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後事生前談

2025年5月，美國總統特朗普出訪沙地阿拉伯、卡塔爾和阿聯酋這三個波斯灣地區的國家。這次訪問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關鍵時刻，突顯了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新戰略。這些國家經常被歸類為「穆斯林」、「中東」或「阿拉伯」國家，很容易被誤解為一整體，其實，她們的政治意識形態、戰略利益有顯著差異，甚至存在著尖銳的矛盾與衝突。因此，美國必須謹慎平衡這些關係，因為有利於一個國家的政策可能會疏遠其他國家。特朗普政府意識到這種微妙的動態，採取了做生意的交易方式，專注於經濟發展和戰略夥伴關係，而不是好像小布殊政府般推動民主改革或倡議人權。

2017年海灣危機

要了解當前的地緣政治格局，必須重新檢視2017年的波斯灣危機。 2017年6月，沙地阿拉伯、阿聯酋、巴林和埃及與卡塔爾斷絕外交關係，指責卡塔爾支持恐怖主義並與伊朗發展密切關係。上述前四個國家對卡塔爾展開了海陸空封鎖，嚴重影響了卡塔爾的經濟。這場危機源自於根深柢固的意識形態差異，特別是卡塔爾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支持。封鎖一直持續到2021年1月，最後這幾個國家簽署了《阿爾烏拉宣言》（ Al-Ula Declaration ），恢復了外交關係。

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的關係

自2023年10月17日襲擊事件以來，哈馬斯的名字多次出現在新聞中，但穆斯林兄弟會又是甚麼組織呢？穆斯林兄弟會由哈桑．班納（Hassan al-Banna）於1928年在埃及創立，是一個草根伊斯蘭運動，旨在將伊斯蘭教融入生活的各個方面。幾十年來，該組織擴展到整個阿拉伯世界，透過教育、社會服務和政治活動倡導伊斯蘭教義。哈馬斯源自穆斯林兄弟會，於1987年第一次抗爭以色列運動期間成立，哈馬斯1988年最初的憲章明確闡述了這種聯繫，指出「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巴勒斯坦分支」。哈馬斯最大的金主是信奉什葉派的伊朗，而伊朗一直以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的死對頭；穆斯林兄弟會與哈馬斯都採取恐怖主義手段表達訴求，令很多阿拉伯國家感到受威脅。

沙地阿拉伯對穆斯林兄弟會、哈馬斯、美國立場的演變

沙地阿拉伯與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十分複雜，20世紀中葉，穆斯林兄弟會受到埃及政府打壓，沙地王國為流亡的穆斯林兄弟會成員提供了庇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沙地阿拉伯領導層開始對穆斯林兄弟會的政治野心產生警惕。2014年，沙地阿拉伯正式將穆斯林兄弟會定性為恐怖組織。同樣，儘管沙地王國曾因哈馬斯反對以色列而對其予以容忍，但後來卻與該組織保持距離，尤其是考慮到哈馬斯與伊朗和穆斯林兄弟會的關係。在反伊朗和穆斯林兄弟會的立場上，美國與沙地的利益一致，但這蜜月期終歸會過去。

在特朗普總統的第一任期內，他廢棄了奧巴馬總統與伊朗達成的限制核子發展協議，對伊朗採取強硬態度。站在伊朗對立面的阿拉伯國家表示支持。2019年，伊朗通過也門胡塞武對沙地阿拉伯阿的石油設施展開無人機和飛彈襲擊，導致全球近5%的石油產量暫時中斷，但特朗普政府卻選擇不進行軍事報復。這消極反應令沙地阿拉伯對美國安全保障的可靠性產生懷疑，於是乎沙地阿拉伯開始探索其他戰略路徑。2021年至2023年間，沙地阿拉伯與伊朗加強了對話，最後於2023年在北京斡旋下達成了沙伊關係正常化協議。同時，沙地阿拉伯改善了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並加快了從非美國來源採購武器，以實現國防多元化。這標誌著沙地向戰略自主性邁出了重要一步，因為沙地意識到，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親密盟友，在危急關頭也可能會猶豫不決。

阿聯酋對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採取零容忍政策

阿聯酋一直對穆斯林兄弟會及其附屬組織持強硬立場，認為它們是區域穩定的嚴重威脅。阿聯酋已將穆斯林兄弟會視為恐怖組織，積極鎮壓其在阿布扎比境內的活動，並在區域衝突中支持反穆斯林兄弟會的派系。當中最嚴重的事件是UAE94案，UAE94 案是指2013年審判94名阿聯酋公民的案件，被告包括學者、律師和政治活動家，他們被指控勾結穆斯林兄弟會，密謀推翻政府，最終有69人被定罪，刑期從七至十五年不等。

卡塔爾支持穆斯林兄弟會和哈馬斯

與鄰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卡塔爾與穆斯林兄弟會保持密切聯繫，並以人道主義援助為理由向哈馬斯提供援助。例如在穆斯林兄弟會執政埃及期間（2012-2013年），卡塔爾向穆爾西總統的政府提供了約75億美元的貸款。卡塔爾也支持國際穆斯林學者聯盟（IUMS），這是一個與穆斯林兄弟會意識形態一致的全球網絡。

頗具爭議性的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位於卡塔爾，它反映了卡塔爾的外交政策議程，半島電視台阿拉伯語頻道經常批評波斯灣國家的君主制，支持穆斯林兄弟會，並且播出民粹主義和激進伊斯蘭主義的言論，包括同情哈馬斯的報道和對以色列的嚴厲批評，該網絡特別批評美國在中東的外交政策，譴責美國軍事干預、支持獨裁政權。但半島電視台英語頻道則傾向於採用更加圓滑和平衡的語氣，宣揚新聞自由和人權等自由價值觀。

儘管這些波斯灣國家之間存在意識形態差異和利益衝突，卡塔爾的外交政策更加與美國分道揚鑣，但美國在這三個國家都保留著重要的軍事設施。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是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設施，是美國在該地區軍事行動的中央指揮中心。有趣的是，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卡塔爾是反美溫床，但這一次特朗普到訪，卡塔爾對特朗普贈送的飛機是史無前例的大禮！

結論

在20世紀中後期，支持巴勒斯坦是團結阿拉伯的核心思想，這與泛阿拉伯主義和反殖民運動息息相關。如今，波斯灣國家的領導人的核心議程是實現經濟多元化、吸引外資、建立全球科技和旅遊中心、維護政權安全。他們愈來愈認為巴勒斯坦人「從約旦河到地中海」（From River to the Sea ）的領土要求與他們願景不符。以哈戰爭已經打了一年半，直到現在還沒有停火的跡象，阿拉伯國家幾乎是袖手旁觀，這是不難理解的。正如上面提過，哈馬斯是穆斯林兄弟會的分支，對沙地、阿聯酋來說，這些激進組織是對自己政權的威脅，因此，儘管他們發表了對加沙走廊人道危機的關切聲明，但他們避免採取任何可能被視為支持哈馬斯的具體行動。近年來，兩國或悄悄或公開地加深了與以色列的關係，特別是透過安全合作和《亞伯拉罕協議》。卡塔爾已經和沙地、阿聯酋修復關係，故此亦不敢明目張膽支持哈馬斯，頂多是提供人道援助。

特朗普總統今次對波斯灣三國的出訪亦展現出務實態度，他強調實際成果，而不是意識形態和次要爭議。透過關注經濟夥伴關係、軍事合作，美國加強了在這些地區的影響。這些中東國家也是這夥伴關係的受益者，它們正在追求雄心勃勃的國家願景，例如沙地阿拉伯的「2030願景」和阿聯酋的「2071百年願景」，這些計劃強調擺脫過度依賴出口石油、發展經濟多元化和高科技。阿聯酋已經與美國達成協議，每年進口多達50萬塊英偉達頂級人工智慧晶片，在阿布扎比打造人工智慧園區，這將會是美國境外最大的人工智慧園區。同樣，沙地阿拉伯的政府支持的人工智慧公司Humain也與英偉達和AMD等美國科技公司合作，建立人工智慧基礎設施。一位居住在沙地阿拉伯的美國人告訴CNBC：「波斯灣國家一直跟以商業為先的總統相處得更好，而特朗普總統完全符合這種模式。」

身為研究人員，筆者是以事論事，絕不會「逢侵必反」，雖然在這一次外訪中特朗普接受卡塔爾贈送的飛機舉動惹來了非議，但特朗普政府和這些波斯灣國家都以務實的眼光看待世界，並採取相應行動達到雙贏，這是值得稱許的。

今天去圖書館還書，順便想裝點水喝。台灣很多圖書館都很貼心，設有飲水機，提供熱水、溫水和冷水三種溫度，讓大家可以稍微補充水分。但機器上也清楚標明：「供現場少量飲用，請勿大量取水。」不是給人打包水回家的。

結果我就親眼看到一位神操作的阿姨，手裡拿着三個超大的空瓶（每個差不多1公升），慢條斯理地裝水——而且是三種溫度都不放過，熱水、溫水、冷水輪流來，一瓶接一瓶，還裝得超滿。說真的，她那專注的態度，好像不是在裝水，是在進行什麼精密的實驗。

我站在旁邊，手裡只拿着一個小水壺，等了將近10分鐘——那台飲水機的出水速度偏慢，感覺都快吐氣如絲了，像是被用到情緒崩潰一樣。

說實話，台灣的街頭巷尾幾乎都有投幣供水站，幾塊錢就能取乾淨水，沒必要在圖書館佔這種小便宜。而圖書館的水，本來就是給現場讀書或休息的人應急喝幾口的，不是用來當補水大本營的。

當然啦，什麼人都有。但這種明知規則還公然無視的行為，真的有點令人無語。這種情況會讓人不禁想像：下一步是不是要見到有人帶鍋來煮麵？

其實剛來台灣時，我曾經以為這裡的人普遍素質挺高，但日子久了，漸漸也看到了另一面。像我家人曾提過，大賣場會提供免費冰塊，讓客人可以為自己買的冷凍食品保持冰凍，好方便帶回家。但偏偏就有人直接打包冰塊回家當飲料冰用——這行為真的也是神之一手。

有時候，越長時間生活在一個城市，就越能細細看到它的縫隙。不是要批評誰，而是感慨：素質這東西，不是制度保障得來的，是選擇與教養累積出來的。

復仇心理離我們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但每個人總有經歷過想復仇／報復的時刻。復仇心理一旦出現，便會使人坐立不安，想令仇敵盡快受到該受的傷害，亦即是企圖用傷害他人的方式紓緩自己所受到的傷害。前陣子在Netflix上架的劇集《混沌少年時》，講述青少年面對的校園欺凌問題，有學者便指出，本港約有八成的校園暴力屬於受欺負的復仇者所為。[1] 可見復仇想法不容忽視，情緒一旦得不到適切處理，便會陷入復仇行動的惡性循環。那麼，到底「復仇」是怎樣的一回事？如何令它消除？如果復仇是每個人心裡都會產生的心理現實（psychological facts），是否也有其正面意義？

復仇的正面意義？

研究過復仇與寬恕議題的學者麥卡洛（Michael McCullough）在其著作《超越復仇》裡提出：「復仇慾不是某些不幸者深受其害的一種疾病，而是人性的一個普遍特徵。」[2] 亦即是說，復仇的行動有其適應性，它可以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同時能促進社會更加合作和阻止負面行為。

麥卡洛又與另外兩位學者著書，提出了三種復仇的正面意義。第一種，就是直接透過復仇的行動來震懾入侵者，因為當他意識到復仇行動的出現，就會停止冒犯行動，這樣能夠直接阻止他再次做出傷害行動，情況就如監獄或黑幫文化一樣，讓人深切知道若然做錯事，就會遭人尋仇；第二種，就是透過針對特定行為的復仇來建立自己能夠接受的界線，以避免將來發生同樣衝突；第三種意義比較間接，就如同在原始部落中，避免因看守疏忽而令同伴被動物襲擊致死（間接殺死同伴），看守者會擔心遭人報復（正當懲罰），而想辦法做好看守工作，即某程度上此種復仇形態是一種強迫的利他行為。[3]

雖然學者所提出的見解，都是受進化論影響，並將復仇行動合理化，但不能否認，復仇或多或少是一種出於人類本能的反應，為要保護自己和紓緩自己的痛苦情緒。不過，麥卡洛同時也提出：「寬恕的潛能也是人性的一個固有特徵。」[4]

