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令人不自覺陷入的資訊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教育及行動)
13/05/2020

大家在網絡上看資訊時,會不會因為有很多網友都認同,很多人都轉送有關資料,所以沒有仔細看清楚或作查證就完全相信?美國記者及傳播學學者沃爾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有一名句:「當眾人看法都相同時,就是沒人在認真思考。(When all think alike, no one thinks very much.)」 [1] 這句話仿似是警鐘在筆者的耳邊敲起,是一重要提醒。

在大數據之下,社交媒體很容易掌握用戶的喜好,它會先呈現用戶喜歡、關注的東西,而用戶自己也會主動讚好一些自己感興趣的專頁、加入有關群組,與喜好相近的朋友作互動交通,同溫層便這樣慢慢形成,而大家在社交媒體裡,看來看去都是大家認同的意見,在同聲同氣的回音廊中,就會聽不到其他的意見,或會覺得其他的意見只屬少數。而令我們聽不到其他聲音的原因:有一半是因為社交媒體的演算法,將我們喜歡的東西「餵」給我們看,這些資料是名副其實的News Feed(即facebook的動態消息,直譯就是消息餵養);而另外一半就是因為我們未夠主動去看社交媒體以外的資訊、新聞及書籍。

當然,多看不同的說法,聆聽不同的聲音,會幫助我們去了解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但我們仍舊要謙卑,知道我們所了解的不一定是事實及事實的全部,或許我們是身陷在資訊戰中,被操控著看特定的資訊而不自知。

網絡的成長及轉變

互聯網的「成長」經過很多轉變,當中傳播訊息方式及演化,其實也是源自於傳統的傳播媒介,但新的傳訊方式與過去完全不同。經過印刷、電報、無線電、收音機、電視……由文字傳遞到聲音、影像,到現在光纖、數位化,將以往媒介的訊息由一對少數、變成多數,再變成互動;傳訊時間亦大大縮短,訊息數量也變成海量。簡單而言,單一訊息可以很快送往全球,也可跨過語言障礙,傳送到不同地區。訊息每分每秒的,一則又一則的加入,數以百萬計地傳送,既交集又累積。

當中的變化還包括了話語權,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表達意見,看似變得自由,這也是一些人對網絡上社交媒體曾有過的想法,Twitter共同創辦人伊凡.威廉斯(Evan Williams)曾說:「我原本以為每個人可以毫無顧忌的發言、交換資訊和想法,這個世界自然會變成一個更好的地方,不過我錯了。」[2] 當人和人以為社交平台可以成為輕鬆打交道的地方,卻不知不覺讓它成了政治戰場,或買賣交易的地方,而資訊本身就轉換成武器,影響著我們對事情的看法與立場、如何回應及相應的行為。

網絡成為思想控制之地

當全球約40億人在網絡上交流著、分享著,它變成一種互動的生態,亦可想像這會是一個收集資訊、追縱敵人、分析行為、游說別人、互相辯論、甚至是侮辱欺凌別人、控制人們行為的一個地方。

將網絡說成一個戰場,大家或會譁然,但這樣的戰爭卻是實在的發生,而且不是用槍、彈。強硬一點的,是由網絡數據流動入手,切斷網絡或設流動的限制,即是分區作出控制,以令一些資訊未能流通,或需要經過審查。更甚的是以評分制度來監控人們的言論及網上行為,甚或日常生活。未知香港於哪天會步入這境地。

而軟的呢?有些工具在戰爭時會使用,現在轉用於網上的,就是製造一些虛假情報,由可信人物或信譽高媒體,透過在社交媒體的人物、或在網絡中的敘事,影響大眾情緒,鼓動大家作出一些行動或決定。也就是以故事,刺激人們的行動反應。網絡使用者很容易不自覺跌入這場資訊戰中。

不自覺的被「洗腦」

我們之前的文章亦曾提及網絡充斥著假新聞,而假新聞的數量與傳播速度是高於事實報道。這代表著真實的資訊是會被淡化及被排擠。網絡上存在著很多訊息製作機器、網軍、KOL(Key Opinion Leader,關鍵意見領袖)、時事評論員……他們有很多讀者或信眾,有很多點擊率,吸引人閱讀及瀏覽。有時,我們或許在相信其內容之先,也要花點時間去觀察這些媒體或人物長期以來所持的立場或立場有否改變,我們是否已被「洗腦」?

我們要知道在網海上,可能會遇上不同背景的人,他們究竟是在說事實還是在捏造事實?尤其當我們只停留於同溫層,除了要小心查證以外,有些報道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沒法知道真假的,我們最好暫時不下判斷或行動,繼續觀察。

最後,還要提醒一下,我們於網絡上的言論及行為習慣,是會被觀察及被分析的:你在臉書如何回應事件?你會否對一些事件有過度的反應?你的生活作息如何?常在哪裡流連?你的居住環境如何?可能你不知道,但極可能有人十分關心及留意你在網上的一舉一動。就算不是針對你的關注,但社交媒體仍是會記下每個用戶的活動數據以作分類和分析,及向用戶餵飼不同的廣告及訊息。如我們避不開仍要使用,也可以留意不要上載太多個人資料。如登入搜尋平台時可以用匿名身份進入,以減少自己搜尋的足跡被記錄下來。

(本文部份內容參考自P.W.辛格〔P. W. Singer〕及艾默生.T.布魯金〔Emerson T. Brooking〕著的《讚爭》〔LikeWar〕一書。)

(本文原載於第132期〔2020年5月〕《燭光》,其後曾作修訂。)


[1]  P.W.辛格〔P. W. Singer〕、艾默生.T.布魯金〔E. T. Brooking〕:《讚爭:「按讚」已成為武器,中國、俄羅斯、川普、恐怖組織、帶風向者、內容農場,如何操縱社群媒體,甚至……不知不覺統治了你》(LikeWar: The Weaponization of Social Media),林淑鈴譯(台北:任性出版有限公司,2019),頁190,轉引自沃爾特.李普曼〔W. Lippmann〕:《外交的賭注》(The Stakes of Diplomacy)。

[2]  P.W.辛格等著:《讚爭》,頁45。

關注範疇: 
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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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香港01 2026-10-14)

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不是愚蠢,是孤單

呂英華先生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2/10/2026

TVB節目《東張西望》早前接獲一名19歲中六女生求助,指自己墮入網上交友騙局,損失高達35萬港元。女事主與騙徒於社交平台結識,對方最初以交友為由,與她交換微信等聯絡方式。期間,騙徒不斷在女事主的社交媒體帖文留言讚美,成功令她放下戒心,誤以為對方真誠相待。女事主最終將自己的銀行戶口及密碼交予對方,令騙徒有機可乘,成功騙取款項。

拆解網上詐騙是明光社經常在學校舉辦的講座題目之一,亦曾聆聽過一些老師分享學校畢業生遭遇過的裸聊勒索或網上情緣騙案。無論是自身經驗或是老師的分享,都驗證了有好些詐騙案的事主開始年輕化。網上情緣詐騙,在過往的數據中,牽涉的金額較其他常見騙案為大,而常見的犯案方式不外乎在社交媒體、交友軟件製造完美人設,再花數星期至數月的時間跟事主培養感情,最後以投資、借錢等各種理由進行詐騙。

以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或會覺得事主很愚蠢,但對身陷局中、已與騙徒建立起感情的事主而言,這往往無關智商,而是難以割捨的情感羈絆。每個人都渴望被讚美與肯定,若在現實生活中缺乏自我認同或身邊人的支持,便很容易在騙徒猛烈的甜言蜜語攻勢下淪陷。正如電影《我談的那場戀愛》中的情節,主角到最後仍不認為自己遇上騙局,只覺得是切切實實地談了一場戀愛。

其實,社會在防範網上交友詐騙時,不能單單停留在「切勿轉帳」的宣傳層面,更必須正視年輕人的心理防線。家長與教育工作者應致力在現實生活中,為青少年建立穩固的情感支援網絡,讓他們在日常交往中獲得足夠的關懷與肯定,從而建立健康的自我價值,無須依賴虛擬世界中別有用心的廉價讚美。

