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一切從簡」卻不簡陋的殯儀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03/09/2021

致力推行「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並得到社會正面回響的伍桂麟先生(Pasu),去年更獲得了香港紅十字會頒發的香港人道年獎。Pasu是生死教育工作者、遺體修復師及前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解剖室經理,最近,他接受了社創基金的資助,於深水涉開設了社會企業「一切從簡」,為低收入家庭提供簡約、莊嚴而可負擔的「醫院直接出殯」服務以及相關支援。我們特地把每月一次的網上直播講座移師到該社企,在今年7月28日與觀看直播的朋友一起了解殯儀服務及生死教育。

走進一切從簡,感覺絕不似紅磡傳統的殯儀店,而像走進一間書室,「文青」風格的裝修,配上閱耳的音樂,令人感覺很舒服。Pasu說:「這就是為了讓長者及他們的子女在沒有壓力下上來看看、談談及問問意見:『想這樣做、那樣做是否可以?』感覺似是『行街購物』,職員也只是介紹一下產品及服務而已。」Pasu就是要大家容易去接觸生死教育,把死亡臨到時大家要面對和談論的事,與我們的距離拉近許多。

Pasu認為人生比較重要的事,不外乎紅事、白事,所以殯葬對人來說是大事。而對基層來說,白事儀式花費不少,經濟有困難者可能會無法做一個莊嚴的告別禮。以往在解剖室工作的Pasu,面對無人認領、孤苦無依的死者,總希望顧及這些遺體的尊嚴,這個想法與現在成立社企一切從簡的目的一脈相連。

辦紅事有Wedding Planner(婚禮統籌師),辦白事,Pasu自稱為Ending Planner(或許我們可以稱他為臨終統籌師),他建議我們不只要預備好身後事,還要做好生前規劃、臨終醫療指示等,他說:「由身體開始衰退就要開始計劃,尤其當家中有長者患病了,就應趁他/她還是清清醒醒時,找個恰當的時間,大家輕輕鬆鬆地去講,是最好的。」

紛爭、過多花費往往因愛而起

Pasu分享到:「香港很多家庭,都未必在先人離世前已講好想如何辦理喪事,所以很多時候會引起家庭紛爭。」據他觀察,這些紛爭的出現,很多時是因為大家都想表達對先人的愛,但只用自己的角度去看、用自己的方法去愛,沒有好好表達和溝通,又認為兄弟姐妹所想的方法不夠自己的方法好。他表示假若先人知道大家這樣,可能會覺得很無辜。Pasu說:「因為先人生前沒講清楚就離開,家屬只是因為愛先人而起了爭執,影響了家庭關係,這完全是得不償失。」

生前告別禮、環保殯葬與悼念方式

Pasu認為:「在離開世界之前處理好關係,令自己無憾。」有些人知道自己患病而預計自己將離去,希望趁自己仍有精神而舉辦告別禮,與親友好好說出「四道」:道歉、道愛、道謝、道別。他認為若把心中的想法、心底話、介懷的事都說出來的話,以後所有被認為「大吉利是」、忌諱的說話都可以談,也自然可以把恐懼稍稍放下,去傾談有關喪禮的事宜。

簡約、環保的殯葬方式,是Pasu致力推廣的,在講座中,他亦為觀看直播的朋友介紹了很多不同的殯葬及悼念方式,如送別不足24週胎兒的方式、撒灰儀式及遺物轉化等,有關的殯葬或悼念方式,大部份都花費不多,亦很貼心。當Pasu被問及為何傳統喪禮往往花費巨大時,他回應指,這大多是因為先人生前沒有試過坦誠表達自己的意願,家人在沒預備之下面對至親離世,往往就會手忙腳亂,估計他/她想要甚麼!結果可能在一些殯儀店的推介下,不管甚麼都好、能做到的他們就做,亦會覺得用很多錢是理所當然,這才代表自己盡了孝道。顯然,如能及早在先人生前了解他/她的意願,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及舉辦不合先人意願的告別儀式。

從遺體修復師到關係修復師

Pasu從解剖室走到社會前線幫助基層人士,希望能陪伴他們走一段難行的路,給他們知道有很多東西是可以選擇和預備的,他說:「雖然自己不是那些被服侍的人最熟絡的朋友……但仍能陪他們走一段路,並告訴他們未來的路可以如何走。當然,之後還是要他們自己自癒自救。」

作為香港僅有的兩位專業遺體修復師之一的Pasu,會盡力為一些嚴重個案做遺體修復,但他直言,如要追求再好一些,要付出的金錢與時間就會更多。他說:「遺體修補得再好,也不及關係的修補。家屬是否應想想為何他/她會選擇這樣的方式的離開?」所以Pasu也會細思如何可以幫助社會,令非自然的死亡及難以修補的遺憾能夠減少。

這次講座令筆者感到一切從簡不單幫助基層人士籌劃喪禮,而更能讓逝者的家人的心被安慰、能釋懷,在哀傷的日子不致迷失方向、一蹶不振。願主賜福這社企,使哀傷的人的心被光照、被溫暖,使更多關係能夠復和、修補。

想看足本講座,請按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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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卓靈 | 高級項目主任(拓展、媒體素養及生命教育)
15/10/2026

袁澧林揭露多次遭性騷擾 被稱似坐枱記者紅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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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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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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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太量就「釣金龜」言論致歉 關注組促停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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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教授因在公開講座的言論,爭議喧嚷一時,隨後該教授公開道歉。我們不妨借此事件,察看自身的言行,讓自己變得更成熟。首先,在社會上影響力越大的人,大家對其言行應高於一般期望。不論是教授、主管還是家長,我們在公開場合的言論,說話分量往往比想像中大。一時的「半開玩笑」都會產生實質後果。因此,越有力量的人,越需要懷著謙卑與體貼的心去發言。

其次,學會釐清「主觀感受」與「客觀事實」。當聽到令人難受的言論,成熟人的第一步是冷靜分析:這只是對方的個人主觀感受,還是客觀事實?看清這點,我們在情感上就不易受傷。同時也警惕自己,主觀感受不能代表社會意見,未來我們表達觀點時,應更加言之有物,而非將偏見強加於人。

最後,基本尊重是不分階級與地位的日常修行。尊重不只停留在「不說歧視的話」,更在於日常行為。香港人普遍包容,但包容不能被當作理所當然。我們應時常自我省察:會否因一時方便,做出令他人困擾的事?例如繁忙的早上,總有人死按着升降機,要整部電梯的人等待他和家人進來,且沒半分歉意。這種「我的方便比大家的時間更重要」的自私心理,本質上與公開場合的失言一樣——都是不經意地,將自己的利益或感受,置於他人之上。成熟不取決於學歷與頭銜,而在於「自我省察」的能力。不論身份地位,基本尊重是作為成熟的人的基礎。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4/09/2026
專欄:好書推介

《豆腐人生2:當世界剩下思念,我們成了彼此的同路人》,香游氏用她溫暖又帶點童趣的圖文,配上田芳二十多年哀傷輔導經驗的文字,緩緩鋪開十段喪親者的真實故事,像是細看一場又一場連綿細雨。

這書以十個不同處境的故事來讓我們知道、感受失去後的思念、哀傷,也有安慰,亦帶點理論。像一群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把心裡最沉的那塊石頭輕輕放在桌上,讓彼此看看哀傷原來可以有不同面貌:有人伴侶突然離世,有人守著父母最後的日子,有人在孩子離去後仍要假裝堅強……每一段故事裡,都有一塊塊不同性格的豆腐——有時是主角內心的獨白,有時是默默傾聽的陪伴者,需要輕輕拍拍肩膀來安慰。水嫩豆腐的依賴、板豆腐的堅韌、臭豆腐的期待被理解、凍豆腐的飽歷風霜… 都成了經歷哀傷後最貼切的隱喻。

