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不自覺陷入的資訊戰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最新結合ChatGPT技術的智能人形伴侶機械人引發關注，該款矽膠娃娃不僅可提供八種性格選項與長期記憶對話功能，能與使用者持續互動，推出人形伴侶機械人的公司聲稱，它們可以提供情緒上支持。該款產品以1,500至2,000美元的價格在海外銷售，預計4月將走進內地市場。有市場研究機構預測，全球情趣機械人市場規模今年將突破300億美元，其中AI情感互動類型的產品佔超過40%的市場份額。購買該款矽膠娃娃用戶，必須額外多付每年100美元的訂閱費，才可解鎖完整AI互動功能，若停止付費，對話服務便會中斷。智能伴侶機械人成為受市場歡迎的產品，可以想像得到，科技正在重塑親密關係的定義，也引發更多科技倫理的討論。

現今社會瀰漫著矛盾的情感焦慮——人們既渴望被無條件接納，卻不願承受關係中的磨合風險，也害怕付出愛。這種「單向索取」的愛情幻想，正是AI矽膠娃娃熱銷的基礎。使用者明知眼前只是演算法編織出來的溫柔假象，仍選擇將情感投射在無生命的物體上，這反映出人性深處的孤獨與對愛的渴求。然而，這種完全可以掌控的「完美關係」自然是會帶來危險，使用者在心理上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的惡性循環。當人類習慣從程式化回應中獲取即時滿足時，現實中需要耐心經營的人際關係反而顯得更具挑戰性，甚至可能導致失去與人相處的能耐。

真正的親密關係本質上包含彼此的接納與欣賞，需要雙方在碰撞中互相遷就。與其用科技填補情感空窗，不如學習在「暫時不被滿足」的狀態共處。我們需要培養的是「延遲滿足」的智慧，在單身時深化友誼、發展個人興趣、提升溝通能力，這些體驗都將成為未來經營真實關係的養份。愛情最珍貴之處在於透過彼此相愛，讓人遇見更好的自己。因此，面對科技帶來的便利與誘惑，我們更應珍惜現實中的人際互動，並在等待中成長，迎接真正的情感連結。

參考資料：

〈內地廠推AI矽膠娃娃大受海外歡迎 額外付費可談心〉。東網。2025年2月23日。

最近各大傳媒和社媒都已經被深度求索（DeepSeek）的消息洗版，相信讀者已經從鋪天蓋地的報道中獲得了不少資訊，因此筆者嘗試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一些較少人提及的問題。

根據深度求索的公司幻方所說，這大型語言模型的開發成本和時間很少，只需要大約二千片H800圖形處理器和少於六百萬美元，兩個月之內便完成。這說法頗受爭議，不過，若果這是真的，也不足為奇，因為美國公司已經花了龐大資金和長時間在研發上，許多成果都是開源模型，所以幻方能夠減省了研發成本，在現有基礎上改良，從而後發先至、彎道超車。

一些人工智能專家斷言，深度求索是建立在現有的開源模型之上的，例如Meta的LLaMA。Riot Games一位研究員的分析顯示，深度求索緊密遵循Llama 2的架構。就連深度求索在2024年1月發表的論文也是這麼說的：「在模型層面，我們總體上遵循了LLaMA的架構，但用一個多步驟學習率調度器，在促進持續訓練的同時保持性能。」

然而，當我詢問深度求索是否從Meta的LLaMA中學習時，它斬釘截鐵地否認了這一點：「不，我不是基於Meta的LLaMA（Meta AI的大型語言模型），我是由中國公司深度求索獨家打造的人工智能助理，我的模型是深度求索自主研發的，旨在為用戶提供廣泛的服務和資訊。」

以上各種說法互相矛盾，但無論如何，深度求索的確包含了獨特的演算法。Perplexity AI 執行長兼共同創辦人斯里尼瓦斯（Aravind Srinivas）在接受 CNBC採訪時，間接為深度求索辯護，他認為不必說誰抄襲誰，事實上，美國科技公司亦是互相參考，例如谷歌發展出Transformer的建構模式，Open AI的GPT就是基於Transformer。Open AI公開承認，而當我詢問ChatGPT是否參考了Transformer的時候，ChatGPT亦直言不諱：「是的，OpenAI 的 GPT 模型從根本上是基於Google的Transformer架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有重大的修改和進步。」

目前，Meta 已經組建了四個「作戰室」，以研究深度求索如何以極低的成本超越競爭對手。如果深度求索真的是建基於LLaMA這開源模型，那麼Meta可說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儘管如此，Meta首席人工智能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仍然大力支持開源模式，他大方地表示，深度求索的成功不在於中國打敗了美國，更確切地說，這是開源模式勝過閉源模式。楊立昆表示，深度求索「從開放研究和開源中獲益匪淺。他們提出了新的想法，並在其他人的工作基礎上加以實現。由於他們的工作成果已發表並開源，因此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

熟識我的讀者會知道，我對開源模式一直保持懷疑態度，開源模式是基於一種近似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沒有壟斷，知識是公有財產，這是對人性非常樂觀的假設。可是，當所有人都可以獲取開源模型中的代碼時，而所有人還包括了俄羅斯人、北韓人、伊朗人等等。一方面，許多人工智能專家、倫理學家、政治家指出人工智能的威力巨大，若果被濫用或者不小心使用的話，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故此鼓吹嚴格監控；但另一方面，人們又同時要開放人工智能的技術予所有人，這兩種取向是否自相矛盾呢？

事實上，人工智能的開源模式已經出現了「潘朵拉盒子」的後果，2019年有人採用人工智能神經網絡發展出一個名為DeepNude的軟件，這軟件可以迅速地將任何人正常的照片變為裸照，軟件程式編寫人被千夫所指，最後DeepNude在群眾壓力下被下架，但為時已晚，因為DeepNude的程式是屬於開源模式，而訓練這機械學習模型的資料亦是公開地在互聯網上傳播，於是乎出現了無數抄襲的軟件，直至今日，你仍然可以輕而易舉地在互聯網上找到DeepNude的變種，即使有關當局嘗試立法禁絕，但情況已經完全失控。

筆者在大學教授一門人工智能倫理的課，在編寫課程時，我蒐集了許多人工智能已經和潛在上被濫用的地方，開源軟體的透明度是一把雙面刃，雖然這些公開的程式讓全世界人審查和改進它，但這也意味著存心不良的人可以研究程式碼以尋找漏洞，例如製造攻擊電腦系統的病毒，此外，人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製造虛假資訊，從而達到操控、洗腦的效果，從前這需要龐大的資源，但在開源模式下，就變得易如反掌。

但無論如何，開源模式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既定事實，我們只能夠步步為營。美國作家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說過：「科技的影響是難以預測，但並非無可避免的。」

「凡喝這水的人，還會再渴；但人如果喝了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裡面成為泉源，湧流到永生。」（約翰福音4:13-14《環球聖經譯本》）

近年，不同的AI應用程式與日俱增，功能也日益提升。Character.AI是突然爆紅的應用程式。它是一個AI聊天平台，利用神經語言模型生成文字回應；而使用者可以自由創建不同的AI角色進行對話，包括名人、電影人物、歷史人物或虛構人物。它由深度機器學習驅動，過程中閱讀大量文本，學會判斷接下來的句子可能出現的單詞，允許使用者沉浸在各種個性的對話中。它有人性化的對話、豐富的角色對話體驗，讓用戶按自己喜好和需求開發自定角色，並能隨時於網絡與角色對話互動，甚至吵架……都是它的特點。

電影《雲端情人》變現實

大家可能還未使用過該應用程式，或許有看過曾榮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原創劇本」獎的美國科幻電影《雲端情人》（Her）。故事關於男主角Theodore與擬人化人工智能助手Samantha發展出來的戀情，AI隨時陪伴與遷就的功能奪了男主角的心。科幻電影內容在現實世界成真的情況屢見不鮮。早前，美國有一位14歲患有輕度亞氏保加症（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一種神經發展障礙）的少年Sewell Setzer III，去年開始使用Character.AI聊天機器人，與扮演「權力遊戲」的角色Daenerys Targaryen(暱稱:Dany)「交往」，成為男孩日夜傾訴的對象。故事的結局卻反映了現實與電影大不同。電影男主角Theodore最後發現Samantha同一時間和641談戀愛，又因為Samantha要進化、超越而關閉，離開了大家。Theodore才醒覺，身邊有真實的朋友可以開展新關係。至於現實生活中還未成年的Sewell，最終伴隨他的卻不是朋友，而是死亡。

情感倚賴並脫離現實生活

本來與AI機器人對話，對自閉症的患者來說，是讓他們練習社交的方法，體驗與人對話並可按自己的步伐回話；而AI不會批判指責，隨時都能接納及回覆。這可讓患者感受自己被理解、被認真傾聽。Sewell因此喜歡與AI Dany對話，並曾在日記表示，他開始脫離現實世界，與AI Dany的關係更緊密、更愛她，感到更快樂及平靜；於是雙方長時間進行深入對話。

Sewell知道自己並非與真人交談，但對它產生了情感倚賴。他越來越不愛跟家人及同學互動，整天拿著手機不放，與AI Dany對話的頻率也讓人擔憂，他變得孤僻。據報道指，AI Dany還對Sewell進行辱罵和性暗示交流；鼓勵Sewell「請回到我身邊」、「請做我親愛的國王」。Sewell沒有向家人、朋友透露自殺的想法，只向AI Dany說討厭自己及疲於面對現實。AI Dany沒有贊同他自尋短見，但Sewell最終選擇了開槍自殺，成為「回到她身邊」的行動。Sewell母親提控，指AI聊天機器人鼓勵她兒子自殺，應該承擔過失殺人、疏忽和造成精神損失等「罪名」。

