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生命倫理 正視社會歪風

從電影感受信仰、生命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
16/08/2017

「憐憫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憫。」

《聖經新譯本》〈太 5﹕7〉

 

文﹕郭卓靈 (明光社項目主任)

編輯﹕謝芳

 

電影,作為繼繪畫、雕塑、建築、音樂、文學、舞蹈及戲劇之後的第八種藝術,大家樂於在影院、家中,甚至下載至平板電腦、手機中觀看,每套的故事情節、音樂、特技、鏡頭、角色塑造…等層面成為大家細心欣賞和分析的必備元素。但真正吸引的是當中豐富我們生命的訊息,仿如讓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兩位對電影有濃厚興趣的牧者、生命導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天恩諾佑教席神學科副教授雷競業博士(小雷老師)及宣道出版社社長王礽福傳道(礽福),接受專訪時分享電影的「奧妙之處」。

心靈去了一趟旅行

「很多香港人喜歡去旅行,但對我來說,去旅行要籌備的事情太多…看一套電影,就等於去了一次旅行。」平日忙於寫書、教學的小雷老師,總會偷閒看看電影,投入另一個世界,讓心靈去一趟旅行。他特別喜歡處於一些極端或特殊的環境,觀察人的情緒反應及了解人的生活,所以奇幻、鬼怪或真實描繪某一類人生活的電影,他都喜愛。

他特別提到一些拍得很好的電影,如《血色童話》(Let the Right One In) ,能讓他思想在不死的處境中,身處沒人理解的孤單世界會如何;《凍死骨》(Winter’s Bone) 中帶出了山區居民的掙扎與面對極端環境的生存問題;《血鑽》(Blood Diamond) 描述南非白人的鑽石買賣與兒童士兵的問題等。「很感謝電影創作者所花的心血,帶我們投入到很多世界不同的境況,了解與自己現在的生活有何不同。」

荷里活電影以外還有很多風格

同樣在年少時期已開始喜愛電影的礽福,自從中學暑假與同學以手提攝錄機拍槍戰電影後,大學時期更於台灣導演協會當攻讀生,雖不是正式在課室中學習,但透過與老師、學生的交談,他對電影的認識及熱愛與日俱增。「荷里活三幕劇的電影固然很精彩緊湊,但還有其他節奏、風格的電影,如日本電影《東京物語》、歐洲電影《羅馬假期》…節奏很緩慢,但可以讓觀眾有空間去感受劇中人的情感。看『悶片』都是一種學習呢!」他說道。

礽福有深厚的文學根底,很喜愛王家衛電影的台詞:「電影《東邪西毒》中有些台詞是自己曾經講過,而有些說話,我將來都應該會講。」他認為電影可以帶出預言的作用,令我們代入角色去感受,去思想將來。

安全的近距離接觸

談到電影與信仰的關係,小雷老師認為有些電影會明顯地挑戰大家的信仰想法,例如《遇見你之前》(Me Before You) 講及一名充滿活力的年輕人因為一次意外令他全身癱瘓,愛情令他由憤世嫉俗中改變過來,但最終他還是要選擇安樂死。

「電影會挑戰你去想為何有人會想安樂死? 他們面對著甚麼困難?他的成長,世界給他甚麼價值觀,以致人會作出這種選擇?電影不單反映這是社會的悲劇,亦會讓大家反省何謂一個有意義的人生,社會可懂得珍惜生命的可貴…」他稱這是一個安全範圍中的挑戰,讓大家進入主角的生命;從而思想,如果將要進行安樂死的主角就站在你面前,作為他的朋友,你會如何回應他的選擇?

把電影連繫到OIA查經?

對於礽福,本來是純娛樂的享受,卻發現原來很多基督徒不懂如何「看電影」,亦受到電影內容的衝擊,而開始思想電影與信仰的關係。「當戲院播放《斷背山》、《達文西密碼》時,信徒很緊張,怕這些電影衝擊信仰。人們知道我常看電影,就邀請我去講;為此,我多看幾次電影,也對字幕去作分析,作充足的準備。」之後,礽福、小雷老師與其他一些有心人開始在教會舉辦電影小組,慢慢以OIA查經法 (O-觀察、I-解釋、A-應用) 及做分場等方法,去分析及討論電影。

「電影,就是以影像說故事。和現實世界一樣,很多事實不是用口說出來,而是觀察出來的。就算說了一句,也要從影像去找呼應。」他認為語言會有瞞騙,而我們應觀察鏡頭所展現的,是否和說的一樣?是否重複了一些訊息?人物的外表、衣著改變又代表著甚麼?「帶電影小組,需要重複去看一套電影。有機會用心去再看它們,才會看到更多的事。當找到了一些新發現,就會很開心!」

在故事中發現人性

礽福多次提到我們要學懂看故事,因為愈會看故事,解讀經文就會愈好。他認為很多人解經解得不好,是因為對生命的理解不夠立體,看不到故事背後很多很深刻的人性及細節。「為何大家能投入金庸世界,會說『人在江湖』,遇到別人有難,又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因為大家覺得當中的世界很真實,我們才會用內裡的世界與角度去看我們身處的世界,並將內裡的道理在真實世界應用。」

而對於大部分是記敍形式的聖經,我們又可否重立聖經世界於我們的內心?建立一個很豐富的意象世界,以至在面對及處理不同的情況時:「是聖經的世界跑出來,而不是金庸的江湖世界跑出來!」他更認為我們很少代入聖經世界去感受,成為認知的一部分,所以沒有在生活中將感受代入及使用。

進入其世界 了解其心聲

因著電影可帶我們去深入了解不同的世界及處境,小雷老師在文化神學科目中會介紹學生去看不同的影片(包括電視及電影),以了解流行文化,並解釋現代文化及後現代文化,他亦會建議學生去看一些流行電影來明白不同的社會文化,並得以了解人們的心靈及價值觀,並思想作為基督徒可以如何回應。「所有的神學、講道,都是和文化對話。講道是投入去與會眾的文化對話,生命才會改變,也幫助他們以另一個角度去了解世界。」「另外,牧者可以去看與服侍對象相關題材的電影,以增加大家的共通語言及文化背景的了解,如青少年事工的傳道人去看青少年很喜歡看的電影,或有關青少年的電影,並多與他們討論,以了解他們的看法。」

最後,對於分辨與面對電影的訊息,礽福稱他會常帶著謹慎而悲觀的態度去看電影,「看電影要清醒地看,細思當中的訊息。」以電影去看世界是好的,但他也提醒了我們,創作者可能會有「作者的善意」或「作者的惡意」,無論是大團圓結局,或對人物的描寫,都和現實有一定的距離,或刻意地隱藏事實,所以我們看電影還是要保持幾分清醒。而小雷老師亦認為電影如其他好的藝術作品一樣,是一種表達生命中的美與善的方式,遇到好的電影就好好的去享受。當然亦要按照個人的信心去做,如果認為該電影會對自己造成不良影響,就不要挑戰自己的屬靈功力。

 

學習如何欣賞電影

「古往今來的經典電影都要看看。大家可以按電影發展史慢慢去看,由美國史上首部有巨大社會影響力的電影《一個國家的誕生》(The Birth of a Nation),到希治閣、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電影、再到史提芬.史匹堡、及基斯杜化.路蘭等。電影不單敘述故事,也與當時的社會連接,我們可以從中追索歷史,了解不同年代的文化、價值觀、甚至鏡頭運用的進步等。」(小雷老師)

「無論甚麼文化的經典、流行電影都可看看。對於大師的作品,未必會看得明白,但可以用一個謙卑的心,給大師留一個空位。因著生命的成長、經歷複雜了,人生的口味都會不同。現在看不明白的電影,他日可能會有所共鳴。」(礽福)

 

曾經刊載於: 

談天說道,明報,A13頁,2017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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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有報道指有藝人在社交媒體中表示,曾在採訪時遭記者於言語上的不尊重,感到被性騷擾,該記者其後於社媒發文道歉;另外亦有一入校報章旗下的網上平台報道指,一名曾任柬埔寨園區「荷官」的女子,稱她「搵命摶5年」換來豐厚收入,這種「賺快錢」的寫法被指教壞細路,報道隨即迅速下架。

先談女藝人於訪問中感到被性騷擾事件,根據《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下稱「守則」)中列明:「在處理有關… 性別….等內容時,應避免歧視。」;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性別歧視條例》亦指性騷擾的定義包括:1. 不受歡迎的行為 2.營造在性方面具有性敵意或威嚇性的環境。由於當時的「笑話」帶有性意味,讓當時人感到被冒犯、侮辱,記者不宜在正式專訪場合,以「我好像坐緊枱」作為開場白,把專業訪問瞬間性化,在知道冒犯了受訪者時,亦未有即時道歉。專業記者採訪中必須時刻意識到自己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無論是時事或娛樂方面的採訪,任何性化、物化言語,都不應被合理化為「玩笑」。

再談入校報章旗下網上平台的「柬埔寨園區荷官」專訪,報道大篇幅呈現「月入六位數」、「賺快錢實現夢想」的成功故事、豐厚收入。對於推廣網絡賭博、收受賭注是違法、園區與詐騙及人口販賣的廣泛關聯並未有提及,美化了犯罪及淡化犯罪危害,未有顧及對未成熟的一眾學生讀者群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即使受訪者後來提及治安風險,整體呈現仍嚴重失衡。有大律師直言,這類報道有「教壞細路」之嫌,鼓勵年輕人鋌而走險。「守則」亦要求新聞必須「公平、客觀、全面」,這篇報道明顯未達標;同時也觸及「避免因其他考慮而扭曲事實」的利益衝突原則。

新聞工作是一門專業,每個環節都應如履薄冰,從記者個人的言行,到新聞機構的選材與寫作導向,稍有不慎,便可能損害受訪者尊嚴,甚至有機會誤導年輕人為金錢鋌而走險。媒體未提供充分的背景與風險平衡,容易令讀者產生誤導印象,未能做到「守則」中:「確保報道正確無誤、不致誤導大眾」的要求。新聞從業員及新聞機構實在需要時常持有專業的警覺,並努力把關,新聞自由與專業操守從來不是對立,而是互相支撐。守不住底線的媒體,最終只會失去公眾的信任。記者所執的筆,可以揭露真相,亦能製造誤導。選擇權,始終在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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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書以十個不同處境的故事來讓我們知道、感受失去後的思念、哀傷,也有安慰,亦帶點理論。像一群人坐在同一張桌子前,把心裡最沉的那塊石頭輕輕放在桌上,讓彼此看看哀傷原來可以有不同面貌:有人伴侶突然離世,有人守著父母最後的日子,有人在孩子離去後仍要假裝堅強……每一段故事裡,都有一塊塊不同性格的豆腐——有時是主角內心的獨白,有時是默默傾聽的陪伴者,需要輕輕拍拍肩膀來安慰。水嫩豆腐的依賴、板豆腐的堅韌、臭豆腐的期待被理解、凍豆腐的飽歷風霜… 都成了經歷哀傷後最貼切的隱喻。

或許思念可以穿越時空,把素未謀面的人連成同路人。香游氏自己也曾在丈夫驟然離世後迷失,第一本《豆腐人生》講述人生磨難與自我療癒,從失去中找回生活小確幸,讓人從她的「豆腐哲學」裡找到苦中一點甜;而這一本就把注意力轉往面對哀傷及思念,讓不同的傷痛能被看見、被接住。田芳在每個故事後附上的專業理論,讓人由沉浸於感受中可以醒過來反思一下,我們還可以成為彼此的同路人,還可以為對方做點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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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年才開始數天,香港接連傳出學生自殺、自殘及情緒危機的消息。短短數日,至少有七宗相關個案,當中三名學生離世。對教育界、家長以至整個社會而言,這不只是一串令人震驚與心痛的數字,更是一個沉重的提醒:當一個孩子感到壓力巨大、走投無路時,安全網究竟在哪裏,有沒有為他張開?

