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網絡牧養的想像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7/05/2021

牧養工作,就是生命教育,當中的分享與交流十分重要,可以互相影響及一起進步。但若要於網上進行牧養工作,大家要隔著螢光幕見面,可能就會令人聯想到排山倒海的技術考慮、溝通不直接又或是形式很單一,以致令聚會氣氛沉悶。

透過網絡進行牧養工作,大家可能會立即想到網上崇拜直播及網上小組開Zoom(或使用其他網絡會議工具),當中涉及的技術固然有一定的難度,不過要尋找熟悉IT技術的同工或弟兄姊妹幫手,也不是困難的事情。疫情令教會的現場聚會走到線上,在經過一年後,有關技術方面的需要和考慮,大家可能大致掌握了,或者已熟習了這形式,接下來,就是溝通與形式的考慮。

互動、溝通與形式的結連

互動、溝通與形式是不能分割的。於網絡上觀看及參與聚會,如形式是比較單一的分享或聚會,參與者很容易會覺得自己是旁觀者,只要關閉鏡頭,不讓其他參加者看到自己的樣子,又或者即使開了鏡頭,只要多人參與聚會,參加者就會覺得別人不會留意到自己,投入感又會頓時減少。

所以聚會形式——即如何活用網絡會議工具,就變得非常重要。在單向的聚會,即由其中一方單向的傳遞訊息,有沒有想過可以加設分組討論和祈禱的時間?為著教會、社會、世界發生的不同事件去禱告?如果參加者是來自不同的團體,並且彼此熟稔,更可以鼓勵大家分享近來面對的事,互相為對方禱告。這樣,可以提高聚會的互動性,令參加者更投入。

加入分享元素

大家都透過手機、電腦上網參與聚會,基本會使用的工具有鏡頭與咪高峰,即是大家可互相分享有影像和聲音元素的東西,如相片、投影片、詩歌的MV等。在活動時有沒有想過可以邀請參加者先預備一件可以代表自己近來心情的物品,或按議題找具代表性的物品,將這物品對著鏡頭作大特寫分享?

而牧者又可否嘗試撰寫一個短劇,例如在鏡頭前展示布偶或有趣的物品,再請弟兄姊妹在背後配音來說說故事?短劇可否帶出一些問題,然後先讓弟兄姊妹分組討論,再回來大組參與介入事件,讓他們嘗試去改寫故事?

筆者現為戲劇教育碩士學生,因著疫情,有機會參與一些討論教育與網絡應用的研討會,當中發現不少戲劇教育的導師都開始研究和探討如何應用網絡會議平台的空間來進行教育工作。而單向播片、發言,已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做法。參與者在接收訊息後,設計活動者進一步要再想,如何令他們投入,包括投入情緒,他們才會「置身事內」,並且進一步作出思考及回應。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所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就提到人們的態度,即情感的反應方式,會影響他們接收、回應、評價、組織及內化所學的東西。

不同層次的思維記憶

在設計活動時,可以製造機會讓弟兄姊妹共同經歷,讓他們能「主動」分享自己想法,作出討論,再進一步評估及創造。Bloom的分類學將知識分為三個範疇,而在認知範疇(cognitive domain)階梯中,較低層次的思維是記憶(remember)、理解(understand),這就像平日單向聽道的層次。[1]

如弟兄姊妹在活動設計時,在邀請牧者分享經文或講道之前或之後,是否可以加插故事或個案的呈現,再給大家有空間去討論、分析,以至可以把相關的教導放進故事或事件的發展之中,讓大家分享和判斷,大家再試試去幫助故事的主人翁改善現有的處境或思考的方向,以尋找出路?

隔著螢光幕,的確是容易被四周外在環境打擾,但如活動設計夠吸引,使人浸沉在這黑框之中,它所呈現的故事及大家共同創造改善現況的「劇情」,卻可以是十分引人入勝,使人投入在其中。

21世紀的四大技能

未知大家可有留意21世紀重要的四大技能:溝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思考(critical thinking)及創意(creativity),[2] 其實,這不單是在學校裡,學生要學習的事,更是人們面對21世紀世界各項挑戰時需要的技能。同樣,教會的弟兄姊妹也需要這些技能,讓大家都能好好的互相溝通、合作,對社會現在面對的事件、難題作出批判思考,並有創意地改變現況。盼望我們能一同學習,以新的方式,面對時代的轉變。

布盧姆分類學的演變

美國教育心理學家Benjamin Bloom在1956年提出的布盧姆分類學(Bloom’s Taxonomy),將認知過程分成六個主要類別,由最簡單的層次開始到最複雜的層次思維,包括:知識(knowledge)、理解(comprehension)、應用(application)、分析(analysis)、組織(synthesis)和評估(evaluation)。大概在40多年後,一組認知心理學家修訂了Bloom的分類學,令它更貼近21世紀的學習模型,他們將六個類別名稱由名詞改為動詞,並作出了一些調動,令有關類別變成:認知(remember)、理解(understand)、應用(apply)、分析(analyse)、評估(evaluate)及創造(create)。[3] 這套分類學反映人們思考問題的能力和處理訊息的路徑,它也成為建構學生學習過程的重要模型。


[1] 翻譯機器人:〈Bloom's Digital Taxonomy (布魯姆分類法)〉,YouTube,2017年8月9日,網站: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H3xat7Fw9g(最後參閱日期:2021年4月22日); “Bloom's Taxonomy of Learning Domains,” Big Dog & Little Dog’s Performance Juxtaposition, last modified January 12, 2015, http://knowledgejump.com/hrd/bloom.html。

[2] Bri Stauffer, “What Are the 4 C's of 21st Century Skills?,” Applied educational systems, last modified May 7, 2020, https://www.aeseducation.com/blog/four-cs-21st-century-skills.