復仇的感覺沒有想像中好

就「復仇」的行為而言，如果它真的有正面果效，按照「道理」和「邏輯」，完成復仇後的滋味，理應如話題韓劇《黑暗榮耀》所展示的結局一樣，女主角會感到舒暢無比，得到所預期的安穩與歡愉，但為何現實中復仇後的感覺總是令人不好受呢？現實也有一些家長教導孩子要「以牙還牙」，要學懂反擊，「打贏場交」，不要被別人欺負。當父母不懂得教導孩子如何應對衝突時，便會用這套方法。不過其實復仇行動除了感覺不似預期，甚至會令人陷入復仇循環。

心理學學者曾經透過遊戲來進行實驗，並將結果發表在一篇名為“The Paradoxical Consequences of Revenge” （復仇的矛盾後果）的學術文章裡，發現在遊戲中，有玩家有機會懲罰其他玩家，並預期自己在作出懲罰後會感覺良好，但實際上他們比沒有機會作出懲罰的玩家感覺更差。[5] 這種期望的落差，讓復仇行動無法真正治癒自己，也無法令負面情緒得以紓減。同時，那些被報復的人，很容易又會覺得對方的復仇行動過火，於是又向對自己復仇的人復仇，冤冤相報，陷入無止境的循環。而那些沒有機會復仇或沒有選擇復仇的人則自我強迫地繼續前進，因為開始專注其他事情而感覺快樂。

進行上述實驗的學者又提出，實驗結果顯示，復仇行動引發的愉悅反應與懲罰者所預期的相反。復仇行動會延長懲罰者的愉悅感受，而懲罰行動會使懲罰者繼續想著曾經冒犯過他們、又遭他們懲罰過的人（而不是忘記）。[6] 可以想像得到，即使退一步回到復仇之前，在未執行任何行動前，一直想著要復仇的人，會想盡辦法讓自己保持復仇的衝動，即讓自己的傷口繼續淌血，否則它就會因時間過去而癒合。復仇某程度上，其實就是在傷害自己。

讓復仇者獲得釋放

復仇心理的確未必會出現在每個人身上，因為它是一個看待事情的反應，即每個人面對同一件傷害性事件，都不是必然有復仇的想法。香港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在2024年發佈「2024高小學生校園欺凌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學童曾被欺凌，四成的受害者表示想復仇。那麼，從另一角度來看，還有約近六成的受害者未必想要復仇。[7] 當然，可能他們的恐懼比復仇欲望更大。另外，也有不同的研究指出，高達20%的謀殺案和60%的校園槍擊案是與復仇有關，因此實在需要好好關注嚮往復仇後快感所引發的問題。[8]

解脫復仇者方法一：幫助受傷者重獲力量，助他們找到出路

著名小說《1984》的作者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在一篇名為“Revenge is Sour”（復仇是酸的）的文章指出：「復仇是一項行動，在你毫無力量的時候你會想做這件事，而且正因為你毫無力量你才會想做，一旦無力感被移除，復仇的欲望也會隨之被蒸發。」[9] 的確，在遭遇欺凌時，在權力關係上，受害者總是無助的，是感到無能、毫無力量的，所以會有復仇的願望。故此能夠幫助受害者的方式，就是主動提供幫助，助他們找出路，讓他們知道不是自己一人，是有隊友在他們身邊的，讓他們重獲力量。

解脫復仇者方法二：讓無助感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在《真相與修復》一書中，講述了不少關於性剝削的故事，那些性侵受害人被刻意孤立，當不同人士為她們發聲、伸出援手時，原本想報復的人，她們的報復心態，被轉化成義憤。[10] 當被孤立的人得不到幫助，在無助的情況下失去公義得到彰顯的機會，有些人或會因此將報復心態化為狂怒，累積成為復仇心切的能量，但如果有人願意為他們發聲，其無助感便有機會被轉化成共同承擔的義憤。

雖然復仇心理是人類在受到傷害時的本能反應，但其後果足以引發巨大的災害，復仇循環也是這樣出現。同時，上文提出的研究都表明復仇的實踐並不能夠帶來預期的愉快心情。除了即時向受害者提供支持，如果有人願意在適當的時候給予教導，提出人具備寬恕的潛能，就如麥卡洛所言，寬恕的潛能乃是人性的固有特徵，這絕對比起提出「以牙還牙」更能幫助受害者。別以為學習「寬恕」是放過別人，其實更多的是放過自己。

中文的字詞是頗有智慧。曾在專欄內撰寫〈衣食住行〉、〈衣食住行（二）〉，若這四個字放在生活當中，四字的次序確實是合情合理。衣不蔽體，缺乏最基本的保護，如何能去找食物？連肚腹也未能滿足，哪有空閒去管住、行？在移居英國港人的圈子中，話題不少是環繞著住與行：「哪一區的環境好？」、「你現住的是租？是買？」、「選甚麼型號的車？」、「為甚麼汽車保險那麼貴？」似乎，一般人已是衣、食無憂，能直接關心之後兩個的問題。 

「安居樂業｣的次序又如何？是否要先「安居」才能「樂業」？當然，「樂業」也不一定是職業、事業，亦可以理解為建立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或投身一些有意義的工作。能「安居」的，是否真的能「安定」或「安心」？曾聽到友人的一句話：「我們移居在外的人，要買下房子才能夠真正的安定下來。」我隨即戲言道：「若這樣，大概我們這一家，永遠也不能真正安定了！」 

「你現住的是租？還是買？」我們也曾被不少友人這樣問。隨後，友人們就開始說：「這裡的租金不斷上漲，還是快一點買房子……」接著就開始講某一區的好與懷……最後，他們會叮囑一句：「買一定比租好！人總要安居樂業。」我對友人們的關心、忠告、提議是心存感激的。只是，置業最基本的要素，偏偏是我們所欠缺的，大部份移居在外的港人家庭，其經濟能力相對是較穩定。雖不是每一個也能過著「退休生活」，但至少也能付得起置業的「首期」或能一次過繳付樓價。對於我們這一家，多年來享受上帝「嗎哪」[1] 供應的人來說，又怎會有「安居」的可能？ 

縱然未能「安居」，但我們卻一直「樂業」！ 

「樂」於多年來我們所作的，與散居、流散者同行，不論在台灣、在英國，或當年在德國，就是走近那些離鄉背井的人，我們都樂在其中。或準確一點來說，我們於上帝的吩咐我們要作的「事業」中感到快樂：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協助教會宣講服侍；個別與未信者接觸；與信徒同行；支援教牧同道……為的是讓「天國」的真理得以廣傳及鞏固。於上帝使命計劃之中，我們體會到何謂「樂業」。 

樂業安居？還是安居樂業？不一定有先後次序。當然，我們也會向上帝祈求「給我們一間屋（一棟房），好讓我們可以多一點安穩的感覺……」只是，再細想一下，我們的「安穩」是建基於一處居所、一份職業、一筆存款、一個名銜……還是，在於能否安穩、安躺在創造萬物、賜予生命、供應我們一切所需的上主蔭下？

盼望已「安居」的您能「樂業」於當下，平安地度過每一天在世「寄居」的日子。

去年感恩節前夕，和家人開開心心地乘早機飛往夏威夷(由洛杉磯轉機到貓兒島)，可是飛行不足一小時，有乘客突然不適，情況有點緊張。幸好經過一輪急救，該乘客已清醒，而機長隨即把飛機折返原地。抵達機場後，該乘客和家人馬上登上已經停在機場等候的救傷車。眾乘客就在飛機上小休和等待工作人員補充急救用的氧氣，一切就緒再原地出發飛往洛杉磯。

我們因為救人事故而延誤了轉機的航班，感恩在非常繁忙的日子裡找到一班可供六人飛往檀香山的夜機，又感恩可以臨時訂到在檀香山機場附近的酒店小休幾小時，最感恩是可以來一個熱水浴洗去一天的疲勞。感恩能在感恩節的凌晨平安地從檀香山飛往目的地貓兒島。

由於當天是感恩節，我們只能買到有限的食物。感恩有其他來自不同班機的朋友趕及在感恩節前夕替我們買下一些「救急扶危」的即食麵、麵包和雞蛋，這也成為了我們最特別的感恩節大餐。

雖然折騰了一整天，消耗了一天的假期，酒店和交通等開支都超出了預算，但救人始終是首要。有甚麼比救回一條生命更重要？當時機上有乘客悠然自得繼續打遊戲機、看電影，亦有乘客表現得不耐煩在機艙內走來走去；而我們就心裡不斷地為那位不適的乘客禱告。感恩上帝聽禱告，但相信最感恩的應該是那位身體不適的乘客及其家人。突如其來的生命危險，赫然驚覺原來死亡可以是這麼接近！儘管那乘客頗年輕，但死亡仍會隨時來叩門。

我們一生中經歷過幾次突然失去至親，他們都不是有病在身，每天都是如常的生活作息。故此，在他們無故地被發現沒有氣息之先，沒有甚麼跡象讓我們能預早察覺。由於以往的傷痛經驗，在機艙上那一刻，我們很容易就代入，瞬間再次感受到有人在與死亡搏鬥，希望能把該乘客從死亡邊緣拉回來。感恩該乘客是在其他人同在時出事，機上也有資源幫他急救。

去年除夕有機會往紐約走一趟，順道探探親友。其中一位至親打了兩天電話也聯絡不上，惟有登門碰碰運氣(同行的人曾建議我們改天才去，但我們仍然堅持一落機就去探)。感恩大門沒有上鎖，我們順利地自行入屋探望和寒暄一番，來個開心自拍照，還說好「遲些」再來探望。誰知兩星期後收到突如其來的極壞消息──那位至親無故地走了。那次登門就成了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那張自拍照也成了我們一起拍攝的最後照片。感恩，我們在碰運氣的情況下仍有最後見面的機會。

在喪禮或慰問中，最常聽到節哀順變一詞。可是，實際上即使花了30年的時間也不會完全抹去傷痛和遺憾。我們喜歡用以下一句說話安慰失去至親的人(包括安慰自己)：讓我們一起努力把哀傷轉化成懷念。哀傷是比較負面和消極的，但懷念卻可是正面和積極的，能成為失去至親者繼續前行的動力。

死亡如鬧鐘不斷在計時，又如玩音樂椅遊戲一樣，音樂隨時會停。時間一到，失去至親的人未必有機會向死者說出最後想說的話，或做最後想做的事。死去者也如是。將要死的人有沒有預感自己大限將至？是否「有跡可尋」可讓身邊的人發現「不尋常」？如果沒有預警訊號，那麼我們能否乾脆把握時機，每天都當作是自己或眼前人的最後一天，向對方說未完的話、做未完的事？

常言道：珍惜眼前人。當我們還擁有時，誰會珍惜？我們很容易會認同珍惜眼前人這個道理，但每天面對忙碌的生活時很快便會忽略了眼前人，忘記了珍惜。

死亡，我們跟它似熟非熟。我們總愛躲避，甚少跟它聊，心存僥倖以為只要跟它保持距離，每天就可以如常地過日子。

一位名為Joseph Politano的經濟分析師及數據記者，在一段YouTube影片中，提到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不會導致失業率上升，他甚至認為AI會增加美國的就業機會，而不是令它減少。他借用過去的歷史來證明科技變革雖然淘汰了某些工作，但創造的新職位數量遠遠超過被取代的職位。事實真的如此嗎？不少網民回應Politano的言論，有的表示：「這太愚蠢了。現在我認識的人之中，因人工智能而失業的人數多得驚人。我在娛樂圈工作，我大概認識50多人，他們有文案撰稿人、有插畫師，有編輯，他們有的直接失去了工作，即使是自由工作者，亦因人工智能而減少了一半的工作。」有從事字幕工作的合約員工指出，AI做了他工作容易的部份，他的工作量確實減少了，但難度卻增加了，工作機會減少，薪金亦有所縮減。[1] 這些反對之聲都很真實。每一次工業革命的出現，都為人類帶來極大影響；然而是次工業革命4.0，與之前出現的工業革命，性質上迥然不同。

1760年，第一次工業革命在英國展開，它為英國及歐洲等國家帶來豐碩的利潤。[2] 蒸氣機等發明開啟了工廠生產模式，史無前例地提高了人類的生產力，產量增多，價格亦下降，但它有利亦有弊，壞處是人們為了營運工廠，投入了水、樹木、土壤、岩石和礦物等，令寶貴的自然資源減少及流失。大自然也開始受到污染，1750年以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其濃度維持於百萬分之275至290體積比（ppmv），到了2017年已攀升逾400ppmv。[3]

