日常的挑戰和衝擊,例如社會公義、貧富懸殊、性別議題、男女關係、離婚再婚、職場倫理、科技發展和社交媒體等等,教會的牧養是貼地還是離地,最後可能會變成他們去留的選擇。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過,既然這教會是我們的家,但願我們都能同心協力維護這個家,並且愛上那些未回家的人。

墓碑、高牆與雞蛋:從薩摩亞的殖民血淚,反思歷史的權力迷思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7/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序幕:穆利努烏的靜默證詞

南太平洋的微風夾雜著鹹澀的海水味,輕輕拂過薩摩亞(Samoa)首都阿皮亞(Apia)的穆利努烏半島(Mulinu'u Peninsula)。今天,筆者在這片遠離塵囂的島嶼上遊覽,跟隨導遊的腳步,走進了一處草木蓊鬱、略顯斑駁的歷史墓地。這裡的空氣彷彿比別處更為凝重,因為在同一片泥土之下,同時埋葬著遠征異地的德國軍人,以及數百名守護家園而犧牲的薩摩亞人。導遊站在一方方墓碑前,眼神深邃,以此為切入點,為我們緩緩敘述起這段將薩摩亞命運徹底改寫的殖民歷史。

這座墓地的由來,本身就是一幅由硝煙與權力編織的歷史畫卷。筆者眼前所見的德國軍人墓區,其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在1888年至1889年間,西方列強為了爭奪太平洋的戰略據點,深度介入了薩摩亞的島與島之間的內戰。當時,德國軍艦悍然實施軍事干涉,與當地的薩摩亞部族發生了極為慘烈的武裝衝突。這群長眠於此的德國軍人,一部分便是在那場衝突中戰死的帝國海軍陸戰隊員;而另一部分,則是隨後在德屬薩摩亞殖民時期,因各種原因死於異鄉的軍官、行政官員及其家眷。

德意志的鷹爪:椰林與可可背後的高壓統治

隨著十九世紀末的列強角逐落下帷幕,1899年,英國、美國與德國簽署條約瓜分了這片群島。西薩摩亞正式淪為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從1900年開始,開啟了為期十四年的德國殖民時期。德國首任總督威廉‧索爾夫(Wilhelm Solf)在島上推行了極具效率卻充滿剝削的現代化建設。德國人看中了薩摩亞肥沃的火山土壤與溫潤的氣候,將這裡視為帝國的「太平洋明珠」,並在此開墾大型的椰子與可可種植園。

然而,這些繁榮的經濟數據背後,全是以薩摩亞人的血汗為代價。為了擴大生產規模,德國殖民政府透過殖民法令控制土地與勞動制度,並大量引進外來勞工經營大型種植園。不僅如此,德國殖民者還試圖將薩摩亞延續千年的傳統土地所有權與社會文化結構「商品化」,企圖以歐洲的法律條文徹底規範並摧毀島民的傳統根基。薩摩亞人並未選擇順從。1908年,當地德高望重的酋長勞阿基(Lauaki Namulau'ulu)無法忍受殖民政府對傳統權力的蠶食,發起了名為 "Mau a Pule" 的非暴力反抗運動。這場運動雖然主張和平抗命,但依然觸動了德國殖民者的敏感神經。德國政府隨即採取鐵腕手段,調來軍艦將勞阿基及其核心支持者全數逮捕,並流放到遙遠的馬里亞納群島。

紐西蘭的「接收」:大流感的深重災難

歷史的轉折往往充滿戲劇性,但對被殖民者而言,卻只是從一個深淵跳進另一個深淵。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戰火迅速蔓延至全球。大英帝國為了切斷德國在太平洋的通訊網絡,便要求紐西蘭出兵佔領德國位於薩摩亞的無線電報站。同月,紐西蘭派出遠征軍登陸阿皮亞。由於當時在島上的德國總督自知無力抵抗,並未進行任何軍事反擊,紐西蘭不費一兵一卒便順利「接收」了這片土地。一戰結束後,國際聯盟正式將西薩摩亞列為委任統治地(Mandate),由紐西蘭管理;二戰後再改為聯合國託管地。這段託管期從1914年一直延續到1962年。