每逢有青少年、學童輕生個案發生,我們很容易問:「是不是學業壓力太大?」、「是不是家長要求太高?」、「學校為甚麼沒有及早發現?」這些問題值得問,但也要小心不能把複雜的自殺問題,簡化成單一原因。學生的困境可以來自學業,亦可以是人際關係、家庭問題、情緒或精神健康,甚至是對自我價值與未來前路感到迷惘與失去信心。

教育局近年推出《4Rs精神健康約章》,學校要積極配合,透過相關活動為學生創造減壓機會,增強幸福感和抗逆力;政策亦強調,自殺風險需要跨專業及跨部門支援,而不是由某老師或某個家庭單獨承擔。高小、中學已推行「三層應急機制」,由校內識別和支援,到校外社區社福網絡,再到醫療機構。2025/26學年截至今年3月底,校外支援網絡已接獲330宗轉介,高風險學生經第三層機制轉介精神科服務亦有63宗。由此可見,香港並非沒有支援系統。但我們仍需再進一步問:積極預防能否比危機早一步出現?

預防勝於治療急救

老師面對教學、行政、家長溝通等工作已感沉重,社工和輔導人員同樣忙碌。但學校可以嘗試把簡單而持續的情緒check-in融入日常課堂,讓學生覺得開口分享感覺是正常事,有可以「被接住」、「被看見」的空間,而不是等到危機出現才啟動支援。

家長同樣有自己的難處。父母並非不愛孩子,很多時候正因為太愛、太擔心孩子的將來,才會不斷提醒功課、成績和前途。只是孩子有時需要的,並不是另一個解決問題的人,而是一個願意先聽他說話、努力與他同頻的人。當孩子說「我好辛苦」、「我唔想返學」,家長未必要立即說「人人都係咁」、「捱埋佢啦」。一句「我知道你近期好辛苦,我哋一齊諗辦法」,可能比一番大道理更重要。

求助不是懦弱 迷惘不是失敗

社會也要把「求助」變成一件很尋常、普通的事。有研究發現,部分學生不願求助,是擔心事情傳開、被批評、不被理解。而建立抗逆力,也不要把「抗逆」變成為另一種責任,好像撐不住就是自己的錯。

師長應反思價值觀。在希望孩子努力的同時,也要讓他們知道,考試失手並不代表人生失敗;可以鼓勵孩子追求卓越,但成績不能定義一個人的價值。要求孩子有目標,也要容許他在人生路上迷惘、停下來、再尋索,甚至被給予空間重新選擇。用多一年或多年時間再走過,好過他們選擇不再走下去。

現在,學校與家長應合力編織出一張緊密、有溫度的安全網:學校讓孩子有地方可以分享,家長有傾聽空間讓孩子訴說感受,而社會則不要因一個孩子在脆弱求助、患上情緒病時,便給他貼上標籤。

有句說話:「教養一個孩子,需要一條村的參與」(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這也是我們最需要重新思考:教育,不只是學生自己的責任。當要面對的挑戰、難關、恐懼時,有人陪著一起走,他就不孤單。

反斗奇兵5 –– 孩子逐漸失去玩及想像的能力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時代轉變,眾玩具的主人寶妮一直找不到朋友,為了與同學建立友誼,開始接觸「莉莉平板」(Lilipad),傳統玩具面臨史無前例的「失寵與淘汰危機」。由牛女翠絲帶領其他玩具,聯同胡迪與巴斯光年,迎戰高科技的挑戰。翠絲於過程中釋放了過去被遺棄的心結,而寶妮亦透過玩具的幫助,與鄉村女孩布蕾茲相遇,一起重拾對實體玩具的熱愛,眾玩具重新找到定位。

《反斗奇兵5》(Toy Story 5)由華特迪士尼影業和皮克斯動畫工作室製作。從前三集,不同年代的玩具陪伴主人安仔度過童年;第四集聚焦於玩具尋找自身價值與自由;來到第五集,玩具再次要面對改變,並面臨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機——這一次的對手不是霸道的新玩具,也不是無情的垃圾回收車,而是一台名為「莉莉平板」的平板電腦。當小主人寶妮被繽紛的螢幕與精準的演算法牢牢吸住,那些曾陪她天馬行空的翠絲與巴斯光年,只能無奈地被塞進車房的紙箱中。

玩,是孩子建立信心、認識世界的重要方式。想像力可在遊戲中被點燃:一個娃娃能成為故事裡的英雄、一個小木盒就能成為演出的舞台……孩子在虛構與真實之間自由穿梭,學會創造規則、解決問題、面對失敗。這種「假裝」與「相信」的過程,正是韌性與創作力的搖籃,能把腦海中的畫面轉化成實際的動作與故事,把抽象的思維變成可觸摸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夠「一起玩」——當孩子在遊戲中與友人一起嘗試、反覆調整、再次出發,能使他們學懂合作、互相了解、尊重及彼此體諒。

但當寶妮拿到莉莉平板後便立刻沉迷其中,原本與翠絲、巴斯光年一起天馬行空的遊戲時間迅速消失,玩具們只能眼睜睜看著她整天滑動螢幕、在線上與同學聊天。莉莉平板以無限內容與即時滿足,輕易吸引了寶妮的注意力,卻也讓遊戲從「主動創造」變成「被動消費」;從肢體與想像的自由探索,變成手指在螢幕上的重複滑動;從期待面對面真實互動與自由表達,變成對話框裡難以觸摸的友誼,以及渴望被認同的無形壓力。

面對科技,新一代孩子可能失去的不只是玩具,更是培養韌性與創作力的練習場。《反斗奇兵5》用溫柔卻尖銳的方式提醒我們:科技日新月異,它們可以被更新,變得更有趣、更具吸引力,但絕不能取代童年最珍貴的禮物——用雙手與想像去創造世界的能力,以及與他人真實相伴的深厚關係與溫度。 

 

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專訪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主席黃健威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唔識?問AI啦!」當孩子遇到不懂的功課,拿起平板或手機,很快便可以得到一個看似完整的答案。當人工智能(AI)走進了校園,亦走進了孩子的學習日常:幫忙整理資料、解釋概念、製作內容,甚至協助教師準備教材的時候,家長自然也會有疑問:AI究竟是在幫孩子學習,還是在替孩子思考?家長自己的位置又在哪?為此,我們專訪了香港資訊科技教育領袖協會(AiTLE)主席黃健威先生(Albert),與我們談談教師、學生、家長可如何面對AI的發展。

「全知」的AI來了,教師不用教了?
答案當然不是。Albert形容,科技一直存在於教育現場,從黑板、投影機到PowerPoint與教育電視,早期多輔助「教」的一端;如今技術成熟,愈來愈能支援「學」,乃至促成自學。AI技術縱然是更新換代、速度加快、能力增強與普及化的延續,但非顛覆式的新物種……無論變得如何,其發展亦不是要取代教師,最核心的事情也沒有改變——教育仍然是如何引發學生主動學習的興趣,以及教師如何進行教學上的專業反思。

Albert認為,教師心態決定科技應用成敗。盲目追新會疲於奔命;若視科技為解題工具、圍繞學習目標設計活動,壓力可轉為助力。核心在於專業教學與理解學生,科技不能自行引發興趣,教師的引導與課程設計才是關鍵。

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教師不必「全知」(也沒可能全知)。面對學生拋出各種最新、連教師也未必掌握的新問題,可將挑戰轉為探究,向學生指出科技日新月異,鼓勵他們搜集資料於下堂分享。教育工作者的職責是引導方法、維持動機,而非充當萬事通。

現時AI當然可作為「每名學生1對1的助教」,協助核對答案、提供解釋、回應大量個別疑問;但Albert指出,若只讓學生用作生成答案的工具,教與學將流於機械式,果效也不好。所以,效益取決於教師如何設計探究型、具意義的任務與引導。

學生與AI共存的心態與能力轉型
Albert觀察到年輕一代將AI視為理所當然的工具,日常使用時往往享受多於恐懼;但臨近升學就業階段,難免會對職涯變動感到焦慮,擔心翻譯、手繪等相關工作被取代,甚至因而改變志向。他同意AI將淘汰大量簡單、重複性工作,如:基礎程式碼、稿件撰寫、上色、重複測試等,部份的模式與程序正慢慢改變甚至失效。

縱然面對這樣的職場變革,Albert認為學生在學習上仍需要時間摸索,尋找自己的性向與合適的路。因為只有扎實地學好基礎、鑽研技巧並活用科技,才能成為高瞻遠矚、具創造性與具理論深度的專業人士,如真正的藝術家,不是簡單叫AI生成普通的圖像……這才較難被取代。

「AI不會取代人,但『懂AI的人』會取代『不懂AI的人』。」正因為AI的發展迅速,學生若要保持競爭力並與技術共存,Albert建議他們應建立運用、駕馭及改良AI的能力。因此,「能力」並非消失,而是「轉化」——舊技能雖在式微,新技能卻隨之崛起。其實有效運用AI,很需要語文與結構化表達(如撰寫精準提示語)等高階能力,才能產出理想的結果。

家長從監督者到共同探索者
正因為科技不斷在進步,家長需主動擴闊視野,認識AI。但Albert不建議家長要充當一個「全知者」,把他們的問題扛在肩上。反而可以扮演引導者,與孩子像朋友一樣相處,共同發掘、探索新知。

當然,家長也可善用AI輔助,補足自己的知識。過去家長習慣盯著孩子、檢查功課,但隨著孩子長大,課業內容可能會超出家長能應付的範疇。此時,家長可以善用AI工具來幫忙輔助解答或提供結構化內容,讓自己從「監督者」解放出來,轉而有更多空間能與孩子進行深度的內容討論。

最後,Albert亦不忘提醒,家長擁有寶貴的「人生經驗」,可加以運用,以協助孩子分析與判斷AI答案的對錯,培養其不盲從、能獨立思考的能力;另外亦應帶著審慎的態度陪伴孩子一起檢視所學,引導他們在經歷不同事情後進行自我省思。

面對AI的浪潮,學生與青少年雖然首當其衝,但靠著教師善用AI提升教學質素及個人化導引,以及家長一同探索發展、鼓勵與適時放手的成長空間,青少年將會有更多自學自強及發揮創意的機會。我們亦希望社會能給予新一代更多機會,無論是職場發展還是創意探索。

明光社

守得住的底線——當AI走進小學課堂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人工智能(AI)已經走進兒童的日常生活。香港教育局在2026年公佈數字教育發展藍圖,[1] 並推出人工智能素養學習架構及小學「人工智能初探」課程,正式把AI教育帶入小學課堂。對家長而言,真正值得思考的問題,或許不是「孩子應否學AI」,而是:在孩子的判斷力仍在發展的階段,應該用甚麼方式、甚麼次序去教?

