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元宇宙與未來世界的想像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新媒體及流行文化)
20/01/2022

科技發展,不同年代有不同的關鍵字,如果要為2021年找個關鍵字,可能是「元宇宙(Metaverse)」。當線上開放遊戲平台Roblox用這個字來招股,上巿首日公司估值突破400億美元,又連facebook公司也改名叫Meta,將facebook放在Meta旗下,成為子公司,更多不同的科技公司追捧,彷彿其未來發展定必十分光明。[1] 究竟元宇宙是甚麼?今日距離理想的「元宇宙」有多遠?未來的想像是甚麼?本文將與大家探討,最後我們也會簡單談談它與教會和信仰的關係,以此作為一個思想的開端。


元宇宙其實不是一個新發明的詞語,早在1992年已有科幻著作《雪崩》(Snow Crash)描述過相關的概念,只要戴上耳機和護目鏡,就可以進入一個虛擬世界。之後,類似進入虛擬世界的故事屢見不鮮,不少電影、網絡遊戲也有類似的想像,特別是在遊戲世界,在Roblox前,也有很多類似的嘗試。


在遊戲世界中,最初最接近元宇宙的設計,可能就是類似《第二人生》(Second Life)和《模擬市民》(The Sims)系列等遊戲。《模擬市民》中遊戲玩家會創造一個角色進入遊戲,進行遊戲時容許玩家做各種各樣的事情,讓我們看到這些角色的反應;《第二人生》則更進一步,玩家可以自己買地,設計自己喜歡的家,與其他角色互動搞活動,聽音樂等等。這些遊戲都有一些元宇宙的雛型。


近十多年隨著互聯網頻寬更寬,又更普及,開始有不同的開放世界(open world)的遊戲出現,例如多人網上角色扮演遊戲(MMORPG),當中以《魔獸世界》(World of Warcraft)為人熟悉,遊戲大致都創作了一個世界,當中有自己的世界觀,種族,文化,地理等等,玩家進入就等同去了另一個世界旅行一樣。這種開放世界的遊戲還有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在角色扮演遊戲中,說故事的部份比較放輕一點,而且遊戲並不一定要以故事線性形式進行,玩家進入遊戲世界後,他們可以選擇玩本來設定給這個世界的故事,但同時可以不玩故事部份,只幫忙朋友一起打怪物。部份遊戲,例如《俠盜獵車手》(Grand Theft Auto)系列,玩家們可以一起做壞事,並會得到獎勵。


不過,以上這些說到底,都只是遊戲,都是程式範圍內給予玩家去探索去玩耍的內容,能將平台開放給人去設計的遊戲,其實並不多,因為很多遊戲都依靠推出新內容吸引人付費繼續玩,於是遊戲在玩家眼中,始終只是一件商品,是娛樂和消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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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近年興起新開放的線上世界遊戲平台,例如Roblox,或Minecraft遊戲均有一個特色,就是能夠自己創造世界和遊戲世界,玩家可以自己先創造一個世界,當中除了地形外,更可以自己設計不同的小遊戲。換句話說,遊戲商本身只提供一個平台,甚至沒有內容可言,又同時提供工具給玩家自己創作自己想要的東西,之後玩家們可以互相到對方的世界,參與對方的創意活動和遊戲。近年不少發展學習科學、科技、工程和數學(STEM)的公司,更看準機會出遊戲設計學習班,就是用這些遊戲提供的平台,鼓勵小朋友從小接觸這種創作、寫程式的過程。


由給予玩家空間,到給予玩家平台自行創作空間,這幾年遊戲的趨勢都盡量將遊戲變成一個遊戲世界,只給予玩家基本架構,但遊戲怎樣玩下去,就由玩家之間互動產生,例如疫情期間推出的《集合啦!動物森友會》,玩家的活動就是在遊戲世界自由活動。部份遊戲更會推出虛擬空間演唱會,2020年美國流行歌手Travis Scott就在《堡壘之夜》(Fortnite)舉辦音樂會,另一著名音樂人Ed Sheeran則在Pokémon GO遊戲內舉辦演唱會。相關的合作活動令自由平台的想像空間更大。[3]


這些不同的虛擬世界,究竟有甚麼特點?這成為了元宇宙的討論的重點,特別在設計這些不同的世界時,必要考慮一些要素,當中Roblox公司的行政總裁David Baszucki就提出以下幾個:[4]


1. 身份(identity):玩家以甚麼身份存在於世界之中,他們會否有特別的角色可以扮演?


2. 朋友(friends):玩家怎樣在世界中認識新朋友,建立一個健康的社交群體?


3. 浸潤感(immersion):如何給予玩家投入的感覺,讓他們覺得自己置身在這個世界中?


4. 低延遲(low latency):在世界互動的過程中,怎樣可以減低傳輸速度所帶來不自然的感覺?要麼提升網絡速度,又或者降低某些畫面的解像度,但以上兩點可以怎樣做到?


5. 多元化(diversification):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如何可以和而不同地在不同的世界中存在?


6. 隨時隨地(anytime, anywhere):玩家可以透過不同的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地方,仍然能進出這些世界嗎?


7. 經濟系統(economy):遊戲中的經濟、資源如何平衡?


8. 文明(civilization):遊戲中可能由遊戲商透過規定或潛規則,規範遊戲中的一些做法,為遊戲世界帶來文明,例如在遊戲時透過文字、符號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等等。


Beamable公司的創辦人Jon Radoff,則在其文章中介紹了元宇宙的七個層次:[5] 經歷(experience);發現(discovery);創作者主導的經濟體系(creator economy);創作世界的空間計算法(spatial computing);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介面設計(human interface);網絡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在未來,不同的開放網絡世界的出現,人類可以自由進出,在當中除了玩樂,還有工作,賺錢,做生意等等不同的事情可以在那裡進行,問題就只是這些世界是否有足夠的吸引力,叫人長時間留在那裡,恍如移居到網絡世界一般的在網上存在。[6]


很多人同時也在擔憂,如果世界上的人都進入不同的網絡世界,教會是否也要移到這些世界去傳福音,甚至開教會呢?牛津宣教研究中心研究人員Guichun Jun博士在一篇文章裡表示,[7] 經過新冠肺炎疫情之後,英國教會正經歷4.0的變化,由一開始的初期教會、大公教會、更正教會,今日應該要思考網絡教會如何發展,當中除了要處理訊息宣講外,更要處理的是,當人變成了一個角色,我們如何知道肢體真實地存在,我們如何守聖餐,在網絡中有沒有人會犯罪?如有,我們可以怎樣得知及如何處理?基督徒在網絡中,在如此介面的管理下,還有機會犯罪嗎?