然而,這場被部分歷史敘事美化為「解放」的接收,帶來的卻是比德國時期更為嚴酷且無情的統治。紐西蘭軍政府對薩摩亞採取了高高在上的軍事獨裁管理,對當地的文化習慣展現出極度的輕視。而兩國關係歷史上最慘重的一場災難,發生在1914年接收後不久的1918年。當時,西班牙大流感肆虐全球,一艘載有流感病患者的紐西蘭商船「塔拉維拉號」(Talune)抵達阿皮亞港口。當地的紐西蘭行政官疏於職守,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基本的檢疫與隔離,便放行船員與乘客登岸。病毒隨即像野火般,在毫無免疫力的薩摩亞居民中蔓延。短短幾週內,高達五分之一、約佔總人口20%的八千五百多名薩摩亞人活活病死。無數家庭滅門,村落絕嗣,哀鴻遍野。更令島民憤恨的是,鄰近的美屬薩摩亞因採取了嚴格的隔離措施而無一人染病,紐西蘭政府的自大與失職,在薩摩亞人心中埋下了無法磨滅的仇恨種子。

茂運動與黑色星期六:血染阿皮亞的獨立抗爭

大流感的悲劇徹底激發了薩摩亞人的民族自主意識。面對紐西蘭政府對傳統酋長權力的進一步打壓以及經濟上的不公,薩摩亞人團結一致,在1920年代中期發起了歷史上著名的「茂運動」(Mau Movement)。在薩摩亞語中,"Mau" 意味著「堅定」或「見證」,其核心口號是簡短卻震撼人心的「薩摩亞人的薩摩亞」。這是一場走在時代前列的、高度組織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支持者們身穿紫色拉瓦拉瓦(Lavalava,當地傳統腰布),以不納稅、不服從、罷工以及抵制進口貨的方式,表達對紐西蘭統治的抗議。

面對這種馬丁路德金、甘地式的和平抗爭,紐西蘭託管當局卻選擇了最激烈的暴力回應。1929年12月28日,歷史記下了悲慘的「黑色星期六」。當天,茂運動在阿皮亞街頭舉行了一場和平遊行,目的是迎接收監期滿釋放的同胞。現場氣氛雖然激昂,但參與者皆手無寸鐵。然而,維持秩序的紐西蘭憲兵因情緒緊張與傲慢,突然向遊行隊伍開槍,隨後甚至動用了機槍進行瘋狂掃射。子彈無情地穿透人群,現場頓時血流成河。在這場屠殺中,茂運動的領袖、愛國的最高酋長利奧洛菲三世(Tupua Tamasese Lealofi III)在試圖安撫群眾、呼籲和平時中彈身亡。他在臨終前對守候在身旁的族人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的血是為薩摩亞而流。讓它流吧,保持和平,不要報復。」這份超越仇恨的胸懷,成為了薩摩亞爭取獨立的最高精神圖騰。經歷無數流血與抗爭後,薩摩亞人終於在1962年1月1日,迎來了期盼已久的正式獨立。

遲到的正義:克拉克的正式道歉與和解

歷史的傷口雖然會結痂,但若沒有正視與認錯,底下的膿血便永遠不會消失。隨著薩摩亞獨立建國,紐西蘭國內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也開始反思這段長達數十年的黑暗託管史。當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這份歷史的虧欠終於迎來了官方的正式回應。

2002年6月4日,正值薩摩亞獨立四十週年的盛大慶典。時任紐西蘭總理的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她親自率領高規格的紐西蘭官方代表團飛抵阿皮亞。在阿皮亞舉行的國宴上,克拉克站在薩摩亞國家元首以及無數當年茂運動志士的後代面前,發表了一份載入史冊的道歉聲明。她承認,紐西蘭早期的殖民統治因不當管理、疏忽以及缺乏對薩摩亞文化傳統的尊重,給這片土地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痛苦與家庭破碎。

這份遲到了幾十年的道歉,在現場引發了極大的情感震動,無數老人當場落淚。當時的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Tuilaepa Sailele Malielegaoi)代表全體國民接受了這份道歉。他展現了薩摩亞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中崇尚寬恕的博大胸懷,表示「寬恕是我們文化的基石」,並宣佈兩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就此翻過。這場正式道歉,成為了太平洋地區去殖民化歷史中的一個典範。自此,兩國關係逐漸恢復並昇華,雙方簽署了《友好條約》,在經濟、移民、體育及文化等層面建立了平等而緊密的夥伴關係。