大自然受到挑戰，人類亦不能倖免，蒸汽紡織機取代了紡織員工，不少人為了生活便轉而學習操作機器，並且投身於刻板的流水作業式工作，遵守著嚴厲工作規條。這次革命，人們失去了較為自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工作，但仍面對不少工作機會，因為大量工廠的設立，創造了不同的工作崗位，例如需要工人去掘取煤礦以維持電力，而紡織原材料的增加，令印染工人的需求亦增加。工作機會多了，但人們的健康卻未得到保障。當時的工廠沒有安全措施和指引，工作環境極不安全，而工人聚居的地方，環境也是極其惡劣，斑疹傷寒、霍亂、天花及結核病等傳染病都威脅著工人的健康。[4]

第二次工業革命始於1870年，這段時期科技大放異彩，很多行業在科技上都有突破性發現，新發明的出現加速了發展，特別是在能源、材料、化工及醫藥等範疇。除了產量更上一層樓，微型發明的研究活動，也讓開發工作變得有效，更能迎合生產上的需要。[5] 以石油能源作為發電的方式促進了大規模生產、通訊技術和化學工程的發展，例如硫化技術改進了橡膠材料的品質，飛機及鐵路軌等建設也徹底改變了運輸業，亦促進了貿易和人口遷移。[6]

不過，第二次工業革命同樣帶來污染和令自然環境受到破壞，[7] 至於工作方面，與第一次工業革命相比，人們需要學習更高水平的技能，例如，汽車出現之後，馬車「司機」便要從駕馭馬匹轉而學習操作機器，而當時學不會的「司機」，還可以在求職市場上找到不同的崗位，因為消費主義抬頭，不少商人渴望打造自己的王國，令擴建工廠變成了勢在必行的事情。另外，大型購物中心亦相繼出現，這意味著鋼鐵業、家電業、零售業等需要大量管理人才和員工，中產人士因而提升了經濟地位。[8] 但關於技術人員，以美國為例，在1940年開始出現中層技術人員數目不足的「空心化」情況。另外，由於年青人寧願進入企業工作，那些由傳統工匠師傅把技能傳承給徒弟的行業，在社會上漸漸式微。[9] 而大企業對財富及資源的掌握，也令貧富懸殊的狀況在社會日漸形成。[10]

如果說第二次工業革命為工人帶來更多就業機會及財富，第三次工業革命令勞動市場出現了結構性變化。20世紀下半葉開創了資訊、數位化、半導體、大型電腦、個人電腦及互聯網的天下。[11] 與前兩次工業革命相比，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出現節省了更多勞動力，更多低技術工人因而失去工作。國際勞工組織僱主活動局負責人Deborah France-Massin表示，柬埔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的低薪工人，需要重新為自己定位，僅有工資低廉的優勢已經不足以令他們在勞動市場佔優勢。[12]

第三次工業革命發展之際，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的創辦人Klaus Schwab創造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詞，並在2016年出版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一書，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涵蓋人工智能、機器人、物聯網、無人駕駛交通工具、3D打印、納米技術、生物科技、材料科學、能源儲存及量子計算等諸多領域。[13] 第四次工業革命其後又被稱為工業革命4.0，根據新加坡國有控股公司出版的《淡馬錫年度報告2023》，在是次工業革命中，更多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機器、裝置等取代，而受到人工智能的影響，更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作受到威脅，社會的不平等將會加劇。[14] 從工業革命開始，人們若不想失業，惟有接受技能再培訓來提升自己的能力，問題是在工業4.0時代，有多少面臨失業的人士，有能力掌握新技術？即使他們學會了，誰又可以保證他們的崗位不會再被取代？Schwab指出「第四次工業革命與人類過去經歷的變革截然不同」。[15]

工業革命4.0涉及多個範疇，而在當中相信AI及其相關的深度學習，最讓人類深感不安。有YouTuber表示，其他工業革命「都是用來增加產量的，它是對生產方式的革命，而AI人工智能迄今為止，我的感覺它都是來毀掉你的工作的，是用來替代人的，它是對人的革命，這才是本質性的不同。」[16] 這位YouTuber的說法或許有些誇張，卻不無道理，雖然AI的興起創造了不少職位，市場也用相當高的薪酬聘請AI工程師，但其發展及影響之快，是超乎人想像的。例如以前的「司機」無馬可馭，只要學會駕駛汽車，便能以此為終身職業，但現在呢？無人駕駛的智能車如「蘿蔔快跑」，在內地已開始上路載客，那麼人類司機何去何從？一開始，司機可以轉型為駕駛AI訓練專員，在測試期間坐在主駕駛座監控自動車的運作。[17] 之後，他們便得退到後台成為安全員，透過螢幕監察車輛在路面的情況，待車輛出現狀況才幫它排難，但這時，一個安全員可以負責好幾台車，變相減少了所需的人手。[18] 將來不單司機、低技術的工人受到威脅，工匠手藝失傳，上文已提到，平面設計師、文案撰稿人、插畫師，編輯等都有機會加入失業大軍，失業之後，他們能加入AI行業嗎？即使他們接受培訓，轉型到AI行業，AI行業又能給他們多少發展空間？高技術一時學不來，低技術的競爭激烈，而隨著AI的自學能力愈來愈強，日後可能連低技術的工作都會漸漸式微，只需要精英中的精英參與運作。諷刺的是，在美國，科技產業出現的失業率，由2024年12月的3.9%，升至2025年1月的5.7%。[19]

身為人類不應該自限，面對新技術出現，不應該認定自己一定無法跟上並停止學習，但各地政府亦不宜太樂觀，認為所有人都有AI的觸覺，可以輕鬆轉型，對於一些天生只善於文字處理而對相關科技工作不甚了解的人，不能隨便責怪他們不思進取，縱然他們居安思危，想辦法吃「肉糜」，努力轉型，但就算多努力，現實中他們有多少人會被AI搶走工作機會？話說深圳福田區政府已「聘請」了70位「AI數智員工」，因著DeepSeek的技術，它們能從事應急管理、公文處理、招商引資等政務工作。[20]

世界大國誓必發展AI，但發展的同時，實在需要考慮科技對大自然及人類所帶來的破壞性影響，提前構思保護地球及保障人類的措施。

《越工作，越自由：最大的探索，最豐盛的人生》
作者：Emily Liu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遠流出版
出版年份：2023年

一個準大學生開學前去百貨公司當兼職售貨員不算奇，一個大學生一邊讀書，一邊兼職擔任英文導師，同樣不足為奇，但有人在每次攀上事業高峰時，都會毅然放棄高薪厚職另覓新工作，則會讓人好奇，不禁問為何如此做？此人正是《越工作，越自由》的作者，要知道她不是因為工作怠倦才離職，正如她書名所言，她可是愈工作愈快樂。

一般人不愛上班，老是想著毋須上班的日子，又或是只想透過上班賺取生活費，作者可不是如此想，她區分了工作（work）及職業（job），認為職業是單獨存在的，不同職業列出了不同條件，等待人去應徵以滿足各條件，它像一件均碼的制服，因此有人穿得舒服，有人覺得不合身。工作卻不一樣，它不是單獨存在，而是由人替它賦予意義，就如一件度身訂造的衣服。作者從不追求職業，只要她覺得一份工作沒有給予她自主性及目的性，縱然坐擁最高位置，她都會退下來，尋找另一份對她生命有意義的工作。

甚麼是生命意義？在作者眼中，如果一份工作，既能證明人的自我價值，又能達成其生命特殊目的及意義，便是一份有生命意義的工作。這裡說的目的並非追趕業績，而是它讓人感到自由，喚起人工作的熱情。生命意義是內在的，對每個人來說都不一樣，作者在工作的過程中探索自己，而探索和創造是她生命的主調，她的才能是領導者。

作者建議人們可以把工作視為蒐集個人能力拼圖的遊樂場，在每一項新的工作中，可以設定自己為老闆的角色，訓練自己的自主性而不是認為自己是社畜，她亦提議人要保持好奇心，對每樣事情都保持謙卑的態度。作者一路走來，便是如此，而每每到了能力無法再提升時，她便辭職不幹，轉移到完全不熟悉的行業去。大學生時期她成為了英語老師，畢業前已經進身英語學校的管理層，但她發現可以學習的東西差不多了，於是主修日語的她便跑到日本石油探勘公司，文科出身的她每天與理科出身的男性一起打拼，之後她被邀請到一間企業集團工作，新工作很不簡單，因為老闆開宗明義要她成為她的分身，替她下達命令，作者證明了自己的能力，但她對老闆的位置不感興趣，她只想繼續探索與創新，最後她於英國及美國擔任全球流行預測分析師。

不是每一個人的生命主調都是探索和創造，但「只有你的內在渴求，可以在夜晚呼喚你，在白日帶領你，堅定地往你要去的方向……任何無畏懼的探索，都會構築一條對你獨具意義的道路。」就如作者提到一位服務員，當他隨時留意客人的一舉一動，把服務做到極致，她認為這位服務員已自主地工作，而不是視它為一份job。

今年日本會大地震嗎？
對於地震，你認識多少？地震原來有好多種？
甚麼是地震震級？烈度又怎樣計算？
香港是處於地震帶嗎？要怎樣防備才好？

對於一些視日本為「鄉下」，作為外遊時必然選擇的香港人來說，今年7月還會去日本玩嗎？這實在是一個困難的決定。除了早前在網上流傳7月日本會發生海嘯的「漫畫預言」外，[1] 日本政府也作出了警告：未來30年內南海海槽發生「巨大地震」的機率上調至超過80%，關東至九州一帶的太平洋沿岸有可能面臨超過10米的大海嘯，或會造成高達數十萬人傷亡，和高達1.81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這份本來作為長遠警告的報告書，在香港的媒體中，卻變成了「今年會有超過80%會發生地震」的解讀，使不少港人都不敢於暑假期間到日本旅行了。

在這些陰霾之下，3月28日，位於歐亞與印度板塊活躍邊界的緬甸發生7.6級大地震，除了震央古城曼德勒受到嚴重破壞外，連距離超過1,000公里外的泰國首都曼谷也被波及，造成大廈倒塌的傷亡事件。[2] 大家不禁要問：香港雖說並非處於地震帶，但萬一日本或鄰近地方發生大地震時，也會波及香港嗎？

地殼移動與太平洋火環

按現代地質學的理解，地球地殼可分為七大板塊，[3] 而圍繞著太平洋板塊的邊界被稱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也就是大家時常聽到的「太平洋火環」（Pacific Ring of Fire）了。這個火環呈馬蹄形，長度達40,000公里，火環正是不同板塊的交界，導致地質環境相當複雜和不穩定，其上一共有452座火山，還有一連串的海溝、火山弧、火山帶，是劇烈的板塊移動地帶。有統計指，地球上有約90%的地震都是發生在這個火環之中。[4] 由日本的火山活動與地震，到史上最強烈，造成20多萬人罹難的2004年印尼大地震，甚至在美國西岸的三藩市，也曾被這個火環的地殼運動所波及。

地震與海嘯，震級與烈度

而要描述一個地震的規模和破壞能力， 通常會以「黎克特制地震震級」來表示由震源釋放出來的能量。[5] 值得留意的是，地震震級每增加一級，表示能量增加約32 倍，相隔兩級的震級，能量則已相差達1,000 倍。所以大家不要看輕那些地震級數的「小數點」，因為就算只差「零點一級」，其實都已經達倍數的分別了。

至於地震的影響和破壞程度則以「地震烈度表」來表示。烈度的評測是由震動對個人、家具、房屋、地質結構等所產生的影響來斷定，亦可透過地震區域的地震加速儀數據來估算。香港以至許多地方都採用「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來表示地震烈度。 一般來說，距離震中愈近，受地震的影響便愈大，烈度亦會愈高。[6]

而除了上述的修訂麥加利地震烈度表，日本和台灣則採用了不同的地震烈度分級制，將烈度分為 8 級，其中5級（強震）及6級（烈震）因級距區間較寬，不利區分災情差別，所以就將5級、6級再分別細分為「5弱」、「5強」、「6弱」與「6強」。大家不要因一個「弱」字，而誤以為地震破壞力比較弱啊，因為即使是「5弱」烈度的地震，也會令大部份人感受到恐懼，並想抓住穩固的物體。[7]

海嘯則是因海底以下或近海底的地震所引發。當海嘯波移近岸邊淺水區時，波速會減慢，波高陡增，可形成十數米或更高的水牆，也可能造成比地震本身更大的破壞。有記錄以來，最具破壞力的海嘯發生在2004年12月26日，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的印度洋海底發生9 級地震，引發災難性海嘯，海嘯波及印度洋沿岸的所有地區，導致20多萬人死亡，逾百萬人流離失所，造成數十億美元的財產損失。[8]