框架的設計特色:由認識到反思,逐步建立

根據發展藍圖,現時的框架有一個明顯特點,就是它並非把AI教育簡化為「學用ChatGPT」。課程由淺入深,涵蓋認識AI、認識其基本運作概念、應用與實踐,以及反思與建立正確態度。低年級學生會先接觸生活中的AI基本功能、生成資料與應用例子、通訊科技如何推動AI發展;高年級則進一步學習AI收集數據、提示詞運用、機器學習,以及了解AI的局限及如何善用AI等內容。

這種設計讓孩子毋須一次過吸收大量抽象概念,而是隨年齡逐步加深理解。課程也沒有把AI當成純粹的「工具使用課」,而是讓學生意識到它可能有數據偏差(小五),並學習監察和檢查AI的判斷及生成結果(小六)。同時也讓學生了解為甚麼AI可能會出錯,提高警覺及反思:「我應否相信它?」

比「懂AI」更重要的,是「數碼自主性」

然而,若從兒童發展的角度出發,小學AI教育的首要目標,其實應該是學習及實踐「數碼自主性」——不在於孩子懂多少科技,而在於當科技愈強大時,孩子仍然有能力自己思考、判斷、選擇,並為決定負責。

由於孩子的腦部仍在發展,各項能力仍需要透過運用來建立,這包含四個要點:

1) 先自己思考:孩子遇到問題時,理想的學習循環應是「先想、再問、比較、改進」,而不是「一問就抄」;

2) 懂得判斷資訊:AI的答案流暢完整,卻不一定正確,孩子需要學會追問「我為甚麼相信這個答案」(查證及判斷);

3) 知道甚麼時候不用AI:有些事情值得慢慢想、慢慢練習,有些問題更應該與人討論,而非事事交給AI;

4) 保留決策權:AI可以提供建議,但「AI說了甚麼」與「我該怎麼做」始終是兩回事,孩子最終仍要自己作選擇,並承擔相應的負責。

換言之,AI素養不應只是懂得使用工具,更應該是懂得駕馭工具並為最終決定負責,不把思考及責任都外判出去。

仍有可完善的空間

由此看來,現時發展藍圖框架的方向仍有優化的空間,亦需要家長適時的配合。藍圖目前的路徑大致是:認識AI→理解運作→應用→反思限制與倫理,由「AI」出發。但對小學生而言,或許更值得參考的次序是:我遇到甚麼問題?→我自己怎樣想?→我需要甚麼幫助?→AI可以怎樣幫忙?→答案是否可靠?→我如何作最後判斷?——由「人(我)」出發。

不過,考慮到孩子尚未足夠成熟去完全自主思考,他們是否有足夠能力去駕馭?我們亦要問:「孩子是否因為用了AI而變得更會思考?」小學生仍在建立語言、專注、自我控制及人際溝通等能力之時,閱讀、遊戲或人際互動的時間是否會被奪去?

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這套框架,家長不必急於追趕進度、搶著讓孩子更早學懂AI,反而可以在家庭中建立一個不易被AI取代的學習環境。

具體而言,當孩子用AI完成功課後,可以多問他們「你原本是怎樣想的?」、「哪部份是你自己的想法?」、「你同意AI的答案嗎?為甚麼?」。同時,亦可建立「先自己試」的家庭文化:孩子遇到難題時,先問他試過甚麼方法、覺得問題出在哪裡,而不是立即替他找答案。家長也可與孩子一起「找AI的錯」,建立健康態度——AI有用,但答案仍需要人判斷。此外,亦要刻意保留沒有AI、甚至沒有螢幕的時間,讓孩子閱讀、書寫、繪畫、自由遊戲、戶外活動,與人相處。這些看似「過時」的活動,其實正是孩子保持堅韌性、身心與情緒得以紓緩的重要途徑,因為身體與心靈互相聯繫、彼此影響。

面對科技發展,把AI納入小學教育,無疑是對時代變化的必要回應。但教孩子認識多少AI知識未必是最重要,筆者認為如何把「先思而後用」作為教育核心,才是關鍵。未來真正有競爭力的孩子,不一定是最懂用AI的孩子,而是即使AI再強,仍然知道甚麼該自己想、甚麼可以交給機器、甚麼需要問人,以及甚麼決定必須由自己負責——這就是數碼自主性,也是AI時代小學教育最值得守住的底線。

*文章部份內容由AI協助整理


[1] 《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網站: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imary-secondary/applicable-to-primary-secondary/it-in-edu/debp.html (最後參閱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在癌友的康復路上獻上戲劇療癒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3/09/2026

明光社近年每逢暑期都有個「傳統」,就是會派部份項目主任到不同的基督教機構「交流」,藉此了解該機構的服務、文化及受惠者的需要。是次筆者再有交流機會,去到為癌病患者、照顧者及康復者的機構 ——「護心喜藥團」了解及服侍。

「護心喜藥團」是由余德淳博士和五位患有不同癌症的基督徒於2020年創立,於2021年底正式註冊成為香港政府認可的慈善機構。其宗旨是透過癌症過來人的生命互動交流及長期同行關懷,使癌症患者在困境中得著鼓勵並重新得力,正向面對病患,一同實踐「喜樂的心乃是良藥」,促進癌症病患者身、心、社、靈的全人健康。[1] 他們透過專科小組的關懷、醫療服務轉介、療癒興趣班與活動,以及支持有經濟困難的癌病患者家庭等服務,陪伴癌友及其家人走過漫長的治療與康復過程。

筆者於是次交流中,很感恩獲得他們的信任,能在其中心「舍下」拍攝五週年宣傳片,並有幸聆聽了KC及淑慧兩兄妹在舍下獲得療癒、關愛,甚至信主的感動故事。

另外,筆者亦有機會為對戲劇有興趣的會員舉辦戲劇體驗班,以及進行「一人一故事劇場」(Playback Theatre)演出。在短短兩堂的戲劇體驗課程中,學員們學習了一些劇場基本知識,體驗投入戲劇創意遊戲、形體合作,並進行個人故事的創作與演繹。不少參與者事後表示還想學習與體驗更多呢!

最後,筆者邀請了幾位演員與樂師,為癌友舉行了以「起落・喜樂」為主題的一人一故事劇場。我們為每位傾吐心聲的分享者,以即興戲劇演繹其故事內容,作為送給他們的禮物。本以為大家會分享很多醫療過程的高低起伏,但沒想到將大家的故事串連起來的「紅線」(即故事與故事間的連繫),最後都漸漸導向與家人之間十分寶貴及叫人珍惜的親情與愛。

感謝主,回看這次交流,不單讓筆者對癌友了解更多,更看到他們的愛心與堅強。也感恩能運用自己多年所學的應用戲劇方式去服侍他們,並看見他們有進一步了解及體驗的興趣。求主繼續賜福予舍下,讓有需要的朋友透過舍下得到關愛及適切的幫助,也感動更多有心人,為他們提供更多元化的療癒活動。


[1] 「護心喜藥團協會」網站:www.healingjoy.org.hk/

紐約廉租屋博物館:歷史就是現在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26/08/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時間膠囊在眼前展開

紐約市下東城果園街(Orchard Street)的廉租屋博物館(Tenement Museum),不是那種靠宏偉建築或稀世珍藏吸引遊人的博物館。這裡沒有富麗堂皇的大廳,也沒有價值連城的名畫;它保存的,只是幾棟斑駁、狹窄的舊公寓,以及一些普通人曾經在這裡生活過的痕跡。然而,正因為普通,才令人難忘。

廉租屋博物館提供很多導賞團,我參加了其中一團,這個團所涵蓋的範圍橫跨果園街97號和103號。導賞員領著我們踏上97號那道狹窄的樓梯。大樓建於1863年,樓梯至今已超過一百六十年,甚至比1871年統一的德意志國家還要早八年。當年從中歐來到紐約的移民,可以說自己來自普魯士、巴伐利亞,或者說德語的歐洲;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統一德國,當時還沒有出現。

從1863年至1935年,約有七千名來自二十多個國家的人曾經住過這棟樓。他們帶著不同的語言、宗教、鄉音和夢想,卻爬過同一道樓梯。1935年,面對新的住宅和消防法規,業主認為改建費用太高,決定停止把樓上用作住宅;住戶陸續搬走,住宅部分被封閉。此後五十多年,樓上的房間幾乎沒有再被改動,直到博物館創辦人重新推開那些門,一段被塵封的移民生活,像時間囊一樣重新出現在人們眼前。

我站進其中一間約三十平方米的公寓,這裡有三個光線微弱的房間。大樓早期沒有室內自來水,也沒有室內廁所;住戶要到後院的取水設施打水,使用四格戶外公廁。住在五樓的人,一桶水要自己提上去;如廁、洗衣、洗澡,又要再走下來。今天我們扭開水龍頭,水便流出來;按一下開關,房間就亮了。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日常便利,原來都曾經是奢侈品。

丈夫失蹤的猶太婦人

住在這裡的娜塔莉‧岡珀茨(Nathalie Gumpertz),是一名來自普魯士的猶太移民。1874年10月17日早上,她像往常一樣送丈夫朱利葉斯‧岡珀茨(Julius Gumpertz)出門工作。丈夫去了鞋廠,卻從此沒有回家。那是1873年金融恐慌之後的漫長經濟蕭條,失業席捲城市,男人突然失蹤的情況多得連當地德文報紙也設有「失蹤丈夫」的欄目。

娜塔莉沒有太多時間悲傷,家裡還有孩子要養;她開始替人做衣服,在這間狹小的公寓裡幹活,每星期大約賺八美元,靠一針一線養活三個女兒。她找了丈夫九年。後來,朱利葉斯的父親去世,留下約六百美元遺產,但在法律上,娜塔莉仍然是一名「已婚女人」,無法自由處理原本應歸丈夫所有的財產,於是只好向法院申請宣告丈夫死亡。這是一個很奇怪,也很殘酷的法律悖論:一個男人早已從她的生活中消失,但他的法律身份仍然留在那裡,像一道看不見的門,把她擋在自己的生活之外。1883年,法院終於宣告朱利葉斯死亡;1886年,娜塔莉帶著女兒和那筆錢離開了這棟公寓。然而故事還沒有結束:博物館後來的研究發現,1885年的辛辛那提市民名錄中,竟然出現了朱利葉斯‧岡珀茨的名字,職業是小販。一個被法律宣告死亡的人,在另一個城市,仍然活著。

