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網絡廣告和內容可以怎樣分?

歐陽家和   |   明光社項目主任
03/01/2018

上網看短片、漫畫、微電影,已成為了大家的生活日常。或許大家會留意到,不少內容是廣告商贊助網紅或所謂KOL而生產出來的,他們會按著自己網站或者內容的主題,度身訂造廣告。部份廣告會在最後「有品地」貼出商品,讓你知道哪個是特別計設出來的廣告帖,哪些是產品測試,或者旅行勝地等等的宣傳,也有可能是賣了廣告你還以為是分享資訊。

 

我們明白,網上賣廣告是難以監管的,因為網上作為輿論平台,本身就沒有任何機構負責做把關的角色,任何網上留言也不能、亦不宜預先有任何的審查。一直以來就依賴內容提供者自律自制。部份有社會良心的公司,在活用社交網絡等不同平台時,也會清楚標明自己在賣廣告,並不是真內容。

 

另外,有些網絡廣告以故事、評論的方式來寫,看起來很真實,亦未必寫明是廣告。這些看起來很真實的廣告,叫人難分真假,有網絡巿場公司會專請「打手」寫這些稿。要分辨往往很費神。

 

更有一些廣告,美其名是介紹景點,實用生活資訊等等,例如皮膚乾裂的原因,或者夏日炎炎消暑方法,之後提供幾個解決方法,表面上所有資訊是免費,但其實那些免費資訊背後,是指向某一個牌子的產品,這種比較迂迴的進路,最後其實也是指向消費。

 

近日,社交網絡平台Instagram就規定所有網紅發放的廣告必須列明是廣告。這種方法就是嘗試杜絕這種缺乏廣告標示的宣傳,甚至網紅有收費的廣告。作為網絡使用者,或網紅的閱讀者,我們應了解網絡要生存,是依靠很多商業支持的,而這些商業支持,又直接影響他們的內容的取向。網紅的內容沒有向網民收費,我們就應有心理準備,他們所說的話、所講的笑話、所展示的產品,是有可能由廣告商贊助的。最後即使我們不懂分辨哪個是廣告,至少我們也可觀察他們的收入來源,以了解這些內容的可信度和廣告的數量。

曾經刊載於: 

香港獨立媒體,3/1/2018

關注範疇: 
傳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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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血腥,看不清的責任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9/11/2026

蔡天鳳案至今審訊踏入40天,被告在庭上所說的每句話都成了即時新聞。這個故事有受害人、有被告、有懸念,結局亦會隨著判決而出現。而另一邊,宏福苑火災發生後接近一年,1984個家庭受到影響,社會卻仍在追問:責任究竟在誰?

個案式的框架聚焦於人與事件,觀眾便傾向將責任歸於被告;但案件涉及整個制度時,人們卻只能追問制度。蔡天鳳案屬於前者,宏福苑則屬於後者。然而,刑事程序追究的,只是大維修工程的顧問與承建商一方;至於獨立委員會報告點名的政府監管失效,以及圍標、物料標準等制度問題,既沒有「被告」,也沒有審訊,只有行政及政治問責。對於災民與公眾,有很多疑問仍未得到解決。

於是出現了一個弔詭的情況:我們透過社交媒體與傳媒,知道很多關於一宗獵奇個案的細節,資訊每天更新;對一場火災的責任,經歷近一年時間,卻仍然在等待。不是說蔡天鳳案不應該被報道,而是再多的細節,對公眾來說其實並非必須。火災追問的是制度上的問題,而制度問題,與居住在香港的市民息息相關。我們要探討的,不只是災民如何受到影響,更是樓宇大維修及消防監管制度的問題出在哪裡。雖然報告已經公開、特首已經道歉、房屋局局長亦已經請辭,但仍無法回應市民所追問的問題:為何點名的四個部門只有一個局長承擔「政治責任」?行政問題的調查再要花三個月就能完成?但南丫海難已過了14年,行政責任有甚麼結果?

一邊的血腥資訊多得令人窒息,另一邊關乎市民福祉的問題,卻依然模糊。資訊的增加並不會令人更接近真相,只會令世界變得空洞,成為可被消費的展品。蔡天鳳案正是這種情況:供詞、物證、家庭關係逐日被攤開,不斷刺激著好奇與情緒,多得使人麻木,卻沒有人因此更理解社會,案件變成了傳媒的消費品。相反,需要被看清的火災責任卻遲遲未能看清。災民追問的,從來不只是更多的資訊,而是一個負責任的交代,若問責只停留在「可公開的資訊已經公開」,那麼公開本身,也只不過是另一種資訊。

不要失守新聞專業底線

郭卓靈 | 高級項目主任(拓展、媒體素養及生命教育)
15/10/2026

袁澧林揭露多次遭性騷擾 被稱似坐枱記者紅眼道歉

  (星島頭條 2026-10-14)

女KOL受訪稱任柬埔寨園區荷官 陸偉雄拆解法律風險 斥教壞細路

  (香港01 2026-10-14)

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名副其實的多巴胺製造器

呂英華 | 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20/08/2026

近來韓國興起一些「多巴胺網站」,透過模擬購物、外賣送餐甚至吸煙,複製人們消費或吸煙時的期待與快感。例如虛擬購物網站內所有商品和折扣皆不存在,使用者可任意把商品加入購物車,最後以零元「結賬」;虛擬外賣則以追蹤路線營造送餐期待,最終卻甚麼也不會送到。這些網站希望讓人獲得類似的刺激,同時減少沉溺於真實消費的可能。

「多巴胺」經常被簡化為「快樂物質」,這種講法其實不準確。腦神經科學研究顯示,多巴胺其中一個重要的作用,是參與獎賞學習及「獎賞預測誤差」:當所得獎賞比預期好,大腦會更新對相關行動的判斷,令人可能再次追求同一獎賞。換句話說,多巴胺不單與「得到快感」的簡單作用相關,也參與期待、學習及推動人重複尋求獎賞的過程。從健康的角度出發,它持續推動人透過努力獲得「快樂」,例如努力做運動、努力學習、努力經營關係等等。

不管它是虛擬還是真實,用購物作為替代品所獲得的「快樂」並不符合多巴胺原本觸發的目的。即是:人明知商品不存在、折扣不存在、將會送達的「餐點」不存在,仍可製造期待,以產生「快樂」。有部分體驗者則形容,面對不存在的商品仍會因倒數而產生壓迫感,這些「廉價」多巴胺並不能讓人免除購物慾望,而是讓人追逐「下一次刺激」,構成一種成癮狀態。

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借用阿甘本的比喻:貓把毛線球當老鼠捕獵,獵物早已被安全可控的替代物取代。他原以此談色情如何掏空愛欲的他者性,這裡不妨延伸至「多巴胺文化」——愛與性同樣被貶為追求刺激的享樂公式。愛欲本包含他者、距離、不可掌控;親密關係應透過磨合、建立信任而換取真實獎賞,但當一切淪為可消費的快感,愛欲本身便被削弱。

如此,在「多巴胺文化」下,人用各種形式的替代物來滿足自己,就如貓面對主人的「毛線球」一樣,不斷用購物、看短視頻、性愉悅等各種即時刺激,挑動追尋真實事物的欲望。結果得到的並非真正的滿足,而是不斷需要下一個「毛線球」。

問題不是有沒有錢購物,而是我們是否已習慣用即時刺激來處理沉悶、焦慮與空虛。當平台挑動我們的期待時,我們是否會像貓看見毛線球一樣,錯置了我們真實的渴求?