不過，相對由地震和海嘯帶來的自然災害，其實引發更大傷亡的，往住是由人類自己造成的「二次災害」：由設計不周的福島核電廠引發核災事故，到原本不是緬甸地震震中地區的曼谷，卻有大樓在地震期間倒塌並導致47人死亡，當中的設計失誤和偷工減料，被認定是導致意外發生的主因，而這些情況，本身都是可以避免的。[9]

那麼，香港人何時才可以去日本？要找個「師父」預測一下嗎？

日本當局一向十分重視地震調查，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在2013年發佈了「南海海槽」的地震活動長期評估報告。根據歷史記錄，自684年的白鳳地震（又稱天武地震）以來約1,400年間，南海海槽每隔100至200年便會發生8級或以上的巨大地震，而當中最大的地震是發生在1707年的8.6級寶永地震。日本地震調查委員會的長期評估，推算出大地震重現週期約為88.2年。以此推算，對上一次8級或以上的地震是發生在1946年的昭和南海地震，與現在相距79年。所以最新評估，就得出了「南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發生8至9級地震的概率，為75%至82%」的結論。[10]

要理解的是，日本發出的地震預測報告，不是針對今年，而是「未來30年」的機會率。如果因這個「75至82%的警告」而在今年決定不去日本旅行的話，那麼，在未來30年其實也是不能去的，但這可能嗎？

況且，與風暴預測不同，以現今的科技，仍然未能對地震的發生時間、震中位置及烈度等，作出具體預測。當地震發生時，不同類型的地震波會在地球表面和內部傳播，由於它們的傳播速度不同，到達地表的時間也會有異，監測儀器可偵測到先到的縱波（或稱P waves），並在隨後出現的橫波（S waves，通常都有較大破壞力）來臨前的十數秒，發出緊急避震警告。別小看這十數秒的時間，這可是「生死之間」的分別——自小已接受防災訓練的日本市民，知道首要是保護頭部，走往桌下等安全地方避災，也在事前準備好緊急食糧和工具——這可是訓練有素的成果。

香港人，也要擔心地震嗎？

香港人應該為到地震而擔心嗎？是，也不是。

先說不是：香港距離環太平洋地震帶超過600公里，故香港發生大地震的機會較低。理論上，香港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地震帶內，這地震帶大致可分為會昌、河源、廣州、靈山的內帶和泉州、汕頭、陽江的外帶。這地帶有可能發生有感地震，但其破壞力則會較小。

相對而言，香港較多是面對風災的風險。在預防災害方面，香港的建築物因有完善的抗風災結構，對大風吹動引致的搖動有很好的防護設計，這間接地對地震震動也有正面的保護作用。不過，更好的建築物規格，也需要人嚴守執行才有用，如像泰國曼谷在地震中倒塌的大樓那樣偷工減料，那就真是「神仙」都難救了。與其心驚地震，不如提防小人和人禍更為實際。

至於「是」，則是因為香港人喜歡到日本、台灣等地旅行，這些地區都是位於「太平洋火環」內，遊客從來都要面對地震和海嘯風險。在前往地震高風險地區時，可預先登記香港和當地政府的外遊提示服務，也可選購一些避災用品，甚至到當地的避震教育中心見識一下，知多一些，風險自然小一些。

引言：一部發人深省的奇幻小說

2025年，由美國人、德國人、波蘭人跨境合作拍攝的奇幻電影《魔域女巫》（In the Lost Lands）在全球公映，參加製作者大有來頭，領銜主演的兩位藝人都是天王巨星，女主角米娜．祖華域芝（Milla Jovovich）憑《生化危機》（Resident Evil ）系列而名噪一時，男主角戴夫．巴帝斯塔（Dave Bautista）則因著在漫威電影《銀河守護隊》中扮演毁滅者德克斯而走紅，而導演保羅．安德森曾經執導過很多部著名科幻電影。《魔域女巫》的故事改編自著名作家佐治馬田（George Martin）1982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馬田的經典名著《冰與火之歌》曾經被HBO改拍成膾炙人口的《權力遊戲》（Game of Thrones）電視劇。然而，儘管其陣容龐大，但人們對這套戲的評價只是一般，票房亦不理想。

坦白說，我並不欣賞這齣電影的表達手法，它的場景和其他科幻電影大同小異、缺乏新意，例如跟《末日戰士》（Mad Max）、《沙漠瀚戰》（Dune）十分相像。不過，這電影故事的原著小說卻很有深度，它探討了人性中的陰暗面與命運的無奈。

期望絕對自由的代價

馬田這篇短篇小說的主角是格雷．艾麗絲（Gray Alys），一個神秘而令人恐懼的女巫，她能夠幫助任何人實現願望，但代價卻是沉重的。一位女王向艾麗絲發出請求，希望獲得變成人狼的能力，也許她厭倦了君主制嚴格的禮儀約束，因而希望得到野獸般的能力，可以擁有完全自由，可以無拘無束地展現「獸性」。艾麗絲接受了請求，並在一位名叫博伊斯 （Boyce）的僱傭兵的陪同下前往「失落之地」，去找尋人狼的異能。這趟旅程充滿冒險故事，艾麗絲最終滿足了女王的願望，但故事的轉折就在這裡：原來女王只有透過死亡才能轉變成人狼，故此艾麗絲必須間接策劃毀滅女王。

這個故事隱含的訊息是：「小心你的願望，不是因為你得不到它，而是因為你可能會得到它。」相傳「小心你的願望」（Be careful of what you wish for）這句話是英國作家尼爾蓋曼（Neil Gaiman）提出來的，他在作品中使用了這個短語或其變體，但其核心思想應該在幾個世紀前已經出現。這句話表達了民間傳說、神話文學中永恆的警示主題：滿足慾望帶有隱性的代價，這代價可能超過回報，人類的悲劇就是，強烈的慾望令人不計代價。艾麗絲完美地履行了自己的承諾，但女王的死亡對她完全沒有好處，在這個結局裡面並沒有贏家。

政治相似之處：美國人渴望顛覆

這因奢望而導致災難的故事與現實世界驚人地相似，從美國現代的政治軌跡可見。近年來，尤其是2016年後，許多美國選民對政治建制、左翼文化、社會菁英、知識份子懷有深深的不滿。 美國社會出現了一個集體願望：顛覆現狀，「抽乾沼澤」（Drain the swamp）。左翼思潮的泛道德取向，會令人動輒得咎，即使沒有惡意的片言隻字，都可能被指控為歧視、不尊重，於是乎，人們渴望可以得到「言論自由」、「思想解放」，民眾期待一位堅定、獨立、具有顛覆精神的領導人。

這一願望隨著特朗普的崛起而得以體現，對他的支持者來說，特朗普並不是一個傳統的政治家，他是美國政壇的「格雷．艾麗絲」：一個無論付出甚麼代價都會完全滿足他們要求的人。在特朗普第二任的短短100天內，美國經歷了傳統規範的瓦解、激烈的反全球化政策、激烈的貿易戰、大刀闊斧的裁員和精簡機構、以及與盟友的關係惡化。他推翻了桌子，他做了許多人希望做但不敢做的事，說了許多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說穿了，就是希望變成「人狼」。一直以來，特朗普的說話風格是充滿侮辱性、攻擊性，但為甚麼其支持者卻毫不介意呢？因為對一些支持者來說，這就是他們心底的渴望，在社會規範下，尤其是在左翼文化主導下，侮辱性、歧視性的言行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但這位強人領袖徹底地顛覆了正襟危坐的規範，人們可以變成自由奔放的「戰狼」。

但這代價是巨大的，法治和民主制度的破壞、政治兩極化、聯邦政府因工作人員被清洗而削弱、軟實力因著關閉援外機構而大幅下降、科研能力和教育因為削減經費和大學被打壓而元氣大傷、美國與盟國關係疏遠、在國際舞台上因為親俄而失去道德形象、高關稅政策影響了經濟運作，用「百年基業，毁於一旦」這句話來形容時局是絕不過份的。強人領導的「願望」已經實現，但就像馬田故事中的女王一樣，祈願者發現自己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這一切呼應了馬田在他的故事中嵌入的黑色諷刺：「小心你的願望」。

痴迷心理學：人們為何不願回頭？

在幻想小說和現實政治這兩條平行線中，最令人慨嘆的元素之一不單是願望的代價，還有是隨之而來的僵化思想。為甚麼即使面臨毀滅性的後果，人們仍不會懸崖勒馬呢？

社會心理學中的「身份認同融合」（Identity Fusion）是其中一個合理的解釋。身份認同融合描述了個人與群體之間水乳交融般的一體感，這種感覺不僅僅是認同一個群體，這群體已經化成了個人生命的一部份，甚至是全部；對群體的威脅或者批評會被視為對自己的攻擊，人們為了集體利益而願意付出高昂的代價、做出不可思議的極端行為，甚至自我犧牲，保衛群體就是保衛自己。例如在二戰時日本極端民族主義和天皇崇拜產生了神風特攻隊，極端伊斯蘭主義者會以自殺式炸彈去消滅真主的敵人。當一種信念與人的自我概念深深連結在一起時，改變方向就不再只是承認外在錯誤的問題，而是變成了內在的認同危機。對許多人來說，支持特朗普不僅僅是認同其政策，而是建立自我概念；承認錯誤就是對自己的全盤否定和對群體的背叛。

第二個解釋是「沉沒成本謬誤」（sunk cost fallacy），人們通常根據已經花費的資源（包括金錢、時間或精力）對當前情況做出決定。若果投放了大量資源而沒有回報，形勢每況愈下，比較理性的抉擇可能是改弦易轍，然而，如果放棄的話，那麼就會前功盡廢，而且會令自己被人嘲笑，有些人會提出種種千奇百怪的理由去說服自己，情願繼續錯下去，最後付出更加沉重的代價。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推出的 CED（電容式電子影碟，Capacitance Electronic Disc）系統是一個經典的沉沒成本謬誤案例，這項技術最早在1964年開發，目的是讓使用者透過類似黑膠唱片的影碟觀看影片，播放機使用針頭來讀取資料，就像播放音樂的黑膠唱機一樣。雖然這個構想在當時頗具創新性，但整個研發過程困難重重，不斷延期，直到1981年才正式上市。不幸的是，那時VHS錄影帶格式早已佔據市場主流，CED 的優勢被嚴重削弱。RCA對這個計劃投入了大量資源，歷時近20年。即使市場反應冷淡、技術落後等問題愈來愈明顯，公司高層仍然堅持繼續投入。結果，RCA在1984年停止生產播放機，並於1986年終止生產影碟，整個計劃估計令RCA損失了約6.5億美元。

現在特朗普的內政外交明顯地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但為甚麼他仍然有那麼多支持者呢？有些YouTuber經年累月地推動特朗普運動，其粉絲數量成千上萬，試想像，若果現在改變口風，那麼過往一切努力便會付諸東流。因此，他們繼續前進，寧願承擔更加高昂成本，也不願止血止蝕。

第三個解釋方法是是「動機推理」（motivated reasoning），人類有一種強烈的傾向，即以自己現有信念來解釋新資訊。若果獲取的資訊與他們的信念違背，那些資訊就會被視為虛假的、有偏見的或被操縱的，這種心理過濾使人們能夠繼續相信難以相信的東西。許多特朗普支持者會將與特朗普立場相左的資訊或觀點貼上「左派」、「深層政府」等標籤。然而，對特朗普經濟政策（尤其是關稅與貿易戰）的批評，實際上來自不同政治光譜的經濟學家，而不僅僅是自由派或民主黨人士。例如共和黨經濟學家、前總統小布殊的顧問葛瑞格．曼昆（Greg Mankiw）、保守派貿易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Irwin），甚至連特朗普自己上一任的經濟顧問蓋瑞．柯恩（Gary Cohn）都因反對鋼鋁關稅政策而辭職。

結論：一失足成千古恨

2025 年上映的《魔域女巫》既不叫好，亦不叫座，但它的原著小說仍然是一個發人深省的故事。佐治馬田探索了實現奢望的後果是何等可怕，從當今政治的角度來看，這主題變得具有驚人的先見之明。

我認為電影的敗筆在於編導改寫了原著中沒有贏家的結局，電影採取了流於俗套的大團圓。在小說中，博伊斯是一名配角，在電影中他變成主角，其實他就是艾麗絲要尋找的人狼，在失落之地，艾麗絲和博伊斯展開連場火拼，最後艾麗絲殺死了博伊斯，在死前博伊斯向艾麗絲發出心底的訴求，就是希望得到艾麗絲。艾麗絲對博伊斯痛下殺手，剝下了他的皮，並且遵守承諾，將這帶有人狼力量的皮獻給女王。可是，博伊斯無端端復活，最後他與艾麗絲化敵為友，一起在大漠中馳騁，這令我聯想起典型童話故事中的「王子與公主永遠地快樂在一起」。