傳統福音派人士Ian Harber及從事數碼事工的Patrick Miller牧師更擔憂的是,元宇宙的出現會整體影響到神學嗎?[8] 例如基督徒如何在元宇宙中表達自己?我們會完全放棄自己原本的樣子,去設計一個「更好的自己」嗎?如此會否令自己更焦慮?想想要在facebook中填一堆關於自己的資料已令人心煩,還要設計自己,這可是一件更煩人的事。當然,現代科技叫你去重新設計一個自己,可能已經十分簡單了。[9] 於是,Harber及Miller提出質疑,要自己設計自己,而不是由上帝所創造,這將會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此外,Harber及Miller指出,現實世界雖然有很多未夠好的東西,但當全部的虛擬東西都是好的時候,又是否等於更好更真實?過份的好,有時會令人忘記了其實上帝所創造的美善,是要透過經歷艱苦或困難,我們才看得出當中的美好。最後,他們強調,元宇宙的世界看似無限無際,但實際上仍然是物質世界造出來的另一個空間,換句話說仍然有其限制,不要以為我們用了網絡的身份,在另一個世界就有不同的特殊能力,這可能只是一個引誘——一個讓你以為自己可以打破物質世界限制的引誘。


事實上,這種企圖將物理限制打破,甚至產生人機合一的想法,也存在了好幾十年,當中又以美國學者Donna Haraway教授的賽博格(Cyborg)理論最為吸引,時為80年代已經開始討論未來世界人類與機器結合在現實和虛擬世界的想像,另外,亦有日裔美籍社會學家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提出有關後人類(posthuman)的想像,還有透過不同的科技,可能將不同虛擬世界的官感直接植入身體中的想像,就像《22世紀殺人網絡》透過晶片傳輸資訊,到時「真實」感受也可能是模擬出來,只要夠真,大家接受和相信就可以。未來的世界,根據福山的說法,就人權、人的本性和尊嚴等議題,將會有更多的討論。



[1] David Larson, “Christians, Beware the Metaverse,” CRISIS MAGAZINE, October 29, 2021, https://www.crisismagazine.com/2021/christians-beware-the-metaverse.


[2] Coinspy, “Metaverse became popular overnight. How to understand the value and potential of the ‘virtual world’?” BLOCKCAST, last modified March 18, 2021, https://blockcast.cc/news/metaverse-became-popular-overnight-how-to-understand-the-value-and-potential-of-the-virtual-world/.


[3] “The video-game industry has metaverse ambitions, too,” The Economist, November 20, 2021, https://www.economist.com/business/the-video-game-industry-has-metaverse-ambitions-too/21806341.


[4] 朱嘉明:〈「元宇宙」和「後人類社會」〉,新浪財經,2021年6月21日,網站:https://finance.sina.com.cn/review/jcgc/2021-06-21/doc-ikqciyzk0867259.shtml(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2月29日);“‘Metaverse’ and ‘Posthuman Society’,” CoinYuppie, last modified June 20, 2021, https://coinyuppie.com/carmen-chu-metaverse-and-posthuman-society/。


[5] Jon Radoff, “The Metaverse Value-Chain,” Medium, last modified April 7, 2021 https://medium.com/building-the-metaverse/the-metaverse-value-chain-afcf9e09e3a7.


[6] Microsoft, “What is Microsoft's Metaverse?,” YouTube, last modified November 4,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w6UCwCt4bE&t=1s.


[7] Guichun Jun, “Virtual Reality Church as a New Mission Frontier in the Metaverse: Exploring Theological Controversies and Missional Potential of Virtual Reality Church,” Transform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listic Mission Studies 37, no. 3 (September 2020): 1–9,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6024152_Virtual_Reality_Church_as_a_New_Mission_Frontier_in_the_Metaverse_Exploring_Theological_Controversies_and_Missional_Potential_of_Virtual_Reality_Church.


[8] Ian Harber、Patrick Miller:〈如何迎接「元宇宙」?〉,TGC,2021年11月18日,網站:https://tc.tgcchinese.org/article/prepare-metaverse(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12月28日)。


[9] Unreal Engine, “MetaHuman Creator: High-Fidelity Digital Humans Made Easy | Unreal Engine,” YouTub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10,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3F1vZYpH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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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達創始人伊士曼的故居:真有宿命嗎?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22/10/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發明家、企業家的怪脾氣

踏入紐約羅徹斯特(Rochester)的喬治‧伊士曼故居(George Eastman House),空氣中彷彿仍瀰漫著那個工業黃金時代的雄心與孤寂。站在早期柯達相機的展櫃前,凝視著那些略顯拙樸卻改寫了人類視覺記憶的木匣與膠卷,心中不禁泛起由衷的敬意。在十九世紀末,攝影仍是少數專業化學家與暗房技術人員的專利,器材笨重、工序繁瑣;正是伊士曼憑藉驚人的毅力與商業洞察力,喊出了那句傳誦百年的經典名言:「你只需按鈕,其餘的由我來辦(You push the button, we do the rest)。」這不只是一句廣告詞,更是一場影像的民主化革命,他將昂貴而神祕的光影藝術,化作尋常百姓記錄生活歡笑與淚水的日常。

順帶一提,許多創業者或者發明家為自己產品命名的時候,都會選擇一個對自己有特別意義的名稱,例如米高‧維德紐斯(Michael Widenius)開發了mySQL資料庫軟件, 當中的「my」是他女兒的名字,隨後他設計了另外兩套軟件,也是以自己的兒女命名。然而,「柯達」卻完全沒有任何特殊意義,「柯達」一詞於1888年首次註冊為商標,它是憑空杜撰的,伊士曼曾說:「這個名字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我一直很喜歡字母『K』,它給人一種鏗鏘有力的感覺。於是,我嘗試了無數種以『K』開頭和結尾的字母組合,最終得到了『柯達』這個詞。」

跟隨導賞員穿梭於這座氣派非凡的豪宅之間,我感受到天才背後那份偏執與孤僻的性格。導賞員指著屋內寬敞的中庭溫室,娓娓道出一段令人難以置信的往事:1919年,伊士曼因覺得空間格局不夠完美、管風琴的回音欠佳,竟下令將整座已建成的龐大別墅硬生生切成兩半,將後半部向後推移了九英尺多,再重新接合擴建。這項工程耗費的資金甚至超過了當初建造整座房子的成本。在常人眼中,這種推移毫釐卻斥資巨萬的舉動近乎荒謬與乖戾,但在伊士曼的世界裡,完美似乎容不下一絲妥協。這種對控制與秩序的極端渴求,成就了柯達帝國無懈可擊的規格化生產,卻也將他的生活築成了一座冷峻而固執的堡壘。