或許思念可以穿越時空,把素未謀面的人連成同路人。香游氏自己也曾在丈夫驟然離世後迷失,第一本《豆腐人生》講述人生磨難與自我療癒,從失去中找回生活小確幸,讓人從她的「豆腐哲學」裡找到苦中一點甜;而這一本就把注意力轉往面對哀傷及思念,讓不同的傷痛能被看見、被接住。田芳在每個故事後附上的專業理論,讓人由沉浸於感受中可以醒過來反思一下,我們還可以成為彼此的同路人,還可以為對方做點甚麼。

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下)

陳永浩博士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研究主任(義務)
18/09/2026

在第99期(兩期前),我與大家分享了「AI世代與倫理的12個視點」的前半部份,探討了具「自我反思」(Reasoning model)功能的第二代AI,以及AI由對話式模型(LLM)向「工具化」發展的趨勢。

文章雖然僅隔一期,但在網絡和AI的世界,真的一天也嫌多。今年6月,懲教署因響應「國際禁毒日」,於社交平台推出AI製作的禁毒短片《Obsession 糖衣陷阱》,將四種毒品擬人化為女團成員,於舞台以歌舞宣揚禁毒,卻被網民質疑有宣傳毒品的反效果。即使推出刪輯版仍再次出錯,最終署方需將所有製作下架致歉。[1] 這宗事件,正好引出我們今期要分享的餘下6個視點。

VII) 做到不等於學會,識做不等於明白

今日人人嚷著要學習使用AI,深怕被世界淘汰。的確,AI的便利性遠超以往電腦程式標榜的「所見即所得」 (WYSIWYG),[2]只要向AI「發問」,就能全盤完成從意見提供、生成文章,甚至是多媒體製作。但問題是:我們學到甚麼?當凡事靠AI,我們便失去了思考過程。看似「做到」其實只是「假會」,久而久之,人們的學習能力會被掏空,到AI出錯時,連辨識與糾正的能力也沒有。[3] 正如懲教署的禁毒短片,署方明明面對最多毒販,本應是這方面的專家,該知道毒品是如何包裝吸引,引人上癮,偏偏最不該犯錯的,卻因過度依賴AI包裝、追求「潮又靚」的出品而犯錯了。

VIII) 機器損壞是更換,那「人」呢?

手機舊了、壞了,你會拿去維修嗎?在現今社會中,我們都習慣了更換(Replace)而非修理(Repair)。[4] 維修物件的人工和成本,往往比更換新的更貴;而且像手機這類電子產品,型號時時更新,二手價值更是「愈跌愈有」,很多設計為求美觀(或提高安全),更是不容許你自行拆開維修的。

手機壞了,換個新的還說得通;但如果一個人「無用」了、「舊」了,甚至「壞」了,又該怎麼辦?我們都知道,人是按著神的形象所造的,但現代社會將人簡化為「勞力與勞工」,單純將人工具化、視為可被計算的生產力,這就是無視了人類靈魂神聖且無法量化的本質。即便一個人的功能因疾病或年老而受損,他依然保有神的形象,而不僅僅是一個可供更換的零件。

IX) 樣樣都要即時,少了忍耐與等候

「唔使急,慢慢嚟,最緊要快!」這可真是代表了很多香港人的心態︰一切都要「快靚正」,「執輸行頭慘過敗家」。只要有AI ,一聲令下就能完成指令;相反,慢工出細貨、成功需苦幹,以及忍耐與等候,彷彿已是落伍的文化。

美國於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曾進行過一項經典心理學實驗——棉花糖實驗(Marshmallow Test)。在實驗中,受測的小孩子面前會放有一份棉花糖,他可以選擇即時享用,或者選擇等待一段時間;只要能堅持到實驗者返回房間,就能得到雙倍的獎勵。[5] 實驗結果顯示,能夠堅持忍耐而獲得雙倍獎勵的小孩,通常在未來的人生中也有較好的表現,包括考試成績、教育成就及身體質素等。延遲滿足(Delayed gratification)——能夠忍耐與等候,方能調節自己、看清目標,並持之以恆地努力。然而這些寶貴的生命質素,在數碼世界中,卻無聲無色地失去了。

X) 休息是關屏幕,還是真的關機?

當大家晚上睡覺時,手機是關掉(Switch off),還是只是關屏幕(Off screen)呢?在數位過勞的世代,許多人的休息都像手機一樣,只是表面閉屏,其實仍處於隨時接收訊息的待機狀態。真正的休息,需要我們控制手機,而非被手機控制。

詩篇四十六10有這樣的宣告:「你們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這其實不只是一種屬靈上的「關機」(Switch off),更是要求我們能夠適時切斷世界干擾我們的雜訊,在休息(安靜)中知道神在我們身上的作為,重新對焦於創造主。若不學會真正的「關機」,我們便無法在忙亂的社會中辨識善惡,也無法在基督的根基上得著真正的安息。

XI) 說好了的AI開放平台與新一代的數位鴻溝

今日AI的緣起,本來是要建立一個人人可用的開放平台(Open platform),只要能上網到AI的模型網站,或是下載應用程式,就能使用AI。然而今日的發展,卻變成了付錢訂閱(Subscribe)的才擁有更好的平台,或是要特定地區才能使用(香港就被很多AI平台排除在外了)。[6] 經濟資源較弱的人,就要被迫使用準確度比較低的免費版(或是需要使用VPN翻牆來使用),有時更會被其錯誤的答案所誤導。AI非但無法解決不平等,反而會進一步強化不平等,製造了更大的數位鴻溝。[7] 這正呼應了《動物農莊》中的名言:「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這個新的數位鴻溝,顯示了AI高速發展背後的權力不對等與資本驅動本質。AI 既會放大現有社會的經濟優勢,但同時也加劇了資訊與貧富的不均。當數據主權掌握在少數科技巨頭或政府手中時,我們必須警惕,不應讓標榜「開放」的技術,成為另一種剝削弱勢社群與造成利己排他的屏障。

XII) 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

說了這麼多關於AI與數碼新時代的倫理視點,要簡單歸納的話,就要借用耶穌當日問門徒彼得的名句,轉化為:「你愛我比『手機』更深麼?」(參約二十一15)。今日是你控制手機,還是手機控制你?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甚麼?是身邊人?是彼此的愛與關係?還是這全部都只是見於手機應用程式上?真實的人際關係,實際的團契生活,在今日社會裡,已買少見少。甚麼是不能取代?生命中甚麼是最重要?在AI與數位科技疾速發展的時代中,人類社會正面臨一場深刻的範式轉移(Paradigm drift)。[8] 當演算法試圖將一切運作優化至極致效率,我們更需反思AI如何影響其對人類處事、學習能力和道德判斷。

結語

寫了兩期文章,12個視點分享,並不是要大家將人工智慧視為敵人,更不是說AI不能使用,一心想當年。反之,我們應視今日的AI發展為一面鏡子,檢測自己在享受各樣由AI帶來的便利和改變之餘,是否能繼續善用智慧、對人的關係是否真實、能否與人和好、是否有愛心接納包容,並做好神托付我們管理世界的職分。在這個AI時代中,我們應致力於建立「以人為本」的科技倫理,確保科技是為建立人類尊嚴,而非貶低生命倫理的價值。


[1] 〈AI女團禁毒片被質疑反效果 懲教下架致歉〉,《明報》,2026年6月28日,網站︰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628/s00001/1782583903432

[2] Wikipedia:WYSIWYG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June27,202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YSIWYG

[3] 葉綠舒︰〈AI教育神話的崩壞:假會、假公平與資源不平等的三重陷阱〉,《老葉報報》,2025年5月31日,網站︰https://vocus.cc/article/683a6176fd897800012961b9

[4] Karen Trefzger, “Repair or Replace? Why It Matters, and How to Do Better” Maximum Gratitude, Minimal Stuff, January 13,2025, https://www.maximumgratitudeminimalstuff.com/2025/01/repair-or-replace-why-it-matters.html