我認為：小說比電影更有深度，在現實中，鑄成大錯之後往往難以再有第二次機會，俗語有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回頭已是百年身。」那麼，為甚麼不在還未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時候，小心翼翼地檢討自己的願望呢？

人間當然有不少白頭，除了因為年紀漸長的關係，有詩人更指出有人因為離愁別恨而一夜白髮。我的白髮甚至出現掉髮狀況，也許是與這些原因有關。半年前離港，下飛機時腳一踏上了英國的土地我就哭了，然後半年裡有數位弟兄姊妹離世，也教我垂淚多遍。雖然住在碧仙桃（Bristol）五個月，新知舊雨親友不多，但要離去，仍是有不捨之情。縱然是功課完成了，找到了落腳的地方，仍沖不淡心中的苦澀。

很感恩3月底我們最終在劍橋購買了房子，除了可以靠近摰友外，也因為此處還有宣教歷史人物——劍橋七傑。這些人物的故事在我少年時，更在四十多年前讀宣教導論時已經涉獵。現在身在劍橋，可多些默想宣教歷史，多些時間沉浸在宣教思維中。宣教的其中一個挑戰是面對生離死別、骨肉分離之痛！在19世紀自劍橋來華的宣教士，也經歷這種痛徹心扉之苦！

香港人除了經歷一般死別，幾代人都要經歷許多生離。流散異鄉之苦，不足為外人道。所以同是天涯淪落人，又能遇上相逢恨晚的情誼，也是難得的幸福。我們在英國這半年，在弟兄姊妹、教牧同道、親朋戚友中得到主賜的這份恩典，足慰思鄉之情。

在移民的經歷中，深刻體會聖經對接待客旅的教導。而宣教士要學習被接待和接待人，這些學習背後是看我們對主有多順服和對人有多謙卑。對我這個人來說是要學做宣教的人，當中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說到底，宣教其實是靈性操練，要勤操也要練習。

我5月6日返香港，6月2日回英國。師母或遲些再按需要返港。在港不夠一個月，但要辦的事包括多次覆診、處理家事及與差會計劃未來方向等，一切都求主幫助。渡過嚴冬，春暖花開，大地春回，也是記念主受苦受死後復活的時刻。但願我們抱存希望，並且平安地生活，在當中體會主的大愛，與主一同承擔生命的苦難。我主的母親馬利亞，與主因著苦難，在人間見了白頭，我們也與主同行吧！

去年9月，我在台灣騎機車時遭遇車禍，被從後方的車撞倒，當場昏迷，我被送往醫院急救，住院近一週，之後又在家休養了四個月。至今，左肩旋轉肌仍有撕裂疼痛，需要長期復健與治療。

車禍後，我出席了調解委員會的會議，但對方拒絕和解或賠償。我惟有選擇報警，並提告對方過失傷害罪。台灣的交通事故可同時提起民事與刑事訴訟，第一次的審訊是在地方法院檢察署進行，屬於較簡易的程序。若未能達成處理結果，案件將轉交法院進一步審理。

那天，在檢察官面前，我站著，看著播放的監視錄像，清楚看到對方將我撞倒。但讓人震驚的是，對方當場否認一切，堅持說他「沒有撞我」，我對此啞口無言。眼前的畫面明明如此清楚，卻有人敢「擘大眼講大話」（睜開眼睛說謊），我心中湧現出難以言喻的委屈與不解。

但我也知道，每個人面對錯誤與負責任的方式都不同，當中可能出於恐懼、想逃避，也有不願意面對的軟弱。

我不是想讓他受甚麼重罰，我只是希望有人願意承認事實。那一刻，讓我深深體會甚麼叫做「受傷的不只是一個身體」，那種無力感、那種真相被否定的痛，是很扎心的。

回家的路上，我反覆問神：「主啊，這就是祢的公義嗎？為甚麼真相擺在眼前，仍有人能否認？」

那時，我想起以賽亞書二十八章17節提到，耶和華以公平為量器，以公義為準繩。

人間的制度或許會失準，人心也會偏頗，但我所信靠的神，不打盹、不偏待人。祂是公義的源頭。祂所看見的，沒有人能否認；祂所審判的，沒有人能逃避。

我不否認，那天的經驗幾乎讓我對法律制度失望，也曾聽人說，台灣的司法制度傾向「人治」而非「法治」。但信仰提醒我：「公義，不只是審判結果，更是一份靈裡的堅持與持守。」在不公平的對待中，仍不以惡報惡；在看似黑暗的現實裡，仍相信真理與光明終將得勝。

我不完美，但我選擇站在誠實與光明的一方。即使世界看似不站在我這邊，我知道，那位看顧孤兒寡婦的神，祂與我同在。

目前，案件因對方否認而需進一步提出車禍鑑定報告，再排期審訊。我能做的，就是安靜等候，繼續走在信靠與忍耐的路上。

公義從不是為了讓某人被打倒，而是讓真理得以被看見，讓受傷的心能被修補。

真正的公義，不是為了報復，而是為了讓人得著醫治；不是為了爭個是非，而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苦難中，仍選擇相信與溫柔。

願我因著信仰，成為一個不因傷痛而冷漠、不因委屈而硬心的人。也願在不義之中，仍有一份盼望：神的眼目看顧這地，祂從不輕看每一滴眼淚。

生活在90年代的香港人，不少也會看過《古惑仔》系列電影。若在街上偶然遇上鄭伊健，大概也會上前說句：「浩南哥，你好！」其實，甚麼是「古惑仔」？就是一群當不上黑幫老大，而終日拼命替所屬的社團「賣命」，爭取一天能被賞識（或有「功勞」）而獲得「上位」機會的黑幫「基層僱員」。電影系列之所以吸引，實質是反映了人內心的期望，而這期望往往亦是在現實中未曾出現或早已消失了。電影除了動作場面，予人刺激的感覺，其中強調「兄弟」之間的情誼、義氣，甘願為對方犧牲，更是為觀眾所嚮往的。《古惑仔》系列吸引之處，大概就是在現實的圏子中，甚少出現那些「義氣」、「犧牲」和「兄弟情」。試問在一個「偷呃拐騙」、「爾虞我詐｣、「你爭我奪」、「靠出賣人上位」的「工作」環境，如何能孕育出甚麼「義薄雲天」的情誼？在真實的處境中，無法實現的渴望，就只能在電影世界中沉醉一下。

過百億人民幣票房的動畫，以中國名著的神話人物哪吒作為主角，難得它在英倫大島上映，它已躋身全球最賣座動畫之列，更晉身全球最高票房電影前10名。其動畫場面的精彩、細緻確實叫人拍案叫絕、目不暇給，但更吸引、觸動人的，肯定是當中的故事內容。為求名門正宗一教獨大、千秋萬世，竟然有人幹著陰險冷血、勾結邪道、排除異己、濫殺無辜的事情，更合理化為這只是達至「成功」的手段而已。而一直被正派（仙界）所排擠、打壓的龍族、妖魔，卻是情義兼備，為求突破困局，縱然手法偏激，但仍算磊落光明。面對大是大非時，更是毫不含糊、敵愾同仇。

電影就是反映現實，亦是填補現實中的空洞。

面對世情的虛假，指鹿為馬、披著慈祥面孔、假裝正義名門的邪魔外道，不斷扼殺、消磨任何求變、革新、創意的空間及可能。少年主角的豪情壯語、叛逆，只為尋求突破，這豈不就成為了受壓者的「傳聲筒」，代替了無權者呼喊出不能言說，又難以實現的渴想？

電影不僅為數十億人帶來迴響，同時亦成為現實困境下的一種宣泄，成為不願作奴隸的人們的吶喊。

2024年，特朗普在美國大選中勝出，實現了歷史性的強勢回朝，在一場意識形態兩極化的選舉中重返總統寶座。他勝選的一大原因，是很多美國人厭倦了自由派政策和左翼意識形態，特別是多元、公平、包容（DEI）的矯枉過正、性別政治與所謂「覺醒主義」（wokeism）令人動輒得咎，大愛包容令邊境變成了「無掩雞籠」。對許多保守派選民，特別是福音派基督徒與文化傳統主義者來說，特朗普的勝利象徵右翼勢力的回歸，以及他們得到了一位捍衛他們價值觀的總統。

然而，認為特朗普的崛起代表共和主義、保守意識形態或傳統美國價值的勝利，這是「錯把馮京當馬涼」。事實上，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並非根植於古典保守主義或共和黨的歷史精神，而是一種具有強烈破壞性的混合體：孤立主義、保護主義、帝國主義、威權主義、沙文主義、民粹主義。許多特朗普支持者原本的價值觀與總統未必一致，但無論如何，特朗普被他們視為對抗自由派敵人的最強武器。這種思維往往正中那句老話的下懷：「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這個現象在美國福音派基督徒中尤為明顯。他們曾是道德與家庭價值的堅定擁護者，現在卻為一位在個人行為與政治風格上都與他們原本標準相違的政治怪客辯護。

貿易政策

當仔細審視特朗普的政策時，便會發現他與歷史中共和黨的核心理念存在顯著矛盾。先談自由貿易，自二戰以來，共和黨長期支持自由貿易，並常以古典經濟理論作為政策基礎。列根總統深受自由經濟理論大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影響，他堅信自由貿易能帶來繁榮、擴大消費選擇、促進國際合作。總統老布殊與小布殊延續此理念，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世界貿易組織（WTO）與中美洲自由貿易協定（CAFTA）。由1990年代至2000年代，共和黨政策制定者一致認為自由市場與自由社會相輔相成。

然而，特朗普卻徹底背離這一傳統，他推行保護主義，對中國及多個美國盟友加徵高額關稅，並在第一任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TPP）。他聲稱美國被其他國家「坑害」，要將製造業帶回美國，但他完全沒有考慮到美國勞動力是否還有競爭力。

商業倫理

歷來共和黨支持在國際上推動道德資本主義，以對抗權貴資本主義、裙帶資本主義。即使對商業友善的小布殊政府，也加強了企業合規與國際反貪腐工作，例如他參與了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的反貪腐公約。

然而，2025年2月，特朗普卻發佈行政命令，暫停執行《海外反腐敗法》（FCPA）六個月。這項1977年通過的法律禁止美國公司與個人賄賂外國官員以獲取商機。特朗普政府稱執行這條法例讓美國企業處於劣勢，他顯然對於商業倫理毫不在乎，這與共和黨長期倡導的法治與誠信市場原則背道而馳。

科研與高等教育

歷屆共和黨政府都支持科研投資，例如艾森豪總統在太空競賽期間促成《國防教育法》的實施，從而擴充 STEM 教育；尼克遜總統大幅擴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NIH ）的預算，以促進醫學研究；列根總統延續並擴展國防與科技研究，包括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 ）和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的研究；小布殊推動「美國競爭力計劃」，強化數理教育，而且增加對聯邦研究基金的撥款；在2012年總統大選期間， 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也主張支持大學基礎研究，以維持美國在科學上的全球領先地位。

相比之下，特朗普政府（特別是第二任期）大幅削減了國立衛生研究院、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的研究經費，以及眾多大學科技計劃的資金。他一再批評大學搞「覺醒」、菁英主義、不負責任，認為聯邦政府支持它們是浪費公帑。這種做法是將意識形態凌駕於科學研究，他打破了共和黨通過研究投資去鞏固經濟和國家安全的傳統。筆者在大學工作，前天校長在校務會議中宣佈，校方因經費不穩而凍結若干支出，其他美國大學亦面臨著同樣的困境。

軟實力

最明顯的改轅易轍或許是特朗普摧毀了美國的軟實力機構和對外援助。歷屆共和黨政府將美國國際媒體署（屬下機構美國之音〔VOA〕）與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視為輸出民主價值與抗衡專政的心理戰工具。列根總統將美國之音的廣播範圍擴大到蘇聯控制的東歐地區，並將其打造為冷戰時期的道德武器。九一一事件後，小布殊總統增加了對美國國際開發署的資助，企圖藉此而贏得中東地區的民心。2003年，小布殊啟動了總統愛滋病緊急救援計劃（PEPFAR），承諾投入150億美元對抗愛滋病，特別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小布殊將這項計劃視為一項道德和信仰的使命，他的信念是：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上帝賦予的尊嚴。這項救援計劃挽救了2500多萬人的生命。