此外,大眾對受害人應多一分同理心,少一分批判。一味指責受害人「愚蠢」或「無知」,只會產生二次傷害,令他們因為羞愧而不敢向身邊人求助,最終獨自面對沉重的財務與法律壓力。唯有透過真實的人際連結與包容的社會氛圍,才能真正為他人築起抵禦情感詐騙的堅實防禦。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AI 不懂「人話」,正是人類的本事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06/08/2026

當你以為AI工具是一位絕對服從主人的「助手」,會乖乖配合你的每一個指令,叫它往東,它就不敢往西時,事實上這只是假象。現階段的AI工具確實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但單靠AI進步是不足夠的,人類亦需要提升自己,學習從AI的角度出發,運用AI才能理解的邏輯去寫提示詞,這樣生成的作品才不會讓人啼笑皆非。

會有以上的想法,是因為筆者最近正在摸索AI影片製作工具,發現若用過往的寫作方式,輸入人類能輕易理解文字作為提示詞,原來在AI的解讀下,會產生不少笑話。例如,筆者輸入「主角一手撐傘,一手摸狗狗的頭」,畫面竟然生成了主角一手撐傘,另一隻憑空出現的手(不是主角的手)在摸狗狗的頭。又例如,筆者叫AI生成一個「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主人,主人推門進入便利店」的影片,一開始畫面確實是狗狗在便利店門外等待,誰知當主人進入便利店後,筆者竟然看見便利店中的飲料機的玻璃門裡面,有一隻一模一樣的狗狗。這種崩壞其實是有跡可尋,因為對AI來說,「狗狗在門外」是一個指令,便利店的門是門,飲料機的門也是門,它因此混淆了,才出現了這一幕奇怪的場面。

原先筆者以為只有新手都談不上的人才會鬧出這種笑話,直到在社交平台看到不少人分享,才知道原來有很多AI影片製作者,仍會向資深製作者詢問相同的問題:如何讓主角不變臉、髮形、衣服、場景、道具能保持一致、不無中生有,或突然出現一些原本設計沒有的物件或場面。根據網民分享,才知道有所謂「抽卡」一說——製作者即使輸入了詳細且精準的提示詞,到底AI能否生成他們想要的畫面,每一次都如抽卡一樣,只要未看到生成的影片,都不確定這次的作品是否沒有崩壞,可以使用。這種情況,就如量子力學中謎一般的薛丁格的貓(Schrodinger’s Cat)思想實驗——把一隻貓關在盒子裡,盒子裡有毒氣裝置,而毒氣是否釋放完全取決於一個隨機量子事件。在量子力學的規則中,在人們打開盒子「觀測」之前,那個粒子處於「衰變」與「沒衰變」的疊加態,因此貓也被迫處於「活著」與「死了」的疊加態,彷彿貓同時是活的又是死的;只有當人們打開盒子看一眼,貓的狀態才會成為其中一個現實。簡單來說,盒中的貓既是活的也是死的,只有在觀測那一瞬間,才決定它到底是死是活。

當然,資深的AI影片制作者經過無數次抽卡,燒了不少錢後,自然能駕馭AI,甚至還能製作出諷刺AI理解人類語言的影片。對於學習過AI影片製作的人來說,看後會比旁人更開懷大笑,因為他們明白用AI製作影片的其中一個最大的痛點——提示詞。提示詞牽涉到技巧,尤其是文字。

不得不說,初涉AI影片製作後,才赫然發現人類的理解力原來可以如此之強,而彼此之間能運用語言或身體語言溝通,是何等奇妙且美妙的一回事。有時,親人、好友或情侶之間甚至不需用語言,一個會心微笑、一個眼神,便能知道對方的心意。這份有聲或無聲的交流,實在是造物主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在AI時代,人類需要與時並進,學習如何與AI溝通,學習用AI能理解的邏輯來表達,但更重要且更幸福的,還是可以與一個不必像AI那樣令人費神、能夠正常溝通的人聊天。


參考資料:

Mr. Light, 〈薛丁格的貓》好可憐到底會死不會死〉,《Mr.Light|觀察室的沙龍》,2022年11月10日。

@ImmortalDairy:〈當我試圖馴服ai做短劇〉,YouTube

當掌聲變成攻擊—從全紅嬋網暴看青少年面對的數碼壓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近月,全紅嬋被網暴的事件引起了廣泛關注。她在接受中國《人物》雜誌專訪時曾落淚,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而網民的評論亦影響到她的自我形象與日常生活,令她承受了巨大壓力。在社交媒體中,每人都可能成為被談論甚至攻擊的對象,不只是名人,當然名人較容易被看見,相關平台或執法部門也可能會較快介入制止。但此事值得家長詳加了解,因為它揭示了一種網絡暴力,不少青少年也可能正於數碼環境中承受著壓力與欺凌。

從榮耀到被圍攻

全紅嬋作為奧運金牌得主,自出道以來備受矚目。然而,隨著年齡增長與身體發育,她的外貌與體型變化成為部份網民攻擊的焦點。更有報道指有畸形「飯圈文化」形成網絡群組,長期對她進行侮辱與謾罵,甚至制定規則允許針對她進行攻擊(「禁止人身攻擊(除全紅嬋外)」)。這些言論不僅涉及外貌羞辱與中傷,還涉及對其人格尊嚴的踐踏,而且還波及家人朋友。[1]

全紅嬋接受雜誌訪問中懇求外界停止對她及其家人的攻擊,可見她所承受的心理壓力已幾達極限。事件曝光後,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0多人微信私密群組對話截圖開始在微博等平台瘋傳,網民亦紛紛轉發截圖並強烈譴責。及後,培訓全紅嬋的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向公安機關報警,當局迅速介入,拘留涉案群主並處罰相關人員,社會輿論亦普遍表達對她的同情與支持。

內地「飯圈」文化:捧殺與棒殺的兩極拉扯

說到內地的「飯圈文化」[2],原指粉絲圍繞偶像形成的社群,但隨著社交媒體的發展,其運作邏輯逐漸變得極端。全紅嬋所面對的「飯圈文化」,就是「造神」與「毁神」的兩極拉扯:在剛奪得冠軍時,人人稱她為「天才少女」;但到了因發育而導致技術狀態出現波動時,就惡言相向。

另外,在競爭劇烈的體育領域中,運動員不只是競技者,也會被賦予明星屬性。粉絲之間可能不會單純支持,會透過比較而形成「捧一踩一」的對立現象,以「維護偶像」為名,對其他運動員進行攻擊,將這種行為視為「忠粉」表現。而社交平台的演算法偏好爭議與衝突,使極端言論更易傳播,容易進一步激化網民情緒,失去理性判斷。

社交媒體對青少年的身心影響

從全紅嬋這個案例來看,對家長而言,更值得關注的,是這種網絡生態對發育及成長中青少年的影響。十多歲的青少年,根據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發展理論,正處於尋找自我認同,探索「我是誰」的關鍵階段,對外界有關自己的評價極為敏感。當他們長期接觸充滿比較、批評甚至羞辱的內容時,容易產生焦慮與自卑,有可能會陷入迷惘與角色混淆,未能確立人生目標和價值觀。

全紅嬋因體型變化而受到攻擊,正反映出社會對外貌的單一標準,這種標準會被青少年內化,有可能會影響其自我價值。當「被看見」與「被認可」掛鈎,青少年可能會逐漸忽視現實生活上的真實需要及自我感受,轉而為了獲得關注及迎合主流審美與評論。當自我價值建立在外界回應上時,遭遇負評便會容易陷入情緒波動。

應對網絡討論文化與年齡限制的思考

幸好,內地主流媒體與社會輿論普遍仍會呼籲抵制畸形的「飯圈文化」,強調理性支持、同理心及尊重,網絡言論應有界線及負責任。因此,網民應藉由培養網絡素養及建立理性的討論文化,意識到其言論會對所評論的人產生影響,在發表意見前,應思考其必要性與後果,亦應知道要負責任。如見到不當言論或網絡欺凌,網民亦可善用平台的舉報機制,以阻止事件惡化。

而對於社交媒體使用設立年齡限制,近期多國已開始實施及探討如何作出限制及保護青少年,這的確是一個值得審慎討論的問題。青少年在心理與認知上尚未成熟,較易受外界影響,適當的年齡門檻或分級制度,將有助於降低風險。