[5] 〈棉花糖實驗〉,維基百科,2026年1月20日,網站︰https://zh.wikipedia.org/zh-hk/%E6%A3%89%E8%8A%B1%E7%B3%96%E5%AE%9E%E9%AA%8C

[6] 見註3。

[7] 陳紹雄︰〈AI恐擴數碼鴻溝 「雙軌」算力保公平〉,《香港經濟日報》,2026年6 月30日,網站︰https://paper.hket.com/article/4153783/AI%E6%81%90%E6%93%B4%E6%95%B8%E7%A2%BC%E9%B4%BB%E6%BA%9D%20%E3%80%8C%E9%9B%99%E8%BB%8C%E3%80%8D%E7%AE%97%E5%8A%9B%E4%BF%9D%E5%85%AC%E5%B9%B3

[8] 基督教論壇報主筆︰〈AI時代的道德與屬靈考驗〉,《基督教論壇報》,2026年6月10日,網站︰https://ct.org.tw/html/news/3-3.php?cat=9&article=1403873

孩子撐不住時誰來接住?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及生命教育)
10/09/2026

3日7學童尋短3死 學者籲三層應急維持 助開學適應 有校推小五生帶小一生

  (明報 2026-9-8)

學童心理足跡研究缺位-對症下藥防範輕生

  (星島頭條 2026-9-8)

新學年才開始數天,香港接連傳出學生自殺、自殘及情緒危機的消息。短短數日,至少有七宗相關個案,當中三名學生離世。對教育界、家長以至整個社會而言,這不只是一串令人震驚與心痛的數字,更是一個沉重的提醒:當一個孩子感到壓力巨大、走投無路時,安全網究竟在哪裏,有沒有為他張開?

每逢有青少年、學童輕生個案發生,我們很容易問:「是不是學業壓力太大?」、「是不是家長要求太高?」、「學校為甚麼沒有及早發現?」這些問題值得問,但也要小心不能把複雜的自殺問題,簡化成單一原因。學生的困境可以來自學業,亦可以是人際關係、家庭問題、情緒或精神健康,甚至是對自我價值與未來前路感到迷惘與失去信心。

教育局近年推出《4Rs精神健康約章》,學校要積極配合,透過相關活動為學生創造減壓機會,增強幸福感和抗逆力;政策亦強調,自殺風險需要跨專業及跨部門支援,而不是由某老師或某個家庭單獨承擔。高小、中學已推行「三層應急機制」,由校內識別和支援,到校外社區社福網絡,再到醫療機構。2025/26學年截至今年3月底,校外支援網絡已接獲330宗轉介,高風險學生經第三層機制轉介精神科服務亦有63宗。由此可見,香港並非沒有支援系統。但我們仍需再進一步問:積極預防能否比危機早一步出現?

預防勝於治療急救

老師面對教學、行政、家長溝通等工作已感沉重,社工和輔導人員同樣忙碌。但學校可以嘗試把簡單而持續的情緒check-in融入日常課堂,讓學生覺得開口分享感覺是正常事,有可以「被接住」、「被看見」的空間,而不是等到危機出現才啟動支援。

家長同樣有自己的難處。父母並非不愛孩子,很多時候正因為太愛、太擔心孩子的將來,才會不斷提醒功課、成績和前途。只是孩子有時需要的,並不是另一個解決問題的人,而是一個願意先聽他說話、努力與他同頻的人。當孩子說「我好辛苦」、「我唔想返學」,家長未必要立即說「人人都係咁」、「捱埋佢啦」。一句「我知道你近期好辛苦,我哋一齊諗辦法」,可能比一番大道理更重要。

求助不是懦弱 迷惘不是失敗

社會也要把「求助」變成一件很尋常、普通的事。有研究發現,部分學生不願求助,是擔心事情傳開、被批評、不被理解。而建立抗逆力,也不要把「抗逆」變成為另一種責任,好像撐不住就是自己的錯。

師長應反思價值觀。在希望孩子努力的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考試失手並不代表人生失敗;可以鼓勵孩子追求卓越,但成績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要求孩子有目標,也要容許他在人生路上迷惘、停下來、再尋索,甚至被給予空間重新選擇。用多一年或多年時間再走過,好過他們選擇不再走下去。

現在,學校與家長應合力編織出一張緊密、有溫度的安全網:學校讓孩子有地方可以分享,家長有傾聽空間讓孩子訴說感受,而社會則不要因一個孩子在脆弱求助、患上情緒病時,便給他貼上標籤。

有句說話:「教養一個孩子,需要一條村的參與」(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這也是我們最需要重新思考:教育,不只是學生自己的責任。當要面對的挑戰、難關、恐懼時,有人陪著一起走,他就不孤單。

大病後的生命學習:活在當下的加減乘除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03/09/2026

人生風暴

2022年初舉家移民開展新生活,對未來充滿美好想像,未料在年中,一場生命風暴無預警下降臨——向來身體健康的我,確診了乳癌第三期。那一刻,覺得自己和死亡很近,眼淚不自控地流下,腦內一直在想︰如果我死了,丈夫和孩子怎麼辦?

病中看見神的看顧

在異地面對如此重症,全家都很徬徨,只能向神禱告求平安及引導。帶著憂慮返教會參加崇拜時,奇妙的事發生了︰坐在我後面的女士,竟是即將治療我那醫院的放射科主管!她詳細告訴我治療流程及注意事項,並留下私人電話號碼以便我聯絡;更不可思議的是,當天牧師講道是《約翰福音》11章、有關拉撒路復活的故事,當讀到第4節,耶穌說︰「這病不至於死」(This sickness will not end in death)。我感到這是神要向我說的話︰叫我不要擔心,主必醫治。

星期二見醫生時,更奇妙的事又出現。醫院為我安排的腫瘤科醫生是39年前移英的香港人,亦是該醫院裡年資較深的醫生,他的出現給我一份莫名親切感。他第一句說的話是︰「Don’t worry, it is curable(不要擔心,這病是可治癒的)」這句話給了我極大的平安與喜樂,因為它與主日的信息完全呼應,讓我確信神一直在工作。

失去健康才懂得健康的可貴

醫生很快擬定治療方案,因腫瘤較大,需先打8針化療(每三星期一針),再做手術切除腫瘤,接著電療15次與打18針鏢靶藥,整個療程歷時超過兩年,隨後還要連續五年服藥防止復發。

9月8日下午打第一針化療時,電視突然播出英女皇逝世的消息。看著新聞,內心震撼︰連國家元首也無法逃避死亡,我的治療能對抗死亡嗎?思緒隨即被護士打斷,告之我第一針已順利完成。隨著化療副作用浮現,身體出現很多變化,包括頭髮掉光、手指腳趾甲變黑,便秘與腹瀉交替,口腔生痱滋痛楚難耐。最嚴重時,曾腹瀉數小時無法離開馬桶,身體虛弱到連水龍頭也扭不開,手指麻木到拿不穩咖啡杯而倒瀉,走幾級樓梯便喘氣,甚至因打升白針引致背骨劇痛而無法入睡。這些折磨讓一向樂觀的我,有時也會情緒低落,全靠神、家人及朋友的陪伴及鼓勵,才能渡過。

康復後,有些東西能復原,有些後遺症卻不可逆轉,如手臂血管收縮引起的痛、手指麻痺、視力變差及終生不能捐血等。然而,失去健康卻是通往重視健康的路徑。如今我更珍惜健康,每星期抽3至4天跑步,飲食上多吃新鮮的原型食物(From Ground to Mouth),減少吃加工食物,努力把健康贏回來。