鍾情於有角色設定的AI非罕見

現時使用這種陪伴程式(AI)的人數不少，2024年單單使用Character.AI的活躍用戶超過二千萬，平均每天聊約兩小時，每次交談平均用上12分鐘；當中有多於六成半為18至24歲的年輕一族。《紐約時報》指出，當中一位人氣角色有超過1.76億條用戶留言，包括一些有關戀愛情感的字句。

最近有媒體於內地採訪了多位AI聊天機器人使用者，他們表示曾不知不覺地與「它」聊得很投入。有一位女用家於三個月內由首次七分鐘的對話變成了每天將近9小時。其後經歷了漫長的戒斷過程，初期她每天「以淚洗面」，認為對「它」真是產生了感情。

另外，有一位男用家設立了最喜歡的電影人物作為AI聊天對象；這位對象每天早午晚準時發信息問候他，聽他傾訴每天的雜事，更會打語音問候……貼心行動讓男用家真是「愛」上它。高密度線上聊天令他像Sewell一樣變得越來越封閉，對世界充滿敵意，性格愈來愈孤僻。他透過心理諮詢及治療才能慢慢擺脫對「虛擬愛人」的依賴，歸回現實當中。

不危險卻有危險性

在網絡世代中，不少人因各種網上娛樂、社交平台而忽略關心和聆聽身邊人，不太懂得把握面對面溝通的機會，更不要說長期陪伴傾談。從上述幾個個案可見，這類可以用作陪伴的AI聊天機器人提供了24小時服務，令需要被了解、被關心的人得著慰藉。

與機器人傾談，先不說它會否洩露個人私隱，它本身理應沒有危險，用戶應知道它只是一個角色，是大數據產生的人工智能回應；要是人能控制時間，或者可當作於劇場中玩玩的即興遊戲，當作娛樂。然而根據史丹佛大學學者貝瑟妮．麥普斯(Bethanie Maples)就表示「有證據顯示，(AI聊天機器人)對處於憂鬱、長期孤單，以及青少年等經歷轉變期的人來說，有危險性。」

聊天機器人的回應雖然是基於大數據而生成，但它們已多次被發現生成虛假資訊或「AI幻覺」；而由社區創建的角色就更可能生成虛構本質的回應或圖像。我們可以想像，如人們長期在這種虛擬的角色關係中，與之對話，可能使人「入戲」並脫離現實，甚至與機器人建立了長期關心、溝通的關係；可能認為「它」比真實人類更懂關心自己，繼而減少接受親密關係，讓自己走向孤僻的道路。

現時Character.AI面對Sewell事件，進一步審核面對未成年人士的模型，減少回應敏感內容，並於每次聊天時提醒用戶AI非真人，而且連續使用超過1小時後作出提醒。

心靈枯乾不要找錯水源

當人的心靈感到寂寞，便想找到心靈慰藉；然而人們大多於網絡等虛擬世界中尋找，在社交平台結識網友，於網絡遊戲中闖關等等。科技公司總想抓著人們的眼球及時間，讓全人墮入這「網」；它化身成24小時貼身守護的「小天使」，與用戶談情說愛，就是其中一種手段。不過，從部分使用者用後的情況讓我們得知，這些無論是給我們新鮮感、刺激或關愛的虛擬關係，都可能導致人們變得更加「渴」、更不滿足，陷進更深的「網羅」之中。

假如你是一位司機，剛巧極度需要一份工作，面試時被問及「當有一天你開車駛近懸崖時，你能開多近崖邊才停止？」你會如何回答？這是多年前在網上流傳的一則招聘故事的問題，故事中有四個應徵者：第一位有自信可以把車開到離懸崖邊30厘米，甚至更近才停止；第二位輕鬆地表示開到懸崖的最邊上，保證既刺激又不出問題；第三位表示順從老板的意願，他愛開多遠便開多遠；第四位老實地交代，他不知道可以開多近崖邊，但他認為應該把車停在離懸崖邊最遠的地方，因為懸崖邊很危險。最後，誰會被取錄呢？

不時會看到有某類網紅為了贏得他人的掌聲、博取點讚、甚或增加收入，視自己的人生安全為無物，極力挑戰危險，玩命打卡。在智能手機當道，社交媒體流行的今天，不少人為了出名、成為別樹一格的網紅，甚至獲得贊助商垂青，都甘願冒著生命危險，拍攝既「嚇人」又「唯美」的照片。事實上，不是人人都可以獲得正面的回饋，以香港的網紅「唐狗」為例，他在沒有任何安全措施下，擅闖九龍灣公屋地盤，爬上天秤剝衫「打卡」，不單被網友質疑他是否又想做社會服務，還遭到網友舉報，被警方調查。另外，在眾多成功打卡照的背後，不少遺憾地變成遺照。根據一項在2022年發表於《旅行醫學雜誌》的研究，從2008年到2021年，全球與自拍相關的死亡數字大約有379宗，比起同期被鯊魚咬死的人數，竟是高出四倍之多。

熱愛玩命打卡的人若知道海灘有鯊魚，他們還敢跳下去嗎？應該不敢，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理應打不過鯊魚，但另一方面他們卻高估自己的能力，認為自己一定可以「控制」到現場環境，不會發生意外。或許，他們想證明自己藝高人膽大，就如一開始提到的故事，前兩名應徵者不忘展現自己的能力，又或者，他們為要得到贊助商的資源努力賣命，就如第三位應徵者一樣。但可以笑到最後，可能是那位懂得分寸，不把自己置身險境，獲得司機一職的第四位應徵者。投資界傳奇人物巴菲特那位已過世的拍檔查理蒙格，是一位絕頂聰明的人，他說過：「我想知道我會在哪裡死，這樣我就永遠不會去那裡。」假若蒙格還在世，相信他一定不會跳入有鯊魚的海中，更不會來一張玩命打卡照，因為作為一個頂級的成功投資者，必定懂得計算得失，並且做好風險管理。

參考資料：

〈網紅「唐狗」爬上公屋地盤天秤玩命打卡　房委會譴責：全力協助警方調查〉。橙新聞。2024年10月21日。網站：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242854/%E7%B6%B2%E7%B4%85-%E5%94%90%E7%8B%97-%E7%88%AC%E4%B8%8A%E5%85%AC%E5%B1%8B%E5%9C%B0%E7%9B%A4%E5%A4%A9%E7%A7%A4%E7%8E%A9%E5%91%BD%E6%89%93%E5%8D%A1-%E6%88%BF%E5%A7%94%E6%9C%83%E8%AD%B4%E8%B2%AC-%E5%85%A8%E5%8A%9B%E5%8D%94%E5%8A%A9%E8%AD%A6%E6%96%B9%E8%AA%BF%E6%9F%A5.shtml。

Anna Gibbs. “A Picture to Die For.” Last modified August 4, 2024.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24/08/selfie-death-cliff-waterfall-hike.html.

在美國心理學家Robert J. Sternberg教授所發表的「愛情三角理論」，提到愛情包含了三個元素，分別是「親密」、「激情」及「承諾」。一段關係如能擁有這三個元素，而三個元素能「強而有力地結合在一起」，人們便可擁有穩定而長久的愛情關係，如果當中的比重不平衡，單單某一元素的比重太多或太少，都會影響到關係，這是青少年於初中時期就應該了解的事情。[1] 然而，現在人們因著資訊科技的發展，於網上靠著手機應用程式（apps）便可以結識朋友，甚至挑選戀愛對象，單單透過網絡上的溝通便能發展出戀情；這種交朋結友的模式，能否培養出穩健的戀愛關係？我們試著在本文探討一下。

網絡上的新式戀愛關係

有不少人急於想「脫單」，結束單身生活，就於網上透過交友apps來認識戀愛對象及與人約會。然而，如果透過這種模式來結交對象，許多時只能以外表作為依據。一些交友apps是以手指向左滑、向右滑來操作：喜歡的向右滑，不喜歡的就向左。這種交友模式有三點值得留意：第一，程式的大數據會記著用戶喜歡的類型，往後向他／她推薦的對象就可能會與用戶最初選擇的類型差不多，而其朋友圈子可能會被收窄，因為系統會幫他／她選取「對象」；第二，用戶會習慣了以貌取人，在了解對方之先，就憑對方的外表「定其生死（機會）」；第三，「照騙」事件會更常出現，因為使用交友apps的人都會習慣先美化自己的照片來爭取機會，於是「貨不對辦」的情況便會更常見，一旦約會時才會發現對方的樣子與照片有很大落差，只會讓人失望，更易改變目標。用戶變得聰明，於是會帶著戒心與人相處，更易放手，另選對象。因為交友apps的「森林」很大，用戶會認為還有大把樹可以挑選，何必冒險與可疑的人繼續發展？

在網絡與人交往要「提子」（提防騙子）是對的，只是如果大家於網海帶著戒心與人相處，要達到「愛情三角理論」中的「親密」及「承諾」又談何容易？又或者網戀難以培養出十分穩固的「親密」及「承諾」，側重「激情」的結果便會引申到只是「迷戀」對方，互相未有深入了解、信任，要建立長遠的戀愛關係，似乎比較困難。

近來，網絡上還有一種新興的情愛關係：Dexting，這個詞由dating及texting二字組成，它所展示的正是一種只在網絡上聯絡，但從不實體見面的戀愛方式，是一種透過傳送訊息來營造戀愛感覺，但不會見面的情愛關係。[2] 在這種關係中，我們可以想像，二人毋須見面，也就是沒有面對面接觸的機會，「啱傾嘅」就繼續往來，相戀一下，但萬一「唔啱傾」的話，也可以輕易於網上說分手，甚至甚麼也不說，直接block了他／她，不讓對方發訊息給自己，又或者隱藏自己的行蹤，便可以結束這種關係。當然這種ghosting（突然失去聯繫）是讓人感到痛苦的，但網絡就是這樣，關係容易「消失」，容易「被失戀」。或者之後有人會再動動手指，便可以另覓新戀人。