血汗工場是合法的

同一棟97號公寓裡,另一個家庭留下了另一種故事。哈里斯‧利維恩(Harris Levine)和妻子珍妮(Jennie)約在1890年從東歐來到美國,幾年後便把自己的家變成一間小型製衣工場。「家」和「工場」之間,沒有一道門:客廳是工場,廚房是工場,臥室旁邊也是工場。幾名工人加上一家人,就擠在大約三十平方米的空間裡;最擁擠的時候,生活和工作幾乎完全疊在一起。成衣需要熨燙,熨斗裡裝著燒紅的煤炭,重達十八磅,約八公斤;熨衣的人站在廚房裡,緊挨著燒煤的爐子,空氣不流通。那個爐子既是工業設備,也是珍妮替家人煮飯的爐子。

1892年,紐約州的工廠稽查員曾經留下這間製衣工場的紀錄,這個細節反而最令我不安:有人來過,有人看見,有人記錄。當時紐約已經有工廠法規和稽查制度,只是法律的標準和保障仍然十分有限,許多今天看來難以置信的工作環境,在當年仍可能被視為正常,甚至合法。歷史有時候最可怕的地方,不是社會完全沒有規則,而是社會曾經把一些今天不能接受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

製衣工作磨去了指紋

大約八十年之後,另一批移民來到同一條果園街。黃太太一家住在103號。1965年,美國改革移民法,廢除了舊有以國籍和族裔為基礎的配額制度,大批亞洲移民重新獲得進入美國的機會。黃太太1965年來到紐約,1968年搬入103號;1971年,她進入華埠的製衣業工作。到1980年前後,紐約華埠已有四百多間製衣工場,數以萬計的工人在裡面工作,其中大多數是移民女性。她們替美國百貨公司和時裝品牌縫製衣服,自己的工作條件卻十分苛刻: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這是從前的「996」。工資是以件工計算,工人一星期可能只賺約一百美元;被老闆責罵是家常便飯。計件制度表面上好像很「自由」:做多少,賺多少。但在現實中,最低工資、加班費和工時保障往往最容易在這種制度下落空。今天我們談起「彈性工作」、「靈活就業」,原來一百年前的人,也早已認識另一種「彈性」。

1982年6月24日,接近兩萬名以華裔移民女性為主的製衣工人走上街頭,向哥倫布公園進發,要求廠主續簽工會合約。那些平日坐在衣車後面、低著頭、一件一件趕貨的女人,那一天站了起來;她們不再只是廉價勞工,而成為一支隊伍。在龐大的集體壓力下,廠主陸續接受新的工會合約,這場由亞裔移民女性主導的勞工行動,也成為紐約勞工史上一個重要時刻。

導賞員還告訴我們另一個細節:黃太太1973年成為美國公民,在入籍手續中需要打手指模,但官員發現由於黃太太長年從事製衣工作,她手指上的紋路已經被磨得很淡。我聽到這裡不禁愣住了,人的身體,竟然也會替歷史保存檔案;只是有些檔案,不是寫在紙上,而是磨在手上。

血汗工場和996仍然繼續

博物館所記錄的歷史,其實延伸到現在。2015年,一間外國企業在俄亥俄州開設玻璃工廠;2016年,美國聯邦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在多次檢查中發現一系列安全問題,包括機器缺乏適當防護、工人面臨截肢風險、危險化學品培訓不足,以及出口標示等問題。到2019年,OSHA又起訴同一工廠,起訴書包括了九項重複違規及十三項嚴重違規;當時,這家工廠在四年內已經接受了十二次OSHA檢查。那些沒有防護的機器、被忽視的工人,並不是只屬於十九世紀的「血汗工場」。

2025年3月,美國執法人員突擊檢查佐治亞州一家由外國公司開設的地板工廠,現場接觸到六十二名員工和可能的勞工剝削受害者。2026年8月,三名被告遭聯邦大陪審團起訴。根據司法部公布的起訴書,他們涉嫌以虛假條件招募外國工人,利用短期商務及其他工作簽證安排他們進入美國,扣留部分工人的移民證件,少付承諾的工資,不付加班費,也沒有提供所承諾的醫療福利;起訴書又指,他們以遣返和債務等方式威脅工人。案件仍在司法程序中,所有指控仍有待法院裁決。然而,起訴書裡有一行字,讓我停了下來: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我把這行字念了兩遍,因為幾天前,在紐約果園街那間舊製衣工場裡,我才剛剛聽過一模一樣的數字。一週六天,一天十二小時,中間隔了一百多年,但仍然是「996」!

因此,廉租屋博物館並不是一座紀念「歷史已經結束」的博物館,它展示的,更像是一台仍然可能重新啟動的機器。機器的外殼變了,燃料變了,操作它的人也變了;但如果沒有法律、工會、記者、調查員、改革者,以及那些不肯再沉默的人,它仍然會尋找下一批最容易被忽略、最不敢反抗、也最需要工作的弱勢群體。

血汗和眼淚並沒有白流

當然,有些事情確實改變了,而且改變得非常深刻。1892年的紐約已經有工廠法和稽查員,但法律仍然容許大量今天不能接受的工作環境存在;今天,如果僱主涉嫌強迫勞動、扣留證件或嚴重違反職業安全法規,政府至少有法律工具可以調查、處罰和起訴。這一百多年的距離,並不是時間自己走出來的,而是有人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1890年,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用照相機把紐約廉租公寓裡的黑暗帶到中產階級眼前,讓城市不得不看見「另一半怎樣生活」;二十世紀初,劉易斯‧海因(Lewis Hine)假扮成保險稽查員等身分,走進工廠,拍下那些本來不應該站在機器旁邊的童工;1911年,三角內衣工廠(Triangle Shirtwaist Factory)大火吞噬了一百四十六條生命,其中大多是年輕的移民女性,弗朗西絲‧珀金斯(Frances Perkins)親眼目睹那場大火。二十二年後,她成為美國勞工部長,並在新政年代參與推動社會保障、最低工資、最高工時和童工限制等重大改革,深刻塑造了美國現代的勞工與社會保障制度。

那些生命沒有白白犧牲,但歷史也提醒我們:法律可以進步,科技可以進步,城市可以進步,人性卻不一定會自動進步。貪婪不會因為我們進入二十一世紀而自行消失,剝削也不會;它只會換一個地方,換一種語言,換一批工人,甚至換一個聽起來更加現代、更有效率的名字,然後再一次落在那些無權無勢的人身上。

離開博物館時,我再次走下那道一百六十多年的樓梯。我忽然覺得,我們參觀博物館時最容易問的一個問題是:「以前的人怎麼可以這樣生活?」但真正值得我們害怕的,也許是另一個問題:一百年後的人回頭看我們,又會問同樣的一句話嗎?歷史從來沒有真正留在過去。它就在我們腳下;有時候,我們甚至還在走同一道樓梯。

由校園轉向職場的觀察

熊嘉敏 | 明光社項目主任(性教育)
26/08/2026

最近,筆者到一向致力推動職場宣教、實踐門徒見證的「商區福音使團」交流,為期兩星期。筆者過往主要走入校園,為學生主持性教育講座與工作坊;是次交流無論服務對象或工作性質皆與以往截然不同。期間,筆者參與了四場工作小組,組員來自物流、銀行、教會及大學等不同背景。相較於學生「諗到就講」及專注當下的隨性表達,在職人士顯得相對含蓄與審慎。他們的言談更著眼於長遠的規劃,話題往往由眼前的職場挑戰延伸至退休生活的預備。

交流中一個深刻的體會,是人性的光明與幽暗如何影響著人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小組透過討論聖經故事或模擬職場情境,讓組員回想自身經驗以推測人物的心思與關注點。這種代入感促使大家反思自己身處的職場。人性中既有貪圖方便而推卸責任的幽暗面,這與筆者在學校聽聞學生因貪心而收下不喜歡的人送的禮物類似。然而,人性中同樣閃耀著道德的光輝。有在職人士分享,曾被上司要求隱瞞產品副作用來進行推廣,他因良心不安而徹夜難眠,最終展現誠實的特質,毅然選擇辭職。正如學校裡也有學生提到拒絕胡亂製造緋聞,不隨便猜測別人的關係,展示出體貼他人的思量。

人們表面上是按情況做決定,背後卻顯現出人性中同時並存的明與暗。作為教育者或父母,我們不可能替學生做每一個選擇,但可以引導他們開拓不同的思考方向。經過這次交流與聆聽不同的聲音,筆者有了新的體會:原以為教育只是把正確的價值觀教導給學生,但原來可以更進一步,引導學生思考壞決定的後果。這種正反面的立體思考,不僅能讓事情的全貌變得更清晰,更能讓學生在面對抉擇時,慢慢認識自己的特質。在未來的性教育課堂上,筆者期盼不再只給出標準答案,而是嘗試引入更多模擬情境,引導學生在抉擇的明暗之間,學習為後果承擔責任。

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 ——從國度觀看門徒的生活日常(The Rest of Life: Rest, Play, Eating, Studying, Sex from a Kingdom Perspective)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3/08/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許多華人基督徒的成長記憶裡,信仰往往與嚴肅的屬靈追求、主日聚會或事奉緊密相連。甚至在傳統「屬靈/世俗」二分的影響下,信徒可能常會隱隱覺得:只有讀經、禱告、服事才是「屬靈」的,而吃飯、休息、休閒娛樂等事,只是生活中的「次要事項」,甚至當感到很享受時,會帶著一絲道德愧疚感。

然而,知名新約聖經學者韋特寧頓(Ben Witherington III)在《為甚麼基督徒的吃喝玩樂可以改變世界?》一書中,正是要翻轉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

對韋特寧頓而言,「神國」並不是基督徒在生活中另外劃分出來的一個屬靈領域,而是上帝對整個受造世界的更新與掌權。因此,問題不只是「哪些事情才算服事」,而是「我們如何在上帝掌權的國度裡生活」。從餐桌上的飲食習慣,到日常生活中「何時」該休息;從如何看待遊戲為倫理操練,到對寶貴聖言的胃口(求知慾),以及神所喜悅的性生活——作者嘗試拆掉信仰與生活之間那道牆,重新檢視自己生活的全貌,以體現吃喝玩樂不只是生活的調劑,也可以成為門徒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神兒女的樣式。

這書邀請我們重新察看自己那些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論到基督徒的日常生活… 我們應該思想怎樣使這一切各得其所,保持平衡… 你需要聆聽你身體發出的信息,並理智地回應。」大家可嘗試閱讀此書,作為反思自己信仰生活的一個起點。