抽完又想再抽!——抽盲盒是軟性賭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早前,筆者在商場閒逛時,被一間盲盒店的人潮所吸引。走進看看,發現自己喜歡的動畫推出了新的盲盒系列。看著一個個設計可愛的角色,加上價格不算昂貴,筆者也忍不住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盲盒。


有趣的是,付款前明知不可能知道盒內是哪個角色,卻仍把不同的盒子拿起來秤一秤,希望能挑中自己喜歡的款式。打開盒子的一刻更是莫名緊張,心臟也不禁卜卜地跳快了一些。當看到抽中的是「胡迪」時固然開心,但腦海隨即浮現另一個念頭:「如果是阿愁就更好了。」於是,想再買一盒的衝動突然冒起,但又出現了「可能又會抽到重複啊!」的思想在拉扯。那一刻,筆者才意識到,這看似普通的購物過程,與「搏一鋪」、有機會「失敗」的賭博心態有幾分相似。


近年盲盒文化席捲全球,從商場的販賣機、專門店、便利店,再到網上社交平台,發售盲盒的地方愈來愈多。不少人將盲盒視為興趣和收藏文化的一部份,當中的確有其樂趣。然而,當年輕人成為主要消費群體時,我們或許也需要了解這些產品背後的吸引力究竟從何而來。


不少人認為盲盒與賭博不同,因為購買者最少能得到一件實體商品,而不是單純輸贏金錢。不過,若從心理機制來看,兩者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參與者先投入金錢,再等待未知的結果;得到心儀款式時感到興奮,抽不到時則希望「再試一次」。正是這種期待與失落交替出現的過程,令人難以輕易停下來。


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的「斯金納箱實驗」(Skinner Box) 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現象。研究發現,當白老鼠按下按鈕便能獲得食物時,如果每次都有獎賞,牠很快便失去興趣;相反,若獎賞並非每次出現,而是隨機發放,牠反而會更頻繁地按動按鈕,希望下一次獲得回報。而人類也有類似傾向。當我們期待得到獎賞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dopamine)。有趣的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往往不是獲得獎賞的一刻,而是等待結果揭曉的過程。換言之,人們享受的不只是得到禮物,而是那份「不知道會抽到甚麼」的期待感。


盲盒正正利用了這種「不確定獎賞」機制。消費者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抽到普通款式,還是夢寐以求的隱藏版。每一次拆盒,都像一次小型冒險;每一次未能抽中心儀款式,又令人覺得距離目標只差一步。事實上,商家十分了解這種心理。除了推出不同角色和系列外,許多盲盒還設有機率極低的隱藏版,讓消費者渴望自己成為抽到的幸運兒。若曾經抽到稀有款式,那份興奮感更容易留在記憶之中,驅使人再次購買,希望重溫相同的感覺。久而久之,吸引人的未必只是公仔本身,而是追逐下一次驚喜的過程。


對成年人而言,這或許只是可控制的娛樂消費;但對於仍在建立價值觀的青少年來說,情況卻值得關注。今年初,有大學研究團隊聯同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中學生曾參與和盲盒機制相似的虛擬抽獎活動,超過一半曾付費購買虛擬商品,而接近一成更達至「問題賭博」的程度。研究亦發現,花費較高的參與者,其心理困擾、自殘及自殺意念風險亦較高。[1]雖然研究主要針對網上抽卡和虛擬盲盒,但其反映的獎賞機制與實體盲盒其實頗為相似。


人的腦袋裡有影響我們做選擇的兩個系統:「獎賞系統」 (Limbic & Reward System) 和「認知控制系統」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2] 當處於青春期時,獎賞系統會受到性荷爾蒙影響,而變得對「賺到、贏到、被讚賞」等獎勵和刺激感覺有強烈反應,所以會令青少年有追求獎勵(reward-seeking)的衝動行為;而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前額葉卻相對發展較緩慢,以致其「認知控制系統」中的風險評估與長期規劃的能力,未能有效控制其衝動行為。


家長應留意,盲盒機制影響的不只是消費習慣,更可能塑造青少年的金錢觀。金錢在盲盒文化中,往往被視為購買「機會」的工具;花費未必能帶來相應價值,卻能換來一次刺激和期待。若孩子從小習慣這種模式,容易忽略努力、耐心和延遲滿足的重要性,甚至誤以為許多事情都可以透過運氣獲得。青少年正處於探索自我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亦較容易受到朋輩文化和社交媒體影響,進而產生「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面對盲盒熱潮,我們毋須將所有收藏和娛樂活動妖魔化。需要關注的,在於孩子是否理解背後的運作模式。家長除了關心孩子花了多少錢,更可以藉機與他們討論機率、風險和消費選擇。例如一起討論抽中隱藏版的機會率、商家為何採用隨機銷售的方式,並引導他們思考花費是否與實際價值相稱等,以幫助年輕人認識廣告、獎賞機制及消費心理的影響。這些對話都有助孩子建立更成熟的消費觀念和批判思考能力。


人生裡讓人珍惜的收穫,往往是來自努力、節制和成長,而不是一次幸運被抽中的機會。


明光社


明光社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60329940/ 


[2] 〈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MamiDaily 親子日常,2026年1月12日,連結:https://mamidaily.com/article/239517/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 

資本主義下的AI科技發展幻象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5/2026

相信不少人在這個AI高速發展的時代下,寄望著將來有一天會是如此︰不再擔心AI搶走工作而變成無業遊民,而是在AI取代勞動後,可以享有毋須辛勞、不用朝九晚六的生活,舒適地度日。這的確是一個合理的預測,因為AI的強大已是有目共睹,特別是一些代理功能,例如近期內地興起的「養龍蝦」(OpenClaw)項目便是明證。

 然而,即使科技發展真的進步到人類可不再需要工作的程度,人類就真的「不需要工作」嗎?顯然,在仍處於資本主義下的社會中,這個願景只會是一個幻象(illusion);再退一步,即使撇開體制不談,單就人類的本質來說,完全不工作其實是違反人的本性。到底原因為何?

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如果讀者清楚了解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就會明白,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將生產力最大化,從而創造更多資本來維持交換系統。而生產力的產生,則需要勞動者不斷提供勞力以換取薪酬,成為一個薪金勞動者(Wage labor)。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中提出,所謂勞動異化(Alienation),就是指人們所作的勞動與勞動成果沒有直接關係,而僅僅是獲取薪金的手段。[1] 我們生活在現代資本社會,對於這種勞動成果與自身脫鈎的現象已經習以為常,但人埋藏在心底裡想要與勞動結果連結的渴望其實仍然存在。然而,當一個人想要從事能滿足這種渴望、但薪金較低的工作時,則會被人認為不智或不切實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亦早已剖析機器與工業的本質。他指出,工業發展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減輕工人的勞動負擔,而是為了縮短生產所需要的時間,從而延長工人為資本家創造「相對剩餘價值」的時間。[2] 因此,機器成了資本剝削工人的工具,其方式就是將人「機器化」。也就是說,在一個高度資本主義的社會下,勞動者若失去生產力,便會遭到淘汰。這解釋了為何AI發展至今,即使已具備全面取代人類勞動的潛力,勞動依然會存在,這就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系統性矛盾。

資本主義下的虛假需求

正因這個系統性矛盾,故此,在科技的籠罩下,必然會出現虛假需求,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運作。筆者姑且將這些虛假需求分為三個層次:

  1. 消費慾望的虛假需求:這個概念由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之一馬庫色(Herbert Marcuse)所提出,他將人的需求分為兩個層次,分別是真實需求(True needs)和虛假需求(False needs)。[3] 前者意指人維持生存的需求,例如衣、食、住、行及自由狀態發展個人潛能;後者則是那些由特定的社會利益從外部強加於人的需求,例如時尚潮流、週期性更換電子產品等等。這種虛假需求的出現,在馬庫色的眼中,是一種緩解勞動異化的補償機制,將自我實現的慾望轉移到物質,讓人失去對資本主義剝削的反抗意識。

     

  1. 為鞏固權力而出現的虛假勞動需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分析馬克思想法時,提出了社會中的四種交換模式。其中,「交換模式B」是指主權者「掠奪再分配」的模式。套用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社會,稅收便是其中一種掠奪再分配的模式,而「交換模式C」(貨幣與商品)與「交換模式B」則是互相依存。[4] 一般而言,各種「再分配」的福利都會設立底線,確保人們不會將「領取福利」視為比「工作」更好的選項,從而迫使人為了重新進入「勞動-消費」系統而必須再投入工作,藉此維持統治階級的權力合法性。例如,有些政府寧可翻修一些並未損壞的道路,創造一些無意義的勞動,也不願讓人民享有閒暇,這當然亦不排除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即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展開巨額工程,間接讓承辦商受益。

    在資本主義下,勞動本質上是一種規訓人民的方式。簡單來說,假若人不需勞動便能得到想要的,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便不存在權力差異。馬克思主義學者威克斯(Kathi Weeks)指出,資本主義下的工作其實不止在於生產,更是一個主體化(Subjectification)的過程——即訓練出「聽話」的公民。同時,體制亦恐懼人們擁有不被工作佔據的自由時間,怕人開始思考政治、社會運動及現有體制的合理性問題。[5] 而AI發展卻有可能讓人創造更多閒暇,這正是政權有所恐懼的。

     