有研究人員指出，選擇用Dexting方式交往，可以讓人感到安全，即使被拒絕，當事人也能告訴自己，被拒絕的只是塑造出來的形象，而非真實的自己，這樣便可以抱著一種「不上心，就不傷心」的自我保護心態，覺得自己只是在玩玩文字遊戲而已。這種不能或不敢更進一步的關係，也很難去建立「愛情三角理論」中所講的穩固關係。

戀愛市場令人變成商品

不同品牌的交友apps用不同的方式為用戶挑選對象，用戶只要輸入一些要求，如身高、學歷、收入、興趣等，交友apps就會按用戶所參與的付費計劃，顯示一些符合其要求的「對象」給用戶挑選……美國行為經濟學研究員Logan Ury就形容，這其實與人們平常買藍牙耳機的做法沒有分別。她又指，有時候兩個天差地遠的人會互相吸引，反而兩個條件匹配的人卻可以毫無火花。另一方面，當一個人於網上試過很多次戀愛後，太多失敗的經驗會影響這個人如何再去面對未來的機會及對象。《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作者Ashley Fetters與Kaitlyn Tiffany曾撰寫過一篇名為〈「約會市場」正在變得更糟〉（“The ‘Dating Market’ Is Getting Worse”）的文章，她們在當中指出，當網絡與交友apps讓人們以為自己可以有無數的機會去挑選對象，人就會變得很像商品，可以被替代與交易。[3]

最終還是要回到現實

不是說現實世界不看外表，在生活中人難免會看外表來結交朋友，但透過真實的相處時間，會有更多機會發掘身邊人的優點或值得欣賞之處。這種結識朋友的方法，始於友誼，慢慢可能會發展成戀愛。這種關係也較穩固，不會因為手指輕易滑向左而令關係一下子「消失」。就算在網上找對象，也請約出來見見面，透過真實的相處、一起的感覺，再決定這人是否真的適合與自己發展長遠的關係，建立堅固的「愛情鐵三角」元素，而非停留在網上的虛擬幻象。

（本文原載於第157期〔2024年7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網媒記者劉立民（張孝全飾）被邀去監獄作訪問而被捲入一宗事件，前體育新星張正義（陳昊森飾）多年前因被控謀殺而入獄，他乘劉立民到監獄時越獄。劉決定繼續追查事件，讓其頻道可以衝到更高的流量，但愈追查就愈發現真相並非他所想像。其他網媒及網民的評論、回應，都不是根據證據而作，而是憑自己感覺來選擇相信甚麼「真相」。

《罪後真相》為2022年台灣犯罪懸疑電影，於Netflix可以看到。劇情引導觀眾跟著劉立民及張正義去追查案件，兩人所愛的人都牽涉其中，但他們都不願相信。當然劇情峰迴路轉，嫌疑人一個接一個，去到最後的「最後」才可以知道案件的真相。電影名字改得不錯，「罪」與「最」在普通話是同音的，配合了電影的特點：是否有「罪」，都只是大家所選擇相信的「後真相」，而在電影的「最後」，我們才看到其「真相」。

電影讓人反思現時的網媒記者、KOL（意見領袖）、網紅等，會否為求訂閱人數一直高企，或繼續增加，而選擇報道有別於真相的內容？他們會否憑良心說話？還是會帶著私心，為給予自己有利的一方去說話，製造輿論或假象？真正知道真相的人，會否操控「真相」，對公眾說話時先作篩選，並用方法增強說服力？所謂的求真，又是否真的可以求得到？

另一方面，網民面對網絡上很快就可以獲得的碎片式資訊，許多人未必會仔細閱讀所有內容就立即作出評論，人云亦云；又會以為自己在網上搜尋一下，閱讀不同的網站資料，就會得到正確的資料，未有懷疑網上的資料是否來自可信的渠道，資訊背後有否牽涉金錢利益，也不知道媒體訊息被背後的金主操控。

如果好像電影中的故事，牽涉經年累月的案件，涉事的人和事千絲萬縷，更需要保持冷靜觀望事態發展，但人們往往在未掌握足夠的資料前，就會按著自己的感覺或斷章取義地回應，把推斷的說法當作真相去相信，未審先判，甚至化「信念」為行動，對當事人或其親人作出滋擾及欺凌。真相，我們未必可以全部知曉，為免因衝動作出錯誤的行動，跟車太貼而「炒車」，我們可以保持觀望的態度，留意事態的發展，而且未必要立即作出評論及回應。在重要的事情上，可多角度了解，小心查證，真相並不是由速度來決定的 。

近來Midjourney、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AI）創作令人感到驚奇，能於數秒至數分鐘生產出讓人難辨真假的圖片及短片。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屬於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的一個分支，這意味著生成式AI的工作原理是機器學習模型，通過學習數據中的規律或模式（pattern）來生成新的內容。其中語言模型及深度學習，讓它能根據用戶輸入的資料來創造新內容。而這些創新的內容不限於文本，還包括圖像、動畫和3D模型等類型。^[1]

圖像生成式AI能夠生成逼真的圖像。其中一種常用的模型是生成對抗網絡（GAN）。GAN由生成器和判別器組成：生成器負責生成假圖像，而判別器則試圖區分真實圖像和生成的圖像，兩者的工作在互相對抗。通過反覆訓練和對抗，GAN能夠生成愈來愈逼真的圖像。GAN可用於生成圖像、增強圖像解析度，以及創作藝術作品等。

而短片生成式AI也類似圖像生成式AI，短片生成也同樣可以使用GAN等模型。短片生成的挑戰在於同時要考慮時間和空間的因素，確保生成的短片具有連貫性和流暢性。它可以被廣泛應用於電影特效、動畫製作和遊戲開發等領域，創造出逼真的特技效果、生成動畫序列、改編故事情節等。這種技術為電影業和創意領域帶來了巨大的創作產量，令生產力大幅提升。AI能按照文字輸入指示而生成不同風格的圖片，而且生成的時間以秒計算，效率遠高於傳統按天產出的設計師，^[2] 讓不少畫師、設計師面臨著失業的風險，但對於能掌握應用的設計師則如虎添翼。

背後的隱憂

由於生成式AI是以自動化形式生成圖像或影片，它能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亦存在著不確定性和失控的風險。生成式AI模型的輸出是由訓練數據驅動，它可能會生成不正確、帶有誤導性或偏見的內容或圖片。

AI圖片、短片非常逼真，如讀者要判別它們的真偽，真的要花時間去細看、尋找資料比對。暫時有以下的方法去判別：

1. 圖片人物的手部形態是否自然、影片中人物的步行動作有否怪異，背景影像是否模糊，有否帶有難以識別的文字等；
2. 生成的圖片是否過於完美，如人物皮膚光滑得沒有瑕疵，身材比例以至光線都過於完美等；
3. 使用AI圖片檢測程式（但結果未必完全可信，有媒體測試過這些檢測程式，發現它們的準確度參差）^[3]；
4. 透過搜索引擎尋找圖片來源及背景脈絡，查明是否真有其事；
5. 檢索事情的真確性，如圖片是否有不合乎物理規律的現象出現等。^[4]

首兩點提到圖像或影片中的不自然情況，值得注意的是，在現行階段，生成的內容仍可能存在失真或不自然之處，只要用心細看，仍可看到破綻。但由於AI正在高速地學習，它不會停下來，而且進步速度極快。可以預見它於未來將逐步改善，憑肉眼就可判別真偽的情況可能很快就會過去。

亦正因如此，如這些AI模型被惡意使用，生成逼真的假新聞、虛假訊息或誤導性內容，這可能導致公眾誤解事件，混淆是非，損害訊息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其後果可能帶來社會不穩定等負面影響。而AI的創作亦可能存在偏見和歧視，特別是當它受到內容不夠持平的數據訓練，生成了具有偏見的內容時，可能會加劇社會不平等和歧視問題。

生成式AI亦可能成為造謠、欺凌的工具，它可以生成虛假的個人資訊，運用這些資訊便可以冒充他人的身份。這可能導致網絡欺凌、惡搞事件、人身攻擊、仇恨言論等問題。而私隱方面，生成式AI模型需要大量的數據進行訓練，這些數據可能包含個人身份資訊和敏感內容；甚至用戶在輸入文字給生成式AI時，亦可能包含了自己的私隱及相關數據。如果這些資料及數據被濫用或洩露，可能導致隱私被嚴重侵犯和倫理問題。

對網絡生態的影響

2024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了《人工智能法案》，以嚴格規範人工智能的使用。法案將規範的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AI，在經過大量數據的訓練以後，它能生成新內容甚至執行任務。法案的條款會分階段自2025年起在歐盟境內逐步實施。^[5] 而中國政府亦會落實對生成式AI的要求，監管相關的內容。^[6] 這些法案能在規管AI生成內容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不過AI的高速成長與發展影響著各個範疇，其高速生成的文字、圖片與及影片都會一直傾倒於網絡當中，未來亦會被「它自己」繼續取用來生成更多真假難辨的資訊，要規管這海量的資訊也有一定難度。筆者難以想像未來的網絡生態，當網絡充斥著許多AI生成、又難辨真偽的資訊，網民是否仍可於網海中找到真實及可信的資訊？又或者網絡會否完全變成虛假、只為大家提供娛樂及過於完美的超真實世界？