關注與Deepfake有關的性罪行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30/07/2026

政府現正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展開公眾諮詢,並將於8 月5 日截止。據報導,是次法例的修訂目的,既為加強對性罪行受害人的保護,亦為使性罪行條例與時並進。修訂主要涵蓋未經同意下進行的性罪行、涉及兒童的性罪行、涉及精神缺損人士的性罪行等範疇,以保護兒童、精神缺損者和社會大眾免受性剝削和侵犯。

在針對性影像方面,政府進行檢視和完善性罪行法例工作中,有提及對兒童的保護措施。例如:「強迫兒童觀看性影像、藉書面或口頭性滋擾兒童,或導致兒童傳送性影像或通訊」等行為,均可能構成性罪行,以保護兒童免遭受性剝削。

至於AI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對社會影響,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在立法會會議上補充指出,網上傳播非真人的性影像亦受到規管。他明確表示:「無論是真人還是深偽,或者卡通片動物形象,凡涉及性,令受害人感到侮辱、驚嚇、困擾,都有機會入罪。」

在現行的法例中,使用深偽技術製作色情照是否觸犯法例,關鍵在於該影像是「兒童」還是「成人」,以及是否有「發布」、「威脅發布」或「詐騙」等行為:

  • 當影像主體涉及未滿 16歲的兒童,無論是單純製作、管有、還是發布,一律違法(根據《防止兒童色情物品條例》(第 579 章),製作或發布最高可判監禁 8 年;管有最高可判監禁 5 年)。
  • 當未經當事人同意而「發布」移花接木的成人色情照上傳到網站、社交平台、通訊群組,或傳播給他人(香港在 2021 年修訂了「窺淫罪」相關法例。根據《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AE 條「未經同意發布私密影像」,定義已涵蓋經修改、移花接木的影像,違者最高可判監禁 5 年)。
  • 當有人以此影像進行「恐嚇」或「勒索」,如以私密照威脅受害人以索取金錢,或者企圖令受害人感到羞辱和困擾,即使最終沒有真正把照片發布出去,同樣犯法(同樣觸犯《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AE 條的「威脅發布私密影像罪」,最高可判監禁 5 年;若涉及索取財物,則會觸犯《盜竊罪條例》中的「勒索罪」,最高可判監禁 14 年)。
  • 當有人用深偽色情照用於欺詐、起底或商業侵權,詐騙他人財物、公開受害人個人資料實施「起底」報復,或是未經授權使用名人肖像損害其商譽進行商業宣傳,可能觸犯《盜竊罪條例》的欺詐罪、《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相關罪行,以及普通法下的民事侵權責任。

由此可見,現時香港並無專門針對 AI 深偽的單一法例,而是透過現行的多項刑事條例進行規管。若有人僅「單純製作」成人深偽色情影像,並不對外發布,只存於私人電腦或手機上(即利用 AI 技術將某個成年人的容貌移花接木到色情照片上,但該照片純粹留作個人觀賞,從未傳播、從未打算公開,也沒有用作威脅或勒索),在現行法律上就很難界定為刑事犯罪。因為香港現行法律僅對「兒童色情物品」設有「單純管有罪」;對於涉及成年人的虛假色情影像,法律並未禁止私人管有。

鑑於香港大學曾發生學生涉嫌大量製作女同學深偽裸照,被其女友發現後舉報,最終卻因未發布而難以被起訴,亦未被院校處分的「N號檔」事件,社會亦有聲音呼籲修例。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曾於委員會會議上提問,關注使用深偽技術製作的影像是否會於是否修例被涵蓋,而深偽技術亦漸漸成為欺凌的手法,值得社會關注,並加強對市民的保障。

我們希望大家繼續深入探討相關的立法議題,多參考英國、南韓等地的做法,將「未經同意單純製作」成人深偽色情物品也正式列為刑事罪行。至於本社對今次諮詢的其他意見,可參閱以下網頁:

明光社就「完善香港性罪行法例公眾諮詢」意見書

*文章以AI整理相關法律資訊


參考資料:

香港諮詢性罪行法律改革,能給受害者帶來足夠保障嗎?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75yye47r15o/trad
(BBC News. 2026年7月6日)

性罪行修例|網上傳播非真人性影像亦受規管 鄧炳強:若令受害人感侮辱可入罪
https://www.i-cable.com/%E6%96%B0%E8%81%9E%E8%B3%87%E8%A8%8A/481970/
(i-CABLE. 2026年7月7日)

香港大學N號檔深偽圖片受害女生:「這是一個法律黑洞」
https://www.bbc.com/zhongwen/articles/cp94nmgde2xo/trad
(BBC News. 2025年8月11日)

從千年的當然,到一瞬的茫然:芙莉蓮的時間神學

呂英華 | 明光社項目主任(流行文化)
06/07/2026

有人認為《葬送的芙莉蓮》(下稱《芙莉蓮》)是一套很沉悶、節奏慢的動漫;有人則認為《芙莉蓮》以反套路的故事開展,慢慢透過主角芙莉蓮在時間之中的反思過程所帶出的意義,才是這套動漫的精髓,甚至稱之為神作。故事展示了在無比殘酷的時間流逝中,所經歷的,就是不斷面對失去,再回想起何謂重要之事。為了這份體悟,芙莉蓮踏上了旅途,為的是尋找靈魂眠地再見勇者一面,彌補起初不懂得珍惜的時間。

時間在《芙莉蓮》之中,是一個重要的主題,因為在動漫中主要去體驗的,就是芙莉蓮對時間的感知與意義的發掘。那麼,時間是甚麼呢?奧古斯丁非常精準地描述到我們對時間的感知經驗:「沒人問我,我倒清楚;一旦問我,想解釋時,我便茫然。」在芙莉蓮的故事中,或許我們能夠從中有一些信仰上對於時間的反思。

精靈與人類的時間觀

在討伐魔王的小隊,由不同種族的勇者組成,而不同種族的壽命亦有不同,故事中最大對比的種族便是精靈的千年以及人類的百年,相差十倍的壽命上限。

芙莉蓮作為擁有千年壽命的精靈,數十年對於她來說自然是不值一提,亦不需要刻意去珍惜,甚至到討伐完魔王後,與人類勇者欣梅爾相約了50年後再會面,但到了50年後,芙莉蓮到村莊探望欣梅爾時,只有芙莉蓮的外貌沒有絲毫改變,而欣梅爾卻成了一位連走動都需要拐杖的老人。對於人類來說,50年後再見,已經是一個非常長遠的時間,但對於精靈來說,可能只是等同於5年,她當初並沒有思考過,其實同伴們的壽命正在倒數;甚至到了欣梅爾入土為安的一刻,她才開始思考著他的過去,更哭著說:「我明明知道人類的壽命很短,為甚麼我卻沒有嘗試去好好了解他呢?」

從物理學上,時間這個概念其實相對客觀,特別在現代化的社會下,我們較常使用時鐘時間(clock time)來量度及管理時間,不過,人在體感上,對於時間的感知,其實是主觀的。在客觀上理解時間流逝時,我們自然會認為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例如以為距離中學畢業還有6年,但不知不覺間就已經到了要考文憑試的時間;又例如畢業時跟同學說過的「keep in touch」,升學後,或許已經不曾再會面;當我們以為父母仍然年輕時,不知不覺間看見他們的白髮滄桑,才發現可以陪伴他們的時間其實不多,然而,仍有不少人寧願花更多的時間在社交媒體上,也不在吃住家飯時放下智能手機好好吃一餐飯。我們沒有千年的長壽,卻容易以為自己時間很多,可能直到某些人、事、物突然消失(如親人離世、朋友移民),才驚覺有些「日常」其實是無法重來的「無常」,成為了現代版的芙莉蓮。

為何我們都渴望永恆?

這是我們多多少少都會問的問題。我們想要青春常駐、關係長長久久,從古時皇帝都想要長生不老藥開始,人類似乎由始至終內心都有種對永恆的渴望,就如欣梅爾知道自己的命數有限,故此拼命在短暫的歲月中留下足跡(在經過的村莊興建自己的人像)、建立羈絆等。

關於這個問題,基督教其實提供了一個有趣的答案。在傳道書三章11節中提到:「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永恆)安置在世人心裡。」這段經文指人的靈魂其實有一個原廠設定,上帝在創造的時候,已經將永恆的渴望安置在人的心內。即是說,我們活在有限的時間(肉體),但心裡面有著對無限的渴望,所以我們本能地渴望愛可以延續,記憶不會消失。

不過,更深層地問:這是否反而使人更痛苦?有限渴望無限,根本就是一個持續性的痛苦!對芙莉蓮來說,時間是近乎無限的資源,任何事情都會覺得隨時做都可以,可以甚麼也不急著做,結果造成了漫長歲月中的空白與麻木。而正正因為人知道時間有限,所以提醒自己珍惜當下的每一刻,認清生活中甚麼才是無可取替的,故此,從信仰的價值來看,「有限」不單止不是痛苦,反而讓人追求有深度的人生與人際關係。

在沒有信仰的世界眼光中,尤其在強調效率的資本主義與網絡社會裡,時間往往與金錢和生產力劃上等號。我們甚至習慣用網絡流量來衡量自己度過的時間是否有價值。若死亡只是一死百了的虛無,那麼那些無法產生經濟效益的「無所事事」,便成了可恥的浪費。然而,從聖經的價值觀來看,時間其實是上帝賜予人的禮物,使人在有限的時間之中追求關係與意義;死亡不但不是終結與虛無,而是一種過渡,不但是追求關係的長久,更是對於將來與逝者和上帝相遇的永恆盼望,就如芙莉蓮前往靈魂眠地,想要再次遇見欣梅爾一樣;平凡毫無生產力的日常,就是上帝賜予人「安息」的時刻,「無所事事」其實是真實的休息的一環。

回到奧古斯丁的詰問:「時間究竟是甚麼?」我們毋須在智力上完美定義它,只需在其中去愛。短命的欣梅爾用愛驅動了千年精靈,讓芙莉蓮學會珍惜尋花與賞日出的日常。上帝賜予我們有限的壽命是一份禮物,使我們學會擁抱與珍惜。願我們不必等到喪禮,才驚覺日常的無常。今天就放下手機,陪家人好好吃頓飯。在平凡中種下不平凡的愛——因為唯有愛,能跨越時間,通往永恆。

《雙囍》-- 「夾心」環境中的內在小孩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準新郎高庭生(劉冠廷飾)與女友吳黛玲(余香凝飾)結婚,庭生不想得失其父母 –––– 一對已離異多年及水火不容的父親高盛宏(庹宗華飾)與母親白雁心(楊貴媚飾),所以堅持要於同一天、在同一家五星級飯店同時舉辦了兩場不可讓父母知道對方存在的秘密婚宴。