這份近乎專橫的掌控慾,最終也成了他晚年宿命的註腳。儘管坐擁無盡財富、被譽為兼濟天下的慈善巨擘,伊士曼終究敵不過歲月與疾病的侵蝕。晚年他飽受進行性脊椎狹窄症的折磨,身體機能不可逆轉地衰退,眼見自己將一步步喪失自理能力與尊嚴,只能困於輪椅之中。對於一個終其一生都在主導一切、連房屋比例都要精確到寸的人來說,任由殘軀被病痛擺佈無疑是最羞辱的凌遲。1932年3月的一天,他在交代好遺囑、召來律師見證各項事務後,獨自走入房間,用一顆子彈直射心臟,結束了傳奇的一生,只在桌上留下一張平靜得令人心碎的字條:「致我的朋友們:我的工作已完成。何必再等?(To my friend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發明家與顛覆者的內心,往往燃燒著凡人難以企及的火焰,也背負著常人無法理解的孤絕。伊士曼用快門為全世界留住了歲月的美好光影,卻給自己選擇了一條不容挽留、斷然謝幕的終局。

柯達攝影帝國土崩瓦解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他所遺留下來的攝影帝國,最後在歷史長河的沖刷下土崩瓦解。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說:「人的性格就是自己的命運。」具有怪脾氣的伊士曼無法擺脫自己的宿命,但企業文化亦有自己的覆轍。

在全盛時期,柯達在美國本土掌控約 80% 的膠卷市場,全球員工高達 14.5 萬人,其商業邏輯建立在經典的「刮鬍刀與刀片」模式上,藉由相機壓低門檻,再仰賴毛利率高達 70% 至 80% 的膠卷與沖印服務創造源源不絕的巨額利潤。柯達衰敗的最大諷刺在於,它正是數碼相機的發明者,柯達研發人員早在 1975 年就造出全球首部數碼相機,然而,這發明卻被高層以不願衝擊膠卷本業為由擱置。到了 1990 年代初,工程師唐.斯特里克蘭(Don Strickland)團隊秘密在日本橫濱研發出消費級數碼相機原型,但在向管理層展示時依然遭到冷落與質疑,促使他攜帶相關技術轉投蘋果公司,並於 1994 年推出了Apple QuickTake 100 。我在伊士曼故居的展覽廳中看見了1991年的柯達數碼相機,其上半身是日本的尼康相機,下半部為感光處理器與儲存模組。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設計當然是很笨拙,但那時候這是劃時代的創舉。

隨著 2000 年代智慧型手機與社群媒體席捲全球,攝影之目的徹底從「沖印實體照片以珍藏回憶」演變成「螢幕即時分享」,柯達賴以維生的沖印與耗材獲利模式徹底瓦解 。柯達嘗試進入數碼相機市場,但為時已晚。2002年柯達推出了具有最高像素感應器的DSC Pro 14n 模型,筆者當時也買了一部,但接到相機之後卻大吃一驚,日本數碼相機的充電器只有一包香煙的大小,但DSC Pro 14n 充電器卻好像一塊磚頭!柯達工程師彷彿完全沒有向日本的微型化技術學習。在連續關閉工廠與裁減數萬名員工後,柯達於 2011 年賤價拍賣其龐大的專利庫,最終在 2012 年 1 月正式申請破產保護。柯達於 2013 年走出破產,重組並拆分為 Eastman Kodak 與 Kodak Alaris,但僅剩當年帝國的一小部分規模。

富士菲林壯士斷臂與超前部署

同樣面臨膠卷危機的日本富士(Fujifilm)選擇壯士斷臂,富士時任社長古森重隆展現出強悍且果斷的領導魄力,推動痛苦的結構重整與裁員,並下定決心帶領企業徹底跨界轉型,古森重隆堅信「產品有壽命,但技術沒有壽命。」領導團隊梳理出富士菲林數十年來所積累的深厚化學、納米微粒與材料專利,發現保護菲林膠原蛋白不褪色的技術與人類皮膚抗衰老高度相通,進而於 2007 年開拓出高階護膚品系列 ASTALIFT 。與此同時,富士將精密塗布技術延伸至 LCD 液晶螢幕光學膜,並運用多達數十萬種化合物數據庫進軍製藥、再生醫療與幹細胞研究等前瞻醫療領域,成功擺脫對單一業務的依賴。

我不知道當富士高層決心將菲林業務轉型到護膚品和醫藥的時候,公司裏面有沒有強烈的反對聲音。但我可以想像,如果這是發生在柯達或者其他企業文化傾向保守的公司,必定會有人提出「祖宗之法不可廢」這類抗議。

此外,富士亦懂得超前部署,在傳統膠卷業務如日中天的1980年代初,富士菲林便與美國亨特化學成立合資公司「富士亨特電子科技」(Fuji-Hunt Electronics Technology,即今日富士電子材料的前身),隨後其技術在半導體市場佔一席位。富士能跨足半導體領域,本質上依舊源於其製造傳統菲林時累積的深厚技術家底,半導體微影(Photolithography)製程本質上就是一種極致微縮的「曝光與顯影」化學過程,與菲林感光材料的原理高度共通。

結語

在暮色蒼茫下,我離開了那座載滿着迷人歷史的伊士曼故居,夕陽拉長了石柱的影子,在陰影下我陷入沉思:伊士曼開創的大眾攝影風潮與捕捉瞬間記憶的『柯達時刻』,依舊深遠地烙印在現代科技與攝影史中。那些能以一己之力撼動世界的天才,其超凡的遠見與難以理喻的怪癖,或許本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既是成就非凡的火種,也是無法逃脫的詛咒。

伊士曼輝煌的前半生與令人唏噓的落幕,與他所開創的帝國竟驚人地相似。倘若古希臘哲人所言不虛,性格真能決定個人的命運,那麼百年老店是否也註定走不出路徑依賴、難逃傾覆的宿命?然而富士菲林的破繭重生,又分明向世人昭示了另一種可能。為什麼一些一貧如洗的人可以堅持到最後一口氣,但富甲天下的伊士曼卻輕然放棄生命?為什麼富士能改變命運、柯達卻不能呢?晚風吹拂,卻吹不走凌亂的思緒,關於意志、變革與宿命的種種問題,依然在心中久久難以平息。

不要失守新聞專業底線

郭卓靈 | 高級項目主任(拓展、媒體素養及生命教育)
15/10/2026

袁澧林揭露多次遭性騷擾 被稱似坐枱記者紅眼道歉

  (星島頭條 2026-10-14)

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香港01 2026-10-14)

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AI 不懂「人話」,正是人類的本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6/08/2026