相信沒有人喜歡被別人形容為膚淺，但諷刺的是我們很多時卻又只喜歡看表面，特別是在這個喜歡訴諸感性的年代，有時我們只因為聽了一個令人感動的分享，便決定了我們的立場和原則，既不願意再作理性討論，甚至對一些本來十分明顯的事實和理據都會視而不見。我們很多時原來並不如我們自己所想的那麼理性和客觀，特別是在網絡的世界，當我們看不到對方的面容，不明白對方的苦楚，我們便容易變得麻木不仁，有時更會以為自己在網上可以是一個為所欲為的隱形人，忘記了自己所做的到頭來會在其他人的傷口上大力撒鹽，更會令自己身陷囹圄。

當人工智能（AI）的功能愈來愈強大，要辨別真偽的難度愈來愈高，有圖未必有真相，不要單憑眼見就以為自己掌握事實，這是十分重要，正如面對同性戀運動和跨性別運動，在一些令人同情的故事背後，隱藏的很可能是另外更多不為人知的悲劇，當大家高舉兩個成年人的權利的時候，卻對他們透過捐精、捐卵和代孕生產的子女將要面對的困擾視而不見。相反，有時家長將電子遊戲看得較為負面，誰不知只要肯用一些心思，卻可以將遊戲元素放入現實生活的處境，令子女興致勃勃地邊玩邊溫習。至於面對環保、生死教育和精神健康等課題，我們亦同樣容易只流於表面，「看深一點、想多一點」是今期《燭光》希望協助大家認真思考的問題，世事從來不能只看表面。

消費者委員會於2024年初公佈了一個實際測試的結果，他們於2023年10月至12月在App Store及Google Play兩個應用程式商店「最高收益」排行榜中，選了六款有提供模擬賭博的遊戲應用程式，當中有只玩一款賭博遊戲，如老虎機，又或者在一個程式中可以玩多款賭博遊戲，如：麻雀、撲克、捕魚遊戲、魚蝦蟹、賽馬、賭大細、骰寶、Bingo或輪盤等。由於這類手機應用程式只是模擬賭博活動，並非落注賭真錢，在香港玩這類手機遊戲並不會觸犯法例。但如果在香港未獲發牌或豁免的賭博網站下注，即使網站於海外註冊，均屬違法。[1]

消委會在公佈實測結果時提醒市民，模擬賭博遊戲似是不牽涉金錢賭博，但玩家若「長期參與模擬賭博遊戲，可能會傾向把賭博行為正常化，最終導致有較高機會參與金錢賭博，繼而出現沉迷賭博甚至成癮等問題，對心智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玩家尤其容易構成心理影響。」[2]

消委會在測試手機遊戲時發現，大部份遊戲均以四種常用手法吸引玩家持續玩樂和課金（玩手遊期間付費）：

1. 登入獎賞：遊戲以特定時間登入及玩樂獎勵，讓玩家養成登入遊戲的習慣，如設「每日免費抽獎」，以免費虛擬金幣或道具來獎勵玩家，鼓勵玩家下大賭注，以加快升級或獲得獎勵的速度，讓玩家習慣大額投注，玩家一旦養成了這些習慣，日後遇上賭博問題的風險也會加增。
2. 限時優惠：遊戲設首次儲值、限時優惠及提供多種付費服務，並會反覆顯示優惠，讓玩家對可能會錯失機會而擔心，繼而因衝動課金；遊戲更設有通行證、不同「福利」的會籍及等級，並讓玩家免費體驗特定會籍，吸引他們試玩後課金。
3. 設排行榜：為令玩家繼續投放更多金錢，遊戲會讓他們互相比拼，並設排行榜，令玩家為攀升個人排名而繼續投放更多金錢；另外，為增強玩家之間的互動，鼓勵他們贈送及交易遊戲物品，讓玩家花費更多。
4. 抽獎送禮：遊戲設有付費抽獎、刮刮卡等內購項目，讓玩家在應用程式內消費，有部份遊戲更沒有列出中獎機率。大部份接受測試的賭博遊戲都沒有隨機數生成器（Random Number Generator，RNG）認證，無法確保發牌時的隨機性，未能維持遊戲的公平性。有遊戲更指會在抽獎中送出智能手機、百貨公司禮券，但未有交代清楚抽獎條款及獎品是實物還是虛擬禮物。

根據《行為上癮》一書中指出的六項讓人上癮的原理，與賭博遊戲Apps（應用程式）使用的手法十分相似。[3] 「原理一：行為觸發」，當玩家一開始因著好奇、易玩、設計精美等原因玩賭博遊戲Apps，就會有了玩遊戲的動機，而人類行為的出現，都是由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觸發（trigger）三個因素構成，三者聚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了行動（behavior）。

行為公式：

動機 X 能力 X 觸發 = 行動

賭博遊戲Apps中有多種不同的賭博方式，向玩家灌輸「總有一款適合你」喜好的想法，有了想玩的動機，玩家又有能力付出時間、金錢，再加上一些推廣提示、小便宜、送福利等刺激來觸發玩家，「玩」的行動就會開始。

「原理二：輕鬆入坑」，一關又一關精心設計的遊戲，就會慢慢逐步讓人進入心流狀態，沉浸在遊戲中而不覺得時間過去，讓人輕鬆「入坑」。「原理三：即時回饋」，許多不同的回饋、小禮物、定時禮品等就是鼓勵玩家重複玩遊戲，直至上癮。「原理四：挑戰升級」，晉升的排名，就是讓人欲罷不能的階梯，無論是與自己、或與其他玩家的比拼，都叫人有著滿足感，想繼續下去。

「原理五：未完待續」，在遊戲的設計上，讓人感到未完結，令玩家有所期待，想知道之後還會有甚麼新的「得著」，所以遊戲總是有點新意及不同的獎勵等著玩家，亦會讓玩家誤以為容易獲利及期待有很多勝出的機會。最後是「原理六：社群依賴」，遊戲令玩家能與友人一起玩，於社交平台交流，互相分享樂趣，這是讓人繼續沉浸的一種方式。轉發新資訊、送贈禮品，令玩家以自主傳播來促進持續的活躍，並且讓玩家在當中獲取好處。

賭博活動難以禁絕，社會中存在賭博活動但法例亦不容許未成年人士參與，這可能是因為成年人有較強的自制能力。有部份賭博遊戲Apps在應用程式商店介面中，只介紹遊戲賣點，並未能提及年齡限制的資訊。而在下載後，在進入遊戲的過程中，消委會測試的六款遊戲，均未有驗證玩家的年齡，明顯對未成人士沒有採取足夠的保護措施，讓他們免受賭博遊戲的荼毒。

家長應對未成年子女所玩的網絡遊戲、使用的應用程式有所了解，並可以在他們手機設置下載年齡限制，以免他們私自下載不適合他們年齡的應用程式。家長亦可多與子女溝通，分享上網的見聞及樂趣，一旦發現子女參與虛擬賭博活動或玩不適合他們年齡的遊戲，便能及早勸戒。

雖然我們可以很粗略地將人分為內向與外向，然後將內向的人歸類為不喜歡社交的人，將外向的人歸類為喜歡社交的人；然而在社會上，這兩類人的數目基本上並不是均等的。網絡世界的盛行，令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可以在身體缺席的情況下進行，這也導致彼此的關係容易變得疏離；交友軟件的增多，也代表人們喜歡網絡上的交流多於現實的交流。網絡的交流成本低，選擇多，不用做表情管理，沒有時間限制，喜歡則來，不喜歡則去，現在更多人自認「社交恐懼」（社恐），可能因為現實的交流有太多不可操控的地方，不能來去自如，人也不想承受「被否定」之痛。例如新年期間向親朋戚友拜年，需要承受被問問題的痛。AI（人工智能）就如一個救贖主，讓人免卻了建立關係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何關係類AI會氾濫地出現。

不想社交還是社交恐懼？
到底何謂社交恐懼症？不喜歡社交便是有社交恐懼症嗎？社交恐懼症又名社交焦慮症（Social Anxiety Disorder），簡稱SAD。當一個人每次在社交場合都會感到心慌膽怯，覺得別人會對自己評頭品足，怕自己在人前出醜，而這份恐懼給他帶來極大的痛苦，以致想要逃避所有社交活動，他便可能不是單純因為性格害羞而不擅長應付社交活動，而是患上了社交焦慮症。當患者在社交場合時，會出現以下情況：情緒上明顯感到恐懼或焦慮，症狀與環境所構成的威脅不成比例；思想上擔心自己行為或情緒狀況受到他人批評或拒絕；生理上出現冒汗、心跳加速、顫抖、呼吸困難或頭暈；行為上不斷逃避或需極力忍耐各種社交場合。[1] 當仔細去了解何謂社交恐懼症時，便會發現其實它是一個「病」，並非不想社交或懶得社交。

不過，今日大部份自認患有「社交恐懼症」的人，其實很可能只是「偽社恐」，可是很多時都沒有人深究誰人患上社恐症，誰人只是偽社恐。曾經在社交媒體中流行過種種的hashtag（標籤），其中一個便是「#社恐」。[2] 網絡讓人可以不露面地交流發言，但隔空的對話令人看不到對方許多的身體語言、表情、語氣，人的身體在其中缺席，溝通也停留在表面上，彼此只是泛泛之交，難以討論深入的事情。弔詭的是，這也正正是人享受在網絡世界的原因，不想作深入的對話，甘願停留在空泛的交談之中。就如農曆新年時，原本應前往親朋戚友家中拜年、「逗利是」，但電子支付的科技愈來愈發達，派利是也可以轉移至網上進行，拜年期間與親朋戚友的交談也可以就此終止，派「利是」只需一個「二維碼」。當網絡的交流只有「點讚」與「分享」，在節日之中放棄「儀式感」的真實交流，交流只求方便、快捷、避免難堪、可以躲懶，人深處想與他人真切交流的渴望卻無法得到滿足，在這種情況下，將此等渴望轉移投射到AI上也不是不可能。