[3] 見註1。

關注範疇: 
傳媒
生命倫理
宗教

相關文章

不要失守新聞專業底線

郭卓靈 | 高級項目主任(拓展、媒體素養及生命教育)
15/10/2026

袁澧林揭露多次遭性騷擾 被稱似坐枱記者紅眼道歉

  (星島頭條 2026-10-14)

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香港01 2026-10-14)

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孩子撐不住時誰來接住?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及生命教育)
10/09/2026

3日7學童尋短3死 學者籲三層應急維持 助開學適應 有校推小五生帶小一生

  (明報 2026-9-8)

學童心理足跡研究缺位-對症下藥防範輕生

  (星島頭條 2026-9-8)

新學年才開始數天,香港接連傳出學生自殺、自殘及情緒危機的消息。短短數日,至少有七宗相關個案,當中三名學生離世。對教育界、家長以至整個社會而言,這不只是一串令人震驚與心痛的數字,更是一個沉重的提醒:當一個孩子感到壓力巨大、走投無路時,安全網究竟在哪裏,有沒有為他張開?

每逢有青少年、學童輕生個案發生,我們很容易問:「是不是學業壓力太大?」、「是不是家長要求太高?」、「學校為甚麼沒有及早發現?」這些問題值得問,但也要小心不能把複雜的自殺問題,簡化成單一原因。學生的困境可以來自學業,亦可以是人際關係、家庭問題、情緒或精神健康,甚至是對自我價值與未來前路感到迷惘與失去信心。

教育局近年推出《4Rs精神健康約章》,學校要積極配合,透過相關活動為學生創造減壓機會,增強幸福感和抗逆力;政策亦強調,自殺風險需要跨專業及跨部門支援,而不是由某老師或某個家庭單獨承擔。高小、中學已推行「三層應急機制」,由校內識別和支援,到校外社區社福網絡,再到醫療機構。2025/26學年截至今年3月底,校外支援網絡已接獲330宗轉介,高風險學生經第三層機制轉介精神科服務亦有63宗。由此可見,香港並非沒有支援系統。但我們仍需再進一步問:積極預防能否比危機早一步出現?

預防勝於治療急救

老師面對教學、行政、家長溝通等工作已感沉重,社工和輔導人員同樣忙碌。但學校可以嘗試把簡單而持續的情緒check-in融入日常課堂,讓學生覺得開口分享感覺是正常事,有可以「被接住」、「被看見」的空間,而不是等到危機出現才啟動支援。

家長同樣有自己的難處。父母並非不愛孩子,很多時候正因為太愛、太擔心孩子的將來,才會不斷提醒功課、成績和前途。只是孩子有時需要的,並不是另一個解決問題的人,而是一個願意先聽他說話、努力與他同頻的人。當孩子說「我好辛苦」、「我唔想返學」,家長未必要立即說「人人都係咁」、「捱埋佢啦」。一句「我知道你近期好辛苦,我哋一齊諗辦法」,可能比一番大道理更重要。

求助不是懦弱 迷惘不是失敗

社會也要把「求助」變成一件很尋常、普通的事。有研究發現,部分學生不願求助,是擔心事情傳開、被批評、不被理解。而建立抗逆力,也不要把「抗逆」變成為另一種責任,好像撐不住就是自己的錯。

師長應反思價值觀。在希望孩子努力的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考試失手並不代表人生失敗;可以鼓勵孩子追求卓越,但成績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要求孩子有目標,也要容許他在人生路上迷惘、停下來、再尋索,甚至被給予空間重新選擇。用多一年或多年時間再走過,好過他們選擇不再走下去。

現在,學校與家長應合力編織出一張緊密、有溫度的安全網:學校讓孩子有地方可以分享,家長有傾聽空間讓孩子訴說感受,而社會則不要因一個孩子在脆弱求助、患上情緒病時,便給他貼上標籤。

有句說話:「教養一個孩子,需要一條村的參與」(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這也是我們最需要重新思考:教育,不只是學生自己的責任。當要面對的挑戰、難關、恐懼時,有人陪著一起走,他就不孤單。

大病後的生命學習:活在當下的加減乘除

傅丹梅 | 明光社事工顧問
03/09/2026

人生風暴

2022年初舉家移民開展新生活,對未來充滿美好想像,未料在年中,一場生命風暴無預警下降臨——向來身體健康的我,確診了乳癌第三期。那一刻,覺得自己和死亡很近,眼淚不自控地流下,腦內一直在想︰如果我死了,丈夫和孩子怎麼辦?