當你以為AI工具是一位絕對服從主人的「助手」,會乖乖配合你的每一個指令,叫它往東,它就不敢往西時,事實上這只是假象。現階段的AI工具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單靠AI進步是不足夠的,人類亦需要提升自己,學習從AI的角度出發,運用AI才能理解的邏輯去寫提示詞,這樣生成的作品才不會讓人啼笑皆非。

會有以上的想法,是因為筆者最近正在摸索AI影片製作工具,發現若用過往的寫作方式,輸入人類能輕易理解文字作為提示詞,原來在AI的解讀下,會產生不少笑話。例如,筆者輸入「主角一手撐傘,一手摸狗狗的頭」,畫面竟然生成了主角一手撐傘,另一隻憑空出現的手(不是主角的手)在摸狗狗的頭。又例如,筆者叫AI生成一個「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主人,主人推門進入便利店」的影片,一開始畫面確實是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待,誰知當主人進入便利店後,筆者竟然看見便利店中的飲料機的玻璃門裡面,有一隻一模一樣的狗狗。這種崩壞其實是有跡可尋,因為對AI來說,「狗狗在門外」是一個指令,便利店的門是門,飲料機的門也是門,它因此混淆了,才出現了這一幕奇怪的場面。

原先筆者以為只有新手都談不上的人才會鬧出這種笑話,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分享,才知道原來有很多AI影片製作者,仍會向資深製作者詢問相同的問題:如何讓主角不變臉、髮形、衣服、場景、道具能保持一致、不無中生有,或突然出現一些原本設計沒有的物件或場面。根據網民分享,才知道有所謂「抽卡」一說——製作者即使輸入了詳細且精準的提示詞,到底AI能否生成他們想要的畫面,每一次都如抽卡一樣,只要未看到生成的影片,都不確定這次的作品是否沒有崩壞,可以使用。這種情況,就如量子力學中謎一般的薛丁格的貓(Schrodinger’s Cat)思想實驗——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毒氣裝置,而毒氣是否釋放完全取決於一個隨機量子事件。在量子力學的規則中,在人們打開盒子「觀測」之前,那個粒子處於「衰變」與「沒衰變」的疊加態,因此貓也被迫處於「活著」與「死了」的疊加態,彷彿貓同時是活的又是死的;只有當人們打開盒子看一眼,貓的狀態才會成為其中一個現實。簡單來說,盒中的貓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只有在觀測那一瞬間,才決定它到底是死是活。

當然,資深的AI影片制作者經過無數次抽卡,燒了不少錢後,自然能駕馭AI,甚至還能製作出諷刺AI理解人類語言的影片。對於學習過AI影片製作的人來說,看後會比旁人更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明白用AI製作影片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痛點——提示詞。提示詞牽涉到技巧,尤其是文字。

不得不說,初涉AI影片製作後,才赫然發現人類的理解力原來可以如此之強,而彼此之間能運用語言或身體語言溝通,是何等奇妙且美妙的一回事。有時,親人、好友或情侶之間甚至不需用語言,一個會心微笑、一個眼神,便能知道對方的心意。這份有聲或無聲的交流,實在是造物主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在AI時代,人類需要與時並進,學習如何與AI溝通,學習用AI能理解的邏輯來表達,但更重要且更幸福的,還是可以與一個不必像AI那樣令人費神、能夠正常溝通的人聊天。


參考資料:

Mr. Light, 〈薛丁格的貓》好可憐到底會死不會死〉,《Mr.Light|觀察室的沙龍》,2022年11月10日。

@ImmortalDairy:〈當我試圖馴服ai做短劇〉,YouTube

建立AI應用的安全網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06/07/2026

人工智能發展急速,利用AI工具確實能令工作更有效率,但也存在私隱與道德的風險。當機構管理層仍在猶豫是否應該讓同工用AI來工作時,同工可能已暗地裡悄悄應用。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指出,不論公司是否知情,一旦有員工因使用AI導致個人資料外洩,僱主都有終極的法律責任。[1] 此外, AI雖然看似無所不知,卻經常產生「幻覺」(Hallucinations),即是說它可以一本正經地捏造資訊或引用不存在的資料,若同工缺乏警覺地使用AI,或會造成嚴重的失誤。再者,AI生成內容的版權歸屬在現今法律下仍充滿灰色地帶。凡此種種,筆者鼓勵機構應儘快訂明AI的使用守則,確保同工在應用時有準則可依,避免觸犯法例。

制定守則的第一步,是要建立清晰的資料分級制度,我們既不能一刀切地禁止向AI輸入任何資料,也不能毫無保留地全盤托出,故此機構應教導同工按資料的敏感程度,採取相應的保護措施:

LEVEL 1:公開資料

這類資料包括機構網站的公開內容、已向外公開、不存在洩密風險的資料。守則可列明這一類資料可以向AI輸入,不過同工仍須遵守內容審核及版權要求。

LEVEL 2:內部非公開資料

即仍未公開的機構內部資料,但不涉及敏感與機密的內容,這類資料機構可在守則中按實際工作的需要讓同工使用AI。同時,守則必須明確規定,避免不必要地上傳完整原文或過量內容,落實「最少揭露原則」。

LEVEL 3:敏感及機密資料

機構應完全禁止同工輸入任何此類資料於人工智能系統。第三類的資料包括:高度敏感資料(如內聯網非公開資料、未來機構決策及方向)、可識別個人資料(如捐款者、同工、服務對象的名字、身份證號碼、地址、聯絡電話等),以及機構的機密資料(如董事會會議記錄、財務報表、合約細節等)。

以上的分類,可以讓同工識別資料的機密性,不會因一時方便而透露敏感資料。守則亦要對同工接觸AI工具作嚴格的規範。機構應只允許同工使用經批准的AI工具及平台來處理工作,而同工因工作而需要運用的AI戶口亦必須以機構的電郵來註冊,這樣,一旦需要危機管理,如資料外洩,機構也可以找回相關資料,作出補救措施。

此外,機構亦應嚴禁同工將未經授權的AI應用程式或外部整合功能,直接插入機構的內聯網、核心資料庫或財務系統。對於一般的日常查詢,不再需要的紀錄應儘快刪除;但若生成內容涉及重要文件、專案項目或較高風險的用途,則應要求同工保留基本的使用紀錄(包含AI工具名稱、輸入資料類型、輸出用途及審核者)。因為我們要確保重要的AI輸出「可追溯、可審核」,可在日後進行責任釐清與事故處理。此外,守則亦須列明如何處理內部資料。若同工必須使用AI協助梳理資料,必須在輸入前進行「徹底的匿名化」,所有可直接或間接識別個人或機構身份的內容,必須被刪除或以代號取代。同工使用生成式AI工具時,必須於帳號設定中關閉「將對話內容用於模型訓練」。另外,機構應優先考慮具備「不保存資料」或「承諾不作模型訓練用途」的選項,從源頭切斷資料外流的風險。