反思:雞蛋與高牆的權力變奏曲

站在穆利努烏的墓地前,筆者的思緒不禁飄向了更深遠的哲學層面。一直以來,在談論國際政治與歷史壓迫時,我們都不自覺地陷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提出的所謂「雞蛋與高牆」的迷思。在普遍的認知中,世界被簡單地二分為強權(高牆)與弱者(雞蛋),而人們的同情心自然會毫無保留地投射在雞蛋身上。提起德國,現代人的腦海中總會自然聯想到它是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強權,是一道凌虐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鋼鐵高牆。而在這道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高牆面前,紐西蘭、比利時、荷蘭,甚至是遠在太平洋的薩摩亞,似乎全都是瑟瑟發抖、值得同情的雞蛋。

然而,薩摩亞的歷史卻像一面明鏡,戳破了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敘事。歷史的殘酷真相在於:權力是相對的,身份是流動的。面對更弱小的雞蛋時,原本在強權面前扮演雞蛋的角色,轉過身來,也可以變成一道冰冷無情的高牆。

環顧世界殖民史,這樣的權力變奏曲屢見不鮮。在歐洲戰場上屢遭強鄰蹂躪的比利時,看似是不折不扣的雞蛋;然而其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卻在非洲剛果建立了個人的「剛果自由邦」,為了榨取橡膠利益,殘忍地砍下無數當地黑人的手腳,犯下了罄竹難書、幾近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同樣,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迅速攻陷、飽受摧殘的荷蘭,也是世人眼中的受害者;但荷蘭轉向亞洲時,卻化身為侵佔印尼數百年的殘酷殖民者。甚至在二戰結束、全球迎來去殖民化浪潮的集體趨勢下,荷蘭依然死死抓住印尼不放,不惜發動慘烈的殖民戰爭企圖繼續奴役這顆亞洲的雞蛋。

回到南太平洋的語境,紐西蘭在面對大英帝國或二戰的德國強權時,自然是處於弱勢的雞蛋;但在更為弱小、缺乏現代化武器與話語權的薩摩亞人面前,紐西蘭政府卻毫不猶豫地化身為一道無情且殘暴的高牆。無論是任由流感病毒吞噬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是在阿皮亞街頭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遊行群眾,紐西蘭殖民政府在薩摩亞展現出的殖民傲慢與暴力,反映了殖民統治常見的權力邏輯;在對待弱勢民族時,其行為與它所批判的帝國主義並非毫無相似之處。

這座埋葬著德軍與薩摩亞人的墓地,最終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人類歷史上的悲劇,往往不單純是「壞人」對「好人」的壓迫,而是「權力結構」對「人性」的腐蝕。當我們凝視歷史時,不能僅僅滿足於譴責某一個特定的強權,更需要警惕任何群體在掌握相對權力後所滋生的傲慢。紐西蘭2002年的正式道歉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展現了一個國家終於有勇氣承認自己曾經從「雞蛋」變成了「高牆」。走下這座歷史的舞台,願未來的世界能少一些盲目的權力崇拜,讓每一顆在陽光下生存的雞蛋,都能真正免於被高牆粉碎的恐懼。

一百歲

陳偉洪 | 過去10年,搬家超過10次。一家四口,由市區搬到長洲小島接受三年神學裝備;到德國短宣一年;再回小島牧養兩年;隨後出發,旅居台灣,等候上帝的吩咐。原以為暫居數月,誰不知停留四年,與旅居、流散者同行。之後又再啟航,遠赴英國,一步一步跟隨,繼續客旅人生。
11/06/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英國