病中看見神的看顧

在異地面對如此重症,全家都很徬徨,只能向神禱告求平安及引導。帶著憂慮返教會參加崇拜時,奇妙的事發生了︰坐在我後面的女士,竟是即將治療我那醫院的放射科主管!她詳細告訴我治療流程及注意事項,並留下私人電話號碼以便我聯絡;更不可思議的是,當天牧師講道是《約翰福音》11章、有關拉撒路復活的故事,當讀到第4節,耶穌說︰「這病不至於死」(This sickness will not end in death)。我感到這是神要向我說的話︰叫我不要擔心,主必醫治。

星期二見醫生時,更奇妙的事又出現。醫院為我安排的腫瘤科醫生是39年前移英的香港人,亦是該醫院裡年資較深的醫生,他的出現給我一份莫名親切感。他第一句說的話是︰「Don’t worry, it is curable(不要擔心,這病是可治癒的)」這句話給了我極大的平安與喜樂,因為它與主日的信息完全呼應,讓我確信神一直在工作。

失去健康才懂得健康的可貴

醫生很快擬定治療方案,因腫瘤較大,需先打8針化療(每三星期一針),再做手術切除腫瘤,接著電療15次與打18針鏢靶藥,整個療程歷時超過兩年,隨後還要連續五年服藥防止復發。

9月8日下午打第一針化療時,電視突然播出英女皇逝世的消息。看著新聞,內心震撼︰連國家元首也無法逃避死亡,我的治療能對抗死亡嗎?思緒隨即被護士打斷,告之我第一針已順利完成。隨著化療副作用浮現,身體出現很多變化,包括頭髮掉光、手指腳趾甲變黑,便秘與腹瀉交替,口腔生痱滋痛楚難耐。最嚴重時,曾腹瀉數小時無法離開馬桶,身體虛弱到連水龍頭也扭不開,手指麻木到拿不穩咖啡杯而倒瀉,走幾級樓梯便喘氣,甚至因打升白針引致背骨劇痛而無法入睡。這些折磨讓一向樂觀的我,有時也會情緒低落,全靠神、家人及朋友的陪伴及鼓勵,才能渡過。

康復後,有些東西能復原,有些後遺症卻不可逆轉,如手臂血管收縮引起的痛、手指麻痺、視力變差及終生不能捐血等。然而,失去健康卻是通往重視健康的路徑。如今我更珍惜健康,每星期抽3至4天跑步,飲食上多吃新鮮的原型食物(From Ground to Mouth),減少吃加工食物,努力把健康贏回來。

對受苦有更深刻體會

患病令我變得軟弱,卻加深了我的同理心。例如掉光頭髮後冬天怕冷要戴帽睡覺,使我更能體會脫髮者的焦慮及禿頭者的痛苦。患病期間,平時樂觀、說話滔滔不絕的我,有時情緒低落到整天一句話也不想說,很多朋友寄短訊問候、送花送禮鼓勵,甚至約我去行公園、飲咖啡,分散我的注意力,怕我在家會「鬱到病」。這些經驗,令我更明白病人的需要,往後有家人或朋友患病時,更懂得主動關心及慰問,將自己的經歷成為別人的鼓勵。

經歷死才懂得如何生活

患病雖然辛苦,卻能令生命成長。我領悟到死亡令一切歸於無有,愛、恨、嫉妒都不再存在,既然如此,凡事毋須太執著,一切隨緣,平常心看待得失成敗,凡事不強求,別人對我好,固然開心,若有人對我不好,不會和他爭論,轉身離開就是了,何必浪費時間及口舌去強求不愛你的人愛你。以前看不過眼的事,例如孩子房間混亂,現在變得釋然,只要求保持廚房及客廳等共用空間清潔即可,其實一家人的關係比整潔更重要。我也更珍惜及享受每天與家人吃飯、旅行與相處的時光。

患病時常感到力不從心及無能為力,每每思考康復後如何活出神喜悅的生命?病情穩定後,除明光社及原先的輔導工作,我亦在一間慈善機構做義工,並擔任基督教華僑佈道會(COCM)的義務輔導員,也在教會外展英文班擔任助教,接觸未信者,希望帶領他們認識主耶穌。現在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正如《雅各書》三章13節(The message譯本)的教導︰「好好地活、智慧地活,謙卑地活」(Live well, Live wisely, Live humbly ),這樣便不枉此生。

生命中的加減乘除

兩年多的抗癌路,令我體會到生命無常。沒有人知道明天將會如何,疾病及死亡可以突然臨近,想做的事、想去的地方不要等待,立即去做,不留遺憾。

對生命我有兩點深刻反省及領悟︰

一) 如果有些事做了將來會後悔,我堅決不做;

二) 如果有些事現在不做將來會後悔,我立即去做。

其餘的,我用「加減乘除」來總結︰

  1. 加多一點關心家人朋友,珍惜仍可相見的日子。
  2. 減少憂慮與計較,憂慮無法使壽數多加一刻,只會徒添煩惱。
  3. 乘機多做運動及作健康飲食,使身體骨骼、肌肉、細胞活躍起來。
  4. 除去不必要的物質。生病時,物質不能減少痛苦;當死亡臨到時,甚麼也帶不走。

最後,凡事信靠那位賜生命的主,祂是我患難中隨時的幫助。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AI 不懂「人話」,正是人類的本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6/08/2026