《雙囍》是2026年上映的台灣劇情喜劇,由《孤味》導演許承傑執導。內容笑中有淚, 除了有滿滿的笑料外,還深刻探討了原生家庭如何深遠地影響著 「內在小孩」(inner child)。透過主角高庭生婚禮當天的故事,帶出華人家庭中常見的討好模式、童年情感創傷與最終的自我和解。順帶一提,《孤味》一片於2021年奪得台灣影評人協會最佳劇本,內容是透過籌辦父親的喪禮來探討離婚家庭中母女們的情感衝突,及面對各自的內心和解。而《雙囍》則把鏡頭轉向婚禮,呈現「成家」之前先面對「原生家庭」的課題。

故事中,庭生為滿足父母雙方的要求,勉強安排雙婚禮所造成的混亂,揭示出他的童年—— 父母的離異令他常夾在兩者中間。作為兒子的身份,他常要討好雙方家庭及滿足長輩的期待,長期壓抑自己的感受,並為避免衝突而犧牲真實的自我。這種父母關係緊繃的原生家庭容易讓孩子成為「夾心餅 」,孩子的生存本能會叫他學習「讓大家都好」,而忽略了自身需求。故事反映著許多子女在「孝順」的壓力下,要無奈地自我壓抑。父母雙方未解的恩怨,無形中傳遞給下一代,持續地成為了子女的心理負擔。

成長後是否能改善?電影給了大家一些啟發。新娘黛玲對庭生的成長與家庭背景感到好奇,無論多忙都要去看看、了解他的成長,這是一種陪伴他去檢視自己,讓他感到被明瞭的一種做法。而當庭生「遇見」兒時的自己(小庭生落淚的回憶),並對他說「這不是你的錯」時,心理學中就是與「內在小孩」相遇,檢視、接納並安慰自己內心的方法。

電影在應用物件作象徵來深化主題相當出色:長期擺放於庭生屋裡的「達摩」木雕,代表著他自小在家要面對父親的權威、家庭規矩與監視,至今仍影響著他;墨魚麵是電影中貫穿全片的重要母題,既是童年幸福回憶(被關心的感覺)與愛情定情物,也是對父親權威的反叛(牙醫父親討厭弄髒牙齒與黑色);還有飯店秘道與溜滑梯,亦是象徵庭生的潛意識探索通道與重訪童年。這些物件不僅是道具,更成為連結過去與現在、體現衝突,與內心被療癒的過程,都變得具體可見。

抽完又想再抽!——抽盲盒是軟性賭博?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早前,筆者在商場閒逛時,被一間盲盒店的人潮所吸引。走進看看,發現自己喜歡的動畫推出了新的盲盒系列。看著一個個設計可愛的角色,加上價格不算昂貴,筆者也忍不住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個盲盒。


有趣的是,付款前明知不可能知道盒內是哪個角色,卻仍把不同的盒子拿起來秤一秤,希望能挑中自己喜歡的款式。打開盒子的一刻更是莫名緊張,心臟也不禁卜卜地跳快了一些。當看到抽中的是「胡迪」時固然開心,但腦海隨即浮現另一個念頭:「如果是阿愁就更好了。」於是,想再買一盒的衝動突然冒起,但又出現了「可能又會抽到重複啊!」的思想在拉扯。那一刻,筆者才意識到,這看似普通的購物過程,與「搏一鋪」、有機會「失敗」的賭博心態有幾分相似。


近年盲盒文化席捲全球,從商場的販賣機、專門店、便利店,再到網上社交平台,發售盲盒的地方愈來愈多。不少人將盲盒視為興趣和收藏文化的一部份,當中的確有其樂趣。然而,當年輕人成為主要消費群體時,我們或許也需要了解這些產品背後的吸引力究竟從何而來。


不少人認為盲盒與賭博不同,因為購買者最少能得到一件實體商品,而不是單純輸贏金錢。不過,若從心理機制來看,兩者確實有一些相似之處:參與者先投入金錢,再等待未知的結果;得到心儀款式時感到興奮,抽不到時則希望「再試一次」。正是這種期待與失落交替出現的過程,令人難以輕易停下來。


心理學家斯金納(B. F. Skinner)的「斯金納箱實驗」(Skinner Box) 或許能幫助我們理解這種現象。研究發現,當白老鼠按下按鈕便能獲得食物時,如果每次都有獎賞,牠很快便失去興趣;相反,若獎賞並非每次出現,而是隨機發放,牠反而會更頻繁地按動按鈕,希望下一次獲得回報。而人類也有類似傾向。當我們期待得到獎賞時,大腦會分泌多巴胺(dopamine)。有趣的是,真正令人興奮的往往不是獲得獎賞的一刻,而是等待結果揭曉的過程。換言之,人們享受的不只是得到禮物,而是那份「不知道會抽到甚麼」的期待感。


盲盒正正利用了這種「不確定獎賞」機制。消費者永遠不知道自己會抽到普通款式,還是夢寐以求的隱藏版。每一次拆盒,都像一次小型冒險;每一次未能抽中心儀款式,又令人覺得距離目標只差一步。事實上,商家十分了解這種心理。除了推出不同角色和系列外,許多盲盒還設有機率極低的隱藏版,讓消費者渴望自己成為抽到的幸運兒。若曾經抽到稀有款式,那份興奮感更容易留在記憶之中,驅使人再次購買,希望重溫相同的感覺。久而久之,吸引人的未必只是公仔本身,而是追逐下一次驚喜的過程。


對成年人而言,這或許只是可控制的娛樂消費;但對於仍在建立價值觀的青少年來說,情況卻值得關注。今年初,有大學研究團隊聯同社會服務機構進行調查,發現超過七成受訪中學生曾參與和盲盒機制相似的虛擬抽獎活動,超過一半曾付費購買虛擬商品,而接近一成更達至「問題賭博」的程度。研究亦發現,花費較高的參與者,其心理困擾、自殘及自殺意念風險亦較高。[1]雖然研究主要針對網上抽卡和虛擬盲盒,但其反映的獎賞機制與實體盲盒其實頗為相似。


人的腦袋裡有影響我們做選擇的兩個系統:「獎賞系統」 (Limbic & Reward System) 和「認知控制系統」 (Cognitive Control System)。[2] 當處於青春期時,獎賞系統會受到性荷爾蒙影響,而變得對「賺到、贏到、被讚賞」等獎勵和刺激感覺有強烈反應,所以會令青少年有追求獎勵(reward-seeking)的衝動行為;而另一方面,青少年的前額葉卻相對發展較緩慢,以致其「認知控制系統」中的風險評估與長期規劃的能力,未能有效控制其衝動行為。


家長應留意,盲盒機制影響的不只是消費習慣,更可能塑造青少年的金錢觀。金錢在盲盒文化中,往往被視為購買「機會」的工具;花費未必能帶來相應價值,卻能換來一次刺激和期待。若孩子從小習慣這種模式,容易忽略努力、耐心和延遲滿足的重要性,甚至誤以為許多事情都可以透過運氣獲得。青少年正處於探索自我和建立身份認同的重要階段,亦較容易受到朋輩文化和社交媒體影響,進而產生「別人有,我也要有」的心態。


面對盲盒熱潮,我們毋須將所有收藏和娛樂活動妖魔化。需要關注的,在於孩子是否理解背後的運作模式。家長除了關心孩子花了多少錢,更可以藉機與他們討論機率、風險和消費選擇。例如一起討論抽中隱藏版的機會率、商家為何採用隨機銷售的方式,並引導他們思考花費是否與實際價值相稱等,以幫助年輕人認識廣告、獎賞機制及消費心理的影響。這些對話都有助孩子建立更成熟的消費觀念和批判思考能力。


人生裡讓人珍惜的收穫,往往是來自努力、節制和成長,而不是一次幸運被抽中的機會。


明光社


明光社


 



[1] 〈虛擬盲盒|研究指7成青年曾接觸 有人曾花9萬抽卡 須借貸渡日〉,香港01,2026年3月12日,網站︰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60329940/ 


[2] 〈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MamiDaily 親子日常,2026年1月12日,連結:https://mamidaily.com/article/239517/令人難以抗拒的盲盒真相 

從忌諱到釋懷:Death Cafe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6/07/2026

「死亡」,一直是華人社會極力避諱的話題。但若能早一點了解家人的身後意願,彼此非但能更珍惜當下,亦能減少日後的遺憾與追悔。為此,明光社於4月24日晚在旺角良亭雅敍Pavilion Cafe舉辦了一場Death Cafe(死亡咖啡廳),講述「如何與家人談生論死」。活動由資深生死教育專家黃民牧師主講,在輕鬆、充滿咖啡香氣的氛圍中,和與會者共同探討如何「破除忌諱」這一生死議題。

講座開始,黃牧師即點出核心痛點:在華人文化中,「死亡」被視為「不吉利」的禁忌,大眾甚至會以「阿Q」的心態在生活中避開「4」這數字,而這些逃避的態度,往往正是家庭關係留下遺憾的根源。他結合了多年牧養關顧經驗及觀察:許多長者在臨終前,最遺憾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未能與家人說出「四道」:道愛、道謝、道歉、道別 。有時,子女會出於孝心,常以「你會活到120歲」等話語打斷父母談身後事,表面雖是安慰,實則剝奪了長者表達意願與規劃生命的自主權。

黃牧師指出,長者的死亡焦慮主要來自三個層面,並建議透過以下方式協助長者:

死亡焦慮三層面:

建議協助方式:

1. 未明死亡意義

協助長者尋找生命的終極價值,明白死亡並非終結

2.      過去遺憾

透過溝通處理心中未達到的夢想,或未處理的矛盾或遺憾

3.      未來恐懼

消除對醫療方式或遺產紛爭的憂慮

黃牧師就上述焦慮提供了一些開啟對話的策略,強調生死話題不應沉重。他建議可透過《禮儀師之奏鳴曲》與《不老騎士-歐兜邁環台日記》等電影討論死亡意義及長者仍想達到的夢想;又或借影星新聞如曾江「希望死得舒服、不成為負擔」的例子,輕鬆進入身後事或醫療指示等話題。

此外,一些生命教育桌遊及實體手冊也是好工具,幫助大家跟著內容提問,與長者傾談,回顧人生,引導長者從童年的快樂到晚年的成就,給予正向評價。同時,與長者訂立「平安三寶」(持久授權書、預設醫療指示及遺囑),亦可以增加長者在法律與尊嚴的保障,減輕對未來的恐懼。

在總結中,黃牧師認為生死教育的最終目標是追求生命的優良品質(Quality of Life & Death)。他分享了五個值得我們實踐的觀點與智慧:學習接受限制、珍惜回顧人生、分享生命故事、發現有限中的無限、保持平靜感恩面對死亡,最後在信仰引領下,平靜走過死蔭幽谷,為生命畫上圓滿句號。