「一百歲」能給我們甚麼聯想?可能隨即浮起一句廣東話諺語:「一百歲唔死都有新聞聽。」確實,一百歲不僅有新聞可聽,更可以成為新聞。

近日,英國一名踏入一百歲的知名人士,不僅獲得國王親筆撰寫的生日賀卡,電視台更特意為他舉辦一場形同香港電影金像獎般規模的慶生會,藉以回顧他過去七十多年在工作及對世界所作出的貢獻。這人的樣貌是香港人(甚或是世人)所熟悉的,因我們不時在電視記錄片中能見到他的面容。不說不知,原來現今已有超過三十種動、植物是以他命名。而世界品牌樂高積木,亦因他的百歲壽辰,把其可玩的年齡由4-99+改為4-100+。[1]

大衛.艾登堡 (Sir David Attenborough) 得以封爵,是因他過去七十多年來,單單專注於一件事上,就是為自然生態的紀錄片作聲音導航,同時為拍攝而走遍世界各地,為我們探索生命的種種。筆者年少時觀看《生命之源》(Life on Earth)系列,引發對大自然的興趣,亦意識到人與自然界之間關係的微妙。而隨後的《天與地》(Planet Earth)、藍色星球(Blue Planet)等系列,亦成了不少港人晚上閒適時所觀看的節目。他在九十多歲高齡仍參與的記錄片Wild London 及Secret Garden,大概不會再翻譯成廣東話或在香港播放,卻成了筆者近日在家中「超慢跑」時觀看及作計算跑步時間之用。

要專注、堅持做一件事有多難?問問我們自己就可以得知。「我決定每星期要做兩次,每次半小時以上的帶氧運動」、「我要低碳飲食,多吃蔬菜,晚上八時後不進食」、「我要多閱讀,至少每個月看一本書」、「我決定每天有十五分鐘讀聖經的時間,一年內讀完整本聖經」、「我不要再無故對家人發脾氣」、「我要每星期致電給父母」....要專注,要堅持的確實不少!但能專注,能堅持的又有幾多?

為你身邊的人表達愛意,也需要堅持,亦可學專注。出外走走,放慢腳步,專注、留心一下路旁小花,拍一張照片傳送給你的愛人。筆者已堅持,學習了好幾年。總覺得相比於每年在數次的指定日子,送一大束的花給所愛的人,來得浪漫(及省錢)。

堅持及專注的行動,在一百歲時,不一定得到國王的賀卡,但應該可得到愛人的嘉許。

眼見未必為實:科幻、旅遊見聞與以偏概全的心理陷阱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4/06/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繁榮背後的「微小代價」

筆者是科幻小說迷,《星空奇遇記:奇異新世界》(又譯為《星際爭霸戰:奇異新世界》或《星艦迷航記:奇異新世界》,Star Trek: Strange New Worlds)是我最喜愛的作品之一。在這部劇集的第一季中,有一個非常震撼人心的單元故事,講述聯邦星艦「企業號」造訪了一個名為馬加利斯(Majalis)的星球,這個世界宛如天堂,科技高度發達,城市漂浮在空中,完美避開了地表的惡劣環境,居民過著富足、優雅且毫無痛苦的生活,到訪者對這「人間天堂」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然而,這個完美世界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殘酷的祕密:這個城市的動力來源是小孩子,當地人必須將一名孩子接入維持城市運作的系統,讓他承受無法逃脫的犧牲。城市的每個人都知道這個祕密,但絕大多數人選擇無視這地下室的殘忍薄涼,繼續享受地上的繁榮昌盛。揭開真相之後,星艦艦長派克對此感到憤怒與不解,但當地的領袖卻冷酷地回應,說這是為了讓大多數人享受集體繁榮所必須付出的「微小代價」。

看過這集的朋友,或許會感受到一種似曾相識的哲學震撼。事實上,這個故事的藍本正是參考了美國傳奇科幻女作家烏蘇拉‧勒瑰恩(Ursula K. Le Guin)的經典哲學短篇小說《離開奧美拉斯的人》(The Ones Who Walk Away from Omelas),而故事的主幹大致相同:為了維持奧梅拉斯的繁華,當地人必須把一個無辜的孩子關在暗無天日的地下室裡,讓他承受無盡的虐待、飢餓與痛苦,而且需要不時更換這受罪者。科幻小說的偉大之處,往往不在於預測未來發達的科技或是史詩級的星際戰爭,而是在於它能像一面極致的思想放大鏡,將現實生活中被我們忽略的哲學與心理學問題,抽離到一個極端的虛構場景中,然後逼使我們去反思人性與認知盲點。