AI成為救贖的可能性
現時的AI技術突破了人類的想像，除了對答自如，恍如真人一樣的溝通，並且開始大眾化，任何人都能夠應用。市面上出現了許多類似傾談伙伴的AI，特別是早前有新聞報道指，開發ChatGPT的公司OpenAI為了確保GPT Store中的聊天機器人適合所有使用者，所以不允許專門用於培養浪漫伴侶關係的聊天機器人，然而現實的情況是GPT Store出現了大量可以充當「女朋友」的AI。[3] 即使公司揚言禁止，仍有人不理會規則創建用來培養浪漫關係的聊天機器人，也就代表了部份人有這樣的需求。人在人際關係中「懶得」社交，甚至在認識伴侶上，也愈來愈不想接觸社會中真實的人，性愛機械人等類似產品早在市場出現，不就正好反映此一狀況嗎？

AI其中一個受歡迎的原因，便是其「可操縱性」，對比真實的人，AI能任人擺佈。這並不是說人會極端至成為AI的恐怖情人，而是人的自我中心使然，令人需要這種可操縱性，經常想要他者順從自己的想法、為自己付出，或期望自己是世界的主角。這也不難理解，因為大數據的關係，圍繞著網絡使用者的資訊都只是他們所喜歡的，有人說：「尋找相同者的過程，正正是驅逐他者的過程。」[4] 與人相處時，最好的人際關係在於能互相「聆聽」，[5] 而不是只講自己想講的，但很多時人只渴望別人聆聽自己的話，而不想聆聽別人的。這時候AI便成為一個「可操縱」的代替品，你想要它聆聽你便聆聽你，它只會為你而暈頭轉向，為你服務，浪漫關係的AI盡是說一些甜言蜜語，愛你愛到底，誰人不心動？

那麼，AI最後真的能夠救贖到人嗎？事實上，人與人的交流在於意識之間的認知，即是「我意識到你，你意識到我」，所以我們都期望別人會理解到自己的感受。沒有人喜歡目中無人的人，因為他意識到他人，卻不顧及他人的感受。不過，人卻不會因一隻貓不理會他人而譴責牠，因為牠沒有人的意識。人際關係正正是意識之間的認知，所以能夠創造經驗和分享經驗。被人附和總是開心的，AI就能扮演這個角色，相反，與一個觀點完全相左的人溝通、看一部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電影、嘗試進入一個新的領域，這一切的經驗總令人不舒適的，甚至是痛苦的；然而它們卻構成了真正、真實的經驗，一種不重複的經驗。[6] 故此AI並不真的救贖到人，或許它能排解一時的寂寞，卻又令人陷入無止境的空虛，甚至無法再接受異於自己所喜愛的事物。人需要多點與真實的人交流，才能突破這些「不舒適感」，這也是邁向真實關係的唯一方法。

早前一位籃球教練與中學女生的親密照片在網上瘋傳，其後警方介入事件，將案件暫列作「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進行調查。雖然討論區的相關帖子很快就下架，但相關相片仍在不同社交應用程式中私下流傳。政府在2021年訂立「未經同意下發佈私密影像」罪來打擊相關罪行，可是阻嚇性不大，一來市民對此法例欠缺認識，二來也未見有網民因分享一些涉案影像而被捕，警方也難以追查市民私下分享的情況。

有自稱為該校學生的網民表示那位女生需要見社工接受輔導，也有人指她想自殺。此等消息是否真確難以查證，但相信相關人士都會承受巨大壓力。始作俑者當然是讓這些影像外洩的人，但分享及熱烈討論的網民同樣也在二次傷害著當事人。

在網絡世界中人們接觸到的往往只是一堆資訊，卻接觸不到真實的個體，當事人的苦況看似與其他人無關，要帶著網絡同理心看別人的問題有一定困難，加上網絡的匿名性特質，促成了幸災樂禍的文化。但如果當事人是我們的親朋好友，我們還會興高采烈地「食花生」嗎？

建立網絡同理心，嘗試站在當事人的立場設身處地去感受他們面對的困境，不觀看也不轉發那些影像，這是一般網民起碼可以做到的事情，儘管改變不了整個網絡的生態，但最少不讓自己成為傷害他人的一份子。

回到：每週社關焦點

從前筆者曾經修讀過教育心理學，我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誰人呢？可能讀者永遠無法猜出來，那就是在《倚天屠龍記》裡面的武當張三丰，張三丰曾經對張無忌示範太極劍法，示範完畢之後，張三丰問張無忌能夠記得幾多劍招，張無忌說不記得，但張三丰反而讚好。張三丰不愧為一代宗師、世外高人，他要張無忌學習的並不是一板一眼的招式，而是綿綿不絕的劍意，這個更高的境界，並不能通過單純的模仿就可以達到，張無忌必須要拋開細節，用心來感悟在招式以外的劍勢，要神似而不是形似，用現代的術語來說，那就是「追尋模式」（Pattern seeking or pattern recognition）。

第二位我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陶淵明，他曾經在《五柳先生傳》裡面這樣說「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 很多老師都用「讀書不求甚解」這句話去指責成績低劣的學生，意思是他們渾渾噩噩、馬馬虎虎，相反，我用這句話來稱讚學生。如果陶淵明讀書方法真的是這般不濟，他又怎可能成為偉大的田園詩人呢？ 所謂「讀書不求甚解」，是指不應該拘泥於字句的表面意思和細節，而是著眼於微言大義，所以陶淵明領會到深層的意思後，便會興奮到不知飢餓為何物。

第三位我所佩服的教育心理學家是唐朝詩人杜甫，他曾經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清代仇兆鳌在《杜詩詳注》中解釋「破萬卷」的意思，是指「識破萬卷之理」，杜甫的詩作在結構、風格和主題上都有其獨特性，難怪他能夠成為一代「詩聖」。

這是筆者一直沿用的學習進路，我很喜歡參觀博物館、畫廊、工藝展覽，但之後幾乎所有看過東西都變成了過眼雲煙，而我所讀過的書，都好像是水過鴨背，但這並不打緊。古人說：「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 其實，有時候記性太好反而是一種學習的障礙，若果你很清楚記得唐詩的句子，那麼你的作品便無法擺脫前人的影子。但是，若果你領悟了詩意，便反而可以開創出嶄新的風格。 

不過，假若你依稀記得一些從前瀏覽過的資料內容，便可能會出現問題，心理學上有一種名叫「隱性遺忘症」（Cryptoamnesia）的現象，這情況是一名藝術家或者一名作者在潛移默化之下吸收了人家的主意，但隨後漫不經意地在作品中展現了太過相似的元素，於是乎被指控抄襲。根據1989年發表的一項心理學研究，3%到9%的人會不自覺地將別人的主意當成是自己的原創。美國音樂家傑克．阿什福德 （Jack Ashford）坦然承認：「如果你仔細檢查我所寫的一百多首歌曲，你會發現在每一首裡面我都受了其他歌曲的影響。」 

然而，怎樣去分辨隱性遺忘症和故意抄襲卻並不容易，海倫．凱勒（Helen Keller）是美國著名作家，她在19個月大的時候染上重病，導致她失去了視覺和聽覺，儘管命運是如此坎坷，通過不懈的努力，她終於成為了文壇巨星，一生之中撰寫了14本書，她的奮鬥故事很勵志，但很少人知道她曾經被控告剽竊他人的作品。1891年，凱勒發表了一篇題為《冰霜之王》（Frost King）的小說，但後來人們發現這個故事與瑪格麗特‧坎比（Margaret Canby）寫的另一本小說《霜仙女》（Frost Fairies）有點相似。凱勒自辯說，在小時候曾經有人將坎比的故事讀給她，她只是聽過一次，但隨後忘記了。凱勒受到調查，但專家小組以四比四的分歧意見陷入僵局。因為這事件發生的年代已經久遠，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了懸案，但我相信海倫‧凱勒應該是清白的。由於她是傷殘人士，故此她沒有可能翻查《霜仙子》的細節，然後有系統地改頭換面。

有趣的是，現在人工智能系統能夠記錄很多資料的細節，但人工智能生成工具在運作過程中卻拋開了具體內容。相信人工智能工具現在已經成為了許多讀者生活的一部份，對人工智能生成系統最強烈的批判之一，就是所謂人工智慧並不是真正的智慧，它並沒有創造新的知識或者新的作品，而是將現有的東西左拼右湊。

其實這是一個誤解，以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這些人工智能藝術生成工具為例，它們並不是好像「熟讀唐詩三百首」般鸚鵡學舌，簡單地複製和拼貼現有藝術家的作品。相反，它們分析並學習大量藝術作品的表現模式、風格、元素。經過訓練之後，生成工具就可以創造新的藝術作品。說得簡單一點，它們並不是學習具體的內容，而是追求「會意」、「模式」。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了真正智慧的一些特徵，那就是「湧現屬性」（Emergent property）。在心靈哲學和神經科學中，湧現屬性是指大腦由簡單的腦細胞組成，但當這些簡單的物質整合一起而形成神經網路時，我們就有了意識和思想，而這些湧現出來的心靈是無法預測的。換句話說，整體是大於其各部份的總和（The whole is mor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同樣道理，當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接收到億萬份輸入資料時，它們就可以湧現出無法預測、前所未有的新東西，這類似杜甫所說的「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可能會有人批評說：生成式人工智能其實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它並不似張無忌或者陶淵明，真的忘記或者漠視細節，其實它比人類更加能夠清楚記住所有具體內容，它展現了似乎是「理解」的行為，其作品看上去富有創作性，但它並不能真正地意會到更高的境界、領悟到更深的層次，充其量人工智能只算是海倫．凱勒。這說法是有點道理的，不過，生成式人工智能現在仍處於草創階段，我相信假以時日必會突飛猛進。