2004 年南亞海嘯造成14個國家裡面20多萬人死亡，小布殊總統迅速提供財政援助，並且派遣了15,000名軍事人員參與人道主義援助。此外，麥凱恩和羅姆尼等共和黨外交政策鷹派亦經常為美國軟實力機構辯護，稱美國毋須派遣軍隊到海外，就可以在全球傳播美國價值觀。

如今，特朗普關閉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削減美國之音的營運資金，因為他認為這兩個機構浪費資源，而且在意識形態上左傾。這樣一來，他就放棄了幾十年來兩黨透過思想、文化和援助影響全球的佈局，為競爭對手創造了真空。

外事政策

傳統上，共和黨一直是鷹派，對敵人採取強硬態度，並堅定地與北約、日本和韓國等民主盟友站在一起。從艾森豪到小布殊，共和黨領導人都強調全球領導力、威懾力以及團結起來對抗獨裁威脅的能力。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都是站在被侵略、被壓迫的一方。

然而，在特朗普的領導下，這種態勢發生了巨大變化。特朗普的支持者頌讚他的戰略具有不可預測性，其實這是都市神話，他的模式是完全可以預測的：對長期盟友和受害者苛刻，對獨裁政權奉承，尤其是俄羅斯。他質疑美國對北約的承諾，威脅從亞洲和歐洲撤軍。處理俄烏戰爭時，特朗普撇下歐盟和烏克蘭，單獨與普京談判，在談判之前他已經完全露出底牌：烏克蘭不會修復失地、不會加入北約，這是甚麼戰略不可預測性？他對普京的禮待和對西方伙伴的敵意反映出他背離了共和黨的國際主義傳統，取而代之的是唯利是圖的交易性外交。

體制與法治

共和黨過去極重視憲政與法律秩序，尼克遜總統是一個例外，在水門事件中他將不聽話的官員解僱，很多尊重法治的共和黨人都反對他的行為，在眾叛親離的情況下，最後尼克遜黯然辭職。

2025年1 月 24 日，特朗普宣佈立即解僱各聯邦機構負責獨立監督和問責的10多名監察長。他沒有依照聯邦法律，提前30天通知國會。3月，特朗普下令將大約250名據稱是委內瑞拉幫派成員的人驅逐至薩爾瓦多，美國地區法官發佈臨時限制令，指出被遞解者沒有答辯機會，違反了程序公義。特朗普漠視法院臨時禁制令，甚至恐嚇要彈劾該法官。現在，特朗普一再攻擊司法部，說反對者是「人渣」（scum），他的行徑直接違反共和黨傳統所堅守的權力制衡與法律尊嚴。

特朗普究竟代表甚麼？

特朗普的政治理念不屬於傳統保守派，而是結合了多種極端思潮，接近強人式民粹主義，以下是對他理念與行為的概括。

• 孤立主義：退出國際組織，背棄傳統盟友，推行「美國優先」。
• 保護主義：透過高關稅和貿易戰干預市場。
• 帝國主義：以恐嚇甚至不義的手段企圖擴張領土、掠奪他國資源。
• 威權主義：濫用行政權，打壓異己，挑戰憲政規範。
• 沙文主義：助長極端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
• 民粹主義：不尊重事實和鼓勵反智，以情緒動員支持者，搞個人崇拜。

特朗普並未重燃列根精神，而是以個人為核心，打造一種充滿憤怒、破壞性的極端政治文化。若將特朗普的回歸視為保守主義的勝利，將他視為基督教的同路人，這真是誤判了當下的政治現實。福音派與保守派雖在反墮胎和反同性戀等文化戰爭中獲得短暫勝利，但長遠而言，他們正腐蝕那些本應珍視的價值。這應是沉思時刻，而非歡慶節期。敵人的敵人未必是朋友，有時，這無異於前門拒虎，後門進狼。

早前在2024年世界棒球12強賽的冠軍賽，中華台北隊以4比0擊退日本隊，不僅是首度稱霸12強賽，也是球隊史上第一次奪得國際一級賽事（奧運、世界棒球經典賽〔WBC〕、12強賽）的冠軍，創下台灣棒球史的最佳成績，此次結果同時也中斷了日本隊在國際一級賽事連勝27場的紀錄。總決賽的當天，台灣各處都有現場大型戶外的直播，務求讓民眾能夠一同即時支持自己地區的球隊，為自己的隊伍打氣，結果，當然是不負眾望的贏了比賽。球隊回台後，也一一的走訪各地區，感謝民眾的支持，場面盛大且熱鬧，不同地區都有封路措施，商店亦為此推出優惠。

筆者不熟悉台灣的棒球運動，原來在台灣的國中高中大學基本上都有棒球隊的課外活動，球隊一方面到學校挑選人材，一方面也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工作的機會，如在學校做教練提升學生對棒球的興趣。追本溯源，台灣的棒球運動當然是源於日治時代，日本人將這項運動帶到台灣，後來也有不少台灣人投入這項運動。然後又有不少現役的球隊送球員到棒球發展達世界級水平的日本深造，以致讓台灣的棒球技術水平提高，球隊可以參與國際比賽。

當筆者再深入了解台灣的棒球歷史時，發現台灣不是第一次在國際舞台贏取獎項。在1928年出現了一支在台灣棒球史上佔有一席地位的棒球隊——嘉義農林棒球隊。這支球隊是由「台灣公立嘉義農林學校」成立（簡稱「嘉農」，為現今國立嘉義大學前身）。1931年嘉農在日本甲子園名將近藤兵太郎的調教下，勇奪甲子園大賽的台灣代表權，打破當時台灣棒壇「冠軍錦旗不過濁水溪」的傳統。電影Kano就是將嘉農球隊的故事改編成電影，讓觀眾認識這件事。

當年的嘉農和現在贏到冠軍的中華隊一樣，原本都是一支從不被看好的隊伍，民眾對他們本來也沒有甚麼期待。有的旁觀者甚至會取笑與嘲弄他們，就如台灣隊長陳傑憲在奪冠後所說：「我們一路不被看好，被當笑話，但我們做到了！」而當時嘉農的近藤教練也不是沒有失敗過。或許在外人看來，這是烏合之眾的球隊，然而，在教練眼中卻是求之不得的球隊，原住民跑得快、漢人打撃強、日本人防守穩固，其他人看來基本上是一支「雜牌軍」隊伍，但近藤教練卻看到每個隊員的優點，並努力讓他們的優點得以發揮。這也很像現在的中華隊一樣，也是有原住民和台灣人的一支「雜牌軍」。

不過球隊的能力，不是在球場外被證明，而是要在球場上展現出來，從而獲得肯定。Kano電影中，隊員一次又一次地挺過去，最後嘉義農林的學生進軍夢想的「甲子園」。雖然他們沒有創造贏得冠軍的奇蹟，但他們卻贏得對手和所有觀眾的敬重。中華隊的教練和隊員也是這樣，一次又一次的不放棄，一次一次的調整心理，一步一步的登上冠軍的舞台。賽後中華隊的彭政閔教練受訪，眼眶泛紅地說：「其實我們每次都差一步。這一次我們終於達到了，非常開心，謝謝這些小朋友幫我們達成夢想。」

筆者覺得其實無論是昔日的嘉農或是今天的中華隊，要不要贏已經不是問題，重點是：整個團隊能夠成為一體、一起面對困難、一起圓夢！一開始是教練要帶球隊去甲子園，最後是教練謝謝這群學生帶他來到甲子園。一開始的中華隊都沒有想過會贏到世界冠軍，他們只有一直的不放棄，才能真正的奪得比賽的勝利，這勝利不在乎獎牌，而是一同經歷困難和堅持圓夢。

聖經說：「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都要以為大喜樂；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一2-4）願主幫助我們，我們在走信仰的道路上，我們都會遇到不少的冷嘲熱諷，以及不信者的攻擊和指責，甚或是政權的壓迫。然而，筆者覺得在這些景況中，我們有時是教練，有時是隊員，無論如何，都能夠熱愛神所託付給我們的使命，這就已經是贏了比賽，勝了世界。

應該超過20年前的一個片段，相關記憶本應早已淡忘，但竟被世界最有權力的國家領導人，喚醒了這樁「小事」。

那天，少年人（大概在10歲）開開心心地返教會聚會。剛步入門口，就被資深會友喊停，並責備（或美其名為「關心」）他說：「為何穿拖鞋回教會？你要尊重教會、尊重場合、尊重上帝……」少年人一臉無奈，不知要馬上離開，還是繼續參加他期待了一個星期的聚會，縱使他回家，也是沒有鞋可替換，他總不能改穿上學時穿的黑皮鞋，因為他當時穿的是T恤、短褲，而上體育課時穿的「白飯魚」（白布鞋），已變成了灰黑色的舊布鞋，它多月沒洗，少年只能趁週末這兩天來清洗。若要留下聚會，他看著自己穿在腳上的，只是一雙平常不過的拖鞋，他探頭看看其他人腳上所穿的鞋子，發現自己只能退到末後不顯眼的位置，這樣起碼能維護他少許的自尊，亦可避免有其他人再來「關心」他的裝束。

過去的片段，曾引發我的一些反思。若我要面對這樣的一個孩子，或遇上一個衣著寒酸，還帶有點點體臭的人進到教會，我應該有怎麼樣的反應？道理大概是每一個人也能「正確地」說出來，但當真實的事情發生了，我們就不一定能「正確地」回應，即時的本能反應，是需要長時間練習才能改變。我們看到一些外表奇怪，或與我們習慣不一樣的人或事時，我們本能是「迴避」和「拒絕」，就如有物件高速的擲向你，你的本能便是避開，但物件若是擲向一個棒球手，他的訓練會令他想「看見」和「看準」物件，他還可以選擇「接著」它、「反擊」它或「不做任何動作」。面對一個跟我們不一樣的人，或與我們習慣不同的人或事，我們除了「批評」、「指責」的本能外，或許經過訓練後，我們還可以「諒解」、「接納」或「支持」他。其實，送一雙運動鞋給那少年人，也是不錯的選擇。

「你這樣的服飾是合宜嗎？」「你為甚麼不穿西裝？」這樣的提問是要求他人表達「尊重」，但卻顯露了自己對他人的「不尊重」。我難以想像聖雄甘地或達賴喇嘛會穿上西裝出席一些有代表性的會議。衣著不僅是尊重，也是信念的傳遞。

莫非元首閣下若有幸出席傳說中女兒國的活動，他就應該改穿裙子或自我閹割來表示尊重？或按其邏輯，女兒國的人民應改穿西裝來迎接他。

還是，當對方沒有西裝可穿時，作為有能力的人，可給予對方多一點體面，送一套給他，也是不錯的選擇，甚或送他全國人民一套洋服也不為過。只是，他們真實所需的不僅是外在的體面，而是和平的臨到，以及內裡的平安。

消失了的道德勇氣

今天的美國已經是面目全非！我發夢也沒有想過，美國會有一天淪落到如此光景！

曾幾何時，美國是自由民主的燈塔。舉例說，1948年史太林封鎖西柏林，要將整個柏林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內，當時美國總統杜魯門義不容辭，以空投物資的方式拯救這座城市免於飢餓與絕望。柏林危機結束之後，西柏林人仍然活在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害怕有一天世界會遺忘他們，讓他們被極權主義的鐵幕吞噬。1961年，柏林圍牆拔地而起，將西柏林變成了一座孤島，成千上萬的家庭被拆散，無數人夢碎於這面冰冷的水泥障壁之前，孤立無助的陰影籠罩著這座城市。

1963年6月26日，美國總統甘迺迪站在西柏林的講台上，面對著成千上萬渴望自由的德國人民，他用堅定而響亮的聲音說出了歷史性的名句：「我是柏林人！」這短短的一句話卻是字字嘹亮，擲地有聲！這句話表達他自己認同柏林人。筆者曾經到柏林旅遊，當地人對我說，當時美國總統的勉勵，令西柏林人不再感到孤獨，他們知道，美國不會放棄他們，而是與他們並肩而立，共同抵禦暴政。甘迺迪的聲音穿越了冷戰的寒風，也穿越了歷史的迷霧，成為了自由民主永恆的見證。