當你以為AI工具是一位絕對服從主人的「助手」,會乖乖配合你的每一個指令,叫它往東,它就不敢往西時,事實上這只是假象。現階段的AI工具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單靠AI進步是不足夠的,人類亦需要提升自己,學習從AI的角度出發,運用AI才能理解的邏輯去寫提示詞,這樣生成的作品才不會讓人啼笑皆非。

會有以上的想法,是因為筆者最近正在摸索AI影片製作工具,發現若用過往的寫作方式,輸入人類能輕易理解文字作為提示詞,原來在AI的解讀下,會產生不少笑話。例如,筆者輸入「主角一手撐傘,一手摸狗狗的頭」,畫面竟然生成了主角一手撐傘,另一隻憑空出現的手(不是主角的手)在摸狗狗的頭。又例如,筆者叫AI生成一個「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主人,主人推門進入便利店」的影片,一開始畫面確實是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待,誰知當主人進入便利店後,筆者竟然看見便利店中的飲料機的玻璃門裡面,有一隻一模一樣的狗狗。這種崩壞其實是有跡可尋,因為對AI來說,「狗狗在門外」是一個指令,便利店的門是門,飲料機的門也是門,它因此混淆了,才出現了這一幕奇怪的場面。

原先筆者以為只有新手都談不上的人才會鬧出這種笑話,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分享,才知道原來有很多AI影片製作者,仍會向資深製作者詢問相同的問題:如何讓主角不變臉、髮形、衣服、場景、道具能保持一致、不無中生有,或突然出現一些原本設計沒有的物件或場面。根據網民分享,才知道有所謂「抽卡」一說——製作者即使輸入了詳細且精準的提示詞,到底AI能否生成他們想要的畫面,每一次都如抽卡一樣,只要未看到生成的影片,都不確定這次的作品是否沒有崩壞,可以使用。這種情況,就如量子力學中謎一般的薛丁格的貓(Schrodinger’s Cat)思想實驗——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毒氣裝置,而毒氣是否釋放完全取決於一個隨機量子事件。在量子力學的規則中,在人們打開盒子「觀測」之前,那個粒子處於「衰變」與「沒衰變」的疊加態,因此貓也被迫處於「活著」與「死了」的疊加態,彷彿貓同時是活的又是死的;只有當人們打開盒子看一眼,貓的狀態才會成為其中一個現實。簡單來說,盒中的貓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只有在觀測那一瞬間,才決定它到底是死是活。

當然,資深的AI影片制作者經過無數次抽卡,燒了不少錢後,自然能駕馭AI,甚至還能製作出諷刺AI理解人類語言的影片。對於學習過AI影片製作的人來說,看後會比旁人更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明白用AI製作影片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痛點——提示詞。提示詞牽涉到技巧,尤其是文字。

不得不說,初涉AI影片製作後,才赫然發現人類的理解力原來可以如此之強,而彼此之間能運用語言或身體語言溝通,是何等奇妙且美妙的一回事。有時,親人、好友或情侶之間甚至不需用語言,一個會心微笑、一個眼神,便能知道對方的心意。這份有聲或無聲的交流,實在是造物主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在AI時代,人類需要與時並進,學習如何與AI溝通,學習用AI能理解的邏輯來表達,但更重要且更幸福的,還是可以與一個不必像AI那樣令人費神、能夠正常溝通的人聊天。


參考資料:

Mr. Light, 〈薛丁格的貓》好可憐到底會死不會死〉,《Mr.Light|觀察室的沙龍》,2022年11月10日。

@ImmortalDairy:〈當我試圖馴服ai做短劇〉,YouTube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新世代對教會的期望與觀感

蔡志森 | 明光社總幹事
06/07/2026

    香港教會的聚會人數不斷下降,年青人流失、離堂已成為十分嚴峻的挑戰,這也是明光社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今年週年研究的題目。與過往主要是量性調查不同,今年是採用深度訪談的質性調查,訪問了16位曾離開教會的18至30歲年青信徒,包括9女7男,10位是第一代信徒,6位是信二代,有9位已沒有參與教會聚會,有11位的信主年期是10至20年。調查的完整報告稍後會公佈,本文主要是分享調查的幾點觀察及回應。綜合16位受訪者對教會有五點期望,認為教會應該有以下的特點:

一)教會應是牧養蒙召參與上帝使命的群體

教會不是一個社交俱樂部,而是牧養被上帝呼召參與上帝在世上使命(包括敬拜、塑造、見證、服侍等)的群體。當年青人經歷教會牧養是具參與性的,他們不是消費者而是門徒,他們就更願意留下。當教會讓年青人感覺只是為了維持教會活動而出席,而不是參與使命,年輕人往往會逐漸疏離。

二)教會應該重視處境性塑造的牧養

教會應該透過聖經、禱告、聖禮、群體與實踐,在處境及時間中塑造信徒而不是僅僅透過教導。當年青人在實際處境中經歷被塑造,培養出屬靈習慣,他們會留下參與以及回應呼召。如果教會主要只是提供講授而缺乏實際處境性的塑造,年輕人可能會認為信仰不過是「知識」、「離地」,而不是「生命」。