傳聞證據和便利性啟發

從邏輯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馬加利斯星球的漂浮城市,還是奧梅拉斯的極樂歌舞,都揭示了人類大腦常見的一種思維陷阱:以偏概全,亦即是草率概括(Hasty Generalization)。在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會經歷到類似的「傳聞證據」(Anecdotal Evidence)或者「便利性啟發」(Availability Heuristic)。例如,一些人到一個國家旅遊回來後,便繪聲繪色地描述當地的摩天大樓、機場、酒店如何美輪美奐、高科技如何隨處可見,對這先進發達的社會讚不絕口。而聽者往往會在腦海中自動拼湊出一幅整體社會都欣欣向榮的宏大圖像,對這論述深信不疑。

對聽眾來說,這偏頗的認知是來自於我們對「傳聞證據」的過度依賴,人類社會是透過聽取故事來傳遞生存經驗的,這導致我們的大腦天生對生動、具體且富有情感溫度的東西趨之若鶩。當聽到身邊的親友分享旅遊的見聞,聽者往往會不由自主地將這些經驗擴大。在這種情況下,一個鮮活的「故事」在說服力上輕易擊敗了冷冰冰的總體統計數據,使大腦偷懶地將局部現象等同於全面事實。

對那些遊客來說,這種認知偏差正是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康納曼(Daniel Kahneman)提出的「便利性啟發」。大腦在評估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系統時,為了節省認知能量,會本能地依賴記憶庫中最容易被檢索、最新鮮且最具有視覺衝擊力的畫面,又或者是身邊最容易獲取的資料。高聳入雲的大廈和具有未來感的高科技,就是最容易被看見、被記住的櫥窗展示; Facebook 和 YouTube 這些社交媒體的短訊或者短片是最容易接觸和消化的。然而,大腦在被這些閃耀的局部畫面塞滿時,會自動過濾掉那些看不見的另一面,例如天文數字級的壞帳、高企的失業率、企業盈利暴跌……等等。

僱員擴大自身經驗

同樣的思維陷阱,也普遍存在於各種同溫層的經驗投射中。舉例來說,在美國矽谷或西岸頂尖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精英,因為看見自己和身邊的同事為了研發頂尖科技而日夜加班、精益求精,便很容易將這種局部經驗無限擴大,以為普遍的美國人全都是這般極度勤奮與刻苦。

這時,我們就必須依賴冷靜的客觀科學與大樣本的統計數據,來刺破這種由「便利性啟發」編織出的幻象。根據國際勞工組織及近年各國勞動市場的統計數據顯示,自己的經驗往往與現實有著巨大的鴻溝。事實上,亞洲許多主要經濟體的平均每週工時普遍大幅超過 40 小時。以 2025 至 2026 年的最新勞動市場數據為例,新加坡僱員的平均每週實際工時約在 43 小時,而中國勞工的平均每週工時甚至高達 48 小時。相比之下,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宏觀數據則顯示,全美國所有私營企業員工的平均每週工時長期維持在 34.3 小時左右(這包含了龐大的兼職與彈性就業人口)。即使只看全職員工,其平均一週工時也大多落在 38 至 40 小時之間。這項統計數據揭示了一個事實:那些高科技公司的超時加班文化,在三億多人口的美國社會中,只是極端少數的特異樣本。如果僅憑自己辦公室裡的燈火通明,便斷言整個國家的勞動生態皆是如此,這在統計學上就是犯了將小樣本規律強行套用至大總體的典型錯誤。

結論:邏輯謬誤與心理陷阱

這正是科幻寓言帶給我們的啟示。無論是《星空奇遇記》中那座靠著隱藏代價漂浮的空中城市,還是現實中那些被局部繁榮包裝的宏觀敘事,都在提醒我們:一個社會的真實面貌,絕對不能只看它最光鮮亮麗的頭等車廂。其實,以偏概全只是病徵,真正的病根是過度倚賴傳聞證據、便利性偏誤等心理機制,這也說明了為什麼僅僅指出邏輯謬誤往往流於治標不治本,難以真正扭轉根深蒂固的偏見。要避免這種思維上的陷阱,我們不能只留意邏輯錯誤,而是必須主動與大腦與生俱來的認知慣性對抗。唯有透過培養抗拒「眼見為實」的直覺、主動尋找反例的習慣,並建立重視數據科學的思維,我們才能在紛繁複雜的資訊迷霧中,看清世界全面而真實的輪廓。