總括而言,培養網民(不單是青少年)的媒體素養教育,讓他們理解網絡信息的運作方式、學習辨識偏見與操控,並培養同理心與自我保護能力是極為重要的。全紅嬋的經歷提醒我們,即使是為國爭光的金牌得主,也難以避免受到網絡暴力的傷害。對香港家長而言,這不單並非遙遠的個案,更是一面鏡子,反映出網絡暴力如何給青少年造成壓力及負面影響。社交媒體應該是被善用來讓大家互相溝通,而不應成為造成心靈傷害的平台。


[1]朱浙萍︰〈捧殺棒殺映射病態網絡文化〉,《浙江日報》,2026年4月8日,網站:https://zjrb.zjol.com.cn/html/2026-04/09/content_3895791.htm?div=-1

[2]「飯圈文化」:飯圈是網路用語,指粉絲圈子。「飯」源自英文「fans」的音譯。分析指出,飯圈文化只是表象,背後反映的是中國競技體育系統資源的高度集中性與競爭的激烈性。(摘自中央社2026年4月13日報導)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製造完美人類 世界便會更美好?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26/03/2026

「我們將會製造完美的種族」——1933年,阿道夫·希特拉(Adolf Hitler)

「經過了一年多辛勤的工作,我們終於有了發現。腦電圖每個人不同,我和仁聲的記錄曲線相同,王亭和我們截然不同,我們是高級知識分子,王亭是一個罪犯,只要使王亭的腦電動記錄曲線和我們的一樣,我們的研究就成功了,王亭就不再是罪犯,今天是值得紀念的日子,今天我們初步證明了,人腦組織中,某些組織和人的思想有關,而思想指導行動,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改造人的行動,創造一個和他過去的行為,全然不同的人!」這段話出自生物學家潘仁聲博士夫婦的研究日記。潘博士深信,罪犯的腦部組織中存在一種「犯罪因子」,只要消滅這種因子,便能根除所有犯罪行為。對他來說,這無疑是造福人群的創舉。於是他綁架了連環劫匪王亭,打開其頭顱施行一場「改腦手術」,把他的腦改造得與他們一樣。這樣,王亭便能成為一個沒有「犯罪因子」的「好人」。幸好,這位潘博士在現實中並不存在,他只是倪匡筆下小說《創造》中的一個角色。

不幸的是,如潘博士一樣瘋狂,想要改造及創造出完美人類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並非罕有。出生於1822年的英國人類學及優生學家Francis Galton,對於人類指紋、輸血、氣象等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但他最感興趣的還是優生學。「優生學」(eugenics)一詞由他首創,用以指透過篩選配偶,提升具備優良遺傳稟賦群體比例的科學實踐。[1] 他深受Charles Darwin的物競天擇理論的影響並將其發揚光大,倡導一種制度,旨在讓 「更能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更有可能迅速勝出並取代不適應環境的種族或血統」。[2] 晚年時,他更不遺餘力傳播其理念,認為優生學應該「像一派新宗教,推廣到民族意識之中」。[3] 一方面,他主張積極優生學——通過選擇性生育來優化人類身心素質;另一方面,他鼓吹消極優生學——讓劣質人士絕育。[4] 1909年,他創辦了《優生學評論》,宣揚其「擇優繁殖」、「擇劣絕育」的思想。[5]

Galton的優生學影響了美國和德國等國家。[6] 1912年,第一屆國際優生學大會在倫敦舉行,參加者不乏國家元首及各界頂尖科學家。在宏偉的酒店內,他們熱烈討論著如何「操縱遺傳以提高兒童身高」,以及各種劣質遺傳。[7] 當時,美國的優生學已經發展成熟,其繁殖者協會(American Breeders’ Association)的會長Bleecker Van Wagenen在會中洋洋得意地分享其國家的碩果。美國為了淘汰「劣質品系」可謂不遺餘力,設立監禁中心給那些不適合遺傳的人,並有專員評估會否為以下不適合繁衍者絕育:包括癲癇患者、罪犯、妓女、孤兒、愚蠢低能者、殘疾者,抑鬱與精神病患。他還宣稱:「近百分之十的人口血統都欠佳,完全不適合擔任有用公民的父母。聯邦已有八州制定法律、批准或要求他們絕育……已經有可觀的人口遭絕育,公私立診所的外科醫師執行了成千上萬的絕育手術。」[8] 這位社會菁英自以為發表了美好的政策,卻不知此劣政事實上扼殺了多少無辜的生命及生育的權利。[9]

相比起美國,德國的優生學可謂「後起之秀」,不過其荒謬及殘忍程度卻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開始,德國仿效美國,只是更嚴格執行替殘障者絕育,但希特拉並不滿足於此,他一直想要一場種族清洗,讓最優秀的人留下來。經過他處心積慮的部署,1935年,那些殘疾的可憐者,被納粹稱為「不配活下來的生命」(lebensunwertes leben),已經從被絕育升級到被安樂死。首先遭受屠殺的是三歲以下的「缺憾」嬰兒,到了1939年9月,屠殺範圍擴展到青少年,一個月後,連成年人也不能倖免。屠殺行動偷偷地進行,當時全德各地都設立了滅絕中心,這些滅絕中心表面是醫院,地下室卻被改為毒氣室。送來這裡的「病人」,其家人都以為他們得到照顧,卻不知他們慘遭殺害。納粹為了掩飾罪行,偽造了成千上萬的死亡證明。1941年,已有25萬男女老少遭到屠殺。1933至1943年間,更有40萬人被強行絕育。[10]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優生學卻沒有隨著德國戰敗而完全消失。1979年之前,加州仍有對部分殘疾人士及收容機構內的人士進行絕育手術。到了2013年,加州的監獄仍恆常地為在囚女性進行絕育手術。[11] 殘疾人士、犯罪份子不配生育,對一些權貴來說,貧窮的人也不配生育。1975年,印度經歷了一場「慘無人道的絕育運動」,目標直指貧困男性群體。他們幾乎強行將男性押往手術台,短短一年內,印度有620萬男性接受了絕育手術,人數是納粹絕育手術的15倍。可悲的是,有2000名男性死於操作拙劣的手術。自70 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印度便將其人口控制工作的重心放在了女性群體身上。科學記者Mara Hvistendahl指出:「印度有著一段由國家主導的人口控制黑歷史,這類政策往往帶有優生學目的,專門以貧困階層與弱勢群體為目標。」[12]

除了上述劣績斑斑的黑歷史,其實自德國使用極度兇殘的手段去蕪存菁及剷除異己之後,「優生學」一詞一度成為文明社會的禁忌。不過,即使人們口裡不提優生學,卻沒有把這種意識形態從社會中完全剔除,有時只是換一個說法,又或者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上述提到的印度,表面是控制人口,實際上是剷除窮人;又例如著名的效益主義哲學家Peter Singer提出的所謂「殺嬰說」。

Singer提到:「當移除患有嚴重認知障礙的人群以及殘疾的嬰兒,能給其周圍的非殘疾人群帶來益處時,就應當終結這些人的生命。」[13] 對Singer來說,患有殘疾(尤其是認知障礙)的嬰兒,是無法為父母的生活帶來幸福感的。此外,一個人存在殘疾這一事實本身,就意味著其人生會比他人更不幸福。Singer甚至主張,父母應有權在嬰兒出生後28天內決定終結殘疾嬰兒的生命,且這一行為應合法化。而這些殘疾嬰兒還可成為器官來源,為其他有望成長為非殘疾者的嬰兒提供移植器官。[14] 有人替Singer辯護,認為他提出的「殺嬰」是出於憐憫之心,與優生學要打造完美族群不一樣。[15] 是的,Single似乎很體恤殘疾人士本身及其父母,但骨子裡,仍存在著與優生學共同的本質:「殘疾者沒資格生存」。只是Single的說法讓一些人感到舒服一些、安心一些。

當然,不少人反對Singer的「殺嬰說」,覺得把一個28天以內的孩子美其名為安樂死,實際上是殺害,其實是一件非常殘忍的事情。然而,他在著作Practical Ethics中為其「殺嬰說」自辯的觀點,卻也值得大家深思。Singer質疑,為何剛出生的殘疾嬰兒有生命權,未出生的殘疾胎兒卻沒有生存權,這是沒有邏輯依據的。假如殘疾新生兒在出生一周或一個月內能被視作不擁有生命權,那麼父母便可以在醫生的諮詢協助下,基於對嬰兒狀況的了解做出選擇,這做法遠勝只基於對產前檢查的片面資訊。[16]

我們可以反對Singer的論點,但他提出的「生命權」議題,的確是我們需要重新思考的課題。這一課題比起追問人類生命的起源更為複雜 —— 本文不打算探討生命始於精卵結合還是胎兒心跳出現的爭論,只想提出幾個核心問題:一個人的「生命權」,是否取決於他自身具備多少健全的功能?是否取決於他能否為社會創造幸福感?抑或,他的生存權僅僅基於「他是人類」這一屬性?此外,誰才真正擁有決定他人生存權的權力?是國家元首、政治家、法官、律師?是既得利益者、醫護人員、父母?還是賜予人生命的神?