在20世紀最黑暗的冷戰歲月裡，美國總統列根以說話和行動點燃了希望。1981年12月，波蘭的共黨政府在蘇聯的壓力下實施軍法統治，鎮壓由華里沙領導的團結工會，列根總統挺身而出，在12月23日的聖誕演說中，他毫不含糊地譴責蘇聯的暴政，並向所有受壓迫的波蘭人民傳遞堅定的支持。他宣佈對波蘭和蘇聯實施經濟制裁，並呼籲全世界不要對這場不公義的鎮壓袖手旁觀。他說：「波蘭政府踐踏了對《聯合國憲章》和《赫爾辛基協議》的莊嚴承諾……今晚，全世界都洋溢著團結精神，任何武力都無法摧毀，它跨越國界，進入世界各地男女的心中……他們（波蘭人）的追求就是我們的追求，我們在這個聖誕節向他們致以祈禱和希望。」這段演說的錄影可以在YouTube找到，以下是一名波蘭人的留言：「祝波蘭一切順利，如今波蘭已經自由了，這不僅要感謝我們偉大的精神，也要感謝美國總統列根。」

六年後，1987年6月12日，在柏林圍牆下列根再次發出了歷史性的呼聲，他站在布蘭登堡門前拋出了震撼人心的挑戰：「戈爾巴喬夫先生，打開這扇門！戈爾巴喬夫先生，拆毀這堵牆！」他的聲音響徹柏林，這是對所有受鐵幕囚禁者的承諾：壓迫終將瓦解，即使是混凝固土建造的高牆，也無法阻擋對自由的渴望。

甘迺迪與列根的演說遙相呼應，於歷史的長廊中鏗鏘地迴盪。它們提醒世人，世界領袖的責任，不只是維護權力與短線利益，而是要對抗強權，對受壓迫者伸出援手。

然而，往事如煙，如今這一切都只能存留在遙遠而模糊的記憶中，現在的美國總統竟然厚顏無恥地和獨裁者、侵略者攜手合作，受到侵略的烏克蘭被誣蔑為發動戰爭者，民選總統澤連斯基被侮辱為獨裁者，而真正的獨裁者竟然受到禮遇！若果在二戰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對國民政府說：「瀋陽事變、盧溝橋事變是中方挑起的，中國要從日本手上收復失去的領土是沒有可能的，我將會與日本談判，達成和平協議，美國將會取消對日本所有制裁和封鎖。」我無法想像今天的世界局勢將會是甚麼模樣。

特朗普是在下一盤大棋嗎？

現在有不少人嘗試為特朗普辯護，說他是在下一盤大棋，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研究副主席、前國務院官員費根葆（Evan Feigenbaum）認為，特朗普親俄的措施猶如反向進行的尼克遜政策，1971年，尼克遜總統派遣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秘密訪華，目的是聯中抗蘇。同樣道理，現在特朗普試圖拉攏俄國站在美國一邊，從而孤立中國。

這個類比有幾個問題：第一，尼克遜與中國建立關係並非一步到位，而是經過長時間的試探與戰略評估。基辛格秘密訪華一年之後，尼克遜才到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會面，遲至1979年中美才正式建交，這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而特朗普的外交風格則具有即興性與破壞性，缺乏長遠規劃，因此直接拿「尼克遜模式」來類比並不貼切。第二，尼克遜即使在推動與中國改善關係時，仍然維持對南越政府的支持，並未公開拋棄越南，亦沒有公開羞辱其他盟友。相反，特朗普對於北約、歐盟、烏克蘭、加拿大等傳統盟友經常公開批評和恐嚇。例如他暗示美國可能退出北約，說若果歐洲盟國不提高防務支出，俄羅斯便可以對他們為所欲為。

撇開這個類比，放眼今天，沒有跡象顯示若果特朗普迎合普京的意願，中俄便會疏遠。普京的目標並非與美國站在同一陣線，而是要削弱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因此，無論特朗普的外交取向如何，俄羅斯都會繼續發展與中國的合作關係。而且，特朗普的言行只會加速美歐及其他朋友關係的裂痕，這反而使得中國和俄羅斯有更大的空間發展雙邊關係。

完全不顧禮儀的流氓

另一個常見的辯護是：雖然特朗普口沒遮攔，但他只是隨口說說而已。他們不明白特朗普是一名為了利益而無所不用其極的擴張主義者，以揚言要兼併加拿大為例，他已經三番四次地提過，而且口吻十分認真。2月13日，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宣佈對加拿大實施高關稅時，重提加拿大應該「嚴肅地」成為美國第51州，並表示加拿大需要美國的保護。2月20日波士頓舉行「四國冰球總決賽」，賽前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稱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為「杜魯多州長」，並表示期待美國隊擊敗「即將成為我們第51州的加拿大」，白宮發言人李威特也重複同樣的說話。

身為大國總統，應該懂得最基本的外交禮儀，無論想法是甚麼，公然侮辱盟國元首的話是絕對不應該說出來的，這種流氓般的表現真是丟人現眼！去年10月特朗普曾經投訴台灣沒有交保護費，說黑社會也會向人收錢，這句說話可能反映出他的深層性格，他就是黑社會！

其實，莫說是大國總統，即使一般稍為有正常腦袋的人都不會說這種話，若果你對鄰居說：「我喜歡你的住所，我要將你的屋子拿下來，如果你不依從的話，我會用盡所有方法對付你，令你永無寧日！傻子！」那麼鄰居會尊重你嗎？

前所未有的擔憂

我在美國經歷過很多次危機，但從來沒有太擔心。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日本的經濟與科技如日中天，美國節節敗退，但當時我對前景並不感到悲觀，我有信心充滿創意的美國人終歸會趕上日本。2001年9月11日美國受到史無前例的恐怖襲擊，雖然在短期內心理上受到衝擊，但我相信，即使阿爾蓋達組織和全世界其他恐怖主義組織聯合起來，亦不可能戰勝美國。2003年小布殊決定入侵伊拉克，激發起全球的反美浪潮，但我知道，當中東局勢穩定之後，美國仍然有機會與其他國家修補關係。2008年爆發了金融海嘯、房地產泡沫爆破，雖然那段日子筆者要勒緊褲頭，但我預計充滿韌力的美國經濟體系會恢復過來。然而，今日我的擔心卻遠超過從前任何一段危機的憂慮。過往的危機並沒有徹底地動搖到美國的核心價值，但現在卻不一樣，美國250年來辛苦建立的精神基業，可能在未來四年來被連根拔起！

可悲的是，美國極右派和福音派教會仍然沉醉在「令美國再次偉大」的強國夢裡面，不知道有一天自己要受到歷史的審判。鑑湖女俠秋瑾曾經用以下幾句詩去描述國民對時局的蒙昧無知：「漢家宮闕斜陽裡，五千餘年古國死。一睡沉沉數百年，大家不識做奴恥。」我參考了秋瑾的名句，為現在的美利堅寫下這首打油詩：「自由神像餘輝長，二百餘年大國殤。一夢貪歡在羅帳，不識反思學囂張！」

和親戚在2025年之初往紐約走了一趟，雖然那兒的港式奶茶和沙嗲牛肉公仔麵都有點令人失望，但在自由行的日程中卻喜歡上了可以乘地鐵、不用自己開車四圍去的樂趣和方便。

帶著第一次來紐約遊玩的親戚，「例牌」去了時代廣場、自由神像、帝國大廈、新世貿中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中央圖書館、布魯克林大橋（Brooklyn Bridge）、華爾街和唐人街等等名勝。在熱鬧的人群中體會繁榮，認識歷史和新聞熱點。來自倫敦的親戚覺得紐約很安全，四處都見到警察。相比他們的城市因為「窮」，街燈不但減少了開，還減少了值勤警察，因此他們都不敢夜歸。

在排隊上船觀賞自由神像，在登自由島時，碼頭的人龍非常長，在漫長等候過安檢期間，人群突然起鬨，有人高呼當時還是候任總統Trump的名字。當然不是他本人現身碼頭，而是「扮」他的人在那裡攪氣氛。

除了上述名勝之外，我們也特別參觀了一處很少人到而又「對外開放」的名勝──Trump Tower，在它的正門前也有人「扮」Trump，引來不少群眾聚集和拍照。我們湊湊熱鬧之餘也入內參觀一番。在其中見到偌大的美國國旗被金色宏偉的大樓互相映襯，令人聯想到美國的偉大。至於Trump Store精品店內的貨品與2018年相比有些不同，現在看見的精品主要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主題的紀念品，如：帽子、杯子、哥爾夫球用具、布袋子等等日用品。如果想要找Trump的卡通人像或假面具就要在別處找了。

邊遊覽邊看手信，意想不到的是無論在唐人街、商區或旅遊景點區都看見很多林林總總與Trump有關的商品，其中最令我們深刻的是Trump的金髮連MAGA（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縮寫）帽。

喜歡Trump的人會瘋狂購買、雀躍忘形；不喜歡Trump的人會掉轉頭走、嗤之以鼻。為甚麼同一個人會給大眾這樣兩極的印象？大眾由媒體那裡獲得甚麼樣的資訊從而對一個人產生好惡的反應？媒體在定型一個人（stereotype）的過程中又扮演了甚麼角色？

小時候，我們都愛「追星」，追捧自己喜愛的藝人，總愛買下自己喜愛的偶像的雜誌、海報、黑膠唱片和卡式錄音帶等等。另一方面，偶爾看到傳媒雜誌或報章刻意以誇張的大字標題報道某些大眾本來已沒有好感的藝人「是非」；看見大大張近鏡醜陋的、招積的、陰濕樣的照片……更加深人們對這些人物的厭惡感。奇怪的是，有些藝人總是被醜化，而有些總是被美化。甚麼條件和因素影響媒體對一個藝人的報道？媒體有否特定意識去建構一個藝人的形象？媒體想向大眾灌輸甚麼訊息，或想作出甚麼樣的影響力？

有時我們還會有一種觀感，慶幸自己所追捧的全是「好」的偶像，而厭惡的都是「差」的偶像。這種想法難道代表我們當時都中了媒體的毒（被塑造了個人喜好）？

雖然被醜化的藝人總是大聲疾呼地澄清，說中傷自己的都是謠言，說要告某某媒體；但過去人們總是傾向相信傳媒的報道──過去這個幾乎是唯一一個可以獲得偶像資訊的渠道。

時至今天，星鏈使互聯網科技升級、智能手機功能層出不窮、社交平台蓬勃發展、油管用途廣泛，這些都令全球資訊快速地傳遞，把原本已經發達的資訊推到高峰。我們可以獲得資訊的渠道比從前多，是否就可以更全面、更立體地認識一個人，不會因為受所接收的資訊限制，而一面倒的喜歡或憎惡一個人？

人人在表達自己意見或傳達訊息時總會或多或少受自己的立場、價值觀和主觀好惡所影響。再者，在資訊科技發達及其產品普及化下，可謂人人都是「媒體人」。雖然有所謂傳媒操守、社交平台或油管使用守則，但在不犯法和不犯規之中仍有很大的「試底線」空間。況且，我們又不可以天真地假設所有資訊傳遞者都是良心傳媒、良心發佈人。看來監管媒體的工作不但不會過時，而是更有需要，亦更有難度。另一方面，我們作為資訊接收者可以怎樣客觀冷靜理性地過濾資訊？又可以怎樣不被偏頗和極端的資訊塑造自己的看法，甚至被操縱？

回程時，很多航班受風雪的影響而延誤，其中一名在候機室的黑人男子大發雷霆，大聲投訴，以表達對班機延誤的不滿，在場的警員們則間中回應他幾句，彼此沒有肢體接觸；而男子則繼續自說自話表達不滿。如果在場有人把此段約20分鐘的事件拍攝下來並剪輯上載，帶著不同目的剪輯出來的影片會否帶來不同的效果？為博流量和點讚的發佈人，會否把事情說成是多名警員對黑人男子言語暴力及造成歧視？又或會否把事情說成：警察親民忙於上前安撫滯留機場的旅客？哪一個剪輯短片版本或標題會更易成為網上熱搜？

剛移民時，有朋友告訴我們，若要看新聞，最好是看霍士新聞頻道（Fox News），因為它比其他「英文字母」的新聞媒體中肯。不知現在這個建議是否仍然正確？我們如何從海量的資訊中分辨真與假？分辨中肯與誇張？分辨是真有其事與無中生有？分辨是斷章取義還是較全面的事實？除了規管和靠媒體「自愛自律」外，那麼資訊接收者又有否預備一把「準繩的」尺傍身？