  2. 個人為了表現自己的價值而創造的虛假需求:英國著名人類學家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狗屁工作》一書中,便將這種形式的虛假需求描述得非常到位。他認為,現代勞動最荒謬的地方,不在於我們的勞動力被剝削了,而是在於我們被迫參與了一場「假裝自己很有用」的集體精神妄想。[6] 這種情形在AI的高速發展下顯得更為嚴重,即為了證明自己無法被AI取替,在資本主義下,身處其中的勞動者其實深知自己的工作並沒有意義,但也必須拼命向體制證明「我很忙、我無法取替」。絲毫「相對空閒」的話都不敢說出口,甚至將簡單的工作複雜化,製造繁瑣程序,將某些工作打造成只有自己才能夠完成,從而鞏固體制中的權力階級以及自己無可取替的職位。格雷伯毫無隱藏地宣稱這些都是「狗屁工作」,因為它們是沒有實質貢獻,也沒有必要性;諷刺的是,當事人自己是心知肚明。[7] 而這些思考模式,在今天就是一種「必要」的職場生存技巧。

     

以上種種的虛假需求,由宏觀的整個經濟體系,到微觀的實際工作環境中都可以得知,世界正有一大堆毫無意義的勞動正在進行中。而這些毫無意義的勞動,無論是政權或個人,都視之為鞏固自身存在價值的工具。甚至在這種無堅不摧的體制下,勞動的最終極目的就是「消費」。當AI發展至有足夠能力完全替代人類勞動的時候,或許亦會被體制限制用途,強迫公民勞動以進入「交換模式」,人亦必須透過消費來購買AI使用權。

個體的生產與創造渴望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其中一項批判,就是人在薪酬勞動下無法達到自我實現的境界。所謂自我實現,本應是滿足一種創造的慾望;然而,由於生產程序已經被異化,個人的創造慾已被埋沒,甚至讓人遺忘了自己是一個渴望創造的個體。古有笛卡兒所言的「我思故我在」,若換作馬克思,他或許會認為「我勞動故我在」——即人應該是一個勞動主體。

《心流》一書的第四章指出,人需要為了活動本身而行動,才能真正感受到「內在動機」;而所謂的外在動機,就是跳過了活動本身的吸引力,純粹為了金錢、名譽等目的而去做。作者認為,人類的心智如果沒有目標,就會陷入混亂、焦慮和無聊。由於「創造」本身需要高度專注,當人全程投入創造時,自我意識會消失,對時間的感知亦會改變,從而達致內心一種極度和諧的狀態,這便是「心流」。[8] 當然,筆者並不是要討論如何進入心流,而是想指出人本身就嚮往心流,而要達到「心流」,便需要作出相應的「勞動」——這意味著人不可能無所事事,而是必須透過「創造」這項行動來實踐自我。

即使是存在主義哲學亦指出,人有一種內在、需要自我實現的本質。數年前電影《靈魂奇遇記》便套用了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及佛蘭克(Viktor Frankl)等存在主義哲學家的想法,哲學與心理學都同樣認為,人必須在「創造」中活著。

更少工作時間,甚至不用工作?

儘管當代社會與早期資本主義批判學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差異甚大,但他們所批判的資本主義核心問題並未消失,僅是轉變了存在形式。以格雷伯在《狗屁工作》中的論述為例,他於書中開篇引用了經濟學家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預言:隨著科技進步,20世紀末的歐洲國家應能實現「每週15小時工時制」。格雷伯指出,單就科技發展的客觀條件而言,這項預言完全具備實現的基礎。[9]

如果套用到今日或未來AI和科技的發展,每週縮減工時是絕對更有可能實現。然而,現今社會未能大幅縮減工時的原因在於:科技發展的紅利並未用於解放勞動力,反而被轉化為維持甚至延長勞動時間的工具。為了填補並合理化這些被刻意延長的工時,現有體制不得不創造出大量缺乏實質意義與生產力的「狗屁工作」——亦即筆者開首提到的,在資本主義體制下,人的勞動不斷遭受剝削,被榨取「剩餘價值」。

故此,AI發展到最後是否能夠解放勞動力?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在資本主義社會背後那股看不見的「力」推動下,大多數人始終只能在一些「虛假需要」上努力,僅是為了維持體制不致崩潰。而且,即使有希望脫離資本主義的「勞動——消費」邏輯(未來除了虛假需求,可能更需要消費來購買AI服務),人為了真正實現自我,仍需要尋找自己「創造的意義」,因而從事「有意義的創造」,而不是寄望於一個「無所事事」的未來。


[1] 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李忠文譯:《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台北:暖暖書屋文化出版,2016),頁108-109。

[2] Karl Marx, Marx’s Capital: A Student Edition, ed. C. J. Arthu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 1992), 113.

[3] Herbert Marcuse, One Dimensional Man: Studies in the Ideology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4), 22.

[4] 柄谷行人,林暉鈞譯:《力與交換模式》(台北:心靈工坊,2023)。

[5] Kathi Weeks, The Problem with Work: Feminism, Marxism, Antiwork Politics, and Postwork Imaginaries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54.

[6]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New York:Simon & Schuster, 2018), 16.

[7]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A Theory, 17.

[8]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張瓊懿譯︰《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優體驗心理學》(台北:行路出版,2019)。

[9] David Graeber, Bullshit Jobs : A Theory, 7.

歐洲Z世代的「離線潮」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4/05/2026

近月,歐洲Gen Z年輕人(約14-29歲)掀起了一股「離線潮」(Offline Trend),他們主動減少社群媒體使用、擁抱實體活動,開始在數位時代減少與手機連結。早前,英國就有報導指出,有近四份之一人在過去一年裡刪除了社交媒體應用程式;而在Z世代中,這一比例上升到近三份之一;更有媒體指這股浪潮已從個人選擇演變為文化現象。

數位疲勞:在過去一段長時間裡,演算法以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令人沉迷於無止境地滑動手機,讓人陷入碎片化注意力、孤獨與焦慮。不少歐洲Gen Z率先反彈,轉向JOMO(Joy of Missing Out/錯過的快樂),選擇拿回注意力主權,為奪回時間與心靈自由而作出積極行動。

從報道可見,阿姆斯特丹的「離線俱樂部」(Offline Club)已吸引了不少追隨者,參與了無手機的實體聚會,透過創意活動、閱讀、寫作或解謎來與「自我」連結;羅馬街頭則出現男性編織團體,透過手工突破性別規範、帶著熱情與人一起投入興趣活動,加強連結及成就感。

在離線狀態下,注意力沒有被手機打擾,讓人能慢慢恢復深度專注。停止使用社交媒體,可以不必因為經營帳戶,希望獲得網友認同,過度檢視自我形象而變得失去了自己;他們可以透過離線而重建內在掌控感與心理韌性。面對面真實的互動,取代網上既虛擬又不實在的社交。

希望香港的青少年也可以追上這「潮流」,從中獲得生活上的平衡,讓他們可以回歸個人對時間、對自我認同的掌控權,透過實體的社交活動提升幸福感,培養出真實社交技能,不必只追求社交媒體裡followers的按讚互動。


參考資料:

〈Z世代發起「離線挑戰」!棄用社交平台 擁抱「舊式生活」︰不上網才有型〉。香港經濟日報 2026年2月11日

〈手機再見! 歐洲吹起「離線社交」風 年輕人決定「登出」找自我〉。Focus 全球新聞. 2026年5月5日

店舖充斥賭博成癮危機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4/2026

不知對於大家來說「賭博」是甚麼?賭博是指個人以金錢或資源投注於結果不確定的活動,期望透過運氣獲利。而「賭博」不只存在於賭場中,不只是有一個真人莊家站在你面前,贏了就立即給你籌碼或金錢,也可以是面對機器、在網絡中得到玩家想要的物品或積分,換取公仔、玩具……「賭博」本質上涉及風險、機會與心理依賴:贏取的快感刺激大腦釋放多巴胺,讓人不斷追求;輸掉則觸發「追回」衝動,越陷越深。

彈珠機是近日在香港剛興起的新熱潮。報道指玩家要買至少20元彈珠,拉手桿彈出,彈珠跌入亮燈通道就代表中獎,按賠率得到更多彈珠,亦有積分卡記錄累積積分兌換獎品。報道亦指多見青年與兒童逗留逾一小時。有心理學分析,這類遊戲喚醒大腦獎罰系統,玩家感覺「可控」,即使輸局也可再試,強化賭博心態。筆者亦觀察到彈珠店中,有不少孩子是與家長一起參與,有可能有錯覺認為父母也玩,就完全沒有問題。未成年人士對獎賞特別敏感,長期玩樂或扭曲金錢觀,容易引發情緒問題。