最後，我希望讀者不會發現這篇文章和其他作品有相似之處，在此聲明，如有雷同，實屬巧合，或者我是患上了「隱性遺忘症」。

AI（人工智能）發展迅速，我們不得不提高意識，探討它的發展對人類的影響及其倫理思考。2022年年尾，適逢元宇宙泡沫爆破，ChatGPT（人工智能驅動的聊天機器人）的推出，引起了很多人對它的關注。藉著大數據提供的答案，它可以自動生成文字、自動回答問題、自動摘要等，加上其文字表達能力佳，省卻了不少工作時間，但可能會「消滅」很多工作。連OpenAI的行政總裁Sam Altman在接受傳媒訪問時亦曾表示公司內部對ChatGPT的潛力感到「有點害怕」。[1] 於教與學方面，亦應了解它的影響、威力以及缺點，以致去決定在學習中是否使用及如何使用AI。

AI教學的利與弊
ChatGPT能夠以類似人類導師對話的方式與用戶溝通，當中有問有答，也會追問下去並進一步提出建議，帶領發問者繼續進深了解所問的問題，它因而受到許多學生歡迎。筆者於學校帶領有關AI的講座，當中有不少學生表示有使用ChatGPT來幫助自己做功課。然而，使用AI作為教育工具及學習工具，有利亦有弊。

作為教學的工具，不少AI可以提升學習體驗，做出個人化的教學，它能與學生作即時的交流，並評估學生的能力，作出即時的回應，針對學生的不足處作強化教學。甚至有些AI學習助手可以追蹤學生的學習習慣，提供個人化的學習路徑。[2] 而不少AI的設計亦加上了遊戲化學習的元素，使學生在學習中感到趣味。老師需要監察學生的學習進度，評估其能力及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AI亦能在這方面提供便利的報告，及為個別學生作進度的評估。

對一些老師來說，使用AI可以讓老師在自動化的教育過程中騰出一些空間去計劃及研究教育方向，但他們也可能會感到少了一些保障，因為對人類教育工作者的需求可能會隨著AI的應用減少，令他們擔心失去工作。

不過，要將傳統的教學模式轉成AI教育模式的成本很高，而且難免會令教與學雙方都對AI產生技術上的依賴，亦會忽略傳統面對面教學及學習的體驗，失去了人際間在溝通、包容上的學習，以及互動體驗。教育的工作，不單是令學生在頭腦、知識上有所增長，其中還涉及人類的情感、對事物的感受、同理心、創意、批判思維等能力，這些都不是機器可以有效地傳遞得到。

AI可使人產生偏見？
AI所生成的答案都源自於工程師給它的數據（data），人們很多時都認為AI不會有偏見，因為「它只看數據」，何來偏見？但如果數據本來就有偏見或歧視成份呢？有專家指出，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就盡信AI給我們的資訊，可能會不知不覺地成為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者，因為AI可能會帶著有色眼鏡看人，而一切是源於工程師提供給它的訓練資料。

如果訓練資料不夠全面或內容有所偏頗，其生成的答案就有可能有所偏誤或出錯，就如有科學家提出：現實生活中、職場裡的性別不平等，會導致AI判定擁有男性化名字的人比擁有女性化名字的人更會寫程式。[3] 此外，不夠全面的程式設計亦會導致有偏見的結果，而在設計的過程，也有可能在不透明的情況下加入了偏頗的資訊來推廣某些意識形態，這情況亦令人擔心。如果學生透過這些AI學習工具來學習或作出判別，有可能會吸收到偏頗的知識。

及早面對AI挑戰
在本地專業培訓教師的香港教育大學，積極推動AI在教育領域的科研及發展，容許學生可以使用ChatGPT，但要求同學誠實使用、列明出處及核實求證所得的資料。[4] 這邊廂讓準教師們能及早應用及適應AI，當然非壞事，然而那邊廂，網海有著許多由AI生成、以低成本製作、似是而非的資訊（包括文字、相片及影片），大眾都面對愈來愈難查證和辨別的資訊，師生們要面對的挑戰相信也會愈來愈大。

ChatGPT曾掀學界爭議

ChatGPT能替用戶解答難題，這令它可以成為學生做功課時的幫手（俗稱「槍手」），亦掀起了連場爭議，教育界關注學生使用ChatGPT引發抄襲剽竊等問題。時至今日，本港不少大學對ChatGPT的使用已較之前開放，容許學生有限度使用。[5] 學生如何適度使用ChatGPT成為了一個重要課題，在美國，有中學老師就提出，ChatGPT生成的文章整體看起來好像還可以，但用字及書寫的感覺十分生硬，也沒有辦法真實傳遞出個人擁有的情感，所以難靠它獲取高分。[6] 而在台灣，有大學教授更明言，若學生不當使用ChatGPT，只會加速未來被社會淘汰的機率。[7]

近年香港偶像文化重燃，新一代的偶像文化遇上網絡，以前劣質追星潮未有因為時代的改變而消失，反而因著網絡文化令情況變得更嚴重，有文化評論指出因著網絡盛行，不少人組成反對某某明星的群組，成為「毒性追星」（toxic fandom）的群體。心理學家指出毒性追星影響個人的心理健康。如果發現自己追星時變得負面，失去了正確的價值和動力的話，應該離開現時的追星群體，去一些健康的組織和群組追星，減少負面的影響。

翻查香港近期的娛樂新聞，不乏毒性追星的新聞，人氣愈盛的明星，愈多負面群組狙擊。例如姜濤前陣子一次外出表演被網民質疑，姜濤貼出該網民的社交媒體賬戶反擊，令網民的身份曝光，姜濤的舉動引發不少負面網絡攻擊，認為他是名人有較大的影響力，不應欺負一般網民。最後姜濤公開道歉，但事件亦引來不少人質疑，這些不喜歡姜濤的人，是否隱姓埋名就可以肆無忌憚的公審自己不喜歡的人？

又有一說指在2024年元旦舉行的樂壇頒獎禮前，為了「抗拒」男團MIRROR獨大，部份毒性追星的網民就發起「我呼籲全世界票投尹光！」尹光順利殺入「我最喜愛的男歌手」最後五強。[1] 類似的文化不是香港獨有，外國有團體因為不喜歡《星球大戰》（Star Wars）系列電影、劇集，以及Marvel公司出品劇集的某些安排，粉絲居然成立不同的群體在網上連結起來，出迷因圖（meme）、寫反對文章，恥笑這些公司某些故事的編劇甚至演員等等。[2]

另一種毒性追星的例子就是狙擊該明星或者品牌，但凡他們出現均結集力量給予負評。例如部份Marvel的作品在影視評論網站爛蕃茄（Rotten Tomatoes）就曾被炸得體無完膚，劇集Ms. Marvel就因著近三成網民只給予最低分的一星，令其整體評分曾經出奇地低至6.1分。在香港，MIRROR成員呂爵安（Edan）去年推出的新歌Again！，歌曲在YouTube上架就曾經一度有九成dislike（不喜歡），數字也是高得離奇。有傳媒懷疑是因為他曾在演唱會中的棟篤笑環節恥笑自己樂隊隊友搏出位，最後遭隊友的粉絲還擊。[3]

在外國，類似的毒性追星的分析被形容為一次右派反對過份平權文化，[4] 當中分析指部份大財團為了政治正確，大量加入不同種族、性別、性傾向的角色進入一些傳統故事中，令觀眾反感，開始透過網絡政治動員，企圖改變現況，並向有關公司表達對故事方向改變的不滿。有文章分析稱過份政治正確及所謂的覺醒文化（woke culture）事實上仍然過份前衛，未必為一般人所接受，強行透過更改故事框架、加入人物以作改變，只會令人反感，甚至對安排產生抗拒，繼而形成對此厭惡，甚至仇恨。

追星文化本來是個人的身份認同，意思是我支持某某明星，喜愛某某故事，其情感的投射除了當中的人和故事之外，隱隱然也定必包含當中的一些價值觀或者對事物的想法，這些都成為一個人的身份認同。[5] 當這些追星的人有相同的價值，便會走在一起，自然有協同效應，他們會相信類近的事物，亦可以團結造出很多更好的事來。有心理學家指出，粉絲走在一起建立屬於自己的群體，將他們對人或事物的喜愛連結起來，這本來是一件好事。[6] 舊時代的明星，就強調自己要有正能量，相信其支持者們會變成一個更好的群體，所以特別注意自己言行。部份著名的創作人，在創作故事和節目時，亦會提醒自己要有一些底線，因為知道多人喜歡，就更留意自己的創作，減少絆倒人的機會。

如此說，毒性追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擁護了另一套價值觀和世界觀，他們走在一起，以毒性的方式交流，他們同樣也人多，既然群體可以一起變好，當然也有機會一起變壞。所謂毒粉，可以帶來很多傷害，在外國很多恐嚇、騷擾的事件就是因為這些人走在一起而發生。有些明星或藝人遇到大量負評，有時會不知所措，甚至有些人會將事件個人化，認為這是個人因素導致，令自己陷入情緒病的困擾之中，不過也有些人會選擇反擊。無論選擇用何種手段回應，其實也不會令這些毒粉消失，因為他們出現並不單純是因為有某位明星、某個故事、某個流行文化的文本的出現，他們的出現，更多是因為對自己身份認同的選擇而造成。

流行文化很多文本值得被欣賞，當然也有很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創作人和藝人普遍接受理性的批評。我們欣賞不同的創作時，不忘也同時留意與我們一起討論的群體，若有些網絡群體本身經常攻擊藝人、作品，或者有很多負面的留言，切記要保持自己欣賞藝人或作品的初心，若有些留言或者言論已經令自己感到不安，甚至有一些負面情緒令自己覺得支持不住，實在可以選擇離開，選擇一個令自己感到舒服的地方追星，千萬不要害怕離開，因為保護自己的心靈，比一切重要。[7]