篇幅所限,相關討論將於下期繼續。


[1] “Francis Galton,”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Francis-Galton.

[3]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莊安祺譯:《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臺北市:時報文化,2018年),頁110。

[4] 同上書,頁110-113;“Francis Galton,”Britannica.

[5]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6] Thomas Drucker, “Galton defines Eugenics,” EBSCO, 2023. https://www.ebsco.com/research-starters/history/galton-defines-eugenics

[7] 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3。

[8] 同上書,頁114、116。

[9] 實際例子詳見辛達塔·穆克吉(Siddhartha Mukherjee)著:《基因:人類最親密的歷史》,頁115-122。

[10] 同上書,頁162-164。

[11] Sheila Kaplan, “The legacy of eugenics: Professor Osagie K. Obasogie launches landmark series with L.A. Review of Books,” UC Berkeley Public Health, June 20, 2024. https://publichealth.berkeley.edu/articles/spotlight/research/the-legacy...

[12] Soutik Biswas, “India’s dark history of sterilisation,” BBC News, November 14, 2014.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sia-india-30040790

[13] Stephen, Drake and Diane Coleman, “Fact Sheet on Peter Singer,” Independent Living Institute, 1999. https://www.independentliving.org/docs5/singer.html

[14] 同上文。

[15] Pamela J. Hobart, “Peter Singer and the Ethics of Eugenics,” Prindle Post, Mar 27, 2017. https://www.prindleinstitute.org/2017/03/peter-singer-ethics-eugenics/

[16] Stella Young,”The case against Peter Singer,” ABC News, Aug 15, 2012. https://www.abc.net.au/news/2012-08-15/young-case-against-peter-singer/4....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盲盒、抽蛋文化盛 政府不管家長勿忽視

歐陽家和 | 明光社特約撰稿員
19/03/2026

網上抽卡、抽蛋、遊戲抽角色、抽裝備,究竟會否對青少年心理健康構成不良影響?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教授黃蔚澄領導的研究團隊,與戒賭機構路德會青亮中心合作研究,結果發現71%被訪青少年有參與過類似遊戲,當中57%曾課金,即付款抽虛擬商品,其中19%月花超過500元。研究用了相關的問題賭博指數來分析,發現百分之九的青少年已達到「問題賭徒」程度,這群付費抽虛擬商品的人,更被發現其自殺意念、自殘和企圖自殺的盛行率高於其他群體。[1]

有關問題本社12年前在虛擬寶物出現時已經開始撰文,[2]提出是否要開始立例或者與業界商討一些自律的守則,監管網上遊戲,以及一系列類似的「盲盒」活動。[3]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在電台節目稱,政府應就立法規管進行研究,[4] 可惜的是到今日香港《賭博條例》中對「博弈」的定義仍然是通常涉及「金錢或財產的損失」,而虛擬寶物無法兌回現金,在法律上是較難定義為賭博的,所以不存在「非法賭博」的情況。

就現時的遊戲虛擬商品的監管,不同地方的監管方法不同,主要有四個不同的方向:

1. 強制公布概率:即將所有寶物抽中的概率全部以統一單位(例如百分比)列出,方便玩家了解中獎機率,決定是否花錢。

2. 禁止「套餐轉蛋」(Compu Gacha):禁止遊戲強制規定玩家必須用「抽蛋」方式才能獲得某些物品。換言之,遊戲商必須提供不同方法給玩家用購買或其他方式獲得物品。

3. 提高年齡限制:將有提供類似抽虛擬物品的遊戲定為至少16歳才能下載。

4. 提供不同上限機制:某份政策會要求抽取次數增加,抽中機率會上升,或者直接提供抽中的上限(例如抽60次必中)

雖然現時香港政府沒有任何法例去監管類似的遊戲,但不少遊戲商有鑑於要將遊戲在不同地方營運,自然在遊戲中加入了類似的系統,方便進入當地巿場,但也有部份遊戲商見香港巿場沒有限制,就沒有引入類似的系統,受影響的也就是一眾玩香港版本的玩家。所以不難發現相同的遊戲,日本、韓國、台灣,甚至連內地版本也有很多防沉迷、防過度消費系統保障青少年,但香港卻甚麼也沒有。

政府沒政策,家長不能沒有對策。青亮中心提出了不少建議,防止孩子因為打機變成病態賭徒,[5]不過只設定好手機,未必解決到問題。孩子易受虛擬商品引誘,當然是因為商品吸引,而抽的成本亦不高,部份遊戲給你「補底」資訊有時更變相告訴你最高消費的金額,當孩子覺得商品合理吸引,再加上「限定版本」、「期間限定登場」等等宣傳手法,自然會請家長幫忙「購買」。萬一家長一口拒絕,孩子情緒容易失控,情況和在玩具店「扭計」買玩具非常類似,但家長心裡知道,玩具有價,但抽虛擬寶物可以一直抽下去。

要情理兼備地讓孩子理解自己在消費甚麼才是最重要。家長必須要讓孩子明白那些宣傳技倆,例如期間限定通常會再回來的,機率是1%不等於抽100次就一定中一次。同時,除了要讓孩子分辨需要和想要之外,更要教導他們好好理財,以及管埋成本。例如抽角色,每次五元,今日零用錢有20元,即是最多只能抽四次,但機率只有1%,還抽嗎?抽完之後全日就沒有錢在學校小食部買零食,放學也不能去便利店買東西。如果堅持但最後真的抽不到,你會情緒失控和後悔嗎?

同時也可能問問孩子,抽這些商品的目的是甚麼?是角色能力加強?還是單純好看?如果是前者,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類似效果嗎?如果是後者,好看的背後為的是甚麼?是自己開心,還是向朋友炫耀嗎?最後請他冷靜幾天,再仔細考慮,可能之後就有一個不同的決定了。

無論最後孩子抽到他心儀的物品,還是沒有用的「垃圾」,也應該提提孩子,用抽的方法得到的東西,都是抽來的,當他慢慢發現抽中的日子比抽不中的日子少很多,他們就未必再選擇用這個方法去得到他想要的物品了。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29940(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2] 歐陽家和:〈手機遊戲似賭博 政府規管勿再遲〉,明光社,2014年5月8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6685(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3] 歐陽家和:〈博彩遊戲難規管 加強教育防沉迷〉,明光社,2019年5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1318(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4] 〈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 9%達「問題賭徒」〉,《獨立媒體》,2026年3月13日,網站:https://www.inmediahk.net/node/生活/研究指近六成青少年曾課金抽虛擬盲盒-9%達「問題賭徒」(最後參閱日期:2026年3月19日)。

[5] 同上

關注國際對社交媒體立法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家長們,當你看到孩子每天低頭滑手機、沉迷Instagram、抖音、YouTube或小紅書時,心裡是否既擔心又無奈?社交媒體(以下簡稱「社媒」)已成為青少年生活的一部份,但近年全球研究與真實案例顯示,它正悄然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自我形象與人際關係。在2025至2026年,多國更紛紛立法限制青少年接觸社媒,反映這已成為不容忽視的公共健康危機。本文整理最新數據與趨勢,幫助大家了解問題嚴重性、國際間的應對方案,以及香港現況與實用建議。