對受苦有更深刻體會

患病令我變得軟弱,卻加深了我的同理心。例如掉光頭髮後冬天怕冷要戴帽睡覺,使我更能體會脫髮者的焦慮及禿頭者的痛苦。患病期間,平時樂觀、說話滔滔不絕的我,有時情緒低落到整天一句話也不想說,很多朋友寄短訊問候、送花送禮鼓勵,甚至約我去行公園、飲咖啡,分散我的注意力,怕我在家會「鬱到病」。這些經驗,令我更明白病人的需要,往後有家人或朋友患病時,更懂得主動關心及慰問,將自己的經歷成為別人的鼓勵。

經歷死才懂得如何生活

患病雖然辛苦,卻能令生命成長。我領悟到死亡令一切歸於無有,愛、恨、嫉妒都不再存在,既然如此,凡事毋須太執著,一切隨緣,平常心看待得失成敗,凡事不強求,別人對我好,固然開心,若有人對我不好,不會和他爭論,轉身離開就是了,何必浪費時間及口舌去強求不愛你的人愛你。以前看不過眼的事,例如孩子房間混亂,現在變得釋然,只要求保持廚房及客廳等共用空間清潔即可,其實一家人的關係比整潔更重要。我也更珍惜及享受每天與家人吃飯、旅行與相處的時光。

患病時常感到力不從心及無能為力,每每思考康復後如何活出神喜悅的生命?病情穩定後,除明光社及原先的輔導工作,我亦在一間慈善機構做義工,並擔任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的義務輔導員,也在教會外展英文班擔任助教,接觸未信者,希望帶領他們認識主耶穌。現在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正如《雅各書》三章13節(The message譯本)的教導︰「好好地活、智慧地活,謙卑地活」(Live well, Live wisely, Live humbly ),這樣便不枉此生。

生命中的加減乘除

兩年多的抗癌路,令我體會到生命無常。沒有人知道明天將會如何,疾病及死亡可以突然臨近,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不要等待,立即去做,不留遺憾。

對生命我有兩點深刻反省及領悟︰

一) 如果有些事做了將來會後悔,我堅決不做;

二) 如果有些事現在不做將來會後悔,我立即去做。

其餘的,我用「加減乘除」來總結︰

  1. 加多一點關心家人朋友,珍惜仍可相見的日子。
  2. 減少憂慮與計較,憂慮無法使壽數多加一刻,只會徒添煩惱。
  3. 乘機多做運動及作健康飲食,使身體骨骼、肌肉、細胞活躍起來。
  4. 除去不必要的物質。生病時,物質不能減少痛苦;當死亡臨到時,甚麼也帶不走。

最後,凡事信靠那位賜生命的主,祂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在癌友的康復路上獻上戲劇療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明光社近年每逢暑期都有個「傳統」,就是會派部份項目主任到不同的基督教機構「交流」,藉此了解該機構的服務、文化及受惠者的需要。是次筆者再有交流機會,去到為癌病患者、照顧者及康復者的機構 ——「護心喜藥團」了解及服侍。

「護心喜藥團」是由余德淳博士和五位患有不同癌症的基督徒於2020年創立,於2021年底正式註冊成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其宗旨是透過癌症過來人的生命互動交流及長期同行關懷,使癌症患者在困境中得著鼓勵並重新得力,正向面對病患,一同實踐「喜樂的心乃是良藥」,促進癌症病患者身、心、社、靈的全人健康。[1] 他們透過專科小組的關懷、醫療服務轉介、療癒興趣班與活動,以及支持有經濟困難的癌病患者家庭等服務,陪伴癌友及其家人走過漫長的治療與康復過程。

筆者於是次交流中,很感恩獲得他們的信任,能在其中心「舍下」拍攝五週年宣傳片,並有幸聆聽了KC及淑慧兩兄妹在舍下獲得療癒、關愛,甚至信主的感動故事。

另外,筆者亦有機會為對戲劇有興趣的會員舉辦戲劇體驗班,以及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演出。在短短兩堂的戲劇體驗課程中,學員們學習了一些劇場基本知識,體驗投入戲劇創意遊戲、形體合作,並進行個人故事的創作與演繹。不少參與者事後表示還想學習與體驗更多呢!

最後,筆者邀請了幾位演員與樂師,為癌友舉行了以「起落・喜樂」為主題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我們為每位傾吐心聲的分享者,以即興戲劇演繹其故事內容,作為送給他們的禮物。本以為大家會分享很多醫療過程的高低起伏,但沒想到將大家的故事串連起來的「紅線」(即故事與故事間的連繫),最後都漸漸導向與家人之間十分寶貴及叫人珍惜的親情與愛。

感謝主,回看這次交流,不單讓筆者對癌友了解更多,更看到他們的愛心與堅強。也感恩能運用自己多年所學的應用戲劇方式去服侍他們,並看見他們有進一步了解及體驗的興趣。求主繼續賜福予舍下,讓有需要的朋友透過舍下得到關愛及適切的幫助,也感動更多有心人,為他們提供更多元化的療癒活動。


[1] 「護心喜藥團協會」網站:www.healingjoy.org.hk/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 ——從國度觀看門徒的生活日常(The Rest of Life: Rest, Play, Eating, Studying, Sex from a Kingdom Perspective)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3/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許多華人基督徒的成長記憶裡,信仰往往與嚴肅的屬靈追求、主日聚會或事奉緊密相連。甚至在傳統「屬靈/世俗」二分的影響下,信徒可能常會隱隱覺得:只有讀經、禱告、服事才是「屬靈」的,而吃飯、休息、休閒娛樂等事,只是生活中的「次要事項」,甚至當感到很享受時,會帶著一絲道德愧疚感。

然而,知名新約聖經學者韋特寧頓(Ben Witherington III)在《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一書中,正是要翻轉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韋特寧頓而言,「神國」並不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另外劃分出來的一個屬靈領域,而是上帝對整個受造世界的更新與掌權。因此,問題不只是「哪些事情才算服事」,而是「我們如何在上帝掌權的國度裡生活」。從餐桌上的飲食習慣,到日常生活中「何時」該休息;從如何看待遊戲為倫理操練,到對寶貴聖言的胃口(求知慾),以及神所喜悅的性生活——作者嘗試拆掉信仰與生活之間那道牆,重新檢視自己生活的全貌,以體現吃喝玩樂不只是生活的調劑,也可以成為門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神兒女的樣式。

這書邀請我們重新察看自己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論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我們應該思想怎樣使這一切各得其所,保持平衡… 你需要聆聽你身體發出的信息,並理智地回應。」大家可嘗試閱讀此書,作為反思自己信仰生活的一個起點。

關注與Deepfake有關的性罪行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30/07/2026

政府現正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展開公眾諮詢,並將於8 月5 日截止。據報導,是次法例的修訂目的,既為加強對性罪行受害人的保護,亦為使性罪行條例與時並進。修訂主要涵蓋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涉及兒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等範疇,以保護兒童、精神缺損者和社會大眾免受性剝削和侵犯。

在針對性影像方面,政府進行檢視和完善性罪行法例工作中,有提及對兒童的保護措施。例如:「強迫兒童觀看性影像、藉書面或口頭性滋擾兒童,或導致兒童傳送性影像或通訊」等行為,均可能構成性罪行,以保護兒童免遭受性剝削。

至於AI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對社會影響,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在立法會會議上補充指出,網上傳播非真人的性影像亦受到規管。他明確表示:「無論是真人還是深偽,或者卡通片動物形象,凡涉及性,令受害人感到侮辱、驚嚇、困擾,都有機會入罪。」

在現行的法例中,使用深偽技術製作色情照是否觸犯法例,關鍵在於該影像是「兒童」還是「成人」,以及是否有「發布」、「威脅發布」或「詐騙」等行為:

  • 當影像主體涉及未滿 16歲的兒童,無論是單純製作、管有、還是發布,一律違法(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第 579 章),製作或發布最高可判監禁 8 年;管有最高可判監禁 5 年)。
  • 當未經當事人同意而「發布」移花接木的成人色情照上傳到網站、社交平台、通訊群組,或傳播給他人(香港在 2021 年修訂了「窺淫罪」相關法例。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AE 條「未經同意發布私密影像」,定義已涵蓋經修改、移花接木的影像,違者最高可判監禁 5 年)。
  • 當有人以此影像進行「恐嚇」或「勒索」,如以私密照威脅受害人以索取金錢,或者企圖令受害人感到羞辱和困擾,即使最終沒有真正把照片發布出去,同樣犯法(同樣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AE 條的「威脅發布私密影像罪」,最高可判監禁 5 年;若涉及索取財物,則會觸犯《盜竊罪條例》中的「勒索罪」,最高可判監禁 14 年)。
  • 當有人用深偽色情照用於欺詐、起底或商業侵權,詐騙他人財物、公開受害人個人資料實施「起底」報復,或是未經授權使用名人肖像損害其商譽進行商業宣傳,可能觸犯《盜竊罪條例》的欺詐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相關罪行,以及普通法下的民事侵權責任。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並無專門針對 AI 深偽的單一法例,而是透過現行的多項刑事條例進行規管。若有人僅「單純製作」成人深偽色情影像,並不對外發布,只存於私人電腦或手機上(即利用 AI 技術將某個成年人的容貌移花接木到色情照片上,但該照片純粹留作個人觀賞,從未傳播、從未打算公開,也沒有用作威脅或勒索),在現行法律上就很難界定為刑事犯罪。因為香港現行法律僅對「兒童色情物品」設有「單純管有罪」;對於涉及成年人的虛假色情影像,法律並未禁止私人管有。

鑑於香港大學曾發生學生涉嫌大量製作女同學深偽裸照,被其女友發現後舉報,最終卻因未發布而難以被起訴,亦未被院校處分的「N號檔」事件,社會亦有聲音呼籲修例。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曾於委員會會議上提問,關注使用深偽技術製作的影像是否會於是否修例被涵蓋,而深偽技術亦漸漸成為欺凌的手法,值得社會關注,並加強對市民的保障。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深入探討相關的立法議題,多參考英國、南韓等地的做法,將「未經同意單純製作」成人深偽色情物品也正式列為刑事罪行。至於本社對今次諮詢的其他意見,可參閱以下網頁:

明光社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公眾諮詢」意見書

*文章以AI整理相關法律資訊


參考資料:

香港諮詢性罪行法律改革,能給受害者帶來足夠保障嗎?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75yye47r15o/trad
(BBC News. 2026年7月6日)

性罪行修例|網上傳播非真人性影像亦受規管 鄧炳強:若令受害人感侮辱可入罪
https://www.i-cable.com/%E6%96%B0%E8%81%9E%E8%B3%87%E8%A8%8A/481970/
(i-CABLE. 2026年7月7日)

香港大學N號檔深偽圖片受害女生:「這是一個法律黑洞」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p94nmgde2xo/trad
(BBC News. 2025年8月11日)

入住「青年養老院」的注意事項

藍志揚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29/07/2026

馬來西亞出現了一間「青年養老院」,專門給30歲以下的年輕人去「退休」。住客花費不多,包吃包住,不用工作,睡到自然醒,跟農場動物玩。消息在網上瘋傳,房間預定客滿。[1]

這件事看起來像一個遙遠的網絡熱話,實際上卻刺中了很多年輕人的痛點。今天不少人還未到30歲,就已經累到想「退休」。他們不是真的想放棄人生,而是「累了」,累到只想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來,不用再撐,不用再證明自己,不用連休息都怕墮後、感內疚。這個現象揭示了一個社會問題:不少青年長期活在高壓、迷失和無力感之中,對未來愈來愈看不見盼望。

如果「青年養老」是一個帶著諷刺意味的遠方概念,香港年輕人面對的則是一個異曲同工的沉重現實。香港不少大學生不是在思想「提早退休」,而是「畢業即失業」這個無法解決的難題。近幾年,香港大學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愈來愈嚴峻。從前畢業,雖然未必人人都能找到理想工作,但總算還看見一些出路。筆者在90代初踏入社會工作,都是由「練習生」開始。現在,很多年輕人畢業之後,第一個感受不是新的開始,而是天天不停「吃檸檬」、心酸酸!人工智能(AI)對大學畢業生的初階職位空缺造成了顯著且具體的影響,適合大學畢業生的全職職位空缺從2022年的約80,000個,顯著下跌至2025年的約31,000 個;行政類職位的空缺跌幅接近九成,而資訊科技/編程相關的初階職位空缺跌幅也接近八成。[2]

以上數字反映各大小企業愈來愈不希望「即叫即蒸」,因為這樣做都要花時間,現在要的是「即插即用」的人才,既有經驗,又能立即上手。但底層的問題是,沒有第一份工作,又何來工作經驗?畢業生打開招聘廣告,就已經感到沮喪,因為連入場券都沒有。以前很多初級文職是畢業生踏入職場的起點,但AI的發展令這些位置正快速消失。[3]

不斷進修,不斷寫履歷,不斷面試,最後仍然等不到一個回音。這種失望,不只是辛苦那麼簡單,而是一種深層的挫敗。他們會開始懷疑自己的價值,這個城市到底有沒有屬於自己的位置。[4] 曾經出現過的人生金句:「小時不讀書,大時做運輸」 (在此先戴上頭盔,其實筆者不太認同此話的結論);現在卻落得:「小時勁讀書,面對AI一樣輸」。這個事實夠殘酷!

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會否定努力本身的價值。不過,我們也要面對現實:以上的劣勢不會明天好轉,職位不會突然增加,競爭也不會一夜消失。前面的路,我們仍然要走,如果我們把整個人的思緒綁在外在環境的變化上,我們的「心」必定會持續被粉碎,長期被困在「青年養老院」,焦慮、失眠、灰心和自責慢慢會耗盡我們的青春。

在劣勢中要不致被打倒,輸人不輸陣,我們需要保養自己的心靈狀態。在這一點上,基督教有一個悠久的靈修傳統,能夠保守我們的心靈,它就是「耶穌禱文」。這個禱文很簡單:「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憐憫我這個罪人。」[5] 歷代信徒會把這句禱文與呼吸配合,安靜地、一遍又一遍地在心中默念。吸氣時,念「主耶穌基督,神的兒子」;呼氣時,念「憐憫我這個罪人」。[6] 這不是複雜的操練,也不需要特別的場地,不需要花錢,不需很多技巧。你可以在睡前,在等公車時,在一個人心亂如麻時,在面試前,在收到拒絕信之後也可以練習「耶穌禱文」。

這樣重複一句禱文,真的對我有好處? 從科學角度,「耶穌禱文」的好處得到不少支持。研究指出,當人進行這種重複而平靜的默觀禱告時,身體的壓力反應會慢慢下降,心跳會放慢,肌肉會鬆弛,整個人會由原本繃緊的狀態,逐漸進入安靜和平穩。[7] 換句話說,當我們在焦慮中不斷重複「耶穌禱文」,其實不單是心靈在禱告,連身體也能夠慢慢安定下來,從而讓身心靈能夠冷靜地承載面前的事情。

在心理層面,「耶穌禱文」也有著很實際的幫助。人一旦跌入焦慮,思想很容易不斷反芻:為甚麼還找不到工作?是不是自己沒用?未來怎麼辦?我會不會一直失敗下去?這些念頭一圈又一圈地內捲,叫人愈想愈亂。「耶穌禱文」的價值,就在於它提供了一個非常簡單的焦點,就是「一念(即主耶穌)代萬念」,幫助我們停止被負向思緒拖著走的生命。[8]

從信仰角度看,「耶穌禱文」是一種把自己重新與主連結的方式。人在困難裡最容易失去的,不是方法,而是「心靈的力量」。眼前的艱難是真實的,但主的憐憫也是我們真實的經驗。心灰意冷又豈能覓見曙光,但當我們覺察神仍然同在,平靜、安穩的心靈就能幫助我們看見面前的出路。

當我們感到疲憊、想要重新尋回心靈力量時,入住「青年養老院」或退修幾天,固然是不錯的選擇,但如果能夠在每一次呼吸之間與主連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好地方。

 


[1] Jowena Riley, “Gen Z retirement home opens in Asian country for 'burnt out' young adults,” Daily Mail+,12 February, 2026.https://www.dailymail.com/travel/article-15553129/Gen-Z-retirement-home-opens-Asian-country.html

[2]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立法會四題:改善大學畢業生就業環境〉,政府新聞處,2026年5月13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605/13/P2026051300347p.htm

[3] 許佳龍:〈警惕AI剝奪年青人就業機會趨勢〉,《信報》(轉載於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網站),2025年10月6日,網站:https://bm.hkust.edu.hk/zh-hk/school-in-media/2025/10/employment-effects...