AI雖然是好幫手,但它絕對無法承擔專業責任,守則的確立是要提醒同工「人類問責」的原則,假若因AI的幻覺、演算法的偏見而波及對外發出的文字及圖像,最終是需要負責的同工承擔責任。AI生成的所有內容,必須得到同工的把關、審核,才可以對外發出,因為這絕對會關係到機構的聲譽及對公眾造成重大的影響。機構亦需要提高透明度,並建立版權機制,例如,若一份文件或圖像有超過某個百分比由AI參與生成,同工應主動向主管報告,並評估是否需要在文件中註明「內容由AI輔助生成」。

最後,當同工發現自己誤將機密資料輸入AI平台,或懷疑發生資料外洩,守則可幫助他們掌握即時的應變措施,包括立即停止使用該AI工具,第一時間向主管報告,同時截圖保留相關紀錄以便後續調查。

透過明確的資料分級、嚴格的安全設定、不可妥協的私隱底線,以及清晰的問責機制,機構不僅能有效避免法律與公關風險,更能讓同工在一個安全、受控的環境中探索AI所帶來好處。在推行守則前,務必舉辦內部培訓,讓同工充分理解每條規範背後的意義。總括而言,機構必須及早制定「人工智能使用守則」,與同工建立審慎、具批判性、可問責及可追溯的使用原則,並培養負責任的AI素養。


[1]〈員工私下用AI倘資料外洩 僱主有終極責任〉,《星島頭條》,2025年6月4日,網址:https://www.stheadline.com/daily-hongkong/3461444/員工私下用AI倘資料外洩-僱主有終極責任 (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6月17日)。

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7/2026

    香港教會的聚會人數不斷下降,年青人流失、離堂已成為十分嚴峻的挑戰,這也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週年研究的題目。與過往主要是量性調查不同,今年是採用深度訪談的質性調查,訪問了16位曾離開教會的18至30歲年青信徒,包括9女7男,10位是第一代信徒,6位是信二代,有9位已沒有參與教會聚會,有11位的信主年期是10至20年。調查的完整報告稍後會公佈,本文主要是分享調查的幾點觀察及回應。綜合16位受訪者對教會有五點期望,認為教會應該有以下的特點:

一)教會應是牧養蒙召參與上帝使命的群體

教會不是一個社交俱樂部,而是牧養被上帝呼召參與上帝在世上使命(包括敬拜、塑造、見證、服侍等)的群體。當年青人經歷教會牧養是具參與性的,他們不是消費者而是門徒,他們就更願意留下。當教會讓年青人感覺只是為了維持教會活動而出席,而不是參與使命,年輕人往往會逐漸疏離。

二)教會應該重視處境性塑造的牧養

教會應該透過聖經、禱告、聖禮、群體與實踐,在處境及時間中塑造信徒而不是僅僅透過教導。當年青人在實際處境中經歷被塑造,培養出屬靈習慣,他們會留下參與以及回應呼召。如果教會主要只是提供講授而缺乏實際處境性的塑造,年輕人可能會認為信仰不過是「知識」、「離地」,而不是「生命」。

三)教會應重視在聖靈中與上帝相遇的牧養

信仰不應只是倫理或文化層面的,也是屬靈的,上帝可藉著聖靈工作,讓信徒在處境中與上帝相遇。當教會讓年青人在處境中有空間沉澱、反思,並透過禱告、見證、哀歌、盼望、被光照、降服及與聖靈對話,讓他們「真實地活出信仰」,年輕人會被吸引並留下。如果教會未能與年青人的處境接軌,屬靈生活被簡化為教義式、甚至是情緒操控,年輕人便會對教會生活逐漸冷淡而離開。

四)信徒需要有歸屬感的教會生活牧養

聖經將教會描繪為彼此互相依賴的「身體」;歸屬感不僅是情感上的安慰,而是屬靈上的聯合與連結。當年青人感覺真正屬於教會群體的一份子,不單有友誼、能彼此接觸及接納、被聆聽及被看見,並被賦予有尊嚴的角色,他們會留下。如果接納是有條件的(如必須出席聚會、守規矩、完全按照教會固有的方式參與等),他們可能因覺得不被接納而離開。

五)年青人喜歡以僕人領導方式牧養

新約將領導描繪為僕人式的牧養,謙卑地服侍、引導、保護、督責與培育,而非支配。當領導值得信任、透明、言行一致、屬靈成熟,親力親為的服侍,年青人會願意留下。當年青人覺得領導者嚴厲、虛偽、隱瞞,或缺乏憐憫的道德主義,會使年青人遠離並損害教會的公信力。

    當然,這次質性研究的一些觀察並無意/亦不能代表大部份年青信徒對教會的期望和觀感,不過,聆聽他們的故事和心聲,可以讓大家對如何牧養年青信徒會有一定的幫助和提醒。其中有幾點值得香港眾教會的教牧同工及長執認真思考:

一)教會必須正視年青信徒嚴重流失的事實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每5年一次的教會普查可以看到,經常聚會的信徒在10年之間已經由30.5萬跌至19.7萬,15至24歲年青人的流失更為嚴重。筆者過去二十多年經常到不同教會講道,看著不少教會的會眾日漸老化、愈來愈少年青人參與聚會,實在令人感慨,教會若不重視年青人的需要和期望,就算未至於要關門,但西方一些偌大卻暮氣沉沉的教會可能就是我們未來的寫照。

二)教會應以宣教的心態看待青少年的牧養

    作為宣教士,要贏取未得之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本身的優越感和文化生活習慣,願意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甚麼樣的人當中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想明白年青人的需要和期望就必須願意放下身段,聆聽他們的聲音而不是老氣橫秋地教訓甚至責備他們,要求他們無條件地跟從和順服教會一些傳統和規定。一代不同一代,期望教會的領導層在不再年青的時候亦不會忘記自己曾經年青過、反叛過。

三)牧養年青人並不是只能依賴年青的牧者

    不少教會都希望能夠聘請年青的傳道人去牧養年青人,因為大家同聲同氣,而且生活習慣相近,方便回應他們的需要。但不少受訪的年青人最重視的卻不是年紀,而是對方是否願意聆聽和同行,他們在生活和社會上遇到許多問題,但教會日常的教導又未能回應他們處境的時候,他們最需要的是有人能夠明白而不是怪責他們,陪伴他們前行。牧者不可能事事都有他們滿意的答案,但真誠的關心他們是會收到的,若果牧者能坦誠地分享自己的軟弱和感受,他們會更受用。