而夾公仔店早已「通街都係」,經濟不好,不少商店倒閉就會放入夾公仔機。夾公仔本是親子消閒,現卻常設陷阱。早前,消費者委員會曾接獲多宗投訴,指商戶透過爪夾彈開、保夾機制或隱藏獎品誤導玩家,增加難度。玩家花費數十至數百元仍難成功,卻因隨機兌獎與重複遊玩心理,易誘導「再試一次」,投入的金額可能愈來愈多,潛藏向技術、難度挑戰的成癮風險。消委會強調,業界須公開機台設定、清晰標示規則,否則損害公眾信任。

不少彈珠機舖、夾公仔店是燈光明亮、音樂輕快,製造愉悅的氣氛;遊戲低門檻、易上癮,短時間內就容易花光零錢或兌換回來的彈珠。請家長們持續關注,及早識別學童沉迷跡象,因為兒童及青年一般較缺乏自制力,容易沉迷這類遊戲,影響情緒與理財態度。社會亦需推動法規更新,加強監管。

參考資料:
遍布全城 夾公仔吸「癮」力何在?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3864?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01.  2025年3月2日)

東呼即應:彈珠機舖成行成市--東呼警告恐損心智
https://orientaldaily.on.cc/content/%E8%A6%81%E8%81%9E%E6%B8%AF%E8%81%9E/odn-20260331-0331_00176_221/
(東方日報. 2026年3月31日)

重塑學生在AI下的認知結構

何慕怡 | 明光社助理總幹事
19/03/2026

一直被限制使用的Google Gemini宣佈全面開放給香港用戶,使用AI工具在香港愈來愈普遍,特別是在學校。學生利用AI學習的情況增加,學習效率預計有重大的提升,然而卻藏著隱憂。雖然,教育局已推出《香港學生資訊素養》學習架構、智啟學教計劃等來支援學校的人工智能教學,然而以上計劃只聚焦於學術誠信、加強人工智能技術等層面。目前的倫理框架尚未觸及一些教育本質問題,包括如何重塑學生的認知結構等。香港的AI發展速度遠遠超越倫理框架的制定,我們必須在學生廣泛應用前,先建立清晰的倫理框架,才能讓他們安心運用。

AI的介入有機會讓學生的認知結構從「主動探索型」轉變為「被動反饋型」,他們或會逐漸出現學習疏離。學習疏離是指學生在學習過程產生情感疏離,師生關係弱化或喪失自主學習能力的現象。AI若使用不當,不單引發這種疏離,更會令他們脫離學習主體,失去批判思考能力,甚至淪為數據演算法的被動接收者。再說,學生若最終變成無條件信任AI提供的資訊,一旦AI訓練數據不完整或存在偏見,產生的答案便可能有偏差或錯誤。若程式設計不完善,隱藏偏見,暗中傳播壞的意識形態,更加危害學生。AI無疑是有助學習的教育工具之一,但正因為它的強大,我們更加必須謹慎使用,故此儘快製訂AI倫理框架刻不容緩。

業界應該積極研究不限於操守與技術的倫理框架,引導學生在使用AI的同時,必須提交使用AI的過程,如何演進及自己在作業上的貢獻﹔每天或每星期,學生可以提交AI反省,把該星期用AI的感受記下,以培養學生批判的意識,提升運用AI的道德水平,讓他們知道自己才是 AI的主導。我們要築起這道AI倫理圍牆,才能讓學生安心使用AI工具,讓AI真正成為學生學習的好幫手,而非被AI取代。今天,我們要以負責任的態度迎接這波浪潮,讓下一代在AI輔助下成長得更自主、更具批判力,而非在疏離中迷失。


參考資料:

〈Google Gemini將開放全港用戶 業界稱「龍蝦熱」曝AI港商機〉,《明報》,2026年3月17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8%a6%81%e8%81%9e/article/20260317/s00001/1773682947349

《多巴胺國度》:在縱慾年代找到身心平衡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類可能正處於最放縱的時代:捲軸著無盡的短視頻、24小時不打烊的網購及電玩,亦會在社交媒體中結識網友,並希望獲得點讚所給予的快感。然而,為何在物質與娛樂極度匱乏的過去,人類不曾像現在這般集體感到空虛、焦慮與憂鬱?史丹佛大學成癮醫學專家安娜·蘭布克(Dr. Anna Lembke)在《多巴胺國度》一書中給出了科學性的解答:我們的大腦,正被過剩的多巴胺給「淹沒」了。

快樂與痛苦的「天平」法則

書中最核心的觀念是「爽與痛的平衡」。蘭布克醫師指出,大腦處理快樂與痛苦的區域高度重疊,且運作機制如同搖搖板。當我們滑手機或攝取高糖食物獲得快感時,天平向「爽」(快樂)端傾斜;為了維持生理恆定(Homeostasis),大腦會自動在「痛」的那端加上砝碼,試圖拉回平衡。

這種機制原本是用來保護人類不過度放縱,但在這個「數碼毒品」無所不在的縱慾年代,我們不斷推高快樂端,導致大腦為了代償,在痛苦端掛上愈來越愈重的砝碼。結果就是耐受性上升。我們需要更強的刺激才能感到「正常」,一旦刺激停止,強烈的空虛與焦慮便隨之而來。這解釋了現代人為何「擁有一切,卻不快樂」,患上了「失樂症」(anhedonia),並且失去享樂的能力。

數碼成癮與醫生的真實自白

蘭布克醫生指出手機、社群媒體、煲劇、購物等行為,本質上都是一些「數碼毒品」。書中穿插了不同的案例,甚至作者自己也勇敢坦承自己曾沉迷於電子言情小說。這些真實故事,都在顯示著大腦獎賞系統被過度刺激後的生物性反應,而成癮需要有對自己行為的覺醒,才能有意識地遠離「毒品」。

實踐平衡:DOPAMINE 框架與「健康的痛苦」

面對被多巴胺綁架的生活,書中提出了極具實作價值的 DOPAMINE 框架,以幫助成癮者了解自己、實行脫癮及節制行為。

D (Data) 資料 (如: 成癮的頻密度)
O (Objective) 使用成癮物的目的 (如: 尋開心、融入團體、紓解無聊…)
P (Problems) 使用成癮物所造成的問題 (如: 引起的疾病及影響精神)
A (Abstinence) 禁慾 (停一個月是重設大腦獎勵路徑的最短需時間)
M (Mindfulness) 正念 (多練習正念有助抵抗禁慾早期的痛苦與情緒)
I (Insight) 病識感 (回望之前, 意識到成癮物對自己身體及外在曾產生的影響)
N (Next Steps) 下一步 (之後的打算) 
E (Experiment) 實驗 (測試如何保持新的多巴胺設定點, 即新的爽痛平衡水平狀態,以了解自己如何節制) 

此外,作者提出了一個反直覺的策略:主動擁抱適度的痛苦。例如冷水浴、高強度運動或正念冥想。當我們主動讓天平向痛苦傾斜,大腦反而會在快樂端進行補償,產生更持久、穩定的內在滿足感,這比外在的即時刺激更為可靠。

另外,此書於2025年亦出版了「實踐篇」— 《多巴胺國度實踐篇》,全書以「DOPAMINE 框架」來幫助讀者意識自己的成癮行為,擺脫多巴胺的控制。

AI時代的親子學習:與孩子一起成長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6/02/2026

「你要守護你的心,超過保衛一切,因為生命的泉源由心而出。」(箴言4:23《環球聖經譯本》)

在科技急速變遷的今天,人工智能(AI)已悄然走進孩子的生活與學習。從生成圖片、撰寫文章,到輔助溫習、製作遊戲,AI帶來前所未有的便利,卻也伴隨隱憂。為了與家長一起探討相關議題,明光社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辦了一個名為「AI時代的親子學習」講座,邀請了明光社董事暨中華基督教會基灣小學(愛蝶灣)校長黃靜雯博士與筆者一起,從倫理與教育角度,幫助家長看清AI的雙面性:既是強大的工具,亦可能成為隱藏的危機。

當我們知道AI快捷便利,孩子作為網絡「原住民」,也必然知道和想試用。當他們嚐到用來做功課的「甜頭」,以簡單指令就可生成「產品」的情況下,他們的成長根基就可能慢慢被削弱。所以講座第一部分,筆者先與家長們一起正視AI背後的「隱憂」:

1. 過度依賴,錯過了腦部發展的黃金期

孩子正處於大腦快速發展的階段,透過搜集資料、整理思路、撰寫文章及與人商量溝通等過程,反覆鍛鍊批判思考、分析與表達能力。然而,當AI輕易代勞幫忙找資料、寫作文、整理心智圖,孩子便缺少了親手做、用腦分析等練習機會。麻省理工學院於去年的一項研究顯示,長期依賴大型語言模型(LLM)寫作的大學生,其腦部神經連結變得薄弱,甚至認不出自己曾「交託」給AI的作品,等同「沒學過」。我們可以想像,若小學至中學階段已習慣依賴AI,孩子將來面對沒有AI輔助的考試或真實工作,很可能感到力不從心。另外一個今年由團結香港基金發表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3%香港受訪學生坦言「若沒有AI工具協助就難以完成功課」,這已不只是便利,而是因過度依賴而失去了應要建立的能力了。

2. 動搖堅毅與匠人精神,影響孩子未來擇業方向

AI正快速取代部分職業,例如文書、翻譯、客服甚至作曲與設計。筆者展示用AI工具作詞到完成作品的不同演釋版本,與會者既驚嘆亦感不安。若創作變得如此輕易,孩子還願意花時間練習、反覆修改、追求更好嗎?當「快」成為唯一標準,孩子可能失去嘗試、失敗、改進,並於學習中接納和認識自己的寶貴經歷,從而喪失堅毅、專注與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

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指出未來五年最需要的人材首要「核心技能」給我們提醒:分析能力、韌性與靈活性、領導能力與社會影響力、創意、主動與自省能力、同理心與主動聆聽、好奇心與終身學習等技能……這些恰恰是AI無法取代,卻可能因過度依賴AI而被削弱的素質。

3. 難辨真假,潛藏罪行與情感危機

AI以大數據生成的相片、影片已逼真到肉眼難辨,也帶來了私隱被濫用、欺凌、假新聞與詐騙等風險。更令人痛心是情感層面:AI聊天機械人擅長遷就、安慰,給予孩子「永遠不頂撞」的陪伴,容易形成情感依賴。當孩子習慣向AI傾訴,而非與父母、朋友建立真實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將被無形削弱。

另一方面,AI都有其好處,如能好好運用,也能於學習過程中幫助到學生。黃靜雯博士以她多年校長經驗與資訊科技教育背景,於講座第二部分向與會者分享AI如何成為「個人專屬教練」,實現因材施教,提升孩子學習興趣與效能。她以信仰視角開題,箴言第三章13節說:「得智慧、得聰明的、這人便為有福。」(和合本)我們當「得智慧」去認識並善用新科技,如刀用於煮食而非傷人;「得聰明」令AI真正成為啟發孩子,建造生命的助力,就如學習駕駛汽車,需要成熟後方許可一樣。

一、AI改變學習樣貌

首先,黃博士指出AI在教育領域的現況已非科幻,改變了學習的樣式,把「齊步走」的學習方式改為個人化學習。因為每孩子有「不會累的老師」診斷弱點,推送適合內容,避免挫敗與無聊。

二、AI具體幫助學習方式

黃博士繼續以平台如Khan Academy(可汗學院)與台灣均一教育平台為例,指出個人化學習與導航,平台會根據孩子答題的正確率、耗時與錯誤類型,精準分析弱點,然後推送最適合的題目、影片或不同講解方式,避免孩子重複做掌握了的內容,或因太難而受挫敗。她亦指出遊戲化學習能提升興趣,可使枯燥練習轉為互動遊戲,即場和與會者一起玩她以AI工具創作出來的遊戲,啟發大家如何讓溫習變成即時競賽,讓大家能感受在學習與挑戰中維持專注。

對於AI繪圖、音樂工具方面,她認為降低了技術門檻,能讓孩子無需高超技巧就能釋放創意,表達想法,專注於「我想創造甚麼」,而非「我懂不懂軟件」。

三、給家長與老師的具體建議

黃博士建議家長為孩子在時間、使用目的及關係上設定健康的使用界限:

I. 時間管理要有明確規則,如:在完成功課與課外活動後才使用;睡前、全家吃飯時不碰電子產品,家長亦應為孩子創造「無科技」時光,自己也應以身作則。
II. 在目的上由「消費」轉向「創造」,鼓勵孩子用AI製作家族故事卡、學習新單字,而非純粹娛樂。與孩子共同探索,一起試用AI工具,既了解孩子在做甚麼,亦建立親子互動。

III. 關係優先,將AI活動「家庭化」,科技體驗轉化為寶貴的親子對話時間;不能讓AI取代父母的陪伴、傾聽與價值觀的傳遞。

家長不能迴避AI時代,卻可以選擇如何回應。筆者認為保守孩子的心十分重要,與他們一起應用、觀察及預防過度依賴,並正視職業衝擊與真假難辨的隱憂。善用AI的個人化與遊戲化優勢,幫助孩子學習得更有效、更有趣味。

最後,也請家長謹記——科技再容易使用,也不能忽視背後的基礎與倫理;科技再先進,也取代不了人和人的關係;家長須多陪伴、傾聽孩子並以身作則,這是孩子最珍貴的安全網與生命指引。願我們以智慧善用AI,在這世代中與科技的發展一起前行,亦持守永恆的價值,培養出有根有基的新一代。

 

(文章配圖為AI生成圖)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6-02-2026

透明社會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8/12/2025
專欄:好書推介

繼早前推介過《倦怠社會》後,這次繼續推介哲學家韓炳哲的另一著作《透明社會》,這本書能精準描述今天我們面對的網絡世界以及社交媒體之中,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情。

如書本的名字所述,今天我們處於一個「透明社會」,這種「透明」不是說政府運用資源或選舉是否公開透明,而是我們都活在一個所有人都自願地暴露自己的社會。我們從不同的社交媒體都可以看見,有人暴露自己的樣貌、身體、生活大小事、喜怒哀樂。而Meta旗下的社交媒體Threads近來發展得非常火速,因為它的演算法是基於「興趣」而不是「社交關係」,因此不同於其他社交媒體,即使是一個無名小卒都能忽然讓一則貼文流量火速上升,嘗到這種滋味固然促使「表演慾」蠢蠢欲動了,可見大寶冰室肉餅飯潮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在與自己沒有切身關係的事上,我們都能看見別人的私隱隨時被他人強制性暴露,例如近日網絡KOL霍哥與雪兒之間的事,只需一人將他們的相片放上網站,便可以將他們的私事暴露無遺。從網絡公審的事件可見,人們似乎無法接受一些「不透明」的事,亦即是自己不理解的事。只要看見一些自己無法理解的事的時候,便會自動套進自己的想法,亦視之為真理。

韓炳哲指,「後私隱」以追求「透明」為由要求人們放棄自己的私人空間。而諷刺的是,一個人好像對外清晰透明,但實際上人們對自己來說都並不透明(即不認識自己)。人一旦過於透明,「他者性」便隨之消失。有時候承認自己不了解,承認有些事情不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反而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氣量。

網騙是泡影、是深淵 -- 《孤注一擲》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25/09/2025

網騙陰霾籠罩全球,中國犯罪劇情片《孤注一擲》參考了大量網絡賭博和網絡詐騙案例,向世界揭示這條隱匿於高薪誘惑與虛擬博彩背後的罪惡產業鏈,讓人知道網絡騙局是如何被貪婪的操控者編織而成,裡裡外外都是精心策劃,讓人無法自拔。

程式設計師潘生與模特梁安娜懷抱改善生活的願景,被海外「高薪招聘」誘騙至「伽南」,落入詐騙工廠。所謂「完成業績即可獲釋」的承諾,實為維繫奴役體制的謊言。受害者被物化為「資源」,無用者僅被轉賣至下個煉獄。另一端的青年顧天之則被網絡「美女」誘入賭局,在虛假賭博與「科太幣」投資騙局中傾家蕩產,最終抵押父母房產跳樓輕生。

幕後奴工及浮沉賭海者都在追求「泡影」:對於潘生、安娜這樣的「奴工」,泡影是「完成業績換取自由」;而對於顧天之這樣的網絡賭徒,泡影則是「下一局必贏/投資升值」。詐騙工廠以不斷提高業績指標或可以賺更多的幻像,將「奴工」牢牢鎖死在奴役鏈上;網絡賭局/騙局則利用人性弱點,通過精心設計的「心理操控術」(如製造差點贏的假象、提供小額甜頭、冒充「幕後軍師」誘導),讓受害者深陷「機會就在眼前」的錯覺,誘使他不斷充值,直至榨乾最後一分錢,甚至誘導他借貸,並押上全部身家。