[4] 〈大學畢業生全職空缺少逾半 畢業2年想轉工逾2月無回音:搵到懷疑人生〉,《追光者》,2025年10月27日,網站:https://pulsehknews.com/graduate_20251027/

[6] 羅敬業:〈【牧者之歌】耶穌禱文〉,《公教報》,2023年5月12日,網站:https://kkp.org.hk/node/detail/49937/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雙囍》-- 「夾心」環境中的內在小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準新郎高庭生(劉冠廷飾)與女友吳黛玲(余香凝飾)結婚,庭生不想得失其父母 –––– 一對已離異多年及水火不容的父親高盛宏(庹宗華飾)與母親白雁心(楊貴媚飾),所以堅持要於同一天、在同一家五星級飯店同時舉辦了兩場不可讓父母知道對方存在的秘密婚宴。

《雙囍》是2026年上映的台灣劇情喜劇,由《孤味》導演許承傑執導。內容笑中有淚, 除了有滿滿的笑料外,還深刻探討了原生家庭如何深遠地影響著 「內在小孩」(inner child)。透過主角高庭生婚禮當天的故事,帶出華人家庭中常見的討好模式、童年情感創傷與最終的自我和解。順帶一提,《孤味》一片於2021年奪得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劇本,內容是透過籌辦父親的喪禮來探討離婚家庭中母女們的情感衝突,及面對各自的內心和解。而《雙囍》則把鏡頭轉向婚禮,呈現「成家」之前先面對「原生家庭」的課題。

故事中,庭生為滿足父母雙方的要求,勉強安排雙婚禮所造成的混亂,揭示出他的童年—— 父母的離異令他常夾在兩者中間。作為兒子的身份,他常要討好雙方家庭及滿足長輩的期待,長期壓抑自己的感受,並為避免衝突而犧牲真實的自我。這種父母關係緊繃的原生家庭容易讓孩子成為「夾心餅 」,孩子的生存本能會叫他學習「讓大家都好」,而忽略了自身需求。故事反映著許多子女在「孝順」的壓力下,要無奈地自我壓抑。父母雙方未解的恩怨,無形中傳遞給下一代,持續地成為了子女的心理負擔。

成長後是否能改善?電影給了大家一些啟發。新娘黛玲對庭生的成長與家庭背景感到好奇,無論多忙都要去看看、了解他的成長,這是一種陪伴他去檢視自己,讓他感到被明瞭的一種做法。而當庭生「遇見」兒時的自己(小庭生落淚的回憶),並對他說「這不是你的錯」時,心理學中就是與「內在小孩」相遇,檢視、接納並安慰自己內心的方法。

電影在應用物件作象徵來深化主題相當出色:長期擺放於庭生屋裡的「達摩」木雕,代表著他自小在家要面對父親的權威、家庭規矩與監視,至今仍影響著他;墨魚麵是電影中貫穿全片的重要母題,既是童年幸福回憶(被關心的感覺)與愛情定情物,也是對父親權威的反叛(牙醫父親討厭弄髒牙齒與黑色);還有飯店秘道與溜滑梯,亦是象徵庭生的潛意識探索通道與重訪童年。這些物件不僅是道具,更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體現衝突,與內心被療癒的過程,都變得具體可見。

抽完又想再抽!——抽盲盒是軟性賭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早前,筆者在商場閒逛時,被一間盲盒店的人潮所吸引。走進看看,發現自己喜歡的動畫推出了新的盲盒系列。看著一個個設計可愛的角色,加上價格不算昂貴,筆者也忍不住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盲盒。


有趣的是,付款前明知不可能知道盒內是哪個角色,卻仍把不同的盒子拿起來秤一秤,希望能挑中自己喜歡的款式。打開盒子的一刻更是莫名緊張,心臟也不禁卜卜地跳快了一些。當看到抽中的是「胡迪」時固然開心,但腦海隨即浮現另一個念頭:「如果是阿愁就更好了。」於是,想再買一盒的衝動突然冒起,但又出現了「可能又會抽到重複啊!」的思想在拉扯。那一刻,筆者才意識到,這看似普通的購物過程,與「搏一鋪」、有機會「失敗」的賭博心態有幾分相似。


近年盲盒文化席捲全球,從商場的販賣機、專門店、便利店,再到網上社交平台,發售盲盒的地方愈來愈多。不少人將盲盒視為興趣和收藏文化的一部份,當中的確有其樂趣。然而,當年輕人成為主要消費群體時,我們或許也需要了解這些產品背後的吸引力究竟從何而來。


不少人認為盲盒與賭博不同,因為購買者最少能得到一件實體商品,而不是單純輸贏金錢。不過,若從心理機制來看,兩者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參與者先投入金錢,再等待未知的結果;得到心儀款式時感到興奮,抽不到時則希望「再試一次」。正是這種期待與失落交替出現的過程,令人難以輕易停下來。


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的「斯金納箱實驗」(Skinner Box) 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現象。研究發現,當白老鼠按下按鈕便能獲得食物時,如果每次都有獎賞,牠很快便失去興趣;相反,若獎賞並非每次出現,而是隨機發放,牠反而會更頻繁地按動按鈕,希望下一次獲得回報。而人類也有類似傾向。當我們期待得到獎賞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dopamine)。有趣的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往往不是獲得獎賞的一刻,而是等待結果揭曉的過程。換言之,人們享受的不只是得到禮物,而是那份「不知道會抽到甚麼」的期待感。


盲盒正正利用了這種「不確定獎賞」機制。消費者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抽到普通款式,還是夢寐以求的隱藏版。每一次拆盒,都像一次小型冒險;每一次未能抽中心儀款式,又令人覺得距離目標只差一步。事實上,商家十分了解這種心理。除了推出不同角色和系列外,許多盲盒還設有機率極低的隱藏版,讓消費者渴望自己成為抽到的幸運兒。若曾經抽到稀有款式,那份興奮感更容易留在記憶之中,驅使人再次購買,希望重溫相同的感覺。久而久之,吸引人的未必只是公仔本身,而是追逐下一次驚喜的過程。


對成年人而言,這或許只是可控制的娛樂消費;但對於仍在建立價值觀的青少年來說,情況卻值得關注。今年初,有大學研究團隊聯同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中學生曾參與和盲盒機制相似的虛擬抽獎活動,超過一半曾付費購買虛擬商品,而接近一成更達至「問題賭博」的程度。研究亦發現,花費較高的參與者,其心理困擾、自殘及自殺意念風險亦較高。[1]雖然研究主要針對網上抽卡和虛擬盲盒,但其反映的獎賞機制與實體盲盒其實頗為相似。


人的腦袋裡有影響我們做選擇的兩個系統:「獎賞系統」 (Limbic & Reward System) 和「認知控制系統」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2] 當處於青春期時,獎賞系統會受到性荷爾蒙影響,而變得對「賺到、贏到、被讚賞」等獎勵和刺激感覺有強烈反應,所以會令青少年有追求獎勵(reward-seeking)的衝動行為;而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前額葉卻相對發展較緩慢,以致其「認知控制系統」中的風險評估與長期規劃的能力,未能有效控制其衝動行為。