四)教會牧養不能離開信徒面對的實際處境

    其實不單年青人,所有信徒都會期望教會的牧養能夠幫助他們面對日常的挑戰和衝擊,例如社會公義、貧富懸殊、性別議題、男女關係、離婚再婚、職場倫理、科技發展和社交媒體等等,教會的牧養是貼地還是離地,最後可能會變成他們去留的選擇。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過,既然這教會是我們的家,但願我們都能同心協力維護這個家,並且愛上那些未回家的人。

當掌聲變成攻擊—從全紅嬋網暴看青少年面對的數碼壓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1]朱浙萍︰〈捧殺棒殺映射病態網絡文化〉,《浙江日報》,2026年4月8日,網站: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6-04/09/content_3895791.htm?div=-1

[2]「飯圈文化」:飯圈是網路用語,指粉絲圈子。「飯」源自英文「fans」的音譯。分析指出,飯圈文化只是表象,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競技體育系統資源的高度集中性與競爭的激烈性。(摘自中央社2026年4月13日報導)

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15/05/2026

AI發展的速度實在太快了!當大家仍在猶疑是否使用某種AI工具的時候,它可能已經出了幾次新的型號了,比手機的更新更快更多。當教會和機構面對AI的迅速發展時,往往容易有兩極的反應,有些視之為大好的機遇,希望與時並進,善用這工具以更低的成本發揮更大的影響力,有利福音工作的發展。亦有人擔心AI會取代了人與人之間的直接溝通,令人陷於虛擬的世界而迷失方向,但現實是對一些新事物的神學反思往往需要一些時間,而AI的發展卻從不等人,以至當大家得出某些看法的時候,很容易已變成明日黃花。

 筆者雖然並非使用AI的常客,但十分鼓勵和支持同事學習和更多使用AI,過去幾個月曾參與多次有關AI的培訓和研討會,亦樂意投放資源為同事購買AI工具,經過這一連串聚會,有一些領會想與像我一樣對新媒體和新科技較為生手的教會或機構主管分享,希望大家能夠一起謹慎地與時並進運用AI。

AI只是工具不是朋友

首先,我們必須清楚AI只是工具,它不會成為我們真正的朋友,更加不會成為我們的伴侶或者心靈的導師。其實,AI雖然能夠與我們互動,但它只不過是一個設計成樂意投我們所好的「擦鞋仔」,它有大量資料、知識但不一定有智慧,更沒有敏銳的感情,是不能夠取代我們身邊的家人朋友的。我們的腦筋肯定轉得不夠AI快,但我們要記著自己才是主人,就像一個有錢人可以請比自己學歷和經驗高得多的職員為自己打工,但對方不會倒轉過來成為我們的老闆,防人之心與防AI之心都是同樣不能缺少的。

AI很快所以用時要慢

其次,AI的特點就是快、而且超快,但正因為它超快,我們便不用和它鬥快,反而急事要緩辦,在輸入任何(特別是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之前,都要先停一停、想一想,就好像大家用手機發出任何訊息之前,都要明白這好像射出去的箭、講出口的說話一樣,都是無法收回的,AI已經為我們節省了大量時間了,又何必和它爭朝夕呢!此外,若果是一個開放性的系統,根本不應該隨意輸入任何個人的或敏感的資料(例如同工、奉獻者和服務對象的資料、機構的銀行和財務資料等),最理想的當然是放在獨立的電腦系統之內,令AI和非授權的同事根本無法接觸。要使用AI Agent(代理人)時更要加倍小心,不能授予太大的權限,否則隨時會幫倒忙,手尾長,必須千叮萬囑同事要謹慎處理個人和敏感的資料,有些錯誤一旦發生(如資料外洩)是無法挽回的,會嚴重打擊教會或機構的公信力,信心的建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破壞卻只需一秒鐘。由於犯錯很容易、後果卻很嚴重,因此,想同事更多使用AI,必須先投放更多資源讓同事接受培訓,因為讓一個不懂駕駛的人去試新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要善用AI,另一個必須注意的是有關版權和責任的問題,當大家使用AI協助撰寫文章、預備講章、製作簡報(PPT)或者短片的時候,作出適當的備註讓其他人知道是應有之義,而當中使用的圖片和音樂會否涉及版權亦需要多加留意,此外,香港雖然沒有肖像權,但若使用其他人(不論是否公眾人物)的相片或商標來作參考或加工都是要額外小心的,特別是當相關的內容會涉及一些負面的信息或商業利益時,否則只會惹來投訴、索償甚或官非。

善用AI更要善用人氣

當任何機構開始大量使用AI的時候,也難免會涉及一個同工們很關心的問題,究竟AI會否取代一些同工的職位呢?這是一個作為決策階層應該及早思考的問題,究竟AI是協助我們將一些事工做得更快更精彩,還是為了節省人手和成本?當AI協助我們在整理資料、設計海報、製作短片、翻譯文件等等事工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之後,我們是將省下來的人力和時間用於發展其他新的事工,還是想精簡人手?我們是滿足於AI的「快靚正」,還是追求在事工內保存更多的人情味和溫度?究竟有甚麼是機構獨有的,AI無法取代的特點?若果一切都可以由AI取代,恐怕我們原來一早已缺乏了人情味和溫度,變得有點冷冰冰了。

無論任何時候我們都必須記著AI只是工具而不是真正的同工,它無法取代人與人的互動關係,人才是我們最看重的價值,有「人氣」的事奉才是最有深度和溫度的事奉。當科技發展迅速的同時,我們看見很多使用AI的科企急不及待為了節省成本而大幅裁員,便可以想像這些科企未來的產品只會愈來愈「無人性」,而作為教會和機構,我們最能夠吸引人的是愛和關心而不是快捷和創新,唯有明白自己的核心價值才不會迷失在科技正在狂奔的高速公路之上、甚至車毀人亡。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盲盒、抽蛋文化盛 政府不管家長勿忽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9/03/2026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9940(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2] 歐陽家和:〈手機遊戲似賭博 政府規管勿再遲〉,明光社,2014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6685(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3] 歐陽家和:〈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明光社,2019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1318(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4] 〈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 9%達「問題賭徒」〉,《獨立媒體》,2026年3月13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生活/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9%達「問題賭徒」(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5] 同上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關注國際對社交媒體立法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地區 /

國家

規管狀態

核心年齡門檻

主要政策與執行細節

澳洲

已實施 (2025/12)

16歲以下禁止

全球首例全國性禁令。禁止登入主流社媒帳戶。平台若未採取「合理步驟」攔截,最高可罰款 4,950萬澳元。

中國

已實施 (2025/04)

18歲以下限制

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根據年齡限制時數(40分鐘至2小時)、深夜禁玩(22:00至06:00)、過濾有害內容並推送「核心價值觀」內容。

馬來西亞

已宣佈 (2026/07生效)