「我不斷追求拍出完美的自拍，當我意識到我無法做到這一點時，我想死去。我失去了朋友、教育、健康，甚至差點失去我的生命。」2014年，19歲的Danny Bowman在接受英國《鏡報》訪問時，說出了這一番說話。媒體估計Danny是英國首位自拍成癮患者，他從15歲開始便把自拍照上載於facebook，在接受戒癮療程之前，曾有一段時間，他為了拍攝一張完美的照片，每天都花上10小時自拍。[1] 面對自拍成癮，Danny並不是孤身一人，另一位來自英國的Charlotte Michaels同樣不能自控，每天必須自拍上千張照片才能鬆一口氣。對她來說，自拍比睡眠重要，甚至比愛情更重要，她為了製作一張完美的照片，往往從深夜編輯照片至拂曉。[2] Charlotte感受到「自拍成癮」那一份真實，她坦承，如果她的帖子在15分鐘內沒有獲得足夠的「點讚」，她便會「崩潰」。她表示：「當『點讚』開始湧入時，那種解脫的感覺無法形容。我喜歡別人告訴我，我很漂亮。」[3]

「自拍」的英文為selfie，此詞匯最早是在2002年出現在澳洲一個新聞網頁上，經過10年的時間，人們不再對它感到陌生，牛津英語詞典在2013年把selfie納入網上版詞典內，它更成為了年度詞匯，自此selfie便晉升為日常用語。[4] 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自拍已經成為人們生活中重要的一環，[5] 而對於那些生長在智能手機興起時期的Z世代及千禧世代，更是機不離手，他們更喜歡隨手自拍，並且會把照片上載至社交平台。[6]

網上的社交平台是非常有意思的發明，其中如facebook的官方主要目標，便是幫助用戶與親朋好友聯繫，以及分享更多資訊，讓人們有能力建立社群，並使世界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7] 這目標非常美好，人們想與親友透過網絡分享彼此生活點滴，只需簡單註冊便可以擁有一個免費戶口。不過，世上沒有免費午餐，所謂的免費其實是假象，facebook前高級管理人員Tim Kendall，以及前工程主管Justin Rosenstein清楚告訴大家，facebook是一間賺取盈利的公司，他們獲利的主要方式便是透過販賣用戶的注意力給廣告商牟利，就如許多科技公司或其他社交平台都是透過類似方法來賺錢。它們都努力設計出讓人欲罷不能的功能，藉此留住用戶，只要用戶在平台停留的時間愈長，公司便可以推送更多廣告給用戶。[8]

在眾多功能中，相信「點讚」是其中一個讓人欲罷不能、泥足深陷的功能。社交平台是經過演算法精心打造出來的，它想要用戶點擊那個「點讚」的按鈕，這樣便能確保，把用戶最有可能參與互動的帖子推至用戶社交平台專頁的頂部，鼓勵他們製作點讚和發帖的循環，幫助用戶培養出保持活躍並且不斷滑手機的習慣。點讚按鈕的設計絕對符合人天性的心理需求，人類從童年開始，便渴望及尋求來自父母、老師和同齡人的認可，亦希望可以與他人聯繫，在群體中有歸屬感，社交平台知道人類需要甚麼，並將這種本能數位化，以及巧妙地利用這種需求成為一股巨大的驅動力，推動人們給予點讚，同時也渴求獲得點讚。當人們發佈一張圖片或分享一條帖文時，給予點讚是一場社會交流，獲得點讚可以因著得到他人認可而帶來即時滿足感，而當獲得的點讚愈多，其自我價值亦會愈高。[9]

被他人認同確實會帶給人們莫大的喜悅及滿足，也讓人發帖時愈發興奮及起勁，因為當發放的帖子被人點讚、有正面的評論及大量轉發的數量，這些正面的回饋及收穫，將喚起人們大腦底部的神經元，釋放出多巴胺。[10] 多巴胺是非常神奇的神經傳遞物質，它影響人們的情緒、愉悅感、做事的動機，甚至活動能力。低水平的多巴胺降低人們對事物的興趣和興奮感，讓人感到乏力；過高水平的多巴胺則有可能導致人們出現衝動行為，增加攻擊性或敵對情緒。[11] 很明顯，當人們看見自己的帖子不斷被讚賞及分享，多巴胺水平自然會提高，亦促使人們更勤力及更有動力發放帖子，希望獲得更多讚賞及多巴胺。這解釋了為何Danny及Charlotte會自拍成癮，並且希望拍出完美照片，他們過度沉溺於他人的讚美及評語之中，並且把自己的價值，等同於自己所能獲得的點讚數量。[12]

Danny及Charlotte的自拍成癮是較為極端的例子，但青少年對社交平台成癮，這問題實在不能忽視，值得大家關注。青少年大腦的額葉皮質要到20多歲才發育成熟，而十來歲青少年的特質是自控力較低，對群體或社交活動缺乏安全感，很容易受同儕壓力影響，並會參與社群認可的活動。[13] 2019年，有一項研究在《美國醫學會雜誌》（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發表，結果顯示，每天使用社交媒體超過三小時的青少年，可能有更高的機會面臨心理健康問題風險，而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亦可能導致社交上的比較、孤獨感以及負面影響自我形象。研究的結論提出「未來的研究應該確定，設定每日社交媒體使用限制、加強媒體素養，而重新設計社交平台是減低有關群體心理健康問題負擔的有效方法。」[14]

所有的癮，想要戒都不是易事，當人們享受過多巴胺，只會為了得到更多多巴胺而願意付出更多心思、精神及時間。[15] 重新設計社交媒體平台是絕對有幫助的，簡單如刪除點讚數量的功能，只讓用戶知道有人點讚，人們成癮的情況便會有所改善，不過，營運社交平台的公司可不會樂意為了青少年健康而減少收入。沒有社交平台的配合，單靠限制青少年每日上社交平台的時間，實在難以阻止他們繼續依戀社交平台。Danny的父親Robert Bowman表示，他和太太都是認可的心理健康護士，他們對於社交網絡和手機技術可能帶來的危險一直感到擔憂，特別是它們對本來已沒有安全感的年輕人的影響，一直沒有獲得正視。[16] Danny本人也指出：「人們並不知道，當他們在facebook或Twitter上發佈自己的照片時，事情已迅速失控，它成為了一種尋求認可的使命，更可以摧毀任何人。」[17]

「失控」非必然，卻不足為奇，有些人以為只要人有足夠的自制力，便可以好好控制及管理自己使用社交平台或滑手機的時間，但試問在現實中，有多少人說好了再滑五分鐘手機便停止，但五分鐘之後又五分鐘，無數的五分鐘過後，該做的事情沒有做，時間便被扼殺了。神經科學家Andrew Huberman在接受網紅Chris Williamson訪問時，表達出對社交平台的看法，他打了一個比喻，當人們看見一隻狗不能停下來，在角落裡挖掘，不斷地尋找骨頭，人們會想，這隻狗病了，牠的行為教人感到悲哀。人類何嘗不是如這隻狗般，社交媒體激發多巴胺的釋放，帶來獎勵、驚喜和興奮感，使用者因而感到愉悅，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愉悅感漸漸變為類似強迫症的行為，使用者可能會不斷地查看社交媒體，陷入一種重複的行為模式。[18]

很多現代人都生病，但誠如設計倫理學家Tristan Harris表示，問題不在於人們缺乏意志力，而在於「螢幕背後有上千人不斷努力瓦解你的自制力」。很多成癮行為主要是環境與處境造成的。很多科技巨人清楚這件事，Steve Jobs知道孩子很容易受到iPhone及iPad誘惑，所以他限制自己的孩子玩iPhone及iPad；Bill Gates的孩子，到了14歲才能擁有手機，並且不能在午餐、晚餐時及睡覺前使用。[19] 如果連這些科技專家都對電子產品保持高度戒備，普通人為了自己及下一代的好處，應否採取一些行動？[20]

不要高估智能手機用家的自制力，亦不要低估社交平台想要賺錢的動力。

《遇見完形的我：用覺察、選擇、責任與自己和好，解鎖人生難題》
作者：曹中瑋
出版地：台北市
出版：究竟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年

這是一本有關心理治療的書，更具體說，這是一本有關完形諮商學派治療的書。

接受心理治療的人，大都是想療傷，想改變。「完形諮商學派相信，只有透過『親身體驗』的經驗」，才能納入個人的內在系統，引發真正的改變。此學派需要諮商師以高度創意，設計出讓當事人體驗的實驗活動，幫助他們區分「內、外界覺察」，打開看、聽、嗅、嚐、觸這五感，聆聽身體的聲音與面對情緒起落。完形學派認為，惟有人清楚地覺察到自我內在需求及情緒，並了解外在人和物的各樣面貌，才能運用意志自由地作出比較適當的選擇或決定，最後才比較容易及歡喜快樂地承擔選擇後的責任。

覺察、選擇及責任是完形治療學派中的核心精神。覺察是非常重要，它影響著選擇，以及隨之而來的責任。如何做到清明覺察，不在於「加上」甚麼，在於「移除」甚麼。人們要移除：一、以頭腦思考為主的「中界覺察」；二、個人主觀經驗造成固有的認知系統；三、形（想處理的心理議題和困境）與景（相關情緒）並不能流暢轉換的狀況；四、逃避覺察的種種形式。

當然，這不是說完全不用思考，只是先要弄清楚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然後先和自己和好，才能走好下一步。很多時人們沒有勇氣作決定，或作出錯誤決定，都與自己特質或遭遇有關。完形諮商學派認為一個人與自己和好後，學習包容及喜歡自己原先討厭的特質，又或明白突然冒出來的情緒從何而來，才能改變自己，誠如完形治療師A. R. Beisser所言：「改變往往發生在個體想要成為他自己的時候，而不是他想要成為另一個人的時候。」

當然，接納自己亦不代表放飛「真我」。身為完形治療師的作者用「我王國」來比喻一個人有不同特質，一個人可以視自己有一個王國，自己是這國的國王，不同的特質就如不同的臣子，有不同的職務，如要打仗，便要派出「國防部部長」， 與其他國家結盟，便要派出「文化或外交部長」，國王要明白，每一位大臣都很重要，都有正負兩面，國王要了解及好好地善用他們，同時亦要平衡不同大臣的勢力，察看自己有沒有過度助大某一方，有的話，便要進行約束，以免國家的整體利益受損。作者分享到她過去曾助長「努力認真」的勢力，這為她帶來成就，卻摧毀了她的健康及影響其人際關係。作者最終發現要約束「努力認真」這美好的特質，她也要尋找被忽視、壓抑過久的臣子，否則，便難以成為一個成熟及整全的人。

那些真心想要改變的人，讀畢此書可能會生出動力，想要找時間安靜下來，邀請王國的臣子來一場對話，建立更強大的「王國」。

早前有報道指，有非本地學生花費不少金錢買假學歷來港報讀大學，以不誠實方式取得香港專上學府的碩士課程的教育機會，去年就有部份大學揭發有學生持假學歷入讀的事件。另外，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數據亦指出，2023/24年度在學歷評估過程中，揭發32宗申請人持假學歷的個案，當中有五宗涉及申請教席，涉事申請人想註冊成為香港教師。

在教育界中，造假的事件一直存在，由找人做功課、寫論文，再到提交假成績單、假學位、假信件證明等，都曾經出現，而由於科技的進步，要接觸、得到造假的資料也愈來愈容易，上網就能找到AI、論文代寫服務，甚至有中介公司代勞。有人可能會深究要花費多少金錢才可以買到假學歷證明，但這類涉及造假的事件，關乎個人的品德和操守，在教育界是極之嚴重的問題。

教育不單是要求學生在學業上有進步，而且還要求學生在品格上要誠實，老師也就是學生的楷模（role model）。教育局在2022年發出的《教師專業操守指引》指出了八項教師應有的專業及個人道德與操守：專業信念、恪守法治、以身作則、廉潔公正、盡忠職守、關愛學生、尊重私隱及維護專業。如以不誠實手段騙得教席成為「失德教師」，「為人師表」會變成「誤人子弟」，不知將有多少學生受害。所以還希望教育局及辦學團體嚴正對待事件及多加防範。

任何世代中，總有人想用以假亂真，不想付出努力但想獲取成就和利益，而現時科技無論在實體生活或虛擬世界都在「滋養」人們成就這種「便利」心態。除了盡力求真，仔細辨別真偽；其實從另一角度去看，只有真正付出努力後得到的經驗及智慧才能滿足人心，這是偽裝者們不能感受到的。

參考資料：

李穎霖。〈假學歷調查｜香港中介大本營曝光　稱買通國際考場　200萬入港大〉。《香港01》。2024年10月15日。

〈假學歷申教席註冊 評審局截5宗 業者驚訝造假蔓延教界 大型辦團：囑校長更嚴把關〉。明報新聞網。2025年2月17日。

〈評審局上年度截32人持假學歷　當中5宗涉申教席註冊〉。東網。2025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