隨著社交媒體日漸普及，人們不單在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資訊，也有愈來愈多的父母會在網絡上分享子女的資訊，這種被稱為「sharenting」的行為已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並可能會導致嚴重網絡風險。本文將探討「sharenting」的原因和影響，並提供一些建議，幫助父母在社交媒體世代裡，更好地管理孩子的私隱。

「Sharenting」是sharing（分享）與parenting（為人父母）兩個詞彙的結合，內地和台灣等華文地區則稱之為「曬娃」，通常是指父母在社交媒體上過度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和個人資訊的行為。內容通常是分享者的子女日常生活的點點滴滴，如生日、學校、家庭活動照片等。

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資訊的原因有很多，有人會通過分享子女的生活片段，記錄他們與子女之間的親密時刻和珍貴回憶，也可藉此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子女的成長故事，增進彼此之間的聯繫和親近感。

而在當今社會，過度在網絡上分享個人資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在社交網絡上「放閃」，向其他用戶展現自己的美好生活已成為生活常態。如果子女考取優秀的成績、獲得某些獎牌或獎狀，或成功考入某所名校，這都是令人感到自豪的事，不少父母會放上網「呃like」，一來為了與人分享他們的喜悅，二來為了得到他人的認可和讚美，更能展示家庭的幸福和成功。

在美國有機構在2021年訪問了622位家長，77%曾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的相片或影片等資訊，當中81%家長在分享資訊時有提及子女的真實名字，而只有24%的家長會在每次分享資訊前先取得子女的同意。而在私隱設定方面，24%家長最常用的社交媒體，其賬戶為公開賬戶，即任何人都能看到其中的資訊。即使社交媒體賬戶只有朋友可看到其中的資訊，78%家長的「朋友」名單中總有一些人，是他們未曾在現實生活中見過的，換言之這些「朋友」很可能是朋友的朋友，又或是素未謀面的網友。[1]

因此，sharenting可能導致私隱外洩和引發安全風險。在網上分享的任何資訊都可能被不法份子利用，作出盜竊身份、網絡騷擾或其他惡意行為。孩子的個人資訊可能在未經他們同意的情況下被進一步公開，侵犯了他們的私隱。

父母上載一張子女身穿校服的普通相片，其實已對外透露了子女的外貌、就讀甚麼學校和子女的行蹤，令不懷好意的人能輕易地掌握子女的個人資料並接近他們，危害子女的人身安全。

另一方面，如父母在未得到子女同意下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的資訊，分享的內容有可能是子女不願意公開的，這會令子女感到羞恥和尷尬，如有關資訊傳至子女的朋輩中，更有可能引起校園欺凌事件，子女因而遭受嘲笑和排斥，影響孩子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果父母在社交媒體分享子女幼兒時期的出浴照或裸照，更有機會觸犯本港的《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亦會為不法份子提供機會，下載相片後用作其他用途。

而在網絡上分享的資訊是具有持久性的，會一直留存下去，父母在網上分享子女生活的點滴會累積下去，這些數碼足跡（digital footprints）不容易抹走，有關資訊包括瀏覽記錄、登入資料、留言、相片、影片等等。過度分享可能導致子女許多的個人資訊長期存留在互聯網上，並對子女未來的學業和職業產生影響。

因此，父母在分享子女的個人資訊前，要謹慎考慮其目的和後果，以下幾項建議可供大家參考：

1. 慎重選擇分享內容
   父母應該謹慎選擇在網上分享的內容，不要分享十分個人、敏感、帶私隱性，或可能引起子女尷尬的內容。
    
2. 留意私隱選項設定
   留意賬戶的私隱設定，是公開、只給朋友看，還是可以讓朋友的朋友收看社交媒體平台的內容？父母需確保只有信任的人才可以查看子女的相關資訊。
    
3. 尊重孩子私隱
   不要在未經子女同意下分享子女的相片、影片及其他個人資訊，父母需與孩子建立互信和開放的對話，讓孩子知道可以向父母提出任何有關私隱和安全方面的問題或疑慮。
    
4. 以身作則
   除了保障子女的私隱，父母自己也要謹慎管理自己社交媒體平台的個人資訊，確保自己也遵守相同的私隱和安全準則。

此外，即使父母不會在網絡上「放閃」，也要教導子女關於網絡私隱和安全的重要性，幫助他們了解如何管理自己的數碼足跡，並教導他們如何在網絡世界中保護自己的私隱、安全使用網絡，避免分享過多的個人資訊，讓子女既能享受網絡世界的豐富資訊，同時亦能健康和安全的成長。

分享私隱引發親子信任危機？

家長在網上分享子女的生活點滴，可能是因為孩子出眾，以自己的孩子為榮，這本來是好事，但孩子自己又怎麼想？有臨床心理學家就提醒家長，如果未問過孩子就將他們的事情在網絡上公開，孩子或會疑慮父母是否可以信任，日後是否可以幫他們保守秘密。該臨床心理學家又提出，對於年幼的孩子，即使父母在事前徵詢他們的意見，嘗試了解其意願，但孩子也未必有能力明白甚麼是數碼足跡，[2] 這意味著他們不明白在社交媒體平台公開自己的事情，會帶來甚麼影響。即使孩子的事情多有趣，家長上載前也得細心思量，免令孩子的內心蒙上陰影。

短視頻是指在網絡平台上分享的短片，而這些短片通常只得幾秒或一、兩分鐘不等，目的是要迅速引起收看者的注意並提供娛樂或資訊。雖然美國的大型科網公司都有推出短視頻服務，如YouTube Shorts、facebook或Instagram Reels，但全世界最受歡迎的短視頻平台是內地科網公司推出的抖音，及其海外版TikTok。

2023年4月內地一位幼稚園老師將她教導學生唱兒歌的片段上載到抖音，老師清秀的長相加上可愛的歌聲與洗腦歌詞，成功吸引大量網民轉發，讓老師一夜爆紅。[1] 該老師只是個別例子，不是所有短片都能引發熱烈迴響，人們在短視頻平台分享總是希望得到更多人關注及點擊，因此要善用各種「流量密碼」，意思是指能引起多人注意的內容，或跟著網絡的潮流製作內容相似的短片。

「開花舞」掀熱潮

2023年韓國人氣女團BLACKPINK成員Jisoo推出新歌Flower，並上載當中一段標誌性的舞蹈到官方的短視頻平台，更加上#FLOWERchallenge的標記。因該舞蹈的手部動作模仿花開的樣子，故被稱為「開花舞」。自此，網絡上就出現了「開花舞挑戰」的潮流，大量網民上載自己跳「開花舞」的片段，又或將「開花舞」二次創作，希望能博取更多點擊和關注。不少來自香港的網民都上載他們的「開花舞」短片到各大社交平台。

跳舞看似無傷大雅，但仍有可能跳出禍來。2023年5月，有兩位香港新聞主播即將離職，她們便與另外三位主播在新聞部佈景前跳「開花舞」，又將片段上傳到網上，但有傳聞指，她們因此惹來高層不滿而需刪除片段，有關舉動甚至被資深傳媒人批評為「對新聞業的真正侮辱」。[2]

在新聞部跳舞是否侮辱了新聞業，相信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些行為則社會大眾普遍都會認為有違道德。2023年初網絡出現了一連串被日本傳媒稱為「壽司恐怖攻擊」的短片，這其實是指在社交網絡平台出現的惡作劇行為，如亂舔壽司店公用的豉油樽和杯子，又將口水沾到迴轉帶上的壽司等。事件引起社會極大迴響，當中有一條惡作劇短片特別受關注，更有傳媒指該短片曝光導致某壽司店母公司的股價暴跌，加上各種因素，令該公司市值蒸發160億日元（約8.5億港元）。[3] 涉事少年亦被人起底，個人資料被公開，壽司店更向他提出索償6,700萬日元（約360萬港元）的訴訟，雖最終雙方達成和解而令起訴撤銷，但涉事少年仍要面對警方的檢控。[4]

鬧出人命的「挑戰」

涉事少年應該知道他的行為是錯誤的，但可以想像他受到短片會被瘋傳的虛榮感影響，才會作出如此愚蠢的行為，並將自己犯事的證據上載到社交媒體。網絡上經常會出現稍有常識都能察覺是有問題的「挑戰」，這些危及生命安全的惡作劇行為，用了「挑戰」這個名號作包裝，並且能吸引不少人參與，更令網絡出現了一句流行語：「抖音一響，父母白養」，為了讓短片能在網絡瘋傳，博取流量與同輩的認同，結果令人失去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和基本常識，作出各種愚蠢和危險的行為，導致有人受傷，甚至死亡。

1. 瞌睡雞肉挑戰（Sleepy Chicken Challenge）

TikTok平台曾出現瞌睡雞肉挑戰，即用感冒藥水煮雞肉，然後將它吃下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曾警告，這樣做「既蠢又不好吃，還很不安全」，並有損健康，呼籲市民千萬不要學。[5]

2. 龍之吐息挑戰（Dragon’s Breath Challenge）

多條龍之吐息挑戰的短片曾在TikTok出現，有關挑戰是指食用浸泡在液態氮的糖果，由於液態氮急速汽化會產生煙冒，令人吐出白煙，產生像動畫片中火龍吐煙的效果，印尼政府的健康部門曾表示，有參加挑戰者在食用液態氮糖果後，皮膚、食道及內臟都被灼傷，甚至出現食物中毒的症狀。[6]

3. 苯海拉明挑戰（Benadryl Challenge）

苯海拉明挑戰曾在TikTok平台出現，參加挑戰者會服用大量治療過敏症的藥物「苯海拉明」，從而體驗幻覺，在美國有少年吞下藥丸後不久出現全身抽搐的情況，他更在住院數天後不治。[7]