雙重標準的政治修辭:剖析美國兩極化氛圍下的邏輯困境與自圓其說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 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28/05/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引言:極化社會中的邏輯謬誤

近年來,美國的政治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自由派與保守派、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立日益嚴重。然而,當我們抽離激昂的政治修辭,冷靜地審視雙方在不同議題上的核心論述時,便會發現一種根深蒂固的邏輯矛盾與雙重標準。雙方在抨擊對手、指責對方踐踏原則的同時,往往在另一個切合自身利益的議題上犯下完全相同的錯誤,隨後再利用一套精緻的論述自圓其說。一些讀者曾經問我為什麼經常批評保守派和右派,但這一次,我將會深入剖析自由派和左派在「程序公義」以及「高度概括化與刻板印象」這兩個關鍵維度上所展現的邏輯不一致性,進而揭示這種雙重標準如何侵蝕了現代民主法治的基石。

程序公義的自相矛盾:選擇性運用程序公義與大愛包容

程序公義是現代憲政民主運作的核心支柱,其基本內涵在於:為了保障實質結果的公正,所有政治公權力的行使都必須嚴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與權限劃分。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自由派與民主黨人高舉程序公義的大旗,對行政當局的諸多決策展開了嚴厲的法律與道德批判。例如,當特朗普政府繞過國會的預算審查或立法授權,直接通過行政命令向多個國家大幅徵收關稅,引發貿易爭端時,自由派強烈譴責這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踐踏;當大批非法移民被執法人員迅速逮捕,並在未經充分司法答辯下被遞解出境時,自由派抨擊這公然違反了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而當特朗普在未經國會正式宣戰或授權的情況下,對伊朗等國採取軍事行動時,左翼更直指這是對憲法賦予國會宣戰權的公然挑釁。在這些論述中,自由派的邏輯是清晰且堅定的:無論其政治或戰略目標聽起來多麼有道理,只要在程序上違法,其結果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然而,當議題轉移到非法移民的居留與安置問題時,自由派對程序公義的堅持卻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在面對大量採取非法手段入境並長期滯留美國的群體時,自由派積極鼓吹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大愛包容態度,不僅反對驅逐,甚至主張為他們提供合法的身份與工作路徑。此時,保守派與合法移民群體提出了完全合理的質疑: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申請者,正遵循著繁複、冗長且成本高昂的正式法律程序,在漫長的排隊中等待著合法入境與定居的機會。自由派對非法移民的網開一面與特赦主張,無疑是對那些死守法律程序者的極大不公。在此處,非法移民不經法定程序獲取居留權的事實,同樣構成了對程序公義的嚴重違反。自由派在面對政府公權力時強調「程序不對,結果就是非法」,但在面對非法移民時卻主張「理想崇高,程序可以讓步」,這種在同一個「程序公義」概念上的雙重標準,暴露出其邏輯的內在分裂。

為了自圓其說,自由派建構了一套關於「權力不對等」與「法律本身不公義」的修正主義邏輯。在他們的政治哲學敘事中,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立場被另一種更高級的道德維度串聯了起來。自由派認為,行政首長或國家機器擁有無可比擬的公權力,因此必須受到最嚴格的程序公義限制,否則社會將迅速滑向威權與獨裁。相反地,非法移民在他們的視角中被定義為弱勢群體,現行的嚴苛移民法律與入境程序被斥為排外主義、冷酷且不人道的。在這種邏輯下,死守不公義的程序只會延伸不公義,因此人道主義的實質公義必須凌駕於條文的程序公義之上。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的危險性在於,它將程序公義的適用性降格為可以因人而異、因立場而異的政治工具。如果自由派可以因為人道大愛的崇高理由而忽視入境的法律程序,那麼保守派同樣可以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他們認為無比崇高的理想,去忽視或架空限制政府權力的行政程序。一旦法治的程序公義可以被各自陣營宣稱的「實質公義」隨意取代,那麼現代社會最根本的法治基石與遊戲規則將蕩然無存。