墓碑、高牆與雞蛋:從薩摩亞的殖民血淚,反思歷史的權力迷思

余創豪 |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Arizona State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學博士,專門於心理測量與統計學,亦是同校哲學博士,專門於科學哲學與歷史。現 在是夏威夷大學數據科學及人工智能教授與課程主任。
02/07/2026
專欄:有情無國界
國家:美國

序幕:穆利努烏的靜默證詞

南太平洋的微風夾雜著鹹澀的海水味,輕輕拂過薩摩亞(Samoa)首都阿皮亞(Apia)的穆利努烏半島(Mulinu'u Peninsula)。今天,筆者在這片遠離塵囂的島嶼上遊覽,跟隨導遊的腳步,走進了一處草木蓊鬱、略顯斑駁的歷史墓地。這裡的空氣彷彿比別處更為凝重,因為在同一片泥土之下,同時埋葬著遠征異地的德國軍人,以及數百名守護家園而犧牲的薩摩亞人。導遊站在一方方墓碑前,眼神深邃,以此為切入點,為我們緩緩敘述起這段將薩摩亞命運徹底改寫的殖民歷史。

這座墓地的由來,本身就是一幅由硝煙與權力編織的歷史畫卷。筆者眼前所見的德國軍人墓區,其歷史可追溯至十九世紀末。在1888年至1889年間,西方列強為了爭奪太平洋的戰略據點,深度介入了薩摩亞的島與島之間的內戰。當時,德國軍艦悍然實施軍事干涉,與當地的薩摩亞部族發生了極為慘烈的武裝衝突。這群長眠於此的德國軍人,一部分便是在那場衝突中戰死的帝國海軍陸戰隊員;而另一部分,則是隨後在德屬薩摩亞殖民時期,因各種原因死於異鄉的軍官、行政官員及其家眷。

德意志的鷹爪:椰林與可可背後的高壓統治

隨著十九世紀末的列強角逐落下帷幕,1899年,英國、美國與德國簽署條約瓜分了這片群島。西薩摩亞正式淪為德意志帝國的殖民地,從1900年開始,開啟了為期十四年的德國殖民時期。德國首任總督威廉‧索爾夫(Wilhelm Solf)在島上推行了極具效率卻充滿剝削的現代化建設。德國人看中了薩摩亞肥沃的火山土壤與溫潤的氣候,將這裡視為帝國的「太平洋明珠」,並在此開墾大型的椰子與可可種植園。

然而,這些繁榮的經濟數據背後,全是以薩摩亞人的血汗為代價。為了擴大生產規模,德國殖民政府透過殖民法令控制土地與勞動制度,並大量引進外來勞工經營大型種植園。不僅如此,德國殖民者還試圖將薩摩亞延續千年的傳統土地所有權與社會文化結構「商品化」,企圖以歐洲的法律條文徹底規範並摧毀島民的傳統根基。薩摩亞人並未選擇順從。1908年,當地德高望重的酋長勞阿基(Lauaki Namulau'ulu)無法忍受殖民政府對傳統權力的蠶食,發起了名為 "Mau a Pule" 的非暴力反抗運動。這場運動雖然主張和平抗命,但依然觸動了德國殖民者的敏感神經。德國政府隨即採取鐵腕手段,調來軍艦將勞阿基及其核心支持者全數逮捕,並流放到遙遠的馬里亞納群島。

紐西蘭的「接收」:大流感的深重災難

歷史的轉折往往充滿戲劇性,但對被殖民者而言,卻只是從一個深淵跳進另一個深淵。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戰火迅速蔓延至全球。大英帝國為了切斷德國在太平洋的通訊網絡,便要求紐西蘭出兵佔領德國位於薩摩亞的無線電報站。同月,紐西蘭派出遠征軍登陸阿皮亞。由於當時在島上的德國總督自知無力抵抗,並未進行任何軍事反擊,紐西蘭不費一兵一卒便順利「接收」了這片土地。一戰結束後,國際聯盟正式將西薩摩亞列為委任統治地(Mandate),由紐西蘭管理;二戰後再改為聯合國託管地。這段託管期從1914年一直延續到1962年。

然而,這場被部分歷史敘事美化為「解放」的接收,帶來的卻是比德國時期更為嚴酷且無情的統治。紐西蘭軍政府對薩摩亞採取了高高在上的軍事獨裁管理,對當地的文化習慣展現出極度的輕視。而兩國關係歷史上最慘重的一場災難,發生在1914年接收後不久的1918年。當時,西班牙大流感肆虐全球,一艘載有流感病患者的紐西蘭商船「塔拉維拉號」(Talune)抵達阿皮亞港口。當地的紐西蘭行政官疏於職守,幾乎沒有進行任何基本的檢疫與隔離,便放行船員與乘客登岸。病毒隨即像野火般,在毫無免疫力的薩摩亞居民中蔓延。短短幾週內,高達五分之一、約佔總人口20%的八千五百多名薩摩亞人活活病死。無數家庭滅門,村落絕嗣,哀鴻遍野。更令島民憤恨的是,鄰近的美屬薩摩亞因採取了嚴格的隔離措施而無一人染病,紐西蘭政府的自大與失職,在薩摩亞人心中埋下了無法磨滅的仇恨種子。

茂運動與黑色星期六:血染阿皮亞的獨立抗爭

大流感的悲劇徹底激發了薩摩亞人的民族自主意識。面對紐西蘭政府對傳統酋長權力的進一步打壓以及經濟上的不公,薩摩亞人團結一致,在1920年代中期發起了歷史上著名的「茂運動」(Mau Movement)。在薩摩亞語中,"Mau" 意味著「堅定」或「見證」,其核心口號是簡短卻震撼人心的「薩摩亞人的薩摩亞」。這是一場走在時代前列的、高度組織化的非暴力公民抗命運動。支持者們身穿紫色拉瓦拉瓦(Lavalava,當地傳統腰布),以不納稅、不服從、罷工以及抵制進口貨的方式,表達對紐西蘭統治的抗議。

面對這種馬丁路德金、甘地式的和平抗爭,紐西蘭託管當局卻選擇了最激烈的暴力回應。1929年12月28日,歷史記下了悲慘的「黑色星期六」。當天,茂運動在阿皮亞街頭舉行了一場和平遊行,目的是迎接收監期滿釋放的同胞。現場氣氛雖然激昂,但參與者皆手無寸鐵。然而,維持秩序的紐西蘭憲兵因情緒緊張與傲慢,突然向遊行隊伍開槍,隨後甚至動用了機槍進行瘋狂掃射。子彈無情地穿透人群,現場頓時血流成河。在這場屠殺中,茂運動的領袖、愛國的最高酋長利奧洛菲三世(Tupua Tamasese Lealofi III)在試圖安撫群眾、呼籲和平時中彈身亡。他在臨終前對守候在身旁的族人留下了最後的遺言:「我的血是為薩摩亞而流。讓它流吧,保持和平,不要報復。」這份超越仇恨的胸懷,成為了薩摩亞爭取獨立的最高精神圖騰。經歷無數流血與抗爭後,薩摩亞人終於在1962年1月1日,迎來了期盼已久的正式獨立。

遲到的正義:克拉克的正式道歉與和解

歷史的傷口雖然會結痂,但若沒有正視與認錯,底下的膿血便永遠不會消失。隨著薩摩亞獨立建國,紐西蘭國內的知識分子與政治家也開始反思這段長達數十年的黑暗託管史。當時間來到二十一世紀,這份歷史的虧欠終於迎來了官方的正式回應。

2002年6月4日,正值薩摩亞獨立四十週年的盛大慶典。時任紐西蘭總理的海倫‧克拉克(Helen Clark)做出了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決定。她親自率領高規格的紐西蘭官方代表團飛抵阿皮亞。在阿皮亞舉行的國宴上,克拉克站在薩摩亞國家元首以及無數當年茂運動志士的後代面前,發表了一份載入史冊的道歉聲明。她承認,紐西蘭早期的殖民統治因不當管理、疏忽以及缺乏對薩摩亞文化傳統的尊重,給這片土地造成了無可挽回的痛苦與家庭破碎。

這份遲到了幾十年的道歉,在現場引發了極大的情感震動,無數老人當場落淚。當時的薩摩亞總理圖伊拉埃帕(Tuilaepa Sailele Malielegaoi)代表全體國民接受了這份道歉。他展現了薩摩亞傳統文化與基督教信仰中崇尚寬恕的博大胸懷,表示「寬恕是我們文化的基石」,並宣佈兩國歷史上最沉重的一頁就此翻過。這場正式道歉,成為了太平洋地區去殖民化歷史中的一個典範。自此,兩國關係逐漸恢復並昇華,雙方簽署了《友好條約》,在經濟、移民、體育及文化等層面建立了平等而緊密的夥伴關係。

反思:雞蛋與高牆的權力變奏曲

站在穆利努烏的墓地前,筆者的思緒不禁飄向了更深遠的哲學層面。一直以來,在談論國際政治與歷史壓迫時,我們都不自覺地陷入了日本作家村上春樹所提出的所謂「雞蛋與高牆」的迷思。在普遍的認知中,世界被簡單地二分為強權(高牆)與弱者(雞蛋),而人們的同情心自然會毫無保留地投射在雞蛋身上。提起德國,現代人的腦海中總會自然聯想到它是發動兩次世界大戰的恐怖強權,是一道凌虐歐洲乃至全世界的鋼鐵高牆。而在這道法西斯與軍國主義的高牆面前,紐西蘭、比利時、荷蘭,甚至是遠在太平洋的薩摩亞,似乎全都是瑟瑟發抖、值得同情的雞蛋。

然而,薩摩亞的歷史卻像一面明鏡,戳破了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敘事。歷史的殘酷真相在於:權力是相對的,身份是流動的。面對更弱小的雞蛋時,原本在強權面前扮演雞蛋的角色,轉過身來,也可以變成一道冰冷無情的高牆。

環顧世界殖民史,這樣的權力變奏曲屢見不鮮。在歐洲戰場上屢遭強鄰蹂躪的比利時,看似是不折不扣的雞蛋;然而其國王利奧波德二世卻在非洲剛果建立了個人的「剛果自由邦」,為了榨取橡膠利益,殘忍地砍下無數當地黑人的手腳,犯下了罄竹難書、幾近種族滅絕的滔天罪行。同樣,在二戰中被德國納粹迅速攻陷、飽受摧殘的荷蘭,也是世人眼中的受害者;但荷蘭轉向亞洲時,卻化身為侵佔印尼數百年的殘酷殖民者。甚至在二戰結束、全球迎來去殖民化浪潮的集體趨勢下,荷蘭依然死死抓住印尼不放,不惜發動慘烈的殖民戰爭企圖繼續奴役這顆亞洲的雞蛋。