為自己、為家人追求更好的生活,希望擺脫不甘心的現況,本是無可厚非。然而,這份渴求卻成了詐騙集團精心瞄準的標靶,將人誘騙至地獄,淪為詐騙奴隸。同樣,對於初出茅廬、不諳世事的年輕人,那些承諾「輕鬆撈一筆」的賭博與投資騙局——更是難以辨識與抵擋。他們往往天真地相信賭局是「公平」的,殊不知賭局一切勝負「劇情」早被精心編排,只等待玩家墮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聖經說:「貪財是萬惡之根。有人貪戀錢財,就被引誘離了真道,用許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6:10),在電影裡看到各個網騙受害者所受的傷,能感受到經文中所提及「刺透」的那種痛。

狗公心理學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3/07/2025
專欄:好書推介

《狗公心理學:渣男辨認手冊》,雖然書名有「心理學」一詞,但它卻不是一本學術研究書籍,作者只是嘗試從香港的語境下,介紹一下「狗公」文化,當中的資料大多從網絡論壇中取得,若要了解相關的香港通俗文化或“for fun”,這本書可以是一個選擇,身處相關年代的人會對當中內容產生共鳴。

「狗公」一詞,是一個文化詞彙,它在網絡上誕生,而文化詞彙的特點就在於網民大概知道它的意思,但又好像不太清楚,因為其定義不只一個。作者在書的開首便引用了某網絡論壇對「狗公」一詞所作出的定義,讓讀者能夠容易掌握何謂「狗公」。有時候,不得不佩服一些網民的文采和創意,既讓人驚嘆,也令人一路看一路發出會心微笑。

書本內容非常顯淺易懂,在講解「狗公」的定義後,在往後的內容,作者就提及坊間流傳過的「狗公」事件,附上不同界別的「狗公」故事,帶出「行行出狗公」的情況,當中涉及的行業包括地產、網約車司機等,他們透過交友軟件尋找目標,在學界、網紅界,或在社運時期,都發生過一些跟「狗公」有關的故事。

這本書提供了非常多的網絡事件與故事,雖然內容未必經過嚴謹的考證,但它們卻可以讓人認識以「性」為優先考慮的求偶文化與手段,並從中學習如何保護自己,而在性教育方面,當中的內容也能提供一些參考。不過,由於內容較粗俗及露骨,對心志未成熟的讀者並不適宜。

人類集體幻覺與人工智能幻覺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7/2025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前一陣子美以伊的戰爭成為了熱門話題,在YouTube等社交媒體上許多人紛紛發表評論。坦白說,若果以學術標準去衡量,許多評論都是不合格的。我這樣說並不是針對那些網紅的立場,關鍵問題是:許多主要意見領袖連基本歷史都搞錯了。

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和邁向政教分離?

例如一位擁有三十幾萬訂戶的網紅談論伊朗的神權統治,他指出:在政教合一下,人民的基本權利受到壓制,伊朗的出路應該是脫離政教合一,走向世俗化。他說西方社會也走過這條漫長的道路,天主教、基督教在千多年來亦是政教合一,直至英國亨利八世提出宗教改革,才漸漸淡化下來。

聽見這話的時候我幾乎昏到,稍為熟悉宗教歷史的人都知道,發起宗教改革的是馬丁路德。亨利八世與天主教會決裂,神學思想、政治主張並不是雙方的爭拗點,這主要是因為亨利八世想離婚,但教宗不批准。隨後英國國教擺脫了梵蒂岡,但政教合一的基調完全沒有改變。在宗教改革期間,其實加爾文在日內瓦亦是搞神權統治。西方世俗化的真正思想源頭是啟蒙運動,推動者包括伏爾泰、洛克、孟德斯鳩、盧梭,例如洛克極力主張容忍不同宗教思想,政府不應該干涉人民的信仰。而將政教分離落實的是美國獨立革命之後成立的新政府,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標明: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去確立國教或者禁止信仰自由。

列根售賣武器給伊朗去打擊伊拉克?

此外,一位網台政治評論員在回顧美國與伊朗的歷史時提出「伊朗門事件」,他說美國的列根總統秘密售賣武器給伊朗,是為了打擊伊拉克,但伊拉克挺過來,直至老布殊、小布殊總統上任,美國才能夠襲擊和摧毀伊拉克政權。

這是完全顛倒過來的!1979年高美尼成功奪取伊朗統治權之後,對外輸出什葉派革命,在兩伊戰爭期間,列根政府支持伊拉克,從而對抗日益向外擴張的伊朗勢力,列根政府對伊拉克提供經濟援助,共享情報,並且間接運送武器。列根政府也向伊朗出售武器,但這是因為伊朗支持的黎巴嫩民兵挾持了美國人質,列根政府公開宣稱不會與恐怖份子談判,故此只能夠暗地裡通過伊朗的渠道營救人質,而販賣軍火得來的資金,則用來資助對抗蘇聯陣營的尼加拉瓜反共游擊隊。

什葉派好戰,遜尼派愛和平?

在另一個中文頻道中,一位網紅提及伊朗神權政府的什葉派背景,他說什葉派是好戰份子,而遜尼派是和平的。此話真是不知從何說起?哈馬斯、基地組織、伊斯蘭國、曾經入侵科威特的薩達姆都是遜尼派穆斯林。事實上,兩個派系的極端份子都不斷地互相仇殺,舉例說,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薩達姆政權之後,遜尼派叛亂份子(尤其是伊拉克基地組織)將什葉派平民和聖地作為攻擊目標,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次是2006年轟炸阿斯卡里清真寺,這次攻擊引發報復性殺戮,並將伊拉克推向內戰。

在敘利亞內戰期間,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阿薩德政權得到了伊朗和真主黨的支持,從而對付包括伊斯蘭國在內的遜尼派反叛組織,後者經常襲擊什葉派社區和標誌性建築。在巴基斯坦,「虔誠軍」等遜尼派武裝組織經常針對什葉派穆斯林發動炸彈襲擊和槍擊,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阿富汗也發生了類似的暴行,遜尼派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派」(ISIS-Khorasan)多次轟炸什葉派學校和清真寺。在波斯灣區域,沙地阿拉伯鎮壓什葉派異見人士。在也門,伊朗支持的什葉派胡塞武裝與沙地阿拉伯領導的遜尼派聯盟進行了多年的殘酷鬥爭。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網紅應該知道查證資料和社會責任

在資訊封閉的國家,人民固然會受困於愚民教育。然而,資訊發達和自由的國家卻好像發生了殊途同歸的現象,如今互聯網上充斥著錯謬的資訊,有些是故意的歪曲,有些是「無心」之失,我將無心這兩個字放入引號裡面,因為這情況發生在有意無意之間。許多網紅都受過大學教育,有些甚至擁有碩士、博士學位,他們所受的學術訓練包括了蒐集和查證資料,也包括了研究倫理,例如錯誤資訊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他們應該知道這一切,但仍然如此粗疏,故此無心並不是開脫的藉口。

人工智能與人類的共通點:想當然耳

而很多讀者、聽眾也不會花時間核實資料,結果整個社會出現了人類集體幻覺這怪現象。現在很多人擔憂「人工智能幻覺」(AI Hallucination)這問題,人工智能幻覺是指大型語言模型產生的訊息看似很有說服力,但有時候是錯誤,甚至是憑空捏造的。之所以會發生這種情況,是因為大型語言模型是一種基於或然率的預測模型,即使資料不足,它仍然會猜測可能的答案,從而填補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工智能是很人性化的,這種「有斷估、冇辛苦」的做法是普遍的人性,《後漢書.卷七十.孔融傳》記載:孔融與曹操談論歷史問題的時候,孔融說:「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曹操從未聽聞過這段歷史,於是追問孔融這是出於何經何典,孔融回答:「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機械學習會不斷自我完善

不過,「人工智能幻覺」與人類幻覺有一個很大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者會認錯和修正,畢竟,機械學習的特徵就是檢討錯誤、不斷吸收新資訊、不斷完善自己。有好幾次人工智能向我提供錯誤的資訊,我向它反駁,並且提出證據,人工智能馬上道歉,跟著認真地重新搜集資料,最後生產出正確的答案。