高度概括化的自相矛盾:選擇性的以偏概全與對抗系統

除了在程序公義上的雙重標準外,自由派在面對社會群體與公共事件時,對於認知謬誤的應用也存在著顯著的邏輯不一致。長期以來,自由派與左翼知識分子站在反對歧視的最前線,他們經常使用「高度概括化」、「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 )與「刻板形象」(stereotype )等邏輯謬誤,去嚴厲批評種族主義、白人國族主義以及排外的反非法移民政策。他們正確地指出,不能因為部分害群之馬,就將整個族群貼上負面的標籤,就對整個群體採取具有偏見性的限制措施。這種強調保護個體差異、拒絕將個體過錯上升為集體罪責的邏輯,是現代自由主義與人權觀念的重要體現。自由派卻以此為武器,佔據了反對偏見與維護多元平等的道德高地。

然而,當社會焦點轉移到執法體制與警察群體時,這種反對「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卻在左翼陣營中全面失靈。幾年前,在發生了一系列白人警察採用過度武力傷害少數族裔、特別是引發全球震動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後,自由派與進步派的輿論迅速走向了極端。大批左翼激進分子與社會活動家走上街頭,齊聲喊出了「撤資警隊」甚至「廢除警察」的激進口號,更有甚者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將所有警察污名化的言論。

此時,如果採用自由派平時用來反對歧視的同一套邏輯,人們必然會問:為什麼因為一小撮白人警察的錯誤行為,就要去懲罰、削減甚至全盤否定整個由無數兢兢業業、冒著生命危險去維持治安的藍衣戰士所組成的警隊呢?這難道不正是最典型、最標準的高度概括化謬誤嗎?

面對這一顯而易見的邏輯打臉,自由派與左派學者發展出了「系統性壓迫」的社會學論述來為自己辯護。他們辯稱,自己並非在攻擊每一個具體的警察個體,而是將警隊界定為一種「國家機器」與「體制」,這與自然形成的少數族裔群體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左派的分析框架中,少數族裔內部成員沒有統一的組織架構、共同的信條或體制性的權力,因此對他們的概括化是純粹的偏見。然而,警隊是一個擁有公權力、合法武裝、受過統一訓練且受到強大工會體制保護的架構。自由派認為,種族主義與過度武力並非個別警察的偶然失誤,而是深植於整個警察系統的訓練文化、考核機制與保護傘制度之中。因此,「撤資警隊」針對的是這個源源不絕產生不公義的系統,而非懲罰個體。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顯得極其蒼白與虛偽,當「撤資警隊」的口號演變成對所有執法人員的妖魔化與敵視時,它在客觀效果上就是不折不扣的高度概括化。這種做法全面忽視了在犯罪率高企的弱勢社區中,正是無數優秀的基層警察保護著少數族裔免受暴力犯罪的侵害。

結論:立場先行的政治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

綜上所述,透過對程序公義的選擇性失明以及對以偏概全謬誤的雙重標準進行客觀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前美國政治對立的背後,並非單純是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思辨,而更多是一種「立場先行、雙重標準」的認知失調與政治部落主義。自由派在批評保守派與特朗普政府時,能夠精準地揮舞程序公義與反對偏見的理智之劍;但在面對符合自身意識形態神話的保護非法移民或反警浪潮時,卻能迅速將這些原則拋諸腦後,並用一套「系統性受害者」或「系統性壓迫」的精緻理論來為自己的邏輯矛盾進行巧妙的自圓其說。

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與大眾不再相信有一套跨越黨派、跨越階級、跨越族裔、一視同仁的程序與邏輯標準,而是任由意識形態的「崇高理想」隨意綁架和曲解法律與理性,那麼民主制度終將在無休止的內耗中走向崩潰。要走出這種極化的泥淖,關鍵在於公眾與政治人物能否重拾真正的客觀與省思能力,不僅要用高標準去檢視政敵的邏輯缺陷,更要敢於直面並修正自身陣營的自相矛盾。唯有當原則不再因立場而轉移,理性的政治對話才有可能在民主社會中重新復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