三)教會應重視在聖靈中與上帝相遇的牧養

信仰不應只是倫理或文化層面的,也是屬靈的,上帝可藉著聖靈工作,讓信徒在處境中與上帝相遇。當教會讓年青人在處境中有空間沉澱、反思,並透過禱告、見證、哀歌、盼望、被光照、降服及與聖靈對話,讓他們「真實地活出信仰」,年輕人會被吸引並留下。如果教會未能與年青人的處境接軌,屬靈生活被簡化為教義式、甚至是情緒操控,年輕人便會對教會生活逐漸冷淡而離開。

四)信徒需要有歸屬感的教會生活牧養

聖經將教會描繪為彼此互相依賴的「身體」;歸屬感不僅是情感上的安慰,而是屬靈上的聯合與連結。當年青人感覺真正屬於教會群體的一份子,不單有友誼、能彼此接觸及接納、被聆聽及被看見,並被賦予有尊嚴的角色,他們會留下。如果接納是有條件的(如必須出席聚會、守規矩、完全按照教會固有的方式參與等),他們可能因覺得不被接納而離開。

五)年青人喜歡以僕人領導方式牧養

新約將領導描繪為僕人式的牧養,謙卑地服侍、引導、保護、督責與培育,而非支配。當領導值得信任、透明、言行一致、屬靈成熟,親力親為的服侍,年青人會願意留下。當年青人覺得領導者嚴厲、虛偽、隱瞞,或缺乏憐憫的道德主義,會使年青人遠離並損害教會的公信力。

    當然,這次質性研究的一些觀察並無意/亦不能代表大部份年青信徒對教會的期望和觀感,不過,聆聽他們的故事和心聲,可以讓大家對如何牧養年青信徒會有一定的幫助和提醒。其中有幾點值得香港眾教會的教牧同工及長執認真思考:

一)教會必須正視年青信徒嚴重流失的事實

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每5年一次的教會普查可以看到,經常聚會的信徒在10年之間已經由30.5萬跌至19.7萬,15至24歲年青人的流失更為嚴重。筆者過去二十多年經常到不同教會講道,看著不少教會的會眾日漸老化、愈來愈少年青人參與聚會,實在令人感慨,教會若不重視年青人的需要和期望,就算未至於要關門,但西方一些偌大卻暮氣沉沉的教會可能就是我們未來的寫照。

二)教會應以宣教的心態看待青少年的牧養

    作為宣教士,要贏取未得之民,最重要的就是要放下本身的優越感和文化生活習慣,願意學習對方的語言文化和生活方式,在甚麼樣的人當中就作甚麼樣的人,無論如何,總要救些人。想明白年青人的需要和期望就必須願意放下身段,聆聽他們的聲音而不是老氣橫秋地教訓甚至責備他們,要求他們無條件地跟從和順服教會一些傳統和規定。一代不同一代,期望教會的領導層在不再年青的時候亦不會忘記自己曾經年青過、反叛過。

三)牧養年青人並不是只能依賴年青的牧者

    不少教會都希望能夠聘請年青的傳道人去牧養年青人,因為大家同聲同氣,而且生活習慣相近,方便回應他們的需要。但不少受訪的年青人最重視的卻不是年紀,而是對方是否願意聆聽和同行,他們在生活和社會上遇到許多問題,但教會日常的教導又未能回應他們處境的時候,他們最需要的是有人能夠明白而不是怪責他們,陪伴他們前行。牧者不可能事事都有他們滿意的答案,但真誠的關心他們是會收到的,若果牧者能坦誠地分享自己的軟弱和感受,他們會更受用。

四)教會牧養不能離開信徒面對的實際處境

    其實不單年青人,所有信徒都會期望教會的牧養能夠幫助他們面對日常的挑戰和衝擊,例如社會公義、貧富懸殊、性別議題、男女關係、離婚再婚、職場倫理、科技發展和社交媒體等等,教會的牧養是貼地還是離地,最後可能會變成他們去留的選擇。

  此地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不過,既然這教會是我們的家,但願我們都能同心協力維護這個家,並且愛上那些未回家的人。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烈日當空之時,太陽刺眼讓人沒法直視。而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為他的著作命名為《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正是要指出: 死亡與烈日一樣,都叫人難以直視,但他亦同時呼籲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凝視它,並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透過正視死亡,我們得以把強烈的恐懼轉化為可以承受的焦慮,在適當的指引與陪伴下,平復內心的不安,讓生活重新充滿活力與意義。

Yalom 是猶太裔的俄國移民,於美國成長、學習,成為了精神科醫師及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及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是當代具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大師之一,將存在哲學融入心理治療,並指出人類面臨四個「終極關懷」面向:死亡、 孤獨、生命意義及自由 。他指出,在日常的臨床實務裡,這四者互相交纏盤繞,但死亡焦慮是其中最明顯也令人苦惱的一個。

Yalom 觀察到,對死亡的恐懼很少直接浮現,而是常常偽裝成其他心理症狀,例如強迫行為、關係困難、工作狂熱或逃避親密連結。這些焦慮常在「覺醒經驗」中被觸發——如親人過世、離婚、重病、創傷、衰老,或強烈的夢境——打破我們日常的否認機制,讓死亡的現實清晰浮現。但他強調,認識到死亡焦慮的存在是療癒的第一步,許多心理困擾的根源其實是對有限生命的恐懼。