不少家長可能認為,要保護孩子,最好是不讓他們到處亂逛,以免遇上壞人或受傷,因此覺得讓他們待在家中上網會比較安全。然而,若毫無界限地讓孩子在網上瀏覽,極有可能使他們接觸到扭曲的價值觀,甚至在社媒獨自面對網民的評頭品足,承受壓力與欺凌。《失控的焦慮世代:手機餵養的世代,如何面對心理疾病的瘟疫》一書的作者Jonathan Haidt曾說,這種做法就如把未成熟、沒受過裝備的孩子流放到火星,令他們暴露於巨大的風險當中。[1]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無可否認,社媒對青少年的影響不一定只有負面。事實上,它也是獲取支持的渠道,為青少年提供與朋友保持聯繫、分享日常的空間,讓生活聯繫變得更緊密。[2] 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或處於孤立環境的群體來說,社媒是建立社群認同及網絡支持的重要途徑,能顯著減少現實生活中的污名化與孤立感。[3] 青少年亦可以透過主動接觸,尋找心理健康資訊,並以創意方式表達自己,從而得到自我肯定。[4] 

然而,社媒同時也是引發焦慮的「壓力源」。不少研究指出,社媒的使用與抑鬱症、焦慮症和心理壓力增加有顯著關係;每天使用社媒超過3小時的青少年,面臨心理健康問題的風險會增加一倍。[5] 究其原因,是青少年正值形塑自我形象的關鍵階段,而社媒充斥著經修飾的「完美形象」,極易引發社會比較 (Social Comparison);當孩子誤以為獲得較多「點讚」的形象才是標準時,便會導致自尊心下降。報告指約三分之一的少女表示使用Instagram令她們對自己的身材感覺更糟。[6] 香港本地的研究亦指出,有近八成受訪港青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且使用習慣與焦慮程度呈正相關,反映出青少年使用社媒愈頻繁,焦慮傾向往往愈嚴重。[7]

此外,社媒上的網絡欺凌及性騷擾亦屢見不鮮,其造成的心理傷害並不亞於傳統欺凌。由於網絡欺凌24小時持續且受害者「無處可逃」,容易產生孤立感與自殺意念。[8] 統計顯示,全球約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曾遭遇網絡騷擾,香港救助兒童會2022年調查亦指出,有40%受訪學生曾至少一次在網上接觸到色情內容。[9] 其他隱患如裸聊勒索、性陷阱與詐騙、危害生命的極限挑戰、網絡成癮、睡眠障礙,以及注意力與學業成績下降等,均讓家長們深感憂慮。

澳洲先行:執行全球最嚴禁令

目前全球多國正在討論甚至立法,規管核心已從過去的「13歲同意制」轉向「15至16歲禁止或嚴格限制」,並要求平台承擔年齡驗證及移除成癮設計的責任。

其中,澳洲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強制禁令的國家。自2025年12月10日起,16歲以下人士全面禁止擁有或創建帳戶,受限範圍涵蓋Facebook、Instagram、TikTok、YouTube、Snapchat、X等多個大型社交平台(WhatsApp、YouTube Kids除外)。

法例明確規定,家長無法代為同意,且平台必須採取「合理步驟」驗證用戶年齡,否則將面臨高達4,950萬澳元的罰款。這項政策成效顯著,實施僅兩個多月,已刪除數百萬個違規帳號,這雷厲風行的執法表現,已令澳洲成為國際間的立法示範,引發法國、丹麥、巴西及馬來西亞等國紛紛效法(見表)。

全球青少年社交媒體規管趨勢表

地區 /

國家

規管狀態

核心年齡門檻

主要政策與執行細節

澳洲

已實施 (2025/12)

16歲以下禁止

全球首例全國性禁令。禁止登入主流社媒帳戶。平台若未採取「合理步驟」攔截,最高可罰款 4,950萬澳元。

中國

已實施 (2025/04)

18歲以下限制

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根據年齡限制時數(40分鐘至2小時)、深夜禁玩(22:00至06:00)、過濾有害內容並推送「核心價值觀」內容。

馬來西亞

已宣佈 (2026/07生效)

16歲以下禁止

強制禁止16歲以下使用,要求平台實施電子身份驗證(eKYC)確保合規。

新加坡

無全國禁令

 

2026年起中學全面禁止學生在校時間使用智能手機及智能手錶,鼓勵健康數位習慣。政府正考慮推行「年齡適宜內容」規管,並與澳洲交流經驗。

印尼

2026/03/28實施

 

16歲以下禁止

16歲以下兒童建立或使用的社媒帳號會被逐步停用,包括YouTube、TikTok、facebook、Instagram、Threads、X和Roblox等。

韓國

法規更新 (2026/03)

校內禁用

全國中小學教室內禁止使用手機。過去曾實施「深夜強制斷網」制度,已現廢除,目前對社媒禁令持審慎態度,強調數位素養教育。

印度

已宣佈 (2025/11)

18歲以下需同意

規定18歲以下使用社媒必須取得家長明確授權與驗證。政府正研究是否進一步設定年齡上限。

法國

已通過(預計2026/09生效)

15歲以下禁止

國民議會已通過法案,目標在2026年9月新學年起實施15歲以下社媒禁令,並將校內手機禁令擴展至高中。

丹麥

已達成協議

15歲以下禁止

計劃對15歲以下實施禁令,但容許家長豁免13至14歲子女,預計最快2026年實施。

西班牙

立法草案

16歲以下禁止

擬將合法開戶年齡從14歲提高至16歲,要求平台實施有效年齡控制。

英國

下議院否決 (2026/03)

考慮16歲以下禁令

2026年1月通過改動《兒童福祉與學校法案》,禁止16歲以下使用社交平台,但下議院於3月9日以307對173票否決有關建議。

歐盟

框架執行中

16歲(建議)

歐洲議會建議將社媒預設年齡設為16歲。透過《數碼服務法》(DSA)要求大平台進行風險評估,並禁止針對未成年人的精準廣告。

巴西

2026/03/17實施

16歲以下限制

要求社媒平台實施年齡驗證,將未成年帳戶與父母帳號關聯綁定,並禁止遊戲中的「抽獎箱」 (Loot boxes)。

美國

州政府立法中

各州不等

佛羅里達州:禁14歲以下,14至15歲需家長同意。紐約州:限制「成癮性演算法」推送。多項法律面臨「言論自由」法律挑戰。

 

 

 

 

 

 

 

 

 

 

 

 

 

 

 

 

 

 

 

 

 

 

 

 

 

 

 

 

 

(資料截止2026年3月12日,來源︰透過NotebookLM參考全球多國新聞與調查數據綜合整理)

這些變化顯示「保護優先」已成全球共識,國際社會普遍認為,原定的13歲門檻實在太低,平台須負起年齡驗證及內容規管責任。而青少年須取得家長同意才能有限使用社媒,亦意味著家長對孩子上網所看的內容,應該知情及負責任。

香港未有應對策略?