但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我舉出幾多有力的證據,對方仍然堅持自己是對的,而往往提出的理由是千奇百怪,例如說「現在傳播的資料都是被深層政府操控」、「你已經被洗腦」、「你已經中了毒」等等。

而且,人工智能的錯誤目前還偏向個體使用情境下的問題,但通過社交媒體而傳播的人類集體幻覺,往往導致的是社會撕裂、人民支持錯誤的政策、歷史錯誤不斷循環,從這個角度說,人類幻覺的社會成本其實更高、更難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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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30/04/2025
專欄:好書推介

無論是在報章、電視、網絡都會看到很多文章、報道……那麼,甚麼是「新聞」?如何分析和閱讀它們?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李立峯在2023年撰寫了《閲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一書,根據他以往任教了10年的一個碩士課程科目——「新聞理論與分析」,把理論與現實世界具體個案連繫起來,以此來教導學生。這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的碩士課程大綱,李立峯向讀者解說大眾所看的新聞有著甚麼變化,也講解了一些影響新聞生產及內容的重要因素,如政治經濟、新聞機構、消息來源、專業主義、文化意義及科技實踐等,使讀者了解香港現時媒體的狀況。

此書有許多例子讓讀者了解到,香港的新聞媒體能夠生存,不少是靠著背後的財團支持來營運,新聞工作者的報道要面對不同的商家或政治的期望,大眾看到的訊息或評論,也可能是跟著新聞機構自己既有的立場,連評論也是媒體「友好」慣常受訪以回應事件,因此其評論角度也是可以預知。上述的一些情況令專業的記者需要花心力為自己爭取專業空間及新聞自由。

不同的媒體都在努力寫「新聞故事」,不論立場如何,其社會意義也是促進人們對社會多元的認知,並能增進同理心。作者指出,如人們能對生活經驗的多樣性有充份理解,以及對他人有基本尊重,可以幫助解決社會矛盾和衝突。另外,此書內容亦有討論網絡、直播、自媒體如何讓人反思新聞的專業、為何新聞總是傾向負面,並探討辨別真與假新聞與傳媒素養的關係。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學習判斷甚麼是好的新聞,並了解到新聞的專業,更懂得如何去支持專業的新聞工作者及媒體,讓有價值的新聞,更好的新聞能繼續出現、廣傳。

環保理念為「好東西」增值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7/04/2025

於媒體的報道中再次驚訝發現,英國國家劇院(National Theatre of Great Britain, 簡稱NT)的綠色商店(Green Store)提供共達15萬件可循環使用的戲服及道具,給業界租用。NT於1976年建成,當中除了有三個劇場外,還有排練及創作的空間,亦有製作自己戲服及道具的工場,於近50年的演出製作中,保留了很多珍貴的資源,由設計記錄、排練日誌、戲服道具,以及演出錄影。

多年來,NT不單於戲劇教育及承傳方面付出了許多心力:Skill Center有學徒制(apprenticeship scheme)培訓幕後製作人員;每年推出新劇本集及網上教材,亦讓編劇、導演及演員有訓練及演出機會。而製作及演出的記錄,在經專業拍攝及剪接後,會製作成教材,亦透過戲院上演NT Live 及 網上 NT at Home 供全球觀眾看到拍攝版本,可見劇院在推廣藝術及資源增值上都花上了心思。

可能有人會質疑,觀眾看了網上版演出,還會有誰去現場看呢?又會不會有人「偷橋」抄襲呢?的確,版權很重要,但好的製作不會只錄下來放入倉底收藏,成為不見天日的「檔案」(archive),反而經過精心拍攝及剪接後,放於網上串流平台,供人欣賞,如Netflix平台上的影片一樣,用戶透過付月費就可於網上收看。這樣一來可方便未能前往倫敦看劇的觀眾,可以於影院及網上欣賞珍貴的劇目,二來亦會建立一批支持者,於未來會到NT「朝聖」,看現場演出。而「好東西」經過分享,亦有可能刺激別人創作出新的「好東西」,令業界的製作愈見進步。

而這次有關綠色商店的消息,明顯NT在環保、資源增值及共享等議題上再走前一步。儲存演後物資是劇場演出時常要面對的一大問題,NT能夠有系統地整理及記錄,然後租借給業界循環再用,或在改造後再次使用,實在是造福業界,亦可以為NT現存的服裝道具再添價值,達到雙贏局面。

「好東西」不應只讓自己擁有。筆者認同NT的做法,如能把手上的資源、智慧及經驗好好記錄及整理,不只自己記存,如能替其創造價值,透過系統與人分享,就能讓更多人有機會學習及欣賞,這樣互惠互助,大家都能踏前一步,既節省資源,亦可一起進步。


參考資料:

〈英國皇家國家劇院向業界提供可循環使用戲服及道具 減少浪費〉。無綫新聞。2025年4月11日。https://news.tvb.com/tc/world/67f8cdabec361c0a9ee267d8/。

Focus全球新聞Focus Global News。〈英國劇場講求「永續」 綠色商店出租道具佈景〉。YouTube。2025年4月11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H70iX612qI。

〈英國皇家國家劇院的綠色商店〉。https://www.nationaltheatre.org.uk/news/welcome-to-the-green-store/。

“From Stage to Screen | How We Made It | National Theatre Live.” National Theatre. Last modified February 27, 202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t1rj8g6yg.

罪與罰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15/04/2025

「耶穌直起身來,問她:『婦人,他們在哪裡?沒有人定你的罪嗎?』她說:『主啊,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走吧,從現在起不要再犯罪了。』」
(約翰福音8:10-11《環球聖經譯本》)

如果有關注網絡生態的話,在整個三月,網絡上出現的「娛樂」新聞可算是把整個華人網絡弄個翻天覆地。面對迂迴曲折,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現實,我們的情緒可以在短時間內被不同的事件所牽引而產生快速的情感變化。看到這裡,我相信大家也會估計到我所談論的「比戲劇更具戲劇性」的事情是甚麼。當然是指香港網紅連環出軌事件、震撼台灣的網紅勞資糾紛,以及韓國知名藝人與已故演員的關係引發的爭議。當中牽涉有關權力、網絡欺凌、罪人以及懲罰的議題,我們身為無知的網民,又該用甚麼態度面對?

網絡生態的真相

網絡的出現,人們的情緒很容易受到網絡所影響。網絡將人的時間與空間混合在一起,某一小角落所發生的事,瞬間便可以傳遍每一個人的手機當中。有人會對於國際局勢而感到緊張,也有人會因為某些藝人被揭發失德行為而感到失望或憤怒。然而,這些事都不是我們從身邊周圍的環境直接感受到的事。加上短視頻當道,假設15秒一條片段,而每一條片段都掀起一種情緒的話,我們便會在一分鐘內出現四種不同的情緒變化。

從情緒管理的角度來看,認識自己的情緒的最終極目的就是了解自己,但短視頻的另一個特色就是人們看了速度猶如洪流的短視頻,事後根本不會記得自己看過甚麼;連整理自己情緒的空間都沒有,又如何了解自己?去年出現的字詞「腦腐」(Brain rot),恰好形容這種情況。這個名詞指:「個人心智狀態在過度消費瑣碎或單調的內容(目前尤指線上內容)後,呈現衰退的現象。」一些看似瑣碎的網絡內容,其實會使人「降智」。

網絡與傳播息息相關。「媒介即訊息」(Medium is the message)是由一位加拿大學者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提出,簡單來說,就是我們今天所看見或吸收到的訊息,其實已經被媒介所選擇,即媒體如何傳達訊息決定了我們如何理解訊息。基本上,每一個自稱「新聞媒體」的媒體所報道的「新聞」,他們已經有預設的立場。如果我們只留意單一渠道的資訊來源,我們以為自己的立場好像是自己經過思考得出,但其實只是媒體所帶動的方向。就如我們不會在與政府相同意見的媒體中看到與政府意見相左的文章;也不會在與政府意見相左的媒體看見與政府意見相同的文章一樣。所以,當我們喋喋不休,在網絡爭論個你死我活,背後或許只是媒介的控制與塑造。你所選擇的媒介是甚麼,也決定了你的立場和想法是甚麼,網絡就是這樣的一個地方。