雖然Yalom是位無神論者,但他指出有不少人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就算快樂,也會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生有何意義?他提出了「漣漪」的概念,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般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就算自己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雖不至於是名垂千古,但也能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我們的人生體會、智慧、善行,傳達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就如人們所說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吧。他亦指出努力活得無憾、無悔,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減少孤獨感,陪伴大家走向衰老及死亡。

這不是一本冰冷的理論書, Yalom在書中寫了很多他曾作治療師時所幫助過的個案。一邊看不少在人生低谷的故事,一邊理解作者的理論及想法,一邊逐漸轉化對死亡的恐懼為改變的勇氣,學會珍惜每一當下、多陪伴關心及安慰苦難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的「漣漪效應」是書中一個要點。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地上為主發光」,在信仰上影響他人對基督宗教的看法、了解福音。當 Yalom 專注談此生時,可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漣漪,最終在基督裡可擁有永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是否能成為基督的馨香之氣?

《鐵拳教育》引發的討論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8/06/2026

近日Netflix劇集佔第一位的是韓劇《鐵拳教育》,引起了坊間一些討論。劇集講述韓國教育局局長因教師女兒兩年前被學生殺害,眼見校園欺凌與暴力日益失控,於是與女兒的準丈夫羅華振成立「教權保護局」。羅華振以督察身份進入學校,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極端方式,對付「犯事者」。

劇中,羅督察與同袍面對校園欺凌者、怪獸家長、受賄老師及販毒惡霸等問題時,採取了極具戲劇化的強硬手段,例如以暴制暴體罰欺凌者、瓦解欺凌小圈子並反向孤立他們、強迫怪獸家長親身體驗孩子的學習苦況,以及透過社會輿論施壓令惡人受到懲罰。這些情節為觀眾帶來強烈的復仇爽感,因此《鐵拳教育》自播出以來長期高踞Netflix劇集榜首。然而,劇集的極端手法同時引起韓國老師和教育關注人士的憂慮。他們擔心觀眾會模仿劇中「私刑正義」,以暴力或過激方式解決校園問題。

筆者同意不能合理化暴力,教師也不能使用暴力作為教育手段,應該耐性地尋求不同有效的方式來教育學生及回應家長。包括用方法增加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能體會別人的苦況;亦作出不同的家長教育,讓他們知道孩子的學習特點,配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劇中的內容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在香港亦有部分學校確實存在類似劇中的學生,既無心向學,又故意在課室阻礙教學、破壞班風,更威脅到老師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欺凌同學、仗著年紀小而難以被法律制裁;學生KOL操控網上輿論、血口噴人、顛倒是非,嚴重損害師生名聲。而一些怪獸家長亦對孩子、老師的生活作出嚴重干預…… 而校規與法律往往束手無策,上述種種問題確實令人困擾該如何有效處理。

《鐵拳教育》畢竟只是劇集,編劇把現實中的棘手難題推向極端,以製造強烈的戲劇衝突和討論話題。但這何嘗不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真實世界裡,校園欺凌和師生權益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困境?香港亦發生過一些老師因壓力大而影響情緒、出現傷害自己的情況,而校園欺凌亦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地方。當局除了要不斷加強學生追上科技潮流,學習太空人及AI教育,還需面對現況,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尊重,以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並有效地保護師生身心,為有心上課的學生提供安全的教育環境。


參考資料:

〈Netflix《鐵拳教育》大熱掀爭論 首爾教育監 反對以暴制暴 〉,《 香港01》,2026年6月17日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1] “Francis Galto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ancis-Galton.

[3]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莊安祺譯:《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年),頁110。

[4] 同上書,頁110-113;“Francis Galton,”Britannica.

[5]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6] Thomas Drucker, “Galton defines Eugenics,” EBSCO, 2023.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history/galton-defines-eugenics

[7]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8] 同上書,頁114、116。

[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5-122。

[10] 同上書,頁162-164。

[11] Sheila Kaplan, “The legacy of eugenics: Professor Osagie K.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A. Review of Books,” 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 June 20, 2024. https://publichealth.berkeley.edu/articles/spotlight/research/the-legacy...

[12] Soutik Biswas, “India’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0040790

[13] Stephen, Drake and Diane Coleman, “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1999.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5/singer.html

[14] 同上文。

[15] Pamela J. Hobart, “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 Prindle Post, Mar 27, 2017. https://www.prindleinstitute.org/2017/03/peter-singer-ethics-eugenics/

[16] Stella Young,”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 ABC News, Aug 15, 2012. https://www.abc.net.au/news/2012-08-15/young-case-against-peter-singer/4....