2025年,香港約84.4%的市民為社媒用戶,平均每日使用1小時42分鐘。青少年使用率更高,中學生93%擁有帳戶,平均使用多於一個平台。

針對日益嚴重的網絡影響問題,有報道指香港政府已投入資源進行數據收集與分析。截至去年底,醫療衛生研究基金已資助7個與青少年使用電子屏幕及社媒相關的研究項目,主題涵蓋病態使用網絡、遊戲成癮及干預策略。衛生署亦已成立諮詢小組檢視最新證據,預計於今年內提出更新的兒童及青少年社媒使用健康建議。[10]

中國內地目前已全面啟動「未成年人模式」,其核心內容包括分年齡階段內容推薦、精準時長限制(8歲以下40分鐘、16歲以下1小時、16至18歲2小時)、每天晚上10時至翌日早上6時禁入、禁止誘導性消費及強制內容篩選。香港現時仍以針對病態使用及提供健康建議的手法來面對社媒的問題,尚未針對任何年齡層訂立專門防止社媒操控的政策,可見香港政策對比澳洲及內地而言都相對「緩慢」。

立法會議員(教育界)鄧飛甚至曾於媒體訪問時以「失控」來形容現時的使用情況,但他亦表示不必急著跟風,可以觀察澳洲及世界其他地方推行的情況半年或以上,之後再為香港設計合適的政策方案。但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保僑卻指出,澳洲以立法嚴懲社媒平台是可行的策略,大家所關注的如何實行,在於開新社媒帳戶時,可以透過實名認證及人臉識別,運用人工智能在技術上是完全可以做到。如以「智方便」(iAM Smart)本身已可解決一些協作問題。[11]

家長仍可以「做啲嘢」

就算香港在立法上未有進一步行動,家長仍可以從家庭層面先行。例如在社媒使用時間上設定清晰界線(如每日限1至2小時)、透過開放式溝通來了解孩子的感受,以及觀察他們是否正承受網絡欺凌。此外,家長應主動教授孩子辨別假新聞和保護私隱的技巧;同時,家長亦應以身作則,減少自己的社媒使用時間,為孩子樹立榜樣。

社媒帶來便利,也帶來風險。全球立法浪潮提醒我們,保護青少年已是刻不容緩的責任。家長毋須過於恐慌,但可以採取主動:了解影響、關注政策、實踐家庭規則。唯有大家一起努力,才能讓孩子於安全環境中健康成長,享受科技益處的同時,也學會避開陷阱。


[1]〈失控的焦慮世代〉,明光社「好書推介」,2025年3月20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t/article/%E5%A4%B1%E6%8E%A7%E7%9A%84%E7...

[2] Elina Mir, Sunny Cui and Andrea Sun, “Social Media and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Mental Health,”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Research, accessed February 27, 2026,https://www.center4research.org/social-media-affects-mental-health/

[3] Augustus Osborne, “Balancing the benefits and risks of social media on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in a post-pandemic world,” Child and Adolescent Psychiatry and Mental Health, 19, no.92(August 2025), https://doi.org/10.1186/s13034-025-00951-z

[4] Andrew Hutchinson, “Meta Says the Science Does Not Support Teen Social Media Bans,Social Media Today, January 19,2026,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meta-says-that-the-science-does-no...

[5] 同3。

[6] 同2。

[7] 香港青年協會︰〈青協公布「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2025年6月27日,網站︰https://hkfyg.org.hk/zh/2025/06/27/%E3%80%8C%E7%A4%BE%E4%BA%A4%E5%AA%92%...

[8] 同2。

[9] Amalissa Hall,”Tackling social media’s impact on teens’ mental health”,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June 9,2025, https://www.scmp.com/special-reports/article/3313328/tackling-social-med...

[10] 羅玉萍︰〈青少年用社媒︱港府今年內提新指引 未斷言隨澳洲立法限制〉,《灼見名家》,2026年1月21日,網站: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47055

[11] 羅玉萍、羅耀強:〈限用社媒|鄧飛:青少年焦慮迷失 社媒失控影響價值觀 方保僑:可用智方便認證 社會討論須透徹〉,《灼見名家》2026年1月8日,網站:https://www.master-insight.com/article/46883

AI時代的親子學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2/03/2026

人工智能(AI)發展之快,已堂而皇之地進入孩子的生活與學習領域,既帶來便利,亦伴隨隱憂。明光社與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的「AI時代的孩子學習」講座,由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主講。席間與眾多家長及老師共同探討下一代在AI時代的處境,既關心隱藏的危機,也反思如何正面運用AI工具,引發孩子的學習興趣。

筆者首先與家長一起正視這強大工具背後潛藏的三大隱憂:

1) 過度依賴:孩子正值腦部發展黃金期,需要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來鍛鍊批判思考與表達能力。若由AI輕易代勞,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寫作的大學生,其神經連結亦會變弱,甚至認不出自己遞交的作品,等同「沒學過」。部份香港學生更坦言「沒有AI就做不到功課」,情況令人擔憂。

2) 衝擊未來擇業:AI正逐步取代文書、翻譯甚至是創意設計的工作。筆者於現場展示由AI生成的歌詞與編曲,大家驚嘆之餘亦反問:若創作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經歷「練習、失敗、再改進」的過程嗎?這可能妨礙孩子建立堅毅、耐性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3) 真假難辨與安全風險︰AI生成的逼真內容易被濫用,引發私隱、詐騙與情感危機。聊天機械人可能導致情感依賴,兒童及青少年亦有機會誤信它生成的錯誤資訊。

黃博士則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她介紹了Khan Academy及均一教育平台,說明AI能分析孩子的答題模式與錯誤類型,推送最適合內容,避免挫敗感與無聊感;她亦現場示範以Kahoot!進行遊戲化測驗,與參與者體驗將溫習化作親子同樂。黃博士表示,AI能降低技術門檻,讓孩子在克服各種學習難點前,便能先展現創意。

她同時強調使用原則:要優先建立家庭關係,親子共同探索並設定界限,把單純消費娛樂轉化為共同創造的機會。黃博士以信仰視角總結:「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箴言3:13):我們當以「智慧」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利刃用於煮食而非傷人;也以「聰明」使AI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車須待心智成熟方可駕馭。

答問環節中,家長踴躍查詢中文學習工具、STEM與AI編程的適齡建議。黃博士耐心分享,建議從閱讀與興趣入手建立語感,並鼓勵家長以身作則。願神賜下智慧,讓我們在科技洪流中守護孩子的心靈與成長,建立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AI下的港人抑鬱與焦慮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12/03/2026

一項調查顯示,港人抑鬱及焦慮水平創下新高,整體抑鬱分數平均達7.27分。18至24歲的「Z世代」情況最為嚴重,高達43.5%受到中度至重度抑鬱情緒影響,他們日均使用電子屏幕長達6.13小時,遠超其他年齡層。研究指出,沉迷觀看短影片/視頻及社交媒體,雖可帶來即時滿足,但長遠會削弱社交能力和專注力。調查亦發現,逾兩成受訪者會向人工智能(AI)求助,但專家警告AI無法取代真人輔導,過度依賴或帶來潛在風險,建議市民尋求專業協助。

在AI滲透日常的時代,其優缺點逐漸浮現,對情緒的影響尤其值得關注。焦慮與抑鬱已成為現代社會共同面對的都市病。對Z世代而言,壓力尤其複雜——升學、初入職場、戀愛困擾,各種人生階段的轉變湧現,他們感到前路迷茫,又不知如何說出來。有些人選擇向AI傾訴心事,可能是便利,也許是更深層的孤獨——不想麻煩別人、怕被取笑、怕不被接納;AI卻給予無條件的即時回應,營造出「被理解、被重視」的假象。我們需要更清晰地對跨世代釋出善意和理解,接納每個世代都有其強項與弱項——我們這一代擅長「頂硬上」、「超級硬淨」,下一代卻展現出彈性、多工並行與全球互動的跳躍思維。與其批評「少少事就放棄」、「一代不如一代」,不如看見他們獨有的成長背景,欣賞並引導他們善用其獨特性。真正的進步,不僅是物質上的豐足,更是精神上的交流。當我們能以溫和的態度擁抱下一代,用真實的對話來證明人的溫度與深度,社會才能真正向前走。


參考資料:

〈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 Z世代最危 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 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am730》,2026年3月6日。https://www.am730.com.hk/本地/1016092/港人整體抑鬱水平創新高-z世代最危-狂掃短片陷惡性循環-團體促求助勿依賴ai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

《多巴胺國度》: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面對AI的挑戰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5/02/2026

調查:Z世代自評競爭力偏低 逾六成擔心AI衝擊 飯碗不保

  (am730. 2-2-2026)

YMCA青年議會「香港青年生涯競爭力與未來挑戰」調查報告指出,有接近1200位Z世代青年受訪者中,超過四成受訪者表示因AI發展而改變學科或職業選擇,主要原因是害怕原本選擇的職業被AI取代;有近三成受訪青年表示完全不懂AI科技或不會使用,表示熟悉的僅約一成。另外亦有超過六成受訪青年擔心AI科技發展會影響其未來生涯競爭力,這反映Z世代普遍對AI帶來的職業變革感到焦慮與威脅。