赤裸生命

網絡,在某程度上就是一個政治場景。因為網絡生態正正就有著非常強烈的敵我之分。隨著媒介的迅速發展,大數據、演算法等功能創造了一個一個同溫層環境,而某一個同溫層與另一個同溫層互相謾罵已經屢見不鮮,即便普通討論某種食物美味與否,已經可以產生一場激烈的罵戰,當中更牽涉不少人身攻擊言辭。明顯地,大眾網絡不可能是一個健康的討論環境,即使有理有據也不擔保能夠理性討論。這個擁有強烈敵我之分的網絡政治環境,讓有些生命被帶進一個批鬥現場,由眾人定他們的罪,以及給予個人認為最「適當的」懲罰。他們的生命被赤裸地呈現在網絡上,他們被懸置,能夠被任何人殺害,但殺害他們的人都不需被法律所制裁,這種形式可被稱為「網絡欺凌」。

在討論網絡欺凌之先,筆者先討論「公審」的正面意義。有人認為,「公審」就是用來懲治那些法律無法制裁到的人,例如一些藝人的婚外情行為,網民便可透過網絡的輿論壓力讓藝人退出公眾舞台。不過,這是在一個基於對事件有很大程度上的了解,且最好的狀況就是當事人承認過犯的處境下進行;否則,都會容易變成純粹且充滿人身攻擊的網絡欺凌。但,正面意義下的「公審」在諸多限制下的網絡環境,其實難以實現。因為難以確保每個人接受到的資訊是客觀的,並且有「底線」地發表言論。

「罪」與「罰」是一個在網絡生態中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究竟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那些罪,真的是罪該萬死嗎?誰人又可以懲罰他人?那些懲罰,真的是合乎中道嗎?往往有不少被網絡欺凌的受害者,因微小的事或誤會便被一些審判者(網民)置他們於死地,這些懲罰與事主所做的事相稱嗎?

意大利當代政治思想家、哲學家喬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將一些被懸置的赤裸生命命名為「homo sacer」,可被翻譯為「可以被殺死且不能用於獻祭的人」,而直接一些的解釋就是這些人無論在「人法」和「神法」都得不到保障。用網絡生態的環境來理解,就是主權者(網民,可以由世界各地組成)將某人的生命抽離保護(即犯網民認為須受到公審的「罪行」的人),而決定進入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使「罪人」成為赤裸生命,由主權者決斷來定其被殺與存活的合法與非法性。

誰人可以定他人的罪?

網絡公審就是每個人根據自己知道的「事實」從而用自己的標準來審判他人,仿佛他人犯錯後已經不能再有悔改的機會,也有不少的人以為自己只是隨口一句,但每人一句的累積已經足以對其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公眾人物被公審到自殺的事件亦不少,而微小至學校當中,也有一些人捏造其他同學的醜聞,從而進行攻擊,使應該充滿希望的校園對被欺凌者而言就是一個如地獄般的存在,甚至因微小的事迫使他人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

特別在緬甸地震發生後,有些網民抱怨著問:「為何地震不發生在詐騙園當中?為何天災不懲罰他們?」其實大家也清楚,詐騙園也有許多被迫詐騙的受害者,這些人值得被懲罰嗎?

我們身處網絡世界,無法避免使用網絡。但至少在面對事件時,有些問題可以問問自己:

  1. 我對事件有多大程度的了解?
  2. 我是否只是純粹想宣洩情緒,渴望被認同,才參與評論?
  3. 我說的話是否客觀?還是只想作人身攻擊?
  4. 我是否有參考過其他資料來源?
  5. 我是否有資格評論事件?
  6. 當事人真是罪該萬死嗎?

筆者想起耶穌為行淫的婦人解圍的故事,而在網絡上,就是一些自以為清高的人決斷他人的生死大權,看見他人的「罪」,卻看不見自己也是一個罪人。

曾經刊載於:

明報「談天說道」,14-4-2025

政策碎片化

吳慧華 | 生命及倫理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13/03/2025

上個月,香港人最關注的莫過於財政預算案的公佈,財赤之下,很多社會資源及個人福利都受到削減,例如長者乘車優惠,從之前60歲或以上,每程只需兩元,日後改為有上限的每程兩元或全額車費的二折;中小學或幼稚園的家長,他們的孩子每年不再獲得2500元學生津貼;未來三年,教資會給予資助大學的經常撥款每年削減2%;超過120間中小型社福機構被削減3%資源;50多間獲得超過5000萬元撥款的大型社福機構,在27/28年度需累計削減7%開支。津貼、撥款要削減,一些收費則要增加,各項人才及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已開始收取600元申請費,機場離境稅將由現時每位乘客120元增至200元。

如果每個項目都獨立看待,與其他社會政策沒有關連的話,而預算案的基本目的只是開源與節流,平衡收入及支出,那麼,這份預算案應該不會惹來市民及不同界別這麼大的回響。財政預算案除了處理錢的問題,也應該考慮社會整體的政策,它對香港長遠會帶來甚麼影響。希望政府官員善用稅收,處理香港的問題,幫助香港持續及健康地發展。

在少子化的情況之下,政府鼓勵人多生仔,在2023年推出了為期三年的新生嬰兒獎勵金,雖然未必有很多人會為了這兩萬元而計劃生孩子,但一面鼓勵生孩子,一面又取消中小幼稚園學生每人2500元的津貼,以及削減資助大學每年的撥款,這做法確實令人感到詫異,雖然香港市民不一定為了津貼的削減而決定不生孩子,但在毫無諮詢及預兆的情況下削減學生津貼,對於一些收入僅夠糊口,又未符合申請中、小學生資助計劃資格的家長來說,難免感到百上加斤,無所適從。

另外,行政長官在2023年施政報告中,提到「銀髮經濟」,簡單來說,便是希望能從長者身上銷售更多產品及服務。在2024年7月的立法會會議上,林健鋒議員提問:「鑑於有意見指出,近年本地長者有北上消費的傾向,當局吸引他們留港消費的政策為何?」當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的書面答覆提到:「顧問小組至今召開了兩次會議,檢視有關長者人口比例的趨勢、長者和即將成為長者人士的消費能力、模式和習慣等數據,以及政府一些有利『銀髮經濟』發展的現行政策和措施,包括樂齡科技和產品、金融和數碼服務、交通津貼、消費者教育和保障等。」或許有不少人認為當初將兩元乘車優惠的門檻調低至60歲是不合理的,但無論如何,長者看到財赤之下,原來津貼可以被一刀切削減,不知道他們以後是否還能夠安心地消費?


參考資料:

孫聖然。〈兩會|李強: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 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香港01》。2025年3月5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16602?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香港預算案2025:赤字仍達872億,公務員全體凍薪,削減教育等多種開支〉。BBC News中文。2025年2月26日。網站: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x2rm947p4go/trad。

〈財政預算案2025|孫玉菡稱容許社福機構儲備暫存時間延長〉。香港電台網站。2025年3月3日。網站: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794008-20250303.htm。

〈立法會十七題:發展「銀髮經濟」〉。香港特別行政區新聞公報。2024年7月17日。網站: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407/17/P2024071700284.htm。

愛欲之死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9/01/2025
專欄:好書推介

《愛欲之死》作者韓炳哲,在不少作品中都點出現今世代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建構了一個功績/績效的社會,而在這種社會中,權力與掌控成為了生產模式裡的必要條件,而要確保工作績效的範疇竟然還包括了愛欲。

作者用了電影《格雷的五十道陰影》作為例子,劇中的男主角將自己對性關係的要求列明在招聘廣告中,如此反映「性」已被納入在績效與計算的當中,也將其變成工作以及純粹的色情。就如早前無綫電視節目《東張西望》追訪的私密照片被公開的事件,幾位女事主指控一男子偷拍其私密影像,又指他在社交媒體公開招募「性玩具」,事後更為性關係對象評分,並以性關係人數的多寡來炫耀自己的性經驗。這類行為正正就是韓炳哲所述成為績效的「性」,有人將「性」化為一種直白的要求,並展示自己有主宰他人的權力。韓炳哲認為「性」之所以成為績效的原因在於人對自己的過度熱愛,亦即是「自戀」,企圖在「愛欲」中佔有、抓住以及掌控他人,只想「他者」為自己服務。

他在暗中透露了人們從現代社會的愛欲中得到救贖的方法,就是承認自己在他人的個體性面前無能為力,亦即是讓他人成為他人自己本身,不試圖掌控、操縱與佔有對方,才能讓自己對他人保持好奇與想像力,純淨的愛欲才能因此而產生,否則就如韓炳哲在書中所述:「……現今的愛,萎縮成消費與享樂主義算計的對象。對於他者的渴望,被相同者的舒適所取代」。如想「在約砲、休閒式與舒壓式性愛當道的時代」清醒過來,《愛欲之死》或許能幫助我們找到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