盲盒、抽蛋文化盛 政府不管家長勿忽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9/03/2026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9940(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2] 歐陽家和:〈手機遊戲似賭博 政府規管勿再遲〉,明光社,2014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6685(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3] 歐陽家和:〈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明光社,2019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1318(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4] 〈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 9%達「問題賭徒」〉,《獨立媒體》,2026年3月13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生活/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9%達「問題賭徒」(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5] 同上

優獸大都會2 Zootopia 2 – 探討差異、互補與共存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繼上集,破了大案後,兔子警官Judy Hopps不再是警察新丁,她懷著一顆正義的心,與那隻口甜舌滑卻又掩蓋傷痕的狐狸Nick Wilde終於在警局裡成為真正的拍檔――一對看似最不可能,卻又最互補的偵探組合。這次在查案期間,他們又因著更了解大家的不同,而不斷掙扎著是否繼續包容接納對方。

在《優獸大都會2》中,Judy和Nick的關係是故事的核心,他們從第一集的「互補搭檔」進化到更深刻的伙伴階段,但這也帶來了更多戲劇衝突。電影利用他們的本質差異――Judy的「理想主義」對應著Nick的「現實主義」來製造張力:Judy總是有著那股不懈的熱情,主動推動調查,面對新挑戰時堅持自己的信念,相信正義能戰勝一切;而Nick則因為第一集揭露過他小時候曾被欺凌的創傷,以及難得獲得Judy這好拍檔,形成了今集強烈的防衛機制與恐懼失去的心理模式,遇到危險時更傾向謹慎、不輕舉妄動,導致他們在查案過程中頻頻出現意見分歧,甚至短暫的分離或誤解。

在一個組合當中,有差異並非不能共存,甚至可以是很好互補,因為一個衝動的,配搭另一個謹慎的,更可能把事情處理得完善,不致於太過魯莽或完全裹足不前。最終兩者能否合作,則需要表露自己的內心,讓對方認識、互相接納及建立信任。

電影故事衝突不單來自外在的案件,如涉及神秘爬行動物和城市歷史的謎團,還有是根植於內在的價值觀碰撞:Judy可能覺得Nick不夠投入,Nick則擔心 Judy的衝動會帶來危險。這讓他們的互動充滿情感與深度,他們亦必須共同面對「伙伴危機」,在面對瀕臨死亡的時刻,透過坦誠對話來修復關係。

電影把這些現實中的合作伙伴所面對的衝突討論,變成幽默及溫馨的橋段,展現出彼此的「差異」並非純粹是伙伴合作中普遍發生的障礙,更是邁向成熟及長期合作關係必會出現的「挑戰」。

而在信仰的視角中,上帝為甚麼要我們在一個充滿差異的世界中生活及成長?在這些差異中,我們如何可以活出愛?或許我們可以在哥林多前書十二章12-27節中找到教導:「就如身子是一個,卻有好些肢體;而且肢體雖多,仍是一個身子;基督也是這樣……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不要輕視不同肢體,而是「彼此相顧」和互補。

AI時代的親子學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AI下的港人抑鬱與焦慮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3/2026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遊戲中的品格觀察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5/03/2026

一般而言,玩遊戲因輸贏或各種狀況引起情緒都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卻有不少人容易惱羞成怒,頻頻發表一些人身攻擊的言論,很快整個遊戲就變了一場罵戰。數天前,著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發出通告指未來遊戲更新版本將會嚴厲打擊這些「嘴炮」行為,由過往的禁言處分,變成以禁賽形式處分,通告中也直言:「不懂得尊重其他人的惡劣玩家,慢走不送。」所謂正面文章反面讀,既然遊戲公司會在此時此刻發出通告,即是指遊戲內的「嘴炮」問題已經變得非常嚴重。

筆者翻查不少討論區之後發現,原來有些地方可以因為對方在網上遊戲中發表惡劣言論而提出控訴,但能夠成功控告的成功率似乎不太高,在討論區中亦有人認為提出控訴的這個行為是玻璃心行為,浪費警力,然後又釀成了一個大型罵戰現場,也有不少人身攻擊言論(可見網絡就是容易構成二元對立且無法好好地理性討論的地方)。

這些事件無疑反映了一個現象:許多人在遊戲的競技壓力下,往往難以自控,甚至將情緒化為言語利刃傷害他人。或許在虛擬世界的博弈中,我們反而更能窺見一個人最赤裸、最真實的品格。這其實是一份非常好的「生活教材」,家長能透過觀察子女在遊戲中的反應,走進他們內心深處;朋友或伴侶亦能藉此細察對方的品性與情緒底線(現時年青人在玩遊戲多數都會有語音溝通,有意無意都有機會觀察到)。雖然情緒隨遊戲起伏是人之常情,但若任由情緒驅使行為、出言不遜,甚至徹底失去自控能力,那便是我們必須正視的人格課題。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

青少年的「數碼鴉片」?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9/01/2026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你的「韌性」與你的祈禱、團契有何干?

藍志揚博士 |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
15/01/2026

2025年在中國內地有媒體評韌性為十大流行語之首。[1] 筆者大約20多年前開始研究韌性這個理論,當時候我的研究建議書(Research Proposal)的題目也是韌性(Resilience)。但我的指導老師收過建議書後,用了非常直接的方式告知我:「No, don’t do this」。我預備了數星期的建議書就頓時變為廢紙一堆。指導拒批的理由十分簡單,這個主題已經欠缺新穎,導致我的研究創新性受到限制,所以不宜再花心思投資。

想不到20年後,韌性的概念在內地被活化起來。甚麼是韌性?在心理學上,韌性通常被定義為個體面對壓力、逆境或創傷後,仍能維持或恢復良好的心理和社會功能的能力。[2] 本文的寫作目的是鼓勵讀者建立屬於自己的韌性。