回到南太平洋的語境,紐西蘭在面對大英帝國或二戰的德國強權時,自然是處於弱勢的雞蛋;但在更為弱小、缺乏現代化武器與話語權的薩摩亞人面前,紐西蘭政府卻毫不猶豫地化身為一道無情且殘暴的高牆。無論是任由流感病毒吞噬五分之一的人口,還是在阿皮亞街頭用機槍掃射手無寸鐵的遊行群眾,紐西蘭殖民政府在薩摩亞展現出的殖民傲慢與暴力,反映了殖民統治常見的權力邏輯;在對待弱勢民族時,其行為與它所批判的帝國主義並非毫無相似之處。

這座埋葬著德軍與薩摩亞人的墓地,最終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啟示:人類歷史上的悲劇,往往不單純是「壞人」對「好人」的壓迫,而是「權力結構」對「人性」的腐蝕。當我們凝視歷史時,不能僅僅滿足於譴責某一個特定的強權,更需要警惕任何群體在掌握相對權力後所滋生的傲慢。紐西蘭2002年的正式道歉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它展現了一個國家終於有勇氣承認自己曾經從「雞蛋」變成了「高牆」。走下這座歷史的舞台,願未來的世界能少一些盲目的權力崇拜,讓每一顆在陽光下生存的雞蛋,都能真正免於被高牆粉碎的恐懼。

《凝視太陽:面對死亡恐懼》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02/07/2026
專欄:好書推介

在烈日當空之時,太陽刺眼讓人沒法直視。而精神科醫師歐文.亞隆(Irvin D. Yalom )為他的著作命名為《凝視太陽》(Staring at the Sun),正是要指出: 死亡與烈日一樣,都叫人難以直視,但他亦同時呼籲我們要堅定不移地凝視它,並克服對死亡的恐懼。透過正視死亡,我們得以把強烈的恐懼轉化為可以承受的焦慮,在適當的指引與陪伴下,平復內心的不安,讓生活重新充滿活力與意義。

Yalom 是猶太裔的俄國移民,於美國成長、學習,成為了精神科醫師及史丹福大學醫學院精神及心理學系的教授,他是當代具影響力的心理治療大師之一,將存在哲學融入心理治療,並指出人類面臨四個「終極關懷」面向:死亡、 孤獨、生命意義及自由 。他指出,在日常的臨床實務裡,這四者互相交纏盤繞,但死亡焦慮是其中最明顯也令人苦惱的一個。

Yalom 觀察到,對死亡的恐懼很少直接浮現,而是常常偽裝成其他心理症狀,例如強迫行為、關係困難、工作狂熱或逃避親密連結。這些焦慮常在「覺醒經驗」中被觸發——如親人過世、離婚、重病、創傷、衰老,或強烈的夢境——打破我們日常的否認機制,讓死亡的現實清晰浮現。但他強調,認識到死亡焦慮的存在是療癒的第一步,許多心理困擾的根源其實是對有限生命的恐懼。

雖然Yalom是位無神論者,但他指出有不少人認為世事無常:人生就算快樂,也會在剎那間消失得無影無蹤。人生有何意義?他提出了「漣漪」的概念,就是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起了同心圓般向外擴散的影響力,可能影響他人好幾年,甚至好幾代。就算自己看不見,但依然持續在人心深處起波瀾。雖不至於是名垂千古,但也能在有限的生命裡留下我們的人生體會、智慧、善行,傳達給相識或不相識的人,就如人們所說的:以生命影響生命吧。他亦指出努力活得無憾、無悔,並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連繫,減少孤獨感,陪伴大家走向衰老及死亡。

這不是一本冰冷的理論書, Yalom在書中寫了很多他曾作治療師時所幫助過的個案。一邊看不少在人生低谷的故事,一邊理解作者的理論及想法,一邊逐漸轉化對死亡的恐懼為改變的勇氣,學會珍惜每一當下、多陪伴關心及安慰苦難者的生活態度。

作者的「漣漪效應」是書中一個要點。作為基督徒,我們可以視之為「在地上為主發光」,在信仰上影響他人對基督宗教的看法、了解福音。當 Yalom 專注談此生時,可提醒我們,在地上的漣漪,最終在基督裡可擁有永恆的意義。我們的生命,是否能成為基督的馨香之氣?

《鐵拳教育》引發的討論

郭卓靈 | 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8/06/2026

近日Netflix劇集佔第一位的是韓劇《鐵拳教育》,引起了坊間一些討論。劇集講述韓國教育局局長因教師女兒兩年前被學生殺害,眼見校園欺凌與暴力日益失控,於是與女兒的準丈夫羅華振成立「教權保護局」。羅華振以督察身份進入學校,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極端方式,對付「犯事者」。

劇中,羅督察與同袍面對校園欺凌者、怪獸家長、受賄老師及販毒惡霸等問題時,採取了極具戲劇化的強硬手段,例如以暴制暴體罰欺凌者、瓦解欺凌小圈子並反向孤立他們、強迫怪獸家長親身體驗孩子的學習苦況,以及透過社會輿論施壓令惡人受到懲罰。這些情節為觀眾帶來強烈的復仇爽感,因此《鐵拳教育》自播出以來長期高踞Netflix劇集榜首。然而,劇集的極端手法同時引起韓國老師和教育關注人士的憂慮。他們擔心觀眾會模仿劇中「私刑正義」,以暴力或過激方式解決校園問題。

筆者同意不能合理化暴力,教師也不能使用暴力作為教育手段,應該耐性地尋求不同有效的方式來教育學生及回應家長。包括用方法增加學生的同理心,讓他們能體會別人的苦況;亦作出不同的家長教育,讓他們知道孩子的學習特點,配以不同的教育方法。

但我們也不能否認,劇中的內容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實,在香港亦有部分學校確實存在類似劇中的學生,既無心向學,又故意在課室阻礙教學、破壞班風,更威脅到老師的安全和身心健康:欺凌同學、仗著年紀小而難以被法律制裁;學生KOL操控網上輿論、血口噴人、顛倒是非,嚴重損害師生名聲。而一些怪獸家長亦對孩子、老師的生活作出嚴重干預…… 而校規與法律往往束手無策,上述種種問題確實令人困擾該如何有效處理。

《鐵拳教育》畢竟只是劇集,編劇把現實中的棘手難題推向極端,以製造強烈的戲劇衝突和討論話題。但這何嘗不是一面鏡子,照出了真實世界裡,校園欺凌和師生權益問題長期得不到妥善解決的困境?香港亦發生過一些老師因壓力大而影響情緒、出現傷害自己的情況,而校園欺凌亦為世界數一數二的地方。當局除了要不斷加強學生追上科技潮流,學習太空人及AI教育,還需面對現況,重視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尊重,以及青少年的生命教育,並有效地保護師生身心,為有心上課的學生提供安全的教育環境。


參考資料:

〈Netflix《鐵拳教育》大熱掀爭論 首爾教育監 反對以暴制暴 〉,《 香港01》,2026年6月17日

《死亡這生命課》

郭卓靈 | 項目主任 (傳媒與生命教育)
21/05/2026
專欄:好書推介

人生之中「生、老、病、死」的「老」或「病」,或許有些人可以不必經歷,但我們自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是一天一天地邁向「死亡」,這不是悲觀,而是我們必然面對的事實。雖然,自古以來,有很多人想盡辦法不用經歷死亡,但從來沒有一個人可以做到。作者鄧瑞強博士,是學者也是牧者,他於書中引述了四位已故神學家不同的死亡神學,來引發讀者對死亡的反思。鄧牧稱這些理論為「神學圖畫」、「藝術品」,啟發著我們的想像與體會著信仰的深度。

鄧牧認為要「理解死亡,不能離開理論視角」,所以他引述了拉納(Karl Rahner)、雲格爾(Eberhard Jüngel)、巴爾塔薩(Hans Urs von Balthasar)及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四位神學家對死亡的四種不同的思考重點來擴闊讀者對死亡的理解及看法。

關於這四位神學家的看法,個人對拉納最為深刻,他認為:「生活著,就是死亡著(living is dying)」。如我們追問死亡是甚麼,因為生與死是連在一起的,所以是與追問生活是甚麼,根本是「一個問題的兩面」。鄧牧亦指出「順服天命的任何人,理應像耶穌那樣活。在活著的每個環節中,都活出經過抉擇的小死。每一次的小死,都是走向上帝的一小步。」因此,對拉納來說,死後審判實質就是「生活本身向人揭露其生活的本相」,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選擇一種上帝喜悅、好的活法,也即選擇一種好的死法。

另外三位神學家對死亡的看法,也叫人更深刻重視神與我們的關係、虛己與盼望,很值得我們更深了解。如鄧牧最後所指出的,思考死亡,就是思考生命,值得我們打開心扉,接觸死亡神學,細思有終點的生命,反思其意義。

《正義女神》中的濁流與清泉

郭卓靈 | 明光社項目主任(傳媒及生命教育)
15/05/2026

女法官言惠知(言官,佘詩曼飾)因錯判一宗兒童墮樓案而造成悲劇,決意申請調任為少年法庭裁判官,要在青少年還能受教之時,小心追查每單案件,以便正確教導他們走回正途。

繼《新聞女王2》後,電視台再度推出改編自中港真實案件的法庭劇《正義女神》,該劇除了幾位主角演技出眾、以及是藝人許紹雄的遺作受矚目外,由女演員反串飾演14歲陰險且具反社會人格的男學生高成彬(劉倬昕飾)更是一大亮點。除了收視成績,筆者認為劇中對「家庭教育」的探討及父母面對孩子犯罪的態度,最值得大眾反思。

根據香港《少年犯條例》(第226章),處理16歲以下青少年犯罪的重點在於教化而非懲罰。少年法庭審訊不對公眾開放,僅限家長旁聽。劇中透過約20宗案件,揭示了錯誤的家教方式:有些父母過度溺愛,甚至偽造證物助孩子「走精面」逃避法網,使其漸成惡霸;有些則施加過高壓力或情緒勒索,導致孩子心理失衡而犯案。這些「愛他變成害他」的例子,讓人看得唏噓。

此外,劇中有不少篇幅,深刻呈現了校園欺凌的殘暴。學生因恐懼淪為目標而選擇沉默,成為「集體幫兇」;校方則為保校譽而掩蓋真相。現實中,香港校園欺凌問題確實嚴峻,有研究顯示本港學童受欺凌率曾位居全球前列。

雖然有人能「出淤泥而不染」,但更多孩子因原生家庭或曾被欺凌而身心受創,需用一生去治癒。劇中「言官」對繼女的態度,以多溝通與信任的方式,在女兒惹上官司後願意放下工作,全心幫她打官司、調查案件,與其他法律界同業對親生孩子犯案時的多疑或縱容態度,形成強烈及鮮明的對比。

最後,筆者發現此劇有一特色,有些角色(如言官、鄭官)常常飲用清水,彬母高淑華(陳煒飾)亦曾遞清水給其子勸誡他,這除了部份是植入式廣告,似乎隱喻著「以水洗清罪惡」,與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印度電影《失竊風雲》(Maharaja)中主角在面對嚴重罪行時亦會飲用大量清水的做法相似,大家在追劇時,不妨留意編劇這番心意。