16歲以下禁止

強制禁止16歲以下使用,要求平台實施電子身份驗證(eKYC)確保合規。

新加坡

無全國禁令

 

2026年起中學全面禁止學生在校時間使用智能手機及智能手錶,鼓勵健康數位習慣。政府正考慮推行「年齡適宜內容」規管,並與澳洲交流經驗。

印尼

2026/03/28實施

 

16歲以下禁止

16歲以下兒童建立或使用的社媒帳號會被逐步停用,包括YouTube、TikTok、facebook、Instagram、Threads、X和Roblox等。

韓國

法規更新 (2026/03)

校內禁用

全國中小學教室內禁止使用手機。過去曾實施「深夜強制斷網」制度,已現廢除,目前對社媒禁令持審慎態度,強調數位素養教育。

印度

已宣佈 (2025/11)

18歲以下需同意

規定18歲以下使用社媒必須取得家長明確授權與驗證。政府正研究是否進一步設定年齡上限。

法國

已通過(預計2026/09生效)

15歲以下禁止

國民議會已通過法案,目標在2026年9月新學年起實施15歲以下社媒禁令,並將校內手機禁令擴展至高中。

丹麥

已達成協議

15歲以下禁止

計劃對15歲以下實施禁令,但容許家長豁免13至14歲子女,預計最快2026年實施。

西班牙

立法草案

16歲以下禁止

擬將合法開戶年齡從14歲提高至16歲,要求平台實施有效年齡控制。

英國

下議院否決 (2026/03)

考慮16歲以下禁令

2026年1月通過改動《兒童福祉與學校法案》,禁止16歲以下使用社交平台,但下議院於3月9日以307對173票否決有關建議。

歐盟

框架執行中

16歲(建議)

歐洲議會建議將社媒預設年齡設為16歲。透過《數碼服務法》(DSA)要求大平台進行風險評估,並禁止針對未成年人的精準廣告。

巴西

2026/03/17實施

16歲以下限制

要求社媒平台實施年齡驗證,將未成年帳戶與父母帳號關聯綁定,並禁止遊戲中的「抽獎箱」 (Loot boxes)。

美國

州政府立法中

各州不等

佛羅里達州:禁14歲以下,14至15歲需家長同意。紐約州:限制「成癮性演算法」推送。多項法律面臨「言論自由」法律挑戰。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1]〈失控的焦慮世代〉,明光社「好書推介」,2025年3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5%A4%B1%E6%8E%A7%E7%9A%84%E7...

[2] Elina Mir, Sunny Cui and Andrea Sun, “Social Media and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Mental Health,”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Research, accessed February 27, 2026,https://www.center4research.org/social-media-affects-mental-health/

[3] Augustus Osborne, “Balancing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social media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19, no.92(August 2025), https://doi.org/10.1186/s13034-025-00951-z

[4] Andrew Hutchinson, “Meta Says the Science Does Not Support Teen Social Media Bans,Social Media Today, January 19,2026,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meta-says-that-the-science-does-no...

[5] 同3。

[6] 同2。

[7] 香港青年協會︰〈青協公布「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2025年6月27日,網站︰https://hkfyg.org.hk/zh/2025/06/27/%E3%80%8C%E7%A4%BE%E4%BA%A4%E5%AA%92%...

[8] 同2。

[9] Amalissa Hall,”Tackling social media’s impact on teens’ mental heal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ne 9,2025, https://www.scmp.com/special-reports/article/3313328/tackling-social-med...

[10] 羅玉萍︰〈青少年用社媒︱港府今年內提新指引 未斷言隨澳洲立法限制〉,《灼見名家》,2026年1月21日,網站: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47055

[11] 羅玉萍、羅耀強:〈限用社媒|鄧飛:青少年焦慮迷失 社媒失控影響價值觀 方保僑:可用智方便認證 社會討論須透徹〉,《灼見名家》2026年1月8日,網站: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46883

AI下的港人抑鬱與焦慮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3/2026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多巴胺國度》: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

青少年的「數碼鴉片」?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9/01/2026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失控的社交媒體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1/2026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1] 韓炳哲(B. C. Han):《倦怠社會》(Mudigkeitsgesellschaft),莊雅慈、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15)。

[2] 韓炳哲(B. C. Han):《透明社會》(Transparenzgesellschaft),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19)。

[3] 韓炳哲(B. C. Han):《愛欲之死》(Agonie des Eros),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22)。

[4] 郭卓靈:《「腦殘」遊記——短視頻對兒童的影響》,明光社,2025年7月21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5172/(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12月22日)。

[5] Gupta, M., & Sharma, A. (2021). “Fear of missing out: A brief overview of origin,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World Journal of Clinical Cases, 9(19), 4881–4889. https://doi.org/10.12998/wjcc.v9.i19.4881.

[6] 韓炳哲(B. C. Han):《倦怠社會》(Mudigkeitsgesellschaft)。

學會超越眼前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9/01/2026

人生總有很多意外和困境,擺在我們眼前的往往有許多令人傷心、失意和憂慮的事情。惟有看得更深、看得更遠、甚至改變視線,我們才能在令人失落的處境中找到突破。

大埔宏福苑突如其來的驚天火災,不單令當中的居民悲痛,全港市民的情緒亦深深被牽動。雖然理性上大家都明白生活總要繼續下去,不能長期停留在痛苦和失落之中,但有些事是不會自然發生的,需要我們自身和他者的力量。今期《燭光》訪問了大埔區的教牧,分享在當日及未來如何關心災民和區內的需要;此外亦有資深的精神科醫生,分享如何協助那些連親友遺體亦無法確認的災民渡過困境和失落。

除了災民要超越眼前所見之外,所有人在日常生活其實同樣需要,例如我們每日接觸的新聞資訊和社交媒體許多真假難辨,需要我們花點心力去求證,否則很容易成為散播謠言的幫凶。此外,失控的社交媒體亦會為我們帶來很多不自覺的習慣,大家必須看深一點,否則難以抽身。做父母的亦很容易被子女眼前的功課和考試弄得頭昏腦脹,有時看深一點,改變一些方法,便可以為雙方帶來新的動力。

最後,教會群體亦須學會超越眼前。雖然較早前立法會否決了海外註冊同性伴侶在香港登記的制度,不少人對年青一代能否持守信仰價值感到悲觀,卻忽略了西方同運面對的反彈,以及讓會眾更深入認識此議題的逼切性。至於離婚和再婚的問題在不少教會仍未得到重視,作為教會的領袖若不改變視線,恐怕更難維護備受衝擊的婚姻和家庭關係,不能不察。