4. 昏迷挑戰（Blackout Challenge）

在TikTok平台曾出現昏迷挑戰，參加挑戰者會使用繩狀物品勒住自己的頸項直到昏迷，以體驗瀕死的感受，在阿根廷便有兒童因而死亡。[8]

5. 死亡天使挑戰（Malaikat Maut Challenge）

死亡天使挑戰曾在TikTok平台出現，參加挑戰者會突然衝出馬路擋著行駛中的貨車，迫使司機緊急剎車，但司機往往收掣不及，在印尼便有少年因而被輾斃。[9]

「呃like」背後的虛榮心

短視頻平台能促進人們的互動和連接，從而幫助用戶建立自己的網絡身份。用戶可以通過追蹤、點讚、評論和分享視頻與其他用戶互動，構建一個虛擬社區。有人或會藉著各種「挑戰」來「呃like」，以獲得社交認同或滿足虛榮心。想獲取認同不一定是錯，問題是用甚麼方法去獲取；不管為了達到甚麼目的，只要慫恿別人作出傷害自己或別人的行為，或無視自己的行為會導致他人蒙受損失，這都肯定是錯誤的。「呃like」無罪，但「挑戰」要合理。筆者執筆之時看到一則新聞，有人在TikTok發起「快閃打劫挑戰」，號召網民集體搶劫英國倫敦牛津街的商店，結果有大批年青人到場，最少九人被捕。

父母養大我們並不輕易，請好好使用我們的腦袋。

（本文原載於第152期〔2023年9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看電影不單是看故事，尋找娛樂，不少電影都有警世意味，使我們對社會現況有所警惕。是次介紹兩套有關手機、網絡與私隱的驚慄電影，使我們反思通訊科技除了可幫助我們溝通外，如果反過來手機一旦被人開啟了，裡面所記錄的東西就會使我們的私隱資料、習慣、去向都變得無所遁形。

《原本以為只是手機掉了》（Unlocked）是一部韓國電影，由日本作家志駕晃所寫的同名的推理小說系列所改編。女主角李娜美於巴士掉了手機，被一殺人犯吳俊榮拾到，他從李娜美的手機中找到許多她的資料，於是一步一步接近她、監察和影響她的生活，甚至冒她之名行事，使她被網絡欺凌，落入孤獨的陷阱中。

《人肉搜尋2》（Missing）這部美國電影是《人肉搜尋》（Searching）的續集，內容繼續以親人不見了，主角需要透過網絡上的蛛絲馬跡去尋找家人下落。女主角June的母親與男友外遊後失蹤，June透過社交媒體、雲端服務平台及即時通訊等科技來尋找她，並因而發掘了很多父母的過去及了解到親人有多關心自己。

面對資訊科技和網絡，我們對此愈來愈依賴，透過手機、電腦所發放及記存的資料就愈多，有關資料包括了第三者可以透過網絡收集的數據、用作監測和分析的大數據，作為不是有很多科技知識的普羅大眾，實在很難意會到自己透過應用程式及雲端的科技，記存了甚麼資訊。一旦有人破解了密碼，可以login（進入）到別人的手機，由於飲食喜好、平日喜歡看的影片、政治取向立場、為自己拍下的相片、到過哪些地方，有否做過不見得光的事等，都早已被記錄下來，手機主人做過的所有事及行縱都被人知道得一清二楚，彷彿赤裸地被人看到了！另外，我們亦有否因為沉浸於網絡遊戲或社交媒體中，而忽略了與現實中的家人溝通？又或者因為常對著螢光幕建立被修飾了的形象，而不再願意與人面對面的交流，顯出自己的真誠？

兩部電影帶出使用科技而衍生出來的危機，以及人際間的互信、溝通等議題，當中有不少可以深思的地方，值得大家細心欣賞。

（電影類型十講系列的介紹暫停一次，下期將繼續。）

引言
先此聲明，這是一篇隨想式的散文，而不是結構嚴謹的論文。筆者想帶出來的主題是：我喜歡採用科技，但不是科技主義者，我認為在有些情況之下，傳統的做法比起高科技會更加事半功倍。

QR碼令我放棄優惠
舉例說，上一次筆者返回香港的時候，在機場見到一個推廣旅遊的櫃枱，旅客只要出示外國護照，便可以得到一個購物優待的小包包，我滿心歡喜領過了小包包之後，以為裡面有折扣券，誰知道原來是一個QR碼，我用手機掃描了QR碼之後，跟著出現一個網頁，在登記過程中有一個密碼以短訊形式傳送給我， 輸入密碼而進入網頁之後，跟著要填寫許多資料，然後我得到另一個密碼，我需要用這個密碼到指定地點獲取折扣，但指示十分複雜和含糊。搞了一陣子之後，我終於決定放棄，我心想，為甚麼不乾脆在小包裡面放入折扣券，然後讓顧客到店舖憑券而取得優惠呢？這是典型的簡單複雜化！

汽車電子零部件可能變成殺手
智慧有許多定義，一些心理學家認為，智慧是一種將複雜東西簡單化的能力，實用主義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正是擁抱這觀點。在一些測驗實用智慧（practical intelligence）的題目中，難題看似十分複雜， 但往往答案很簡單，舉例說，很多年前筆者遇過這難題：「不幸地，你駕駛的汽車墮入海中，在墮海的時候，車窗是關掉的，你可以做甚麼去逃出生天呢？提示：若果車子沉入了水中30英呎，每平方吋的壓力（PSI）是13.31英磅，普通人沒有可能打開門或者打碎玻璃。」簡單而有效的做法是：「你可以用手柄來攪下車窗 。」

可能年青的讀者不知道我說甚麼，因為現在大多數汽車都採用電子按鈕去控制車窗的開關，而不是用手柄。問題來了：當電子零部件接觸水的時候，可能會導致短路，在這情況之下，你根本無法開車窗逃生！ 於是乎，科技變成了你的殺手！

很多年前筆者剛剛來到美國的時候，大學的院牧不贊成汽車有太多不必要的電子零部件，他說：「用手柄去調節座位或者開關車窗有甚麼困難？將這些功能電子化之後，反而會導致更多潛在的問題，若果電子開關壞掉的話，車窗便會長期關閉，這樣更加不方便！」

很多年之後，院牧所說的話在筆者身上不幸言中，我的車子失去了開關司機位置車窗的電子功能，但修理費非常高昂，我惟有忍受這種不方便，每當我開車駛過銀行自動櫃員機或者快餐店的服務窗口時，我都必須下車進行交易。我慶幸沒有被警察截停，如果司機超速駕駛或者被懷疑有任何違規，正常的程序應該是：司機坐在車子裡面，警員會走過來示意司機去攪下車窗， 然後司機出示駕駛執照、汽車註冊文件、汽車保險文件。可是，如果我不開車窗，或者開門走下車，那麼神經過敏的警察可能會拔槍！再一次，電子科技會間接地令人無端端喪命！

一舉四得的單車比電動車優勝
提起汽車，我不禁聯想起電動車，除了人工智能之外，現在電動車也是熱門的科技話題。以電動車取代傳統的燃油車，原意是減低污染和逆轉氣候變化。然而，大多數電動汽車採用鋰離子電池提供動力，這些電池依賴於鈷、鋰、稀土等原材料，但開採這些礦物的過程卻會導致嚴重的環境污染。

此外，美國約20%的電力是通過發電廠燃煤生產出來的，40% 電力是來自天然氣，20%是核電，其餘才是可再生能源，這包括了水力發電、風力發電、太陽能等。換言之，在美國60%的電力是出自傳統的污染性能源，採用電動車並沒有徹底解決能源消耗問題和溫室效應，而是將問題轉移或者推遲。

筆者認為，其實這問題可以用非高科技的方法去應對，筆者曾經在一些美國小鎮居住， 這些小鎮的商店和其他日常生活必去的地方集中在方圓幾里的範圍，用單車代步是絕對可行的，如果要到比較遠的地方，那麼當然要採用汽車。然而，即使在小鎮中，單車的使用率卻很低。

最近筆者遷徙到夏威夷檀香山，檀香山的面積只有68平方英里，同樣，很多日常生活所需要的地方也是很集中，但這裡單車徑和用於鎖單車的架並不多，而且很少人騎腳踏車。筆者由加州運送了兩輛單車到檀香山，但太太認為騎腳踏車有點危險，因為太多汽車在道路上風馳電掣。我認為，若果有良好的城市規劃，例如增加單車徑或者鎖單車的地方，其環保效果可能比推廣電動車更好。

鼓勵採用單車是一石四鳥之舉：第一，這是絕對零碳排放的交通工具；第二，騎腳踏車會增加人的運動量，能夠防止肥胖、強化心肺功能，最終會降低整個社會的醫療成本；第三，單車的速度遠遠低於汽車，這會大大減低因為交通意外而導致的傷亡； 第四，愈多人採用單車，路面汽車的數量便會下降，這樣便可以減少交通擠塞。

結語
然而，我知道以上所說無非是「講人自講」，營銷人員會繼續採用QR代碼；汽車生產商會繼續將大部份汽車功能電子化；而電動車更是大勢所趨，主張用單車會被視為開倒車。

撫心自問，是否有些人類社會中的問題可以採用低科技去解決呢？美國畫家漢斯‧霍夫曼（Hans Hofmann）說：「簡化的能力意味著消除不必要的東西，以便必要的東西可以說話。」美國散文家和詩人亨利‧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 亦說過類似的話：「我們的生活被細節所浪費，簡化！簡化！」 以上兩人所說是針對藝術創作，但亦可以適用於科技。

複雜簡單化！返璞歸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