家長應留意,盲盒機制影響的不只是消費習慣,更可能塑造青少年的金錢觀。金錢在盲盒文化中,往往被視為購買「機會」的工具;花費未必能帶來相應價值,卻能換來一次刺激和期待。若孩子從小習慣這種模式,容易忽略努力、耐心和延遲滿足的重要性,甚至誤以為許多事情都可以透過運氣獲得。青少年正處於探索自我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亦較容易受到朋輩文化和社交媒體影響,進而產生「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面對盲盒熱潮,我們毋須將所有收藏和娛樂活動妖魔化。需要關注的,在於孩子是否理解背後的運作模式。家長除了關心孩子花了多少錢,更可以藉機與他們討論機率、風險和消費選擇。例如一起討論抽中隱藏版的機會率、商家為何採用隨機銷售的方式,並引導他們思考花費是否與實際價值相稱等,以幫助年輕人認識廣告、獎賞機制及消費心理的影響。這些對話都有助孩子建立更成熟的消費觀念和批判思考能力。


人生裡讓人珍惜的收穫,往往是來自努力、節制和成長,而不是一次幸運被抽中的機會。


明光社


明光社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60329940/ 


[2] 〈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MamiDaily 親子日常,2026年1月12日,連結:https://mamidaily.com/article/239517/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烈日當空之時,太陽刺眼讓人沒法直視。而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為他的著作命名為《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正是要指出: 死亡與烈日一樣,都叫人難以直視,但他亦同時呼籲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凝視它,並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透過正視死亡,我們得以把強烈的恐懼轉化為可以承受的焦慮,在適當的指引與陪伴下,平復內心的不安,讓生活重新充滿活力與意義。

Yalom 是猶太裔的俄國移民,於美國成長、學習,成為了精神科醫師及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及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是當代具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大師之一,將存在哲學融入心理治療,並指出人類面臨四個「終極關懷」面向:死亡、 孤獨、生命意義及自由 。他指出,在日常的臨床實務裡,這四者互相交纏盤繞,但死亡焦慮是其中最明顯也令人苦惱的一個。

Yalom 觀察到,對死亡的恐懼很少直接浮現,而是常常偽裝成其他心理症狀,例如強迫行為、關係困難、工作狂熱或逃避親密連結。這些焦慮常在「覺醒經驗」中被觸發——如親人過世、離婚、重病、創傷、衰老,或強烈的夢境——打破我們日常的否認機制,讓死亡的現實清晰浮現。但他強調,認識到死亡焦慮的存在是療癒的第一步,許多心理困擾的根源其實是對有限生命的恐懼。

雖然Yalom是位無神論者,但他指出有不少人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就算快樂,也會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生有何意義?他提出了「漣漪」的概念,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般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就算自己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雖不至於是名垂千古,但也能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我們的人生體會、智慧、善行,傳達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就如人們所說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吧。他亦指出努力活得無憾、無悔,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減少孤獨感,陪伴大家走向衰老及死亡。

這不是一本冰冷的理論書, Yalom在書中寫了很多他曾作治療師時所幫助過的個案。一邊看不少在人生低谷的故事,一邊理解作者的理論及想法,一邊逐漸轉化對死亡的恐懼為改變的勇氣,學會珍惜每一當下、多陪伴關心及安慰苦難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的「漣漪效應」是書中一個要點。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地上為主發光」,在信仰上影響他人對基督宗教的看法、了解福音。當 Yalom 專注談此生時,可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漣漪,最終在基督裡可擁有永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是否能成為基督的馨香之氣?

《鐵拳教育》引發的討論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8/06/2026

近日Netflix劇集佔第一位的是韓劇《鐵拳教育》,引起了坊間一些討論。劇集講述韓國教育局局長因教師女兒兩年前被學生殺害,眼見校園欺凌與暴力日益失控,於是與女兒的準丈夫羅華振成立「教權保護局」。羅華振以督察身份進入學校,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極端方式,對付「犯事者」。

劇中,羅督察與同袍面對校園欺凌者、怪獸家長、受賄老師及販毒惡霸等問題時,採取了極具戲劇化的強硬手段,例如以暴制暴體罰欺凌者、瓦解欺凌小圈子並反向孤立他們、強迫怪獸家長親身體驗孩子的學習苦況,以及透過社會輿論施壓令惡人受到懲罰。這些情節為觀眾帶來強烈的復仇爽感,因此《鐵拳教育》自播出以來長期高踞Netflix劇集榜首。然而,劇集的極端手法同時引起韓國老師和教育關注人士的憂慮。他們擔心觀眾會模仿劇中「私刑正義」,以暴力或過激方式解決校園問題。

筆者同意不能合理化暴力,教師也不能使用暴力作為教育手段,應該耐性地尋求不同有效的方式來教育學生及回應家長。包括用方法增加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能體會別人的苦況;亦作出不同的家長教育,讓他們知道孩子的學習特點,配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劇中的內容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在香港亦有部分學校確實存在類似劇中的學生,既無心向學,又故意在課室阻礙教學、破壞班風,更威脅到老師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欺凌同學、仗著年紀小而難以被法律制裁;學生KOL操控網上輿論、血口噴人、顛倒是非,嚴重損害師生名聲。而一些怪獸家長亦對孩子、老師的生活作出嚴重干預…… 而校規與法律往往束手無策,上述種種問題確實令人困擾該如何有效處理。

《鐵拳教育》畢竟只是劇集,編劇把現實中的棘手難題推向極端,以製造強烈的戲劇衝突和討論話題。但這何嘗不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真實世界裡,校園欺凌和師生權益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困境?香港亦發生過一些老師因壓力大而影響情緒、出現傷害自己的情況,而校園欺凌亦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地方。當局除了要不斷加強學生追上科技潮流,學習太空人及AI教育,還需面對現況,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尊重,以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並有效地保護師生身心,為有心上課的學生提供安全的教育環境。


參考資料:

〈Netflix《鐵拳教育》大熱掀爭論 首爾教育監 反對以暴制暴 〉,《 香港01》,2026年6月17日

追求高智商,世界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 高級研究員
27/05/2026

對一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比智商更重要,或許唯有品德除外。 ——Lewis Terman

對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家Lewis Terman來說,智商有多重要?為他撰寫傳記的作者Henry Minton提到,Terman的兒孫都要接受智力測試,誰能取得高分,誰就能贏得Terman更多的疼愛。甚至連Terman家中的餐桌座位,都是按照智商的高低來安排:成績高的人坐在Terman的旁邊,成績低的則坐在下座,還要幫忙女傭做事。[1]

如今,一般人不會認為身體有缺憾或血統所謂「不純正」的人沒有生存權利,但現實情況是:高智商者與高學歷者在社會上容易「生存」,這成為人們追求的另類優生觀。因為高智商者往往考試成績更優異,能輕易入讀名校,取得專業資格,日後也自然能憑藉亮眼的學歷投身社會,成為所謂的社會菁英。Microsoft、Google、Amazon等知名企業的領導者,皆青睞高智商的考試高手與天才神童。[2] 相反,那些既無家庭背景,智力又屬普通的人,除非擁有足夠的資金及勇氣自行創業,或是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來證明自己,否則平庸的學歷難以讓人對他們另眼相看。

「智商」(Intelligence Quotient, IQ)的誕生,本來與優生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受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等早期思想家研究成果的影響,法國實驗心理學家Alfred Binet開始關注人類智力的測量與量化方法,並與同事Théodore Simon研製出一套基於記憶力、專注力與問題解決能力的智力測驗,[3] 於1908年發表完整的「智力量度表」(échelle métrique de l’intelligence),用於識別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學生。[4] 這項智力測驗的初衷本是善意,希望為特殊需要兒童尋求更合適的評估及安置方式,避免落入當時精神科醫生Ferdinand Bourneville提出的方案——將「不適合」普通教育的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特殊班。在Binet與時任教育官員Ferdinand Buisson的努力下,1909年新法通過,法國公立小學開始附設兒童特殊班級,取代了把學習遲緩兒童送往精神病院的做法。[5]