A0人設與人設崩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1/2026

不同的藝人在幕前會被塑造成不同的「公眾人設」(public persona),這像在幕前面對公眾時戴著面具去演出、回應事件,而工作亦往往與這個人設相關。坊間的男、女神很多時會以完美體態,配上「清純」、「善良」、「專一」、又或是「性感」、「反叛」、「才華」等不同形象。

由於「人設」是可供人們幻想與消費,偶像的演出、歌曲作品很多時都要與人設相符,經理人或電視台可能會為男、女神安放一個「A0牌坊」,即Available(現在沒拍拖,可供追求)及拍拖經驗為「零」,代表極為「純潔」的人設。

近日有位以A0少女、純潔無瑕為「人設」的女星,錯誤地把自己與另一男星的親臉照上載於社交平台。她雖很快便把它移除,但仍被人擷取畫面並廣傳,結果上了娛樂新聞。當事人向媒體表示,相片是因為在派對上玩遊戲輸了才被拍下的,只是一場誤會。後來,一些網絡及社交平台再流出一些此女星在中學時期與男友的親密照,據報道稱是她的中學同學發放出來的,目的是想揭穿這位女藝人的「A0」神話,讓其人設崩塌。

筆者不認識這位女星,真相只有當事人、她的家人及舊同學才知道。然而,站在觀眾的角度,藝人的真實生活與公眾人設不一致,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娛樂圈的本質是提供娛樂,與其關注藝人過去的歷史與私生活,不如實際地欣賞他們的歌唱才華與演技,其他則不必有太多的幻想或強求,亦無需深究。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對社交平台的使用,請務必小心謹慎。首先不要把親密照上載並公開,讓任何人都能瀏覽下載。試想,今天被人截圖,雖然看似暫時沒事,但不代表多年後當你的身份改變時,相片若被翻出來,到時不會影響你。最後,在AI世代,我們也實在難以分辨公開的照片是否被偽造或生成出來。

網絡世界實在複雜,要自保,最終亦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拍、不上載。對於習慣在網上分享的網民,大家能做到嗎?

戳破「虛擬泡泡」 體驗交友App裡的真偽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與生命教育)
24/11/2025

以「迷失在粉紅泡泡之中」為主題的第六屆基督教性倫理峰會,已於10月1日在聖方濟各大學圓滿舉行。一如上屆,今屆峰會繼續以體驗方式進行,與大家一同探索在這個充斥著「粉紅泡泡」的時代,如何拆解那些看似美麗卻一觸即破的泡沫幻象。是次峰會全日參加者接近二百人,超過一半是35歲或以下的職青、年輕情侶,亦吸引不少父母和堂會導師等參加。明光社作為合辦機構之一,製作了「虛擬泡泡 — 在像素洪流中打撈真愛」活動,讓參與者化身成為男性網友,透過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來體驗網上真偽,全日六場體驗有超過一百人參與,反應不俗。

「虛擬泡泡」賽事為見女神一面

「虛擬泡泡」用比賽方式,讓參與者分組飾演五位男子,透過進入網絡系統,模擬登入交友App去結識網絡女神Jessica,以達成各人背後的「目的」。賽事共分三局,分別為網上「文字交流」、「交換相片」,以及「聲音對話」,以淘汰賽進行,勝出隊可以親身見到Jessica。事實上,即使中途被淘汰的隊伍也絕對不會覺得沉悶,單單看著其他隊伍如何出盡法寶、「吹水唔抹嘴」去追求女神,娛樂性、「花生指數」已甚高!

當日明光社共辦六場體驗活動,由於每場的參加者、隊伍組合也不同,因此,彼此間所產生的「化學作用」、體驗亦各有不同。每場最後的分享環節,大家的反思及感受,也反映了網絡「虛擬泡泡」的實況,值得我們關注。

展示美好或偽裝的一面

筆者為當天的主持人之一,觀察到參與者大都願意接受挑戰、投入角色,以及努力執行其結識女神的背後目的(交朋友、找對象、騙財/騙色),而「他們」與女神交流時所營造的人設與對話,都是為了投Jessica所好,很多都不盡不實。

不少參與者分享道,他們為求達到背後目的,在與Jessica交流的訊息中,往往只會展示美好的一面,甚至偽裝成對方喜歡的男士類型,如:有車、有健身、單身、有自己店舖、懂結他、喜歡茶道等文青「假象」來吸引對方。亦有參與者選擇掩蓋自覺「不太好」的背景,如:已婚或離婚的婚姻狀態、住公屋、做保安、有孩子、有女朋友等情況。就算有參與者抽到的目的只是「交朋友」,他們都覺得要先建構吸引對方的人設,不能告訴對方自己是「住公屋」、「做保安」,或是明明有女友,都說自己單身。或許這種網絡上的交友,都不會想得太長遠,覺得若想騙得對方見面,便要先收起自己價值觀上認為「不光彩」、對方可能會介意的事,因此,「真實」與「真我」都不能坦然示人。當然,這與保護自己的私隱、不成為網絡透明人,當中如何平衡,亦值得探討。

交友為尋求關心或開心

另一邊廂,操作Jesssica的幕後團隊則表示,當想被關心及獲得網友回應時,有時會有一種任性,刻意說些自己不開心的事,或誇大自己的需要,以奪得大家的關注和關心,也那管回應者所說的是真是假;而且女神亦想在網上締造「娘娘與兵」的關係,所以同時答應與不同男士會面,以獲得多人的「關愛」。這和其中一位作為教會導師的參與者回應相符,她說現在人們太過孤單寂寞,通過螢光幕發出文字、相片,只要獲得回應,能夠互動,縱使不知對方是誰,都能獲得一種快感。她又謂,雖然頭腦上早已認知有關說法,但透過是次體驗,她能夠親身經歷,有助建立更多同理的感覺。

我們的團隊,很高興能透過這種體驗式的遊戲,讓參與者了解更多青少年於網上交友時的心態,亦讓青少年察覺到在網絡交友時,自己與別人的各樣心理和行為,反思網絡交流的危、機與意義。

 

 

 

 

 

 

 

 

性倫理峰會與明光社的參與

基督教性倫理峰會自2015年起,每兩年舉行一次,明光社一直參與其中。最初幾屆,峰會都是以專題講座形式,跟公眾分享當時最受關注的性倫理議題,包括性解放對教育與牧養的挑戰、傳媒如何影響青少年的價值觀和戀愛觀、理解兩性關係和守護婚姻的重要、以身體神學探討和重塑性別的尊貴等。及至第五屆,峰會改以「體驗」方式,帶領參與者一起走進及探索不同協辦、合辦機構所關注的議題。在去屆,明光社就以「論壇劇場」的互動手法,讓參與者可走上舞台介入劇情,合力緩解影響婚姻關係的壓力及拉扯,亦探討離婚對兒女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