但在能力重要性評估上,青年就認為溝通能力(4.37分)和思考能力(4.32分)最為重要;其次為情緒控制、抗逆能力、學習能力(均約4.26–4.27分),而科技知識相對就最不重視(3.98分)。

在面對AI取代職業高度擔憂,導致部分人主動調整人生規劃,他們亦同時在專業、科技知識、抗逆力及情緒管理上自評與實際表現均偏低。所以調查機構就建議要在青年在學習的階段中就要加強「3Q培訓」,即涵蓋情感(EQ)、逆境(AQ)及道德(MQ)。

在AI發展愈來愈快,愈多機構及商業應用的時候,職場的變化相信會愈趨向不穩定,無論是基本服務或是專業工作都有可能會被取代,青年要建立對未來的信心,需積極加強AI素養,以免容易陷入「技術斷層」;另外,社會亦需要給予支援的資源、學習及工作調整的機會及各種情緒保留的空間,讓青年有機會培養「韌性」(Resilience),即在面對壓力及逆境時,吸收衝擊、快速適應、恢復,變得更強的動態能力。

青少年的「數碼鴉片」?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29/01/2026

澳洲政府去年實施新法例,禁止16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隨後歐洲多國及亞洲部分地區相繼立法或作出相應措施。芬蘭剛宣佈13歲以下的兒童不宜擁有個人智能手機,也不應使用社交媒體。而法國亦在26日通過一項法案,禁止15歲以下兒童使用社交媒體平台及嵌入式社交功能,若獲參議院批准,很大機會在2026年9月開學前生效。

香港兒童及青少年對手機的依賴及對社交媒體的沉迷亦不相伯仲,社交媒體甚至可能成為一些青少年的「數碼鴉片」,香港青年協會於2025年中旬公布的「社交媒體使用習慣與情緒健康」調查結果顯示,有近八成受訪的本港青年每天使用社交平台逾4小時,並發現他們使用社交媒體愈多,焦慮傾向愈嚴重,因為青少年在社交媒體與人比較,會引發「社會比較焦慮」,影響了他們的情緒健康。

另外,由家長發起的組織Look Up Hong Kong 於2025年10發佈的調查發現,高達89%家長支持在校園限制使用智能手機,然而香港兒童首次擁有智能手機的平均年齡卻僅9歲,到14歲時已差不多一人一手機,98%擁有智能手機。調查亦指,超過八成家長曾因子女使用電子產品與孩子發生爭執,亦有四分之一的兒童曾在網絡上被陌生人接觸。從以上調查數據可見,青少年過早擁有智能手機及過度使用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影響深遠。林則徐虎門一把火,燒掉鴉片救國人健康; 今天電子產品被一些人喻為「數碼鴉片」,香港該不該對青少年來一場「全面禁令」?

事實上,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往往出現親子溝通問題、家庭不和諧等。若親子相處時間較多,將有效減少成癮風險。家長若不想孩子沉迷,自己應做好榜樣,減少使用電子產品娛樂,多花時間參與家庭活動,強化親子關係。


參考資料:

〈社媒禁令-法國下議院通過法案-擬禁15歲以下使用社交媒體〉。《星島頭條》。2026年1月27日。

失控的社交媒體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1/2026

多年來,社交媒體持續入侵我們的私人空間,不僅涉及成癮,也包含私隱暴露、自戀心理、同溫層餵養及個體間的「內捲」。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精準地批評︰在新自由主義社會下,主體向自我發動精神戰爭,使人陷入倦怠。諷刺的是這種倦怠是主體主動且允許的。[1]

人們主動地在社交媒體上暴露自我,試圖展示自己比他人生活得更好。為了博取關注,總是思索如何暴露更多,也因此變得「透明」。這種競爭帶來如同工作般的「內捲」,弔詭的是:人們好像知道其他人很多事,但其實一無所知,這種自我督促的行動,可以說是「仲忙過返工」。[2]對於性的描述,亦因這種「透明」而變得更加赤裸,性的直白,也使「情色」變成「色情」,身體被自我消費,變成獲得流量的資本。最可悲的是,當事者對此種自我剝削完全知情。[3]韓炳哲對於網絡文化的批判,筆者認為稱之為當代的「真實寫照」也不為過。

其實坊間已有不少調查報告顯示,使用社交媒體的時間愈長,情緒反而變得更差,甚至出現腦部功能退化的現象。本社過往的文章曾經討論過,社交媒體上的短視頻造成了人們的前額葉功能缺失,也就是如今流行的說法「腦腐」。[4]除了人被一種「自主又不自主」的驅動力驅使觀看短視頻外,亦有不少青少年因為經常留意社交媒體,而導致憂鬱與自戀。筆者認識一名大學生,他向我訴說煩惱,指其經常在Instagram中留意朋友的動向,總覺得他人的生活比自己美好而感到失落。他陷入了一種矛盾︰既不想看到,卻又會主動去看;同時,為了證明自己的生活也同樣美好而陷入「內捲」,在社交媒體上更多的展露自己。及後,筆者建議他先刪除該社交媒體,看看會有甚麼變化,但他卻陷入了一種「Fear of missing out」(FoMO)的困境,害怕自己一失去社交媒體,就好像會錯失很多資訊,與世隔絕一樣。[5]不過,在筆者再三建議下,他嘗試停用了半個月的社交媒體,發覺自己停止了內耗,不再勉強與他人比較。以上種種狀況,正是社交媒體侵蝕個體空間、強迫透明與網絡文化所構築的一種焦慮,使人陷入無止境的惡性循環。

Threads對於社交媒體生態的轉變

社交媒體Threads面世至今有兩年多,這段時間,它徹底改變了社交媒體的固有形態。其使用方式與演算法的運作,都與以往的平台有很大的分別,像是集合了不同社交媒體與論壇元素而成的產物。然而,這種嶄新的社交媒體體驗,卻也直接增加了網絡成癮與網絡欺凌問題的嚴重性。

Threads是由Instagram延伸而成,可謂其副產品。看似操作相近,實質兩者在用法上大有不同。不少人在Threads剛面世時,便已察覺異樣,明顯感受到其中充斥較多極端言論,以及在演算法機制上的差異。如果日常中有使用Threads的習慣,就會深深感受到它的演算法並非基於「社交關係」,而是根據「興趣」。傳統社交媒體傾向推送好友的貼文,或一些廣告,Threads卻以興趣偏好為優先。即是說,就算使用者沒有追隨者(followers)或社交圈,也可以因為發佈具爭議性的貼文,而獲得數萬個Like。

心水清的話,不難發現Threads的出現,似乎加劇了以往社交媒體所產生的焦慮。著名藝術家Andy Warhol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能成名15分鐘。」「成名」一詞如此誘人,彷佛喚起了一種渴望成名的動力,如韓炳哲所言:「我們被某種持續不斷的表演慾所驅使,正處於一個令人疲累和困乏的時代。」[6]當然,這其實是一把雙刃劍,在獲得爆紅機會的同時,亦更容易暴露於網絡欺凌的風險之中。

筆者在與朋友交談中,便深切感受到Threads的影響力。當談及一些未知的資訊時,他們會說:「看Threads可能有答案」;或說:「要持續關注某些事情,可以看Threads」。例如在早前的火災時期,Threads確實發揮了效用,不少熱心人士透過它,即時關注災場是否需要義工。然而,當人們過度關注的時候,情緒也隨之受到影響。社交媒體的發展,似乎正處於一種不斷失控的狀態之中。


[1] 韓炳哲(B. C. Han):《倦怠社會》(Mudigkeitsgesellschaft),莊雅慈、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15)。

[2] 韓炳哲(B. C. Han):《透明社會》(Transparenzgesellschaft),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19)。

[3] 韓炳哲(B. C. Han):《愛欲之死》(Agonie des Eros),管中琪譯(台北:大塊文化,2022)。

[4] 郭卓靈:《「腦殘」遊記——短視頻對兒童的影響》,明光社,2025年7月21日,網站:https://www.truth-light.org.hk/node/15172/(最後參閱日期:2025年12月22日)。

[5] Gupta, M., & Sharma, A. (2021). “Fear of missing out: A brief overview of origin,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and relationship with mental health,” World Journal of Clinical Cases, 9(19), 4881–4889. https://doi.org/10.12998/wjcc.v9.i19.4881.