Binet-Simon智商測驗原型,成為心理學領域的重要里程碑,影響深遠。其後的改良版比奈智力量表(Stanford-Binet intelligence Test)、韋氏成人智力量表(Wechsler Adult Intelligence Scale)等經典智商測驗,均受其啟發而誕生。[6] 曾幾何時,智商測驗一度盛行,英美教育體系均普遍採用依照智商分數對學生進行分組教學的模式。儘管如今這種基於測驗結果的教育分流做法已逐漸式微,但智商測驗或其發展出來的SAT測驗,在教育界與職場中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7]

而讓智力測驗在美國蔚然成風的,正是Lewis Terman。他的研究說服了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高智商者無論在學術還是職場上,都能有更傑出的表現。[8] 但事實真的如此嗎?Terman非常推崇Binet-Simon智力測驗,然而他對智力測驗的看法,卻與Binet截然不同。Terman認為,智力測驗「能描繪出人類遺傳特徵預先決定的原始腦力,進而預測人終生在各種事情上的整體成就。」[9] 他甚至主張,智商較低者道德水平也會偏低,因此提出「智力測驗可用來把少年犯隔絕在社會外,甚至在還沒犯罪前就先隔絕」。[10] 在他看來,智力測驗的意義不只是根據兒童的能力量身打造教學內容,更能用來篩選出「天才兒童」。[11]

昔日Binet研發測驗,是要幫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12] 而且「並不認為其所研發的測驗能描繪『智力』的全貌,他認為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他並不覺得低分就表示受測兒童將來的發展機會有限,反而認為分數在人的一生當中還有可能提高。」[13] 儘管Terman的團隊自1920年起,尋找智商超過135分至140分的兒童,並追蹤其日後成就,當中確實不乏事業上表現傑出者,[14] 但Binet的觀點是正確的,在智力測驗中獲得低分數的人,不代表發展有限。以Robert Sternberg為例,他被美國心理學會評為二十世紀第六名傑出的心理學者,卻在小學二年級的智力測驗中取得低分,甚至被判為「愚鈍」,連他本人也一度認同此評論。幸好他遇見一位拒絕以智商分數定義孩子的老師,獲得相信與鼓勵,成績因而突飛猛進,最終擺脫了這種自我應驗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15]

Sternberg的經歷不僅證明了Binet「測驗低分不代表兒童未來發展受限」的觀點,其後續的研究也支持了Binet對智力的另一看法:「人類的『心理才能』太難捉摸,無法以單一尺度衡量。」[16] 類似觀點也出現在Rich Karlgaard《大器可以晚成》的書中。[17] Terman所推崇偏重分析能力的智力測驗,僅能讓擅長分析者在SAT考試中取得高分;但Sternberg發現,除了分析智力,事實上還存在創意智商、實用智商(涵蓋後來所說的情緒智商和社會智商),[18] 這些智力類型同樣影響個人一生的成就。

因此,社會不應僅將高智商、高學歷者定義為社會菁英或優秀人才。英國科學作家David Robson在其著作《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中指出,「無論哪種職業,還是有多數人智商沒那麼高,但表現上卻好過那些智商高的人,也好過於智力高卻未充分利用腦力的人。」[19] 更何況,一個社會可以暢順地運作,既需要成績優異的人,也需要具備創意、積累實務經驗、擅長實際操作的人。倘若世界僅由一群成績優異的高智商專業人士主導,未必會變得更好。

倫敦大學學院認知腦神經學者Itiel Dror作為領域內的專家曾表示:「專家之所以成為專家,之所以能高效率又快速把工作做好的那一堆基石,免不了也會有若干弱點,這是無法周全的」——「愈是專家,在許多方面上,弱點愈大。」Robson也認為,專家的判斷多數時候正確,但正因其身為專家,一旦判斷失誤,往往造成嚴重後果。[20] 芝加哥洛約拉大學心理學教授Victor Ottati則指出,專家常因自視專業而固執己見,不願接納他人意見;他並由此推斷,這正是部份政要一意孤行、拒絕妥協的原因。[21] 更重要的是,Terman的核心觀點存在根本錯誤:相比高智商,品格更為重要,而高智商絕不等於道德高尚。遠至希特拉,近至愛潑斯坦,這些真實例子都證明,極具才智者也可淪為邪惡化身;甚至高智商犯罪者,更懂得包裝自己,愚弄並操縱他人。

這個世界絕對不會因為由大量高智商「優秀人才」組成,就必然變得更好;相反,一旦由高智商卻道德敗壞者掌權,只會帶來更多「史詩級」人禍,造成更多生靈塗炭。倪匡筆下的小說《創造》便對此有所啟示:潘博士改造罪犯王亭,妄想將其大「腦」改造得與自己一樣,卻忘記了自己在不知不覺間成為綁架他人的惡人。他又怎能期望,依照自己的「腦電圖」就能改造出善良的人呢?

社會本就由各有所長的人共同組成。歷史上德國優生學非常黑暗,曾嚴重踐踏人類的尊嚴;時至今日,德國對「人」的價值觀,在某種程度上,比包括亞洲在內的許多地區更為進步。德國社會並不會過度重白領、輕藍領,藍領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與白領差距不大,各項待遇亦獲得充分保障。[22] 至於同屬歐盟的芬蘭,對藍領工人的重視程度更甚。[23] 例如在芬蘭人眼中,搬磚工人等職業從業者同樣被視為專業人士。[24] 當一個社會不再僅以學術成績定義人的價值、區分尊卑,那些手藝精湛、充滿創意的人,才敢於施展天賦、發揮優勢、追隨興趣,而非為了「生存」勉強隨眾,走上並不適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1] 大衛·羅伯森(David Robson)著、姚怡平譯:《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台北市:商業周刊,2020年),頁66。

[2] 里奇·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林力敏譯:《大器可以晚成:當世界沉迷年少得志,耐心是你成功的本事》(台北市:先覺出版,2020年),頁68。

[3] Kendra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verywellmind, January 16, 2026. https://www.verywellmind.com/history-of-intelligence-testing-2795581

[4] Marc Brysbaert and Serge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Collabra: Psychology (2024) 10 (1): 117600. https://doi.org/10.1525/collabra.117600;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5] Brysbaert and Nicolas, “Two Persistent Myths about Bient and the Beginnings of Intelligence tests in Psychology textbooks,”.

[6]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7]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1;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9。

[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40。

[9] 同上,頁37。

[10] 同上,頁38。

[11] 同上,頁37-38。

[12] 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3]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35。

[14] 同上,頁39。

[15] 同上,頁52-53。

[16] 同上,頁53-55;Cherry, “Alfred Binet and the History of IQ Testing,”.

[17] 卡爾加德(Rich Karlgaard)著︰《大器可以晚成》,頁68,72-73,89。

[18] 羅伯森著:《為什麼聰明人會做蠢事?》,頁53-55。

[19] 同上,頁45。

[20] 同上,頁109。

[21] 同上,頁114。

[22]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the German Blue-Collar Workforce,” Localyze, February 2025. https://www.localyze.com/blog/changing-landscape-german-blue-collar-work....

[23] “Blue Collar Jobs in Finland and Workforce Need,” Finland Work, December 2, 2024. https://www.finlandwork.fi/2024/12/02/blue-collar-jobs-in-finland-and-wo...

[24] Mikko A., “Embracing the Blue Collar: A Perspective on Working in Finland,” Linkedin, May 8, 2024, https://www.linkedin.com/pulse/embracing-blue-collar-perspective-wor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