人生遇挑戰  帶來轉化成長

城市人一直面對著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挑戰,包括工作壓力、失業、身份與地位的轉變、健康問題、親人離世等。[3] 以上的人生挑戰好像是「逃也逃不了」,但危機經常是一體兩面,人生的挑戰也能夠讓成年人帶來獨特的轉化和成長。社會情緒選擇理論(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強調了未來時間透視 (future time perspective),提醒了我們如何運用將來的時間。[4]

以上理論指出,成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時間的知覺發生了改變——從關注時間的絕對長度轉變為關注時間的有限性。換言之,他們感知到自己時間所餘不多。這種改變導致年長者改變了他們對社交活動的選擇。年長者會將有限的時間和心力投入到少數但有高品質的關係中,優先選擇與親密人士的互動,重視情感互動的深度,而非互動的數量。按最初的理論,「終點」原本指的是死亡,但在後續的討論中,這個定義被擴展了:當一個人意識到目前的穩定狀態可能即將改變,那個時刻也可以被視為是終點(例如:災難、突然死亡、移民等),這種意識也會改變心理上的時間期限。[5]

換言之,理論的後續討論開始不是單單聚焦在成年晚期階段,更是廣泛地應用在不同的年齡層。當社會上發生一些讓人意識到生命有限的重大事件時(例如疫情、大型火災),即使是年輕人,心態也會轉變:他們會開始將焦點轉移到對情感有意義的目標上,並更傾向選擇與親密的親友互動。[6] 這種選擇式的社交模式,雖然表面上看似縮小了個人的社交圈子,其實是強化了情感支援的品質和深度,進一步提升了個人的心理韌性。[7]  以上的社會情緒選擇理論說明了一個道理,心理的韌性是可以建立的,有深度的團契和關係是產生韌性的重要養份。

身心靈連結  助建生存韌性

除了人際互動的層面,個人層面也有許多方法幫助我們建立生命的韌性。由於篇幅有限,我們暫且只運用身體的角度來探討如何建立生存的韌性。我們較常傾向理解身體出現問題的成因是與起居飲食相關,例如:缺乏運動;至於心靈狀態的考量總是擱置一旁。但筆者深信身心靈是緊密連結的,心靈的狀態會在人不經意的情況下「體化」並外顯。心靈能夠實質地對身體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

一項針對美國慢性病患者長達6年的追縱研究結果揭示了一個現象:在控制了多項變數後,每日進行私禱的病患者,其6年後的生存率顯著高於不常祈禱者。[8] 要詳細解釋以上的現象仍需進一步的調查,但祈禱能夠帶給信徒平安與釋放,這是信徒普遍的信仰經驗。研究人員推測,病患者在祈禱中經歷了「希望感」,他們持續提醒自己把難以掌控的健康結果交託給上帝,這種重複的肯定和交託,使他們心靈得到釋放和自由,令身體減少壓力荷爾蒙(例如:皮質醇)的分泌,從而減少對身體的負面影響。以上的研究結果,筆者會認為是生存韌性的一次展現。

韌性能夠被喻為2025年流行語之冠,源於許多人正經歷著不確定的外在環境,內心產生不安,導致影響個人的生活及群體的協作。韌性再次受眾人的關注,反映著普遍的一個期盼:自己能夠 「KEEP CALM and CARRY ON」,不要受制於外部環境,繼續砥礪向前,方法是團契生活及個人禱告。


[2] Masten A. S. (2001). Ordinary magic. Resilience processes in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3), 227–23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3.227

[3] Ryff, C. D., & Singer, B. (2003). Flourishing under fire: Resilience as a prototype of challenged thriving. New Directions for Child and Adolescent Development, 100, 15-36.

[4] Carstensen, L. L. (1995). Evidence for a life-span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4(5), 151-156;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 Charles, S. T. (1999).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3), 165-181.

[5] Carstensen, L. L. (1992). Social and emotional patterns in adulthood: Support for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 Psychology & Aging, 7(3), 331-338; Carstensen, L. L., & Turk-Charles, S. (1994). The salience of emotion across the adult life course. Psychology & Aging, 9(2), 259-264; Fung, H. H., Carstensen, L. L., & Lutz, A. M. (1999). Influence of time on social preferences: Implications for life-span development. Psychology & Aging, 14(4), 595-604; Löckenhoff, C. E., & Carstensen, L. L. (2007). Aging, emotion, and health-related decision strategies: Motivational manipulations can reduce age differences. Psychology & Aging, 22(1), 134-146.

[6] Jiang, D., & Fung, H. H. (2019). Social and emotional theories of aging. In B. B. Baltes, C. W. Rudolph, & H. Zacher (Eds.), Work across the lifespan  (pp. 135-153).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https://doi.org/10.1016/B978-0-12-812756-8.00006-2

[7] Carstensen, L. L., Isaacowitz, D. M., & Charles, S. T. (1999).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3), 165-181.

[8] Ironson, G., & Ahmad, S. S. (2024). Frequency of Private Prayer Predicts Survival Over 6 Years in a Nationwide U.S. Sample of Individuals with a Chronic Illness.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lth,  63(4), 2910–2923. https://doi.org/10.1007/s10943-023-01870-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