[6] 韓炳哲(B. C. Han):《倦怠社會》(Mudigkeitsgesellschaft)。

從《新聞女王2》說起:事實查核的艱難與重要性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9/01/2026

前陣子播畢大結局的電視劇《新聞女王2》,再次掀起劇迷的追劇熱潮。若不與多年前電視作為主要娛樂的黃金時期相比,僅比對2025年播出的劇集收視,此劇便已名列前茅、表現亮麗。此劇之所以能吸引筆者的原因,在於續集不再局限於電視新聞部內鬥,而是進一步聚焦於新舊媒體之間,在「專業精神」、「獨家報道」與「流量爭奪」所展開的激烈對抗,讓劇情更具時代感。劇中情節改編自多宗真實發生的社會事件,亦借資深新聞工作者文慧心(Man姐,佘詩曼飾)之口,道出了當前傳統電視新聞與網媒所面對的掙扎及問題。

劇集觸及的議題十分廣泛,包括:為追逐點擊率及廣告收益而精算新聞內容、探討編採自主是否只是神話、報道如何受媒體立場及視角限制而偏離事實全貌、新聞機構為收視率而刻意呈現煽情及血腥內容,也有觸及自媒體的內容及報道質素參差、AI新聞主播肖像與聲音的版權爭議、記者性命與新聞價值的取捨,以及事實真相如何在演算法下被雜訊淹沒等。由於篇幅所限,本文將聚焦於劇集與「事實查核」相關的範疇進行探討。

新聞行業本身是沒有「事實查核」這個專屬職位,但查核工作卻是新聞運作的核心。新聞工作者,無論是記者或編輯,為了確保發佈的資訊準確無誤,在內容發表前進行查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序,對他們而言,重視真確性等於捍衛專業。正因如此,社會普遍認同專業新聞機構所發放的訊息具備公信力,可以作為大眾行動及抉擇的依據。「依靠收集事實信息,我們建立起對某些議題更深入複雜的認知和信任,並作出理性的選擇。」[1](曾姿穎等,2024,第104頁)

在劇中,KOL唐芷瑤(陳曉華飾)視Man姐為眼中釘,經常在自媒體網台上直播即時未經查證、甚至是偽造或具誤導成份的短片與資訊,藉此造謠生事。喜歡「吃花生」的網民及Man姐的黑粉(haters)隨即群起響應,不斷湧入Man姐所屬機構「公開平台」(OP)留言攻擊、致電網台辱罵並瘋傳流言。這不單導致OP支持者大幅減少,更加劇公眾對當事人的誤解。此外,劇集結尾亦揭示了另一種資訊操弄,OP記者難以在網上找出富庾基金負責人胡志城(袁富華飾)的真實背景,原因在於相關負面資訊早已被網軍有組織地大量發放正面、清白的資訊所淹沒。

劇集內容雖屬虛構,但所描述的網絡亂象卻真實存在。自媒體為求生存及點擊率,可能發放譁眾取寵、失實內容。作為網民,我們應如何有效進行事實查核(fact check)呢?

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常具備新聞價值要素,如時效性與顯著性(例如與名人有關),並常用客觀語氣,輔以似是而非的數字、相片等「證據」,令人誤以為「有圖有真相」。然而,「有圖有真相」早已不能作為判斷網上訊息真偽的準則。不少為賺取點擊率的「內容農場」會借「權威」包裝內容,即以部份真實內容混入虛假資料誤導讀者;或使用「偷換概念」手法,引述的證據實際上與結論無關,但一般讀者在面對艱深專業名詞或數字時,往往難以察覺其中破綻。

作為讀者,首先應培養好奇心、不盡信、不盲撐的心態,對所見內容抱持求真的精神,並訓練批判思維,建立「冷靜確認查證」的心理機制。面對情緒強烈、立場偏頗的標題,先停下來思考:「這則資訊是誰發佈的?目的為何?是否有第三方證據支持?」

其次,可利用事實查核工具自行驗證:

  • 圖片及影片查證:使用Google逆向圖片搜尋或TinEye上傳可疑相片追蹤原始來源。若原始網頁或貼文已被刪除,可透過「網站時光機」(Wayback Machine)找回歷史存檔。
  • AI深偽辨識:細看畫面角度是否合理、脈絡是否一致,或使用偵測工具如Hive Moderation上傳相片、聲檔或影片進行查證。

若資訊過於專業或複雜,可求助於專業的事實查核機構。這些機構與傳統新聞媒體不同,更注重資料來源與查核人員的透明度,會公開查核流程供讀者二次驗證,並對內容作出明確判定,且不得與任何政治團體、人物或候選人有關聯,以確保獨立性及公信力。[2]

香港仍運作的事實查核機構:[3]

機構名稱

隸屬關係

成立日期

判定分類

1)求驗傳媒[4]

未知 (民間組織)

2014年9月8日

文字描述

2)AFP Fact Check 法新社香港分部

法國新聞社

2018年9月14日

真實、錯誤、諷刺、誤導、信息缺失、經過修改的圖片和影片

3)Annie Lab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事實查核室

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中心

2019年10月9日

False, Misleading, No Evidence, Verified, Just in case ,Investigation, Analysis, Explainer,

4) Factcheck Lab 事實查核實驗室

媒體素養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正確、部份錯誤、錯誤、誤導內容、沒有證據

5)HKBU Fact Check浸大事實查核中心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

2020年7月30日

真實、部份錯誤、錯誤、誤導內容、證據不足

資料來源︰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解構事實查核》

轉發即表態 分享即責任

看畢《新聞女王2》,深感要成為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實在不易,需具備智慧與傲骨方能生存。作為網民,亦應培養資訊素養(information literacy),在點擊分享前先查證,因為轉發代表你認同該訊息,而傳播錯誤的資訊,可能會對個人、團體乃至社會,造成財產損失、心靈受創甚至身體安全的損害。


[1]曾姿穎、周琳、黃煜(主編)︰《解構事實查核》,(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24)

[2] 同上。

[3] 同上。

[4] 香港唯一仍運作的民間事實查核機構。

A0人設與人設崩塌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1/2026

不同的藝人在幕前會被塑造成不同的「公眾人設」(public persona),這像在幕前面對公眾時戴著面具去演出、回應事件,而工作亦往往與這個人設相關。坊間的男、女神很多時會以完美體態,配上「清純」、「善良」、「專一」、又或是「性感」、「反叛」、「才華」等不同形象。

由於「人設」是可供人們幻想與消費,偶像的演出、歌曲作品很多時都要與人設相符,經理人或電視台可能會為男、女神安放一個「A0牌坊」,即Available(現在沒拍拖,可供追求)及拍拖經驗為「零」,代表極為「純潔」的人設。

近日有位以A0少女、純潔無瑕為「人設」的女星,錯誤地把自己與另一男星的親臉照上載於社交平台。她雖很快便把它移除,但仍被人擷取畫面並廣傳,結果上了娛樂新聞。當事人向媒體表示,相片是因為在派對上玩遊戲輸了才被拍下的,只是一場誤會。後來,一些網絡及社交平台再流出一些此女星在中學時期與男友的親密照,據報道稱是她的中學同學發放出來的,目的是想揭穿這位女藝人的「A0」神話,讓其人設崩塌。

筆者不認識這位女星,真相只有當事人、她的家人及舊同學才知道。然而,站在觀眾的角度,藝人的真實生活與公眾人設不一致,這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娛樂圈的本質是提供娛樂,與其關注藝人過去的歷史與私生活,不如實際地欣賞他們的歌唱才華與演技,其他則不必有太多的幻想或強求,亦無需深究。

這次事件提醒我們:對社交平台的使用,請務必小心謹慎。首先不要把親密照上載並公開,讓任何人都能瀏覽下載。試想,今天被人截圖,雖然看似暫時沒事,但不代表多年後當你的身份改變時,相片若被翻出來,到時不會影響你。最後,在AI世代,我們也實在難以分辨公開的照片是否被偽造或生成出來。

網絡世界實在複雜,要自保,最終亦是最簡單的方法就是:不拍、不上載。對於習慣在網上分享的網民,大家能做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